科技经济人
·季 吴·
电台３月２６日的《报刊荟萃》说到，现在一些知名人士，利用自己的行政职权或高级职称等优势，申请重大科研项目获取经费，之后由研究生或其他人作打工仔，自己不作研究，只当老板，但老板的科研经费“劳务提成”极高。舆论将这种人称为“科技经济人”，并加以谴责。这虽不是新闻，但确实已经到了不能不整顿的时候了。这种不干事实而只以科技老板身份搞钱并攫取科研成果，让许多埋头苦干的真正学者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任老板剥削的现象，这些年来越演越烈，并且已经公开化、“合法”化、集团化，因而也越来越不得人心。
现在，无论评审职称，还是评选什么专家和荣誉称号，都要看他的学术水平，其主要依据是他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论文的数量和“档次”。是否是国家级、国外著名刊物发表，是否被收入诸如ＳＣＩ、ＥＩ、等重要索引，是否有很高的引用度等等，都是重要指标。这恰恰让那些“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到实验室坐下来搞研究，或水平限制搞不出新东西的“知名学者”，或有权而无心搞研究的人，十分伤脑筋。于是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各种关系，从横向或纵向搞来巨额的科研经费，在助手们搞出的成果上挂名，而且要挂在前面。于是一批“成果茁著”的领导干部或优秀专家就这样轻松地“培养”出来。个别人的荣誉称号已多达十多个，有的还被国外某些单位聘为“院士”，真可谓“誉满九州”，“声振全球”。
更奇怪的是，近年来还出现了所谓“通讯作者”这个新词，最初人们不理解什么叫“通讯作者”，得到的解释是：就是科技老板，是没有参加研究的项目负责人。也许这种人不仅没有时间搞科研，而且根本没有进过实验室，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他们的助手和打工仔，所以只能以“通讯”方式“参与合作”。据某些主管机构的人士称，“通讯作者”的资格与真实的第一作者是一样的，并已经被各种评价机构承为正式成果。比如南方某省几个高校的几位名人、大学校长，近几年来自己几乎没有进入ＳＣＩ、ＥＩ等重要索引的论文，连那声誉很高的“长江学者”也是如此。但他们要参加某个重要项目的评审，于是就以“通讯作者”的多篇论文充数，居然顺利通过。
这是一股败坏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波及面很广。一些年轻学者也很快学会了“教师”老板的把戏。他们“屁股上长剌”，心里发毛，烦燥不安，坐不下来潜心研究，而是东飞西串，四处活动，争取经费，年轻轻就严然以大师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另一些有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人，特别是企业家和少数官员，昨天还在大学谋求一个研究生学位，今天就成了大学里的硕士或博士导师。一些挂名的导师根本或很少到学校来与研究生们见面，以至有的学生入学两年还没见过导师一面。只是那些老老实实站三尺讲坛的“教书将”才肯超负荷地去应付“大学扩招”的繁重教学任务。
这种环境不仅造就不了真正的大师，而且带坏了下一代。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们，在科技老板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偷懒。某些学校流传的一则顺口溜是这样写照的：“上课打瞌睡，下课谈恋爱，笔记靠复印，论文靠下载，分数有‘保险’，答辩说大概。”研究生们的论文（尤其文科）许多以网上下载的内容拼凑而成，反正导师也忙得没时间去看那些网上的东西。至于各课程的的考试分数，学校规定，每门功课如果达不到７５分就不能进行毕业答辩。你想，哪个老师想自找麻烦给学生７５分以下的成绩？所以研究生的分数贬值，这是不争的事实。答辩时请来的专家和评委都是导师的朋友，答辩通不过，难看的不是学生而是导师，不看僧面看佛面，岂有答辩不通过之理？
许多有智之士呼吁要煞住学术不端这股歪风，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媒体报道，一些高校将以本科生为主体、研究生为重点，开设“学术不端教育”课程，目前正在清华大学等校开展试点。”中国科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说，针对请“枪手”代写论文、网上成段复制他人图文资料等“见怪不怪”的行为说：“在高校开展学术不端教育，一是明确地告诫学生，什么是学术不端行为，二是引导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应该自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养成良好的学术习惯。由于先前没有系统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所以，将学术不端教育纳入课程体系，还需要一个过程。”
应当说给学生开这样的课程是可喜的，但却不是治本之道。因为学术不端的来源并非学生，近珠者赤，近墨者黑，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恰恰是某些导师“教育”的结果。“养不教，父这过；教不严，师之惰”，如果不纠正某些教师的行为，给学生上课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然而导师们的学术不端行为，除了他本人的思想品质不良之外，又是管理制度、特别是各种人才的选拔制度的缺失造成的，学术界的急功近利和浮燥心理，之所以越来越忧心，是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在趋使人们去进行不公平竞争的结果。由此可见，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光靠说教式的课程是起不了太大作用的。
□ 寄自中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kd07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