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案，谁是真凶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女学生群殴折磨致死，是历史上空前又启后的一案，以至事发四十四年后，现在网上仍是热议话题。当年众目睽睽之下的凶杀，至今凶手是谁，尚未定论，继续追究谁是真凶和为当年该校“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鸣冤的文章同时见诸网端。因为是 “群殴”，增加了追究凶手的难度。真凶隐匿，给天下一个“没有凶手”的群殴“结论”，也是专制秘笈之一？
近期热议缘起，是2007年9月9日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庆，以“光荣与梦想”为主题的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评出九十位“荣誉校友”，宋彬彬名列其中。校庆纪念册中相邻对开两页，左边有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右边有卞仲耘遗像。引发海内外舆论大哗，谴责与争论不绝。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着妻子的遗物和相关证据，多年执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他于2007年12月22日致信该校现在的负责人，抗议九十年校庆校方所为，要求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资格，警惕文革卷土重来，并表示“伫侯回音”。到现在，没有任何回音。
2. 还原真相的责任与义务，追究真凶的必要与意义
究竟从哪里来的仇恨和特权，使全市最优秀女子中学的一群女生，停课在炎炎赤日下抡起拳头棍棒，群殴自己的女校长，作下这亘古未有的群体凶杀案，成为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此案为研究人群法西斯化过程，预留了一个典型样本。
前不久有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即1966年8月5日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其中有些名字写错），此举不无道理，因凶嫌（也许不包括元凶）、参与者、目击者肯定在其中。由于学生群殴杀死校长，四十三年后为寻凶问责将全校学生名单公诸于世，像当年文革一样史无前例，突显出历史无情亦有情。
我身为名单中人，受到震撼。花甲之年的我们，面对历史，每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回忆曾经发生在校园里每个人眼前的凶杀，如实记述当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为，写一篇《我的一九六六“八.五”纪实》留给这个世界。
我是名单里“初中1967四班”学生张鸿敏，1966年十五岁。我的校友冯敬兰在《记忆》第四十九期《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文中提到，她日记里记着1967年“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八位初三同学之外，唯一被称为“初二小孩儿”的那人。此文署笔名，因在美国作记者以现名张敏发稿，凡署笔名之作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言说。
《记忆》杂志第四十七、四十九期先后发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二），选辑有关文件、回忆研究文章、访谈记录等，对于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对每位如实回忆当年情况的校友，我深怀敬意。
当然，我对文中观点不尽认同。例如，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当然同意每个人要面对自己良知，更要说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哪怕只是一个细节。
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只有这样，卞仲耘校长的冤魂才能安息，也才有望禁绝此类规模不等、屡屡发生、已延绵六十年以上的各样群体凶杀，终结以“革命”的名义一再藏匿真凶、吞噬掉至少八千万人性命（非正常死亡），仍不加追究、还不断洗刷国人记忆、荼毒国人心灵的荒诞史。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调查还原真相。卞仲耘校长1966年8月5日下午在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被群殴时，我是现场目击者。
关于殴打卞仲耘是自发还是有人组织、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对卞仲耘之死是否负有责任等等，目前争论有多处焦点，所涉问题很广。因本文篇幅有限，先就我所知，略谈一、二。
3. 从8月4日班级斗争会看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7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8月5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被群殴致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的偶然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國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本校毕业，刘少奇、邓小平之女 1966年分别在该校读初一和高一。文革文件证明，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由邓小平直接过问，了解文革进展情况。虽然后来他被打成二号“走资派”地位一落千丈，毛泽东始终掌握文革发动和领导权，掌握生杀予夺最高权力，无人不晓。
卞仲耘8月5日蒙难前两天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情，也许可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學，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類。
“紅五類”有革命的權力，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紅”也不算“黑”的灰色地带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我们班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原知道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谁也不知那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XX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出身不坏的，今天却与我为伍，也知道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响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再唱前曲，末尾加上喊出的道白：“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到底是少女初次学痞，道白显然迟疑，声音参差不齐。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
显然一切早有准备。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可聊以自慰的是，十个“黑五类”无一例外，都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揭批一再交替。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XX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她带给我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此后也没人愿意再提起这天。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
8月4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鬥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XX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XX，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XX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如果说8月4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8月5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
4. 我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蒙难日所见
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类”同學一起被押到操場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長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釘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长血衣至今，确认我记忆中卞校长那天所穿衣服颜色样式质地都没记错。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仲耘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我当时没跟过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在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XX、崔XX和孙XX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第二天，从学校广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長前一天被送进邮电醫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醫院前，已经死了。
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四七期(cm092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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