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起來一生經歷了幾位老師。但每一位老師都是命運的安排，每一位老師也都是我的恩師，因為都有恩於我。但“恩師”卻又是漢文化裡一個特殊的概念，它把學生對老師的一份終身難忘的感念揉入了”老師”這一職業名稱。當學生自己步入耄耋之年，依然刻骨銘心， 感佩再三的恩師其實並不多。
潘壁芬老師
以前的上海南市區有條街，叫阜春街，阜春街上有座小學就叫阜春小學。抗戰爆發，為了避免和日偽糾纏，學校搬至法租界，亞爾培路，後來的陝西南路，靠近霞飛路（後改名淮海中路）。當我到了上學年齡，母親就帶我去阜春小學（其實已經改名陝西南路小學）面試。面試的內容我記不得了，但是考官（一位中年女教師）對我下的結論我卻記住了，由此而沾沾自喜了大半輩子。考官說：這孩子記憶力不錯。
於是我被分派在一丁 （一年級丁班），後來的二丁，再後來的三丁， 都是全校鼎鼎大名的亂班。 班主任潘老師瘦瘦小小，就是個大女孩子，她的女兒就是本校的高年級生，母女倆行走在校內，真是一對姐妹。大女孩子的潘老師真的做不了孩子王每天上課，全班亂起哄，她根本壓不住。我記得， 一個皮大王一屁股坐在地上，正面對著課桌後的女孩子，那是個非常嬌小漂亮的女孩，名字裡有個非常難寫的字： 懿。男孩子不知哪裡找來一截木棍，雙手攥住木棍的一頭，將木棍的另一頭抵住女孩的雙腿之間。女孩用雙手死死地護住自己的的胯間，滿臉緋紅，她朝我投來哀求的一瞥。列位看官，您以為下一幕是筆者的英雄救美？ 錯。我是班上的名列前茅的受氣包。我的同桌是個女孩，單名為恬，非常恬靜。有時下課鈴響，她 走到門口，不放心，又回來招呼我，一起出外享受課間幾分鐘的陽光。 我卻在課桌旁抽泣着，等待鈴響，膽戰心驚於下一場的惡作劇。
熬到學年末， 最後一天到校。那是個大雨天，地上都積水了。潘老師替我叫了一輛三輪車，透過車蓬，看到大雨如注，我抬起了雙腿，水快漫上踏板。 一路上我小心翼翼捧着潘老師遞給我的一筒紙捲，到家第一件事是趕緊遞給母親。母親打開，那是 一份獎狀，查某某品學兼優，特此獎勵，校長范敬美。
暑假裡有回校日，傍晚時分，潘老師準備了許多事小人書，任人選閱。 教室成了閱覽室，倒是非常安靜，男生和女生，淘氣王和受氣包，難得平安相處，共同享受閱讀 （小人書）的快樂。我還在挑挑揀揀，潘老師卻遞給我一本厚厚的小人書：“魯迅的童年”，她的目光中是少有的不由分說的權威。我硬著頭皮坐下來讀書。但我畢竟還是個男孩子，我也喜歡沖沖殺殺，我會從硬紙板上鉸下一個圓盤，圓盤按在玩具長槍上，那就是蘇聯英雄馬特洛索夫的轉盤衝鋒槍。父母去上班了，我會在他們的大床上爬上爬下，執行我的偵察任務。那麼多的小人書，一定有好人壞人的故事。閏土家的羅漢豆好不好吃，與我何干？
到了二丁，比起一丁，更是亂上加亂。終於出事了。不知誰投擲了什麼，打傷人了，見血了，男生女生齊齊驚呼。有人應聲倒下。倒下的是潘老師。校方將全班集中到操場訓話。潘老師站在二樓的辦公室，隔着落地窗，呆呆地望著我們。眼神中滿是無奈，無助，和自責，看得我們心酸。
後來她被調走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潘老師。七十年了，我老是在想，潘老師執著地一定要我讀魯迅的書，那是她在繼續默默的教誨：如何做人處事；抑或是她對我的某種期許，那期許會讓我汗顏終生。潘壁芬老師，您能告訴我嗎？如果我們師生還能相見，在奈何橋的這一頭或者那一頭。
趙文榮老師
小學一二年級，我身處亂班，亂得老師根本無法掌控。 三年級來了一位王老師，她好像此前並無教過書，倒是非常有手段，她的輕聲細語居然把一個亂班治理得服服帖帖。記得有一天，她病了，病了的她就端坐在講台後，全班學生魚貫而出，在操場完成升旗儀式，做完早操，再魚貫而入教室，王老師始終全程端坐不動。全校師生對我們這一亂班開始刮目相看。可惜好景不長，王老師離開了，另有高就或另有他故。於是亂班又開始故態復萌。四年級時，趙老師來了。
趙老師，當時應當有五奔六。矮矮胖胖，上班下班時，一只手提一隻碩大無比的大草包。她講一口蘇州話，她的行事風格和王老師恰恰相反，她的大嗓門一開始就讓亂班的最兇的刺兒頭也為之側目。她最常說的一句蘇白：“俄要契仔人參來脫俚篤纏”（我要喝了人參湯來和你們纏）， 纏，糾纏也，纏鬥也，纏不清，理還亂。我當然不相信她會喝人參湯， 一個小學老師工資微薄 （我母親就是小學老師）。但是她的認真, 她的我行我素的行事風格，絕不買帳的性格，契而不捨的“纏“，終於開始理清亂班的亂，亂班有了起色。我自己也水漲船高，作為班上連續三年“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左臂上也掛上了三道槓，成了全校的大隊長，這是一生做過的最高官階。於是我開始飄飄然，於是我也學了點我行我素的新作派。記得是個下午，好像是個雨天，我本該去學校，還有個大會由我作主持。記不清我在家裡玩什麼，玩的興致上頭，學校就不去了吧。當時也沒有電話，通知一聲也就免了吧。於是興致勃勃繼續一個人玩下去。到了五六點鐘，突然有人亮著嗓子“破門”而入。趙老師，一手提著她的大草包，一手提著一雙雨鞋，開口就是訓斥，豈止訓斥，近乎開罵了。她足足“罵“ 了半個小時，我母親回來了，趙老師作簡單的交代，她走了，我母親接著“罵”， “罵“到我父親回來，我父親再接力“罵”。我母親不會蘇州話，但是我父親出生在蘇州，平時不講蘇州話， 但在重要場合一定用蘇白，那是他的官話。現在他用官話繼續趙老師的訓斥。上海有句俗話，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寧波人談戀愛。寧波話太生硬，你儂我儂用寧波方言說出來，也像是在吵架。而蘇州女人罵一聲 “殺千刀’，也是千轉百徊，風情萬種。那天晚上，我哭了半宿。終於領略了蘇白中的殺伐之氣，從此開始理解兩個概念：何為責任，何為承諾。
上中學後，每天都會路過趙老師的家。記得是在富民路口，孤零零一棟兩層的舊式洋房，門口有幾級台階。記得是過年，和小學同學相約去拜年。拾級而上，推開沉重的玻璃門，左側便是趙老師的家。一間房， 尚寬敞。舊洋房還沒有淪落到七十二家房客搶過道的不堪。趙老師靜靜地看著我們，靜靜地聽着我們的講述，她的雙臂伏在桌上，下巴就枕在手臂上。她的背後是一排書架，書架上是一排大小不等，殘缺破損的辭典。 趙老師介紹說，那都是丹麥語詞典。她的丈夫在郵電局工作，而中國最早的郵電業務是由丹麥人開啟。 她的丈夫已經退休，正在研究這一段歷史。此刻的她，聲音和目光一個樣，非常柔和，非常慈祥。
後來我經常走過趙老師的家，卻沒有了動力去拾級而上，推開那兩扇沉重的玻璃門。再後來我也去了丹麥，見到在岩石上扭捏的美人魚，卻立刻想到那一排丹麥語的詞典， 想到趙老師。不知她的先生是否完成了他的歷史研究，趙老師應當早退休了。
如果我再回上海，如果我憑記憶還能找到那棟舊宅，如果那棟舊宅能夠逃過被拆遷的宿命，我會拾級而上，推門而入，輕輕問一聲，趙文榮老師在家麼？我沒有帶花，沒有帶酒，只捧著借來的四個方塊字。
（作家汪曾祺回憶兒時老師，用了四個字： 師恩母愛。）
楊永年老師
我往谷歌輸入三個字：楊永年。隨即跳出許多聞所未聞的大名人：作家、收藏家，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政治系教授，教授，主治醫生， 等等。我想搜尋的楊永年老師卻不在其列。楊老師是個普通的中學老師，我初中一年級的班主任。
楊老師是圖畫老師，圖畫課當然不是讓人關注的重點科目。他是矮小的個子，戴一副圓框的眼睛。我不知道楊老師之前是否擔當過班主任。但是楊老師弘揚他的圖畫老師的的專長，自創一套辦法，整個的班級管理得井井有條。牆上是他掛的條形鏡框，框住的是他設計的表格，全班每個同學的大名位列左側第一行，接著是他規定必須遵守的條款，犯過者，就在那一欄那一行，貼上一個小紅點。一目了然，童叟無欺。他規定的細則我記不住了，但是有一條，至今我還在執行。離開座位時， 必須把椅子推回原處。一開始，為著這一條，吃紅點的同學，包括筆者，源源不斷。有聰明的想出了對策。人已經走到了門口，突然奔回來，就在自己的座位略略站一會兒，表示自己剛剛站起來，然後把椅子輕輕推入，讓椅子的靠背貼上課桌的邊緣。楊老師的那個紅點倒是養成了我終身的習慣，把拉開的座椅復歸原位，無論上課，開會，還是在自家。
後來我讀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济的傳記，他出生於美國，1947年3月7日[3]，去世于上海宏恩医院（後來的华东医院），享年83岁，葬于上海静安公墓，後來的靜安公園。靜安公園 離我們的母校咫尺之遙。按聖約翰學生的回憶，卜校長自創一套記過的方法。例如，早起不迭被 （校長每週巡視宿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上課遲到，不按時就寢 （宿舍晚九點半熄燈，不准交談），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的人必須關燈 （卜校長初到中國，就借住在上海郊區一戶農民家， 從此說的一口上海城裡人為之側目的“鄉下人閒話”，卜校長就會用鄉下人的方言告誡學生：電燈公司賺了大鈔票，學校要破產的。）犯過的學生會得到一張 ticket （罰單）， 按罰單，星期六下午要在教室內枯坐半小時，不得缺席，因為卜校長同時陪坐， 罰單被戲稱為校長的“大菜券”（請帖）。我不知道楊老師的方法是否基於卜校長的系統而加以細化。但是楊老師的處罰“點”到為止，遠遠不如大菜券背後的徹底無情。因為攢夠了25 張大餐券，立即開除。
我們入校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物資緊缺。記得是在第一個期末， 臨近寒假。楊老師組成一個小組，土法造紙。取一大缸，倒入切碎的廢紙，再倒入粉末狀的“苛性鈉”，學名記不住了，只記得襪子上沾上一點，就是一個窟窿。碎紙漚爛成稀糊狀的紙漿。我們用楊老師不知何處定制的篩子，沉入大缸，紙漿就沉澱在細細的銅網上，稍待陰乾，將篩子倒轉，往桌面 輕輕一撲，一張紙就形成了，大小不一，邊緣參差不齊， 紙質粗礪，無法書寫。用作手紙，成本也太高了。終於組員某說出了盤旋在我們心裡的經濟學的考量。大家沉默不語，楊老師也不說話，但是我卻記住了他的炯炯目光。後來那卷黃黃的厚紙，被捲成一筒，還環繞上紅絲帶，作為學校科技教學成就“獻禮”的一項。
離校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楊老師。靜安公園後來倒是常去，當然卜校長的墓早已蕩然無存。
昨夜我又夢迴母校，又 夢迴靜安公園。我在林蔭大道上找一條長椅坐下，卻想到楊老師的造紙術。當年困擾自己的經濟學問題現在引申到一個哲學問題。叔本華說：“我們前進，打開新的門，做新的事，因為我們好奇，好奇性引領我們踏上新路。”（We keep moving forward, opening new doors, and doing new things, because we are curious and curiosity keeps leading us down new paths. ）我現在才明白，楊老師的目光所折射的正是他內心的一份童真的好奇。只是多少年來，我自己一向秉承自創的庸俗經濟學：為人處事，先問一聲：有啥好處。所以蘋果的喬布斯告誡斯坦福大學的新生： Be hungry。 Be foolish 。我就讀不懂。我想，楊老師無法言傳但是身教給我們的正是那一份純真的好奇性。它是一切行動的起端，與人以行事的熱情。夢中的我豁然開朗，於是 站起來， 回眸再看一眼長椅，確認它固定在地面， 無需推回原處。然後我才離去。 夢遊中的我還惦記著楊老師的那個小紅點。
常純民老師，冉漢光老師，張純青老師
1969 年, 我沒有上山而是下鄉到了黑龍江的農場，行裝裡有一本祖父曾用過的牛津詞典。1973 年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筆者有幸為農場推薦，進入名單。招生辦的馮主任特地為我安排了一次面試考官是北外的王老師。他坐桌子的這一頭，我坐那一頭，馮主任坐中間，桌面上兩根蠟燭，那晚停電，燭光搖拽人影在牆上晃動。面試全程用英語進行，內容我現在全忘了，但是記得王老師口氣中的嘉許，感覺出馮主任目光中的期盼。面試結束，步行八里半的夜路趕回連隊。人開始飄飄然， 騰雲駕霧，因為那七高八底的土路是通往北京的金光大道。
後來馮主任告訴我，王老師猶豫了很久，終於沒有給北京打電話請示。因為我的檔案中有一條，父親高中時集體加入國民黨。然後我被推薦入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它的前身是師範專科學校，和北外相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是英語系，馮主任安慰我。因為父親動手術，我趕回上海， 再從上海趕回齊齊哈爾去報到，我被告知分派到了中文系，中文系師生正在附屬農場學農。留守的老師說： 一會就有卡車去農場。我帶著行李爬上卡車，從農場到農場，繼續學農。
到了兩年級，又去學工，齊齊哈爾車輛廠是個近萬名職工的，年生產能力達7600輛的貨車製造廠，屬於國家大型企業。 對我而言，食堂的伙食太好了。可以吃飽吃好。和女同學小董分在電焊班，用電焊槍焊住構件的接口。我們幹得不錯，臨走班上的師傅一定要和我們合影，“歡送工農兵大學生”。這是我整個大學生涯唯一的留影。後來又去大慶油田學工，當地燒原油取暖，大家的鼻孔都是黑的。有同學看到高高的煙囪頂部是熊熊烈火，晝夜不息。於是來了詩意：“啊，那永不熄滅的火炬。”引來當地工人一聲長嘆：“我們的技術跟不上，天然氣來不及處理，只能隔空燒掉。可惜啊！”學生分成班組，有老師帶隊。常老師是我的帶隊老師。常老師教現代漢語。東北男子多大漢，常老師是地道的東北人，卻像是南方人，個頭不高，相對廋小，但是顯得精幹，嗓音有些高亢，但是說話乾脆利落。因為朝夕相處，師生融洽， 終於有一天我對常老師打開心扉，一吐為快。常老師默默聽完，並無評論。
回校不久，常老師突然找我去冉老師家“串門”。冉漢光老師當時是學院英語系的老師，抗美援朝時，他是志願軍的翻譯。高高瘦瘦，目光炯炯。大概是第二次我單獨去串門時，冉老師取出一份考卷， 是他為我定身量制的考卷，記得第一部分是動詞搭配，第二部分是介詞搭配，第三部分，忘了，最後一部分是英翻中，好像是選某英美名家的散文小品。前面幾部分，我錯得一塌糊塗，畢竟自學，缺乏訓練。但是英翻中，自己也覺得下手順暢，心裡有點小得意。有一個詞，英語原文我忘了，我譯為“渾渾噩噩”。 冉老師激賞， 說“好”。 然後他當場把試卷全部撕毀了。“免得你有顧慮。”他說。
再過了不久，常老師又來約我去英語系的張純青老師家“串門”。張老師是俄語出身，曾有機會去烏克蘭專攻烏克蘭語，因故未成行。英語在她是另起爐灶，居然也爐火純青，張老師是英語系的業務骨幹。張老師倒是沒有為我安排考試，但是我帶去徐燕謀主編的”大學英語“，請教老師。“有問題就常來問”， 她說。於是我常去，有時時近中午，張老師就說：“和我們一起吃飯吧。”她的丈夫高高大大，卻是南方人，但不適合在東北的生活，春夏之交會犯病，這也是我第一次聽說“花粉過敏”。
到了三年級上，常老師又邀我去英語系的趙主任家“串門”。趙主任倒是開門見山：英語系準備向中文系要人，你現在就過來，上午上課，下午在電教室工作，畢業後留校英語系。
這次我倒是沒有騰雲駕霧，反而憂心忡忡。三位老師為我鋪墊的路， 我有幸踩上去麼？果然中文系某主任一口拒絕：“這個學生也可以留在中文系麼，比如教外國文學麼，我們也是可以考慮的麼。” 但我已經心灰意冷。
後來我出國了。回國探親，兩次去了母校。張老師已經到大連工作，始終沒有見到。第一次回母校，冉老師出差去了。沒有見到。 第二次回母校， 他病倒在家。他穿著睡衣，顫顫巍巍，接待了我。我簡略說到自己的近況，但對老師的感激之情，我卻“渾渾噩噩”說不上來了。不敢久坐。 臨別，冉老師說， 擁抱一下吧。我輕拍他的背，在肥大的睡衣的包裹中，他的高大瘦削的身子微微顫動。我們師生倆都很清楚，這是塵世間的告別。
兩次返回母校，都是常老師的接待。他一直念叨，你來是給老師長臉了。但我一事無成，他的話讓我汗顏。我離校後，出國留學，涉及學歷，他都為我而奔走，碰壁不是他的過錯，他卻自責。他還是說話乾脆利落，嗓音高亢，他很忙 （後來在網上我查到他連續發表的學術著作和榮獲的科研獎）， 他說他在寫自傳，寫到他在偽滿度過的青少年時代。後來因為忙，我再沒有回訪過母校。我從來沒有給三位老師送過禮，做過哪怕一件小事作為回報。自己不懂事，卻寬慰自己：大恩不言謝。但是過年，一定寄信或寄卡給常老師， 再後來就用電子郵件聯繫。1999 年春節，我始終沒有收到常老師的答复。再去詢問， 卻收到一位陌生人的答复。他說常老師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走了。
（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四四期(cm082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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