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发生的民族冲突和宗教仇杀似乎从来不绝于耳，而最近的巴以冲突又把这个话题推入大众的关注焦点。10月19日，穆白硕先生在《华夏快递》上发表《从“清末回乱”到哈马斯，一脉相承》，回顾清末发生在陕甘地区的那段惨烈屠杀。我在2021年也写过这段历史，原发于《民主中国》。在这里，我把原文作了修改、补充，也呈献给大家。】
近年来，汉维冲突和再教育营等问题把新疆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当代的新疆问题虽然主要体现为维吾尔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政府是汉人民意的代表、汉人是政府的维吾尔政策的强大民意后盾，所以当代新疆问题的本质依然是民族矛盾。
在世界范围来看，民族矛盾处理不善屡屡引起惨烈的大规模仇杀，其例不胜枚举。本文回顾历史并不太久远的另一场汉族与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仇杀：同治陕甘回变，即发生在清末同治年间陕西和甘肃（当时的甘肃还包括现在的青海和宁夏）的回汉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同年代和背景的史学家们也把它称为同治回乱、东干之乱、陕甘回民起义、同治西北战争等。
陕甘回变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军攻入肃州（今酒泉）结束，前后历时十二年。学者们对这场大战的人口损失情况的统计出入不大，这里仅举一例：“根据曹树基的研究，1861至1880年间陕甘人口损失超过2000万，损失比例高达63%。参见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1】在人口密集处、州城府县所在、兵家必争之地附近，死亡比例更高，可高达八九成，史家对此有大量的记录。从人口损失的数量来看，在清朝末年的各次人祸中，其惨烈程度仅次于太平天国，比清廷与外国的数次战争惨烈得多。从当地人口损失的比例来看，陕甘回变之惨烈犹过于太平天国。回汉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都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但陕甘回变在当代中国大众所熟悉的晚清历史中几乎被完全忽略。以我自己为例，我自认为读书不少，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但只是到了知命之年才开始对这场历时十二年，死亡两千万人的惨烈内战有所了解。我的中学历史课本上对此只字未提。相比之下，当代中国尽人皆知的鸦片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人数只有几千人，几乎是陕甘回变死亡人数的万分之一。陕甘回变被中国官方教育故意忽略，应该是由于官方将晚清历史的主旋律定位为外敌欺凌，而陕甘回变的本质是自相残杀，所以是往“勤劳善良”、“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脸上抹黑了。
但是史学家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其脉络基本清晰，值得后人了解。因笔者研究条件所限，不能亲自查阅一次文献，所以本文中主要引用的是历史学者整理之后的二次文献。值得一提的是，一次文献的准确性也经常值得商榷。本文在最后对此有所讨论。
本文的写作目的不是作出史学的新发现，而是作为通俗读物，让普通读者了解事件的大致来龙去脉，旨在以古鉴今，提请更多的人来思考不能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可能导致的惨烈后果。
1. 事件概述
通常把陕甘回变的起点定于同治元年二月的陕西华州砍竹事件，即一批回族团练因购买（砍伐）汉人的竹林作矛而引起的纠纷和命案。纠纷的过程在许多历史资料和网文中都有提及，而细节互有出入。其中的一个版本是当时陕西巡抚瑛棨的奏折：“此次汉回起衅由于华州境内回民购买竹杆，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伤毙回民，当时经人劝散，不意是夜汉民暗赴回村烧毁房屋，于是回民纠众报复，汉民齐团相斗，渭南大荔一带，闻风而起。”【1】本文不试图去追究这个事件的真实来龙去脉，但希望探讨的问题是：冲突在每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会发生，而这次冲突却引爆了历时十多年、两千万人丧生、将整个西北地区几乎摧毁为无人区的惨烈大战，这说明这次冲突的背后有更为深远的矛盾。
在清代，陕西与甘肃是回人与汉人杂居的地方。“大致在清季同治年间回乱前后，陕西居民为汉七回三，甘肃则汉三回七”。【2】后代学者的统计与此估计出入不大。在两省，回汉矛盾已久，而在官府中，官吏中的汉人比例远高于回人，满人对回人的敌意也远胜于对汉人的敌意，因此，整个陕甘回变是以回人为一方，汉人和官府为另一方。
李恩涵记载：“乱事自同治元年二月华州汉回团练互杀开始，由于渭河两岸回民众多，大家处境相同，气声相通，变乱很快蔓延到渭南、大荔、临潼、华阴等县。”【2】
同年五月，回民武装诛杀前来调停冲突的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冲突至此已覆水难收。之后，变乱很快传播到甘肃。
变乱开始后，在回人势力胜于汉人的地区，回人对对汉人和汉官大开杀戒；在汉人和官府势力胜于回人的地区，汉人和官府对回人大开杀戒。“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回汉民族之间的大屠杀，即在同治期间黄河上游区域发生了许多回汉民之间报复性的屠城、屠堡、屠村事件。”【3】
有民谣云：
汉杀回来回杀汉，
秦川闹的不得安，
杀的十村九无烟，
血水成河骨成山。【4】
在冲突的前几年，清廷忙于对付南方和中原地带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在陕甘的势力微弱，不足以抵挡回族起义军的凌厉攻势。1864年，即陕甘回变开始两年之后，太平天国被剿灭。1868年（同治七年），捻军被剿灭。清廷终于腾出手来对付陕甘回军。同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军入陕西。左军的武器威力远胜回军，而各地回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终被左军各个击破。 “左氏有计划地层层推进，逢寨必毁，见人（回民）必杀。”【5】回军只能向甘肃方向步步后退。
次年（同治八年），陕西回军被基本肃清，左军开始向甘肃攻击。四年之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军围困肃州，用大炮轰击城墙和城内达五个月之久。9月15日，肃州回军终于抵挡不住，开城向左宗棠投降，历时十二年的陕甘回变被彻底镇压下去。9月23日，“在中军号炮三响的指挥下，各军同时行动将所有点验登记投降的甘、陕各回军1573人，悉数予以屠杀。当天夜间，各军并进入肃州城大肆屠杀，所有肃州残余回民五千四百余人，除六十岁以上及十五岁以下的老弱妇女九百多人之外，其余全遭屠杀净尽。即此遗留的九百多老弱妇女及城外降回共计二千数百人亦全部被移往兰州耕垦。”【2】左宗棠随后上奏说：“现在肃州无一回属亲。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2】
回汉互杀导致大量平民流离失所，粮食极度短缺，许多平民百姓无法承担高昂的粮价。“同治三年六月，兰州变乱发生后，‘粮价昂数倍，饥民至杀人而食。携持子女投黄河死者，不绝于路’”。【3】
同治四年，“兰州粮价高昂，饥民割死人肉食，后更杀人而食，城中人活存者十分之一二。”【2】
“到了1866年（同治五年），（甘肃官军）火药已经用尽，大米贵得买不起，连本地产小麦的价格都达到正常年份的数十倍。他们没有燃料，战马因没有粮草而饿死，自己只能喝稀面汤。很多平民饿死或自杀。”【6】如果官军都只能喝稀面汤，平民能否度日可想而知。如果官军都没有燃料，平民即使不被饿死也难活过大西北的冬天。
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阻断了粮食及其它所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流通，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结构被完全摧毁。这如同一个人全身的经脉被处处斩断，于是其机体只能很快腐坏下去。
其次，农民为避战乱而大量背井离乡，农田无法播种、照料、收割，导致粮食产量骤减。
第三，背井离乡之后，即使市场上出售的粮食为平价，有财力长期负担商品粮的也只能是富裕人家，普通农民只能是坐以待毙，更何况粮价飞涨数十倍。
最后，武装人员大肆抢掠平民，进一步加重饥荒，如《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7】
而且清军不只是对回民下毒手。“有人在回变结束后走访过陕甘地区，发现是官军，而不是回族武装，抢掠并捣毁了村庄，把广大的乡间变成了不毛之地。”【8】左宗棠的士兵们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北冒死作战，并不是出于什么保卫国家统一之类的高大理想。他们纯粹是为利而来。他们得了利，平民百姓就只有饿毙一途。
另一个降临在陕甘百姓头上的灾星是瘟疫。如“1863年（同治二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年，甘肃18个州县发生了瘟疫，每次瘟疫都伴随着大量人口死亡。如同治五年五月，永昌‘疫大作，死者无算’；同治六年，合水‘兵乱虏抢殆尽，人有相食者，加之瘟疫甚行，十死三四’。”【3】
瘟疫的大流行应该是被屠杀和饿毙的平民人数太多，不能及时掩埋，因而导致致病微生物大量繁殖和传播所致，如“同治二年二月，羌白镇、王阁村（陕西大荔地名）先后被（清军）攻下。羌白镇‘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王阁村被攻下时亦‘杀贼尸山积’、‘流血成川’，以致于尸体腐烂，‘时疫大作’。”【9】
总之，十几年的屠杀、饥荒和瘟疫将广大的中国西北地区几乎荡平为无人区。“这十余年间，战事所及之处城堡屡陷，沃野繁华尽为焦土，田荒粮尽，人烟断绝，熟地变成茂林，‘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而与战争伴随而来的抛荒、灾歉、饥馑，贯穿始终，各地粮绝而人相食者，不绝于书，人口损失惨重。”【1】
2. 冲突激化的客观原因
这场惨烈冲突的最初起源是汉回之间的宗教传统与生活习俗的不同，以及由此而起的互相之间的轻视、鄙视、敌视。
但是，“纵观中国穆斯林发展史，自唐代以来，虽因与汉人习俗相异，存在一定隔膜，但基本能做到各自相安无事，相互间虽有摩擦，却不见直接对抗，更未有大规模的族群冲突。”【10】
矛盾为什么在清末开始激化？学者们有大量的分析，这里只列举其中几个原因：
首先，到了晚清，人口急剧增加，资源之争加剧。如“户县地方志载，同治变乱后，前朝遗老慨叹关中被兵之苦，缅怀乾隆盛事：‘人烟辐辏，庐舍鱼鳞，各村充塞，俱不能容，村外环集，殆无隙地……’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口稠密，已无荒地可耕的事实。【11】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当人口急剧增加，就出现粥少僧多的局面，冲突和误解就会增加，也更容易放大。自然资源的满负荷或超负荷运转也意味着社会的容错机制已被用尽。一旦社会运行的基础结构垮塌，其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清政府的民族政策不公。“由于绝对多数的地方官都是汉人，在有关汉回两族人民的诉讼案件中，更多畸轻畸重，对于回民常多压抑，回民因此常生反抗之心。”【2】甘肃布政使司张集馨指出：“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履霜坚冰，殆非一日。”【12】
清廷的不公平民族政策出于两个主要原因：（1）清朝中期以后，满汉之间进一步融合，大批汉人出任中低层官吏，普通汉人也已经习惯于服从清廷的权力。另外，汉人的宗教也严重世俗化，僧人、道士都受官府的摆布，俗家信徒也都是首先忠于皇帝，其次忠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回人的信仰却独立于官府的统治，这是清廷“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主要原因。（2）以比汉人少得多的人口而处在统治者地位的满人与汉人的关系可谓微妙：一方面要依仗大量汉族地方官来维护其统治地位，一方面也要寻找制衡汉人的杠杆。汉回矛盾便是可资他们利用的机会。通过偏袒汉人，在回人之中激起对汉人的愤怒，他们成功地扩大了汉回之间的嫌隙，从而分散了汉人的注意力，减轻了他们对自己的权力的威胁。
父母偏心对得宠的孩子和被冷落的孩子的心理同样产生腐蚀：被冷落的孩子会发展出对他人的怀疑和对这个世界的敌意，而得宠的孩子会不懂得诚实、不懂得尊重弱者。清廷的民族政策产生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第三，由于官方的冲突调节机制无力调解众多的纠纷，其经常存在的不公平也不能让当事者心服口服，当事人经常转而采用直接诉诸暴力的解决方式。“及至咸丰朝中后期，西（安）、同（州）一带械斗之风更为激烈，不但械斗次数频繁，而且规模庞大，聚众人数往往成百上千，斗杀人命亦屡见不鲜。”【12】由这样的情形来看，华州砍竹事件就并不显得特别突兀，而汉回之间的矛盾就在一次次的械斗和命案中不断蓄积。
第四，陕甘回变开始的同治元年是个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年代。那时，洪秀全已经建都南京自封天王近十年，其大军正在江南与清军鏖战。捻军在华北、中原一带势头正旺。太平军和捻军的一些部队已经攻入陕西。云南回人已经开始大规模反叛，攻占了云南的大片地区（史称云南回变，其惨烈程度几乎堪比陕甘回变）。清政府疲于奔命，左支右绌，在许多人看起来已经是大厦将倾。这让长期感到受官府和汉人欺压的陕甘回人开始意识到：出恶气的时候近了。
最后，因为官军无法独立对付太平天国，清廷鼓励地方豪强建立团练以自保。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由地方团练发展壮大而成。可惜陕甘地区的团练并未用来抵挡太平军，而是起到了加剧汉回矛盾的作用。由于回人和汉人很少来往，两方分别组织团练。“1860年清廷根据湖广总督官文的建议，在甘肃、陕西推行团练。在团练筹办之初，清廷组织了大批相对武勇的回民加入团练，试图以此编练精锐抵御太平军，却不曾想使得陕西地区的强大的回族武装迅速建立起来。……回汉团练的组建，使得陕西过去的回汉冲突演变为武装斗争。团练之前，陕西回汉屡有争讼和斗争，但双方只是分散疏离的普通民众，造成的破坏和影响都非常有限。回汉团练组成，无论是汉民，还是回民，都变成了有组织的队伍，回汉矛盾极易转化为武装斗争。”【13】
团练兴起的结果是：倾向以善意与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人越来越被边缘化，而倾向以恶意和暴力解决冲突的人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陕西士绅李启讷指出：“团练之设，名曰弭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刁猾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至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子，每日支得口粮，百十为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如今关中回、汉相杀，虽属回民滋事，实由汉人有以激之也”。【12】
李启讷讲述的是他所熟悉的汉人一方的情形，但这样的情形在双方阵营中应该类似。史景迁记载，在陕甘回变之初的同治元年，渭河两岸的回族武装分子“不仅报复汉人，也报复本教中不愿意拿起武器的人。”【6】
还可以看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中两个被采访者的叙述：【14】
叙述者一：“当时天还未亮，我父亲正要去地里种扁豆，看到八里坤那里过来两百多马队，见路人便杀。马队过后，我父亲遇到一个叫银城子的回回骑着马跑来。二人本相熟识，父亲便喊了一声。银城子回头对父亲说：‘不要喊，一喊连我也得死！快往山上跑，要杀人了！”
叙述者二：“我家在寨头村，那之前回汉相处和睦，回回常透露消息给汉人，劝汉人早点逃。汉人很不在意，也是因为不想背井离乡。”
从这些叙述可见，绝不是所有的汉人和回人的心态都是将对方赶尽杀绝而后快。但是，在冲突激化时，在回人阵营中同样是崇尚暴力者夺得话语权，与人为善者被边缘化，甚至有被当成内奸、丢掉性命的危险。当双方阵营中的主暴力者分别向对方大施恶行，这样的局势发展就更证实了暴力派的英明，让他们更有排挤温和派的发言权。这是个正反馈。
以上五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大大激化冲突的能力，而同治初年的大西北则是五个因素同时存在。
3. 冲突规模扩大的心理原因
下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冲突在渭河两岸爆发之后，如何能迅速升级为席卷整个陕甘地区数千万人的大规模战争。可以看几个心理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矛盾的脸谱化。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械斗是经常发生的事。实际上，汉族村落之间的械斗一直到当代都时有发生。电影《老井》中就有邻村之间为争夺水源发生械斗的场景。但这样的冲突不可能升级为数千万人卷入的巨大冲突。这是因为这些冲突的焦点是当事人的土地、财产、脸面等，这些都只对当事双方有意义，不会为其他人所关心，所以冲突没有放大的机制。民族矛盾则不然，它极易脸谱化、简单化，一个小小的冲突就可以被无限放大：我们民族的生存空间和尊严受了侵犯，所以必须将对方民族赶尽杀绝才有宁日。民族这个符号把本来无限复杂的人性光谱简化为边界异常分明的黑白二色，这个最简洁明了的图景就是能与最多数的人共鸣的图景。
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不问曲直，只问汉回”，这就是矛盾的脸谱化。矛盾越简单化、脸谱化，矛盾的牵涉面就越大：它迫使所有的人站队。本来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人也不得不被卷入，本来是崇尚暴力者之间的冲突升级为全民战争。当广大土地上的每个村落都成了战场，平民生活赖以依存的支持体系整个崩塌，粮食和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渠道被断绝，物价飞涨，食物短缺，平民便开始大量饿死。
第二个心理因素是，因为司法功能在动乱时期完全停摆，随着双方之间的互害向纵深的发展，人们行为的常态会不断重新定义。每过一段时间，当下的一些恶行就变成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一些更大的恶行也开始变得可以接受。最终，在和平年代不可想象的恶事在动乱已久的年代可以变得如家常便饭。如马长寿记录的一个被采访者的叙述：“回回起手之初、不杀女人不烧房屋。后来也就男女不分、滥杀滥烧起来了。”【14】既然一方把恶行的门槛不断降低，另一方也必以同样的办法回应。从左宗棠屠杀肃州回人之后的奏折“现在肃州无一回属亲，其甘州、凉州各回，死亡殆尽，亦无遗种”也可以看到那时的朝廷大臣对恶行的定义何其松泛，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透着骄傲，要以此在皇帝那里表功。
从历史上看，人们对恶行的定义随着冲突的发展而升级的例子很多，如纳粹党徒在德国掌权之后对犹太人的暴行的一步步升级，从最开始的砸他们店铺的玻璃窗到后来的把他们整批整批送进毒气室。
第三个因素是谣言和谎言的效力。谣言和谎言的不同是：谣言的创造和传播多是无意为之，谎言则是有意为之。它们起到的作用则非常相似，都会让许多人信以为真，促使本来存在着意见分歧的团体马上达成共识，从而改变群体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战乱起时，大众都处在极度的亢奋和恐惧之中，有公信力的消息来源被完全堵截，而谣言和谎言则获得了最大的生命力，如野火般蔓延。这里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华州砍竹冲突发生之后，回方“逃往华州回教徒聚居之秦家村纠众报复，以‘汉民将尽歼回种’相煽动”。汉方则“赴省诬告回民叛乱”。【2】谣言之所以大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们有一些可信的成分。秦家村的回民会相信‘汉民将尽歼回种’的传言，因为这符合他们直觉的猜测，虽然那时‘尽歼回种’不可能是官府的统一命令或汉人的全面共识。反过来，陕西省的官僚在听到“回民叛乱”的小报告时也完全可能信以为真，因为他知道一部分回民的心中确有这样的想法。虽然当时的事实并不是回民的全面叛乱。
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心中都会存有各种各样的恶意，但在多数时候它们并不转化成行动，这是因为它们受着每个人的内在道德准则和外在的法律规范的制约。在华州砍竹事件发生之前，汉回之间已经是互相对对方的恶意满溢欲出，但并没有变成实际行动，可以说是个没有引信的炸药包。然后华州砍竹事件产生的谣言正好就起到了引信的作用。而在双方之间的交流和信任已经降为零之后，也没有任何机制可以戳破这些谣言。
第二个例子是路伟东对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的分析：“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载，受害回勇向华州官府鸣冤报屈，知州濮尧曾公开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入清以来，低层诉讼中，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抑压回民，确是事实，但华州为回民聚居之区，其数量庞大，人口众多，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华州知州的濮尧不会不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在处理涉回讼诉时，其中的轻重缓急、利弊得失，至少应该有所拿捏。因此，当堂谕称等此类狂悖不羁之词，似乎过于夸张，其中演义的成分颇多。”【12】所以把“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个说法说成是华州知州的堂谕有可能是被夸张的谣言，也可能是故意炮制的谎言。
第三个例子是《剑桥中国史》中的记载：“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即回族）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7】很难想象“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是官府所为，因为在有相当大数量回民居住的地区贴出这样的通告会迫使回民马上组织起来武装反抗，将自己的治区一夜之间变为血腥的战场。任何稍有判断力的官员都不会做这样不理智的事。即使他有这样的计划，他也更可能是直接动手而不是先贴出通告惊动他的敌人。这通告或许是某个汉人欲发泄仇恨所为，或许是某个回人欲激化矛盾所为，但不管是哪种情形，这样的通告贴出来时，在广大回民看来，其效力完全等同于官府的文告。然后它就成为谣言，越传越远。
在动乱年代，含有善意的消息没有生存空间，而激发人的恐惧和仇恨的那些谣言最有生命力。将对方妖魔化的谣言激发出了自己的恐惧感，这增加了自己的暴力倾向，而自己的暴力行为反过来又增加了害怕日后被报复的恐惧感，于是双方最后都走上杀红了眼的不归路。
（待续）
作者投稿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