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避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们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恰恰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以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却并未放弃权力，一直在一线直接指挥——尤其是他发动的“大跃进”。只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错（准确说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1961年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曾向毛提出过反对林彪搞得那一套，毛虽口头上同意邓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纵容林的做法。在林彪的裹胁之下，“一线”也只能表面上供奉毛（毛曾气愤地说过把他当成了牌位），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一会儿说文艺界是“裴多菲俱乐部”，一会儿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在其位、不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划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19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网传《林彪日记》披露：
“… …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
毛当年为什么如此害怕按时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恰恰是当时在座或不在座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十有八九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也将彻底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拼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人民包括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灾难；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时日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文革的整个进程也雄辩地诠释了这个逻辑。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时日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政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516”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筋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作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为了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怎能和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革相比？林的讲话应该批判。此事颇为诡异——难道他们不是都多次声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吗？江为何会如此“不顾大局”？
“九大”报告，毛否定了陈伯达按照林彪思路撰写的讲稿，自然也会引起林彪不满。有人美化林彪，将此说成是林要发展生产和毛要“继续革命”的路线之争。笔者则认为，这不过是林彪和陈伯达为了巩固自己在文革中所获取的成果而已。深知文革内情的林、陈太明白了，打着漂亮旗号的文革，决无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因此希望能以发展生产力来掩盖其非正义性。如果林彪真的关心发展生产，就不会有在“七千人大会”上独树一帜的讲话，不会有1966年11月份对“工交座谈会”各与会者的严厉批判，甚至也可以说，决不会帮助毛来发动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2000多大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6票；200多中委选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是少了6票。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也有说法是毛虽口头上反对，最终还是默许了江、康去暗中进行了调查。这件事也彰显了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的行为，均如此之下作。境界和格局如此之低，焉能有治国安邦之大胸怀？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遂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一定十分恼怒——“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大局，挑动纷争。而且是鬼鬼祟祟，苟且猥琐，没有敢于担当的磊落。
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
1970年7月政治局讨论“八一社论”，张春桥一改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这样，传统提法中的解放军是由毛“缔造和领导”、“林直接指挥”，变成了毛不仅要“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外，还要和林一起去“直接指挥”… …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毛虽然表面大度，称可以改回传统提法，却始终不肯亲手将“毛主席和”四个字删去，最后还得由汪东兴代笔。
除上述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1.“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职责所在，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而此前，每每调动一个排、一个连，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补救，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2. 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更大的可能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之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也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总之，毛、林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戳穿了为文革编造的各种神话，致使文革理论的破产，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未完待续）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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