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祖父一代学者从山东泰安萃英中学毕业100周年
(1922 – 2022)
上个世纪的初期，随着现代学校在中国的创立，现代科学开始在中国萌生发展。中国第一代的科学先驱们筚路蓝缕，艰难前行，在困难的环境中开拓道路，为现代科学各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细数一下中国现代科学先贤们的名字，不难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中国南方在经济上比中国北方富庶，文化比北方发达，科学的发展自然领风气之先。但是，中国的现代科学先驱中也并非没有北方人。就笔者所知，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奠基人刘承钊先生（1900 – 1976）和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的毕德显先生（1908 – 1992），还有在中国国内大学里最早于1929年获得现代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吴敬寰先生(1900 – 1976)，就是北方山东人。之所以知道他们，是因为笔者和他们是同乡，刘承钊和吴敬寰是泰安人，毕德显是泰安地区辖下的平阴县人，他们又都是1920年代从山东泰安萃英中学毕业。在他们萃英中学学习期间，先祖父和刘承钊，吴敬寰有同窗之谊，和毕德显是师生之情。祖父生前曾给我讲述不少他们年轻时读书求学的事情，使我深刻了解到老一代知识先贤走过的人生道路。如今，祖父已去世数十年，他讲述的那些故事也开始在我的记忆里褪色，有些人的名字，我竟然要想上一会儿才能记起。为了不忘却这历史的一页，我就写下这篇文字，介绍泰山的一代萃英为中国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作出的贡献，记录他们教师，教授，院士，学部委员名衔后面的点滴真实人生。
1899年，还是清朝政府时期，美国美以美教会(America Methodist Church )在山东泰安创办学堂-学道房，1905年，改名为泰安私立萃英中学。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后的1912年，美国教士韩培瑞 (Perry Oliver Hanson) 来泰安主持教会事务并任萃英中学校长，学校引进美国的科学课程和美国教材，科学课程用英语教学，教师中多有美国教士，从此，萃英中学才成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学校。
祖父于1903年出生在山东泰安城西郊的灵山庄，属兔。童年入我们村旁的泰安县“天书观”小学读书。 祖父聪慧好学，成绩优异，县会考时获第一名。为此，乡里的官吏敲着锣到家门报喜，使得作为农夫和木匠的曾祖父很是骄傲。1913年，祖父十岁，进入泰安萃英中学，开始他的现代教育学习，从完小课程到全部中学课程，从学童到青年，住校学习九年时间，直到1922年毕业。在同年同班中，有四个人最为要好，他们是刘承钊，吴敬寰，李鑑堂，和我祖父屈灿春。四人都是泰安农家子弟，我爷爷来自城西郊灵山庄，刘承钊来自灵山庄西边的大堰堤庄，李鑑堂来自南乡。吴敬寰来自哪里，没有记住，遗憾缺失。作为农家子弟，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热爱劳动，喜欢运动，爱好爬山，四人都有着健康的体魄。作为教会学校教育的青年，他们又都是文明礼貌的谦谦君子，为人善良，品学兼优，中文英文俱佳。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使用英文。他们四个人一直住在同一间宿舍，到了高年级，学校安排他们分开居住，两人一室。但是，四人情投意合，不愿分开。他们谢绝了学校的安排，仍然坚持四人同住一个宿舍，直到毕业，朝夕相处，情同兄弟。1970年代，在泰安，爷爷还给我指认他们住过的那间宿舍，现在，萃英的老楼不知是否仍然存在。
他们学习的岁月，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一个孕育革命的时代。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据泰安一中校史记载，五四运动时，萃英中学曾罢课，声援北京学生，并把日货运到南河身（南市场）焚烧。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从未给我讲过五四运动如何如何，他们这些教会学校的青年也不知道有中国共产党，毕竟中国共产党是秘密成立的，而且从共产党成立到他们毕业时，也只不过是一年时间，并不是人人皆知。他们在学校只是专心向学，心无它用。据爷爷讲，他们在课外主要的活动就是爬山。有时也作点小工，像是打扫校园等，以补助生活，有时也要回家帮助作农活。在那个时候，一个农家供养一个中学生是有困难的。所幸，得上帝眷顾，教会学校对他们是减免学费的，没有听爷爷讲过他们有大的经济困难。九年的教会学校学习和生活，是平静安顺的。
1922年夏，他们从萃英中学毕业，也许他们是接受萃英中学完整现代教育的最早的毕业生。学校举荐四人到同属美国美以美教会的燕京大学预科深造，后来，又给我祖父一个机会，劝说他留校教书。那年，我祖父19岁，是四人中年纪轻的一个，但是，他已娶了奶奶结了婚，有了家庭负担。在那个年代，19岁结婚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事情。我祖父考虑了之后，选择了留校教书。我曾问过爷爷，你不去燕京读书，是不是感到遗憾。爷爷回答，不遗憾。我走了，你奶奶怎么办。还有，你老爷爷每个月都伸手等着要钱呢。从当时的情况看，爷爷的选择也并非没有理由。留校教书，每个月立刻就会有18块银元的收入，对一个山东的农家是很可观的收入。同时期，1919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每月也才8块大洋薪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毛的话说，8块大洋是不错的薪水了。爷爷能有18块银元的收入，在山东应该是可以了。况且，就是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也未必能谋到萃英中学教员的职务。
1922年秋季，刘承钊，吴敬寰，李鑑堂去了北京，进入燕京大学预科学习，祖父屈灿春留在泰安萃英中学作了教员。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今后他们之中会有人成为教授，院士，而有人一辈子就是命运多舛的中学教员。
刘承钊
1924年，刘承钊完成两年预科学习之后，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27年获生物学学士学位，1929年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32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留学，1934年获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当年便回国，先后在东吴大学，华西联合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46年再次赴美作研究，1947年回国。大陆政权改变后，1951年成为华西大学第一任校长。1953年华西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又成为院长，直到1968年。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6年，于成都去世。
刘承钊是中国两栖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1950年，由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的他的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被视为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经典著作。美国科学审评杂志COPEIA曾评述，“这部书对于世界两栖动物的研究，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这部书是他辛苦研究的成果，自从他1934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多次赴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等地收集标本，积累资料。那时，条件艰苦，他领学生出发，都是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腿部打上绑腿，手拿一个采集网，腰上缠一些小布袋。有次路过一个山崖，七八个提着短枪快枪的土匪把刘承钊等人拦下。土匪盘问其中一人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却看到一条蛇。对方再瞧瞧刘承钊等人的打扮，没再多问，就把他们放走了。
我查找到一张刘承钊带领学生在四川雅安宝兴县采集标本的照片，完全就像战争中的游击队，搞学术竟然像打仗，把命都献上了。我看照片中的刘承钊，尽管衣服褴褛，消瘦的体形看起来健康敏捷，这肯定得益于他们在萃英中学时练下的爬山功夫。我又把刘承钊1946年在美国的一个照片附上，看到那西装工整，气宇轩昂的学者，与这全副武装游击队长似的教授比较，让人感慨万千。
我知道刘承钊爷爷，还是学童时期。那是1960年代初期，爷爷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四川，写信来邀请他到四川相聚。因为刘爷爷政务教学繁忙，抽不出身，打算请爷爷到四川会面并游览四川。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学部委员，认为校长也就是像我们小学校长一样的官职，我能记起的是，刘爷爷是四川省卫生厅的厅长，这个官好像很大。几十年后，我查找刘承钊的资料，没有看到他担任过四川卫生厅厅长的任何记录，也许是我记错了。也许我没有记错，四川医学院的校长，级别不会比厅长低，他完全有可能兼任卫生厅的厅长或副厅长。至于我爷爷应邀赴四川的事情，当时有许多的原因，始终没能成行。1922年，在萃英中学的分别，成了他们的永别。现在他们那一代人，都已作古，愿他们天堂相见，再叙友情。
吴敬寰
吴敬寰也是在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预科学习，1924年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27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1929年获物理学硕士学位。据潘永祥，吴自勤，范淑兰发表在《物理》杂志1993年第8期的文章“燕京大学物理学系史稿”研究，魏培修和吴敬寰是在中国研习物理学，并最早为中国大学授予物理学硕士学位的人。我在此，采用他们对吴敬寰先生的研究论述。198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查找资料时，曾求教过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的潘永祥先生，得到过他的帮助，一并致谢。
吴敬寰的硕士论文是“Rectification of Alternating Current by Crystal with Metallic Contact”[ 金属接触晶体对交流电的整流]， 他在燕京大学作研究的照片，藏于美国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近年，我在国内时的师弟，现在CCNY的胡大年教授搜集到这张照片，并发表在他的论文“The Emergence of Modern Physics Research in China” 里。感谢胡大年的收集。照片附下。
1929年，中国还是封建意识浓厚的农业社会，社会动荡，战火不断。蒋桂战争，蒋冯战争，此起彼伏。共产党的武装里，朱毛之争，余波未平。就在众多的政客投入战争和厮杀时，在北京的燕京大学里，中国的科学精英却在作着追赶世界领先科学的研究。他们开始从事科学事业的时间，一点也不比政治人物投入“革命”活动的时间晚，但是，几十年之后，中国政治和中国科学的发展却大相径庭，政治家与科学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天差地别。
吴敬寰获硕士之后，曾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教书，1931年回到山东的教会学校齐鲁大学任教。1933年，他与任之恭，王淦昌等人一起受山东大学物理系聘请，在山大教书。抗日战争期间，他和施汝为，卢鹤绂一起应聘任教广西大学。大陆“解放”时，吴敬寰就职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并任机电系系主任。关于吴在中山大学的事情，我看到一本山西大学阎宗临教授的传记，其中有关于吴敬寰的描述，抄录如下，
“吴敬寰，毕业于清华大学，很早就在中大工学院电机系任教，是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的老前辈。他是山东人，在中大的教授中，北方人很少，因为同是北方人，就算老乡，有种亲切感，父亲和他关系很好，来往也多，有时家里的电灯坏了，也请他来修。吴敬寰为人正派耿直，教学认真，做事很负责任。当他接管中大的水电站后，经常查看水电的情况。有一次，他告诉父亲，他站在一个同学背后，数着这个同学用了17盆水冲凉，他就批评这个同学太浪费水，责问道，“你在家也用这么多水冲凉？” 还有一次，他听出机器声音不对，是汽油中掺上了水，避免了一场事故。”
也是在这本书里，作者写到，山西学子席泽宗入学中山大学天文系后，拜望的第一位师长竟然是吴敬寰先生。席泽宗后来是著名的天文学史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在北京工作时，是我就职的研究所所长。席先生温文尔雅，待人谦和，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传承。但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席所长谈论个人历史，就是能和他谈论，那时我也不知道他和吴敬寰先生有这段渊缘。席所长已作古多年，非常遗憾，不能听到他谈谈对吴爷爷的看法了。
1956年，吴敬寰调到新组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无需介绍，自然知道这所985和211高校。听说现在的校名，既没有成都两字，也没有中国两字，就叫电子科技大学。在当年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里，成电有重要贡献。
文化革命前的1965年，吴爷爷有次到华东出差，特意在河南商丘下车，看望了我爷爷。两个老兄弟见面，分外高兴和激动。他们长谈至夜深，谈得最多的是他们的家乡，泰安和泰山。吴爷爷讲，他走过南方许多的名山，但是，感到都没有泰山那样雄伟，稳重，大气，经得起风雨，他最爱的就是泰山。我爷爷也是同样深爱自己的家乡，他教学几十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教什么课程，都要加上自己特殊的一课“泰山”，给学生介绍泰山的风光和历史，许多学生对爷爷的这精彩一课记忆深刻。多年后我回忆，吴爷爷对泰山的评价，又何止不是对他们那一代人品德的总结，忠诚，稳重，大气，爱家乡，爱国家，重友情。
那次访问，吴爷爷送给爷爷一副竹帘画，是高山流水的风景图，情趣高雅。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竹帘画。那次访问还带些传奇色彩，吴爷爷到我家时，还带着他练武术用的一杆长枪和装在布袋里的一把刀。在院子里，他还为街坊邻居演练了一番，大家纷纷叫好，还以为他是走江湖卖艺的老头，哪里会知道他是中国名牌大学的一流教授。
文化革命中，在南京教书的三叔串连到了成都。吴爷爷听说之后，非要把三叔请到自己家里居住，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大早，就到街上买包子，给三叔作早点。1968年底，祖父被赶回山东泰安灵山庄原籍。在那以后，吴敬寰回过泰安两次，每次都访问了爷爷。那时，爷爷是摘帽右派，各级官员人人欺负。1971年913，林彪身亡，事件之后，在传达文件时，祖父还被列为敌对分子，禁止听传达。那是一个文明扫地，知识蒙辱的时代，老兄弟相见，格外温暖。吴爷爷和爷爷谈论的话题，是他们各自在文革中的种种厄运。
两个老先生的深情厚谊纵贯几十年，我认为，就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吧。
1976年，文化革命即将结束时，吴爷爷出差到华东，去爬黄山。不幸，在通往主峰的鲫鱼背滑落去世。事后，他的夫人给爷爷来信告知噩耗。爷爷如失手足，着实难过了好长一阵子。吴夫人的信中还告知，他们家出资为吴敬寰先生在黄山就地修建了坟墓。让吴先生长眠黄山脚下，长伴黄山的美好风光，这对一生爱好祖国大好山河的吴敬寰教授也算有些慰籍了。
中国大地上诞生的最早的现代物理学硕士，就这样合上他人生书籍的最后一页。
李鑑堂
李鑑堂是他们四人中最年长的一个。还在萃英中学读书时，他家里的一个亲人去世，他当着大家的面嚎啕大哭，哭得就像乡间妇女，毫不掩饰。他也是在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预科，1924年进入燕京大学数学系学习。因为网球打得好，他在燕京大学里有点名气。有时，因为多人都要约他打球，双方竟然争吵起来，当然，就是吵架，用的也是英语。据李爷爷告诉我，他的球打得不算好，不善进攻，无非是接球能力强，许多刁钻的球他都能接住。好像他还说过，他与谢冰心也认识熟悉。李爷爷是在1970年代给我讲他打网球的故事，那时我都搞不清楚打网球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文化革命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知道网球怎样打。而在1920年代初期，出身山东泰安的农家子弟就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打网球了。这完全得益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和教会学校的建立，包括这些山东泰安的农家子弟能够得到现代科学训练和熟练应用英语。
李鑑堂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到附属于燕京大学的北京汇文中学教书。他说他的学生中有两个杰出的好学生，一个是以后成为中国控制论奠基人的关肇直，一个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后来，李爷爷又回到山东，在济南和泰安教书。文化革命前，他办理了退休，仍住在泰安，在大观街有自己的房子。
1968年初，爷爷在离开泰安26年后，第一次回泰安探亲，带上了我。那时，我第一次见到李鑑堂爷爷。光光的头顶只剩边沿的少许银发，但是气色很好，皮肤白里透红，带个深度眼镜。尽管已逾70岁的年纪，不用拐杖，走路呼呼带风。两老人见面，悲喜交加。李爷爷首先对爷爷表示了愧疚和道歉，因为爷爷1942年离开泰安时，曾委托李爷爷照看家里的房子和家具，结果，房子没了，家具也被洗劫一空，不是被日本人，而是被中国人。李先生作为一介教书的先生，哪能拦得住这些。我爷爷完全理解，根本就不提那些事情。李鑑堂爷爷邀请爷爷和我，还有住在北关的另一位李爷爷，到泰山的斗母宫喝茶。其实，在泰安城里，喝茶的地方有的是，他们就是要爬爬泰山，到斗母宫去。那位住在北关的李爷爷曾是萃英中学的体育教员，看上去身体孱弱，不像想象中体育老师的样子。但是，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书法家。非常遗憾的是，到现在，我只记得老人家的姓，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这位体育李爷爷一路讲述说，人，七天不吃饭是饿不死的。在日本占领时，他为了逃出泰安，曾七天没有吃过一粒粮食，结果还是没有死。走过万仙楼，老先生们特意领我去观看革命烈士纪念碑，因为碑文是体育李爷爷书写的。我记得字体颇有颜体神韵，好像碑文也刻下了书写者的名字。体育李爷爷说，他写碑文的时候，刚经过一场大病，还没有恢复到十分神气。这个纪念碑是纪念新四军烈士的，始建于1946年泰安城第一次“解放”，以后又多次重修，现在的纪念碑又不知是哪年重修的了。
我们上山时，三位老先生在红门前的山道上，找到一块铺路的大石头，让我看。黛色的石头上有着十分清楚的由白色石纹构成的图画，是一张弓和搭在上面的一支箭，他们说，这是弓箭石。后面不远，有一个有马形花纹的下马石，寓意抛弓弃箭，下马拜泰山。那些石头铺在泰山上山道上，每天都是千人踩，万人踏，哪会有人留意这些。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在任何泰山介绍，攻略，游记中看到有关弓箭石的文字。我爷爷还指着泰山对我说，他年轻时爬过泰山所有的山峰，玉皇顶，望府山，扇子崖, 傲来峰，还有那妆如笔杆十分陡峭的龙角山。我认为他们是最有学问又最了解泰山的一代人，与他们谈话，收益匪浅。
到了斗母宫，那里根本不是《老残游记续集》描写的样子，也没有尼姑。殿堂里供奉的神像也因为文化大革命被一扫而空，庭前倒是摆放一些种在盆里的花儿。服务人员是泰山管理处的，李爷爷因为常去，与他们很熟悉，他们把我们安排在一间旁临山谷的亭子里喝茶。山谷两边的山峰间松柏苍翠，庭院中鲜花艳丽，石坪上山泉如帘，山涧里溪水淙淙。一壶香茗，谈论古今，聆听受教老一辈知识先贤于山水之间，那情那景，使我永远难忘。
1968年底，那个疯狂魔乱的年代，河南省把所有城镇居民一鞭赶到乡下去，就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做的清肃城市那样，不，是波尔布特学习中国的样子。爷爷被赶回泰安灵山庄，我们姊妹兄弟三人，姐姐，妹妹和我，也“上山下乡”随爷爷奶奶一起，祖孙五口，回到原籍山东泰安泰山公社灵山庄。商丘的房子，家具又一次被洗劫一空。在灵山庄，我们不是家徒四壁，我们是连房子也没有，借宿在亲戚家。大冬天，没有煤炭取暖做饭，买煤炭要炭票，买粮食要粮票，日子很不好过。那时，李鑑堂爷爷就时常来周济我们，送给我们炭票，粮票，在不少人的帮助下，我们总算挨过了第一个冬天，有了自家的住处，安定下来。
1970年代和1980年代，李鑑堂爷爷仍然坚持每天步行穿过市区，到泰山脚下走路，风雨无阻。他的腿脚已经有些蹒跚，要拄上拐棍了。智慧的脑袋，深度的眼镜，手中的拐棍，这个知识老人的形象，在不大的泰安县城，成为一景。1980年代后期，李鑑堂先生在泰安去世，享年95岁。李爷爷去世后，他的儿子写信告知我爷爷，李爷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竟然是年轻时与我爷爷一起在泰山后石坞的爬山经历。老兄老弟，情深谊厚，念及至终。
毕德显
毕德显不是爷爷的同学，是爷爷的学生。祖父在萃英中学教书的第二年，从平阴县来了一个学生，名叫毕德显。祖父与他关系十分密切，亦师亦友。对于毕德显的英语学习和课程学习，爷爷都给与额外的帮助，分外用心。1927年，毕德显赴齐鲁大学物理系读书，1930年转到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与袁家骝，孟昭英，冯秉銓，张文裕等人同学。1932年毕业后，留燕京大学教书。1940年赴美，入斯坦福大学学习，1941年转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物理系学习，结识钱学森，钱伟长，周培源，卢嘉锡等中国留学生，并与袁家骝，张捷迁，卢嘉锡合租一套房子。1944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下图是毕德显在燕京大学时与英国人教授班威廉，徐元贵，和袁家骝的合照。图片引自《毕德显》一书。值得注意的是，毕德显是长衫布鞋。衣着传统朴素，不求时尚华贵，是他们那一代萃英人的特点。
毕德显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研究两年，于1947年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赴大连大学任职。1952年，在军委通信工程学院创办中国第一个雷达专业，并任雷达教授会主任。1958年任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雷达教授会主任。1962年，任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雷达工程学院副院长。1977年，任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根据毕德显年表记述，1968年8月11日，“文化大革命”中毕德显在回家途中被造反派抓走，家被抄。后被关进“牛棚”，受尽非人折磨。五天之后，妻子受惊吓，自杀身亡。究竟是什么样的非人折磨，以至于把他的夫人都逼得自杀，作者没有写，我也不知道。还看到一篇文字披露，他的儿子也因此被逼疯。不禁发问，这算不算人间惨剧？
但是，老先生并没有因此停止科研的步伐，并没有泯灭他对国家的爱。1969底年从牛棚出来，在图书馆改造，编译了百万字的外文资料。197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来华访问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毕德显与郭沫若，钱学森一起参加了会见，政治上才平反昭雪。下图是1973年，周恩来接见时的照片，摘自《毕德显》一书。
毕德显历经劫难，不改初心，忠心报国，为中国雷达事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的学生中，出现了至少三个以上的院士。1982年5月，毕德显应邀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立30周年庆典入场时，受到全场3000多人热烈鼓掌3分多钟的欢迎，西电人表达了对毕先生的高度尊敬。《毕德显》一书把毕先生定位为“中国电子科学泰斗， 中国雷达事业先驱，中国军事通信工程教育奠基人”是非常准确的。
祖父与毕德显再联系，是文化革命后的1970年代末期。祖父看报纸，知道毕德显在南京任职，就嘱咐在南京的三叔，给毕德显写了一封信。毕先生接到信后，十分激动。他以为我祖父与三叔住在一起，来不及写回信，立刻让学校的司机开车载着他，找到三叔在四牌楼的住处，急切地亲自前往看望老师。当他得知，老师不在南京，仍然住在山东，就写了一封十分恭敬的信给我爷爷，感谢祖父早年对他的教育之恩。这封信，我也看到了，让我十分感动。在《毕德显》一书中，有一两千字写到爷爷与毕德显的关系，说爷爷是留学过英国的学者，“屈灿春是把少年毕德显引向物理王国的第一人，”对于毕德显十分器重，寄于厚望等等。《毕德显》一书对爷爷有不少溢美之词，我就不在这里摘录了。需要说明的是，我祖父从没有到英国或者美国留学，他的学识和他的英语都是受教于萃英中学和金陵大学，再加上他的勤奋自学。另外，我的祖父那时也不是老年学者，其实，他只比毕德显大5岁，当时才20多岁，他们的关系是师生，但更像朋友。祖父与毕德显先生的这种情意，外人是不知道的。《毕德显》一书的作者也只有经过毕德显先生生前的讲述，才能知道萃英中学有屈灿春这样一个老师对他着意培养，爱护有加的。
后来，我三叔又回访过毕德显先生。毕先生十分热情，接待了叔叔。那时，毕先生是孑身一人，自从他在文革中失去夫人后，就是单身一人，能够想象毕先生对自己夫人是何等的情深意厚。能看到的资料是，毕先生18岁还在萃英读书时与夫人在家乡山东结婚，他的夫人一直跟他，到自杀身亡。此后，毕先生一直单身，直到1992年，在北京逝世。
毕先生去世后，在美国的袁家骝，吴健雄夫妇 发来唁电，其中对毕德显先生的评价是，“德显为人忠诚可靠，对朋友有信义，对学业有卓见，对事业有抱负，对国家忠诚不渝。”从我们家的角度看，还应该加上，“对师长有尊重，不忘感恩。”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南京通信工程学院分别为他建立了铜像，2019年，西电还专门建立了“毕德显班”，把毕先生称为“中国雷达之父”并不是过誉。国外有些研究中国雷达发展的文章，也把他称为“Father of Chinese Radar.” 但是，井市间有些文字，把毫不相干的人也称为中国雷达之父，真是莫名其妙。
我的祖父 ——屈灿春
1922年，我爷爷留萃英中学教书。之后，又由学校举荐，两次到同是美国美以美教会创建的，并且教学语言为英语的南京金陵大学的进修，学习研修了大学课程。文化革命前，三叔在南京大学物理系曾看到过祖父在金陵大学进修学习的照片。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是无论如何也查找不到了那个照片了。在萃英中学教书几年后，祖父被提拔为萃英中学教务主任，薪水也比入职时有很大提升，每月五十多大洋。记得祖父给我讲过，抗战之前，可能是1929年夏季，他代表萃英到省城济南开一个教育方面的会议。会议期间，被告知蒋介石要来训话。蒋介石来了之后，也没有训话，天气太热，他吩咐给每人发一个西瓜，又发了一个小宝剑，招呼大家切西瓜，“吃西瓜吧！” 如此而已。祖父讲，蒋介石的南方口音尖声尖气，不甚悦耳。但我认为，蒋还是有些政治人物的气度的。他也知道，大热天请大家吃西瓜，肯定比他的训话更受欢迎。因此，不训话，就请大家吃西瓜。
我在写这篇文字时，查找到1927年泰安萃英中学的一个中英文双语的毕业证书，由校长韩丕瑞和学校教员签发。签发教员中有祖父屈灿春的名字。见下图。
萃英中学在美国教会的注册名字是The Ts’ui Ying Academy, 而不是Middle 或 High School，从此可以看出萃英的定位不仅仅是一所中学，而是文化教育科学为一体的宣教机构。校长韩丕瑞监管泰安教会事务，美国教员Leitzel 曾翻译12卷的泰山志，美国学者Dwight Condo Baker写出“T’ai Shan An Account of the Sacred Eastern Peak of China”一书, 并于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出版发行。Baker先生曾在齐鲁大学任教，因一变故 – furloughted，到泰安居住并在萃英中学任教。祖父也在萃英中学教书，同为教员，关系相熟。Baker先生的这本书，就是爷爷告诉我的。直到现在，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图书馆，仍然可以找到这本介绍泰山的早期英文书籍。
1939年，日军占领了泰安。萃英中学发生了十分轰动又影响了学校命运的抗日事件。萃英中学的一些爱国师生，时常聚集在教学楼地下室收听抗日广播，然后又印制传单，秘密散发。日本宪兵队侦破之后，立刻逮捕了四十多名师生，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打伤，有人被打残，并被送进日本宪兵队在济南和北京的监狱。事件之后，日本宪兵队霸占了校园，驱赶了师生，萃英中学无法办下去，关门了。祖父只能离开泰安另谋生路，他以后辗转宁阳，徐州，最后到了河南商丘教书。还要记下的是，那时，祖父的长子，我的父亲正在萃英中学读书。我的父亲就是那四十多个被抓捕的师生中的一个，年龄最小，15岁。遭严刑毒打，被送进北京日本宪兵队的炮局监狱。炮局监狱在“解放”之后仍然是监狱，离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不远。1980年代，我在北京工作时，多次骑自行车经过炮局监狱墙外，那时，我还不知道墙内就是几十年前囚禁我父亲的监狱，也是“恨不抗日死”的吉鸿昌将军坐牢地。奶奶生前曾讲述过父亲坐牢的事情，也提到爷爷曾到北京探监，看望年轻的儿子。但是，作为基督徒的父亲从没有给我讲过他为抗日坐牢的事情，当然他也从未向任何上级交代过这段能够减轻对他迫害的“光荣历史”。我是到海外后，读到泰安一中的校史，看到父亲的名字，才清楚父亲抗日坐牢的缘由。萃英一代，爱国爱民，牺牲自我。
“解放”之后，祖父一直在商丘教书。1957年，商丘师范为他举行从教35周年纪念活动，他的学生从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及许多地方的高校寄来很多贺匾，我们家里都挂不下，众多贺信被全校师生分享，着实光荣了几天。以后，反右运动来了，像他那样教会学校出来的人，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又怎么敢反对共产党。非要他给党提意见，他只好说希望领导能多钻研一下业务，结果就成了右派，被送到乡下。乡下农民懂个什么，上级让“打右派”，他们真就拳打脚踢“打”右派，有人就被活活打死。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人性的愚昧和残暴发挥到极致。我爷爷把几个子女寄来的钱“捐献”给当地官僚，才熬了过来。1962年，祖父算是摘了帽，分配到商丘县一中教英语。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出来。商丘县一中的墙外，挂了十几张巨幅的群丑图，我爷爷被画成身穿西装的洋奴，这真是毫无根据的污蔑。尽管祖父中西贯通，但是，穿着打扮却传统朴素。他一辈子从没穿过一次西装，不仅没穿过西装，他一辈子也没穿过一次皮鞋，从来都是穿布鞋。他无论是到学校上课，或是到市场买东西，都是腰板挺直，健步如风。学校的造反派还做爷爷的思想工作说，你不要害怕，把你留学美国的事情，交待出来，就没事了。我爷爷是真没有到过美国，让他怎么交待。结果是，负隅顽抗，罪加一等。
1968年底，我们祖孙五口被赶回原籍灵山庄。熬过了几个月之后，泰山公社又把爷爷派到一个小学教英语。爷爷为了能干他一生喜爱的教学事业，什么样的条件他都接受了，后来，一直教到75岁才退休。
1980年，我到上海读研究生。姐姐和妹妹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先我之前离开了山东。山东境内，我们家只有爷爷奶奶两人了。1981年的一天，爷爷忽然在院子里摔到不起，80多岁裹小脚的奶奶，无论如何扶不起身材高大的爷爷，嚎啕大哭，央求邻居族人帮忙，把爷爷抬回屋里，又打电报，通知了在河南作医生的父亲。父亲雇了医院的救护车，连夜从河南赶到泰安，把爷爷奶奶接到河南他任职的医院。
到河南后，爷爷被抢救过来了。但是，半身瘫痪了，再也不会挺起他那笔直的腰板，再也不会快步如疾风行走了。奶奶也病了，半瘫的祖父，每天还不忘照顾奶奶喝水吃药。我奶奶是泰安城南灌庄的农家女，裹小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连名字都是婚后爷爷给她起的。奶奶一生都是家庭妇女，操持家务。但是爷爷对奶奶相敬如宾，恩爱有加。1982年，我奶奶去世。祖父写了一篇祭文，装在瓶子里，让人偷偷塞进奶奶的棺木中。1993年，祖父在河南去世，享年90岁。在祖父母合葬的坟墓前，父亲和姑叔们立了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面铭刻了四个大字，“主内安息”。
这就是我知道的有关泰山一代科学萃英的故事，也是中国一代知识精英的故事。
我在想，我的祖籍除了泰山，还有哪些人文的因素得誉天下。现在的中国媒体，出现的泰山挑夫似乎正面无比，其实，我上山下乡后也干过那营生，也曾住在泰山的山洞里打柴挑担，自然了解那些担山人。那些挑夫除了吃苦耐劳之外，也与普通人一样有着自私，猥琐，狡猾的劣质。泰安还出了威震华东的军阀孙传芳，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共产党的高官就不提了。但是，泰山脚下出现的那一代科学和文化精英却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我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只揭示出西方基督文化对山东影响的一个例子，此文不会改写中国科学发展史的任何章节。我只想告诉人们，在雄伟美丽的泰山，不仅有劳作大众，军阀官僚，也有中国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的人生所展现的文明，开化，善良，忠诚，博爱，才是中国科学和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石。他们的这些品质会代代相传，永留人世间的。
（此文引用了《毕德显》一书的有关章节和照片，《阎宗临传》一书的有关章节，胡大年教授收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照片。我的三叔，特级教师屈宝珊提供了历史素材，还请熊伟师弟阅读指正，一并致谢。）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六二四期(cm05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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