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近年来我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思想，希望理出一个头绪，能把我的很多观点贯通起来，以下三篇文章就是其成果：“竞争论”，“政治权力分配的竞争”，“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文章中只是简要的阐述，尚有充实、发挥的空间。我已年过八十，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寄希望于有兴趣的年轻人。】
任何社会都存在资源分配的竞争，自出现政治现象后，由于政治权力是最强有力的竞争手段，因而它也是一种资源，政治权力分配的竞争就成为资源分配竞争中最重要、最激烈的竞争，权力分配就成为政治竞争的主线，政治演变就沿着这条主线推进。
权力分配的竞争是如何展开的？人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权力分配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两个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竞争，譬如富人与穷人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劳心者与劳力者、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这一一对立的阶级（阶层）始终进行着争夺资源或争夺权力的竞争，众多学者都以此为基础去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和政治演变。另一种理论认为，权力分配的竞争仅仅发生在精英阶层内部，社会、政治的演变不过就是“贵族（精英）的继往开来”，在政治权力分配的竞争中，没有大众的位置，并声称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演变中始终不变的事实。
上述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从“宏观的”、“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解释社会现象和政治演变，就像这样的模式：社会——社会结构——分化为若干阶级——阶级矛盾与斗争——政治演变。应该说，把社会成员分出阶级、阶层，并以某某阶级或精英、大众这类词语命名，以示区分，分析各阶层、各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这当然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如果仅仅从“宏观的”、“社会的”的角度看问题，忽略了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那么就可能有所遗漏或偏颇。
还是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一切事情都是从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作为开始的，譬如明朝的建立是从朱元璋及其一伙人的作为开始的。另一方面，如果全国只有朱元璋及其一伙人起事，那就成不了气候。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起义，那就形成了社会的、宏观的形势，你可以认为这种“社会的、宏观的形势”是朱元璋起事的一个条件、一个原因，是“社会决定了人”，即所谓“时势造英雄”。但你还必须看到，这个“宏观的、社会的形势”却是若干个朱元璋及其一伙人的作为综合而成的，即“英雄造时势”，没有朱元璋们的作为，也就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时势”。
朱元璋们为什么要起兵造反，有人说是农民起义，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解释，但是，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都是农民起义首领，却互相殊死搏斗，这难道也是阶级斗争？说不通！用秦朝起义首领陈胜的话倒是一个很确切的解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起兵造反的主要原因，是要夺取权力，夺取王侯将相们手中的权力。也许他们刚刚参加起义时，对现实强烈不满、寻机会、找出路是主要的动机，但一旦羽翼丰满，内藏的固有野心随之而爆发。一个人及其一伙人之间为获取权力而进行的竞争，是朝代更迭政治演变的起点和动力。
从朱元璋及其一伙人建立明朝的历史中，以及若干相似的朝代更迭的历史中，人们可以发现，观察政治竞争还有另一种模式：一个人和一伙人——因不满、寻机会、找出路——参加武装起义——掌握军事实力——与各路起义军开战得胜——从当朝手中夺取政权。一个模式是从社会到个人，另一个模式是从个人到社会。区分两种模式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要说到上文之所言：“可能有所遗漏和偏颇”。
从阶级（阶层）的矛盾、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有些现象却无法解释，历史上有大量事实表明政治竞争可以发生在同一阶级（阶层）之间，譬如掌权精英内部的权力争夺，譬如各路起义军之间的殊死搏斗。“精英循环”论认为政治竞争只存在于精英于精英之间，但它无法解释意欲夺权的精英面对支配着国家财政和军队的政府，何以聚集起更为强大的力量与之对抗并获胜？那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些都是“遗漏和偏颇”。
按照从个人到社会的模式，政治竞争往往表现为若干阵营之间的竞争，每一方阵营由一个人及其一伙人带领大批民众组成。譬如元朝末年出现的若干阵营，一是皇帝及其朝廷领导的阵营，他们带领着由民众组成的军队。二是朱元璋及其一群干将领导的阵营，他们带领着大批民众，此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等为首的阵营，各自带领着大批民众。这类政治权力分配的竞争始终存在于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中。古代春秋战国的五霸七国之间的五百年混战，也正是一个个君王及其附庸带领着大批民众结成的阵营之间的竞争。
现代某些国家定期举行的两党或多党的竞选活动，更加明显地展现出若干阵营之间争夺权力的态势，各阵营（各党）都由少数精英带领着大批民众组成。
在那些参与权力竞争的阵营中，“一个人及其一伙人”的行为是形成“阵营”的最初动因，他们的目的是要获取权力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最终的目的从那个最强大的由政府领导的阵营手中夺权。他们来自何方？来自同一阶级（阶层）？不，可能来自各阶级、各阶层，可能是农民、渔民、员外、商人、书生、官员、军官、王后将相之后代、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各类政客，等等。他们最初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不满，为寻机会，为找出路，内心则怀着有朝一日可能成为王后将相的“鸿鹄之志”。
若干阵营中哪一方能够最后得胜？是否取决于这个阵营代表了劳苦大众？取决于它是正义之师？取决于它为人民谋福利？取决于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潮流？取决于它代表了某一先进阶级的利益？不，这一切不过是说辞而已，都是各阵营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而设计的口号。除了阴谋诡计之外，哪一方阵营能够最后得胜，取决于两个主要的因素（不谈非主要因素）：一是领导者的胆略和才干，二是能否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哪一方占领的城池更多（特别是人口较密、资源丰富的城池），那一方就将可支配更多的财富、人马、粮草、武器等等，从而可能获得最后胜利。在这些政治竞争所需资源中，“人”是最重要的，有了“人”就有其它一切，钱财、人马、粮草都是从“人”那里产出。
在现代有些国家中的政治竞争往往采取竞选的方式，就能更加明显地表明“人”是政治竞争中最重要的资源。没有“人”的参与和支持，“一个人及其一伙人”永远无法形成一方阵营，也就根本没有参与竞争的资格。那么，这些“人”来自何方？来自同一个阶级、阶层？来自所谓的先进分子？不，他们跟“一个人及其一伙人”一样，都来自各个阶级、各个阶层。
人们从来就没有看到发生这样的一种事态：一大群穷人与一大群富人面对面相斗，一大群农民与一大群地主面对面相搏，一大群工人与一大群资本家面对面搏斗，如此这般的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是不会发生的。在一一对立的阶级之间，当然有矛盾和斗争，但都发生在具体的人群之间，譬如某工厂的工人罢工，某地区、某行业的工人罢工等等，而工人的要求只是提高工资福利。大范围的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也有发生，往往带有政治色彩，那是“一个人及其一伙人”组织发动的，组织者不一定是工人，多数是政客，他们的目的是从中谋取政治资源。
以上所述，反映了权力分配竞争中的真实情况，这种从个人到社会的模式的描述和解释，弥补了有些理论的遗漏和偏颇，解释了为什么各路起义军会殊死相搏，因为政治竞争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竞争，而是超越阶级范围的“阵营”之间的竞争；解释了为什么支配着国家财政和军队的掌权精英会被崛起的精英推翻，因为政治竞争所需资源中最主要的是“人”，任何“阵营”只要争取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就可能打败强大的掌权精英。
描述政治竞争的从社会到个人的模式，往往会导致种种误解和虚假现象，因为它总是用社会、国家、阶级等这些概念来解释个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相反，因此就掩盖了社会现象源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真相。譬如，当有人说，革命是为了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某些人相信了，而且还相信自己真是怀着这崇高理想参加革命，其实真正的动机是寻机会、找出路、谋取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或者，当有人说，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我们为人民服务，某些人也相信了，而且还相信自己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其实内心始终把个人的生存、发展放在第一位。确实有那么一些思想家发明了各种理论，标榜为真理，说得天花乱坠，也确实有人会相信。被蒙蔽者没有想到，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谋取自身的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谋取资源必须要参与竞争，理论只是竞争的工具。
这类自欺欺人的“误解”，可能造就出两面人格，他明明在为自己谋取资源却大谈为国为民，他明明自私自利却高呼大公无私，他明明是为了升官发财却声言献身于伟大事业，等等。这种现象，在任何社会都有，但是在一些民主国家里，却骗不了多少人；而在儒家思想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中国，“假、大、空”的虚幻说教可以大行其道，两面人格的现象比较普遍。什么“天降大任于我也”，什么“以天下为己任”，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大公无私”等等，都是所谓“士大夫”用来自诩的语词，至今仍有很多人对之称道。一旦你从竞争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现象，一旦你从个人参与竞争获取资源的角度去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你坚持只有这样才能具体确切地解释这一切社会现象，那样的话，你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思考者，能够抵挡“假大空”的侵蚀，能够识破两面人格。
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思考者，应该重视从个人到社会的模式，也不排斥从社会到个人的模式（如考虑社会形势等因素），只是应该把前者作为基点。由此，人们就会懂得，政治竞争是资源分配的竞争，即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如何分配的竞争，政治竞争关系到每个人能够获取多少资源，不要以为政治竞争仅仅是政治家、理论家、政客们的事情，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政治竞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周围，“一个人及其一伙人”就可能就出现在你的身边，你就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你会遇到站在哪一方阵营的选择。你将按照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或者按照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繁荣、安定有序做出选择。当一个社会出现愈来愈多独立的、自由的思考者之时，将有更多的人带着自觉意识参与竞争，将有更多的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政治竞争将朝着有利于建设良性竞争秩序的方向发展。
用从个人到社会的模式观察和解释权力分配的竞争，将使人们重新看待阶级（阶层）矛盾及其斗争的现象。首先应该看到，竞争导致社会分化形成阶级（阶层）的现象是不会消失的，无论是在“治”的时期还是“乱”的时期，这些现象总是存在，甚至可以看作为社会的常态，它们不是引起天下大乱、政权更迭、重大变革的原因。阶级（阶层）的矛盾斗争往往仅仅涉及经济利益，是在局部地区出现的诸如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罢工游行等类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类事件与政治权力竞争可能产生的联系，但是一般情况下不是“乱”的原因。
天下大乱的原因，在于以获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各“阵营”之间以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展开了殊死搏斗。政治权力分配的竞争是任何社会的常态，因为权力是获取更多资源的最强大、最有效的竞争手段，权力的诱惑激励着所谓的“英雄豪杰”们为之赴汤蹈火，一些志同道合者结成一伙，努力扩大势力等待时机。不论是“大隐于朝”，还是“中隐于市”，或是“隐于山林”，到处可能存在着所谓的“英雄豪杰”，时机一到就纷纷起事。一旦民不聊生，民怨四起，英豪们随即组织、动员心怀不满的民众，扩大阵营力量，以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加入若干阵营争夺权力的殊死搏斗。
按照从个人到社会的模式，我们找到了“乱”的原因，这就为探索长治久安之良策提供了若干启示。
一是，政治哲学的目标不应该设在消除权力竞争，而应该设为防止、制止使用暴力与欺骗的恶性竞争。
二是，政府应被看作是若干“阵营”之一，任何政府都是由“一个人及其一伙人”组成的阵营，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政府都有其自身的利益。面对不可避免的、其它“阵营”的竞争，政府首要的利益就是维护政权、稳固政权，其次是利用权力获取尽量多的资源。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亟需回答：为什么要有政府、权力？权力是怎么产生的？如何限制权力？等等。
三是，各“阵营”之间的竞争如果采取合作竞争方式，避免暴力对抗，就将为建设良性竞争秩序而走出关键的第一步。为此，必须探究为实现各“阵营”之间的合作竞争需要创造哪些条件。
四是，合作竞争的首要前提是各方“阵营”确认其共同点，如确认共同的意向和目标，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念，共同遵循的规则，有共同服从的裁决者等等。如此看来，实现合作竞争实在是难上加难，也许正因为这样，人类社会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经过了数千年，才在地球的几个局部地区看到了政治竞争采取合作方式的初型，如果那里的人们不通力合作加以维护和巩固，这“初型”很容易被扼杀。
五是，关键在于精英，必须关注大众的利益。在以获取权力为目标的阵营中，精英处在组织者、领导者、决策者的地位，能否采取合作竞争方式的关键在于这些精英，各阵营能否确认其共同点的关键在于精英，一个社会趋于“治”还是趋于“乱”，关键在于精英。大众是各阵营争取的对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大众出现普遍的、激烈的不满之时，将有一批精英利用这种不满而扩大势力迅速崛起，打破已有的政治竞争的平衡态势，极其可能导致天下大乱。善待大众，关注大众的利益，在任何社会都是必须记取的经验教训。总有一些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偏执地把社会乱象的责任全部推到大众的身上，把“暴民”、“贱民”、“低端人口”等帽子强扣在大众的头上，把精英打扮成高贵善良贤明之辈，忘记了自己身上应该担负的主要责任，这些人似乎惟恐天下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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