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是一个藏在心底，让我苦闷压抑了多年的问题。
1980年上大学之前，我曾经听爸爸讲过，他的血型是AB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验的，我不记得爸爸说过，说过我也忘了。我猜想大概是爸爸1954年上医专时学化验课自己化验的？或是他后来1955年得肾炎住院的时候验的，除了那场肾炎，爸爸在其它方面身体一直尚健康，没听说他还住过医院，或是得什么大病需要输血，所以没有什么需要验血型的机会。尽管我不知道这些细节，但我记住了一件事，就是我爸的血型是AB型。
上大学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血型， 因为没有验过，从来不曾需要知道。我1980年到广州上中山医学院（后来改为中山医科大学，再后来并入中山大学，成为中山大学医学院），大约在三年级上诊断课的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医学检验，我们学生也开始学做一些简单的化验，如何数红白细胞，血小板，如何验血型，我们每个学生都拿自己做实验，自己或相互扎手指取血，通过化验我知道了自己的血型，我是O型。我立即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爸是AB，我不可能是O型，我们才学习了血型的机理及遗传规则。人的血型由两个红细胞表面的抗原决定，你如果只有A抗原，你的血型就是A，如果只有B抗原，血型就是B，如果你同时有两个抗原，血型就是AB，两个抗原都不携带，就是O型。从遗传的角度，A和B是等位基因，我爸的两个抗原基因必有一个会传给我，我或是A型，或是B型，或AB型 （另一个等位基因来自于我妈），就是说我可以是任何其它血型，就是不可能是O型。血型的遗传是很稳定的，极少会出差错，那时我听说全世界也仅仅有几个人和自己真正的父母血型不合，我不可能正好就是这几亿分子一。只有一个可能，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可我也不是领养的，我不可能到大学里还不知道我是领养的孩子。我的确是我妈生的，家人多次给我讲我出生的情况，我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我的年龄在我三姐与四妹的中间，间隔即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从我们家孩子的数量上看，爸爸妈妈不存在生育的问题，没必要领养别人家的孩子。那我是谁的孩子呢？我的妈妈年轻时和别人有婚外情？我该问我爸还是问我妈？如何开口？要是我妈不承认呢？我这不是制造了一个天大的家庭矛盾么？我想就是真出现婚外情这种情况，我妈也一定不会承认的，就算我妈承认了，我也不一定能找到我的生身父亲，我爸爸曾在河南省信阳市工作多年，那时妈妈和姐姐们都随爸爸在信阳，我出生之前8个月爸爸调动工作回老家河南省上蔡县，我们全家才一起回来。如果我妈有婚外情生下了我，那应该是发生在信阳市的事情，几十年已经过去了，我爸曾工作过的单位都可能不存在了，我们家和信阳市的人和事都没有任何联系，怎么去打听我的生身父亲？而且这个家怎么办？可我的确想知道我的生身父亲是谁。此事是如此的折磨我，我对谁都不敢讲，我的姐姐妹妹们，我的大学同学，我的研究生同学，我后来的同事，没有谁能帮助我，对人讲只会让我大失颜面。我真的认为我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但我对我爸的感情并无任何变化，毕竟是他把我养大成人，送我读书，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要是知道实情，那该对他有多大打击。但是不管在内心里多么折磨，我从无在外表上显示出来。
2000年9月底，爸爸得了一场大病，不明原因的高烧。爸爸年轻时偏胖，有些高血压，得过肾炎，之后肾功能偏低，不敢吃太多盐，但也不需药物治疗。但自从我上高中时期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年龄再大一些改为走步，之后的20余年里身体极好，连普通感冒都未有，从来不看病，不吃药，就是体检心电图发现右束支传导阻滞，偶尔有异搏，自己基本上没感觉异常。不知什么原因，这次爸爸突然发起了高烧，达到39.5C，两个妹妹及妹夫把他送到上蔡县医院，做了许多检查也未有发现原因，使用了两种强力的抗菌素治疗了一个星期无任何效果，和在北京的我联系。最后我决定让爸爸来北京看病， 我在北京友谊医院上班，这是很方便的。于是妹夫刘桢祥送爸爸坐火车来北京，爸爸已无法行走，出租车到了友谊医院，我立即从医院借了一个轮椅，推着爸爸。我把爸爸安置在我在友谊医院的集体宿舍里，那时我仍然保留有一个床位。我没有安排住院，原因是爸爸没有在北京的医疗保险，全部自费，费用太高了，而我可以从骨科病房拿到许多药物而不用付钱，那时一个护士宋艳霞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方便。我开始给爸爸用上了三种最好的抗菌素，每天自己给爸爸静脉输液，把抗菌素加入，因为宿舍离我上班的楼只有5分钟， 我每天不停地跑来跑去，我从医院的职工食堂给爸爸买每日三餐，送到床边，祯祥陪爸爸住了三天，爸爸高烧已退，然后我就让祯祥回上蔡县师范学校上班了。我同时给爸爸在医院做各种检查，也都是找熟人，没有任何花钱。所有能想到的我都做了，胸部X光，心脏超声，腹部超声与CT检查，各种抽血化验，肝炎，肺结核的检测等等，我甚至连艾滋病毒也化验了。唯一的发现是膈下肝上有一点小的积水，但很快就消失了。除了白细胞较高，骨髓穿刺证明有细菌性感染的变化，其他都是阴性，始终找不到任何感染病灶，血里也培养不出细菌。我继续用这三种抗菌素，高烧退了以后，我还是不敢放松警惕，我一直坚持给爸爸用药20余天，爸爸完全康复了，我给他买了火车票，他自己回到了上蔡县。那年爸爸已经67岁，病重的时候很悲观，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他说：“我这次不好了那就不好了，如果好了我还能活10年”。也照了爸爸的话，他2009年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瘤，2012年去世，又活了12年。
爸爸这次住院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我发现了爸爸的血型是A型，这样我和我爸的血型就没有任何不匹配的问题，我仍是我爸的儿子，这解决了我多年的疑问，压在我心上多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到了地上。过后我问爸爸，为什么把血型搞错了？爸爸说时间久了，可能记错了。我把我的故事讲给爸爸，爸爸也笑了，我之后就把这个血型的故事当笑话讲给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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