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闹革命
说是复课闹革命，其实根本无课可复。没有教材，更没有老师（不少老师还在“牛棚“里关着或是接受审查）。中央的这个决定，可能是”革命小将”们在文革初期到全国冲冲杀杀搅乱一潭死水的作用已尽，要回到学校重新戴上羁绁，以便管理。
同学们都回到学校了。虽说数月不见，同学间并没有重逢的喜悦，甚至连寒暄都省了。但既然复课了，至少要有个上课的形式。所以每天早上八点，我们都到教室会齐。由红卫兵领我们读毛主席著作，常常是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老三篇”。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一次背着背着，发现又转回前边去了。大伙儿面面相觑了一阵，然后哄堂大笑起来。后来还是别班的一位同学，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我们不要搞这样的形式主义了，这样的“晨祷“才算停了下来。
复课不成，革命还是要闹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干部子弟为主，一共有十个红卫兵的团体，统称“十红”。其他不是“十红“的红卫兵团体另成一派。记得当时称为”兵团派“。学校的权力似乎是掌握在”兵团派“的手中。我们既然不是红卫兵，当然是游离于两派之外，文革中称我们这帮人为”逍遥派“。听着很有诗意，不过在文革中，”逍遥派“完全没有庄子笔下”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那样无拘无束、毫无羁绊的意境，是个贬义词。
红卫兵在忙什么，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当时就忙两件事，打桥牌和打篮球。刚刚学会了桥牌，自然乐此不疲。每天有空就打一圈十六副。不但打，还琢磨怎么提高牌技。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各种桥牌的叫法，如自然法，罗马法，维也纳法等等。下午则常常花在篮球场上。学校的室内篮球馆，平时都是校队专用的。现在校队不练球了，让我们“出外快”了。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是在这时候结识了一群患难之交。这是我上中经历中最珍贵的记忆。
当时男生宿舍的寝室是按班级分配的，每间寝室住20人左右。每班都会有几位住不下的，这些同学就住在一个混合寝室中，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高二年级的混合寝室在男生宿舍208室。经过近一年运动，同学们都根据观点不同分化改组，原有的床位都变动了。可能是臭味相投，我们208室成了逍遥派的大本营。住在这里的除了对运动不怎么参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被审查或批斗。这时候“狗崽子”这一称呼因为不符合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怎么读得这么绕口）的政策，已经废弃不用了。官方对我们新的称呼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嫌这名字太长，叫着不方便，就自称”可教子“。
背景相似兴趣相投，”可教子“们很快有了自己的不可谓外人道的秘密：看书和听音乐。自从大革文化命以来，我们的文化生活真可以说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读书只有毛主席的雄文四卷，看戏唯有毛夫人”呕心沥血“炮制的八个样板戏。但这些毕竟满足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饥渴。多谢红卫兵当初破四旧时除恶未净，现在沉渣泛起。有些”四旧“的漏网之鱼开始在暗中流传，当然只有在最亲近最信得过的人之间。”可教子”中自有“路道粗”（上海话“有办法有门路”的意思）的人，于是在208室我们开始了地下读书活动。记得拿来的第一本书是罗曼罗兰四卷本的《约翰 克里斯多夫》。书虽然旧，但整洁完整，看得出是小心保存的。打开扉页，读到傅雷先生写的译者序第一句：“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只是不被黑暗所遮蔽。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缺陷，只是没有向缺陷屈服（大意）。” 这已经让我心魂荡漾。再读到小说的头一句“江声浩荡，在屋后奔腾，” 我竟止不住流下泪来，像是见到了神交已久却素未谋面的朋友。记得当时读过《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大卫 科波菲尔》，《野性的呼唤》，《第三帝国的兴亡国》，《怎么办》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卫 科波菲尔》。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除了那个伪装卑下的尤利亚希普（可能还要加上他的妈妈）外，每个人都那么善良淳朴，这和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是如此地不同。一读那书，我就随着大卫科波菲尔的喜怒哀乐进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置身于那些可爱的人物中间，周围的喧嚣和烦恼都离我而去。一本好书，原来是可以过滤我们生活中的丑陋的。
这些书总是来去匆匆，限时限刻要还的。所以我们有时必须接力读书。一人读累了就把书交给下一个人，人停书不停地读。我记得《基督山恩仇记》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读完的。有时还书的期限到了书还没读完，只能囫囵吞枣，然后恋恋不舍地把书送走。生理学家说我们生来具有避免饥饿的警戒机制，即经历了饥饿以后，我们的身体会自动地以超乎寻常的速率积累脂肪，以防止再一次的饥饿危机。其实我们在心理上也有类似的机制。经过了文革中的精神食粮的匮乏，我对书本有种不可控制的拥有欲。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带薪上学，口袋里常有些余钱。一看到学校的书店有新书出版，哪怕是读过的或是图书馆可以借到的，仍是忍不住要买下来，拿在手中，放在案头，心里才踏实。
除了读书， “可教子“中还很有几位音乐爱好者。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的资源就十分有限了。没有外来的交流，我们只有手头的几张唱片。我记得我们当时翻来覆去听的几张唱片有严良堃指挥中央乐团演奏的《天鹅湖》，刘诗昆和东德德雷斯顿交响乐团合奏的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一张捷克斯洛伐克的唱片，录的是罗西尼的歌剧《威廉退尔》和《塞而维亚理发师》的序曲，还有一套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是那种每分钟78转的老唱片，录成三张六面，不时要翻面换片。当然我们不能在学校宿舍里听，而是在一位家中有唱机的”可教子”家里。几个人头凑在一起，为防邻居听见告发把音量调到勉强可以听到。但即便如此，我们仍是听得如痴如醉。记得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那套唱片的封套上是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位忧郁的吉普赛流浪艺人，抱着一把吉他坐在一辆牛车上弹唱。牛车的轭搁在地上。我对这幅画的解读是这位艺人对音乐如此痴迷，虽然已经食不果腹了，他仍然不放下手中的吉他。直至今日，一听到这首协奏曲我就想起当时的情景，勾起一丝淡淡的忧伤。其实这首曲子，尤其它的第一乐章，应该是很热情欢快并充满活力的。
以下的这段经历，我的记忆有点模糊，可能发生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但这是我在文革期间心路历程的一个低潮，所以还是留一个记录。
回校后，又有了一个“工学运动“。让我们去工厂学工。我和另一位”可教子“郑大里一起去了上钢一厂，被安排住宿在厂的附属技校宿舍里。我们在厂里干了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的印象是钢铁厂的车间里很危险，所以工人们没有让我们去车间干活。但我记得厂里工人分为两派。一派和王洪文的“工总司”挂上了关系，人多势众。另一派称“东方红”，人不多，在辩论中总是“吃瘪”，处于劣势。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同情弱势的心理，我们站到了“东方红”一边，其实我们对两派的观点为什么对立根本不了解。当时去上钢一厂学工的还有上中初中部的四位同学，也和我们同仇敌忾，支持“东方红”。这几位小同学口齿伶俐，笔头也快。在辩论中为”东方红“派增色不少。
如此糊里糊涂地打了一阵“派战”，我们就回学校了。不料过了一阵，从上钢一厂传来消息，说“东方红”是反革命组织，被上海警备区取缔了。我们因为当年支持“东方红”，厂里要我们回去给工人们一个交代。突然和反革命组织挂上钩，这让我们如雷轰顶不知所措。既是厂里要我们回去，我们六人第二天一早赶回上钢一厂。一进厂就看见大字报栏上张贴着“上海警备区通令001号“，斗大的字写着，查上钢一厂“东方红”系反革命组织，奉命予以取缔云云。接着我们就去见“工总司“一派的头头“请罪”。接见我们的不是工人，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的红卫兵，原来他们是工总司一派的参谋或军师。这清华“井冈山”在当时可是全国造反派的头一块金字招牌，它的总司令蒯大富是毛主席钦定的学生革命领袖。难怪他们有这么大的神通，让上海警备区出面取缔“东方红”，并把几位头头抓了进去。
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先给我们渲染了一番上海警备区取缔“东方红”时的气势。说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乘坐着军用卡车和三轮摩托风驰电掣地进入厂里，宣读了通令，特别强调了这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次出通令取缔一个反革命组织。当场逮捕了“东方红”的头目。说完这些，他意味深长的看着我和郑大里说：“初中的同学犯了这样的错误，情有可原。可是两位高中的同学，要结合自己的家庭出身，深挖阶级根源，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
会后，我们凑在一起，起草“请罪书”。写完又用毛笔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大字报栏里，洋洋洒洒竟有二三十张之长，一直搞到半夜。我和大里无法入睡，心情糟透了，便在厂区漫步闲聊。那晚我们谈得很深。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又恐慌，又无助，更多的是后悔。我最大的担忧是，既然他们要我们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考虑自己的问题，说明他们一定和我父母的单位联系过了。那我们在这里支持反革命组织的事，他们也肯定告诉我父母的单位了。父亲在单位已是经常挨批斗，我闯的祸，肯定让他雪上加霜。一想到这里，我心中悔恨不已。更觉得自从文革以来，我前面的路是越走越窄。家被抄了多次，父亲已是牛鬼蛇神。自己在学校里的处境也不好。前途不明，读书已是无望，做工都没有机会。我仿佛生活在一团黑暗之中，拨都拨不开。即使拨开了，前面仍是黑暗。
上钢一厂是座不夜城，已过午夜，车间内外仍是灯火通明。厂内运送钢包的小火车打着“叮叮”的警铃从我们身边驶过。我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只要侧身向轨道上跨一步，这些烦恼就可以都结束了。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我是个胆小惜命的人，平时不站危墙不临深渊，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紧紧抓住大里的手臂，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的稻草。火车轰隆隆地从我们身边开过，也带走了我的绝望的念头。时至今日，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站在灯火通明之下心中一片漆黑的我，那年我十九岁。
如此复课闹革命，虽然不知道要闹到哪一天，日子倒也一天天过去。可是运动形势的发展，让我又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文革近一年了，人们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一般是分为“保皇派“（支持原来当权派）和”造反派“（批判原来当权派）。社会被撕裂了，而且这样的撕裂是如此全面地发生在单位里，行业中，社会上，甚至家庭中。人们因为观点不同而势不两立。一开始解决分歧的方法是辩论，可是两边都引用毛主席语录支持自己的观点，辩得脸红脖子粗，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于是兵戎相见，文斗上升为武斗。上海最大的一次武斗是1967年八月四日上海工总司攻打上海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上柴联司），双方动员了十余万人。即使双方动的是冷兵器，还死了数十人，伤了几千人。外地则武斗逐步升级，从大刀长矛升级至枪炮。听说四川兵工厂的武斗，连坦克都开上街了。社会上流传的小报，都是各地武斗的消息。那时全国在最出名的武斗团体，是四川的”产业军“和武汉的”百万雄师“，都是当地的“保皇派”。
哥哥在武汉上大学，武斗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他就逃回上海了。没多久，表姐一家也从武汉逃来上海。表姐四岁的小儿子一天到晚在家里乱串，唱着武汉造反派的“战歌”：
陈大麻子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打倒你的后台刘少奇。
歌中的陈大麻子是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造反派指他为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后台。
1967年七月，武汉的武斗愈演愈烈。中央派出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前去处理。周恩来和毛泽东稍后也去了武汉。周到武汉后在军区内部宣布武汉军区支持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犯了错误。这一决定又由王力向“百万雄师“宣布，激起兵变民变。一些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成员围攻谢王下榻的东湖宾馆，并把王力带走责问。这引起中央的强力反弹。中央文革在北京组织了百万人游行，声援武汉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不日，武汉军区公告，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于是”百万雄师“作鸟兽散。武汉成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武汉的局面平静了，大哥急着要回去。因为逃离武汉匆忙，没有把他的小提琴带上。他怕回去晚了，小提琴找不回来。我和二哥反正在上海也无事可干，于是陪大哥一起回武汉。不想这一路让我见证了当时武斗的普遍和残酷。
轮船驶离了上海，头两站镇江和南京都还平和。可是再往上游走，沿途的城市如马鞍山、芜湖、铜陵等都在武斗。到安庆前，船上广播说因为武斗，我们不停靠安庆了，要所有乘客躲进在舱里平躺在床上，甲板上不许有人。说是前些天船经过安庆时，岸上有流弹打伤了船上的人。安庆一带的江面很宽，但我们的船紧贴着河的南岸航行。只听见安庆码头上的高音喇叭里一个女声近乎凄厉地叫道：“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请转告毛主席党中央，安庆革命造反派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的背后就是长江。我们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然后播放文革中最煽情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颇有点儿悲壮的歌声在江面回荡。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船上有三位安庆的年轻人，要下水游回到北岸他们造反派的战友中去。过了安庆码头，船慢了下来。三个年轻人，顺着船舷滑下水向对岸游去，我们的船则继续前行。我站在船舷旁，看着三个年轻人的身影渐渐地融入了波涛中不见了，心中的感觉十分复杂。既有为他们的安危担心，又有对他们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的钦佩。不过心中也有几分疑虑：如果就这样死了，值得吗？
一两天后，船在九江码头靠岸。这里一派已经把另一派打败赶出城去了，所以九江暂时没有武斗。我们在江堤上漫步了一阵，就回到船上等候开船。听得一声汽笛，眼看船就要离岸了。突然从码头外冲进一队人来，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沿着船舷一字排开。一个挎着短枪的下令：“不许开船！” 然后领人登上船来。原来我们这艘江轮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也分为两派，船上的一位水手刚才上岸时，与岸上的另一派起了争执。他打了人家一记耳光，逃上船来。原以为船开走了就没事了。不料岸上的另一派把船扣下，一定要被这人搜出来。一会儿，果然从机舱里把他搜出。拖下船时，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船到武汉，急忙到哥哥学校去找小提琴，侥幸找到了。然后我们就在学校住下了。校园被武斗摧残得哪里像个读书的场所？各派都占山为王，抢占了各栋教学楼并把它们修成堡垒。所有教学楼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因为在武斗中一楼最易被攻破，所有的窗都用砖砌起来了。在攻防战中，用砖往下砸是很有效的防御手段。所以各派的头头都要求自己一派的成员上楼时都顺便带块砖上去。日复一日，带到楼顶的砖竟然把楼顶压裂了。
一日忽然有传言说“百万雄师“加入了四川的“产业军”要反攻倒算打回武汉，于是造反派组织武装游行以示军威。这让我见识了武斗的装备和阵容。造反派的武斗勇士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参加武斗）头戴藤帽，手持用自来水管斜着锯开一头尖锐的长矛，排列整齐地站在敞篷卡车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林副统帅语录歌开出了校园：
枪一响，上战场，
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
包括牺牲自己在内，
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
我心中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问题：如果就这样死了，值得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是当时红卫兵小报报道武斗场面最爱引用的毛诗词。前一句是对红卫兵参加武斗时的心理描述，后一句是红卫兵们对牺牲所带来的未来的期许。但是他们的牺牲能换来”新天“吗？而所谓的”新天“又将是怎么样的呢？
一天走过一间教室，见有一群人在门口围观，我也挤进去看。原来是学校里一个“百万雄师”的成员，不合与造反派争论了几句，被抓来审讯。教室里的课桌椅已经被搬到四边，留出中间一块空地，那被抓来的人正站在那儿。根本没有问话，只见一个造反派用一只麻袋，一下子套在那人头上。旁边另一个人抡圆了一根镐把，猛打在那人的腰上。那人站立不住，滚进了堆起的课桌椅下。我从没见过这么狠地打人，禁不住“哇”地叫了一声。那打人的回过头来，瞪了我一眼，低声喝道：“出去！” 我一边往外挤，一边想着，这要怀着怎样的深仇大恨，才能下这样的毒手把人往死里打？却没有想到比这更厉害的毒打，不久就临到我至亲至爱的人的身上。
武汉的夏天真热。我们搬去东湖边表姐家住，天天泡在湖里。可是水面以下几公尺的水都是热的。要抱着插在湖里的铁杆子潜下去，才能享受到一会儿湖水的阴凉。我们从武汉大学坐船穿过东湖，到东湖公园玩了一天。公园里基本没人。一位工作人员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走在铺设了的林道上，不要走进树林里或草地上去。因为武斗的时候，两派都挖了陷阱，底部插着削尖的竹签。这是越南游击队对付美国兵的战术，不想在这里用上了。园中还有一处用芦席围了起来。我掀起芦席一看，里面是一尊高大的汉白玉塑像，着汉装，留着山羊胡子，相貌清癯。问了工作人员才知道，是屈原。文革开始时，一派人要砸，一派不让砸。官司打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是暂不做结论，待运动后期处理。于是用芦席隔离审查以观后效。武汉实在太热，我们不几天就回上海了。
告别上中
见识了外地的全武行回到上海，不想武斗在我们学校也频频发生，而且也逐步升级。“十红”和“兵团”两派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小冲突时有发生。“十红”派人少，武斗中往往吃亏。不过“先棉堂”已经成了他们的大本营，如果寡不敌众，他们就退守“先棉堂”三楼。把教室的讲台并排竖起来，一头搁在楼梯上，一头顶住天花板，中间只留下一个人的宽度，就成了一道易守难攻的屏障。双方就用我们平时军训时用的木枪在空隙间来回对戳。先棉堂的三楼是生物实验室。打到紧急的时候，生物实验室的烧杯、天平秤、和显微镜都当作武器砸下来。我们逍遥派，自然没有去凑武斗的热闹。每当有武斗发生，我们往往旁观一阵就散了。两派对持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不甚了了。
1968年，终于等来了要给在校的六六、六七、和六八三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消息。大家一觉振奋。运动进行两年了，人们都有点儿厌倦。虽说分配的前景不明，大家都希望这样现状不要再持续了。我当时已是二十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立，点滴的花费都要伸手向家里要。尤其那时父母都被隔离审查，工资被扣除，只按人发生活费。家中是妹妹当家，看她每日捉襟见肘地应付家里的开支，我心中又愧又急。不记得是谁帮着联系了到上海火车南站打工的机会，让我们去卸车，208的弟兄们都去了。大多是卸沙子。运沙的车到了，一部装着巨大铲子的卷扬机把沙子从车厢铲到上方的传送带上，卸到铁道旁。我们四五个人站成一排，跟着卷扬机走，用铲子把卷扬机没铲起来的沙子再喂进去。沙子一被搅动，冒出的水气就把我的眼镜糊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也顾不上擦，埋头猛铲。一趟车铲完了，可以到工棚里休息一会儿，等下一趟车。这样干十二个小时一班，赚五毛钱。虽说不多，但也不无小补，至少我不至于什么事都要手心向上，向家里要钱，稍稍挽回了一点男人的自尊心。听说要分配了，心中自然是充满期待。
分配从六六届初高中同学开始。一开始有三个出路：工矿、农场、插队落户，后来因为有些同学这三条路都走不通，又多了一类称“待分配“。分到上海工矿当然是抽到了上上签。分到农场也有好坏之别，农场有在上海近郊奉贤崇明的，也有在苏北大丰，甚至远至云南黑龙江的。农场很艰苦，但好歹有固定收入。插队落户就是把户口迁出上海到农村当农民了。记得不少同学去了江西，也有些同学自谋出路，通过农村的亲戚关系落户。事关日后的生计（之所以不说”事关前途“，是因为无论那一条出路，都看不出有什么前途），分配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当时学校里是“兵团派“掌权，据后来同学告诉我，“十红”派觉得“兵团“派在分配中偏袒本派的同学，压制他们，很是气愤。原有的尖锐对立，加上当前利益的冲突，让他们决定要闹个大动静出来，引起注意。于是引发了震惊上海的上中武斗事件。
记不清武斗发生的日期了，反正是1968年的夏天。我们正待在宿舍里，忽然听见校园里一片喧闹。有人惊慌地呼叫着：“武斗了！武斗了！” 从二楼窗口看去，只见一群陌生人拿着三角铁，追着人们暴打。后来知道他们是“十红”从外校请来的援兵。听说有近百人之多。他们骑着脚踏车到了上中后门，把脚踏车藏在农田里，发一声喊，推倒了一片篱笆，冲进校园，逢人就打。我们208的左姓同学，为人十分正直。他迎着一个手持三角铁的暴徒走去，喝道：“你怎么可以打人？” 话声未落，那人一棍打在他的头上，顿时血流如注。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一见，连忙找出一幅白布，上面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大的十字，挂在寝室门上，以示中立。
“兵团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四处逃散无还手之力。起初的一阵慌乱之后，才稳住阵脚开始反击。一位教政治的老师一边从学校的农具室拿出锄头铁撘（一种四齿农具，翻地用）发给兵团派的学生们， 一边说着“文攻武卫！文攻武卫！” 却不料被一个外校的学生在腰间捅了一刀。我看见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出来，一件白衬衫全被血染红了。“十红”方面到底强龙不压地头蛇，兵团派组织反击后，他们就退进先棉堂里转攻为守了。兵团派的人攻了几次，没有攻进去。就把先棉堂团团围住了。双方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我们208室的中立地位，还是起了点作用的。武斗开始十红派占优势时，有两位兵团派的同学躲在我们寝室的帐子里。后来兵团派控制了局面，有一位十红派的同学躲在我们寝室里。期间两派都有人进来查看过。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逍遥派，两派都不参加，保护了这些同学。学校武斗成这样，我们不想再待下去。第二天一早，那位十红派的同学混在我们中间，从隔壁的上海小学出了校门，回家去了。
文革期间，上海的局势基本平静。自从工总司攻打上柴联司以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斗。上中这次武斗，确实惊动了上海市革委会。市革委会派了一位原来是市六女中学生的高姓委员，带着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到学校处理武斗事件。那时我不在学校，听说是用车把“十红“和他们带来的外校学生送到龙华，让两派脱离接触。并宣布上中学生的分配问题，全部由工宣队负责，学生不参与。
工宣队进校后，每班都有两三位工人师傅负责。第一件事是消除派性，两派团结。我们班同学间的对立不很严重，同学还能坐在一起。想到同窗多年，一旦要分开，竟有点不舍。有同学还准备了留言簿，留些祝福勉励的话。然后工宣队就开始了毕业分配。到十月间，知道去向的同学们陆陆续续地离开学校了。我抽得上上签，分到上海重型机床厂，开始了我十年的工人生涯（见“我的工人生涯”）。
自从1961年进上中读书，我大概设想过一百个毕业的情景：盛大的毕业典礼，彩旗鲜花装点的校园，老师的谆谆教导和良好祝愿，笑逐颜开的爸爸妈妈，依依不舍的同学之情，当然还有意气奋发的我。有没有如美国学校中那样的“高中甜心”（high school sweet heart）呢？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应该有些朦胧的憧憬吧？年岁久远，记不清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的毕业，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可以说是“树倒猢狲散”。上中这棵百年大树，已是将倒未倒。在我们后面，上中还收了两届学生。不是按成绩而是按地区收的，所以无质量可言。随后校园校舍被江青看中，让上中关门大吉，改为“五七京剧学校”，为革命样板戏培养接班人了。我们，是栖息在上中这棵大树上的最后一批猴子。树要倒了，猴子们，散了吧！
再进学校读书，是十年之后的197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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