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串联
这时北京的红卫兵又有新的革命创举，开始了“革命大串联”。不用自己花钱买票，就可以乘坐火车到全国各地，还包吃包住。这样的好事大家肯定是趋之若鹜，但是串联要学校开介绍信，那是红五类的特权，狗崽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到十月间，学校里人去楼空，喧嚣的校园冷清了下来。只有我们几个如孤魂野鬼，无事在校园里游荡。
一日和一位同学走在去操场的路上，看见几位工人师傅正在修补用花岗岩石块拼砌的“弹硌路”。我们闲得无聊，就停下帮他们干活。正干着，副校长吴恒槐老师路过，我们直起身来问吴校长好。他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说：“帮工人师傅修路呢。” 他点点头，告诫我们要多多向工人师傅学习。吴校长走后，我心中忽然不平，凭什么别人可以出去串联，我们却要在这儿向工人师傅学习？于是决定“自己解放自己“。（文革用语，意即不管不顾，预备闯祸了。）
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商量一起行动。我们先用纯蓝墨水（用纯蓝而不是蓝黑墨水，自有讲究）给自己写了一封介绍信：“兹有本校学生某某某等三人，前往电影院观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影片，请予以接待为荷。此致敬礼，上海中学革命委员会。” 拿着介绍信，我们找学校革委会主任周学长盖章。有道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周学长不疑有它，给我们盖了章。（至今欠周学长一个道歉，乞谅。）又去医务室，说是要下乡，讨了一点漂白粉。回到宿舍，把漂白粉溶入水里，把介绍信浸入。纯蓝墨水极易褪去，于是得空白介绍信一纸。重新写上”兹有我校学生某某某等三人，前往北京等地革命串联。请予以接待为荷。” 三人商定第二天早晨在上海火车北站碰头，上北京。
当晚回到家里，告诉父亲我要去北京串联。那时家中又被不同单位抄家多次，真正是家徒四壁。一点钱都没有。可怜老父爱子心切，敲开隔壁程医生的家门，向程医生借了五十块钱，还找了些全国粮票给我带上。现在想来我真是不孝。父亲那时正在单位被批斗，我若留在他身边，虽然无济于事，但多少是他的一点慰藉。我却离他而去。如今念及于此，每每黯然泪下。不知老父在天之灵，能不能原谅儿子的不孝？
第二天一早，我和那两位同学在上海北火车站会合。车站内外人山人海，都是串联的学生们。我们凭着假介绍信领了车票，进了站台。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已经放弃管理，任凭学生们乱串，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哪班车驶往哪里，大家都是道听途说。这时来了一列车，有人说是上北京的。于是大家蜂拥而上，转眼间车厢爆满。座位上、座位下、走道上、行李架上、车厢接头处、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列车慢慢地驶出了上海站，走走停停二十多个小时才到了北京。这一路的事，现在已经不记得了。车上肯定没有食物供应，所以这二十多个小时有没有吃饭、吃的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最难的事是上厕所。车上挤得无立锥之地，根本走不过去。即使走到厕所，里边也挤满了人。有的女孩子都急哭了。于是群策群力，让厕所里的人都出来，这些女孩子从人们的头顶上爬过去上厕所。
到了北京，我们被送到先农坛体育场等待安排住宿。偌大的体育场连观众席加足球场，坐满了的学生们， 至少有几万人。这时北京的机关和学校接待能力已经饱和，我们近十个人被安置在邮电大楼旁一条胡同里的居民家里。户主是位老太太，很热情。招呼我们上炕坐，然后给我们送来了晚饭。可能是居委会统一做的，在北京期间，每顿都是一样的：两个馒头，一碗蛋花汤。在火车上折腾了几十个小时，终于躺平了。这也是我头一次睡炕，觉得又新鲜又舒服。住在邮电大楼旁边，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到准点，就听见邮电大楼的自鸣钟就悠悠扬扬地播放“东方红”的旋律和咚咚的钟声。比起在学校时那种受压抑的气氛，心情顿时就大不一样。几十年后又到北京，我还想着故地重游，可是邮电大楼周边早就拆迁了，那胡同也没了踪影。
北京满街都是学生。红卫兵们穿解放军服，戴军帽，手臂上箍一个红臂章，上有黄色的“红卫兵“三个毛体草书。这是当时一等一的最高时尚，不是吾辈可以僭越的。虽然不是红卫兵，我们倒是心知肚明，此行的目的是“革命”。于是心无旁骛，整天去各个大学和机关看大字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做笔记。时隔多年，现在只记得一些印象最深刻的内容了。
一是在一所大学里看到的对“畅观楼事件“的揭露。说是以彭真为首的前北京市委，1960年代在北京畅观楼纠结了一批文人，收集并批判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错误言论。大字报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那些文人对收集的”毛主席语录“评头论足、挖苦嘲讽的神态。不止于此，这些言论，还被当时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里敲打一番，对毛主席含沙射影。”燕山夜话“中的许多篇，如”两个鸡蛋的家当”, “粮食能长在树上吗”，“姜够本”，“放下即实地”等，都源自畅观楼事件。彭真和邓拓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所以大字报的矛头直指他们的后台刘少奇。尽管刘已经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从第二把手降到第八把手，当时还不在打倒之列。我之所以对这事印象深刻，是因为“燕山夜话”是文革前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很受欢迎的一本书。邓拓知识渊博文字流畅，其杂文常在不经意之间，从身边的小事中引出大道理来。大字报中提到的这些文章，我都用心读过。这一下变成了黑书，且有如此黑暗的背景，令我大惊失色。另一个原因是它颠覆了我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之间关系的印象。我（和我同龄人）一直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一定是亲密无间的。记得刘少奇1965年当选国家主席的时候，毛刘二位主席的照片并排套红登载在报纸的头版上，我们都以为以后的幸福生活是加上双保险了。熟读毛选四卷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我们，怎么会想到国家领导人在背后会有这样的明枪暗箭剑拔弩张的关系呢？
又一件是在团中央看到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胡耀邦污蔑延安整风运动。说是胡告诉别人，延安整风时有人写大字报批判他，标题已经写下了，“胡耀邦十大罪状”。 写了九条，怎么也凑不出第十条来。于是说他姓胡，第十条罪状是“糊涂主义“。我看得忍俊不禁。早就听说这位团中央书记语言风趣。如果大字报说的是真的，不但证实了胡书记的语言风格，还让我看到严酷的政治斗争原来是可以这样随意的。
还有一桩是关于陶铸的。那时陶铸刚从中南局第一书记调到中央，排在毛、林、周后任第四把手，权势如日中天。可是也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数以万计的广东老百姓都等在中港边界中国一方的山上，只等香港警察一懈怠，就冲过边界。陶铸的“罪行”，是下令大陆警察把香港方面设置的拒马拉开，帮广东老百姓“叛逃香港”。那时我们对自然灾害饿死人的事已略有所闻，但是不知道在广东有过如此规模的逃港。如果真如大字报所说，陶铸倒像是个有人情味的好官。
革命之余，也游山玩水了一次，去了长城和颐和园。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却不知如何还在颐和园的长桥上摄影留念了。记得在颐和园攀到了万寿山顶时，看到那智慧海墙上几百上千个佛龛里的佛像全砸掉了，心里还奇怪那么高处的佛像红卫兵们是怎么砸的。
自从那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学生到了北京，不被接见是绝不离开的。这可能是为什么差不多每半个月一次， 毛主席一连接见红卫兵（也包括我们这些混进去的非红卫兵们）八次，共一千多万人次。到北京后我们就一直等待接见的消息。终于通知了，十一月三日接受毛主席接见。当时接见有两种形式，一是学生不动（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动（坐车），一是毛主席不动（在城楼上）学生动（列队通过广场）。听别人说，前一种形式不好，车子开得很快，还没有看清楚就过去了。第二种形式可以在广场里多待一会儿，看得比较真切。于是我们都希望是轮到我们的时候，毛主席在城楼上我们从广场走过。结果还真猜着了。
十一月三日凌晨两点，我们都起床了，每人发两个馒头，一个煮鸡蛋，一个小苹果，这就是一天的饭了。然后列队走到与长安街相交的街道上席地而坐，等待接见的开始。北京深秋的夜晚，朗月晴空，凉风习习。数百万人坐在天安门东边沿长安街的大街小巷里，竟然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我们连说话都是低声细语，像是等待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早晨九、十点钟，接见开始了。先是林彪讲话。湖北口音，声音飘忽而颤抖。听不出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的威严。然后接见开始。先是看见长安街上的学生开始从西向东移动。旁边街道的学生依次加入。一直等到下午，终于轮到我们出动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天安门城楼下。这时候，“毛主席不动我们动”的优势就显出来了。我们本应该是列队从广场快速通过。可是进了广场，学生们都向天安门城下涌去。尽管维护秩序的解放军战士竭尽全力，哪里挡得住这股洪流。不一会儿我就站在金水桥前了。天安门城楼虽然高大，但城楼上的人仍能看得很清楚。注意力的中心当然是毛主席，穿着军装。尽管不能看出报纸上天天形容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但可以看出身体很好。接见已经进行几个小时了，他仍然挺腰站着，取下军帽向人们挥舞。 在他身边的是林彪、周恩来、陶铸、江青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袖们。其次最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他站在城楼上中央，但像是带有瘟疫似的，周围的人都和他保持着“社交距离”，很是落寞。其他人都偶尔交头接耳说说话，但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和他说话。广场上学生们如神灵附体，亢奋无比，泪流满面，右手挥舞着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带着节奏喊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看见地上有踏掉的鞋子，挤掉的军帽，和踩碎的眼镜。解放军战士连推带拽，想让学生们向西移动，哪里动得了分毫？
这时毛主席向天安门城楼西边走去，只有那几位“最亲密的战友们“尾随着他，其他人站在原地不动。我估计这谁能跟谁不能跟一定是事先关照好了的。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对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和站位特别敏感，这方面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能被解读出大量的政治信息。毛主席向西边一走，广场上的学生也都蜂拥向西。可是等他走到城楼西端站下时，大家也都站下不动了。这时听见陶铸在扩音喇叭里问：“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啊？” 广场里雷鸣一般：“听！” “听就往前走嘛。” 我这时倒是想往前走了，可是周围被挤得铁桶一般，根本动弹不得。
我在广场里待了有一个小时。直等到毛主席走下城楼休息，学生们才向前移动走出广场。虽然从早上两点起来，一天只吃了那两个小馒头，我既不累也不饿，仍处在高度亢奋中。走回住宿处时天色已晚，只见邮电大楼里挤满了学生，都在拍电报给自己的学校报告见到毛主席的特大喜讯。我的串联名不正言不顺，自然不敢给学校发电报自投罗网。邮电大楼的工作人员说，发报告特大喜讯的电报不要钱，于是很多人洋洋洒洒好几页，把电报稿写成散文。邮局工作人员也照单全收，我想这些电报可能不会发出去。
毛主席接见以后，北京下了逐客令，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走前我们三个商量下一站去哪里。原来打算去四川或新疆，一位同学的哥哥在北京工作，一听就竭力反对，说是李井泉和王恩茂在那里“镇压”学生运动“牢结棍”的（上海话，很厉害），去不得。于是改道去武汉。我们在北京站外的广场等了一天，总算进了车站。上了去武汉的车。这次我们占了座位， 坐下了。可是我在北京车站候车的时候，踩在一枚朝天的铁钉上，上车后就发炎了 。脚后跟滚烫，又红又肿，痛得钻心。又是二十多个小时，车到了武汉。天下着瓢泼大雨，我的脚不能沾地，全靠两位同学搀扶着我。一不小心，三人滚到路边的水沟里，一身泥水，狼狈不堪。近半夜时分，我们被送到武汉某区的一个房管所去住宿。真是上帝保佑，房管所有一个医务室，那么晚了居然还开着， 有一位女医生值班。她用手术刀在我脚跟一划拉，一滩脓流出来。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得了破伤风或败血症，恐怕我就没有机会给大家讲文革经历了。
我大哥在武汉上大学。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分道扬镳，去了哥哥的学校。不巧大哥病了，住在医院了。我在医院陪了他几天，哥哥的病好一点了，陪我在武汉玩了一天，又就帮我买了点吃的，送我去武汉车站，预备去广州。武汉车站已经积压了好几天没走成的学生，有票都进不了站。我只得回哥哥学校又待了一天，第二天又去了车站。情况依旧，仍是不得其门而入。我无计可施，绕着车站的围墙走。见一处墙根前有一群大妈们站着，我想一定是居委会请来维持秩序的“小脚侦缉队”，就没有理会。不料她们却向我招手。我走上前去，一位大妈问我：“你是要进站吗？” 我点点头。大妈们一转身，露出藏在她们身后的一张方凳子，原来她们是帮我们翻墙进站的。我感激不尽，翻墙进了车站。
车站里也是人山人海，火车一到，也不问去哪里的，就往上挤。我试了几次，没能挤上。这时有些学生爬上了火车头后边一节车厢（可能是煤车）的顶部， 我也爬了上去。上面是约十米长与车厢等宽的一个铁的平面，周围有大约一尺高的挡板。“能坐在这儿去广州吗？” 我不敢确定。可是想起在电影“列宁在1918”或是“列宁在十月”里好像看到过的人们坐在火车顶上旅行的画面，胆子一壮，就和其他十几位学生坐下来，打算就这样去广州了。过一会儿火车司机来了，一看就要我们下来，说不安全。他还解释说火车车厢有平衡的机制，火车拐弯的时候车厢是平的。可是火车头没有这样的机制，拐弯时火车头随轨道倾斜，我们在第一个弯道处就会全部甩出去，绝无生机。不知死活的我们却不以为然，执意不下。幸好这位师傅非常负责，他跑去找来了武汉红卫兵纠察队。纠察队员上了车顶，二话不说， 把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都扔了下去，这才把我们撵了下来。
这时车站也是黔驴技穷，把最老式的有三级踏板的舷梯凸出车外的车厢也拿出来用了。我们仍是一拥而上，我没能挤进车厢里，只能呆在车厢的接头处。后来发现这个地方上下方便，进退有据，离厕所又近，其实比坐在车厢里还好些。待到上满了人，火车要开动了。站台上还是有许多没有能上车的人。一位学生就坐在车门外的舷梯踏板上上路了。我一觉醒来，不见了他的踪影，不知道是出溜下去了，还是自己下车了。
从武汉到广州，我们这趟列车走了整整七十二个小时。车上早就不供应吃的了。车到湖南郴州停下，我饿得实在受不了，打开车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车站，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面，再奔回来，所幸车还没有开走。这是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好吃的一碗面，至今想来仍是齿颊生香。
到了广州，又是分配住在居民家里，地上铺着稻草打地铺。虽然已经是十一月了，广州的天气一点儿不冷。与北京相比，政治空气可是冷得多了。广州的街市依旧太平，男人们还是早起饮茶。广州的女人们很辛苦，家里家外都是她们打理，背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上班。公园里人们还在踢毽子、下象棋、扯响铃、踢藤球，这在其他城市早就绝迹了。电影院里还放映着在别处已经被批为“四旧”或“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产物“的 “枯木逢春”等四部电影。我们这几十天来大字报也看得厌倦了，于是把四部电影都看了一遍。
在广州各方面都好，就是吃不饱。每顿的菜是一小碟非常非常辣的辣椒，就着辣味，把白饭送下肚去。不过广州人自己也是吃得非常节俭。家庭主妇每日买菜，都不用菜篮子，就是用稻草扎着一小条肉，一把蔬菜，就是一家人一天的伙食了。一天，一位上海的初中生兴冲冲地拿了一罐“葛扣肉”来，叫着“请客，请客“。我们问他哪来的钱买罐头。他说他把身上的皮带取下来，双手提着裤子去了省接待站。说是皮带断了，要人家解决。接待站大概从未碰到过这样的无赖，也是无计可施，给了他三块钱。这就是葛扣肉的来历了。打开罐头一看，所谓葛扣肉，就是一块芋艿夹一片肉。他看了一下，说是七块芋艿夹了六块肉，而不是七块肉夹六块芋艿，“不合算，广东人门槛精。”
作为孙中山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广州有不少革命遗址。我去了黄埔军校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这些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明日黄花，包括那个袖珍版的自由女神像，经破四旧的疾风骤雨居然没有被破坏，可以说是奇迹了。也可见当时广州的政治空气不似北方狂热。我是在黄花岗烈士陵园第一次读到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至今记得起首那催人泪下的几句：“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 想着林先烈从容地舍身取义之时，只有二十四岁，并不比我年长多少。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我在广州还出了两件糗事。在火车上焐了七十二个小时，我觉得身上都要臭了。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找地方洗澡。我和上钢三厂技校的一位同学在街上找到一家上海人称为“老虎灶”的卖水的店，说是可以洗澡。付了一毛钱，提了两桶水走进一个隔间。我提起水来，先来个“醍醐灌顶”，好不痛快。可是等我擦完肥皂，才发现隔间里没有水龙头。可是这时身上都是肥皂沫，眼睛让辣得睁不开，没法穿衣服。我连忙敲敲隔间的板壁，告诉同去的那位这里不比上海的浴室，付一毛钱水只有两桶水，要省着点用。他洗完了帮我再买两桶水来，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另一次是到广州著名的南方大厦玩。一时内急，冲进一间厕所的隔间。用完刚要出去，听见外边有女人说话。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难道我是”误入白虎堂“进了女厕所了？这在当时可是要作为流氓罪抓起来批斗的。我在里面屏声息气地等了好一会儿，一直等到外边没有人声了，才敢开门出来。这才发现这广州的厕所与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是男女混用的。男人关上门用就是男厕所，女人关上门用就是女厕所。这些年看到美国社会为无性别厕所争得不可开交，不由让我想起当年的尴尬。看来还是广州人得风气之先，五十年前就开始实施了。
在广州待了几天，北京下令停止串联，要求学生马上返回学校。可是我还想去长沙看我外婆。文革前外婆一直和我们住一起，帮助爸妈照顾我们。可是她没有上海的常住户口，文革前被户籍警赶回长沙去了，我很想念她。我的外公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的湘军）第十九师师长，北伐时从广州一直打到南京。宁汉分流前解甲归田，不久脑溢血病故。 因为他没有参加国共内战，解放后算作革命军人。外婆因此而成了革命军属，每月还领有政府的津贴。可是她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虽然又加了个“开明士绅“ 的头衔，回长沙后会不会被斗呢？我心中十分惦记。领了车票离开广州，我没在株洲下车转浙赣线回上海，再向北一个小时，到了长沙。
外婆瘦了不少。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告诉我，里弄没有斗她，但是不时要她去洗刷墙上粘贴的大字报。可怜她老人家小脚，每次要先把墙上的大字报撕下，然后用水把墙洗干净，让人再往上贴大字报。我真是十分庆幸那年我去长沙看她，因为直到她两年后过世，我再没有机会见到她。妈妈去长沙奔丧时亲戚告诉她，那年冬天外祖母又被叫去洗墙，棉袄袖子全湿了，得了感冒。可是她执意不去医院看病，一心求去，不多日仙逝。
到了长沙不去韶山是不可想象的。于是长沙的接待站组织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去韶山。虽然串联已经停止了，韶山还是许多“朝圣者“。普通的农居，我们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地看了一遍，想象着伟人当年在这里耕读的情景。我站在屋前眺望对面的那座不高的山，大概就是韶山吧。山倒映在屋前的池塘里，很有几分诗情画意。忽然纷纷细雨停了，雨过天晴，山顶云雾妖娆。阳光的映照下，小山在蓝天上留下一个娟秀的剪影，这是韶山留给我的最深印象。同去的“葛扣肉”同学又惹是生非，找了一个老乡问：“毛主席家里是什么成分？” “贫农。”“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地，富农吧。” “贫农，贫农。” 我怕他闯祸，连忙拉他走开了。后来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才知道“葛扣肉”原来是对的，毛主席告诉斯诺说，家里本来贫穷，可是父亲善于经营，慢慢买了二十多亩地，“有了富农的地位”了。
出游五十天，是倦鸟归巢的时候了，从长沙我回家了。到家后知道学校来了通知，要我们“复课闹革命”了。
作者投稿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