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学
“狗戴帽子”之后，爸妈好像对我有点儿另眼相看，毕竟上海中学是有名的百年名校。那个暑假因为没有暑假作业而过得轻松，常常去看电影，游泳。只是想到开学就要住校了，心中有点儿忐忑不安。
开学前一天，大哥提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和涮洗用具，送我去学校。从徐家汇坐50路公共汽车，到底就是上中站。沿着上中路走了近一里路，到了上中路400号上海中学。宽敞的校门敞开着。秋高气爽，我第一眼看见的，是在瓦蓝的天空衬托下高耸的旗杆，巍峨的教学楼，宽阔的行道和两边整齐的梧桐树。我走上旗杆的底座时，广播喇叭里正好开始播放一首优雅的曲子“幼儿园的早晨”。我的小小的心灵被这份美丽震撼了。从那天起，每当我想到上中，母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像全息摄影那样伴随着那美好的感觉又回到我的心中。
从只有半个篮球场的小学到占地四百余亩上海最大的中学校园，我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学校有两栋教学楼，一栋叫“龙门楼”， 是纪念上海中学的前身1865年建立的龙门书院。另一栋叫“先棉堂”，是因为这栋教学楼建在宋代把纺织术从海南岛带来江南的黄道婆的墓址上。校园呈沿龙门楼为中轴线的对称型。龙门楼的背后，是我们每周全校周会和周日晚上放电影的大礼堂。大礼堂的两旁，是东、西两个植物园。奇花异木之间，铺着又细又厚的园艺胡老师说的“天鹅绒草皮”。校园里居然还有两个湖，临湖建有凉亭，营造出一片湖光山色。再往里走，是被称为“北大荒”的一大片空旷地。我们进校的时候，那里放牧着十几二十头牛。校园的最北端是东、西两个食堂。学校有四百米跑道的标准操场，室内篮球场。我们在校期间还建了游泳池。学校还建有四个学生宿舍，和校友们为老师建的 “校友廬”。
当然，让上中出名的不只是它的校舍和校园，更是它拥有当时中学教学一时之选的师资。 学校有好几位一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好几位老师的名字是经常出现在教材或教辅材料上。除了这些名闻遐迩的老教师，被分配来上中的年轻老师也都是不同凡响。记得有一位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xxx, xx大学的高才生。” 虽然言下颇有大材小用的味道，但能如此夸口，还是有实力作后盾的。
三生有幸，在这样的学校里度过了从1961年1968年的七年。可惜的是，只有前五年接受的是正规中学教育。从1966年五月到1968年十一月，则是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前五年的学校生活极有规律而波澜不惊，而后来这两年的生活却是常有惊涛骇浪险象迭生。套用托翁的一句话：“平静的日子日日相同，不平静的日子天天相异。” 所以我想把前五年的正常的学校生活给我的最深刻的影响说一下，然后集中记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上中当时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女学生分别按班级住在二十多人一间的宿舍里。早晨六点（冬天是六点半）铃声一响，全体起床。半个小时完成漱洗，到楼下集合。由体育委员带队到操场晨练30分钟后集队到教室上早自习。然后集队到食堂用早餐。刚进校的时候，同学们是分桌用餐。八人一桌，桌上有两个竹签，一个领饭，一个领菜。八个人的饭菜放在两个脸盆里领来，由同学自行分为八份。吃完后个人洗干净自己的碗勺，放进自己这一桌的碗柜里。最后吃完的同学要负责洗装饭菜的脸盆。早餐后就是上午的四节课。中午也是集队到餐厅吃午餐。夏天在午餐后安排午睡。否则就是下午的三节课。课后几乎每天都有特别的安排，有时是劳动（在学校的农田或校办工厂里）， 有时是军训，有时是政治学习， 有时是整理内务。等这些活动结束，已经是晚餐时分。吃完晚餐，是我们难得的一点儿自由活动的时间。七点上晚自习，八点半下课。回宿舍漱洗。九点钟统一熄灯。在如此整齐划一的作息制度下生活五年，我觉得自己的生物钟都已经被设定了。这之后的五十年，我的起居仍是这么刻板，没有多少松动的余地。
这个五年一贯制的作息制度给我带来的积极影响是终身的。一个是养成了锻炼的习惯。虽然这些年的身份在工人、学生、教授之间变化，锻炼却是雷打不动的。直到现在年过七旬，每天游泳一英里（1.6公里）每周五次仍是雷打不动。另一个好习惯是守时。不但要求自己守时，对别人是否守时也十分计较，有时过于苛求，要改（也难）。可是每天鸡鸣即起，却是我后来在工厂工作时一大苦恼。有时上完中班回到宿舍已是清晨二、三点，早晨六点左右自己一定醒来。虽然非常疲倦，却再无法入睡。这个作息制度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给学生足够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那时我跟老师学小提琴，老师每个星期都有布置功课，可是我找不到时间练琴。唯一可能的时间是晚餐和晚自习之间那约半个小时。所以我常常是一个星期只练了一、二个小时的琴就去上课了，学艺不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中给我的另一个受用终生的礼物是“好学心”。我不是一个有天分的学生，可是有一个小小的可取之处是总抱有一个“不可让一日闲过”的信念。在文革的十年中，除了学毛选， 学习被认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可是我总是好像有人逼着似的，想要学点什么。一会儿学中医，一会儿学机械，一会儿学日文，毋论成果，毋论兴趣，逮着什么学什么。（看拙文《我的工人生涯》）在美国学了心理学后，我发现美国的心理学比较实用主义。在探讨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动机时，特别关心人们对所做的事所持有的 “价值”（value），并把能引起我们动机的价值归为三类：成就价值（Attainment Value），内在价值（Internal Value），和实用价值（Utility Value）。成就价值是活动的重要性（“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重要”）；内在价值是活动过程的兴趣（“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有趣”）；而实用价值则是活动所带来的实用性的好处（“我做这件事是因为它有用”）。若以这三者来衡量，在文革中读书是毫无价值可言。读书不仅不重要，反而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那时读书也不完全受兴趣驱动，再说我不可能有那么广泛而多变的兴趣。要说能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读书远不如溜须拍马或和领导套近乎来的有效。李白失意时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却一点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用，只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 而我连书生都算不上。之所以在文革十年中一直抱着“开卷有益”的想法四处涉猎，与其说是毅力或远见，不如说是在上中养成的学习的惯性。后来当了教授，一次给心理学的专业刊物审稿。收到一位“Li”姓作者的投稿，想必是老中。说是他（或她）研究一个在美国心理学文献中找不到对应概念的现象，叫“haoxuexin”。我看了会心一笑，这不就是”不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好学心吗？ 文革后与上中老同学再聚，更发现这好学心不是个例，而是不少同学的共同体验。
上中还教会了我该怎样学习。在学校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1977年预备高考时，我觉察到我对十年前学过的东西记得的似乎比和我一起复习的伙伴们多一点，但是当时没有细想为什么。直到后来学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时，才知道这背后有一条简单但极其真实的心理学的原理：储存在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里的信息，如果是有意义（Meaningful）的话，可以储存很久，甚至永远；但如果是无意义的话（Meaningless），则不加复习即遗忘。那怎样才能使信息有意义的呢？心理学的定义是，如果新信息和人们的原有信息有联系的话， 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如果新信息是孤立于原有信息之外， 则是无意义的。要让信息有意义，心理学家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学习者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学习心态”（Meaningful Learning Set）, 即学习者相信所要学习的内容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学习者已经拥有与新内容相关的知识储备。第三，学习者意识到新知识和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了解了这三条，我心中豁然开朗：我在上中的老师们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老师们很少要求我们死记硬背，总是把理解放在第一位。让我们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的教学，自然养成了我们的“有意义学习心态”。 新知识当前，我们不仅相信我们可以掌握它，而且把理解而不是记忆作为学习的目标。这一信条不但对我自己的学习大有助益，而且指导了我以后的教学。无论教什么课程，总让学生相信课程内容是可以理解的，帮助学生复习已有的相关知识，并让他们看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虽然这个教学过程中的抽丝剥茧看似多花了时间， 但“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意义学习带给学生的好处是终生的。
这五年的正规教育，让我养成了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也教会了我学习的方法。每忆及此，都让我深感师恩似海。可惜的是这样的学生生活到1966年六月嘎然而止了。
按官方的说法，文化革命是1966年五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开始的。可是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左风在这以前已经刮了好几年了。1962年，国家刚从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人们刚能吃饱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最高指示就发布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什么事都要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1963年，中苏分裂公开化，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九篇批判苏共的公开信，号称“九评”。每次文章一发表，学校就会组织我们学习， 而我们也闻风而动学得十分认真，并为文章中语言的尖刻而折服。 1965年，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为文化革命的序曲。同学中就以海瑞为代表的清官在历史上的作用开展了热烈的辩论。一些同学认为清官为民做主，多少对百姓有好处。另一些同学认为清官有欺骗性，让人民对封建王朝有幻想，延缓了人民的觉悟，实际上是延长了封建王朝的寿命，所以比贪官更坏。进而就讨论到那些年在历史课上一再提到的“让步政策”，即每次农民起义推翻了旧政权后所建立的新王朝都会轻徭薄赋，减轻对农民的负担。有些同学认为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反动阶级根本不可能对人民让步，他们只会反攻倒算。为此，教室的墙上开辟了一个辩论园地，常常贴着两派不同的观点的文章。现在想来，在这一不自觉的过程中，洗脑就完成了。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的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就会闻风而动。不仅思想如此统一，而且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都如出一辙，全是“九评”的口吻。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半个月，人民日报六月一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揭开了文革的序幕。那时我们正在北桥公社学农， 那是当时每个学期的必修课之一。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学农也不是纯粹的干农活，也要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我们住在生产大队仅有的几栋楼房中，在二楼一间屋里打地铺。那户主是富农，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富农能住着队上最好的房子，可能是修徐（徐家汇）闵（闵行）公路时拆迁的补偿吧。老富农已经死了，家里就是富农的老婆和儿子。那“富农子弟”不比我们年长多少，每天低着头，扛着农具一声不吭地出工收工，没有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倒是富农婆有天看我们收工回来，就搭讪了一句：“你们学生仔也蛮幸苦，又要读书，又要种田。” 本来是句关心的话，可是开会学习时，有人把这事提出来，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地主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表现。现在想来真是莫名其妙，可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言之成理，十分精辟。所以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还真没有冤枉我们。
从六月一日起，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出社论，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学校就终止了学农，让我们回校参加文革。文革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破四旧“，即学生们“杀向社会”，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记得那天我们学校去的是金陵东路西藏南路八仙桥一带破四旧。到了那里，街上已经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开始行动了。看着谁的衣着打扮不顺眼，如裤脚管窄小、尖头皮鞋、或是烫头发，当街就剪裤脚管剪头发，皮鞋脱下提着走。街牌都被涂抹了或遮盖了，因为旧街名不够革命，改为”反帝大道“，”东方红大道“之类的街名。甚至有人提出红绿灯的指示系统要改，红色是革命的象征，怎么可以要交通停下来呢？于是要改为红灯行绿灯停。还好因为太过混乱没有真的实行。
我们学校的同学似乎比较”温良恭俭让“，没有谁真动手的。我在街头看了一会儿，拐进了街角的一家卖香烟的店铺。只见一位外校学生，一手提着一罐墨汁，一手拿把刷子，往货架上的香烟上涂墨汁，因为“大前门”、“牡丹”、“勇士”（画有武松打虎）这些香烟牌子都是四旧。旁边站着一位中年人，不知道是店员还是店主（公私合营之后，这样的小店铺还是允许私有，店主称为“小业主”），嘴唇哆嗦着，伸着双手，想要劝阻又不敢，看着好不可怜。我走上前去，对那个学生说，“这飞马牌香烟是当年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时生产的香烟，不能算四旧。” 那学生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总算是对“飞马”牌香烟手下留情。如此荒唐的事也发生在学校里。“龙门楼”继承封建书院的衣钵，肯定是四旧了，改名为“跃进楼”。可是有一天看见一位同学拿着铁锤和凿子在凿“先棉堂”的楼名，我想着黄道婆是劳动人民，贫下中农，忍不住说了一句：“‘先棉堂‘有什么不好？” 他站在竹梯子上，回头轻蔑地瞪了我们一眼：“‘先棉堂‘有什么好？“ 我们毕竟底气不足，不敢再言，败下阵来。
那时的学校如同一口沸腾的高压锅，青春的激情和革命的狂热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每天晚上八点半的新闻联播则成了高压锅的出气阀。党中央宣布停课闹革命，校园里一片欢呼；宣布推迟（还是取消）当年高考，又是一片欢呼；发表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更是一片欢呼。当叶剑英宣布“经过医生全面检查，毛主席全身没有一点毛病，可以活一百五十岁。林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那更是鼎沸的欢呼。不过我想一定有同学和我一样，暗中有一丝疑惑：”若是那样，接班好像有点接不上了。“
老师中的第一批“牛鬼神蛇”马上就揪出来了，大多是所谓出身或历史上“有问题”的老师。每天早晨由语文教研组的一位老先生领着在校园里劳动。出工时还要唱“牛鬼蛇神嚎歌”：“我是牛鬼神蛇，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 学校很快用竹竿和芦席搭起了大字报栏，让大家揭发“阶级斗争的动向“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学生的毒害。其实就是把老师或校领导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无线上纲，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我们当时却以为我们所做的，是”反修防修”的重要举措，是不让阶级敌人复辟、不让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吃二次苦受二茬罪“的革命行为。不仅正义，简直神圣了。
那时我们不上课了，可是老师还惦记着我们的学习。一天早晨，教我们代数的韩老师手里提着一块小黑板走进来。他把小黑板挂在教室前，小心翼翼地对我们说，”这道题目你们有空时做做看，以后高考时可能有用。“ 话音刚落，就有同学呵斥他不要企图”干扰革命的大方向“， 赶快把小黑板拿走。看着老师佝偻着身子提着小黑板离去，我心中有一点儿酸楚，可是我却没有勇气作任何表示。这件事一直都印刻在我的心里。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我把这件事写进了语文考试的作文中。我的语文考试成绩不错，我想很可能是作文击中了阅卷老师的心中之痛吧。老师的羞辱，成了我进大学的敲门砖，可是我却从没有向被伤害的老师道歉过。运动初期的狂热，是我这一辈子最悔恨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事。不过这样的狂热，不久就被革命形势的发展中止了。
八月中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市区游行，为文革摇旗呐喊，还听说北京会派人来。大家猜不是姚文元就是张春桥。我们先到距鹿路上海文联（或是作协），一面等候游行组织者的安排，一面看看文联里批判上海文化人的大字报。等我们上路时，天已经黑了，并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浑身湿透了，却被狂热的情绪鼓舞着，一路走到了人民广场。市政府大楼的检阅台上，站着一排人，从北京来的是郭沫若，站在中间。大家大失所望。郭沫若在文革前已经是“水寒鸭先知”，在报上说自己一生的著作都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都应该被销毁。毛对他的评判，“十批不是好文章”，我们已有所闻。冒着这样的大雨，来接受这样一位几乎成为革命对象的人的检阅，大家觉得不值。
游行结束回到家时已是清晨。打开家门，只见家里一片狼藉。所有的箱子柜子抽屉都打开了，东西翻了 一地。壁炉的炉壁倒了，耐火砖从炉口泄出，地板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过一会儿，与我们同住的姑妈回来了，这才知道是她教书的学校红卫兵来抄过家了。这是我们家在文革中抄家十次中的第一次。可能是红卫兵觉得抄家的成果不够丰富，突发奇想，觉得我们可能把贵重的东西或罪证藏在壁炉里了。于是勇猛地用撬棍对炉壁一撬，不想壁炉常年不用，风化了，炉壁坍塌了下来。同时坍塌的还有我参加运动的权利。“你也配姓赵？”
“红卫兵”在文革舞台上的正式亮相，是在1966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典”上。可是北京的干部子弟成立红卫兵却比那早得多。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马上闻风而动，也成立了红卫兵。八月间，北京红卫兵首创的血统论从北京传到了上海，概括在一幅对联中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对联一时在校园和社会上甚嚣尘上。根据家庭出身，人们被分为含“工、农、兵、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五类”和含“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坏（犯有刑事案件的人）、右（右派分子）”的“黑五类”。 “黑五类”子女一概被称为”狗崽子“。 后来黑色阵营不断扩大，又加上了叛徒（历史上有叛变行为）、特务（被认为是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安置的有特殊使命的人）、走资派（被认为是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共产党当权派）成了“黑八类”。“狗崽子”群也随之日长夜大。再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每下愈况，忝居于黑八类之后，于是被称为“臭老九”。
阶级一旦设立，阶级斗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运动之前和睦相处的同学，一下子就分出了贵贱。我很快就有了对“狗崽子”身份的直接体验。一天我们到教务处领取写大字报的纸张，遇到同年级的一位“红五类”，平时虽无深交，点头之交还是有的。他上下瞟了我们一眼，直截了当地问： “狗崽子也要写大字报吗？” 奇怪的是，面对这样的唾面之辱，我既没有出离愤怒，也没有含羞忍辱，甚至连阿Q的“妈妈的，只当是儿子骂老子” 的心理安慰都没有，只是讪讪地走开了。现在想来，这些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奴化了我的心灵，让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分配给我的贱民地位。
成了运动的旁观者，我们整天无所事事。一天，和一帮同病相怜的同学去不远的上海师范学院看大字报。出了上海师院的校园，我们拐进了桂林公园。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在公园的小卖部每人花六分钱买了一碗藕粉。吃完后有位同学嘴刁：“都是糖精，不好吃。“ 没想到这话怎么就让红卫兵知道了，回来后的第二天，我回到宿舍时，一份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把蚊帐的进口都遮没了。大字报批评我们不参加运动，出去游山玩水。而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吃了藕粉还嫌不好吃。大字报最后“勒令狗崽子”把自行车和贵重乐器交给红卫兵，这贵重乐器当指我的小提琴无疑。这一招确实“触动灵魂”（文革用语，指真正打到痛处），我思想斗争再三，决定抗命，没有舍得把琴交出去，连忙转移到家里去了。幸好红卫兵没有认真。以后的十几天里，我进出蚊帐都要小心翼翼，唯恐弄破了大字报。
现在来说这些，不是要指责当时一些同学的举动，只是给那个年代留下一个记录。我常想，如果当年我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会不会有同样的举动呢？运动初期我的狂热，让我相信我不仅会，而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还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呢？反思让整个社会疯狂长达十年的文革，其背后一定有个体原因、环境原因、和社会原因。我相信 “原罪”，即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作恶的本性和冲动。这是个大题目，不宜在这里讨论。这原罪就是文革的个体心理基础。教育是我们成长环境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可惜教育的效果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如果所受的教育一味地鼓吹仇恨而不是爱和怜悯，人性中恶的成分就被放大强化了。但即便如此，人们的行为仍可以是循规蹈矩的，这是因为有社会规范的约束，触犯了社会的约成俗定是要受惩罚付代价的。可是如果连社会的约束也被松绑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人性中的恶就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而且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群体趋险“法则（Risky Shift，即在群体中，越偏激越激进的意见越可能为群体接受），这样的恶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和极端。一旦被释放，想要把它再关进盒子里，不说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而这正是当年中国社会的写照。
作者投稿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