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康德（公元1724-1804年，德国）
在谈到康德之前，不妨借用一下恩格斯的话，可能有利于了解康德哲学的历史地位。恩格斯曾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哪个是第一性，主张存在（物质）是第一性，思维（精神）是第二性，亦即主张存在决定思维，这就是唯物论，反之则是唯心论，主张思维是第一性，亦即主张思维决定存在；另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关系，主张二者有同一性，即思维与存在能够相符合，或人的认识与外界事物完全相符，是谓可知论。否定同一性的，主张思维不能与存在相符合，或人的认识与外界事物不能完全相符，是谓不可知论。
恩格斯这话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提出的，对于回顾十八、十九世纪的哲学发展而言，此话有参考价值。当然，也不要生搬硬套，事实上每个哲学家的思想理论往往都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化地把他们区分出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
在康德之前，出现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产生了各种哲学理论。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公元1596-1650）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意思是说，凡是他所接触的事情都是可怀疑的，而“我在怀疑（思考）”这件事，确实而不容怀疑。由此他把“心”和“身”区分开来，“身”对外界的感觉是不确定的、可变的、可怀疑的，他认为“心”（思考）是独立于“身”的东西，“心”内在地具备理性功能，由理性得到的认识，就像“我在思考”那样不可怀疑，人依据理性而获得确定的知识。他的理论被后人称之为“二元论”（“心与物”或“思维与存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和“唯理主义”（感性知识不可靠，唯理性才可靠）。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公元1632-1677）说神与自然是一体的，心与物是一体的，“种种观念的秩序与联系，就是事物的秩序与联系”，人的思维与外界的事物可以完全相符，因为二者的本质是“同一回事”，他崇尚理性，人凭着理性而能够认识世界，能够认识不变的则律、因果、必然性等等，但他不同意思维与存在是两个实体的说法。洛克（公元1632-1704）继承培根、霍布斯的经验主义传统，不同意笛卡儿等人提出的人生下来就有先天逻辑知识的理论，认为人的心原本是个“白板”，人的认识来源于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产生感觉、形成经验，凭着记忆进而产生观念、概念、判断等等，洛克肯定外界事物的存在，肯定认识来自于外界事物，肯定人能够认识外界的事物。爱尔兰哲学家贝克莱主教（公元1685-1753）同意洛克所说的认识都来自感知、经验，但他又认为，既然认识源于人的感知，那么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不过是一束一束的感知，是人的“心的状态”，唯一的“实有”无非就是“心”。他的名言即“存在就是被感知”，他不赞成那种认为在我们的“心”（思维）之外存在着物理世界的说法，因为其一，人无法知道这个物理世界究竟是什么，其二这种假设损害了上帝的最高权能。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公元1711-1776）说，心是什么？我们所感知的心，就是观念、知觉、记忆、情感等等，除此以外我们并没有感知到它还有什么实质，也没有察觉有什么灵魂，这一说似乎把“心”否定了。休谟认为，因果、则律、必然性等等，并非永远不变的命令，只是千变万化的经验在心理上的总括和缩写，是人的主观加之于外界事物的，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经验必然与之相符，我们觉知的只是一连串的事件以及重复出现的“惯例”，而惯例不具必然性。人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并非因为因果关系是自然的本质，而是因为人们养成的心理习惯和人性所造成的。数学似乎显示某种必然性，2×2=4，永远不变，殊不知结果早已包含在前提中了（4的“定义”就是四个一或两个2）。伏尔泰和狄德罗崇尚理性，要把宗教信仰等等都摆到理性的审判台，卢梭则激烈反对理性至上，推崇情感。以上这些大哲学家的论说，对宗教信仰，对于“心”和“物”、思维和存在，对于因果、必然，对于科学与真理，等等，都提出了怀疑的论调。康德来了，他怀有一种野心，要一一排除以上种种怀疑，挽救哲学和真理，挽救宗教。他这样吹嘘自己写的书：“我敢说没有一个玄学问题不应该在这里得到解决，或至少在这里供有解决的钥匙”，那么他真的能够做成这一伟大的事业吗？
康德，1724年生于普鲁士的坎尼斯堡，此后大部分时间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31岁时他在坎尼斯堡谋得一个无名讲师的职位，曾两次申求教授职位而不得，1770年当上了逻辑学和玄学的教授，可见这个身高不满五英尺的学者迟缓的长成。这位教授每天的生活节奏十分刻板，德国诗人海涅曾写道：“当康德穿着灰色外衣，执着手杖，在他们门口出现，步向那条菩提树夹道至今还叫做哲学家路的时候，邻人们就晓得毫厘不差的恰是三点半了。”他曾两次想要对女子求爱，但他犹豫考虑的太久，一次是对方嫁给了别人，再次是对方没等他下定决心就搬离城市了。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以致终身未婚。
康德的一大杰作是《纯粹理性之批判》，这书名的意思，不是要批判理性，也不是批判“纯粹理性”。他所谓“纯粹理性”是指并非来自感官而独立于一切感觉经验的理性，它是凭着心的结构及其本性、仅仅属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功能。他认为，从经验得不到关于因果、必然、则律的认识：“经验告知我们什么，却不告知我们那必得是什么而不是别的，所以它决不给我们真正普遍的真理”，“普遍的真理含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定独立于经验之外——它们本身就是明白确定的”。譬如二乘二等于四，数学就显示这种必然性，无论是谁、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否定它，但它不是从经验而来的，经验是千变万化的，但二乘二等于四不可能变。那么，既然“普遍的真理”不能从经验来，却从何处来？
康德回答说，从我们的“心”来，我们的心不是被动的照相底片，而是能动的器官，心的结构和性质具备一种机能，即把感觉配置成知觉，把经验配置成观念，进而配置成整齐、统一的思想。人的心具备一种“先天的感性”，这种先天的机能，应用“时间”、“空间”的方式，把杂乱的感觉予以配置而成为知觉，譬如，把感官接受到的白绿条纹、圆形、大小、甜润、多汁等等感觉，加以配置、组成一个知觉——这是西瓜。人的心还具备一种“先天的逻辑”之机能，应用概念方式来配置知觉而成为有序的概念和思想，这些“概念方式”就是因果、则律、必然性、普遍性等等。譬如，用“因果”的“概念方式”来认识“气压的变化”与“水的沸点变化”这二者的关系。再譬如，被抛出物体的运动轨迹是有规律的，人们用“抛物线”来描述这种规律。康德认为，人的心具备这两种机能即“先天的感性”和“先天的逻辑”，或“先验感性”和“先验逻辑”。为什么说它们是先天的呢，因为，它们不是后天通过经验得到的本领，它们是人心本身的结构和性质所具备的机能。经验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时间、空间却是所有经验都同样包含的因素，它并不会随着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始终如一，可见它不是经验本身的因素，是经验之外加之于经验的因素，是人的心在认识过程中加之于经验或加之于外物的，“心”的这种功能是天生具有的，所以说是“先验的”或“先天的”。康德借此说明，人的认识是怎么来的？——感觉是未经组织的刺激，知觉是有组织的感觉，概念是有组织的知觉，科学是有组织的概念、知识，一级高于一级，前后连贯，形成有序的统一的系统。在认识过程中起组织作用的是我们的心，是心的结构和本性所具备的机能。既然是先天就已经具有的机能，那么它就是超经验的，先经验的，亦即不是由经验而产生的，经验千变万化，但是“先验感性”和“先验逻辑”永远不变，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知识、概念、思想是确定的，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我们的认识可以得到普遍和永恒的真理。简单说来，这就是康德的先验哲学。
康德自以为，他的哲学能够解决上述大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他似乎在回答休谟：你说不存在必然性，对的，如果你认为认识仅仅从经验而来，那么我们无法得到必然性的知识，经验千变万化，只能是偶然的，但是，我们的心具有“先验逻辑”的机能，把经验组织而成确定的、必然的、永恒的普遍真理。按你的说法，我们无法达到必然的、有因果的、有不变规律的认识，这种“不可知论”是错误的。当然，外在事物的真实面目，我们是不知道的，我称之为“自在物”，“客体在隔绝我们感官的接纳时，它单独本身是怎么样，完全是不给我们认识的，它被我们认识的不过是觉知它的状态（现象）罢了”，而这种被觉知的“状态（现象）”只是我们人所特有的，是经过人的感觉、经验、思想等等加工以后的产物，不一定就是“自在物”的本来面目。不过我不否认它的存在。但是凡进入我们认识范围的事物的现象（即“它的状态”），由于“心”具有的功能，我们能够得到有关因果、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得到确定的认识，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他似乎在回答洛克：我们的认识，不仅仅是物质作用于我们而产生的，不是仅仅由经验而来的，我们的认识主要是“心”的产物，是“心”所天生具有的机能对感官材料进行加工的产物，是应用“先验感性”、“先验逻辑”组织感觉和知觉的产物。心不是被动地反映外界事物，外界事物并没有给予我们确定的知识，而是心主动地把握外界事物的种种现象，把“因果”、“则律”、“必然”等等思维方式加之于种种现象之上，从而认识到普遍的真理。
他似乎在回答斯宾诺莎说，你说人能够认识不变的则律、因果、必然性等等，这没错，但你又说，这是因为“心与物合一”，说二者的本质是“同一回事”，这就不对了。人所感知的只是外界事物的现象，外界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因果、必然等等只能产生于“心”，是“心”的本质所致，因果、必然等等是“心”先天具备的概念方式（先验逻辑），是“心”把这些概念方式加之于外界事物的，“心”和“物”的本质不是一回事。
他似乎在回答柏克莱说，你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如若你所谓的“存在”是指进入我们认识范围的事物之状态，那么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否认在我们感知或认识以外还存在着“自在物”，那是“没有被感知的存在”，人不可能完全地感知“自在物”，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但我不能否定它的“存在”。
面对“唯心论”和“唯物论”，面对“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康德似乎能够左右逢源。他的哲学像是一筐大篮子，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正像他自己所说，“没有一个玄学的问题不能在这里得到解决”。
康德真的解决一切玄学问题了？说说罢了。不过，他把玄学的问题联结起来，按照他的思路把他所认可的、不认可的各种观点组成一个体系，也可说做成一个平台，激励后来的哲学家们继续深究下去，这是其他哲学家所没有做过的事业。他建立的功业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包括裴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等。
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先验感性”。如若我们问，动物、至少是哺乳动物，也有“先验感性”吗？猎豹捕捉驯鹿的时候，他能感知并区分母鹿和小鹿，选择小鹿作为目标；他悄悄逼近小鹿，感知自己与小鹿的距离慢慢缩短，同时在选准出击的时刻；突然跃起，朝着小鹿奔去，其方向并不对准小鹿的位置，而是选择小鹿前行的某个位置，在追逐时随时调整方向……。在捕捉驯鹿的过程中，都显示出猎豹能够感知大小、远近、位置、方向、出击时间等等，按照康德的说法，猎豹的“心”应该具有“先验感性”的机能。不过，或许也可以否定这一点，对于小鹿来说，如果从未经历过捕捉过程，他恐怕只能跟在驯鹿后面胡乱追逐一翻，对远近、方向、时间无法做出判断和选择，在经过很多次的尝试以后，才能提高捕捉效率。那么看来，这些感知的机能，还是“后天习得”而不是“先天具有”。
我们姑且肯定猎豹具有“先验感性”，那么继续问：猎豹有“先验逻辑”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对此恐怕无人反对。那么，为什么动物没有而人却具有“先验逻辑”？回答是：人有理性，能够逻辑思维。再问：能够逻辑思维就能证明“逻辑”是先天具有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能够逻辑思维，说明这是天生的。这样的回答显然有问题，因为理性、思维、逻辑等等都必须运用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有理性、思维、逻辑，而语言是经验的产物，不可能是“先验的”、“先天的”。
史前人类没有语言，人类在演进到能够发出各种不同声音的时代以后，才有可能创造出语言。起先，人能够用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感知，并能够通过传递、交流、约定成俗，使得这种本领更趋复杂多样，还在头脑中储存起来。后来，人发明了文字，不但可以在头脑中储存，还可以记录在介质上，随着传种接代流传下去，积累起来，创造的文字愈来愈多也愈来愈丰富，而语言创造的过程，也同时创造了逻辑。为什么说创造语言的同时也创造了逻辑呢？下面将做出解释，而这一解释对于回答是否存在“先验逻辑”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人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并表达思维的成果，前人在经验中总结出使用语言的某些形式，逻辑就是这种“形式”（注意，这里强调它只是“形式”），人们还研究逻辑这种形式的某些规则，这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如何让思维卓有成效（即被更多人所认同）。当人们采用逻辑及其规则进行思维和表达的时候，能比较容易令人信服、被人认同；或通俗地说，说话、写文要“合乎逻辑”。不过，在逻辑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以前，人们早已经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及表达，对于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只是到了后来才被人们总结出来，并冠之以逻辑这一名称。由此可知，逻辑是在运用语言的经验中被总结出来，并且是为语言的运用而服务的，它不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什么东西；作为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当然必然遵循语言内在的规律，所以说逻辑产生于、存在于语言之中。这是要解释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是，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每个字所表达的意义，都已经被固定，不允许乱用，字与字的关系也被固定下来，不允许混乱。譬如，大小、远近、高低、快慢、上下、是非、好坏、善恶、阴阳、内外等等。当你说“内”的时候，必定是相对于“外”而言的，当你说“大”的时候，必定是相对“小”而言。如果你说：“我比你高，你比他高，所以我比他高”，此话就合乎逻辑，如果你说：“我比你高，你比他高，所以我在他的外面”，此话有点像胡话，不合乎逻辑，把“高低”的关系乱说成“内外”的关系，当然就逻辑混乱了。由此可知，逻辑其实是由字与字的关系所确定了的，所使用的字的意义，以及字与字的关系被搞乱的时候，也就是逻辑被搞乱之时，由此可知，逻辑产生于、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在其创造的漫长过程中，逻辑就已经逐渐隐藏在、融和在其中了。
每个词的意义以及词与词的关系也是如此，譬如，个性、共性、部分、全体、因果、规律、必然、偶然等等不允许乱用、搞混。有些词（词组）被用来标志某个概念，譬如自由、平等、民主、多数原则等等，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如果没有确切把握好它的涵义，或者有意搞乱词语的涵义，将导致逻辑混乱而难以被人们认同。举例说：“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我是党员，所以我代表人民利益”这句话的逻辑非常混乱；首先，党是某种团体，而任何团体都不能等同于人民，说“代表人民利益”只是一种假定，需要证明，不能作为前提（依据），其次，党是团体，党员是个人，二者不能等同，就算“党代表人民利益”，也不等于党员个人就代表人民利益；所以这句话逻辑混乱而不能成立，其原因，在于把词语固有的涵义搞乱了，把团体等同于个人，把“假定的”等同于“既成的”。再举一例，譬如：“民主运用多数原则，多数原则就是多数统治少数，所以民主就是多数统治”，此陈述显示出逻辑的混乱，因为“多数原则”与“多数统治少数”二者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是歪曲了“多数原则”的意义，将其偷换成“多数统治少数”，因此这条陈述由于逻辑混乱而难以得到认可。还举一例：“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阻止我的行动，就是侵害自由”，“自由”作为一个概念，其涵义是指：“除法律规定的以外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权利”，把自由说成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是对“自由”这一概念的歪曲，因而不合乎逻辑。通过上述所举例子可以说明，我们说话写文要合乎逻辑，但是，是否合乎逻辑不决定于形式，而决定于内容，在于是否确切地把握好语词的意义，或者说，是否合乎逻辑这一点，是由语词的意义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以下结论——逻辑由词语的意义决定，逻辑产生于、存在于语言之中。
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即两条陈述都合乎逻辑却推出相反的结论。譬如“白马是马”，人们都会肯定这一陈述合乎逻辑：凡是具有马的共性的动物就是马，白马是具有马的共性的动物，所以“白马是马”。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一陈述中，马，白马、共性、动物这些词的意义决定了“白马是马”合乎逻辑。那么，另一个陈述“白马非马”呢？如果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事物不能既“是”又“非”，所以，“白马非马”一定是不合乎逻辑的。可是仔细想想，“白马非马”也是合乎逻辑的：“白马”指某一只（或某一群）马，“马”则指所有的马，前者是个体（或部分），后者是全体，个体（或部分）不是全体，故曰“白马非马”，也合乎逻辑。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在这一陈述中，马、白马、全体、部分等这些词的意义决定了“白马非马”合乎逻辑。两条陈述都合乎逻辑，但意义却相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一个陈述是否合乎逻辑，决定于语言所包含的意义，决定于词语的涵义以及词语之间的关系，在上述例子中，个性、共性以及“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不同于共性”）， 决定了两条相反的推理都合乎逻辑；“马”的共性寓于“白马”的个性之中，意味着二者有相同之处，“白马”的个性不同于“马”的共性，意味着二者有相异之处，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这就解释了“是”与“非”都可能合乎逻辑的这一情况。
上述“值得一提”的情况表明，是否合乎逻辑决定于语言，“形式上”看去似乎不合逻辑，但是语词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它合乎逻辑。实际上，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常态，不同的或相反的观点、意见，都可能被认为合乎逻辑而获得某些人的认同。譬如，有些人认同“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观点，说道“平等是指相同，世上没有相同的人，所以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另一些人认同“平等是可以实现的”，说道“平等是指权利的相同，法律规定每个公民享有同等权利，平等就能实现”。双方都使用“平等”这个语词，但是却赋予不同的涵义，导致相反的推论。如果后者想争取更多人的认同，或许可以这么说：“在政治学的范围里所讨论的平等，是指法定的权利的平等”，这样，避免去正面否定对方，用心把握好“平等”这个语词的涵义，可能争取到更多人的认同。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前文说过的“苏格拉底方法”，曾被误解为“诡辩术”，就像中国古代的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也曾被误解为“诡辩术”。“诡”有奸猾、欺骗的意思，所以“诡辩术”这词带有贬义。“苏格拉底方法”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不是“诡辩术”，倒确实是一种有利于人们优化思维效果的方法。因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由人类千万年经验积累而成，虽然人人都可以运用语言进行理性思维和表达思想观点，但是每一个人掌握和运用语言的本领则千差万别，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和提高，一辈子都不能穷尽。逻辑，是一种思维和表达的形式、方法，说的话语愈是合乎逻辑，就愈是能得到他人认同，可是逻辑其实隐含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中，你的叙述能否显现出较强的逻辑性，更是取决于你是否把握好所使用的语言的确切含义，归根到底，是语言问题，苏格拉底摆出不少语词，如正义、智慧、美德、光荣、爱国心、善与恶等等，要人们说出它们的定义，这其实就是提高运用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因而也是提高思维效果的有效途径。
以上所述，是要阐明：逻辑不是独立于语言以外的什么东西，它产生于、存在于语言之中，离开了语言它就失去了意义，人类创造了语言，同时也创造了逻辑。语言和逻辑都由人在经验中创造出来，不存在“先验逻辑”或“先天逻辑”。
实际上，不但不存在“先验逻辑”，而且也不存在“先验感性”，现代人们知道有“多维”的时空，也知道阳光射到地球的路径是稍有歪曲的，并不是直线到达。可见，时间和空间这种感知方式，不是先天的、永恒的，而是与人的经验有关，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产生、而存在，也随着经验的改变而改变。
这么一来，康德理论中用“先天逻辑”必定包含内在必然性这个理由，来论证人类可以获得绝对的、永恒的真理这部分内容，就被否定了，不过剩下那个“自在物”倒还在那里，可是康德说：“它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关于这个“自在物”，正如叔本华所说的，“康德最大的功绩在于分辨现象和自在物”。一方面，他这个“自在物”的说法，似乎给“唯物论”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他又说人的认识是“心”的产物，人所觉知的外界只是其“现象”，因果、必然、规律等等是由人心加之于现象的，似乎又给“唯心论”留下了空间。所以，分辨“现象和自在物”的确是康德的最大功绩，他的理论调和了、或模糊了“唯物”与“唯心”的区分，改变了认为二者“非黑即白”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切不可低估“自在物”这一提法对哲学产生的影响，这个不可知的“自在物”，把已往思想家力图探究和解释那个“存在”（“本体”）的思路给斩断了，同时也开启了通向“实证主义”道路之门。
不过，他对绝对、永恒的真理的论证，却失败了。他应该想到，既然人的认识是“心”的产物，既然“因果、必然”等等只是“心”加之于现象的，只是“心”的认知方式（概念方式），那就该分辨“方式”和“内容”。运用同一种“方式”对同一种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内容”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同一个现象，此人加之于现象的“因果”是一种说法，彼人加之于现象的“因果”可能是另一种说法。就譬如，有人对“太阳自东向西移动”的现象，解释为太阳围绕地球转，而另一个人却解释为地球围绕太阳转。人的认识所运用的感知方式和概念方式虽然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不同的人而改变，但运用这些认知方式所形成的思想观点却是不同的，因人而异、而变。这明明白白地表明，就算假定人人都有“先天的”认知方式，也不可能形成永恒不变的思想、理论。
人的认识能得到确定的、不变的、必然的知识吗？能够得到普遍、永恒的真理吗？这在哲学上的是一个大问题。什么叫做真理？人们总以为，既然是“真”，那就意味着“唯一的”、“普遍的”，“永恒的”；唯一的——因为假象千万、真相只有一个；普遍的——“放之四海皆准”，没有“不准”之处；永恒的——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所以，人们总以为真理是唯一的、普遍的、永恒的。可是遗憾得很，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条被称为真理的，都曾经被质疑过、被修正过，甚至被否定过，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同样如此，这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爱因斯坦在谈到他的信仰时曾说过，宇宙就如一个无法洞察的、庞大的谜团，我们人只能一点点地接近它。爱因斯坦说的“无法洞察”及“谜团”，其意思就是——无法承认有所谓普遍永恒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就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什么是“正确反映”？怎么判定“正确反映”？除非拿“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跟“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进行比照，两相符合是正确的，两相不符是错误的，可是，两相比照必须是两方面都已知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正是未知的，如果“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已经知道，何必还要去“反映”？正因为“未知”，人的意识才需要去“反映”；在其中一方“未知”的情况下，两相无法比照，也就无法判定是否“正确反映”。所以，这个定义就等于说真理“无法判定是否正确”，划到了否定真理的反面。
实际上，“真理”这两个字，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一个词语，用来宣称自己的思想、理论是永远正确的、是绝对正确的、是不允许反对的；特别是那些圣人、帝王、宗教始祖、革命领袖等等，最喜欢用这个词语来动员和组织群众，使之听顺、服从、甚至献身。人们至今应该觉悟了，应该转变一下对“真理”的看法了。
那么，什么是真理？真理——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被广泛认同的思想、理论。真理作为“思想、理论”，从人脑中产生出来，因为一切（包括“错误的”）思想、理论都是人的思维的产物，所以，没有所谓非主观的“客观真理”；也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由人脑产出的思想、理论，人们不可能抱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也没有绝对的“检验标准”，只能说“广泛认同”才可称得上为真理。这里说的“一定时空范围”，是指那个思想、理论是在某一领域（如科学、宗教、政治等某个领域）之内、某一相当长的时期（如几百年、几千年）之内被广泛认同。所以，真理这个词语是有用的，有志者理应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一种思想、理论一旦被广泛认同，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从而能够有效地改善生活、改善社会、改善人世间。
康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叫做“实践理性之批判”，谈的是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宗教的基础不能建筑在科学和神学之上，无论是必然、则律、因果、本质等等，都只是人的纯粹理性的认知方式，而且只适用于进入人的认识范围以内的现象，并不涉及“实有”本身，那个“实有”是什么，那个“本体”是什么，人并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或玄学的方法（即指使用必然、因果等概念方式）来证明“神”的存在，证明“造物主”的存在，是不适合的。宗教信仰应该建筑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他所谓的“实践理性”指的是“纯粹理性”在道德领域的实践，他写道：“纯粹理性可以实践，换言之，可以凭自身决定意志，同任何由经验得来的事不相干”。道德心必定是内在的，道德原理必定是先天的、绝对的，跟人的经验无关。譬如说，人们都会有共同的实际体验，即对于是非、善恶总有一种躲不了的良知，干了错事或坏事，总会觉得良心上受到了谴责。就是坏人做坏事的时候，也总是偷偷地干，知道自己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这种深深扎在人的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心，不是后天获得的，是先天就有的。这样，康德以为他找到了“普遍必然的伦理”，找到了道德最坚实的基础——先验的、种植于人心的、“绝对的、无上的命令”。
人的道德心、责任心、同情心等等，是“先天”存有的？一个婴儿光光地来到世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什么责任心？他还不曾体验过人间的痛苦，怎么会因他人之痛苦而生同情心？良知和道德观念不是绝对的、不变的，大量记载的历史资料表明，道德观念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譬如对于偷窃、赌博、同性恋、性工作者、婚前性行为、离婚、再婚等等现象的观念和态度，在不同的社会里或社会的不同历史时间里，都在发生变化。这一切，令人无法相信有什么“绝对的、无上的命令”。一方面，康德用“纯粹理性”否定了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他又要借助“纯粹道德”来挽救宗教信仰，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因为道德是相对的，道德观念是随经验而变化的，不能成为宗教的“坚实基础”。不过，人们大可不必担忧，宗教信仰不会消失，它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在面对那个“庞大的宇宙谜团”的时候，在身临险恶的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的时候，在听见死神那无情的召唤的时候，人需要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和安慰，所以没有宗教也会造出一个来。
刚才我们提到恩格斯的话，到了现代，此话显得不太适合了，如今知识界里恐怕少有人会怀疑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愈来愈多的人会认同一种观点——精神、理性、思维是自然界长期演进的产物，它无法脱离物质而存在。在有理性的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个世界是没有所谓的“精神”的。说灵魂脱离人身还能独立存在，只是属于信仰领域的说法。“精神永在”，其实是被语言及传播介质表达出来的、保存下来的“精神”，不是具体的、某个人的、与身体同生共死的“精神”。带有“人工智能”的机器能够打败世界围棋冠军，证明物质可以产生感知的和理性的功能。人们还在努力使机器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功能；不过，要让机器具备自我意志、主观欲望、情感（如同情心）、审美观、价值观等等，恐怕还需花费漫长的、无法预计的光阴。我们更加难以相信，机器人能有“潜意识”的活动，机器人会大发脾气乃至痛骂自己甚至自残、自杀，机器人由于“心境不佳”不愿服从指令，等等；但是，现代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足以使人们认同精神是物质长期演进的产物这个观点，也足以使人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某种精神的产物。所以，如果再像恩格斯那样，把关于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适合了。
把哲学家的思想理论简单地归于唯心论或唯物论，也是不适合的。贝克莱主教赞同培根、霍布斯、洛克的经验论，因此似可归为“唯物论”，而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名言却被归为“唯心论”。康德承认存在着“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自在物”，似应属于“唯物论”观点，但他又提出因果、必然、则律等等，是人的“心”凭借“先天逻辑”加之于外界物质的，是由“心的本质”决定的，又被划到“唯心论”。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讲认识论的时候，“唯物论”把凡是强调“心”的作用的观点都按“唯心论”加以批判；而“唯心论”在强调心所起的作用之时，贬低经验的作用，其实“心”的认识能力不是什么“先天的”，恰恰是经验的产物。譬如，康德把感性（感觉）和理性（逻辑）二者结合起来，把感性认知方式和理性认知方式结合起来，以此来解释人的认识，这没有错，但是他又把这样的认知方式看作是“先天的”，把经验撇在一边，这就错了。总之，由此我们应该知道，“唯物”和“唯心”的区分，是一种刻板的、含混的提法，在现今已经不适合了。
至于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上文谈到“真理”时已经阐明，不存在这种“同一性”，人的认识与外界存在不可能完全相符或“同一”，因为不可能判定“是否相符”。恩格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提法，在现时已经不再适合，那么，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回答应该是：提高思维的成效。哲学是如何使思维卓有成效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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