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五十冥寿祭——
最近有幸在“文学城”上拜读了“撑小伞的蒲公英”所写博文“寻找那美丽高贵的灵魂——硅谷拜祭张纯如之墓”，深受感动。从文中得知，张纯如的墓就在湾区。我立即发邮件给我们健行队的“活地图”Mark，询问他是否知道路径而且愿意一齐去拜谒，他回答说知道而且愿意同往。此外，闻讯以后愿意加入的还有Simon 和Pei-Yin。
墓地名叫天堂之门（The Gate of Heaven Ceremony），是一处天主教墓地，坐落在Los Altos 市郊外山脚下的一片开阔的丘陵地。从我家驱车前往大约四十分钟。张纯如的墓碑大约2×5英呎大小，除了中文名字，还刻了英文名字Iris Chang, 在中、英文的名字的左端是她秀美的照片。墓誌铭是：可爱的妻子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Beloved Wife and Mother, Author and Historian, Human Rights Activist）。生卒日期是1968年3月28日和2004年11月9日。秀气美丽的照片和短暂的生命看得令人心碎！
我们在她墓前敬献了鲜花，鲜花上还有张纸条，上面写著：
To Iris Chang,
We miss you as a great writer!
張純如, 我們懷念你,
向你致敬!
Mark, Simon & Qian
（Pei-yin签名）
献完了鲜花，我们依次在她墓前脱帽行礼。再过十几天就是她五十岁的冥寿。尽管我们和她素昧平生，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这位比我们年轻的朋友的敬重，也希望她在天国里知道了我们的拜访以后会高兴，还希望她知道，还有更多的敬重她的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前来。
离开墓园后我们一行四人在附近的Rancho San Antonio County Park and Open Space Preserve 散步时看到，这里山峦起伏，草甸里和山坡上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小鸟躲在远近的树上歌唱，不时还可以看到大小不等的鹿群出没于林间。張純如就安息在这十分幽美的环境里。
我和Mark 走得比较远，来回约八英哩。 “撑小伞的蒲公英”的博文后面有个叫bl的写了一句跟贴：“一个在美国出生连中文都不会说的华人弱女子，却甘愿把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屈辱扛在个人肩上”。一路上，这句话总我脑子里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确切地知道，她的肩膀是压不起这副担子的。
我从小也听妈妈和老师讲过南京大屠杀的人间残剧，以及她们看见过的报上刊登的惨绝人寰的照片。凡是被强奸时呼叫的都被割舌，被强奸以后还被用刺刀开膛剖腹，惨状吓人。我的老师(女)是靠了剪头发、在脸上抹锅底灰、穿哥哥的衣服，才从日本野兽军人眼皮底下逃脱的。自从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被告之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实际上，阶级仇恨才是领袖念念不忘的，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不知道官方做过多少系统的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证据收集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但我知道，在1997年，二次大战结束后的52年以后，才第一次有了張純如这本向国际社会系统、全面地揭示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书（The Rape of Nanking），以及由她发现的另一批当时在华国际人士记录的目击材料。这些材料是的魏特琳（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日记和拉贝（John Rabe）日记。材料的线索是张纯如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特别馆藏室里找到的。随即，張純如不辭辛勞赶到德國，找到拉貝的外孫女，终于發現塵封了59年之久的“拉貝日記”。这两本日记也是揭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有力的客观证据。张纯如的这些工作在國際史學界，包括中国史學界，引起很大注意和討論，也引起美國公眾和政府對該主題的重視。他的书書更是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再版15次。对此，上述博文说道：“这让多少男儿汗颜，让多少中国历史学家羞愧！”说得好, 但是依我看，应该感到羞愧的还大有人在。这样大的题材，它涉及许多方面，历史学家是无法独自选题的。但是，張純如凭一己之力（当然还有地方当局的协助），居然就做成了。她的付出必定是超出常人的想象的。張純如是被心力交瘁的劳累压垮的，这是无法承受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双重的劳累！
魏特琳和張純如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先后同学。南京陷落时，魏特琳留城照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代理院长。在此期间，她奋力保护了不少中国民众。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她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民众被大肆屠杀和残害情形，并将她所见邮寄给该学院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日记持续了两年四个月，中断的原因是她精神失常了。随即她被送回美国，不久就自杀了。
记录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和揭露中华民族的屈辱是一副多么沉重的担子啊，不仅中国人无法承受，美国人无法承受，正常的人类都无法承受。真正不能想象，犯下这样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的，居然是一帮有着和我们一样生理结构、看上去还有点像我们的“人”！不，我们羞于与这些东西为伍，人类学家应该把他们列入一个新的亚种：“类兽人”。
拉贝是一名德国商人，同时也是一名纳粹党的成员。凭着一份还没有完全被泯灭的良知，以日本盟国成员的身份，他在南京建立起近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下救出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性命。他于1938年2月写信给希特勒，报告了他目睹日军在占领区内对中国平民百姓毫无人性的大规模的恣意屠杀行为。拉贝应该是了解他的元首的，也应该知道他的报告会有什么后果，但他还是写了这个报告，为什么？只是出于残存的良心。果然，随后他因此而遭受不公，潦倒中凄然而逝。
对日寇的暴行，不仅平民无法接受，就连拉贝这样的纳粹党人都无法接受。張純如，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在战后优越的和平环境里成长的弱女子，她又如何承受得了！
我们理解魏特琳，我们理解拉贝，我们也理解張純如。
了不起的魏特琳，了不起的拉贝，了不起的張純如！
从我们行走的山坡上偶尔可以看见墓区，我边走边想：張純如的人文情怀、正义感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如何形成的。除了学校教育，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以外，家庭教育必定是重要的因素。張純如的父亲是物理学教授，母亲是微生物科学家，祖上也都是很有学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份子。張純如必定是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长辈的潜移默化。再说得远一点，这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被湮没在几千年的历史的长河里的原因。让我们向張純如的长辈们致敬，感谢他们培养了一位了不起的女儿。人的生命有长有短，只要做了足以名留青史的事情，此生足矣！
“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这是張純如说的，至理名言。我不主张冤冤相报，而且认为中日两国今后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友好的邻居。但是，做朋友以前先要清理好以往的恩恩怨怨。犯了罪的先要认罪，才有资格请求受害方宽恕。如果犯了罪还不认罪，受害方应该收集足够的确凿的证据，公诸于众，公开谴责犯罪方的罪行（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错过了远东国际法庭）,而不是一厢情愿地高喊“决不再战”。日本这个民族真的是很特别，他们勤劳、聪明、认真、守纪律，但是极不尊重生命，而且死不认错。尤其要命的是看不清大局。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很会打仗，但是战略上却是一错再错，直到挨了两颗原子弹才住手。希望这位邻居从今以后认清世界大局，不要再犯错了。今后再犯错的后果太可怕了。
我和Mark走在山上，眼见开阔美丽的风光，电影“辛德勒名单”里的那首主题曲一再地在我耳里回旋。记得我第一次看这电影时，帕尔曼用小提琴拉的这首主题曲曾经令我深深地感动。它叙述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听起来很悲哀，也很悲壮，但就是没有流露些微的哀怨。这就是犹太民族的特点：百折不挠、爱憎分明。你伤害了他，他会永远记住，但从不怨天尤人。时机一到，他就会自己讨回公道，绝不会等待什么“国联”，也不讲什么“以德报怨”，或者什么“恕道”。长期以来他们没有“国”，人也不多，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大国风范”。罪犯哪怕逃到天涯海角，哪怕七老八十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抓捕归案，证据确凿地公开审讯、判刑。另一方面，你如果帮助过他，他也会永远记住你。二战期间，国民政府、上海工部局和普通民众曾经用各种方式保护过许多在华犹太人。为此，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以各种方式，明里暗里帮助中国。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虽经千年劫难而不灭，绝不是偶然的。
快到停车场时，我们途经一个饲养场。一边是鹿群，一边是羊群。一群刚出生一周的小羊羔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围绕着母羊找奶吃。Mark和我站在围栏前看着这群可爱的羊羔。善解人意的饲养员抱起一个只羊羔走到围栏边让我们细看并允许我们抚摸牠。–这世界就是这样不断地生死轮回。今天的健行圆满结束。
回家以后在网上看到，2015年馬英九總統曾親自頒發褒扬令給予張純如（由其父代领）。还看到，2017年“張純如紀念館”在張純如的故鄉（江蘇淮安）落成，已经正式開館。張純如魂归故里，令人心慰。是的，所有热爱这个国家并且为这个民族做了有益的事情的人都不应该被忘记，都应该被我们纪念。
但是我还想，能不能把張純如的事迹拍成一部故事片，这电影里的主题曲用張純如喜欢的乐器独奏。这一定会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要争取在国际影展中得奖，为惨死的同胞申张正义，和世人一起谴责侵华日军的暴行，让它无法抵赖，永世不得翻案。愿这世界永远不再有这种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残杀。
我们纪念白求恩，我们也会一直纪念張純如，因为我们也是爱憎分明的人。
安息吧，了不起的張純如！
于硅谷，2018年3月11日。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四〇八期（cm18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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