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号院是源元仓巷子里七个院落中最小也是环境最差的一个，南北走向的院子十分狭窄。东西两厢房间，台阶的距离超不过两米，外延的房檐几乎都要连在一起，我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只要稍有胆量，就可在房顶上轻易地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去。房间采光的效果由此可想而知。院子被一堵木制的隔板分成大致均匀的前后两院，和其他院子一样，也是木装修房。
大概是院子窄小，空气不易流通，又经多年的烟熏火燎，所有门窗及木壁板，甚至屋檐上的椽子都是黑黑的。当时的街道和居委会卫生抓得很紧，这种黑糊糊的院容自然不能被容许，在街道的统一安排下，用一种猪血色的涂粉，将整个院子刷了一遍。这种涂粉不似油漆，只是附着在木头的外表，还不如刷石灰水牢固，看上去比原来的黑色是好看一些，可手指一蹭，或衣服一碰，立马就被污染。祖母实地考察回来后，惋惜地说，好好的一院房子就这样给糟蹋了。
房东是住在上房的陕西籍赵姓人家，男人是个生意人，女人大约四十多岁，头上挽着个老式发髻，一双“解放脚”。赵太太人还和气，每次见到祖母都会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可从未见过她来我们院子串门。因房客更换频繁，又几乎没有和我同龄的孩子，因而我和他们院子的住户们交集很少。后来秦腔名角景乐民对我有所关注，又搬来了我的同学苗龙根，我这才有机会常到四号院去玩耍。
景乐民
闻名甘肃秦腔、陇剧的花脸景乐民夫妇曾住在东厢紧挨院门的双间里。景乐民是兰州戏剧界的名人，唱过许多花脸戏，一九二四年十岁时，在西安入甘肃“平乐社”，师从须生黄云亭(艺名“十四红”)。在名师指导下，专攻架子须生。最初学了《逃国》(伍员)、《临潼山》(李渊)、《破宁国》(朱亮祖)，以后又演官衣生《杀驿》(吴承恩)，《八件衣》(杨廉)，帖生戏《闻官》(梅伯)、《蜜蜂记》(介子推)，老生戏《烙碗计》(刘自明)、《卖画》(白茂林)、《八义图》(程婴)等。
一九三二年，他因 “倒仓”(嗓音变哑)，改专红净一门。曾投师京剧郭荣利，后又跟刘魁官学习，苦心孤诣地钻研吸收京剧表演技巧和艺术特色，用以丰富、改造当时秦腔该唱的“红生”行当。此后他演出秦腔关公戏《出五关》、《因土山》两个本戏及《单刀赴会》、《华容道》、《水淹七军》三个折戏，使秦腔红生戏的艺术面貌为之一新。再后，他演唱了《软玉屏》(戴殷)、《夺锦楼》(徐翰山)、《吕四娘》(骆秉章)、《宫锦袍》(左宗棠)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甘肃省秦腔实验社”和“省秦剧团”，他又演出-批新编或改编的历史剧，如《屈原》、《鱼腹山》、《烈火扬州》、《将相和》、《貂禅》等。
在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文艺、戏剧也不甘寂寞，各种荒诞“卫星”放了不少，各地的官员们，为赶上那个疯狂的潮流、制造政绩，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掀起了一个人造剧种的运动。孤陋寡闻的一些甘肃官员，不懂历史，没有文化，无视秦腔在甘肃数百年的普及和传承，盲目地以为秦腔是陕西剧种，挖苦心思地要造出一种甘肃自己的地方戏种来。翻箱倒柜地在甘肃寻摸一番，实在找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后，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性地将原仅流传在甘肃东部环县和曲子镇狭小的地带、叫“陇东道情”的皮影戏经改良、拔高，并将之扶上舞台，堂而皇之地命名其为“陇剧”，跻身于数百年来秦腔占压倒优势的甘肃戏剧界，并成立了“甘肃省陇剧团”。一大批著名秦腔艺人如景乐民等，在这些外行、昏聩官员们的瞎指挥和威逼下，只好放弃从艺几十年的秦腔，半路出家去改唱陇剧。虽说戏剧都是相通的，而且所谓的“陇剧”也还是发端于秦腔，在基本套路上多有相似之处，但这对一个艺人来说，毁了他们积一生的努力而沉淀的技艺，毁了他们的艺术生命，无疑就是灭顶之灾。一种艺术形式、一个剧种的形成、被认可、普及并非“一日之寒”，是需要数代艺人薪火相传，逐渐沉淀、发展起来的，观众和社会也需要时间而了解、适应、最后才会接受和喜爱。用行政手段人为推行的终归是没有生命力的。
秦腔功底深厚的景乐民不知被何蠢人相中，倒霉地成了第一任团长，并改行出演了新创的陇剧《枫浴池》(梁骥)、《谢瑶环》(来俊臣)、《旌表记》(洪儒海)、《假婿乘龙》(徐老太师)等。陇剧的这几个剧日，当年的媒体曾吹嘘获得了省内外观众的一些好评，当然其中当局的力推和媒体的渲染首当其功，究竟实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经验证明在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出现的任何“新”事物都和“大跃进”自身一样，大都是高烧、狂热的产物， “陇剧”自然逃不脱这个窠臼。
因着先天不足，影响地域狭窄，虽经五十多年的惨淡经营，在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陇剧也陷入了濒临衰亡的困境，演出团体及演出场次锐减，传承链几乎中断，处于越来越边缘化乃至面临衰滞、消失，被大剧种和时尚文化所取代的困境。自二零零六年又竟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保护起来，看来确实已没有什么生命力，只是靠人为的“点滴”维生、僵而不死而已，这都是后话了。
和景乐民家的交往，是缘于他的老婆庞振华是居委会的“基层干部”，那时将为居委会跑腿、办事的人都这样称呼。当时的“基层干部”是义务的，不领工资，也无任何补助，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居委会主任宣传和贯彻当局的政策，她们最经常的职责就是督促、捡查卫生，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和矛盾。虽然她们就是著名的“小脚侦缉队”的前身，但在当时此岗位还确是一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并没有监视、告密的任务。
五十年代初，当局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提倡讲卫生、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这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无须和任何政治事件挂钩，可为了加深国人对美国的仇恨、为他们的“抗美援朝”制造舆论，硬是将“讲卫生”和“反对美国的细菌战”连在一起。
关于“美国的细菌战”一事，曾轰动国际。当时，中国军队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后勤供给不足，营养严重不良，生存条件艰苦，在中国志愿军、北朝鲜人民军士兵军官中流行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传染病。此外，志愿军从东北至北朝鲜出兵的道路沿线，正在发生地方性的瘟疫。于是志愿军高层就怀疑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在没有确凿证据、还没有搞清事实真相前，中国政府就伙同苏联和朝鲜大造舆论，谴责和揭露美军的“滔天罪行”。很快发现纯属误会，根本是子无虚有，可泼出去的脏水不可覆收，于是中共当局只在内部通报，并指示在宣传上逐渐淡化。可对外他们从来不会道歉，更不会认错的，为了继续谎言欺骗世界，不仅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到实地考察、验证，还硬是装傻充楞，坚持谎言几十年。2013年11期《炎黄春秋》登载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的回忆，说“52年（美国投放）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不止一次向黄克诚（总参谋长）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
在被解密的“苏联总统档案文件”中清楚地写着：“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V•V•Kuznetsov）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S•P•Suzdalev)的信)。
善良的老百姓自然不会知道这些肮脏的政治勾当，也对此不感兴趣。直到五四年我上学以后，学校还在宣传美国的细菌战，并和“除四害”的活动结合起来，告诉学生们消灭一个老鼠、苍蝇就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在那年的“五一”三天假期中，我在我家半露天的厕所里打了一千多个苍蝇交到学校，受到了校黑板报的表扬。看到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我很自豪，真觉得自己已经打死了一千多个美国鬼子，可也并不清楚苍蝇怎么就是美国鬼子呢，它们是美国鬼子变的，还是美国鬼子变成了它们？
祖母是个极爱干净的人，遇到邋遢、不讲卫生的房客甚是不悦，除婉转、不经意地提醒外，也毫无办法。“基层干部”们有“公家”的背景，他们理直气壮地上门严抓卫生，批评、处罚所有不讲卫生的行为，并把不“讲卫生”的行为和“不爱国”、“是美帝细菌战的帮凶”划上等号。在她们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雷历风行的监督、震慑下，再懒的人也不敢怠慢和无视，于是整个街道、院落环境和各家的卫生状况焕然一新。这甚合祖母的意愿，也很愿意配合她们，尽管她并不清楚什么“细菌战”，也不知道打扫庭院、家里窗明几净这个千百年来居家过日子的传统，和“爱国”能扯上什么瓜葛。庞振华常来我们院里查卫生、串门，时间一长互相就都熟络了。
那时的庞振华也就是三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梳着当时标准而又流行的两根长辫子，五官还算端正，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腔，只是一脸又深又密的麻子，大煞风景。巷子里的坏小子们背后都叫她“麻婆娘”，还常在四号院大门前齐诵不知何人编纂的童谣“麻子麻，上树爬，爬到顶，没法回”。我们院里王妈妈家的老四“肉蛋子”和三号院里的“富贵娃”是巷子里的“大王子”，自然是这个队伍的领军人物。在那个已知淘气的年龄，我对此也很有兴趣，几次都跃跃欲试，企图加入他们的行列，可终因胆小没敢入伙。主要是她和我们家太熟了，见到我时也客气和蔼，我不忍心去骂她，更怕被家里人知道后，不会有好果子吃。
作为那个时代地方戏剧的名角，又是剧团团长，虽不如现在的明星们那样动辄就腰缠万贯、身价过亿，可月工资至少两百元以上，在当时也算是富裕阶层。不知他们为何会租住在四号院这个条件并不好的院落里，且仅一个双间，也许他们和陕西老乡的房东有什么关系。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夫妇都已老大不小，可始终膝下无嗣，也算一件憾事。
也许是我的脸型端正、气质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景乐民突然对我有了兴趣。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庞振华好几次将我唤到她家，拿出平日里我难得一见的糖果来招待我，每次景乐民都在家，他和蔼亲切，主动地和我交谈。起先我还有些拘束，不敢多和他说话，因着他平易近人，而且谈的又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如喜欢看什么电影，学校音乐课都教过什么歌曲，体育课有些什么项目，我能跑多快、跳多高等，到最后还真有点喜欢他了。他像个大小孩一样，对我们所喜爱的游戏了如知掌，大概是出于职业功底，还模仿的惟妙惟肖。有一次和我谈到兴头上时，他戴上长长的白胡须，挥动着一根花花绿绿的马鞭，在他家不大的地下又唱又舞，看得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他还纵容我试着戴上他的胡须，随他起舞，我真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于是我逐渐就无所顾忌、对他畅所欲言，将他视作忘年的老朋友了。
大概对我的几次考察后甚感满意，于是景乐民不止一次地对祖母说，我是唱花脸的好材料，让我跟他去学戏，定会大有所为的。我们家虽不是富贵人家，可也算得上书香门第，在老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唱戏是下九流的行当，戏子更是上不了厅堂，入不了祖坟的贱人。虽当时他们已被尊称为演员、艺术家，景乐民更是大红大紫，贵为一团之长，可这仍不能减少丝毫对他们的歧视。祖母自然不会答应让我跟他去学戏，可也不好当面直言，驳他的面子，只好用各种理由推托。
庞振华还送过几次戏票，让祖母带我去看。祖母十分喜爱看戏，尤其爱看那些场面热闹的戏，可她坚守无功不受禄的死理，始终没有接受过馈赠。后来还是让父亲给她买了票，去看了当时红极一时、由景乐民主演的陇剧《枫浴池》。经几次说项，时间跨越了大约半年之久，祖母始终没有确切的答复，景乐民大概也明白个中的缘由了，只好死了心作罢。后来他们夫妇见我依然和蔼、可亲，可再也没有邀我去他家玩，他家又没有小孩，我也就没有兴趣去他家了。
在我的少年时代，除了景乐民想收我为徒去唱花脸，还有过一次入选演艺界的机会。五七年我上三年级时，一次正在上课，学校的教导主任突然闯入教室，打断了老师的讲课，什么也未说，只是将我和同班另一个叫周新圃的男同学带到她的办公室。在随她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忐忑不安，生怕有什么祸事临头，仔细地回忆着自己有没有犯什么事被她逮住了。其实，我虽有一些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们少不了的小淘气外，因胆小还算规矩，在老师的眼中是个听话的好学生。
到了教导处，已有陌生的两男一女在桌子后坐着，见我们进来后，六只眼睛立刻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我们，足足有两分钟。我还从来没有被人用这样的眼光长时间地看过，心里有些紧张，也有些害羞，就慌忙红着脸低下了头。随后，那个年龄较大一点的男人让我们每人各唱两首歌。那时的学生们胆子小，唯老师之命为从，何况是由教导主任临阵，哪敢擅问缘由，只能乖乖地遵命。当时我的嗓音还好，虽是童声，却也能唱到较高的音阶，音乐课的考试总能得高分。
唱的歌曲自选，刚好前不久我们的音乐老师，一个从上海来的矮个（大概不到一米五高，我们班几个高个的同学，个头已超过了她，还偷偷地在她背后和她比高）女老师教了我们一首叫卡斯特罗古老森林的苏联歌曲，曲调旋律优美，婉约、动听。歌曲有好几段，大致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到森林里去玩耍，她不遵守当地的公约，将一些垃圾和污物故意扔到林中一眼甘甜的泉水里，毁掉了大家喜爱的泉水。歌曲说她虽然很美丽，可没有公德，弄脏了泉水就不是一个好孩子。我很喜欢唱，于是我先唱了这首歌，又唱了一首流行的《小燕子穿花衣》。
刚唱时还有些紧张，渐渐就趋于正常了，自觉良好。八、九岁的我正是疯玩的年龄，过后早把此事抛到脑后去了。过了大约两、三个星期，父亲突然向我问及此事，原来这是当时兰州市文艺团体联合选拔、招收少年学员，他们已在征求家长的意见。父亲虽不似祖母那样歧视艺人，但也不赞同我去入这一行，他梦寐以求的都是我们能圆他的大学梦，进入科学和知识的殿堂，成为社会的精英。在那个年代，任何人都要服从组织的需要，不能对组织说不，父亲不敢直言拒绝，只得以我年纪尚小，还需读书为由来推托、搪塞。也许是父亲的意见被接受，也许候选人众多，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就再也没人来烦扰而不了了之了，我庆幸地又一次与演艺行当擦肩而过。
到了暮年，闲暇时回忆起这些童年的趣事，说到景乐民要收我做徒唱花脸，老妻戏谑我道，你太可惜了，当年你要随了景乐民，也许就大红大紫了，说不定也已腰缠万贯，绯闻不断，人生五彩缤纷，比你做化学博士辛苦一辈子强多了。其实，除了愚钝，没有艺术特别是没有模仿、表演细胞，我根本就不喜爱那一行外，就算当年跟着景乐民，认真学戏，也会因着那场以毁灭文明、毁灭文化、毁灭人性、毁灭传统为目的的“文化革命”而半途而废，也许还会受到不少难以想象的迫害、侮辱，甚至危及生命，等到再有机会恢复事业时，早已过了学艺成材的时机。看来老天爷待我不薄，不忍心让我在这一行去受苦、受难。
苗龙根
在四号院景乐民家对面、西厢紧挨院门的单间里，住着一个云贵（或四川）口音的单身女人，不知为什么她的脸总是红红的，约四十来岁，大家都叫她蒋妈妈。只记得她原来是住在云贵会馆，会馆被征用后才搬进四号院的。她待人很和气，甚至见我们这些通常不招人待见的疯小子们也是满脸堆笑，问长问短，因而甚得我们的好感。不久，她家住进了一个廋高个男人，还带着一个与我同龄、叫苗龙根的男孩子。苗龙根插到我们班，和我成了同学，而巷子里的孩子们也开始改称“蒋妈妈”为“苗妈妈”。那时才七、八岁的我还纳闷过，人怎么还可以随便改姓呢，不过很快我就和别的孩子一样，改喊她“苗妈妈”了，她改不改姓对一个不更事的孩子来说毕竟不重要。
因和苗龙根是同学，我开始不时地造访四号院和他家，和“苗妈妈”接触也多起来，她依然和蔼可亲，还常拿一些小零食来招待我。苗龙根也在我家的学习小组学习，只是他不太喜欢学习，常因不按时完成作业被老师批评，而且脾气倔犟，不太服管。也许是因着年少失母令人垂怜，也许他耿直的性格讨人欢心，虽有些淘气，我的祖母却很喜欢他，总是慈祥地和他嘘长问短，不时地给他些吃食。他也与祖母很投缘，看到她时眼里常流露出一种亲情的渴望，奶奶、奶奶叫得很亲热。有一次他满身伤痕累累，老师问他也不啃声，有人说是他爸爸用皮带抽的，也有人说是后妈打的。其实岂止是有后妈的孩子，许多亲爹亲娘也多迷信棍棒教育，尤其是在子女众多的家庭，又遇上不听管教的孩子。
打孩子这是国人几千年来自诩为教育的经典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几乎成了“国粹”，不是就有“打是疼，骂是爱”、“棍棒下出孝子”的名言吗。而在现代的西方文明社会，法定不能对孩子，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施以任何暴力，哪怕是误伤也不行。不少来西方的国人对此甚为不惯，甚至觉得离了“国粹”，教育孩子就束手无策了。有些人竟敢以身试法，结果造成严重后果，孩子被领走，自己失去监护权，甚至被控上法庭，进大狱。他们还自觉十分委屈、冤枉，明明是为了孩子好，何以会招来如此大祸，只怪他人爱管闲事。
几天后苗龙根干脆不来上学，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苗妈妈”说他偷了家里的钱后离家出走了。那时已是寒冬，一天早晨，天还没有完全亮，祖母到我家搭在上房后边城墙根的草棚里去取烧热炕的燃料，突然发现棚里黑糊糊的卧着一个什么东西，祖母以为遇到什么野兽或坏人了，吓得大叫一声，回头就跑。这时，草棚里传出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奶奶，是我。祖母回过头定睛一看，原来是我的同学苗龙根，于是吃惊地问他，我的娃，这样冷的天气你为什么睡在这儿。他冻得瑟瑟地发抖，什么也不说，只是伤心地抽泣着。祖母赶快帮他清理干净身上的草和灰尘，领到我们家里，让他坐在炉子旁暖和身子，又泡了一碗开水馍给他吃。苗龙根虽回来了，却没有再来上学，时隔不久他们家就搬走了，至于搬到哪儿就没有人知道，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个世上，最可怜的人莫过于没妈的孩子了，一个人失去了妈便失去了依靠，失去了根本。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中说过：“人，即使活到七八十岁，有母亲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但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七、八十岁的人还不想失去母亲，还觉得母亲在，心才会安定，像苗龙根这样年纪的孩子就已没了母亲，无疑这是非常悲哀的事。俗语说，“宁要一个叫花子妈，也不要一个当官的爹”、“有后妈就有后爹”，可见这个世上不仅贤惠、慈爱的后妈是极其罕见的，连带着亲爹也会变得没了亲情。苗龙根家的事，外人不知就里，自是不可贸然置喙褒贬，他固然顽皮，甚至不学好，可如果有亲妈，即便是迷信棍棒教育，一般也都是以吓唬为目的，点到为止，断然舍不得真把自己的孩子打得浑身伤痕累累，也不会在寒冬让自己的孩子出走、流浪街头。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三四一期（cm161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