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萨拉·佩恩（Sarah C. M. Paine）《亚洲的战争：1911–1949》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胡佛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政策，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举措在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尽管众多经济学家和工商界领袖警告其后果，胡佛仍签署法案，直接引发全球报复性关税浪潮和贸易大萧条。对严重依赖出口的日本而言，美国关税壁垒造成毁灭性打击，出口暴跌、经济危机四起。日本军部以此为契机，鼓吹通过对外侵略寻求生存之道：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满洲），试图实现经济自给自足。这一侵略不仅点燃了亚洲战争的导火索，也意外为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提供转机——国共被迫合作抗日，使中共得以壮大，并最终夺取中国政权。本文对这段历史进行探讨，结合萨拉·佩恩《亚洲的战争：1911–1949》中的分析观点，解读这一连锁历史进程。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出台与反应
1929年赫伯特·胡佛就任美国总统时，正值经济繁荣与隐忧并存的关头。经历“一战”大发战争财与“柯立芝繁荣”后，美国国内出现农业过剩、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共和党历来奉行保护主义传统，胡佛在1928年竞选时承诺提高农产品关税以保护受困农民。然而，同期美国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工业生产和就业急剧下滑，国内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高涨。胡佛政府秉持“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思路，希望通过国内手段重振经济，倾向于以提高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为了刺激内需、缓解生产过剩压力，胡佛政府支持修改关税法案，以减少外国产品竞争对美国市场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29年开始酝酿新的关税立法。最初提出的方案旨在提高农业关税，扶助农民渡过难关。但在修法过程中，各行业游说此起彼伏，要求扩大保护范围，结果关税提升范围迅速扩大全部经济领域。胡佛本人曾考虑过降低部分关税以刺激贸易，但国会却背道而驰，大幅提高关税税率。面对党内压力和竞选承诺，胡佛最终倾向支持全面的保护主义举措。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被形象地称为“美国优先”，意指优先考虑美国国内利益，即使以牺牲国际贸易体系为代价。
1930年6月17日，胡佛不顾各界反对，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将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仅次于1828年“恶劣关税”）。法案将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由约38%提高到59%，其中工业品关税占主要部分，农产品关税提升反而占比不大。立法者斯穆特和霍利宣称，通过高关税可减少国外竞争、缓解国内市场供求压力，从而帮助美国摆脱过剩与萧条。其直接目的在于保护本国农业和制造业，稳定物价与就业。然而，此举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式的经济孤立政策。
法案尚未通过时就遭到美国舆论和专家的普遍质疑。超过1028名经济学家联合请愿，敦促胡佛否决这项他们称为“愚蠢的经济政策”的法案。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亲赴白宫，花整夜时间劝说胡佛不要签署法案，直言高关税将适得其反。摩根财团的首席执行官托马斯·拉蒙特甚至形容自己“几乎要下跪恳求胡佛”否决该法案。尽管如此，胡佛迫于政治压力最终签字，使法案正式生效。这一决定后来被经济史学家广泛批评为加剧大萧条的重要错误政策，连胡佛本人在1932年竞选中也因经济崩溃而惨败。
美国公然挑起的关税战立即引起他国报复。早在法案通过前，各主要贸易伙伴就警告若美提高关税，必将报复。法案尚在国会讨论时，美国已收到34国的正式外交抗议。法案落地后，英国、印度、德国、奥地利、日本等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国（合占美国贸易总额的38%）纷纷提高对美进口关税。加拿大率先行动，1930年两次提高对美关税，对16类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占美国对加出口总额30%）并施加反倾销税，同时转向与英联邦内部加强贸易以减少对美依赖。英帝国通过1932年《渥太华协定》实行帝国特惠制，在英联邦内部实施互惠低关税、对外提高关税，进一步将美国商品排拒在其市场之外。法国则对美国产品实行配额限制和关税同步上涨，如美国汽车及零件关税提高近50%，并直接限制进口数量。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采取配额制或高关税壁垒报复，美国的出口市场几乎被全面封锁。
全球贸易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美国挑起的这场关税战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29-1933年间，美国进口额从44亿美元骤降至15亿美元，出口额从54亿美元跌至21亿美元，均大幅缩水约60%。这一跌幅与同期世界贸易总额的萎缩幅度相当：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约350亿美元暴跌到1933年的120亿美元，缩水近2/3。美国对欧洲贸易更是重挫，其对欧洲出口从1929年的23.41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7.84亿美元。各国筑起一道道无形关税墙，国际分工体系瓦解，贸易量急剧收缩。到1931年底，已有25国将进口税率较1929年提高了60%~100%。事实证明，高关税的“以邻为壑”政策非但未能缓解大萧条，反而加深和延长了全球经济危机。正如时人所言，斯穆特-霍利法案成了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和“乞邻政策”的典型标志。
对于德日等以出口导向的国家，美国关税壁垒的冲击尤为沉重。美国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关闭国门”直接导致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德国本就深陷萧条与战债负担，美国市场的丧失使魏玛政府雪崩式崩溃，极端民族主义乘势而起，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攫取了政权。日本同样在这一波经济震荡中急剧右倾，军国主义势力崛起并压倒了主张妥协的文官政权。可以说，美国这一关税战为德日两国激进派上台创造了条件，成为二战爆发的诱因之一。美国外交史学者格林斯潘尖锐地评论道：“总体而言，《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证明美国未能接过英国维护全球秩序的责任，高关税政策是经济学理性在特殊利益面前不堪一击的又一例证”。事实也迫使美国很快调整方向：1934年罗斯福政府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开始主动降低关税、恢复自由贸易轨道。
日本经济所受影响与军国主义道路
对于资源匮乏、对外贸易是经济命脉的日本而言，斯穆特-霍利关税引发的全球贸易战无异于当头一棒。1920年代末，日本的最大出口市场正是美国，主要出口商品为生丝等原料和纺织品。美国关税骤升叠加大萧条冲击，直接导致日本对美出口大幅下滑。据统计，美国新关税使日本对美生丝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生丝是日本农村经济支柱产业，约三分之一的日本农户以养蚕为生。出口腰斩令蚕丝价格暴跌，广大农民收入锐减，农村破产浪潮此起彼伏。同时，日本对欧洲及亚洲其他市场的出口也因各国报复性关税受阻。英国殖民体系内的印度和东南亚市场本是日本棉纺品的重要销路，但1932年英帝国特惠制建立后，日本商品被排除在外，贸易空间进一步被挤压。这场全球性贸易崩溃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29-1931年日本国内总需求萎缩了约18%，物价下跌、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口剧增。
严峻的经济危机激化了日本社会的矛盾和政治极端化倾向。成千上万破产失业的工农阶层走投无路，沦为激进军国主义的群众基础。许多绝望的青年选择从军谋生，大批出身贫苦的士兵聚集在军队中，成为军中“少壮派”军官集团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些军界少壮派深感通过正常贸易无法维持国家生计，遂认定唯有对外扩张才能摆脱困境。他们鼓吹“以战养战”，认为日本必须依靠对外战争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与此同时，日本政坛右倾思潮高涨，军部势力日益膨胀，对文官政府形成胁迫。1929-1931年间，日本接连发生针对政府要员的恐怖事件：时任首相滨口雄幸因签署裁军条约遭极右翼刺杀受伤（1930年），昭和天皇身边的统制派军官暗中策划行动。到1931年，关东军的少壮军官更是擅自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悍然入侵中国东北。
1931年9月18日晚，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机进攻沈阳。这一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迅速席卷整个东北三省。到1932年初，日本侵占了相当于德法面积总和的中国东北全境，并扶植清朝废帝溥仪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更在胜利的刺激下变本加厉：1932年5月15日，海军青年军官在东京发动政变，刺杀了主张和平解决满洲问题的首相犬养毅，标志着日本政坛中温和派势力被彻底压制。此后，日本再无力量制约军部，军方实际掌控了国家决策，日本从此踏上了不可逆转的对外侵略道路。
回顾历史，日本早在一战后即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关东军长期驻防满洲，掌控南满铁路沿线权益，日本军界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然而，国际环境一度令日本有所顾忌：1920年代的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限制了殖民扩张。大萧条和高关税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则为日本军部提供了突破口。正如历史学者萨拉·佩恩指出的，日本本欲谋取满洲已久，而美国的贸易壁垒恰好成为其付诸行动的借口。国内经济的绝境使得侵略计划在日本获得了空前支持，关东军只是顺水推舟，将此前东京当局有所顾虑的扩张野心变为现实。
日本入侵满洲的战略逻辑
日本侵略满洲背后，有其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这既包括经济动机，也涉及地缘政治的算计。首先是经济自给自足的追求。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严重依赖海外输入原料（如煤、铁、石油）和海外市场输出工业品。一旦自由贸易体系失灵，日本生存将受到威胁。占领满洲正是为了打造日本的“大陆粮仓”和“原料产地”，从而构建一个不易受制于人的自给自足经济圈。满洲地区蕴藏丰富的煤炭、铁矿和耕地，可为日本工业提供关键原料和粮食；同时那里人口众多，完全可以作为日本工业制成品的庞大消化市场。通过征服并工业化满洲，日本企图将其融入本国经济体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内部市场”，摆脱对西方贸易的依赖。佩恩形象地指出，东京方面认为如果不另辟出路，日本经济将面临崩溃；既然通往美国的贸易之路被高关税堵死，那么唯一的选项就是用武力开拓满洲，将之变为日本的专属经济空间。通过把满洲发展为日本的附庸工业基地，日本希望振兴自身制造业，并规避全球经济动荡带来的冲击。
其次，从地缘战略看，满洲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价值。地理上，满洲扼守日本本土通往亚洲大陆的门户，也是日本与当时最大威胁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控制满洲有利于日本在远东取得陆上战略纵深，既可为将来进一步南下华北、进逼华中华南提供前进基地，又可在北方屏障苏联势力，防范共产主义扩张。此外，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效西方列强寻求殖民地，但到20世纪30年代，全球殖民地已几乎被欧美强国瓜分殆尽。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苦于没有“殖民腹地”，深感自身发展受制于人。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版图和美国新兴的经济力量挤压着日本的生存空间，这种“被封堵”的恐惧心理催生了日本争夺满洲的急迫感。佩恩在其著作中分析道，1931年日本决策者下定决心武力吞并满洲，正是因为美国高关税政策加剧了这种大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疆界对扩张的限制。日本军部将满洲视为打破西方封锁、实现“大东亚共荣”的第一步，也是应对“欧美帝国主义压迫”的举措（这种说辞在当时为日本国内宣传所用）。事实上，正如佩恩所比较的，日后的纳粹德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大陆扩张策略，通过侵吞周边国家来建立自给自足的“大德意志经济圈”。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可以看作这种大陆帝国战略在东亚的体现。
日本对满洲的侵略直接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脆弱的和平，也使亚洲的战争局势急剧升级。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陷落，中国民众群情激奋，抵制日货、要求政府抗战的呼声高涨。然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试图先安内后攘外，将主要兵力用于围剿中国共产党。这种姿态客观上姑息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2年1月，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一·二八事变”），虽在淞沪抗战中受到19路军顽强抵抗，但上海停战协议让日本保住了既得利益。随后几年，日本在华北持续制造摩擦，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华北、华中相继沦陷，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1931年的满洲事变是亚洲大战的前奏，为六年后太平洋战争的席卷埋下伏笔。正如佩恩所指出的，自1931年起东亚就陷入一场局部战争状态，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场亚洲的地区冲突最终与欧洲的战争合流为真正的世界大战。
日本侵华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民族危机，也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内战的走向。193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自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后，国民政府对中共进行了大规模围剿。到1934年，中共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党员和红军损失惨重，从十几万人锐减到不足万人，战略根据地丧失殆尽。可以说，中共已陷入绝境。然而，日本的步步进逼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日本侵略激起中国全民的抗日情绪，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为代表的民族力量更是对蒋介石一味剿共而放任日寇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
国共合作抗日与中共的崛起
事态的转折点发生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逼迫其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全国一致对日的压力下，蒋介石最终接受妥协。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国共合作为中共带来了宝贵的生存发展机会：一方面，南京政府承认了中共领导的武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得以合法地保留和扩大自身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此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对日作战，暂停了对中共的围剿。这无异于给濒临毁灭的中共提供了一条生路。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得到大幅发展壮大。中共采取“敌后游击战”战略，在日军占领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赢得民心。由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持续消耗，军队伤亡惨重，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不断扩大地盘和影响力，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出解放区一亿人口、军队近百万的强大实力。这期间，国民党政府虽然名义上执政抗战，但因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官僚腐败横行，政府威信日渐下降。相比之下，中共以其高昂的抗日姿态和改革主张，赢得了不少民众的拥护。更重要的是，日军的侵略极大削弱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据统计，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数百万人，精锐部队元气大伤，而共产党军队则通过战争锻炼壮大。萨拉·佩恩指出，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成为日后中共能在内战中胜出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没有这场外敌入侵，中共很可能早已被蒋介石消灭于1930年代；正是日本的侵犯“意外”地延长了中共的存续时间，并给予其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的宝贵契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洲（东北三省）成为真空地带，驻守此地的日军关东军已被苏联红军击溃。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并迅速占领东北，并逗留到1946年5月。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虽然国民党政权表面上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但其实力和威望已大不如前；而中共已从偏居陕北一隅发展为拥有解放区和军队的强大政治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满洲（东北三省）成为真空地带，驻守此地的日军关东军已被苏联红军击溃。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并迅速占领东北，在那里逗留到1946年5月。中共在1945年末共向东北派遣了大约8万到10万名八路军正规部队官兵，但最初进入时多数未携带重武器，甚至一部分是“赤手空拳”。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中共就从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平等地日军军火库中获得数万支步枪、几千挺机枪、大量炮弹、被服、交通工具等。苏军有意将这些物资优先交给中共，以制衡蒋介石。这“九万官兵”成为“东北野战军”的雏形，后由林彪、罗荣桓统一指挥，是中共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力军。
于此同时，1945年末至1946年初，随着美苏对华政策分歧加剧、东北战略局势迅速演变，美国对蒋介石的军事支持开始出现“停顿”乃至“抽离”的趋势。这一转变，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迅速扩张，以及苏联对中共的“默许支持”交织在一起，直接影响了解放战争的格局。史实证明：美国“断援”与国军失势同步。
短暂和平谈判破裂后，1946年内战再起。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凭借抗战时期奠定的军民基础和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策略，迅速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取得优势。用日本精良的武器弹药，随四野一路杀到海南岛。经历四年逐鹿，中共于1949年击败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顾这段历程，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由弱转强的决定性转折点。如果没有1930年代日本对华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第二次国共合作恐怕难以出现，中共也难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正如佩恩在《亚洲的战争》一书中总结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三层战争“嵌套”中的一环：其上有世界反法西斯大战，其内则是国共内战。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深谙其中奥妙，他们在抗日中既努力抗击日本侵略，又避免与日军硬拼主力，以保存实力为将来夺取政权做准备。日本侵华客观上使蒋介石无法“一鼓作气”剿灭中共，反而不得不与之合作，这为中共赢得了时间与空间。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刻的因果联系：起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念之差，继以日本帝国主义的铤而走险，转折于中华民族的奋起抗战，结局则是东亚力量格局的巨变。最终，日本的失败和国民党的衰弱给了中共胜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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