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董国强等：亲历文革——茅家琦访谈
陆伟国：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之死
郭罗基：沈元：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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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九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六〇期（zk2504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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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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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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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茅家琦访谈 茅家琦·董国强等
【亡灵祭坛】 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之死 陆伟国
【乱世冤魂】 沈元：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下）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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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茅家琦访谈
·茅家琦·董国强等·
访谈时间：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
访谈地点：茅家琦教授家
访谈对象：茅家琦教授
访谈者：董国强等
茅家琦—历史系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革”爆发时是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
董国强：茅老师，我们这个访谈的目的，是要通过一般人在“文革”期间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了解“文革”的社会成因和历史影响。我们知道，您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点名批判。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您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您个人对此的反应。另外您作为一个亲历者，同时作为一个资深历史学家，我们想听听您现在对“文革”的看法。
我们是否可以从您受批判这个事情开始？
茅家琦：好的。要说起来，我第一次受到批判不是在“文革”期间，而是在１９５８年。
我是１９４７年进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学习的。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学先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后来去掉“国立”两个字，就叫“南京大学”。我１９５１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然后就一直在学校工作。
在上大学期间有两种思想对我影响最深：一是要和平反内战；二是要民主反独裁。我们对专制和腐败十分痛恨，真心诚意地相信共产党能够把中国搞好。像我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这就是当时最直接的感受，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
１９５１年毕业以后，领导上就把我留在学校做政治工作，具体的任务是到图书馆去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我在图书馆搞得不错，没有什么“左”的问题，没有殴打，也没有“逼供信”。所以领导上对我特别信任。第二年（１９５３年）调入教务处工作。
但是我一直想搞学问，想教书。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兼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在当时教这门课的几个老师里面，学生们对我反应是很好的。于是我就向领导上请求离开教务处，专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有些领导不同意。幸好当时有两个人支持我，一个是孙叔平，一个是陈毅人。孙是副校长，陈是党委书记。他们支持我，特别是陈毅人，他就将我调到历史系工作。
１９５６年调到历史系以后，我就开始看书学习，做一些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发展也比较顺利，我担任了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不过我这个总支副书记也是管教学的，不管政治。这个就联系到后来我第一次被批判。当时批判我什么呢？就说我是“不问政治”，当时叫“走白专道路”。所以对我的第一次批判是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期间。我记得第一次在大礼堂全校干部大会上做检查，我在台上做完检查下来，别人上台批判我，说我的检查不深刻。所以我的第一次检查没有通过，后来又检讨了几次才过关的。
我给你们讲这些，第一是想说明我在学校里做政治工作的时候是比较谨慎的，比较温和的，比较实事求是的，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是想说明我一直想搞学术。
在行政工作方面，我在历史系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当然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想了很多办法。当时我们系里有很多老师是研究清朝历史的，陈恭禄教授、王栻教授都是搞清朝历史的，明清史方面的专家洪焕椿教授也搞清史，蒋孟引教授、王绳祖教授他们搞中外关系史，当时也主要搞晚清那一段的中外关系史。所以我们非常有条件研究清史。于是我就把这个情况向郭影秋校长作了汇报，提出我们系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清史研究室”，重点搞清史研究。郭校长支持这个想法。于是我们就成立了“清史研究室”，请洪焕椿教授当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还把系主任办公室腾出来搞“清史资料室”，把学校里相关的书全部都集中在这里。所以清史研究不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先搞的，而是我们系最先搞的，是我们根据历史系当时的教师情况和资料情况搞的。
另外只要有机会，我就请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来给我们的学生上课或者作报告。北京的很多知名学者到南京来，我们都要请他们来系里做报告。翦伯赞教授、吴晗教授他们都到南京大学做过报告。他们到南京来一般都是省委宣传部负责接待的，我们南大历史系也参加接待工作。当时系里出面参加接待的是韩儒林先生，他是系主任。但是很多具体工作是我做的，比如安排住宿，到宾馆接送等等。这样我就跟翦伯赞教授、吴晗教授接触较多。后来我邀请他们来南大历史系做报告，给我们的学生谈谈历史问题，他们答应了。翦伯赞教授讲的是“让步政策”，吴晗教授讲的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我第二次受到批判是在１９６４年。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李秀成〔１〕评价问题的文章，对戚本禹〔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李秀成，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一些积极作用。这个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有一整版的篇幅。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我就受到批判。先是省委宣传部长在全省高校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然后是《新华日报》两次组织文章批判我。外地报纸究竟有多少家批判我，我就不知道了，至少《光明日报》、《文汇报》上都有文章批判我。《南大学报》起码有两篇文章批评我。那个批评是政治批评不是学术批评，都是当作“反动观点”来批判的。这个批判对我而言是非常难受的。
在这个时候我非常感谢匡亚明校长。有一次系里开会批评我，他也来参加了。他来得比较早一些，走到办公室门口碰到我，他轻声地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再写文章。”这个情景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也知道，匡校长讲了话也没用的，我的命运不掌握在他手里，而是掌握在省委手里。但是匡校长避开别人和我讲这些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起码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还是理解的。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已经是一个“危险人物”了。当然在匡亚明的影响下面，我们学校党委也对我讲了一些好话。我这个人工作方面是不错的，一向勤勤恳恳，对共产党也没什么批评意见。因此对我基本上没做处理。
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压力呢？是有压力的。我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党委副书记讲：“冯定已经被撤销北大副校长的职务。”冯定和我一样，也是１９６４年被批判的。那么他的副校长已经被撤下来了，我说不定也要被撤职的。当时我也在这个会上，党委书记讲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我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不过后来我没有被撤职。接下来就是到江苏海安农村去搞“四清”。
“四清”回来以后，匡亚明校长要到溧阳去办文科分校。当时南大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绝大部分师生都去了。不过有一些老先生没有去，于是就在鼓楼校区成立一个“文史研究室”。设立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对文、史、哲三个系的老先生有一个合适的安置。匡亚明校长叫中文系教授陈瘦竹当这个文史研究室的主任，叫我当支部书记。这样我就留在学校里没有到溧阳去。所以溧阳那边发生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先是溧阳分校的学生们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很快在溧阳的人都回到南京来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回头看起来，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命中注定是要被整的。当时我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因为我知道，历次运动一来都是要算“旧账”的，我的“旧账”主要有两笔：第一笔是“白专道路”；第二笔是“叛徒的辩护士”。果然很快就有人贴我的大字报。当时不是一张、两张大字报，而是上百张的大字报，分为几个专题，一个是批判我走“白专道路”，第二个说我是“叛徒的辩护士”，第三个说我是“黑线人物”。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就是说全国有一条自上而下的“黑线”，当时刘少奇还没有被公开打倒，还没有明确地叫“刘少奇的黑线”，只是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黑线”的顶端是教育部，接下来就是南京大学，学校里的“黑线人物”是匡亚明，再接下来就是历史系，系里面的“黑线人物”就是我茅家琦。因为我在系里分管教学工作，教育部的很多措施都是经过匡亚明和我布置下来的。当时把所有的政策措施，凡是加强智育的、加强教学的、加强业务的，全都说成是“修正主义”。例如“文革”前大学招生主要是招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年纪轻，高考分数高，都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中间“反右”运动以后，１９５８年曾经强调大学招生要“面向工农兵”。结果招进来的学生成绩很差，所以后来就没有坚持这一条。那么到了“文革”的时候，“左派”们就说“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方面是“修正主义黑线”专政，招的学生都是一些“修正主义的苗子”。
除了教育界有“黑线”，历史学界也有“黑线”，“黑线”的上头是翦伯赞、吴晗他们。那么这条“黑线”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根在哪里？最后就集中在“清史研究室”。“左派”们说，“清史研究室”就是茅家琦在历史系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据点，是一个“黑窝”，“封、资、修”全都在里面。因此我就成为“黑线人物”，被挂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学术路线”上去了。
另外一个罪名就是说我是“修正主义叛徒哲学的吹鼓手和辩护士”。这主要是批判我为“叛徒”李秀成辩护。当时很少提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那个时候只有三十几岁，还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左派”们给我戴的帽子是“黑线人物”、“只专不红”、“叛徒的辩护士”、“修正主义叛徒哲学的吹鼓手”等等。给我戴上这些帽子以后就往死里打。
现在回过头来看，问题出在那里呢？我觉得除了当时宏观的政治背景因素之外，恐怕还与各个单位内部的矛盾有关。而单位内部的矛盾又夹杂着一些个人恩怨因素在里面。
第一个，我长期在系里担任领导工作，知道很多情况。韩儒林先生虽然是系主任，但是他基本不管事，系里的行政事务都是我来管的。另外，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在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６年期间先后换了三个。所以我在这个班子里面算是老的，时间呆的比较久，知道事情比较多。现在看来知道得多是坏事情：你知道得多了，人家就怕你，怕你用很多事情来搞他。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宽厚的，涉及到人家的缺点、错误我是不大讲的。政治运动来了，我不一定能保护你，因为我只是一个基层干部，没有决定权。但是我可以不向上面反映你讲了什么错误的话。这样你就可能没事了。但是有些人在一些重要的关头——例如在１９５７年“鸣放”的时候——讲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他就时刻担心我会向上面反映他的情况，害怕在什么时候我会把他的一些隐私讲出来，所以还是把我的嘴巴封住是最保险的。只有把我打倒了，搞臭了，即使我讲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这样他才会感到保险。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我在工作方面表现不错，所以一直受到领导上的重用。我１９５６年来历史系的时候是系主任助理，后来当了副系主任、总支副书记，实际上系里的教学工作是我一手抓的。我的工作在全校来讲都是不错的。我到历史系的时候还不是讲师，后来就要聘我当讲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不愉快了，认为我得到的好处太多了，挡了他们的路。再比如在１９６４年因李秀成问题受到批判之前，教育部曾经考虑调我去当主管文科科研工作的处长。其实当时对于这个调动，我自己是不大愿意的，我的兴趣并不在此，我还是希望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是有人就嫉妒了，说茅家琦在学校里当党总支副书记，一下子调到教育部去当处长怎么行呢？还有人联名写信向学校党委和师资科反映，说我“只专不红”，“个人主义”严重，不能调到教育部去。
其实当时叫我到教育部去，我也不一定去的。我的兴趣并不在此。不过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跟我勾心斗角。后来我才逐步意识到系里的人事关系十分复杂，很多人都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有了什么好处，我们大家都得不到可以，机会浪费了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得到了而我得不到，心里就不舒服。他们就认为你得到重用，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那么我受到批判以后，内心是怎么想的呢？一开始我是想不通的，第一个，我搞“清史研究室”有什么错呢？再一个，你批判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应该先教育我一下，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我不接受你的教育，你再来批评我，这样我才会心服口服。你事先也不教育一下，就这样往死里整我，这个是很难接受的，这叫“不教而诛”。我一开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步。
后来我想想，第一，我确实对政治不感兴趣；第二，我确实写过关于李秀成的文章。那么按照当时的主流看法，说我走“白专道路”，说我是“叛徒的辩护士”，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辩白的，所以你要批就批吧。因为我过去也这样批评过人家的。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南京大学整人的情况没有中学那么厉害，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老师、干部所受的苦难没有中学那么厉害。南京大学“文革”初期基本上没死人，个别人是个别情况。据我了解，南大没有人是被造反派打死的。中学里面的情况就不同了，有很多老师、校长被学生打死了。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南京大学造反派的兴趣不在南大本身，他们的兴趣在省委。南大没什么油水啊！你在历史系搞来搞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有什么权力啊？你在南京大学把匡亚明搞下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好派”也好，“屁派”也好，后来都把力量集中到省里去了，去搞省委书记江渭清去了。这样就放松了学校里的运动。中学生就不同了，他们对权力是无所谓的，不要说不懂夺权，就是懂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就是闹着玩，单纯的情绪宣泄，认为老师平时管他们有点过于严厉了，就对老师拼命打拼命搞。南大的造反派对老师根本没兴趣。
在我的印象中，南大“文革”早期自杀的几个人完全是别的原因。但是到了后来清查“五·一六”南大死了很多人。清查“五·一六”不是整“走资派”，也不是搞“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搞“造反派”，是“造反派”的内讧。军、工宣队插手以后，整得很厉害，波及了很多人。
那么既然南大造反派兴趣在省委，对校内的许多问题就放松了，所以“文革”爆发两三个月以后就没人理睬我们了，造反派就让我们去劳动。有的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有的在学校里劳动。有的时候偶尔也把我们弄去批判一下，不过这种批判也没什么新东西，都是些陈年旧账，所以批的人和被批的人都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比较清楚，“文革”完全是一场夺权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那些“造反派”对这一点十分清楚，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搞到省委去了。我们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单纯的，心里还在想：怎么一下子就对我们不感兴趣了？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啊？哈哈……
另外从这个事情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就是“杀功臣”的问题。第一把手要巩固政权，他怕人家把他搞下台，所以一旦怀疑某人对自己构成威胁，他就要加以清洗，就要搞那些遭到怀疑的人，而且一搞就要往死里搞。中国的传统政治就是这么回事。
董国强：“文革”期间您有没有关过“牛棚”？
茅家琦：关过。
董国强：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茅家琦：那个时候叫“集中管理”。我们的“牛棚”是系里面建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找了个空房间，把几个“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路线黑线人物”、有历史问题的人从家里弄到学校里面来住。开始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面，我们这些人全都在一个房间里，门窗都钉起来，钉得很严实的，屋里面黑漆漆的。上午、下午劳动，就是在校园里搞搞卫生，扫厕所，扫马路。吃饭的时候排队到食堂去打饭。每天还要读“老三篇”，读《毛选》，读毛泽东语录。我们还在一个地方住过，就在现在的南苑宾馆的后面，过去有一个日本人留下的铁皮房子。第三个去过的地方是到溧阳。我们吃的苦还不是很厉害的。
董国强：你们关“牛棚”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茅家琦：大概是从１９６７下半年到１９６９年初。１９６６年还没有住“牛棚”。“文革”一开始对我们管得很紧，后来到１９６７年初就松下来了，因为造反派很快就搞到上面去了，底下就放松了。不过到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８年又厉害了。最高潮是１９６８年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的，１９６８年秋冬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大桥工地劳动去了。
我最难受、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就是在大桥工地劳动。那个时候活很重，叫我们扛枕木，从码放枕木的地方扛到正在建造的路基上去。我的身体很单薄，扛一条枕木已经很吃力了，但是一个造反派讲：“你是‘黑帮’，你得扛两条！”叫我扛两条枕木我哪里受得了啊？那个枕木大概有三米长，这么粗（约直径１０cm），两条枕木放到我肩上，我走了没有几步，就眼睛发黑要晕倒了，幸亏我硬挺住到了地方。那一次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当时昏倒了，那个枕木砸下来肯定要受伤的。这是我自己最难受的一次，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讲这个话的造反派是谁我都记得，呵呵……
董国强：您对造反派的情况了解吗？
茅家琦：这个知道的，就是“好派”、“屁派”嘛。
当时有一个事情是很奇怪，学生里面有个“红四联”，就是“好派”，他们认为我没什么问题。“八·二七”，就是“屁派”，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我有很严重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好派”尽管认为我没什么问题，也不敢对我表示信任。“屁派”里面对我印象好的人，对我也没什么明确表示。
反对我的是“屁派”里面的一部分人。现在我想想，那些反对我的完全是个人原因。他们也知道我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我的存在妨害到他们了，所以对我有怨恨，所以一定要搞我。我现在发现基本情况就这样。
董国强：您刚才讲的跟您接触的“好派”、“屁派”成员是历史系的还是学校的？
茅家琦：历史系的。
董国强：那末其实在“文革”期间，批判啊、斗争啊、改造啊之类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各个单位内部是吧？
茅家琦：外部的影响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决定权在本系。就我而言，外部的情况据我了解，上面就是学校这一级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对我都没什么意见，认为没有搞的必要。我就是一篇文章、“个人主义”、“白专道路”这些问题。至于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这个问题的人多得很，全校干部都有这个问题，学校造反派的头头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我一个副系主任的问题。所以他们对我的问题几乎没有施加任何影响。
我对自己的处境也比较清楚，我是一个“问题人物”，必须处处小心谨慎，免得招惹麻烦。所以我平时该劳动就劳动，不劳动的时候就回家。我大体上知道我们系“好派”、“屁派”、“促联”的情况，不过我也知道我不能插手进去，我插手以后就变成“黑手”了。操纵“造反派”的罪名对我自己不利，对“造反派”也不利。我当时自己也有一个衡量，我就这么些问题，那么这个运动总是要过去的，只要我在运动中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最后总归要“解放”的。
董国强：按照您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时学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倾向于认为你身上存在的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没有深究的必要。既然你是一个干部，那么从学校党委到系总支这条线上下来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因此，真正想打倒你的人不是学校一级和其他单位的，而是本系的。也就是说，在系里面的矛盾更尖锐一些。
茅家琦：是的，系里更尖锐一些。
董国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全局的角度看，“文革”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本单位内部？
茅家琦：是的，就基层情况而言，整谁、不整谁，关键在本单位内部，而单位内部的问题很多是由个人恩怨引发的。不过我们系里的很多具体问题在这里就不谈了，我们还是讲我个人的问题吧。
董国强：您前边讲到一开始批判您的时候，是讲“只专不红”的问题，那么当时指责您的这些人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表现如何？
茅家琦：他们不搞学术，就把矛头指向我，认为我也不应该搞学术，就要把我搞下去。
董国强：您刚才提到以往您也批判过别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所谓的“学术批判”，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不过您能否稍微具体一点，谈谈涉及到哪些具体的人和事？
茅家琦：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期间，我也批判过我们系里的教授，就是王绳祖、蒋孟引、王栻、陈恭禄等人。我现在还感到内疚。
董国强：那个时候您参加这种批判的动机是什么？
茅家琦：当时我的确认为他们错了。你知道，解放以后我的确相信马列主义，我读过很多马列主义的书，《资本论》我是花了很多时间来读的。因此我当时相信马、恩、列、斯、毛的话。那么以此作为参照，我认为很多专家学者解放前的著作全是错的，比如王绳祖教授、陈恭禄教授等人解放前写的书，以当时那种眼光一看就明显是反动的。当然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
当时批判也很简单，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教条来对照那些教授们的著作，指出他们的问题。不过我没有写过批判文章，都是口头批判。另外一点，当时政治运动一来大家总是要参加批判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还是非常小心的。比如陈恭禄先生解放前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当时影响很大的。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向他约稿，要他重写《中国近代史》。他写了第一册《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交给出版社，审稿的时候被认为有严重错误。学校里将这个审稿意见转给历史系党总支，叫系里来处理这个事情。总支书记拿着这个意见让我看，我一看那个意见提得非常尖锐，书稿肯定不能用了。那么我的意见是书稿不能用就算了，也不要进一步追究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系里根本就没有展开批判，也没有其他人知道这回事。
董国强：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
茅家琦：１９６０年。
董国强：如果当时不是您主张压下来，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茅家琦：是的，可能会闹得很大。
另外，１９５７年“鸣放”时期，我们系有很多人讲了很多当时看来十分错误的话，我根本就没反映。所以有人说我在“反右”的时候害人，那都是莫须有的。
董国强：我们刚才谈的事情都发生在“文革”前期，那么此后呢？
茅家琦：我那个时候被关在“牛棚”里，学校里的许多事情都不了解。
董国强：您到什么时候就比较自由了？
茅家琦：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前后。有两个事情我的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是让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些零散的劳动，基本上不批判我了。第二个是“九大”前后，工宣队把我跟其他几个人一起调到浦口的一个仓库里面去办“学习班”。那时候到“学习班”实际上已经等于“解放”了，在“学习班”就是学习提高，不是交代问题。不过有一次讨论的时候，有一位同志很认真地对我讲：“茅家琦，你还是要交代问题的，你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呢！”
我当时确实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历史系把我卡在那里，不让我恢复组织生活。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人想卡我。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的，我都知道。他当面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就老是重复那么一句话：“你呀，别生气，好好考虑交待问题。”后来工宣队就讲：“我们现在办‘学习班’不是来交代问题的，而是来提高认识的。”这说明当时工宣队感觉到我没有问题。这是“九大”前在浦口。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说一下。解放前后，南大地下党里曾经有人认为我有“特嫌”——就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嫌疑”。他向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反映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团支部书记就在我的一个登记表上写了“该人有特嫌”这么一句话。我是在找一位指导老师谈话的时候，偶尔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这个表格和组织意见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所以当时我根本没有理会这个事情。结果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对我调查得很厉害。究竟这个“特嫌”的依据是什么，后来组织上怎么进行调查的，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当时找了很多人了解情况，搞了很长时间，最后的结论大概是：那个地下党提出过他的怀疑，但是他并没有证据。这个地下党后来被分配到东北，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
董国强：这个“特嫌”问题发生在……
茅家琦：解放初，当时我已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了。１９５２年我参加了共产党，还当了干部，也就没在意这个问题了。
所以现在想想，我们过去的这个档案制度真是害人啊，像这种无凭无据、似是而非的东西弄到档案里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
董国强：您是因为偶然看到那份表格，所以您自己心里有数了。可能还有许多人有类似的情况，而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
茅家琦：是的，有的人可能遭遇到这种情况，而自己根本不知道。
董国强：按照您谈的内容，您是一种特定的类型：“文革”一开始就弄到您了，而您本人也已经预感到自己会遇到麻烦？
茅家琦：我知道我是要被整的，但没想到作为“黑线人物”来整。
董国强：您最初是否认为“文革”会像以往历次运动一样，运动来了一阵风，风头过去了也就算了，没想到“文革”后来会搞成那个样子？
茅家琦：把我联系到“黑线”上，这在我是第一次。当时大字报大谈“黑线”问题，“黑线”这个说法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后来就提出不但有“文艺黑线”，而且有“教育黑线”、“史学黑线”等等。“教育黑线”要搞匡亚明，我就是匡亚明在历史系里的“黑爪牙”；“史学黑线”要搞翦伯赞、吴晗，我就是翦伯赞、吴晗在南大历史系的“黑爪牙”；后来公开搞刘少奇，我就是刘少奇在南大历史系的“黑爪牙”。这三条“黑线”都联系到我，都把我看成是在历史系的“黑线代表人物”。“黑线代表人物”的实质含义，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回事，反正运动一来就搞到你这里，目的就是先把你挂起来，以后就不断地批判、审查，“大胆假设，大胆求证”，而这个所谓“求证”都是些牵强附会的东西。
后来我也被搞疲了，觉得不管你怎么联系，反正我不是的。所谓“教育黑线”，我顶多就是按照“修正主义”方针政策办事情，我跟上面并没有什么联系；所谓“史学黑线”，我顶多就是请翦伯赞、吴晗到南大来讲过课，接待一下；跟刘少奇就更没有关系了。所以不管你怎么联系，我都不加理睬。
董国强：这样说来，实际上您在“文革”期间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比如说“不理解”呀、“抵触”呀，或者是经历一个从“盲从”到“幻灭”再到“觉醒”思想过程。您在“文革”期间虽然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但是您当时也知道这场运动是不可抗拒的。而且您在“文革”期间十分清楚自己的角色，也没有想要介入到群众运动中去。所以总的来讲，您当时的心态是比较平稳的？
茅家琦：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是会被整的，整过以后是要处理的，不过“文革”一下子搞到上面去，这么搞法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一度也十分困惑。但是我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比如除了劳动以外，我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活动。运动怎么搞我就不管了，反正这是要搞的。我当时只管做我自己的工作，决不和别人交往，包括系里的、学校的我都不与他们交往。当时“好派”、“屁派”来找我谈话，向我透露他们的看法，让我表态，我始终没有表态。因为我知道一旦表态，对我自己不利，对他们也不利。因此后来没有人指责我在历史系插手哪一派。我明知道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错，但是我在他们面前不发表任何看法。当时“屁派”里很多人对我印象很好的，要解放我，但是我决不和他们联系。这样任何人都抓不到我的把柄。“清队”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董国强：您这样的思想状况是比较特殊的，不存在对“文革”由“不理解”、“盲从”到最后“幻灭”、“觉醒”的思想过程。很多人讲，南大人对“文革”的幻灭和觉醒，是从１９７０年代前后深挖“五·一六”、“林彪事件”这一类事情开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您有什么震动吗？
茅家琦：“文革”期间我想得最多的一条就是“不教而诛”，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干部犯错误了，你应该告诉人家怎么改。你不教育人家，不给人家改正的机会，就一下子把人家撤掉了，这是招致我反感的地方。你没有对我进行教育，你也没有告诉我李秀成不应该这么评价，我写了个文章，你就这样来批评我，这个我很难接受。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文革”期间“不教而诛”的症结在于单位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我当时想：算了，随你怎么处理，大不了教师这一行我不干了！我当时才三十来岁，我想了一下子，最好的工作是当个裁缝，踩踩缝纫机，缝缝衣服，比较单纯，也比较适合我的身体条件。其他太重的劳动我干不了。
但有一条，当时对马列主义还是坚信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是相信的。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真正摆脱一种思想影响是很不容易的。
董国强：那么您当时觉得他们做的那些事情是违背马列主义的？
茅家琦：是的。解放以后到“文革”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与我在解放初期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解放初期我相信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会发展得很好的。
董国强：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一讲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动乱”，但实际上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社会动乱的程度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６８年这一段，整个的社会是比较乱的，然后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终结，实际上日常生活已经慢慢正常化了，虽然还有一些派性斗争，但它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么就您个人而言，生活慢慢趋向正常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茅家琦：应该是１９６９年。１９６６年是很难受的，１９６７年好一些了，１９６８年下放劳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在１９６８年还受到两个打击：我的一个妹妹在农村的小学里当教员，暑假的时候自杀了。紧接着我父亲在８月份也自杀了。
董国强：您刚才讲到您曾经想去当裁缝，那是在什么时候？
茅家琦：１９６９年初。１９６８年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些。１９６８年年底到大桥工地劳动，这是我在“文革”期间最困难的时候。从大桥工地回来就好一点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集中管理”了，都被放回家去了。
董国强：那从１９７０年代前期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您的生活状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茅家琦：对，基本上恢复常态了。我恢复工作是在１９６９年以后。
董国强：您说的“恢复工作”指的是什么？
茅家琦：担任系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系主任）。
董国强：那就是讲，１９６９年以后您已经官复原职了？
茅家琦：基本上是这样。
董国强：在您被打倒的这段时间内历史系的权力被谁掌握？
茅家琦：最初是“造反派”。后来是军宣队、工宣队。我恢复副主任职务之后，主任还是军宣队。
董国强：您恢复职务以后，当初批斗、审查您的那些人是不是受到了冲击、处分？
茅家琦：没有，就是不当了。反对我的那些人实际上也没真正夺到系里的领导权，他们只有“反映权”。
董国强：您的生活恢复常态以后，是不是教学和研究也慢慢地搞起来了？
茅家琦：是的，先是上课，后来研究也慢慢恢复了。
董国强：经过“文革”的冲击，对于您个人来讲，“文革”后期这一段的工作、教学和研究与“文革”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茅家琦：基本上没区别，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整天就是教书、看书之类的。我虽然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但不是主要负责人，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我来处理，所以看书、研究的时间还蛮多的。我们当时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对我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董国强：您当时有没有想到，比如说后来的“批林批孔”、“张铁生事件”、“评法批儒”等运动又会把您当作“白专道路”来搞一下子？另外您有没有因为过去写文章受过冲击，就不写或少写文章呢？
茅家琦：这个没有影响。我当时经过“李秀成事件”这番折腾，感觉到反正就这么回事，以后写文章出问题充其量也就是这样了。另外一个，我相信学术事业终归要发展的。所以我对我的小孩讲，你们终归是要读书的，多读点书迟早是有好处的。我的老二茅宁高中毕业到农村去，我多次对他说，你到农村去，千万不要把学习丢掉，多读点书迟早是有好处的。
董国强：您官复原职以后，外界的政治运动对南大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
茅家琦：在这几个运动中，清查“五·一六”对南大影响最厉害。
董国强：清查“五·一六”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茅家琦：１９６９年秋我们全校下放溧阳前后就已经开始搞了。
董国强：这个运动期间您的处境如何？
茅家琦：这个运动跟我没关系，清查“五·一六”主要是清查“造反派”，我的问题早已审查完了，当时属于比较可信赖的对象。不过我也没有参与清查“五·一六”的工作，工宣队叫我干一些其它具体工作。
董国强：这个运动也是以系为单位来进行的吗？
茅家琦：是的，不过清查工作是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的。
董国强：我看到杜闻贞的回忆录中说，南大大概有１１００多人上了审查名单，最后定案的有３８９人……
茅家琦：具体数字是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些人自己写了交待材料，有的人还作为代表人物到大会上作自我批判的发言。至于究竟关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已经交待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没有讲过。
董国强：那我们历史系弄出来多少人。
茅家琦：我们系没有搞出“五·一六”。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系是受到学校批评的，说历史系右倾。
董国强：按照您的了解，是不是当时大家心里面已经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弄来弄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都对这种运动开始厌倦了？
茅家琦：有些人对清查“五·一六”还是蛮积极的。我们这些人当时对这场运动不了解，也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六”这个组织。不过一下子搞出这么多“五·一六”分子，我们都感到很奇怪。这个事情完全是军宣队、工宣队在那里搞。历史系革委会受到的压力很大，别的系左一个典型，右一个典型，而历史系一个也没有搞出来，就有人批评历史系的工宣队右倾。
董国强：在您和他们的接触中，是不是感到历史系的军宣队、工宣队比较务实？
茅家琦：是的。历史系在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没有动手打，没有搞“逼供信”。开会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嘴巴上讲得也很厉害，说“五·一六”肯定是有的，要他们自己主动坦白交待。但动手打我没看到过。所以最后搞不出来。
董国强：您官复原职以后，系里实际掌权的是军宣队、工宣队，那么作为一个教师，您对军宣队、工宣队有什么看法？另一方面，你作为领导班子成员，当时和军宣队、工宣队的关系如何？
茅家琦：当时历史系的军宣队、工宣队还好，人不是很霸道的，跟人相处还是比较肯听意见的。但是我不跟他们走得太近，关系也不搞得太僵。因为你掌权，我有一些意见你不同意，不同意就算了。
董国强：您当时有没有这种想法——莫名其妙地，怎么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跑到我们南大来管事了？
茅家琦：这个问题嘛，共产党一贯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所以你来就来吧，我们也不管他。但是我对工宣队的很多做法是很不理解的。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留了一位工农兵学员下来当教师，这个我是有看法的，认为这位工农兵学员业务水平很差，不能胜任教师工作。不过我也仅仅说说而已，你最后怎么决定那是你的事情。
董国强：您是对所有“工农兵学员”有看法？还是具体地指某些人不应该留下来？
茅家琦：我刚才说的是个别人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一个人业务不行，不宜留校。另外对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个事情当时也不能理解，认为这样下去大学教育水平很难提高。当然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好的，我们对好的也应该帮助，但是总的来讲困难还是蛮大的。当时规定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参加高考，我是有看法的，但我那个时候也不鼓吹应该恢复高考。既然你上面这么定下来，我们在下面也就照样执行。那个时候我是非常谨慎的，你的话要适可而止，要跟工宣队搞好关系，因为领导权还掌握在工宣队手里。
董国强：我听说我们系的姜平老师在“文革”后期曾经写匿名信反对“四人帮”，这个事您知道吗？
茅家琦：好像有这个事情。
董国强：您能给我们讲讲大概的情况吗？
茅家琦：这个我们都是事后知道的，当时不知道。具体情况你们可以直接问问他。
董国强：据说当时追查得很厉害，是把它当做一个“特大反革命事件”来追查的。
茅家琦：是追查过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袁桂海：茅老师，您在住“牛棚”的那一段时间里，造反派有没有对您进行人身攻击？
茅家琦：那倒没有的。最厉害的一次就是那次在大桥工地劳动。不过当时吃饭是有限制的，不能买两毛钱以上的菜。
袁桂海：你们吃饭和别人有没有差别？
茅家琦：就是限制你买菜的钱，你不能吃好的。
智杰：关“牛棚”这段时间你们的经济开销从何而来？
茅家琦：当时只给生活费，给我多少钱我不记得了。
董国强：那给的生活费够用吗？
茅家琦：当时给我不到二十块钱，一个人是够用的，要养家糊口就不行了。我家里全是靠我妻子一个人的工资在维持。
董国强：师母因为您的问题受到过影响吗？
茅家琦：这个影响肯定是有的。
董国强：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
茅家琦：当时说她没有跟我划清界限，没有写大字报批判我。不过因为她在自己的单位里面工作还是蛮认真的，人际关系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受到的影响不大。她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像我又是“只专不红”的问题，又是什么“叛徒辩护士”的问题，又是什么“黑线人物”的问题。个人恩怨也有一点，但很少。
智杰：您在监督劳动期间，是不是每天干多少活都有定量的？
茅家琦：这个倒没有。当时南大“造反派”的兴趣不在学校本身，他们的兴趣在省委机关，对南大感兴趣的顶多是原来学校一级的领导。我们这些人是在系里面管事的，到我们这一级，监督劳动基本上参照一般教师的劳动情况来，我们在农场都是跟教师一块劳动的，像我讲的在大桥工地扛枕木的那种事情是不多的。
袁桂海：你们被关押期间的生活是不是很有规律的？
茅家琦：是的。我们不自己烧饭，都是集体去食堂吃饭。早晨起来吃过饭就劳动，到吃中饭的时间，收工回来吃饭，吃完中饭休息一下，下午再劳动。
智杰：你们到农场去干什么劳动？
茅家琦：种地。有的时候礼拜天还休息。
袁桂海：当时咱们系里学生领袖的情况怎么样？
茅家琦：我们系里没有杰出的学生领袖。有一位同学在“文革”期间参加了“屁派”（“八·二七”）的“勤务组”，后来当过我们系的“革委会”主任。
董国强：他是一个学生，历史系这一大摊子事情他管得了吗？
茅家琦：那个时候在搞运动，所有的事情都不正常了，无所谓管得了管不了。
智杰：那么１９６７年“一·二六夺权”以后，造反派发生分裂了，系里面是哪一派在管事？
茅家琦：两派都可以管，当时他们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勤务组”，这个里面的具体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梅雪盈：茅老师，我对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总理过世到４月份“四·五运动”那段时间的事情很感兴趣，您能否讲一下那个时候的情况，或者是您个人的感想？
茅家琦：我们当时非常同情“四五运动”，都认为“四五运动”是对的，追念周总理是很必要的。大家当时都这么想，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梅雪盈：南大“三·二九事件”的时候您是不是……
茅家琦：我那时已经恢复工作了。有一个事情是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系里面尽管有派性，不过这个时候大家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比如当时大家对周总理都是很同情的，没有那个说是要批判周总理的。再一个，大家当时对邓小平都是很关心的，希望邓小平能出来工作。所以后来邓小平出来致悼念辞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高兴的。另外当时我的印象，学校里面对“四五运动”也很同情，当时对“四五运动”以后受影响的那些人，学校领导还是很关心的。这个情况跟“文革”早期是不一样的。
梅雪盈：周总理去世的时候，群众性的自发的悼念活动好像是从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开始的，后来很快影响到社会上，您参加过这样一些活动吗？
茅家琦：参加了，我们学校里面对周总理还是蛮尊敬的，他去世以后，学校在大操场召开了群众追悼大会。那个时候形势已经完全变了，“四人帮”已经不得人心了，他们的做法太过份了。
董国强：“三·二九事件”期间，我们南大有几个系的学生是比较踊跃的，历史系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数学系、地质系等等。当时学生出去游行示威，老师参加的多吗？
茅家琦：到街上游行示威，到火车站去贴标语，这些活动老师都很少参加。学生也不希望老师参加，因为老师参加反而对他们不利。
梅雪盈：“四五运动”后来遭到“四人帮”镇压，你们当时怎么谈论这个问题？大家对镇压者是一个什么态度？
茅家琦：那是反对的，有很多措施也不理他。
梅雪盈：有哪些具体表现？
茅家琦：省里后来怎么做我不清楚，反正学校里只要能够过得去就算了。当时南京被捕的一个人就是章德（当时南大的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的儿子，省里对这个事情从宽处理，具体省里是怎么操作的，我搞不清楚。
董国强：您刚才讲您一开始上的是“中央大学”，是不是在四牌楼成贤街那个地方？
茅家琦：一年级在丁家桥，跟农学院和医学院在一起。那里过去是“中央大学”的新生院。
董国强：那您后来讲的“搬到鼓楼校区”，是从丁家桥搬到这里来吗？
茅家琦：不是的，“中央大学”的二三四年级在四牌楼，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校园。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四牌楼。第二年院系调整就从四牌楼到这边来了。
董国强：您经历了院系调整，能否结合个人经历给我们讲一讲院系调整的情况？另外，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评价？
茅家琦：据我了解，当时进行院系调整，就是为了把“中央大学”打散掉。这一点我的印象是比较明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当时读的是经济系，解放后经济系的老师很少，我当时作为系学生会的主席，对系里面请教师这个事情有一些发言权，有一次华东区教育部〔３〕一位部长到我们学校来，我曾经代表系学生会去向他反映，说我们系的教授太少了，需要增加一些教授。他当时对我说：“中央大学是反动学校，请教授这个问题要谨慎。”他亲口对我讲了这些话。虽然我那个时候很年轻，但是他跟我讲这些话，我就知道其中的含义，所以就没有再跟他谈请老师的问题了。
董国强：您那个时候是学生吗？
茅家琦：我是学生，系学生会主席。解放以后他们相信学生，不相信教师。其实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从当时他跟我讲的话来看，他认为“中央大学”是反动的，所以这个学校的很多院系要打散掉。后来哲学系走了，政治系取消了，经济系合并到复旦去了，文科只保持了中文系、历史系、外文系，一共三个系。当时不但没有进教授，原来的一些教授还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文学院。另外还保留了一个理学院。
华东地区打散了一个“中央大学”，打散了一个“浙江大学”。浙江大学过去国民党也抓得比较紧的。复旦大学以前是私立大学，抗战的时候才改为国立大学，所以它和国民党的关系没有中大和浙大那么深。“中央大学”当时有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往往把“中央大学”跟“中央政治学校”混在一起，二是蒋介石曾经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
董国强：您认为院系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将原来的大学彻底打散？
茅家琦：对，把它的基础彻底打掉。所以建国以后第一批重点高校里面没有南京大学。１９５７年郭影秋到南京大学来当校长，因为这个事情他非常难受。后来在他的努力之下，才把南大改为教育部直属的高校。
董国强：从１９４９年南京解放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之前的过渡时期，南大有两个负责人，一个叫潘菽，一个叫梁希，这两个人１９４９年到北京参加过“新政协”，他们原来都是“进步教授”吗？
茅家琦：他们是“九三学社”〔４〕的创始人。梁希以前是校务委员会主席。他走了之后，潘菽接替他。在这之前潘菽是心理学系主任。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把心理学系撤销了，说那是“伪科学”，苏联没有这种科学。潘菽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如果你要撤销心理学系，我就离开南大，校长不干了！当时科学院有一个心理学研究所，他就要求调到那里去。结果上面同意了他的意见，调他到科学院心理学所当所长。
董国强：茅老师，今天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您也需要休息了。我们还有些问题以后再找时间向您请教。谢谢您。
注释
〔１〕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晚期的重要将领之一，后来被清政府捕获杀害。临死前写过《李秀成自述》，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过失有所检讨，当时被认为背叛革命。
〔２〕戚本禹是毛泽东时代著名的左派历史学家。曾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文革”初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１９６８年初遭到毛泽东清洗。
〔３〕在１９４９－１９５４年间，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之间还有“大区”行政机构，华东区下辖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
〔４〕“九三学社”是当代中国六大民主党派之一，其成员主体是高级知识分子。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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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之死
·陆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也是文革的重灾区。疯狂迫害的恶浪不但吞没了许多校系领导干部和知名知识分子，还殃及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在宿舍上吊自杀，那天正是周恩来在人民大学召开红卫兵大会的日子。
在那个“我哭豺狼笑”的血腥日子里，有那么多的人死去了，就像最高指示讲的：“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当我们听到阚老师的噩耗时，依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震惊，事先完全没有想到。因为阚老师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和政治按说没有什么牵扯，更没有卷入到某些斗争里，平常对我们学生很友好很和善，怎么就是这样也还是被恶浪所吞噬。我们的心里无法接受。
阚老师是位优秀的教师，教学很认真很负责，对同学很和蔼很友善。那时中学的外语教学条件很有限，尤其是从农村来的，就更不行。而且那时外语成绩不计入高考总分，所以我们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外语基础都不好，学得都挺费劲。阚老师不厌其烦，从字母发音开始，很耐心地教我们。
俄语里有个卷舌音，几个偏远地区来的同学就是学不会，那个怪声音，教室里常常哄堂大笑，阚老师也是很友善地和我们一起笑，而后还是一遍遍地认真纠正。据我们所知，阚老师的同事们对阚老师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是积极要求上进的。所以当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
尽管已经是腥风血雨，已经是惨剧连连，也想不到这样的正值中年的好老师，怎么就那样地结束了生命。那壮实的身材、和蔼的笑容、那典型的有磁性的男性音色，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悲惨地消失在恐怖的血色中。也正是这些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使我更快地更深刻地认识了那时的社会状况，更快地更深刻地认识了革命旗号下的文化大革命。
阚老师的死因，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没有什么“罪行”，完全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压力造成。在阚老师关系比较近的人里，有个人叫姚中原，校团委书记，因为较早贴了大字报，言辞比较偏激，还涉及周恩来，以及他对外透露赫鲁晓夫有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结果被一些人拉出来批斗了，于是就有人也就此贴了阚老师的大字报。阚老师平常就是个谨慎的人，这使他非常紧张、思想压力很大。
更主要的是阚老师有个不一般的革命家庭，但这反而给他带来了更不一般的结局。他的妻子林莉，是林彪的侄女、张浩（林育英）的女儿。林莉于１９３４年随母去苏联，１９４７年加入了苏联国籍，１９４９年进莫斯科大学读书，１９５４年毕业，同年回到人民大学任教，１９５８年调入广播局，１９６２年恢复中国国籍。
在莫斯科大学就读期间，林莉担任了苏联国安部门的情报员。这项工作表面听起来很吓人，其实也就是向组织汇报班上同学的思想情况，打个小报告什么，实际上林莉做了没有也无从查起。但到了文革，这就被说成是“苏修特务”，是大得不能再大的罪名了。
“文革”一开始，广播局对林莉进行了审查，得出了没有历史问题的结论。局领导把她的审查结论送给中央审批。江青大怒，说：“林莉不是特务，谁是特务！”这样，事情整个儿就翻过来了。其实江青根本没搞懂，她讲的林莉，不是这个林莉，而是另外有个人，叫林利。那是林伯渠的女儿也叫林利（与“林莉”读音相同），比林莉年长，也在苏联多年，专攻哲学。
１９５０年代初，斯大林派著名的哲学家尤金来华，毛主席经常会见他，常常彻夜交谈，就是这位年长的林利做翻译。为了区别两位林莉（利），俄文翻译界称林莉为“小林莉”，而年长的林利为“大林利”。１９５０年代，江青在莫斯科治病时，“大林利”给她当过一段时间翻译，对江的作风极不满意，因而得罪了她。“文革”一开始，“大林利”就遭受迫害。连这“小林莉”，也因为江青没搞清楚而一起倒了霉。
阚老师因此而更紧张了。那些天，他没言没语，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他看到外面那些批斗的场面，戴高帽，挂黑牌，栓铁链，倒上墨水，罚跪罚爬，被打得皮开肉绽还要说“我有罪、我有罪”。阚老师对陪在他身边的母亲说，叫这些人以后怎么活呀。对左倾灾难的恐惧终于压垮了他。他害怕社会上越来越残酷而看不到头的打击终将会落到他的头上。在他母亲离开后的第三天，他就撒手人寰，在绝望中自尽身亡。
阚老师死后，他妻子怕牵连到子女，忍着心中的血泪不敢去领回他的遗物。就是这样，事情也没有半点的好转。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女儿，从昆明赶来北京。“造反派”得知徐克峻是地主家庭出身，又曾去过苏联，还在刘少奇领导下做过秘书工作，于是多次批斗了她。到北京仅一年多，１９６８年９月，这位倔强的老人为抗拒街道造反派的批斗审查，以死相拼，也自杀身亡（也有说是被打重伤致死），倒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
这位不幸的老人，也是一位革命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１９３４年赴苏，１９３６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８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１９５１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
林莉自己在林彪事件后也无辜受到审查。她虽说是林彪的侄女，其实相互并没有多少往来。后来她也不幸早早离世。阚老师最后竟然没能留下骨灰，现在哈尔滨与妻子林莉合葬墓里，是他的一块欧米伽金壳手表和一套他自己未曾穿过的送给弟弟的中山装。
由于之前组织上对阚老师没有做过处理，当时也没有结论、评价之类，所以文革结束后，也没有重新评议。
阚老师的外孙女吴金梓女士看到了这一段，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她说，她没见过她外公，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关她外公的记叙，很感谢这段文字。她还补充了她家庭的一些情况。这份回忆录在网上连载之后，有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和笔者联系，除了对回忆录表示肯定，也补充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本人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本文根据作者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１９６２－１９７０）》（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四篇第七章第四节“阚玉瑶之死”扩展改编而来。）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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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冤魂】
沈元：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下）
·郭罗基·
（上接zk２５０４c）
（七）
因反右派而延长了学期，１９５７年直到８月中才放暑假，９月初又开学了。
新学期虽然按时上课，中心任务是搞运动。领导上说，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现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
反右派的做法是：先由基层党组织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
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
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
“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当了右派就会被开除团籍，影响前途等等，谁料得竟步入死亡谷。
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６月８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为右派。我说，沈元就是属于６月８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言论都是不赞成的。
我强调６月８日这一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就有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共产党常常违反自己的政策，无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措施，是否执行，无从保证。
我又心生一计。我说，４２３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
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党员。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
点了沈元的名就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每次开会都由我来主持，但每次会议都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动、思想上痛苦。这样，促使我去思考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并没有经过同学们的授权，为什么能够领导班级？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不是司法机关，为什么能够把公民判决为“敌人”？我的政治经验告诉我，这种思考是很危险的，诸亲好友谁都不能讲。
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４２３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限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她）了。
有一天，东语系的一位女同学来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学同学。她说，她也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过去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她递给我一大包东西。我知道这一大包东西的分量。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日记、信件、笔记、草稿等等，可以从中找出“黑话”来。
我在走廊里接过这一大包东西，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厕所。我在厕所里脱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东西，回到房间就把它锁在箱子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众目睽睽，假如我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从学生宿舍到教工集体宿舍，都是与人合住，那一大包东西一直压在箱底。后来成了家才把它取出来。
但我又不愿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触电一样，不敢碰它，从来没有看过。至今犹保存在南京家中，但愿有一天物归原主。
我将这一大包东西打了埋伏。这是冒风险的事。我担心沈元的交待会牵扯出那位女同学，班上的同学去找她了解情况，那就坏事了。我悄悄地对沈元说，×××把你们过去的通信交出来了。他很紧张；“她怎么能那样干？”我说，你不要怪她，谁都会这样做。
他盯着我问：“会不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怎么不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就是私人通信吗？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争相公布罗隆基和朋友们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我没有直接回答沈元的问题，只是说，这些信件现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学的同学，考上清华，常有来往）等人。他是聪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数了。
最后，对揭发批判进行总结，给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总结发言又是落在我支部书记头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
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
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那时才３０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
我还有点不服气，我说：“沈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说：“沈元是不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无话可说。
他问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发言稿？不同意就换人讲。”一搞运动，领导作风都变得雷厉风行了。
那时我不像后来那样胆大包天，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我修改的发言稿，特别把“变本加厉”那四个字加了进去。开会发言时，我显得没精打采。同学们问我：你今天怎么有气无力？我说，身体不好！其实是心情不好。
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就开除沈元的团籍。会上，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居然说，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和党支部书记谈一次话。他不知道，我也是自身难保。团支部委员詹婧韶转告的时候，我说：“好吧，你和我一起同他谈一次话。”我怕加重“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约詹婧韶参加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她作证。我能谈什么？无非是“好好改造思想”之类的废话。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我的脸色给他稍许安慰。
（八）
１０月底，反右派告一段落，进入“整改”，叫做第三阶段。按当时的解释，第一阶段是座谈鸣放（毛泽东说，他提出的是“鸣放”，加上“大”字，变成“大鸣大放”是右派分子的发明），帮助党整风。不料发生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插进了一个第二阶段反右派。反右派之后，还是要回到整风，边整边改，这就是第三阶段。１９５８年４月，又提出一个第四阶段，党员个人学习文件，提高思想。那时正在进行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接着又是大跃进运动，运动套运动，运动连运动。结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就不了了之。
将右派分子打下去了，再按右派分子提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中，党组织和干部又成了批评的对象。共产党的政策是此一时彼一时，“整改”中的有些批评也很尖锐，在“大鸣大放”时是“向党进攻”，此时又成了“爱护党”了。
我因为思想“右倾”，在“整改”时是重点对象。我作了几次沉痛的检讨。我本来就认为党和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我的发言中有代表党检讨的成分。
就个人来说，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一个是本真的自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那里主持会议，发表讲话，抓阶级斗争，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反右派，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同情右派。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党性和人性的矛盾。所谓党性，即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林昭提出的 “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她不是党员，固无党性可言。
（九）
１９５７年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北大作指示，说北大是大字报的发源地，右派少不了，应“追加预算”。历次运动毛主席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面不超过百分之五。现在这个指标不够了，北大要按１０％的比例来抓右派。
“整改”阶段结束，已经到了１９５８年１月，又来一个“反右派补课”。北大一“补”，许多单位跟着“补”。１９５８年６月，才宣布反右派结束。
上级对我们班的战果很不满意，黄友钊是自己跳出来的，沈元是上级抓出来的，本班抓的右派一个都没有。我们班３０多人，按比例，至少还要抓一个。我问：“领导上有没有名单？”答曰：“没有。你们自己回去抓。”
我召集党团支部干部和班长开会，传达上级“追加预算”的指示。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相持很久，没有结果。有人提议：“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扩大到积极分子。”扩大到积极分子的干部会，差不多占了全班人数的一半。开始也是冷场，后来有一位同学说：“我们房间的孙敦新像是右派。”
大家要他说说理由。他说，孙是地主出身。地主出身不是充分理由。他说，还有言论。他们房间的同学总共揭发了孙敦新的三条“右派言论”（我现在已全然不记得这三条的内容）。有人表示怀疑：“像不像右派？”遭到反问：“你说他不像，还有谁？”又是冷场。
最后，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像“右派”，大家说：“报上去批吧。”报上去，没有不批的，只嫌其少。
积极分子公开点了孙敦新的名以后，进入揭发批判。说来说去，只有他的同房间的几个人揭发的那三条。第一次开会就把话说完了，而且一点火力都没有。后来又勉强开了一次，炒冷饭。第三次会根本开不起来了。大家心中有数，他根本不够右派的规格。在上级“追加预算”的压力下，怎么办？孙敦新是个不合群的人，拿他当牺牲品。
思虑再三，我决定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我要作一个正直的人，不再作“驯服工具”。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是没有辞职这一说的，只有“一切听从党安排”、“革命到底”，何况我的辞职理由是不可告人的。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理由是“身体吃不消”。上级当然不同意。
（十）
就在我闹辞职的时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补课”，接着，讨论右派的性质和对右派的处理。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属于敌我矛盾，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得很，可以宽大为怀，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讨论的目的就是着重让大家认识右派是敌我矛盾。
我们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来在小饭厅东南角贴出大字报《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根据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说明矛盾的性质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泽东的理论不能自洽。但这时人们已经失却理性的思考。林生早的大字报受到全校的围攻：《把林生早揪出来！》《林生早是漏网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倾》等等。还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了得？早就“砸烂狗头”了。
又要把一个人推下火坑吗？这一次，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顶住。把我们全班说成“思想右倾”，打击面太大了，结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绪，向上级汇报：林生早出身于贫下中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反党。他的大字报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过。上级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这是上级的“领导艺术”。全校对历史系、对史三（一）、对林生早都有不小的压力。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如果没有人追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过去了。
林生早也是４２３房间的成员，平时爱发怪论。本性难改，反右派过了关，１９５８年又跳出来，贴了一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上课神疲论》，批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看法颇有见地，但矛头向上，总是冒风险的。幸而没有赶上什么政治运动，否则又是否定“教育革命”的罪名。
１９８０年代，林生早当了汕头市的教育局长。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特备礼物到南京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他对别人说：“当年全校都说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党支部书记的点头和摇头之间。”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么摇头也不行。你是沾了贫下中农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报风波平息后，讨论班上的右派的处理。黄友钊已经遣送回乡，不用讨论了。沈元，是属于“极右”。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大部分“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六条；“右派分子”中的四种情形则为“极右”。沈元被认为符合其中“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这一条，根据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议论。
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孙敦新。讨论对他的处理比批判还热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为他说好话，一致同意给他最轻的处理：戴上帽子，继续留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徐州。１９８０年代为“右派”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人。
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到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５２６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１７３人，总共６９９人。但１９８０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像我们班的黄友钊、孙敦新都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的一类。还有不戴帽子的“内定右派”、“实质右派”、“漏网右派”等等，总数应在８００～９００人之间。按１９５７年的在校人数，肯定超额完成了彭真下达的１０％的任务。
对右派的处理结束后，我坚决要求辞职。经多次软磨硬泡，才说可以指定另一位党员刘武生暂时代理支部书记工作，还是不叫辞职。不管怎样，我可以不必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执行上级的指示了。
（十一）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斋堂劳动教养。临行时，我送他到大饭厅上车。他扛着铺盖，我帮他背着书包、提着脸盆。从三十斋到大饭厅的路上，两人无话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有话不能说。打官腔，非所愿。要是说些同情他的话，犹恐对他的“改造”没有好处。直到他上车，我才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争取回校。”他的眼镜片后面，泪水汪汪。
一去多年无音讯。
直到１９６１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来找我。一进门，喜形于色，第一句话就是：“我摘了帽子了！”他缓缓地叙说别后。斋堂是山区，很穷；干活总是和石头打交道，很累。１９６０年冬天，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肿病。他怕死在那里了，不别而行，回到城里史家胡同的姑妈家。后来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印象甚好，建议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问我是否可能？我说：“可能。庞卓恒、黄良元就在我的班上。”
庞卓恒原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黄良元是全系团总支书记，他们就因为在“大鸣大放”期间伙同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而当了右派。他们和沈元一起在斋堂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回校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当了三年教员，正在给历史系四年级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就在我的班上听课。
沈元一听，十分兴奋，说：“那我回校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只怕我当不了你的老师。”
他以为我是谦虚，说：“你能当庞卓恒、黄良元的老师，还当不了我的老师？”
他还记得我送行时说的“争取回校”，问我：“你能不能为我争取一下？”
我说：“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到历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是历史系主任。
他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他说：“周先生讲他不能决定，要找教务处。”
教务处的人对他说：“你们下去劳动本来是保留学籍的，三年期满就可以回校。你没有期满就逃跑了，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表示愿意深刻检讨，还是不能通融。
他没有欢乐的情绪了，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走自学之路吧。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临行时，我送他下楼。他走到楼梯半中腰的拐弯处，拾起头来，向我微笑、招手。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穿一件浅灰色上衣，里面是细格子衬衫。
（十二）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充分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１９６２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学界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
沈元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却成了永远摘不了的帽子。这时，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你培养什么人？重用什么人？
沈元怎样进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１９７９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认识了黎澍。我提到沈元，相约抽空好好谈一谈。不料一直没有谈成。后来我去了南京。１９８６年，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与黎澍相遇。这次真是要好好谈一谈了。１２月１６日，我到位于西长安街的一幢高楼中的黎澍家拜访。我们两人都想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沈元。沈元在北大的情况我最了解，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情况黎澍最了解，我们两人了解的情况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黎澍说：“现在我们写出来也无处发表，等到将来可以发表的时候再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这样吧，你把我说的记下来，拜托你代笔了。”所以我身负两个人的心债。
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１２月９日，黎澍离开了人间。
黎澍是革命家型的学者。“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从事地下活动，打游击，在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办报办杂志。他对社会、人生每有独到见解。１９６０年代，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曾风靡一时，鼓励青年，愤发有为，大胆创造。
黎澍对自己的身后事早有安排。他向家人交待，如果得病丧失意识，不要滥花医疗费用苟延残喘，让他安乐死。１９８８年冬天，他摔了一跤，脑溢血，深度昏迷，抢救无效。家人根据他的嘱咐，选定１２月９日这一对他的人生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拔去氧气管，让他安然归去。
黎澍还有交待，死后不要把他送到八宝山。他说：“那里的死魂灵，有的生前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愿加入他们的等级社会。”八宝山供奉的骨灰盒是按生前的级别排列的。
黎澍谈起沈元，真是一赞三叹。
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１９６２年，刘导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问他：“你不是要人吗？右派要不要？”刘给了他九篇沈元写的文章。
沈元的姑父是刘导生的熟人，向刘推荐沈元，刘又向黎澍推荐。黎澍看了那九篇文章，大喜过望，自言自语：“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时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来了他的档案。黎澍说：“不就是右派吗？已经摘了帽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决定录用为实习研究员。
黎澍兼《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史学界引起轰动。郭沫若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说：“至少比我写得好。”沈元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初试锋芒，即令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人物刮目相看。但在研究所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反对意见不是针对学术研究，而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盛传，黎澍垄断了材料，别人不给，就给沈元。他说：“哪有这么回事？所里从香港买来一本《劝世良言》，我要他们登《近代史研究资料》，不登。这才给沈元用了。”
他还说，“沈元真是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我跟他闲谈，海阔天空，他都能组织到文章里。我一看，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蛮像样的论点。”全文五万多字，首发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摘了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一整版。史学界又一次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成了“沈元事件”。有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张玉楼、高自强、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所里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革”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有一次，黎澍在东厂胡同遇到沈元，悄悄地嘱咐他：“你不要动。”可惜，沈元没有记住。
１９６８年夏天，沈元化装成黑人闯进苏联大使馆。所谓“夹带机密材料”，不过是红卫兵小报。估计他是想去苏联，苏联人并不信任他。过了几天又去，被逮捕。有一种传说，沈元闯的是马里大使馆。如果真是那样倒好了，不至于犯“叛国投敌罪”，因为马里与中国是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中国的友好国家寻求政治避难。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斗沈元，黎澍陪斗。“工宣队”内定判死刑，交大家讨论。谁能为他辩护？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
“文革”后，北大对沈元的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１９７９年“改正”时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记得是什么“尾巴”了。那时我还在北大，北大党委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尾巴”。黎澍拿出一个文件，是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对沈元同志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对“改正”又作了“改正”。《决定》中说：“对沈元同志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再复查，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考察、开除学籍的处分。”“１９７９年９月４日复查所作的原‘改正决定’予以撤销。”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后十五年，经两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１９８１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见了沈元的亲人，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沈元的母亲嚎啕大哭，呼天抢地：“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闻者无不动容。
黎澍概括地说：“沈元死于两个原因：第一，死于众人的共妒。第二，死于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黎澍对这两个原因没有多加发挥。
我认为，他提出的“共妒”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个体人的劣点，但众人对有才华的人产生共妒，则是社会的病态，病态社会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我的笔记本上记了黎澍的一段话，现在看不明白；也许当时是明白的，事隔２０年，怎么想也弄不清。我的记录是：“沈家中被抄时，有毛氏宗谱。陈伯达给的。陈伯达要他写文章。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杀头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实录如上，以备日后求证。
黎澍说，纪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他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天地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将来出版《汉书》，可以用他的注来补充前人的注。还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处长刘明远拿走，不肯交出来，应当追回。
黎澍告诉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处理的。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历史研究》杂志副主编，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又去拜访丁守和。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为内疚，说：“啊，我们害死了沈元！”
“怎么能这样说？”
他说：“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他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论洪秀全》发表后，有人告御状，告到毛主席那里。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就是不注意。”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写了一篇文章，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引起史学界的广泛讨论。沈元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用的是假名“张玉楼”（取自黎澍室中的对联）。
丁又将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知“张玉楼”是何许人，以质量取胜，采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没有采用刘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说：“我们暗自高兴，沈元的文章把所长的文章比下去了，说明我们没有埋没人才。”
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说：“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帮他发表文章。”中宣部还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一篇《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一回，丁守和说不发了。沈元恳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还是发了，用的是“曾武秀”的假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发觉了，找丁守和谈话：“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说：“中宣部说少发，没有说不发。这篇文章是关于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实用价值。”党委书记说：“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
这就是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后说：“一次一次地发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说的“群妒”和黎澍说的“共妒”是一个意思。中国之大，何以容不得一个沈元？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有为。我们要追问：一个毁灭人才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０６年１月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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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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