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沈元：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上）
陈愉庆：乘鹤远去程应铨
蓑笠翁：林彪到底有哪些罪和为什么说李文普的证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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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九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九期（zk2504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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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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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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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冤魂】 沈元：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上） 郭罗基
【往事非烟】 乘鹤远去程应铨 陈愉庆
【春秋史笔】 林彪到底有哪些罪和为什么说李文普的证词是假的 蓑笠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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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冤魂】
沈元：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上）
·郭罗基·
１９７０年４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２０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提了起来。２０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３２岁。
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１９５０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
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文革”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判了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和历史系的一些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意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星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象：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于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
不久，我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的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１９５７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绝不是“反革命”。“文革”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
（一）
沈元告诉过我，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１９５５年，年方１７，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他意气风发，志趣高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三大权威人物。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
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自然招来异样的目光。那时我是历史系５５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我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的时候，（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我被调到（一）班。
经就近观察，我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就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本来，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他对我却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他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大大地害了我。
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４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５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在怀仁堂向各界知识分子作报告。这样，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吃香。挤公共汽车，见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觉地让他先上。北大办公楼或大饭厅放电影，中间最好的位子总是留给老教授。
１９５６年上半年，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本来，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星期日是星期七。“向科学进军”以后，政治活动少了，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晚饭后背着书包到图书馆占个座位，然后在未名湖散步一圈，再回到图书馆静心看书。
那时，学习空气浓厚，科学研究盛行。北大各系都在制定规划、举办讨论。学生们也热情高涨，全校自发成立了一百多个学生科学研究小组。沈元组织了中国古代史科学研究小组，自任组长。
沈元学习勤奋。我记得他有一个生动的说法：“一进图书馆，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
但也并非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沈元在阅览室里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
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无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现在我只记得两点。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而且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强烈的拷问长久地在心中振荡。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４月５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另一篇是１２月２９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冲决了教条主义的堤坝，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思想混乱”。１９５７年学期开学之初，北大决定停课三天，学习上述两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无锡老家过寒假，被提前召回，准备组织学习。２月１１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到北大作学习动员报告，然后一连讨论了三天。
当时我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总是站在党的立场去说服群众。我暗自忖度，斯大林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把它归结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吗？还没有说服自己，怎能说服别人？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
１９５７，是在几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历史的湍流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旋涡，多少人被卷入其中，遭灭顶之灾。
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发配到北京郊区斋堂劳动教养。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因不同意划沈元为右派，被指责为右倾。这一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进而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成了党外的反对派。
１９５６年的“多事之秋”，迎来１９５７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起伏之际，中国共产党尚能稳坐钓鱼船。到了１９５７年春天，终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接连不断。报刊上和各种会议上大谈人民内部矛盾。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５月１日公开发表，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时称“三害”）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借以缓解社会矛盾。
此次整风，与１９４２在延安的整风不同，那一次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这一次是解决共产党与外部的矛盾。故强调“开门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帮助共产党整风。从５月８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从５月１５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各级地方党委也纷纷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在这些座谈会上，到会者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有些是十分尖锐的。报纸上大量报道帮助党整风的言论。人们兴高采烈，把这种畅所欲言的举动叫做“大鸣大放”。５月１７、１８日以后，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激烈，带有明显的煽动性。
北京大学历来开风气之先。学生们没有受到邀请也起来“大鸣大放”了，各系学生要求党组织召开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们党支部习惯于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没有让“大鸣大放”，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但学生们在大气候的热身中自发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宿舍的走廊里出现了一条大标语：“春风不度三十斋”。这是套用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三十斋是历史系的学生宿舍。用意很明显，像盼望春风那样呼唤共产党的整风。
接着又出现一份墙报，名曰《准风月谈》，这是借用鲁迅的语言。墙报的内容根本不是谈“风月”，完全是谈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评“三害”之外，主要是针对党支部和党员，特别是批评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压制鸣放”。其实，我并没有压制，只是不主动而已，而且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不能自行其是。但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要求“鸣放”，在他们看来，不主动组织“鸣放”就是压制。这些大标语和墙报，都是我们历史系二年级（一）班沈元领头的４２３号房间的同学们搞出来的。沈元的毛病就出在政治热情太高了。
“大鸣大放”事过境迁之后，我曾把（准风月谈》墙报整个儿揭下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保存材料的习惯。保存了几十年，不料在我出国后，南京的家人把它当作一卷烂纸扔掉了。我在电话中大声责备：“你们毁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５月１６日，北大党委下达一个整风计划。说是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校一级机构的党组织；暑假中才开始第二批，系一级的党组织；作为第三批学生党员的整风，还没有确定时间。这个慢腾腾的计划完全脱离了形势。大学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党委的计划。
经上级同意，我们班立即开始“大鸣大放”，也是连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甚为尖锐，批评有些党员的操行“简直不像话”，特别是针对宗派主义，认为党员具有特殊的越感，高人一等。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党员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甚至是高墙、深沟，群众普遍希望“拆墙填沟”。
这些意见对我触动很大。回想在地下斗争年代入党时，党员和群众之间是没有墙、没有沟的；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生存。料想在解放区和解放军中也不会有墙、有沟；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胜利。为什么党掌权没多久一切都变了？这是我后来几十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大鸣大放”中，有些党支部的干部转过身来，与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我不赞成。我认为，作为党员对党的错误和缺点也是有责任的，作为党支部书记更有责任代表党来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站在党之外去向党提意见。也有一些党支部的干部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反击。我更不赞成。
前一类人，往往被打成“右派”；后一类人，则是坚定的“左派”。像我一样，既没有向党提意见，也不作反击，而是认真听取群众批评的，后来却被指责为“右倾”。
５月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是新青团的老团干，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党就派我做团的工作，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团委书记等职务。我从前工作过的地方——无锡市来参加团代大会的，有的是我的老同事，有的还是我的老部下，其中有一位是我初恋的女友。他们邀请我于５月１９日（星期日）到北海公园聚会。
这一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为我庆生。我渴望相见，却去不能，写了一封信回绝，说：“我正陷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不得脱身。”这一天的上午，我们班还在继续开整风座谈会。下午，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北侧，出现了一张写在绿色油光纸上的大字报。
１９５０年代的大字报运动起源于北大。开始是“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工具，后来又成为反击右派、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但第一张大字报两者都不是，题目是《质问北大团委》，内容很简单：“谁是参加团代大会的北大团员代表？团员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广大团员怎么不知道？”署名：“历史系５５级（二）班部分团员和群众”。
这张大字报起了点火的作用，虽然它本身毫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味，后来发起人张学仁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年级下学期，５５级党支部一分为二，我们（一）班的党员人数多，单独成立一个支部，（二）（三）班合成一个支部。（二）班究竟以什么理由把张学仁打成右派分子，我一无所知。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把大饭厅东墙定名为“民主墙”，帮助党整风。２０年后的“西单墙”，就是从北大移植过去的。
（三）
５月１９日晚上，大饭厅周围贴出不少大字报，“大鸣大放”上了墙。学生们从教室、图书馆、阅览室跑出来，打着电筒、拿着蜡烛，昂首看大字报，人头钻动，情绪亢奋。有的地方，围着一群人，一个人在前面大声朗读，其他人侧耳细听。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饭厅东墙南侧写在红色油光纸上的长诗，题为《是时候了！》，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长诗共两首，第一首为沈泽宜所写。第二首为张元勋所写。
第一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是时候了，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其中，被人们传诵的警句是：“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第二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是时候了，
向着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张元勋后来成了大右派。张元勋的同年级女同学林昭，为他辩护而自己也成了右派。沈泽宜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作为检讨标兵，一度得到团委的表扬。最终仍未获宽恕，还是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以后，北大大饭厅东墙成了大字报的前哨阵地。连续几十年，凡是有影响的大字报——全校影响、全市影响以至全国影响的大字报，都在这里面世。九年以后，也是不安分的五月，这里冒出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时有一句套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在熊熊烈火中贴了一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离开北大二十多年了，据说大饭厅已经被拆除，历史的遗迹难寻了。）
５月１９日晚上，党委紧急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党委副书记崔雄昆讲话，回答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的团员代表选举问题。有人递条子，问：“党委对民主墙是什么态度？”崔雄昆代表党委欢迎同学们帮助党整风，但劝说大家回到班级的整风座谈会。至于大字报，他谨慎地：表态：“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表示不满。他讲错了一句话：“全校八千团员”应如何如何。当时全校学生总数才八千。
第二天早上出现一幅漫画，龇牙裂嘴的崔雄昆闭着眼睛做“八”的手势，题目是“团员八千！”一向受人恭维的党委负责人成了讽刺的对象，气候变了。大字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从大饭厅附近扩大开来。《文汇报》的报道《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中引了两句唐诗来形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用的纸五颜六色，作品的形式有政论、杂文、诗歌、寓言、标语、漫画等等不一而足。
１９５０年代的大字报是新鲜事。北京人都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非常热闹，有人说：“北大简直像东安市场！”１９５７年的“大鸣大放”，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６年的揭批“四人帮”。“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各种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几公里，每天多达几万人。
来北大看大字报的，有我的朋友。他们总要问：“北大党委对形势怎么看？”我说：“党委没有反对，那就是默认。”我在无锡工作的同事虞耀麟，当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他听我这么一说，回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地的海运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毛泽东曾赞扬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但各单位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成了“右派”。
大字报铺天盖地，多得来不及看，有的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大字报盖上了。为了便于保存，张元勋等人发起创办一个刊物，名《广场》（实际上是大字报选），只出了一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广场》周围，叫做“广场派”。“广场派”的活跃分子又成立了一个“百花学社”，“百花学社”的组织原则是“既无领导又无被领导”。
“广场派”将５月１９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称作“五一九运动”，自称“五一九战士”，认为“五一九运动”的性质是“新时代的民主运动”。哲学系龙英华的大字报中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五四启蒙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启蒙运动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的新型思想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龙英华是共产党员，故得知党内精神。
大字报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围绕《是时候了！》，有人赞扬，有人指责：“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了几句话，最后一句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立即有人用大字高高地写在面对广场的十六斋北墙上。那就是把它当作张天师的符咒，用来镇住北大的妖魔。“广场派”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作“教条主义者”“卫道者”。而反对“广场派”的人们干脆成立了一个“卫道者联络处”。大字报、大标语常常针锋相对。
大字报也有走题的。理发室的墙上贴了一幅漫画，理过发的头上黑一块白一块，题目是“狗啃式”，重在讽刺理发粗糙。不料引起理发室的师傅罢工。他们认为，把理发比作“狗啃”，是侮辱人格。北大学生会代表同学们向他们道歉，才告平息。
（四）
全校都在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鸣大放”，班上的“鸣放”座谈会就不用开了，即使开也不会有人来参加，都忙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写大字报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党员正在开会，研究整风怎么继续进行。沈元冲进来说：“你们还在开会？全校都乱起来了！谭天荣在发表演说，快去听。”
我们跟着他走到大饭厅和小饭厅之间的广场，果然看到靠近十六斋的地方谭天荣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梁从诫（我们历史系的研究生）仰着头在同他辩论。围着一大群人，有的为谭天荣叫好，有的附和梁从诫的诘难。我们刚到时，只听得谭天荣说：“不要扣帽子嘛！”不知别人对他扣了什么帽子。梁从诫说：“帽子人人都有，只是牌号、尺寸不同。”
谭天荣颇有儒雅风度，总是对人微笑，用他那略带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不论别人如何咆哮，他始终不失斯文。“五一九”后，他一连贴出许多大字报，居然要求党委给他一间屋子，展览他的作品。其中四份大字报，自称为“四株毒草”。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喜爱辩证法；有时玩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诡辩论。他很欣赏黑格尔、恩格斯的著作，把《自然辩证法》读得烂熟，发起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他扬言：杨振宁、李政道（不久前得诺贝尔物理奖）算什么！我的物理学理论被采纳的话，制造原子弹、氢弹就像做玩具一样。
他的狂妄，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后来，谭天荣被打成“极右派”，而且是北大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在南阁“隔离审查”。南阁曾是物理系的办公室。我在一堆垃圾中发现一份谭天荣的手迹（从大字报上识得他的“谭体”），一看，那是他二年级时给系主任的报告：要求不上课，只参加考试，而且把物理系的课程如何乏味奚落了一番。
我暗自慨叹，谭天荣是个天才学生，说不定真是得诺贝尔奖的材料。我在心中呼喊；“谭天荣，你在哪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不知磨灭了多少书生意气。
谭天荣的演讲又创造了除座谈会、大字报之外的另一种“鸣放”形式——大辩论。后来，有人把饭厅的桌子搬出来，两个人站在桌子上辩论。广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圆圈。为了让大辩论的人们施展身手，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们都在这里跳上跳下。
５月２３日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她仰慕当时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大出风头的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改名林希翎）。看来是有内线把她引来的，那个擂台上事先准备了扩音器。扩音器一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广场上、马路上都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好几千。林希翎的开场白是：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她首先为胡风辩护，认为他不是反革命。胡风问题是当时极为敏感的话题，她的演讲一开始就很有挑战性。
她又谈论斯大林问题，批评赫鲁晓夫很蠢，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她从苏联谈到中国，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认为整风只是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她的基本论点是：“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她还认为，苏联和中国有共同之处，都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她的讲话富有煽动性。
林希翎讲话时，大家专心聆听，寂静一片。当她的讲话告一段落，台下就起哄，有人冲着她大喊大叫，有人跳上台去抢话筒。人群中赞成的和反对的在台下当场展开辩论，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听不清谁说了什么。看那架势，还是反对的人占多数。当她重新开讲，才恢复平静。讲了一段，又像开了锅。如此反复数次。
有人在人群中发现了江隆基。江隆基是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是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他不大管事，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是江隆基。“大鸣大放”时，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马寅初反对，他说：“党委制不能取消。什么事情都来找校长，我爬山、锻炼身体的时间也没有了。”后来批判马寅初，故念他反对“取消党委制”有功，只是当了“内定右派”，没有正式戴上“帽子”。其实，他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出发点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爬山、锻炼身体”。
那天晚上，赞成林希翎的和反对林希翎的，顿时分成了两派，两派的人表情都很激动，都希望江隆基表态，说：“江校长，您上去讲一讲！”江隆基比谁都平静，说：“今天晚上我是来听你们大家讲的，我就不讲了。”后来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批了一通，调离北大，“文革”中在兰州大学离奇死亡。老北大人很怀念他，像这样在“闹事”的时刻不带秘书、没有警卫，只身来到群众中间听取意见，不是一般的领导人所能做到的。“文革”中的当权派，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
５月２７日晚上，林希翎又来。反对林希翎的人已准备好论点，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林希翎讲得不多。
散场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问他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但没有详细谈过。我有点疑惑，谭天荣、林希翎的许多观点同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发表的看法差不多，为什么反对？他说，上次听了林希翎的演讲，当时也很气愤。仔细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大错。她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错了吗？没错；她要民主，错了吗？也没错。谭天荣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教条主义，更是没错。但听他们的讲话总是不舒服，使人难以接受。谭天荣、林希翎他们是错在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战士”的“大鸣大放”所遭到的反对有两种：一种，反对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卫道者”；另一种，反对他们的做法，认为不应当大轰大嗡，作情绪化的暄泄。我们班本来矛盾很尖锐，全校“大鸣大放”后，反而团结一致了。４２３号房间的人们受沈元的影响，都站在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一边。大家认为，这样搞法，书都念不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念完？希望赶快收场，恢复平静。
１９５７年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僵化的。“大鸣大放”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我都没有想过，既然别人提出来了，我就认真去想，我不是“卫道者”。因为我对共产党从夺权到掌权的转变和党内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学生知道得多。
进北大前，我是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后来叫做“外办”）的党组织负责人，官拜局长级。我的工资是每月８９元５角，上了大学虽然我能享受比别人较高的调干助学金，也只有２９元（一般的调干助学金是２５元，大学生的全额助学金是１５元）。
许多同事、朋友都说我傻，他们不能理解我的举动。我是为了保持自由的心灵，不受压制，免遭污染。在官场只论权力大小，不问真理多少，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１９５５年终于脱离官场，转到学府。但我的头上有一道紧箍咒，历来被人称作“好党员、好干部”，思想上、行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
冲开物质的枷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做到了。冲开精神的枷锁，抛却已有的好名声，就很难做到了。“大鸣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别人已经前进得很远了。
１９５７年是我的启蒙年。从此走向自由化，直到１９７０年代末、１９８０年代初被共产党领导人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样，不喜欢“大民主”，所以１９５７年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既没有写“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也没有写“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到了美国，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不同以至根本对立，但他们能够和谐相处，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分歧、调和矛盾。这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就不是这样。观点不同往往导致严重冲突。邓小平说“右派分子杀气腾腾”，那是言过其实。但“大鸣大放”中的对抗性和紧张气氛确实存在。
五一九以后，开始还能勉强上课，虽然学生们心不在焉。林希翎演讲后，礼崩乐坏，校方并没有宣布停课，但大家都不去上课了。这个学期末，考试也无法进行了。
自５月１９日晚上崔雄昆讲话后，党委一直沉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要党委表态，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跑到党委办公室，问党委是什么态度？党委就是不表态。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边的员工食堂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为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
北大的食堂，开始时桌子、凳子是齐全的，到后来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讲话，大家都立在那里听，不准记笔记。他讲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根据上面的指示，党委就是不表态，要看看共产党的天下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到大海里去游泳，自己辨别方向。”这就是毛泽东部署下来的“阳谋”。
后来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他是这样说的：“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江隆基虽说：“党委就是不表态”，其实已经可以听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常常有人发出呼吁：走出校门，推向全国。北大人首先向近邻清华推广。不料在清华受到围攻，被赶出校门。回来后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虎口余生记》。可见蒋南翔当校长的清华和北大的气氛完全不同。
北大也向人民大学推广。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规定不得和外校联系。林希翎起来驳，说：我校同学们没有得流感，为什么要隔离？１９５７年３月、４月间，北大大面积地漫延流感，以至不得不停课一周，封锁校门，与外界隔离。故林希翎有此一说。谭天荣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广。还有人将“民主接力棒”传到了上海。
《人民日报》一直不报道北大的消息。“广场派”兴问罪之师，几十个人跑到王府井，向《人民日报》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的民主运动？”共产党是运动起家，掌权后又是运动治国，岂能让别人来运动自己？
北大“闹事”的第二天，５月２０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这样规定的；一方面极力怂恿，“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还说“越反动越好”；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堕入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圈套而不自知，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葛佩琦等人的言论，都是５月１９日北大“闹事”以后发表的。６月６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教授开会。他们认为，学生上街，一触即发；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要靠民主党派来收拾残局了。
谁知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升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信号弹，风云突变。
（五）
《这是为什么？》以一封匿名恐吓信破题，提问“为什么？”题解：“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说他在座谈会上为共产党辩护的发言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警告他“及早回头”，“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社论小题大做，断言这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新强调“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把当前的形势归结为“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授意起草的。毛泽东自５月中早就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里，现在终于公开抛出来了。他的“阳谋”蓄谋已久，故意“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６月６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预定反击的时间是６月１５日左右。此刻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从６月８日起，整风转为反右。当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当时有人对恐吓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同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谭惕吾认为是卢郁文自己制造出来的。后来又有人“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确有其事，并非“小把戏”。１９５９年，写信人被公安部查了出来，又是我们历史系５５级的学生，名杨秉功。他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但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
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北大曾在党内的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中传达这个讲话。我记得很清楚，江隆基的传达中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新的任务、新的课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说法，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言谈很风趣，会场上不断发出笑声。
江隆基交待大家：“你们没有再传达的任务，但可以作为个人意见宣传毛主席的思想。”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难以成眠。我暗自赞叹毛主席的伟大，认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避免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学历史的人，都向往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
那时我真以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提出，中国将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我从《傅雷家书》中看到，傅雷听了毛的讲话的传达后，写信给傅聪说：“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我当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很可能也会写出类似的溢美之词。
“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就作为个人意见经常宣传。在“鸣放”初期的一次支部委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我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认为对待班上的矛盾、解决沈元他们４２３的问题，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看问题，必须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要求党员在座谈会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要顶牛。
（六）
６月８日，“反右派”战斗打响了。
在北京市，吴晗第一个站出来点名，说：“我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批评。”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民盟的左派，实际上他早已参加共产党。八年以后又轮到姚文元点他的名了。正像姚文元点他的名是有来头的，想来他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名大概也不会只是个人的意见。
在北大，翦伯赞第一个站出来，在大饭厅发表演说，反击右派分子。他一向以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调子太高了，也不行。后来学生给他贴大字报：你的立场如此坚定，为什么不要求入党？可见你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翦老甚难堪。经统战部长李维汉同意，只得公开身份，原来他是１９３７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
全校和各个系纷纷召开大会，批判右派分子。对谭天荣的批判，一连开了三次全校大会。北大团委当场宣布开除他的团籍。“五一九运动”的自由辩论就此结束。
其他右派分子本来都在系里接受批判，批得不过瘾，就上升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开全校批判大会。晚上回宿舍，路过一些教室，还能听到声讨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号声。
上级要求党支部将群众按左、中、右进行排队。党员则由上级排队。我们班上的党员，很有几位激进的左派，有的还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辩论。群众中左派较少，中派居多，中派还要分中左、中右。
沈元和４２３房间的几个同学是中右。右派只有一个，此人名黄友钊。他是因病休学一年之后插班进来的，平时沉默寡言，与班上同学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后，班上的活动他不参加，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的模样，骨瘦如柴，蓬头垢面，同学们都很怜悯他。但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办法，谁都帮不了他。
可能黄友钊心灵受过伤害，但没有人了解他。我自责平时没有关心过他，此时已无从谈起了。不需要揭发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１９８０年代，为右派分子改正的时候，到湖南去找他。乡亲们说，有一天，他出去放牛，连人带牛没有回来，不知去向，离奇地失踪了。
１９５７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闻名的人物。７月９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说：北京大学的右派“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可惜这是“始”，并非“终”，后来翻了好几番，超过百分之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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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乘鹤远去程应铨
·陈愉庆·
父亲第一次与程应铨先生相识于清华新林院的梁家客厅。每到下午茶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梁先生把程应铨介绍给父亲时说：“这是我们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跟你同行，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程应铨。”
父亲说，他左手端着茶杯，伸出右手去跟程先生握手。程应铨却放下茶杯，站起身，微躬下腰，用双手握住父亲的手说：“久闻大名，陈先生。”他只比父亲小几岁，这样毕恭毕敬，让父亲很不好意思。
“都是同辈，这样折煞我也！”父亲连忙放下茶杯，把左手也伸了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常听梁公说，你是中大的高才生。”
程应铨说：“哪里，你是中大教授（指前南京中央大学），我不过毕业于中大建筑系而已。”他又指指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等人说，“在座的都是我的先生，前辈。”
父亲事后和梁先生说：“程应铨很谦和呀。”梁先生大笑说：“那是他很Gentleman（绅士）。应铨是很有个性的人，一身才气，也一身傲骨。他看得上的人，能肝胆相照。不入眼的，多一句话也不说。”程应铨是清华建筑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也是吴良镛教授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窗。毕业时二战尚未结束，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便在缅甸当了盟军的英文翻译官。１９４８年，经沈从文先生向林徽因推荐，来清华建筑系任教。梁思成夫妇认为，规划专业虽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清华建筑系必须有兵精将勇的规划团队，才能适应未来中国的建设形势。梁思成亲自把系里的青年教师吴良镛送去美国的匡溪学院（Cran Brook）深造，师从芬兰籍的规划专家沙里宁，以期回国后能担起建筑系规划专业的重任。系里成立了规划教研组，程应铨是组长，率一批青年教师专攻城市规划。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地独到，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梁先生出席北京市的许多规划会议时，程应铨大多随行，这样也就和父亲接触得多了起来。程应铨只比父亲小几岁，父亲称他应铨，他却从来不对父亲直呼其名，永远恭恭敬敬地称呼“陈先生”，称母亲为嫂夫人。可能是和父亲谈得来，尤其是学术观点一拍即合，程应铨成了我们西单横二条家里很受父亲欢迎的客人。他一来，父亲的烟灰缸里准会堆满烟头，两人在烟雾中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但不知为什么，他都是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来西单横二条，妻子和儿女从不曾来过我家。他离开后，父亲还会余兴未尽地向母亲称赞程应铨的种种过人之处，“聪明人刻苦的不多，可应铨禀赋高卓又刻苦，人才难得。”
父亲说，他在缅甸做过盟军的英文翻译，能翻译出《都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已属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学了俄语，一连翻译出《城市规划》上、下卷、《苏联城市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文献。人家到莫斯科访问，都急着去购物、逛街、参观名胜，他却拦住街头的俄国人、旅馆的服务员纠正自己的俄语发音。由于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译笔娴雅流畅、灵动飞扬。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才情折服。
有一位学生听他讲的规划课之后，意欲改弦更张学规划专业，直到晚年才如愿以偿。还有一位弟子，自以为英文底子不错，私下暗暗把《雅典宪章》翻译了一遍，欲与前辈一较高下。待把自己的译文与程应铨的一对照，自惭形秽得无地自容，从此对老师心悦诚服。翻译有时是一种再创作。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之灵动传神、清朗俊逸，无人可望其项背。这与译者的文化、气质、功力息息相关。
１９５６年，程应铨随梁思成、周荣鑫等出访东欧。归来后，他到西单横二条来看望父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刚刚理过发，吹得一丝不苟的大背头，发蜡锃亮，母亲开玩笑说：“应铨老弟，今天怎么像个新郎官似的？”
“刚在四联理了发。”他拍拍脑袋说，“才理过的头最生涩，看着是不是很刺眼？”
母亲细细端详着他的头发说：“理得不错。只是，理个发跑这么多路，太冤枉了。清华没有理发店吗？”
“哈，那儿的理发店水平很高，剪完头发，头顶像扣了只马桶盖。”他用手比划着，“反正我也要进城，顺便就去四联，一举两得。”
他为我家带来了从东欧买回的小礼物。一条灰色亚麻的茶几台布，四周缀着红黑双色相间的十字绣花边。一支羊皮的书签，上面烙着精致凹凸的图案。那是一个右手高举宝剑，左手紧持盾牌的美人鱼。
“知道这是谁吗？”程应铨叔叔问我。我看见了她的鱼尾，便答道：“美人鱼。”
“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吗？”他向我狡黠地笑着追问。我摇摇头。
“为什么？”程叔叔对我刨根问底。
“因为安徒生的美人鱼不拿宝剑和盾牌，她只安安静静地坐在海边岩石上。”我很好奇，“这个美人鱼是哪儿来的？怎么像个将军的样子？”轮到我向程叔叔刨根问底了。于是，程应铨很耐心地为我和弟弟讲了成为华沙城城徽的美人鱼故事。我们从此很喜欢这位程叔叔，不仅因为他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还因为他带给我和弟弟一小罐巧克力豆。那其实称不上是罐子，说管子更确切些。如一枝自来水钢笔那样长短，顶多有一个乒乓球直径那么粗细，是很轻的金属压制成的，像父亲偶尔抽的哈瓦那雪茄。拧开盖子，里面是一枚枚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扣子”，它们让我和弟弟的眼睛都不够用了，那就是今天孩子们吃腻了的“M＆M”巧克力豆。但半个世纪前，这一小管巧克力豆，使我一下就记住了父亲诸多朋友中的程应铨叔叔。
我发现程叔叔很有趣。他和父亲永远都是谈规划、谈建筑、谈音乐美术或文学。从东欧归来，感触良多。大谈波兰规划思想大胆，有创意；还跟父亲说，他想马上自学波兰文，翻译一些波兰的城市规划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同行。但他同样会跟母亲谈得笑逐颜开，说些家长里短。有一次，他给我家带来一束粉、白两色的芍药花。母亲连连道谢，找出一只陶质花瓶准备插花，程叔叔就要了把剪子，一面帮母亲修剪花枝，一面告诉母亲说：“这花很便宜，这么一大束才四毛钱。可是卖花的老太太告诉我，如果你每星期订一束花，售价就只有三毛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
“这家店在哪儿？”母亲接过程叔叔修剪好的花，边插花边问道。
“离你家不远，就在西单菜市场附近。不是花店，只是个不大的花摊，听说很多人家都向她家订花的。”
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很实在，很家常。不像你的有些朋友，从一进门就城市规划，到告辞之前还是城市规划，不食人间烟火一样。”
母亲真的找到了那个小花摊。从此每个周末，一位眼睛里漾着盈盈笑意的姑娘就会挎着只藤篮出现在我家台阶上，风雨无阻地送来各种时令鲜花。有时是月季，有时是西番莲，有时是雏菊或菖兰。我喜欢那个和鲜花一样美丽清纯的女孩儿，她是老太太的女儿。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我都会忙不迭地跑出去接过她手里的鲜花，“大姐姐好”“谢谢你”地没完没了。还拿出一个“玻璃丝”编成小鹿形状的胸针送给她。第二个星期来送花时，她从篮子里拿出一枚小小的果实塞到我手里，它像一只小小的芒果，色泽金黄闪亮，但上面长了许多如苦瓜似的凸凹不平的颗粒。母亲用刀切开，里面有艳红鲜亮的瓤和籽。我问卖花姑娘：“它叫什么名字？可以吃吗？”不料女孩儿脸红了，慌乱地说：“还不知道呢，别人刚送了我两个。”言罢羞赧地跳下台阶跑远了。
１９５７年，父亲成为“右派”，程应铨也成了难兄难弟。程应铨是因支持《梁陈方案》，为此抱打不平而成为“右派”的。另一个原因是说他在课堂上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理论，即伦敦哈罗新城的“邻里单位”观念。父亲说：“１９２９年，美国建筑师帕里率先提出了这一创意，美国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每一个‘邻里单位’的居民居住区，按照人口的多寡，规划出公共绿地，小型服务机构、商业设施、学校、幼儿园……居住于同一地区的邻里们足不出居住区，即可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大家在同一地区生活，邻居们相互稔熟，可以彼此守望照应，建立起一种安全和谐的邻里关系，不必为购物和接送子女上、下学而耗费时间及能源。”苏联人对这一理论大加讨伐，批判者扬言此系阶级调和论。人群以阶级划分，焉可因合居同一地域而共生和谐？一棒将“邻里单位”打入冷宫。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邻里单位”理论的大批判一风吹，建设住宅时完全按照“邻里单位”依葫芦画瓢，只不过把“邻里单位”改了个名字叫“小区”。美国遍地林立的“邻里单位”则被译为“社区”。紧跟苏联老大哥的中国建筑界，连忙做出反响，为“邻里单位”罪名平反，程应铨也出席了清华建筑系为该理论昭雪的学术讨论会。
记得好像是１９６３年，我家已经搬进了复兴门外的宿舍大院。父亲刚刚摘了“右派”帽子，从砂岭绿化基地调回了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我周末从女附中回家，全家人正摆上餐桌准备进晚餐。听到敲门声，父亲起身去开门，看到门前那铁塔似的男人，我们都从餐桌旁站了起来，“久违了，程叔叔。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到你了！”父亲和程应铨什么也没说，只是猛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两个饱经风雨的男人却已是无语凝噎泪满襟。父亲把他按在餐桌边，母亲忙去添碗加筷。从那天起，程叔叔仿佛成了我家的另一个成员，若有几个周末不见他的身影，孩子们都会问：“程叔叔哪儿去了？”
自从成为“右派分子”后，父亲几乎息交绝游，跟任何人都鲜少往来，怕的是给亲朋们添麻烦。虽不再与程应铨联络，但父亲总对他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
“应铨是为我和梁先生陪绑的，很多话他本可以不说。多少人不说，或违心地说，就躲过去了，要么爬上去了。他是宁折不弯的人，结果妻离子散。”我常听父亲在家里为程先生叹惋感慨。
程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开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那时程先生正值盛年，身高一米八，威猛健硕，因长年骑车，皮肤被阳光染成古铜色。额前几道皱纹，更增添了男子汉的沧桑与刚毅。虽妻子已携一双儿女弃他而去，但丝毫看不出他的沮丧与哀戚。特别是此前不久，他的前妻与梁思成先生喜结连理。
二战结束，程应铨从缅甸回来时，曾去昆明探望兄长程应镠。程家早年是江西的官宦人家，先人还曾有一位负责颐和园的监造，程应铨也许正是继承了先祖这方面的基因，对建筑和规划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兄长程应镠先生毕业于燕京历史系，解放后为上海华师大历史系教授，与沈从文先生都是相识相知的故交。程应铨的嫂嫂，亦是作家巴金妻子萧珊的同窗好友。而沈从文又与林徽因相互激赏，林徽因亲切地称沈从文为“二哥”。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时代，程应镠前往昆明，在昆明“天祥中学”执教。程应铨的前妻林洙在“天祥中学”读书，是程应镠的学生。抗战胜利后，林洙一家返回上海，程应镠嘱当时也要返沪的程应铨关照林洙一家。林洙父亲对一表人才、天资出众的程应铨赞赏有加，竭力促成女儿与程应铨的婚事。沈从文举荐程应铨去清华建筑系时，梁思成夫妇也为建筑系多了一位青年才俊而欢欣鼓舞。当年，是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梁先生的这桩黄昏恋，在建筑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梁先生的多年好友张奚若闻讯后警告说，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林婚后，程应镠的妻弟、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画的一幅林徽因画像从梁家客厅“下堂”，梁先生的女儿扇了继母一巴掌，扬长而去。
母亲劝程叔叔说：“红尘万丈，人海茫茫。夫妻相聚是缘，离散就是缘尽了。缘未尽，拆也拆不散；缘尽了，留也留不住。想开点，随遇而安吧。”
程叔叔说：“他们结婚时，系里征求过我的意见，问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你怎么说？”
“两个字：没有。”程叔叔淡淡地说：“我又不是武瞾的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母亲闻之，没再说什么，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程应铨虽然戴了“右派”帽子，但因为他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所以一直还在系里授业解惑，不曾被剥夺授课权利，工资也维持原样。
可能是为了排解孤寂，独身一人的程应铨迷上了摄影。凭他的智商，想做什么就能把什么做到最好。那几年，他的很多业余时间都花在摄影上。我们也成了他的摄影模特儿。我一生中几张拍得最好的照片，都出自程叔叔之手。他每周六晚上独自在宿舍的“暗房”里洗照片，周日一早便骑车进城，买各种相纸、胶卷、冲印药粉；然后去各家各户送他洗出的杰作。总是最后来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程叔叔向我们展示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认识了许多不相识的人，他对着照片给我们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了清华水利系著名的教授黄万里，看到过他孤身为中国水利事业坚韧跋涉、饱受磨难的沧桑面影。黄万里教授传记《长河孤旅》所用的照片，正是程叔叔拍摄的。沈从文先生和侄女的合影最精彩。沈先生弟弟那来自湘西凤凰的女儿，一副出水芙蓉、冷花淡蕊的清雅，让我过目不忘。程叔叔说：“她没读过多少书，但音乐、绘画、舞蹈、女红均无师自通，联想沈先生的外甥画家黄永玉，真觉得凤凰是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多少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据说，《沈从文全集》中的照片，也出自程应铨之手。而《城记》，《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书中父亲和我们全家的照片，亦是程叔叔的作品。
在程叔叔自己保留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大哥衍庆清华建筑系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暑假里大哥接我和弟弟去清华小住时，见过这个窈窕婀娜、笑容若桃花映水的上海姑娘。
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姑娘，看了程叔叔一眼，笑道：“进展顺利吗？”
程叔叔丝毫不否认，大大方方地说：“我们常约会。照照相、逛逛街、吃吃饭，也很亲密。至于结果如何，像你说的，随缘吧。”
母亲说：“怪不得衣冠楚楚，老像要去赴酒席，原来情网缠着呢。喏，让我来指教指教你。”母亲指着他笔挺的华达呢中山装说，“是自己熨的吧？”
“是呀，嫂夫人有何见教？”程叔叔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襟问。“你看，衣服熨得闪闪发光，像钢盔铁甲一样。”
程叔叔笑道：“苦命王老五，衣皱无人熨，裤破无人补。”母亲说：“那就把衣服脱下来，我教你怎么办。”
母亲用小锅热了一点白醋，用湿毛巾沾了些醋在中山装发亮的地方擦拭着，一边擦一边说：“以后要熨衣服就带过来，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放，我顺手就帮你熨了。知道吗？熨这种毛料衣服，熨斗下面一定要垫一块湿的白毛巾，这样熨出来的衣服不会发亮，而白毛巾不会褪色污染衣服。”
程叔叔双手抱拳，连说：“谢嫂夫人！”
程叔叔走后，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可能是想赌一口气，非要找一个年轻漂亮、比前妻强的女人。但我看，这个姑娘不像是能伴他共患难的人。”
父亲皱皱眉说：“尊重隐私就是尊重朋友。这种个人的事情，最好少问少谈。梁先生和林洙的事，我一直讳莫如深，从不在应铨面前提起，也闭口不谈他的婚姻。那是人家的伤口，万万碰不得的。再说，林洙离婚了，梁先生鳏居多年，人家两情相悦，不管是非曲直，别人都没有资格说短道长。”
据说，程先生和那女孩子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最后还是一拍两散，无疾而终。
１９６３年，我从女附中毕业进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科实验班。这是邓小平、林枫、浦安修等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教改试点单位。为检验教学成果，上级决定我们全班在高中二年级时跳级参加高考。我幸运地考入北大中文系。
得知这个消息，程应铨叔叔像自己的女儿考进大学一样高兴。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把一个纸盒子放到餐桌上（那个年代的礼物从没有精美的包装），“小妹，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件什么礼物！”
我怔住了，他从来和父亲一样叫我贝蒂，今天怎么改口为小妹了？
“我什么时候变成小妹啦，程叔叔？”我刚要伸手拿桌上的盒子，忽然被烫着似的缩回了手。因为我看到程叔叔异样的目光，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蓦然疾驰过翻滚的云影。他神情萧瑟，木然无语。
“你怎么了，程叔叔？”我有些怯怯地问。
“哦……”他恍若刚刚走出梦境，“对不起，口误，我叫错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女儿叫小妹。”顿了顿，又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缓缓地说，“儿子……叫小老虎。”
母亲连忙端来一杯热茶，又递过一条刚拧干的白毛巾，“骑了一路车，擦擦汗，喝口茶歇歇。”
为了祝贺我考上北大，程叔叔送我一只德国蔡斯公司出品的袖珍望远镜。望远镜很小，比四根手指宽不了多少，但做工极精致，金属边与镜筒那些天衣无缝的镶嵌，让人联想到日耳曼民族一丝不苟的性格。“陈先生说你最喜欢看戏剧，有了这个，坐在最后一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右派的女儿能进北大中文系，我这个右派叔叔脸上都有光彩呢。平时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天道酬勤。”程叔叔说。
我告诉程叔叔，其实，我觉得自己没付出太多，耍小聪明，运气好而已。
“谦虚是美德。汗水积少成多，就浇灌了运气。”程叔叔说。我老老实实说，“真的不是。”
作文高考前一天，我在梦里写了一夜《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自己都被自己的信感动了。第二天一早起床，我把梦中作文的题目说给同宿舍的女生们听，女生们抚掌大笑说：“哪来这么邪门的作文题！”走进考场，卷子发下来时，看到试卷顶上那个《给越南人民一封信》的作文题，我傻在那里，以为自己仍在做梦。几个同宿舍的女生忽然一起回头对我笑，我更懵了，甚至真的掐了掐自己的手，想知道这是梦还是真的？那篇作文，写得鬼使神差、游龙走凤，不到四十五分钟就一气呵成。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天助神佑，而并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这是千真万确的。
去北大报到那天，招生办的一位老师特地跑来报到处，非要看看谁是陈愉庆。看见我是个女孩儿，表情像是看见了外星人，“怎么会是女生呢？已经把你分配在男生宿舍了，连学号都是跟男生排在一起的。名字像男的，毕业照也像男孩儿。我还说呢，这小男孩眉眼挺清秀的。唉，你头发干吗剪那么短？”那老师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仿佛仍不相信我是女孩儿。
“装男生呗！”我笑得很开心，“花木兰要不是女扮男装，还从不得军呢！”经过一番折腾，我才回归女生队伍。
程叔叔半信半疑，久久没有讲话，最后终于很认真地说：“你的脑电波一定比较特殊，能接受高考出题人脑电波发出的信息。其他时候也如此吗？”
我说：“反正，不管考什么，我猜的考题都八九不离十。包括那年高考的历史题，政治题，我猜中了百分之七八十。所以，我复习的时候重点很明确，从来不做无用功。”
“原来是个小女巫嘛！”他戳戳我的鼻子说，“不过，这样学法，基本功可能不很扎实。”
“没错儿。”我立即表示赞同，“老师要我们实验班的学生背诵《古文观止》，学一篇背一篇，我往往不到十分钟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要不了几天就忘得一干二净。”
“那说明你的理解记忆很强，机械记忆较差。但你们这个年纪，扎扎实实的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它让你一辈子受益无穷。”程叔叔摸摸我的头，“天才加勤奋等于成功，祝你好运。”
但我自知既非天才也不勤奋，考上北大全靠“仙人托梦”和善于猜题。后来我才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距我高考四十年后，高中班主任梁梅芳老师到美国探亲，来我家做客，我才知道自己考入北京大学的全过程。
梁老师说：“你的作文，当时是北京市高考的最高分，作为范文发给阅卷教师，以此作为评分的参考。你的平均分远远高出北大的分数线，可招生办公室在看了你的档案后，一直犹豫不决。收一个“摘帽右派”的女儿，有违阶级路线；不收又于心不忍。北大招生办特地派来一位老师，详细调查你的情况。我们介绍说，这个学生表现不错。可人家问，那怎么不是团员？记得吗？那个暑假，团支部突击讨论你入团？”
望着已是两鬓染霜的梁老师，我惊诧得说不出话。谁能想到，居然在近四十年之后，我和中学班主任坐在与北京隔着太平洋的客厅里，聆听着关于四十年前高考的秘密。
“可是，‘文革’中，这也成了校党总支书记姜培良的罪证之一，让摘帽右派的女儿入团，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梁老师说。
我早就知道这位来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干部被红卫兵毒打致死，却不知我走进北大，也为他的脊梁上添了一道鞭痕。我一生前行的道路上，得到过多少善良人的佑助啊！我活着，不能不尽力做一个好人，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为我付出过大爱的人们。
从父亲摘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比较风平浪静的年代。父亲的工资比戴帽时增加了一倍，母亲不必再典当她的首饰补贴家用。大哥毕业了，分配在建工部工作，终于可以回家了。大浪淘沙，身边往来的都是劫后余生、相知相惜的亲朋。我们和干爸干妈家如亲人般走动，程叔叔也是家中的常客。假日里我们一家和他一起去中山公园赏花、看金鱼、到“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到北海“仿膳”吃肉末烧饼、栗子面小窝头和豌豆黄。夏天，程叔叔和父亲带我们去颐和园的昆明湖游泳，我第一次知道他和父亲游得那么好，两人从十七孔桥附近游到佛香阁，往返几个来回，有时躺在水面上仰泳，边游边聊，还不时仰天大笑。每当眼前浮现此情此景，我就常想，假如程叔叔还活着，他一定可以跟长大了的“小老虎”和“小妹”一起，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他亦年近花甲，凭他的才干，可以叱咤风云，大展其才。但那样一个鲜活强健的生命，转瞬就消逝了。
“文革”中，我从外地大串联回来。窝在清华足不出户的程应铨来到我家，对我一路串连的经历充满关切。我告诉他，在串连的列车上，带联动袖标的红卫兵把一个个非红五类出身的串连学生拖出来，用带着铜环的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
“你也挨打了吗？”程叔叔问。
“差一点。”我告诉他，“我们北大的同学不至于像中学生那么无知，带我串连的北大几位同学是部队的高干子弟，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才死里逃生。”
我对程叔叔说：“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联动的家伙把我拖出去毒打，那我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宁可葬身火车轮下，也决不当众受羞辱。”
“头脚倒立的时代。”程叔叔自言自语，“永远闭上眼，才能逃开疯狂。”
运动越来越离谱，大串联发展到山头林立，打派仗、武斗……但程应铨倒更加逍遥自由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右派，是只小小的“死老虎”“万马战犹酣”的清华两派谁也没精神顾上他这个“摘帽右派”。他有更多的机会进城，不时到我家来，和我交换北大清华“文革”的一些消息，还会给我弄来一些当时热门的书籍，如《斯大林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等等。可我对政治方面的书籍不感兴趣，更喜欢读文学名著。武斗中，女生无用武之地，便回家读书，能弄到的书就不分昼夜地看，看得天昏地暗。
程叔叔给我带来一本《贝姨》，一本《高老头》，“可以读读巴尔扎克。”他说。
“这两本上中学就读过了，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为什么？”
“他笔下的那些人，一个比一个坏，坏得让人直想吐，黑得让人眼都睁不开。我喜欢雨果。狄更斯也比巴尔扎克强。”我说。
“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正说明他了不起。把丑恶和黑暗描写的那么入骨，五脏六腑都解剖得透彻，让人战栗，这本身也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对美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了。”
在程叔叔成为“逍遥派”的日子里，我对他看得更近切了。他对音乐绘画、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知。他说，我喜欢和你爸聊天，他那些年翻译的资料都是国外最前卫的建筑思想，身在书桌前，纵横天下事。“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所见者远。”他的工作位置，就是“所见者远”。“我们教书的，就怕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唉，我也是杞人忧天罢了。什么时候才可能重新开课？遥遥无期啊！一代人断了线，几代人都接不上，这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他摇摇头，神色凄惶。
１９６８年，工宣队进驻高校，武斗终于结束了，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教师们教授们被轮流找去接受工宣队的训话。一些教师纷纷被当作“黑手”“黑爪牙”揪出来，一些学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出来示众，校园中大小批斗会此起彼伏，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上海的傅雷夫妇自杀了，北大的傅鹰自杀了，（傅鹰于1979年病逝，并未在文革期间自杀。——本刊编者）翦伯赞夫妇也双双命赴黄泉。父亲再一次被抓进“牛棚”隔离审查。很久不见程应铨的身影，一家人都很惦念。那时普通人家没有私家电话，相互联络全凭书信或见面。母亲说：“应铨一定也凶多吉少，怕是被隔离审查了。”想不到母亲话音刚落，程应铨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里。
他灰头土脸，神色不安，就像身后随时会出现捕快似的。程应铨是怎样落魄也不显出一丝狼狈的人，从来衣冠整洁，潇洒淡定。右冠当头，举手投足中总是掩不住内里的轩敞不羁、傲骨铮铮。这也是父亲最欣赏他之处。
母亲拿出一条干毛巾，帮他拍打着浑身的灰尘，又倒了盆热水说：“刚从堑壕里爬出来似的，还不快洗洗。这么多天没见你，还以为你也进去了呢。”
他苦笑着说：“快了。不瞒你说，我这几天，根本就没回家。”
“那你去哪儿了？”
他往脸上涂着肥皂，揉搓着，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是没敢回家，他们随时会来把我抓走。”
“抓走？你怎么知道？不就当过右派，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工宣队找我谈过话了，说我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是隐藏的特务。”
“让他们说去。这年头，往人堆里抽一鞭子打倒一片，保证十有八九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我说。
母亲朝我挥挥手，“别打岔，说正经的。那你睡在哪里？清华同事家？”母亲问。
“这种时候，往谁家躲都是添祸。我晚上睡在外面。”
“外面？火车站还是汽车站？寒冬腊月的，不要命了！”母亲惊呼。
“没有。我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已经好几天了。”他轻声说，“我知道抓进去是什么下场，可我也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逃不掉的。”他已经擦干了脸，衣服也显得比刚才干净了许多。但我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我知道程叔叔是个自尊心多强的人，我正视他的脸，就等于正视他的伤口。我转过身背对着他，却忍不住用手抹了抹眼睛。
“要不，来我家避几天吧？”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这儿离清华远，他们想不到我们这儿的。”
“对对。”我和妹妹异口同声，“就在我家挤挤，也比在干河沟里强。”
“谢谢，谢谢这么多年你们一家对我的情义。”他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牛皮纸口袋，“礼遇之恩，来世还报吧。”
“呸呸，乌鸦嘴。”母亲把一盆脏水端出去，“我今年整五十了，还没说过这种丧气话，你才四十几岁，以后日子长着呢。”
程应铨叔叔把牛皮纸口袋放在桌上说：“这里面都是你们的照片，万一抄家，顺藤摸瓜找上来，会给你们惹麻烦。所以，我把手边的照片给朋友们送去。嫂嫂，小妹，你们多多保重，陈先生在里面，别忘了去看看，送些烟进去，我这位大哥离不开烟的。”
他一直称父亲陈先生，称母亲“嫂夫人”，还是第一次改口叫“大哥”和“嫂嫂”，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母亲哽咽了，我没有纠正他第二次叫我和弥尔“小妹”。也许，他心里惦念着女儿小妹，惦念着远在上海的兄嫂，就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亲人。他拒绝了我们的挽留，在１９６８年冬日的暮色中离开了我们家。我们和母亲望着他高大的背影越来越远。谁想得到，那竟是我们与程应铨叔叔的永诀。
从那以后，很久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从清华一位大哥同学的口中，得知程应铨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已经结冰的清华游泳池中自尽的噩耗。一个水性那么好的人，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必死的决心！临死前，他身上穿着去东欧访问时的崭新西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他也让自己衣冠整洁，保留一份最后的自尊。
附注：作者陈愉庆，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享“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后旅居美国。
作者之父陈占祥（１９１６～２００１），高级工程师。祖籍浙江奉化，生于上海。１９４３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１９４４年获该校都市计划硕士学位。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７年任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大会副主席。曾任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总图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１９５０年与梁思成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提出新北京规划，未被采纳。
□ 原载于《当代》２００９年第２、３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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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林彪到底有哪些罪和为什么说李文普的证词是假的
·蓑笠翁·
说实在的首先感谢国内军史报告文学《雪白血红》的问世，当然这也是国内政治风气的好转，虽然以后这本书很快被禁止，但至少也有了进步。对于林彪在战争年代的贡献，让后人知道林彪也是开国元勋，这对于恢复历史真实的面目是有积极的作用。到后来，众所周知的是文革的爆发，文革是一场人为的浩劫。虽然在国内没法去系统的论述毛泽东的错误，但在这儿，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毛泽东在国内历次“运动”和“整人”上是负主要的责任，这无可非议，那么林彪呢？我们一一来看：
１）庐山批彭德怀事件。现在很清楚林不是为了当国防部长而主导打击彭。因为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贺龙在主持军委，林彪同罗瑞卿，肖华，贺龙，刘少奇，李井泉，还有反戈一击的陈伯达等人相比，差不了多少，（李锐：《庐山会议纪实》）都在刻意顺着毛泽东意思往下批，其实每个人都是违着良心讲谎言。
２）罗瑞卿事件。不论说林整罗还是林奉毛旨意行事，林都当了打手，陈云可以装病，你林彪也可以病到底，我不信林彪你就说病的不行了，老毛就会杀了你。反过来讲，没有毛的拍板，谁也打倒不了罗。来个折中意见，五五开。
３）刘少奇事件。刘少奇专案组，周为组长，江后主其事，从《刘少奇传》和《风雨福禄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抗争中》中，几乎看不到林彪的影子，所以在直接的迫害上，林参予不多，但大的背景方面，只是林彪替毛泽东在军队中站岗，因为如果真的是林在批刘批邓上有确凿罪证的话，在超级大审判中早就披露出来了，大概也还是毛泽东画圈我画圈吧。但正因为此，毛泽东才放心发动文革的，所以，在整个文革的发动上，林助纣为虐，并且在早期的文革发动中，是最大的“后台和帮凶”，但在整个文革中，江青要比林彪凶，犯的罪也大。
４）杨余傅事件。事件的主角好像都没有说林彪是主谋，实质是中央文革小组（毛派）的报复，杨成武是代人受过。吴德口述文革经历中也没有说是林彪是主谋。
５）严慰冰事件。长期写匿名信污蔑这是事实，陆定一也认罪了，叶群是大大的参与，就算是叶假林威，林彪也扯不开干系。
６）天才论。对于林彪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是林彪一个人树立的，也不是第一个起来的，但在别人都死了的情况下（如刘少奇，李井泉等人），林彪无疑是排名靠前的。本来没有什么，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起不了什么大事，但毛泽东正是利用此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发动起来文革的，用无秩序去冲击有秩序的，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那么林彪的罪就大了。（树立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人下场也不怎么好，后者应深深为鉴。）
７）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是正常国家所必须，而且绝大多数人同意，毛利用个人权威废弃正常的国家制度是不对的。所以，客观的来讲，林无罪。即使林自己确实想当，也没有搞阴谋诡计，而是正大光明的在大会上提出，经过选举，如果能当上的话，也无罪之有。
８）破四旧：吴德口述：“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可见与林彪的关系也不大。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自留地”，就是林彪也插不进去。
９）克己复礼。后来这是批林时的一条罪状，说林彪支持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看来这没有错。
１０）５１６通知。林彪受罪与此无甚牵连，可见《陈伯达传》，毛才是主谋。
１１）二月逆流。。现在比较清楚的是，毛泽东是始作俑者（见我写的那个而月逆流真相和王力回忆录。）
１２）。迫害贺龙。大概说整人的话，这是林的铁罪证，支持林的人和反对林的争论在于谁是主谋。就算林毛７－３开吧。不过值得提的是，在林等人的怂恿下，是毛对周说“对贺龙不保了”。没有人可以左右毛，可见毛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１３）一号令。张云生著的《林彪机要秘书谈林彪“一号令”》很清楚的讲明了这见事。说句题外话，郑维山就是在此时因为和林彪太近了，种下了后来被搞掉的因果。
１４）私建各地别墅。毛的应该比林的多。我去看过在密云水库边的“主席别墅”，真是很美。
１５）为儿子选妃。这好像够不上刑事罪，但影响很坏，但想想毛远新（离毛泽东是远了点）在辽宁的时候，也是够一比较的。毛远新在辽宁做的只有“两件事”，其中一个就是玩女人。但不论你怎么说，林本人很检点。
１６）为儿子求官。比比毛远新，李讷和林立果，谁更甚，不用讲了吧。如果林立果真的谋杀了毛，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象荆轲杀秦始皇一样，难说难道呢。但这种谋杀是不符合正常民主法制的，不应提倡。
１７）为老婆求官。看看江青的地位就知道了。但对于林彪而言，这也是犯了很多错误，因为完全可以不让老婆参政，也是的，看看王光美，江青，叶群，都是有的说的，可见让老婆参政这是下下策。聂帅讲的好，老婆坏了大事，林彪应该地下有知。
１８）逃跑去广州。林有的话，也是未遂。问题是，林去广州干嘛？另立中央？但好像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证明林会在广州另立中央，例如如何建立另一个中央的具体措施等等。大概也只是后人的推测。
１９）谋杀毛。林立果真是这么想的，但林彪绝对没有这样想，试想，如果有的话，谁是林彪的杀手？林立果，你信我不信。那林彪知道不知道，防都防不来，怎么攻？怎么不太信。但林立果总是占了林的光，如果林象胡耀帮要儿媳妇辞厦门市市长样，那么林就不会牵连进去了。所以，林彪至少要承担领导失察的责任。（就象现在追究领导的责任一样，林应该难咎其罪。）
２０）逃跑去苏联。首先没有到达苏联。怎么定的判国罪？是李文普的证词（看看超级审判吧怎么定的叛国罪），先不论证词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出来的，呵呵，也不论“背靠背”还是“面对面’都没有讲出来，李的保密性真强。就证词本身来讲，都站不住脚：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我们来看：
第一，林彪知道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多远有多远，请看：张云生著的《林彪机要秘书谈林彪“一号令”》〔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这是哪儿啊）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第二，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讲到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第三，他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挂在毛家湾住地的会客厅。他站在地图旁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立即到我这里来。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几员大将落坐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就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林彪问大家：“你们看怎么样？你们可以再想想，还要采取什么措施？”
你说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经过６９年的战备准备，林可是要准备“大手笔”的啊。你信我不信。
２１）迫害老革命。林从来不是任何一个专案组的立案元凶，也不是专案组长，直接迫害的不多，贺龙是一个。林彪签署的逮捕令和最终判处死刑令也没有，要不早泄漏出来了。批了这么多年了，如果有的话，都出来了。
２２）林拉帮结派。如果不是林保那“四大金刚”，邱会作早就死了。你说你会不会知恩报恩？不管怎么说，林是有那么一个小帮，但比中央文革派小很多吧？
２３）林彪反革命集团。不管有没有证据，还是拥林派说的他们提供的都是伪证。我们先分析什么是革命，首先文革是错误的，这已盖棺定论。也就是说当时的革命路线是错的。林彪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的话，那应该是反反革命？何罪之有？笑谈啊！
２４）野心家。吴冷西这么写的，说林彪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是屈指可数的！呵呵那只好给个“阴谋家”的称号了！“阴谋家”就是这样来的！
再来看一篇通讯：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红旗》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８期）：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与之相适应，他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炮制的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就是这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反党集团曾经把它当作标榜林彪这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的一根精神支柱，吹得神乎其种，借以招摇撞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在批林批孔运动朝着深入、普及、持久方向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彻底批判林彪所谓的“战术原则”。
是不是很好笑！
我的结论：林彪是犯了很多错，但不是首犯，你也会想得到林彪应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和罪名，看看黄克诚怎么讲的，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没有说是叛国罪嘛。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林彪最大的错误是外逃，呵呵，这很严重的，我看来也是，为什么，是最后关头没有守住最后的防线！
另外一点，就是黄克诚讲的时候，林的功绩是大的，篇幅是长的，错误也要提，但篇幅是小的，是不是有意为之？可以理解，陈云说趁几个老骨头还在，重新评价林彪，老天也不站在林彪这一边，还没有等得到重新评价林彪这一天，陈云就去世了。是不是林彪真的是罪有应得还是祖坟埋的不好！岂是一个叹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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