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如是说，严复在《天演论》翻译此句：“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 ”一九九三年车祸后，我写了《离魂历劫自序》，第一次踏入悲伤之河；二〇一二年“八八灭掉”，傅莉再次跌伤，《雨烟雪盐》第二次给我悲戚的机会，而今已是二〇二五年，我还跋涉在第二条悲伤之河中⋯⋯。】
二〇一七年春，囹圄中的刘晓波查出肝癌晚期，一个香港医生凭经验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活命，因此他无论出国还是留在中国，结局都一样。在国内外一派悲情汹涌之中，傅莉忽然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假如当初你没逃出来而去坐牢，结果会怎么样？我不假思索便答：那也比今天会好！我试分析给她听：坐牢可比王军涛嘛，顶多三、五年，会挨一顿打，然后让你出狱流放西方，那时就会来美国，但是逃过普林斯顿一劫，无论去哪个大学都行，可能性最多的是哈佛，要不哥伦比亚，那么就是波士顿或纽约市，估计我不会读学位，你的归宿就像高皋去当护士，当初你不也是拼命考护士吗？不是车祸你就考上了，苏单则能读一所好中学，因此不会比今天差。这番计较中，只有我的处境殊难逆料，没有车祸这场劫难，以及后来的复建经历，我不会有﹁病痛书写﹂，料想返回往昔杂文写作，因为海外无法重复我在国内那种﹁宏观、综合、学术性﹂的报导文学，也不易遇到精彩的故事和人物，而流亡加异议，使得文人很难不沉迷于政论写作，写一堆不伦不类的杂文，出三两本书是不难的，却终究是虚掷光阴……。
傅莉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只吐出一句话：不行，他们会打死你！
二十八年前，恰恰因为她的这种清晰和果断，让我逃出中共的追捕，乘桴浮于海，余生都在自由中；眼前这个从不言悔的傅莉，陪我流亡而遭难，终生残废。
傅莉永远是先拦我，然后就往我造下的陷阱里跳。
先者，我专挑揭露性题材写报导文学，弄得中共的宣传部、纪检会、安全部都视我为眼中钉，傅莉只淡淡的敲我一下：
“悠着点，苏单还小。”
拍《河殇》惹出麻烦，她也只劝我别再往里缠。
学生在天安门一闹起来，傅莉把我看紧了，她也干脆坐在家里堵门，不让什么人来把我随便拉走。她认真了。
后来戴晴来拉我去广场劝学生，傅莉死活不准我走，弄得戴晴央求她：
“大妹子（戴晴本姓傅）你就赏我这个脸吧。”
直到门口，傅莉还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松。后来她一松手，便因了这趟广场之行，中共“赏”了我一个“反革命煽动罪”。
我把她甩下只顾自己逃了。她知道人都往南逃，孤伶伶走了一趟广州，放心不下儿子，又折返北京去。但她已了然，要跟着我往那坑里跳了却回到北京，在医院独自面对国保警察的“苏晓康专案组”。
员警到医院，找保卫科的一间屋子，让她坐在中间，七八个人围住她一个，追查她“六四”后去过哪里。八九年七月间，又来通知她要去家里搜查，她说：“可以。但必须是我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全院的医生、护士都看着她被一群员警带走。
出来后，第一次往父亲那里打电话，老爷子的口气听上去很紧张，妈妈却泣不成声。傅莉和儿子另住，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心里怅然。犹豫了几天不甘心，忽生一计，想起北京有一美国女记者，曾请我和傅莉吃过饭，手中竟还有她的北京电话号码，于是拨通，求她去看一眼我家。
又隔了几天，我如约再去电话，她去过了，说有一“清查办公室”管着傅莉，凡事必须汇报，不得接触外国人，朋友们也不敢再来往；儿子也还好，对爸爸的事一清二楚，但嘴上绝不肯提一句。她寥寥数语，把我说得凉了半截。
直到九三年车祸后，我才偶然发现傅莉的一个日记本，其中89-7-6 一条中写道：
“今天由本院保卫科一位女同志通知我到院办公室，和市公安局来的两位同志见面，负责和我谈话的叫苏胜，三十来岁，态度较好。
见面问我是否知道为什么叫我？我说，估计是因为苏晓康吧？并告诉他，我们医院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苏说，已下了通缉令，主要罪状是他参加了动乱的幕后活动。
我问他是否指幕后策划？他否认；我问能否告诉我通缉令内容？他说这是内部通缉。接着他让我看了搜查证，我表示同⋯⋯。”
我在《晨曦碎语》写过：
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每处一落脚，就如约往北京父亲家中挂电话，傅莉会带着儿子候在那边。有一次约定的时间到了，我这里却无处打电话，后来妈妈告诉我，傅莉和儿子在那边巴巴地候了两个小时。赶回巴黎已有她的来信，附来的照片是她站在我们家中那个大书柜前，比先前显得憔悴，但信里只字不提煎熬，只宽慰我，劝少抽烟、胃病犯了没有？她是只关心世界上一个人的那种妻子，不管这个人在天涯海角。香港的一个亲友也来电话侧面转达，傅莉已经苦不堪言，也动了逃的念头。可是，眼下正常管道不通，黑道又极危险，怎么办？我通宵失眠，凌晨起身给傅莉和儿子回信，又只能晦意宽解，暗示切不可莽撞，要有耐心等待，直写得满纸洒泪。几天后捱到深夜再通话，那边竟是儿子接的，一上来就说：
“爸爸，我背一段英文给你听！”
小嗓子沙哑地嘟囔一通，我这厢听得心酸，那分明是说，爸爸别嫌弃我们，我拼命学外国话呢。
一九九一年终于出来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车祸，十九年后她又在楼梯上摔倒，我们俩其实是，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
我抱着瘫痪的傅莉，再背上一百多个纸箱，从普林斯顿迁到德拉瓦，已经不可追寻。傅莉在楼梯上跌倒被送进医院之后，我回家到地下室找什么东西，偶然发现一个记杂事的小册子，大概是二○○二年搬离普林斯顿时打包装箱的一个单子，竟有一百一十九个箱子，搬家的可怕立刻从我后脊梁冷飕飕升起⋯⋯。
“酒醒第二天，靠苏单打下手，一车一车搬东西，像蚂蚁挪窝似的，怀着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望，却不知这新生活在哪里。我多么希望有一栋房子，在幽静的树林边，午睡起来同傅莉喝咖啡吃点心，这似乎就是人生，而过去是被我彻底轻蔑的，在今天的柴米油盐中才奢望起来。”
一九九五年夏，我们搬离“狐狸跑”之际的生活渴望还在吗？然后是从普林斯顿到德拉瓦，离群索居十五年，二○一二年七月二日《寂寞的德拉瓦湾》杀青，一个月后我们竟注定要离开德拉瓦了。“八八灭顶”！傅莉这一摔，摔掉了十年前我煞费苦心来此建宅定居的全部“乌托邦”，这十年梦碎了。那是前一个十年我们在普林斯顿无望痊愈而逃离时拥抱的一个梦：林边小屋，午睡起来喝茶，我努力营造一种北美冷寂小镇之隐居也破碎了。
二十年前我曾悲伤地告别了普林斯顿，如今又要告别德拉瓦，也是悲伤的，两个月后就找到了我们合意的公寓两睡房、两个宽大的起居空间、东南朝向，还有自己的车库和储藏室，公寓内有电梯，管理费较高，意味着诸事不必房主操心⋯⋯我签了合同，一下子就陷入搬家的巨大压力，恒青说：你已经六十多岁，还拖着个残废太太，搬家这么大的工程，会杀了你！
我则对傅莉说：
“二○○九年我五十三岁，搬到德拉瓦来，六十七岁搬走，其间是十三年乡村宁静生活，对我们的心情、精神和健康，都是莫大的裨益，我们避开了世嚣和人间，反省自己曾经的荒谬和失误，冷眼观看世道，转换到另一种人生。这个周期的后阶段，大约从二○一○年开始我又返回人世，虽然写了两本书，却发生你跌倒的大祸事，乃至我从二○一三年又缩回这个小窝来，心情郁闷不可自拔，注定要为“寂寞的德拉瓦湾”画上句号，卖掉这栋心爱的宅子，前几天我在电脑上浏览某个春天我拍下这栋住宅的倩影，春雨中紫粉的樱花瓣、嫩枝娉婷的翠绿的柳树、蹒跚在小道上你的背影⋯⋯那是我们在劫难中多么温馨的一页呵，它浸在春雨中凝固成永恒，也永远不再。苦难之后的十三年静谧，醒来才知道世道并没有变得更好，中国已经昏厥，美国也茫然无措……我们从乡醒来，就步入晚年，终于也要告别寂寞，移居中心地带以图生活，一切我们还得靠自己！”
启动搬家，头两天啃最硬的骨头：地下室、储藏室和车库，翻腾之间，忽然翻出一叠医疗文件，竟是傅莉做物理治疗的付款单据，令我突然泪崩，而超强度的劳作，从九月初埋头干到十月中旬，大概四十几天不歇一口气……小鸟自鸣钟被摔得四分五裂，那是我从日内瓦买回来的心爱之物，竟是这次大搬家的唯一损失，还不是搬运工人所为，而是搬空房子后门洞大开，穿堂风将它从门上端悬挂处震落下来，我在忙乱中仅只遗忘了它，而它是我最忠实的物件，几年来每个小时自鸣一次，小鸟跳出来报时，仿佛我家中的第三个活物，令人惊叹瑞士钟表业的顶级工艺。我自己这只老鸟，这次几乎累死，却除了扭伤右腿处一根筋腱，全身完好，谁能相信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头，纸箱子大大小小捆扎了一百多个！
两年后，我又几度回到这春谷巷旧宅来，处理出租与出售事务，每每自己在房子里盘旋许久，楼上楼下游走，心里隐隐悲切，仿佛跟一个情人诀别，而她是那么温馨顺从，无言地款款送我。我其实意识到我不是在告别一幢房子，而是告别我们在她当中生活了十五年的那种幸福和甜蜜，虽然也是孤寂和冷清的，我也隐约可以触摸到溶解在这十五年岁月里我经营操持这栋住宅的痴迷和辛劳，以及傅莉在其中的沉潜和挣扎，这里透过窗棂飘进的每一丝阳光，都亲吻过我们的肌肤；这里沉睡的每一粒尘埃，都跟我们捉过迷藏，室外的一草一木，都在黄昏里偎依过我孤单的影子。我的难过，是我卖掉了她，好像也就扔掉了这十五年的酸甜苦辣。地板还是那么簇新的，六个天窗依然像天使一样可爱，二楼四个睡房的地毯像新换的一样，宽大的地下室，还是那么的富有……
那天我下了九十五号进入霍克辛，就有一种走进孤独的莫名惆怅袭来，沿街市肆民居没有任何变化，但那十五年的麻木好像已经被唤醒而有疼痛感，我心底不禁暗暗呻吟道：真是寂寞的德拉瓦湾啊！
——摘自《雨烟雪盐》
读者推荐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