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敌对外侨法》裁决发出危险的信号
自美国建国以来，《敌对外侨法》（Alien Enemies Act）在历史上仅被启用过三次：1812年美英战争时期、一战时期以及二战时期。如今，最高法院以5比4的结果部分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允许川普政府继续使用该法针对被指控为委内瑞拉黑帮成员的移民进行驱逐，这一决定立刻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表面上，这是一起围绕“是否存在与黑帮组织有牵连”的移民个案，但其所引发的对《敌对外侨法》广泛应用的担忧却远远超出个案本身。历史上，二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集中营经验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当美国与某一国家正式或事实上陷入战争状态后，来自该国或血脉相近群体的侨民往往成为政府管控的首要目标。
二战前后，美国国内对日裔移民的敌意与偏见不断累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政府迅速将具有日本血统的居民视为“潜在威胁”，不分年龄、性别和具体身份，将超过十万名日裔美国人强制迁往集中营。最著名的法律先例之一是1944年最高法院在“科尔马诉美国”（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做出的判决：最高法院以6比3的结果支持联邦政府的行政命令，认为基于战争时国家安全的需要，对日裔群体实行强制隔离、安置并不违宪。该判例在长达数十年里一直受到法律界与公众舆论的广泛批评，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司法史上一大污点。但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法庭以保家卫国的名义，为这种严重侵害个人宪法权利的行为开了绿灯。
在这些集中营中，日裔美国人被迫离开自己的房屋、农场或商铺，其财产常常在缺乏妥善保护的情况下遭到贱卖或没收。他们在营地里生活环境恶劣，个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虽然其中不乏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对日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毫无关联、甚至一无所知的美国公民，但他们还是被一并关押。种族成见、政治恐慌与战争思维，在当时合力造成了这场历史悲剧。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对于“敌对外侨”或“潜在威胁”的定义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伸缩性。以二战为例，处在同盟国阵营的德裔、意裔移民也受到过一定程度的监控或拘留，但最严重、最系统化的就是针对日裔群体。一旦政府认定某个国家是“敌国”，就可能透过行政命令与国会立法，将大量侨民或相关族裔群体定性为潜在敌人。在法律层面上，《敌对外侨法》为政府采取极端拘留与驱逐措施提供了框架；而最高法院的支持，则会让这一措施在实际操作中更具正当性与可执行性。
回到今天。这次最高法院5比4的裁决虽然表面上仅与委内瑞拉黑帮Tren de Aragua相关，但其象征性意义巨大：一旦中美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甚至出现正式或准战争状态，那么在美国境内的华人，尤其是尚未完全取得公民身份的移民群体，都可能面临被“怀疑”、被“聚焦”、甚至被“统一管控”的潜在风险。尽管美国社会近年来在言论和意识形态领域对种族歧视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与批判能力，但“国家安全”依旧是一张强力王牌；在战争或极度紧张的国际对峙中，公众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很容易被再次煽动，从而促使民意或政治势力为极端政策背书。
这并非危言耸听。自疫情以来，美国政坛不乏对华口径趋于强硬的声音。伴随地缘政治摩擦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不断深化，美国社会对华裔人士的偏见有上升趋势。华裔科学家被指控“间谍”的案例、华人留学生在敏感研究领域面临更多审查，都表明华人群体在特定时刻可能被贴上“潜在威胁”的标签。一旦爆发更严重的冲突或战端，美国政府若决定援引《敌对外侨法》，则无需太高门槛就能采取更严厉、甚至类似二战时期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措施。
诚然，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在法律制度与公共价值观层面有所进步，华裔群体在美国的根基与日裔当时相比较也更为牢固。但华人社区仍需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最高法院又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为执行部门的极端政策开出司法绿灯，个人权利恐将再度让位于国家安全诉求。而在战时或准战时环境下，许多平日里严格的法律程序与宪法保障都可能受到极大冲击。即便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还强调了对被拘留者正当程序权利的某些保护，历史经验证明，在充满恐惧与偏见的社会氛围下，法律救济往往是滞后的，民众的基本人权依然面临巨大风险。
历史如同镜子：二战中的日裔集中营本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却极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变成了“合法可行的战时先例”。此次最高法院的5比4裁决，让沉寂多年的《敌对外侨法》再次回到聚光灯下。无论是美国的华人群体，还是其他潜在被视作敌对国籍或族裔的移民，都应意识到此判例对自己处境可能产生的现实影响。对整个美国社会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强烈信号：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个人自由之间保持平衡，需要更审慎、更具远见的制度设计和法律实践，否则历史的悲剧或许仍将重演。
作者投稿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