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系以研究生为主，本科大学生只有1-3人。每年招生的研究生中，读博的大约十几人。我记得那年考博士资格的有22人，系里在考试成绩排列的中间划了通过的分数线，让一半的人过。
硕士生也是十几人，大部分硕士生都在一个专门的项目里。这个项目是我导师主导创立的，专门招在工业界已经工作几年的学生。这帮人招进后，必须修满45个学分的课，包括一些当时比较流行技术的课程，然后去公司做一段实习。这个项目有点镀金的性质，来的学生都是想在事业上加速的。读这个学位，学到了时髦的知识，回到公司，就容易往上升了。我的几个读完博士去公司的同学说，这些硕士生在公司里，爬得比博士生快，有些当了头，领导同系毕业的博士们。
这个项目的学生，80%以上都是美国白人。年龄大多数在30岁以下，也有些年龄较大的，拖儿带女的。我不清楚他们读书的费用是自己付的，还是公司付的？当然，个人支付的，肯定是可以用学生贷款的。对这些已经工作的人，去读书除非是后来有较好的上升渠道，否则，从金钱上说，是不合算的。
这个项目的学生，都上同样的课，相互之间抱团。其他读博和硕士的研究生，也跟他们在一起上大部分课。有一位老美同学，跟我交往比较多。他在公司已经工作多年，拖家带口来读这个项目。据他说，他哥哥是一个州立大学的教授，但是，赚到钱远不如他在工业界的薪水。他对读完后的工作信心十足，期待会在公司里往上爬。果然，几年后，在他同一公司工作的同学说，他的确做到了公司高层。他本人是一般的州立大学毕业，从我们接触的经历来看，他的本科基础不是很好，但是，他脑子很灵活，会找各种资源来解决问题。公司应该是喜欢这样的员工。
博士生也是美国白人为主。因为本校读这个专业的学生人数很少，而且似乎有不成文的规定博士生不招自己系的，所以博士生都是其他学校来的，州立大学毕业的为主体生源。
我入学时，同期的美国学生大多都跟我年龄相同，都是大学刚毕业，少数的已经工作几年了。
入学后，我被安排到一个办公室，跟同组的另一个同学共用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地下两层，没有窗户，不透风，灯光却明亮。我在中国的大学读本科时，自习室是一个超大的房间，里面上百学生在一起自习。现在有了自己的办公桌，两人的办公室，还有电话，我感觉上非常好。
我的办公室室友同学LF是美国出生的以色列人。她父母在美国念书时有了她，因此LF有美国国籍。但是，她在以色列长大，在以色列上了大学，读了硕士学位。平常她做笔记，跟人聊天以希伯来语为主。她的英语很流利，虽然仔细听会感觉跟美国本土人有点不同。我记得她父亲曾经是德国一个大学的教授。即使她成长在以色列，也接触了大量美国文化和习惯。但是，她的文化，习惯，思维和一些观点，跟本土的老美还是有所区别。
她个子瘦长，看上去背有点驼，经常穿一件灰色的运动衫。她当时单身，养了条狗，来学校也带到办公室里。她的狗是条小狗，不大，很听话。狗一直在办公室里呆着，难免让人感觉进入办公室，有一股味。
我刚入学，有许多问题不清楚。LF自然成了我的小老师，告诉我系里的情况，如何选课等。虽然她出生在美国，但是因为她是犹太人，而且是在以色列长大，所以她的文化和习惯更贴近以色列人。办公室里有电话，我基本上不用电话，她花许多时间在电话上，大多数时间是说希伯来语，我完全听不懂，所以也不影响我读书。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1984年我回中国探亲，给她写了明信片。当时正是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选手多年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恰好碰上苏联抵制那一届奥运会，在奥运会上大放光彩。她回信中特地提到了中国运动员的精彩表演和良好成绩。我请她到我家吃过饭，她也请我们去过她在校外住的地方吃过她做的饭。临近毕业时，她跟一位在硅谷公司工作的犹太人谈恋爱，不久结婚生子。我做的课题，有点延续她的工作，所以对她的博士论文内容很熟悉。她的工作中规中矩，在某些方面被同业其他学者质疑，但是没有大的问题。她拿了博士之后，似乎并没有去找工作，大概是有了孩子，开始注重家庭的建设了。因为她丈夫在硅谷工作，不可能去其他地方工作也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作为我们行业不多的女博士，她如果想要找到话，应该是有些机会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搬到离实验室更近的一间办公室。除了LF, 办公室又添了一位新成员DE。DE是我们组一位快要毕业的老生，年纪有三十多岁，胖乎乎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头发有点秃。他有2个孩子，一家住学校带家属的研究生宿舍。据说DE有过许多经历，包括曾经管理过一个加油站。DE的博士论文不涉及实验室工作，完全是理论分析。因为有家，又临近毕业，所以他基本上不来办公室。有一次周末，我到办公室，听到实验室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打开实验室门一看，室内摆了一些打击乐器，DE正兴致勃勃地在玩这些打击乐器。他说，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实验室里空间大，他把乐器带到实验室玩玩，过把瘾。
DE的博士工作做的很不错。他在某一领域，综合前人的工作，做了总结，而且，用动态图像连续地表现了结果。要知道，那个年代，没有PPT, 所以在专业会议上一展现，深得业内人士兴趣。或许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出色，DE似乎有点飘飘然。有次，他在专业会议上演讲完之后，业内其中一个分支的领军人物，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不知什么原因，问的问题导向到了关于业内两个分支的重要性的讨论。DE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说我的这篇论文抵得上你们研究领域的十篇论文。这无疑炸了锅，引得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非常不愉快。这件事是组里另一位老美同学告诉我的，提醒我千万不能说类似的话。
DE毕业后，选择回自己的老家，到西华盛顿州立大学做教授。他本人就是从这个学校读的本科。我们大家为他惋惜，认为他是落入小池塘的一条大鱼 (a big fish in a small pond) 。他去当教授后，再没有出过有影响的文章。DE比较佛性，我导师说他不是Killer Instinct，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另外，他毕竟去了一个小学校，能够施展的平台太小。
DE去当教授的一年后，有一个区域性的专业会议在DE所在的学校举行。我们组的几个学生开了学校的一辆面包车，拿着一张系里的加油站信用卡开车去西华盛顿州立大学。途中我们顺便游玩了火山口（Crater Lake）国家公园和喷发了才几年的圣海伦火山。印象深刻的是圣海伦火山喷发造成的遗迹非常明显。岩浆流过的地方寸草不生，没有流过火山岩浆的地方草木郁郁葱葱，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限。30多年后再去圣海伦火山，附近已是树木成林，郁郁葱葱，难以看到火山喷发的痕迹。
系里没有提供开会住宿的费用，我们一路野营。华盛顿州是个多雨的地方，我们到了之后有一天下雨。DE知道我们要去营地冒雨野营，特地让我们到它他家打地铺。这样我们在他家楼下客厅里打地铺住了一晚，大家轮流在他家洗了热水澡。我印象深刻的是半夜感觉脸上凉乎乎的，醒来发现是他家的猫在舔我的脸，然后我再无法入睡了。
美国同学BH本科跟DE是同一大学，拿了数学和我们专业的本科学位。他比我高两届，原来进入的是我导师主持的硕士项目，后来转成博士生。BH嘴很甜，会说一些恭维的话，说话办事比较圆滑。你去找他帮忙，他会显得很热情，但是，往往得不到实质的援助。
有一年我们一起去东部开会，系里资助的经费少，我们组里几个男同学挤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开了几天会后，发现BH没有回来睡。原来他跟邻系的一位女研究生相好上了。那位女生，瘦小但很精致。他们就这样好了下去。毕业后，他们去BH工作的大学，结婚成家。
我记得BH拿学位时，我去参加了系里的毕业典礼。在典礼上，遇到他父母，跟他们聊了一阵。过后，BH一个劲跟我解释说，他父母来自小地方，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比较激动，让我不要往心里去。我说我理解父母为自己孩子取得的学业感到骄傲，应该的。我不明白BH为什么要向我解释他父母的做法。
毕业后，BH找到东部的一所州立大学教书。那个学校我们行业的教授是我导师最早的一位学生，准备退休。BH去接了他的班。我看BH后来做的研究，已经偏离我们专业。估计是做我们专业，申请基金很困难。他转去的研究方向接近应用方面的，学生的出路会比较宽。
前几年，BH给我送了一电邮，里面附带了一张我们系一帮学生一起去Great America 游玩时拍的合照，难得他还记得我。BH在电邮里跟我说，他已经退休，但是有空还是做一些专业上的事，比如去外面讲课，算是不甘寂寞吧。
另一位同学PL比我高一届，年龄跟我同年，长得瘦高。他大学读的是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次聊天，他谈到他高中毕业时，SAT考的分不高，不像另一个同学MA。犹太人MA的SAT分数高，进入好学校麻省理工。我很喜欢PL, 他健谈，智商和情商都可以，动手能力和独立性都很强。他父亲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兽医，希望他从医。但是，他对医生不感兴趣，读了我们专业的博士。
可以说，我刚来时，对许多美国社会状态的认知，许多是从他那儿得来。专业上，我也经常找他讨论，尽管我们两人的课题相差很大。
PL在临近毕业时，跟邻系的一位本科大学生好上了。在这之前，我知道他一直没有女朋友。毕业后，他租了一个U-Haul小托车，挂在他小车后。带着女朋友去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博士后做完后去了一所遥远的州立大学当教授。从博士后开始，PL的研究方向就转了。这个转换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研究方向越来越不容易拿到经费，大学也基本不招这个研究方向的教授了。
我2024年网上查，PL是这个州立大学主管学术研究和学生的副校长。因为是公立大学，网上也有他的年薪，约24万多年薪，是这个州大薪水第二高的，仅次于校长。
跟我同一年进入组的是一位日裔美国人L，本科毕业于伯克利物理系。L长的像典型的日本人，个子不高，有着日本人典型的胡子。他是加州出生长大的，除了一张脸，完全感觉不出跟美国白人有任何差别。我现在能记住的是他的模样和他开的一辆跑车。
L似乎没有完全融入我们专业，博士资格考试没有过，研究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有一天，我在实验室做事时，看到有一位外来人士找我导师和PL同学个别谈话。那人走后，我问PL是怎么会事? 他说，L的一帮哥们在美国海军研究所工作，L被他们说服，申请了那边的工作。因为这是军方的研究所，政府就派人来调查L。问他平时的行为，跟什么人接触，发表一些什么言论等。果然不久，L就离开学校，去了海军研究所工作。
我到组里的第二年，导师又招来两个学生。一个是里海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导师原来的一个学生在那边做教授，是通过他推荐过来的。另一个从密西根技术大学来的，那个学校有搞我们行业的教授。
从密西根技术大学来的MF,看起来非常秀气，带着一双秀朗眼睛，说话和和气气的。第一年主要是修课，我很少见到他。偶尔在系里走廊里遇到他，我们会稍微聊几句，没有太多的交流。一年多后，忽然间听说他休学了，要去伯克利附近的一个神学院去学习，准备做牧师。
就我了解的，系里的教授和美国同学里，信教的比例很低，组里的同学，没有固定去教堂的。
我们外国人，到美国读书，自然会有文化震荡，因为体制，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都很不同。但是，我们忽略的或者感受不到的是美国学生，从中部到美国西海岸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饮食，气候，物价，治安，宗教氛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岸跟美国中西部是有很大差别的。
从里海大学来的同学JT是意大利后裔美国人，家在纽约长岛。JT的做派有点像从纽约来的，对系里，组里的事感觉不对的时候会正面提出来，同学之间也不留情面。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小题大做。
JT工作很用过，做事也很仔细。但是，我跟他接触后，觉得他的悟性没有组里其他老美高，尤其在数理，计算机方面。但是，他勤奋，热衷于研究，弥补了这些缺陷。我们后来在同一办公室，他经常找我帮他分析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梳理一下逻辑思路。
他挺会找资源的，比如申请NATO的奖学金去欧洲开会，也会跟政府研究部门的学者打交道。毕业后，他申请了国家资助的博士后，做完后，去了东部一所大学做教授。
我最近查网上资料，发现他是我们组里那一批人中唯一还在做原来我们研究方向的人。这么多年来，看到他发了不少文章，有些在Nature上。现在他是他们学校的冠名教授，当过学校的一个院长。
RB是比我晚两届的学生。他父亲是我们同一大学科的博士，在工业界工作。他来自怀俄明州大，是他们那儿的高材生。RB跟我说，他当时申请了21个学校的研究生，19个大学录取了他。
RB尽管是州大的优等生，但是到了S大，却不那么容易了。首先第一年博士资格考，他没有过。另外，我们博士生的一门必修课，必须到物理系或数学系上，这是一门这两个系高年级研究生上的课。这门课对我们系的大部分博士生而言，本身相关性不大，学的东西基本上用不着。我们去上这门课很吃力。系里知道这条要求有点不合理，却也没有改。学生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大部分选择了数学系的，我也是选了数学系的。好不容易跟着数学系教授上完了课。幸亏任课老师打分比较宽松，终于让我们过了关。我当时建议RB修数学系的课，但是，他仗着原来的底气，非得去物理系修课。
我记得是临近圣诞节时，学校要放假了。我到了办公室，看到他在哭。原来他拿到了那门课的成绩单，当掉了（D）。当天，他跟家里打了电话后就飞回家了。
RB因为跟我同做一个项目，我们后来接触最多。我们做的工作，发表时名字都在作者栏。同学中，他是唯一和我一起发表文章的。RB说，在他们怀俄明小镇（州府），几乎没有人吃亚洲食品。到了西海岸，他吃中餐，日餐等，开了眼界。那地方是红脖子白人的地盘，他没有跟亚洲人打过交道，只知道一些亚裔人在他们大学附近买了不少出租房，当地主。
我比RB高几届，RB学习和研究上有问题，常咨询我。RB因为跟我很熟，经常向他家人提到我。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我跟他争吵起来，说话重了一点。然后，他就对我说，我要打电话告诉我妈妈，你这样对我说话。我想，你也太妈宝男了。当然，这只是我们一时的小冲突，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美国同学的家境都不错，读书时都自己有车，而且，车基本上比较新。RB刚来时，没有车。他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辆非常破旧的Volvo车。他说，Volvo车的引擎好，虽然外表看上去，许多地方油漆脱落，但是，开起来还是可以的。他花了些时间，换了点零件，把这辆旧车改造成可靠的运输工具。我来去机场，他经常用这辆车接送我。
RB是德裔美国人，长的非常标致，他说常常有女生撩他。最后，他跟邻系的一个女研究生J结婚。那个女研究生是混血，母亲是新加坡的华人。我见过她母亲，还跟她聊了一阵。J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M. Scott Peck），他写的The Road Less Traveled, 非常出名。这是RB有一次跟我说，你知道J的父亲是谁吗？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谁是M. Scott Peck。
J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女生，剃着短发，看起来像个town boy。她本科是在哈佛拿的。因为她经常来找RB, 我们也变得很熟悉。加上她有华人血统，我们之间有可谈的话题。他们后来去中国旅行，还在我家住了一晚。
RB毕业后，去了一家小公司。这家公司是由两个佛罗里达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老美博士开的，生产我们行业最主要的实验仪器。RB动手能力强，适合这方面的工作。我问他在那工作的感觉如何？他说，他老板有时会显示出一种骄傲，暗示我佛罗里达毕业的领导了你S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工作了没多久，J毕业后在东部找到了工作，RB就跟着J搬到东部去了。
我办公室后来进了一位新生。他从蒙大拿州立大学毕业，比较内向。他说，他父亲是那所大学的物理系主任，系里有些中国学生，所以他家里有时会招待中国学生。本来这位老美同学是要读博士的，但是他修完一年课，做了一项研究课题后，大概是觉得没有意思，就拿了个硕士回蒙大拿州。据说，他去了一个公园当公园管理员（park ranger）。显然，他更喜欢无忧无虑，在开方的环境下生活。美国人选择多，又不存在身份问题，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这些留学生，是过了河的兵，只能向前进。
本来不想写VC, 因为他是高我好几届的师兄，时间上没有在一起交集读书。我进入我导师的研究小组时，他已经毕业离开了许多年。写他的原因是在所有的已经毕业的师兄里，他是我接触最多，和印象很最深。
我们专业外国人很少，我知道的外国人只有VC。他是法国人，准确地说是巴黎人。按照我老师的说法，VC整个生活空间就是他家方圆几公里内。VC从小出生在知识分子家，父母都是物理学家。他中学上了个名校，这期间他特别喜欢古希腊，有打算以教古希腊史为职业。父母希望他从事科技工作，他自己也喜欢物理，终究还是选择理工科类的专业。大学毕业后，来S大，跟着我导师读了硕士。拿到硕士后，VC必须赶回法国服兵役。兵役服完后，他要重回研究生院。两个选择。其一是回S大，跟着我导师做博士论文；另一个选择是在巴黎跟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读博士。权衡再三，尤其是考虑以后的工作，VC决定留在法国读博。
虽然VC没有在我们小组读博士，但是他离开S大后，一直跟我导师有联系。我当时选课题时，有一个选择是继续VC在我们小组尚无完全的项目。我听了介绍，感觉这个项目已经有太多的人涉及，难以统一意见，就没有选它，挑了另一个完全有自主权的项目。
VC每年来旧金山开我们行业的年会，都会来学校交流。VC后来说，S大的读书研究经历非常难忘，跟在法国的很不同。在美国，跟导师和其他行业里著名的专家讨论时，别人对待他就像跟同伙讨论，没有等级和隔阂。
我记得跟VC第一次专业交流是在去旧金山的面包车里。每年的专业秋季年会，固定在旧金山Civic Auditorium (旧金山市民礼堂)举行。系里有许多师生参加这个会，所以开会期间每天专门有面包车早去晚回，旧金山市区停车不容易，师生自驾或坐火车都有点麻烦。
VC每年都来参加会，而且基本上都住在S大附近。那天我正好跟VC坐在车子后面，VC通过我导师知道我做的项目跟他做的一个项目有些关联。路上，他热情洋溢，神采奕奕地给我讲述了他的项目。我记得他在车的窗户玻璃上画了图案，展示了他的团队做的项目和我的项目之间的关联。说实话，我当时刚进入项目，项目知识非常有限。尽管如此，VC丝毫没有轻率的表现，仍然把我当作一位同行来讨论。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对专业的热情和饱满的精力。
VC是个非常外向的人，每次听完讲演后，他都要提一些问题。而且，他说话有点冲，不像其他人会比较含蓄，谨慎。这是我们小组里的人一致看法，认为他夸夸其谈，甚至把它提升到美法之间的文化差别。
多年之后，我跟VC的一个中国博士生有了接触。他告诉了我许多VC在法国的情况。 VC在法国我们专业上非常活跃，后来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人。他英文流利，留学S的经历，使他在法国和美国专业上都有话语权。VC有一阵，进入政府部门，在法国教育部部长直接领导下负责部里的科研，后来VC做了一个有名研究院的头，选入法国科学院院士。
系里的外国学生不多，读书期间有一位接触比较多的是日本同学H。他跟我的研究方向不同，所以我们讨论的话题主要是文化层面的，比如，我问他日本人读三国演义吗？他说，通过漫画，他们都知道三国志，但是，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跟我们理解的有所不同。80年代，大陆有个女歌手唱了不少日本歌曲，有一盘磁带。我放给他听，他觉得唱的不错，很惊奇。日本人说英文的口音非常重，他说话时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崩出来的。H毕业后，回到日本去了政府的研究机构做了研究员。后来一位MIT毕业的日本人到我们系做助理教授，说英语也是让人听着很费劲。他告诉我，因为H长的高帅，回去后深受女孩子的喜欢。有的女生，特地跑到H工作的研究室去旁观他。
最近几年，我跟日本人打交道很多。我感觉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显然，日本人有海外经历的很多，年轻人的英语口语好多了。应该说，日本更国际化了。
我们系每年只有1-3个大学生，所以，研究生的生源都是来自外校。我发觉读博的美国同学，许多是原来系里毕业的校友介绍，推荐来的，或者是那个学校的教授认识我们系教授，推荐来的。我们系研究生生源来自很广，大多数是从州立大学读完本科来的。外国学生的比例不高，大约20%。MIT有一个系，大部分专业跟我们我们系类似，它有一定数量的本科生，因此有些人本科毕业后就到我们系读研。我在的时候，有三名美国同学是从MIT读完本科来我们系读博士的。其中一位跟我同年，但是上学早，我到系里时，他已经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准备毕业了。毕业后，他去了一所大学做助理教授。过了几年，据说他不干了，问其他同学是什么原因，好像是说，这哥们对研究产生了厌倦（burn out）. 不知道他后来去做什么了。
像这种对研究产生厌倦的，不只是他。另一位也是从MIT来的女生，据说是早熟型的，22岁拿到博士后，到我们系做博士后。因为跟我的研究方向不同，我没有跟她接触过。在全系里的研讨会上，她会问一些很幼稚，低级的问题，似乎是专业知识并不是很充实。她在我们系做了一段博士后，没有见出过成果。然后就消失了。据说，她嫁人，彻底退出了行业。
另一个也是MIT来的女生，是从S大附近高中毕业去MIT读的本科，然后到我们系读研。虽然她不是我们同一个研究小组，但是我多少听说了她的一些情况。不知什么原因，她只是注重自己的研究课题，修课不行，博士资格考没有过，但是因为她研究做的很卖力，导师让她继续读了下去。据说她嫁的老公特别有钱，毕业后她就没有去找事做，想必是人家读书就是来玩玩而已。
我刚到系里时，另一个研究小组的一个美国学生RO，留着小胡子，用中文跟我打招呼。他说，他曾经在北京语言学院学过中文半年（？），我说很巧，我在北京语言学院读过几个月英文，我们也算校友了。除了简单的几句中文，我们之间就无法用中文继续交流下去了。显然，他一直关注中国的形势。每次碰面，他都会跟我聊几句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中国的代表团来系里访问，他会帮助招待。
RO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计算机数据处理，所以他的编程能力很强。有一次，他们组几个同学在一起聊天，一位同学提了一个新算法的想法。RO听了后，默默无言，回到自己的座位。过了十几分钟，其他同学还在继续聊着天, ＲＯ回到他们中间，对那个提出新算法的同学说，你的想法行。原来, RO马上在计算机上编程检验了这个新算法，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后来，据说那位同学就是以这个新算法写了论文，拿到博士。
尽管我们系大部分美国人来自州立大学，无疑他们在本科时很出色。一旦进入研究生，他们的学习和研究都很努力。出国前，中文报纸上刊登过文章，说美国大学生很会玩，中国学生到了美国读书很勤奋，成绩很容易拔尖。显然，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S大里其他系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中国学生相互之间交流，都认为美国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读书研究都很努力。
我有时会比较读研时的美国同学和跟我同一起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都是77级，经过考试或选拔脱颖而出的胜者，个个都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主。而到S读研的美国同学在他们的同类中也是佼佼者。从智商和学习能力上考虑，我认为中国学生完全不逊色于美国同学，理工科基础扎实。相对比较弱的地方是语言，计算机和动手能力，这跟生长环境有关。最主要的是美国同学是在本土读书，文化，生活环境，习惯和语言都很熟悉，而中国留学生却要在这些方面克服许多难关。从毕业后几十年的结果看，至少是我们系的情况，平均而言，中国留学生的事业和经济状况都发展得比美国同学好。当然，这跟第一代移民比较努力和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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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七七五期(cm25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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