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他为时代而讴歌，却被风暴所吞噬
陈 原：祖母，你因何受难
王友琴·过浩川等：《凝固的生命》——跳楼自杀的赵晓东、杨景福
崔之清·卢元伟·梅雪盈：亲历文革——崔之清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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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九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八期（zk2504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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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四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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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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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 他为时代而讴歌，却被风暴所吞噬 李 辉
【不堪回首】 祖母，你因何受难 陈 原
【亡灵祭坛】 《凝固的生命》
——跳楼自杀的赵晓东、杨景福 王友琴·过浩川等
【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崔之清访谈（下） 崔之清·卢元伟·梅雪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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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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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
他为时代而讴歌，却被风暴所吞噬
·李 辉·
第一次知道赵树理的名字，是在他去世的１９７０年。那时我只有１４岁，当然不知道他正在遥远的山西走到生命终点。
我熟悉的一位前辈，夫妇都是师范学院的文科教师，在被迫下放到山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将一大批书送到废品收购站。他们知道我爱看书，便从中挑选了一部分送给我，它们就成了我少年读书时的最大的一批财产。这些书中，有赵树理的《灵泉洞》。
许多年前阅读《灵泉洞》时的兴奋，现在依然没有淡忘。记得那时特别迷恋武侠和历史演义，而赵树理的这部小说与《三侠五义》《隋唐演义》一样吸引了我。在当时，《小二黑结婚》之类的故事，当然远不如《灵泉洞》环环相扣的抗战故事更能吸引我。后来才知道，在赵树理的整个文学创作中，这部小说并不属于佼佼者。但我看重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它毕竟满足了当时一个少年的读书欲望。
赵树理“文革”中的遭遇，令人难以想象。
关于他的磨难有不少传闻。人们常爱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批斗他时，他被架上用三张桌子搭叠起来的台子，最后被一个批斗者猛掌击下。这次批斗造成的后果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两根肋骨被摔断，肺叶被折骨戳破；也有的说是摔坏了髋骨。到底是肋骨骨折还是髋骨摔坏，似乎已经没有辨析的必要，反正他是在这次批斗之后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并在痛苦折磨下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赵树理在１９７０年走到生命终点。这一年９月１７日，他又一次被押到批斗会场。一天前，他刚刚度过他的６５岁生日。不过他是在一种寂寞无奈的境地下度过的，没有欢乐，没有温暖，只有阵阵凄凉弥漫于监禁地狭小的空间。他何曾料到，这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他已经不能行走，甚至爬行也无力做到。他被强行架到太原当时最大的湖滨会堂。于是，在《赵树理传》（戴光中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里，我读到了几乎令人窒息的描述：
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取批判。然而，每一个批斗者，雄赳赳地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是“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听到这一声声的吆喝，赵树理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困难地弯下腰去。……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两腿索索颤抖，过了半个小时，就一头栽倒在地……
尽管晕倒在地，赵树理仍然没有被送进医院。五天之后，当他再次病危，不得不送进医院时，他的生命之火已经黯淡，９月２３日，他永远离开这个深爱的世界。这位曾经被誉为他的时代最有典型意义的作家，这位创作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登记》等作品的人，留在儿子记忆中的最后一幕，却是这样一个场面：
父亲一脸惨白，浑身颤抖着滚在床上。见我过来，他抖索着伸出左手来，铁钳似的抓住我的一只手，死命地摇晃起来，嘴张了几张，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噜呼噜打响——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
一个曾经那么出色地为他的时代而讴歌的人，竟然会被骤起的风暴所吞噬；一个人的生命在那么一个特殊时刻，竟然如此无情而又无所谓地被抹去，无法令人置信。但是，他的儿女们，当年却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冷冰冰的现实。
这些年，当我想到那些在“文革”中蒙冤而死的亡灵时，当我想到今天的人们该如何面对他们付出的历史代价时，我为看到的一些淡漠而吃惊。
更令人担忧的是，曾经有过的历史悲剧，却被无意或有意地淡忘，或者，因为某种个人的、观念的需要而予以矫饰。在某种情形下，沉重化为轻飘，惨状化为淡淡一笔。甚至还有些应该忏悔者，并没有丝毫的自责，仿佛时间的流逝已经冲刷掉了自己身上当年的污垢，转眼间又可以品尝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历史荣耀。
看到一些报刊竞相转载一则关于“文革”中马连良之死的消息。这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因为出演《海瑞罢官》而遭迫害，过去传闻他是不堪迫害自杀而死。这篇新近发表的文章写道，马连良并非自杀，而是因为心脏病猝发。一天深夜，红卫兵突然来敲马连良的家门，敲门声吓坏了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的马连良，结果心脏病发作，送进医院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代宗师便这样因恐慌而告别人间。
对历史细节进行考证和辨析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叙述这一悲剧时所采用的那种冷漠，尤其是行文一再强调来敲门的红卫兵，其实是来准备借炊具的，并非来揪斗马连良。这样一来，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仿佛在红色恐怖日子里无端给人带来恐慌的举动无可厚非，而“胆小、紧张”的马连良倒显得奇怪了。
另外一件事情还是与京剧艺术家有关。几年前，曾读到一篇批评电影《霸王别姬》的文章，作者不满于电影对主人公在“文革”中悲剧结局的描写，认为这完全是导演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因为像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都受到了高度重视，艺术生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一例证当然不错。但是，作者恰恰回避了导演所依据的“文革”现实，回避周信芳、马连良、严凤英、盖叫天这样一些艺术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悲剧结局。
历史难道真的可以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模样？人难道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说历史？
困惑中，我仿佛看到了赵树理他们质询的目光。因这目光，我分明感到了今天的人们，手中的笔应有的历史分量。
◇ 特殊年代里仍然保持清醒头脑的人
赵树理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他是农民的一员。写小说是为农民，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农民。这样，当他生活于农民之中时，这种与农民天然的联系，决定着他的政治热情、文学观和人生态度。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最终离不开他脚下的土地。于是，渐渐地，他变得不合时宜。昔日的荣耀开始黯淡，他的身影不免显得有些孤单。他心甘情愿地退出了舞台的中心，或者索性变为一个观众，看某些按照新的要求进行创作的作家尽兴地在那里表演。
赵树理不会被人忘记。不仅仅因为《小二黑结婚》文学上的划时代意义，不仅仅因为《实干家潘永福》的空谷足音，也不仅仅因为他在“文革”的命运悲剧，而更在于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在容易被热情融化的特殊年代里仍然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在悠悠沧桑之中，人格的力量往往更能触动人的心灵，也更有生命力。
读过小说《三里湾》，或者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的人，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赵树理是满怀热情歌颂着合作化在农村的兴起。当时他的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合作化应该发展，而不是限制；农村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通过他的笔，人们看到了农村前所未有过的新现象。
这该是赵树理５０年代最为荣耀的时候。他的小说发表在１９５５年，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而在这前后，关于合作化冒进与反冒进的斗争，正在决策圈里进行着。无疑，赵树理以他的作品站在了欢呼合作化高潮到来的这一阵营之中，这就难怪《三里湾》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用作品配合现实、演绎政策方面，赵树理达到了他的又一个高峰。
却是他的最后一座高峰。
当我们走进赵树理的内心，当我们了解到他当时真实的想法，便会发现，《三里湾》其实与他一贯的思想，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赵树理传》讲述过一件事情。１９５１年秋天，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召开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会议。毛泽东曾对主持会议的陈伯达说：“一定要请树理同志参加会议，别的人缺席一个两个不要紧，赵树理可千万不能少。他最深入基层，最了解农民，最能反映农民的愿望。”但是，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赵树理表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与会的各方代表基本都说农业合作化好，都说农民迫切希望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惟独赵树理在会上唱了反调。他这样描述农民的心理和愿望：“石（实）打石（实）地说，老百姓有了土地翻了身，真心感谢救星共产党，但并不愿意急着交出土地走合作化道路，愿意一家一户，吃吃劲劲，自由自在地好好干几年后，再走集体化道路。”
然而仅仅三年后，他写了为合作化高潮大唱赞歌的《三里湾》。这不免有些令人不解。是变化了的现实生活改变他的看法，还是他一时无法抵御配合现实的诱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他是否真诚地拥抱着他的人物，是否把笔下涌动的一切，都视为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管怎么说，《三里湾》为赵树理赢得了文学的荣耀。他完全可以顺着这样一个创作思路走下去，也完全可以把握住备受青睐的机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明星，久久闪烁它的光芒。
赵树理却没有。
真实的人就是这样，他的人格一旦形成，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或许可以一时违背初衷，或许因为某些外在因素有所修正，但只要他把如何做人放在首位，把良知放在首位，他就不至于人为地蒙上眼睛，回避现实的种种存在。
就在《三里湾》发表后不久，赵树理开始发现，他曾经为之热情讴歌的合作化，并非像他所想所描述的那样，总是一片玫瑰色。问题逐渐显露出来，而这，在他看来，是不容忽视的、实实在在的现实。１９５６年，他曾给长治地委负责人写信说道：
“最近有人从沁水县嘉峰乡来谈起该地区农业社发生的问题，严重得十分惊人。……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我觉得有些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实在——对上级要求的任务认为是非完成不可的，而对群众提出的正当问题则不认为是非解决不可的。又要靠群众完成任务，又不给群众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没有把群众当成‘人’来看待的。”
赵树理终于以这样一种清醒的务实姿态，走出了创作《三里湾》时的矛盾境地，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感觉。可以想象，在写信的片刻，他一定有那种为农民代言的庄重感。他知道，他来自农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与农民息息相关。虽然文学上的成功，使他已经走进城市，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但他不能忘记那片哺育他的土地，不能忘记那些熟悉的农民兄弟的目光。
在有的人看来，这也许算不上高大，也算不上叱咤风云，但对于赵树理来说，真实地反映农村现实，真实地为农民代言，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在他所生活的岁月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远比人们今天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它需要拥有思想者的勇气。
赵树理因他对农民的热爱和真实的人格，无形之中具备了这样的勇气。
◇ 面对大跃进，众人皆醉我独醒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对赵树理显然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他也曾和许多人一样，为热火朝天的建设高潮而欢呼，但一旦走进农村，一旦深入到农民中间，生活告诉他的东西就远远超出了报告、报纸、广播的局限。他此时在家乡当挂职县委副书记，一日甚过一日的浮夸风，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乃至人民公社形式本身所存在的弊病，都不能不令他忧虑，令他思考。
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还清晰记得赵树理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在１９５９年２月中旬，县里召开春耕生产誓师大会。蓬勃兴起的大跃进热潮，已经使不切实际的浮夸风蔓延至农村每个角落。各级干部们惟恐自己落后于他人，生产指标于是报得越来越高，互相攀比，顿时成为时尚。一个大队的领导在会上报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计划，被树为全县的跃进典型。赵树理听了则心情沉重。会后他便找到这个大队干部开门见山地说：“我算了算账，照你这样的计划，肥料铺到地里得有半尺多厚一层，庄稼挤在一起成了绒毛毯子。依我看，这么个干法，只能长把草，连一颗粮食也收不上！”
他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其他领导干部的不满。为此，倔强的赵树理，和县委书记争吵起来：“我们做工作，不单为了向上边交账，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指标好定，想定多高都行，可是以后打不下那么多粮食，还不是苦了老百姓！”说这些话时，他不会想到，人们很快就将因为自己的虚假和浮夸而遭受饥饿的苦难。但他以清醒的意识，以为农民代言的作家身份，隐隐感觉到潜伏的危机。
没有匆匆动笔创作文学作品，没有像不少作家那样走马观花之后就大声放歌，并不意味着赵树理对生活无动于衷，更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一个革命者、一个作家的应有的责任。１９５９年，他写下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他将这篇长文寄给《红旗》杂志，并附给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他不会反对正在进行的一切，而是真诚地希望一切能够在一种符合农村实际的前提下进行。这篇长文涉及面很广，可惜在收进《赵树理文集》时只选用了一部分，无法看到它的全貌。而那两封信，更无法见到。但是，仅仅阅读重新发表的部分内容，我们就能发现，赵树理当年所发表的意见，其正确性和实事求是精神恰好被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实。由此，我们不能不感慨赵树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难能可贵。
譬如，他从农村生产实际出发，认为公社不能对农民应该种什么发号施令：“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做计划的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全社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管理区感到掣肘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
在另外的场合，他还以形象的比喻表示不赞成“大锅饭”方式。他说：“吃饭采用现在的大锅饭方式，即使到将来恐怕也行不通。将来凭劳动所得的货币，什么也能得到，衣服、日用品、食品等等，但混在一起吃饭，总还是不行的。一个家，七口八口，孩子大了，娶了媳妇，经济由父亲控制，还是大儿子控制呢？媳妇要做件衣服，但婆婆公公不同意，媳妇说，我在外边干活一二百工分，做件衣服也不行？一个家都不好组织呢，吃大锅饭能解决问题？”
赵树理将长文寄至《红旗》杂志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他绝对想不到，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也正在如同他一样，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进行着严峻的独立思考，并将在一个决定中国历史的庄重场合，写出一封维系自己政治命运的信。
赵树理的文章当然没有发表的可能，随之而来的庐山风云，彭德怀意想不到的被罢黜，使所有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真实反映和认真思考，一时间被打入冷宫。赵树理的文章被转到中国作协，他理所当然成为“反右倾”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一个对象。
他只得面对—次次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讨论会。但是，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改变他。他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对农村的真实了解。两年后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仍然坦诚直言，并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农民入了社，本来俊妇女婚姻美满嫁了个好丈夫，可是一瞎指挥，这个丈夫又变成了旧社会从没见过面的生人丑汉，只得好赖过下去。
这便是赵树理。一个在历史烟云中没有失去自我的文人。那些虚假赞歌和下笔匆匆的应景之作，已经被岁月的流水带走，而赵树理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文字，则不会失去它们的光彩。
◇ “我最怕农村人也说我是黑帮”
我不知道，用罂粟花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文革”最初带给一部分人的愉悦是否确切。
田野里，罂粟花呈现着美丽的艳红、粉红、白色，给人们以视觉上的兴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会发现它所产生的毒品，实际上最终将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简直就是邪恶的化身。
在赵树理眼里，“文革”一开始所提出的号召，对他来说是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的。我读过一篇《记赵树理的最后五年》（王中青、李文儒），其中就详尽地叙述了赵树理在“文革”初的这一精神状态：
对于“文革”，赵树理开始是拥护的，赞成的。他虽然在较长时间里觉察到在农业战线上，从上到下存在不少问题，但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严重的“左”倾错误及其继续发展，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在“左”倾错误论点的指导下发动的。他以他的理解，感到开展这个运动也是可以的。比如，他感到政治生活中是存在一些官僚主义，该反一反。像他在农村实际工作中看到的好多好多问题，向领导反映，可是领导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却反过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认为是他的看法问题。对这种贻误工作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赵树理是痛恨的。他希望反一反。
再如从１９５８年以来，他发现各级干部在工作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说假话现象，形成一个哄骗局面，下级哄上级，地方哄中央，哄毛主席，毛主席了解不到底下的确实情况。以前大家都和群众在一起，以后接触群众少了，问题也就多了。这还是官僚主义，反一反也是对的。另外还有文艺界的官僚主义，也该反一反。
持类似赵树理这种想法的人当时其实并不少见。
这便是我眼中一个真实的赵树理。他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也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大彻大悟，或者如一个全知全觉者，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有一种透彻的理解。他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在那里面他通常显得游刃有余，始终把握着自己。但一旦“文革”来临，在其他领域的复杂性面前，他不免显得天真、单纯和幼稚。他的革命热忱，他对伟大领袖的崇敬，都不可能使他在“文革”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风暴席卷而来时，仍然拥有历史的清醒。他不会明白这场“革命”的目标真正所指，也不会明白这场“革命”对自己这样一些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反，长期政治运动已经形成的习惯，他对历次运动作方式的了解，他对现状的某些不满，都使他与“文革”产生了某些共鸣。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赵树理一开始对“文革”的冲击并没有抵触情绪，反而认为冲击一下还是有意义的。尽管有人给他贴大字报，尽管红卫兵批斗他，他还是能够承受，并尽量从好的角度去看待感到陌生感到诧异的事物。他似乎很能理解这些斗争方式，很乐意在运动中接受群众的批评，改造自己。他主动去看给他贴的大字报，还在一份大字报后边写了一首诗：“尘埃洁身久，未能及时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陈污。”当子女们有怨气发牢骚时，他反过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这样说：一个运动嘛，难免有过头的地方，我们搞过土改，群众发动不起来，拼命去发动，一发动起来就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但以后党会纠正的……
然而，以后发生的一切，却是善良的赵树理所无法理解无法承受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和许多人一样，命运只不过是旋风中翻飞的枯叶，不知来自何处，也不知落在何方。１９６６年“文革”刚开始时，他写过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在这份交代材料中，他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明自己对这场风暴的善意理解和乐观，他写道：
“此次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事，文化界、文艺界的人们更应该是一无例外的。待到把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接触到，把问题都摆出来，我本人的全部情况也便随之而出，搜集起来便是总结。我以为这过程可能与打扑克有点相像：在起牌的时候，搭子上插错了牌也是常有的事，但是打过几圈来就都倒正了。我愿意等到最后洗牌时候再被检点。”
遗憾的是，这只能是他良好的愿望。他这张插错的牌，永远没有机会被倒正，而是被撕为碎片，散落在冷风凄雨之中。
许多事情他都不再可能明白。他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越来越多的困惑、无奈和痛苦。
一位敬重赵树理的山西大学中文系学生，曾在１９６８年批斗高潮中偷偷去看望过赵树理。他现在依然清晰记得与赵树理见面时的情景。窗外传来大街上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室内是揪心的凝重。赵树理见到这位来自农村的学生异常兴奋，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家乡的山山水水，还是那些熟悉的身影。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他仍然关心着农民兄弟们如何看待自己。他深深知道，自己生命的根是在他们心中。他用发颤的声音问：“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还是教育了人？”“我最怕农村人也说我是黑帮；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写作啊！”
对于那位偷偷看望赵树理的学生来说，我相信这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次对话。赵树理哽咽的声音和泪花，会使他在岁月流逝过程中，仍能久久感受到那一时刻他内心中的震动，仍然会觉得自己的面前闪动着赵树理疑惑不解和痛苦的目光。
“农家子弟，你说……”
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仿佛还能清晰地听到苍凉的声音在叩问历史。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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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祖母，你因何受难
·陈 原·
先祖母，目不识丁，一生含辛茹苦，从事过的唯一职业就是帮佣，却在半个世纪前被难，成为那个时代最早的受难者之一。
五十年来，一想起那一幕幕场景，悲哀、悔恨、激愤，我就难以自己，似乎已经成了永久的心灵创伤，灼痛不已。
◇ 铁一号钟楼前受辱
１９６６年，我家住在北京张自忠路三号，这里过去是铁狮子胡同一号，所以习惯称铁一号。铁一号是人民大学的宿舍。九月的一天，我偶然在我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发自上海嘉定的电报，报封上的收报人是“中共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我当时九岁，看到这封来自我祖籍的电报，很自然就联想到我的祖母。赶紧抽出电报一看，泪水顿时夺眶而出。电报写道：
“你校档案系陈兆祦之母张云英于９月８日投河自杀希通知陈来处理后事为要嘉定娄塘派出所。”
电报带有加急字样。
别看我年纪不大，但祖母自杀的原因似乎已经无需大人解释了。那年的八月，史称“红八月”。一天我去祖母住的地方给她送东西，在红一楼甲组五号，迎面就看到一张半扇门大小的“勒令”，白纸黑字写着：限令地主分子张云英立即返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署名是东城区红卫兵。
我敲了敲门，无人应答。邻居告诉我，“你奶奶正在钟楼下面呢”。钟楼是铁一号大门内正中的一座建筑，算是这座院落里的主建筑，钟楼底层的大教室进入文革后就成了批判会的场所，大教室外的空地处于路口，人来人往，则成了批斗会的地方。
我赶到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正围着中间的空地，二十多位平时住在大院里的爷爷奶奶们蹲在地上，低着头，脖子挂着一块块牌子，上书地主分子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资本家某某某、国民党反动军官太太某某、大地主小老婆某某某。我的祖母蜷缩其中。遣返原籍前，红卫兵强迫他们每天到这里接受批斗。
我没敢细看，转身跑回家中，一路还听到院里的小伙伴喊我是地主婆的孙子。
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在西郊人大参加文革，很晚回家，有时根本不回家，晚上和我说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叮嘱要我好好上学，不要管我奶奶的事情。可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钟楼前，都会看到人们围着祖母他们辱骂、吐口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很困惑。
我们兄弟三人一直都由祖母照顾，她辛苦勤奋，不但为我们洗衣做饭，还抽空打扫楼道，将楼道的扶手从上抹到下，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她怎么会忽然成了众人憎恨的地主婆？和她一起挨批斗的那些爷爷奶奶怎么也转眼间就成了阶级敌人？
大概过了一周，一天中午下学回来，在红一楼旁的路上，正巧撞上我父亲和我表兄，一边一个，中间是我祖母，往大门口匆匆赶去。我祖母一眼看到我，就高声呼唤我的小名。我正想迎上去，不想我父亲拼命摆手，让我绕过去。祖母过去后，还不停地回头喊我，我也边走边回头，但始终没喊出一句来。没料到，这一回头，竟是我与祖母的永别！
◇ 家乡水塘惨遭不幸
回老家的一路，她是怎样的情景，我无从得知，但可以想像出来。
那时北京火车站有部滚动电梯，大概算是大众可去的公共场合里唯一的一部电梯。我们这些少儿在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可玩耍的，所以常常跑去乘坐，当作乐趣。在北京火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像我的祖母那样的人，被剃成阴阳头，身上还打上各种标记，有人往他们身上扔石头，有人吐痰。我亲眼目睹一位老人，头上血流如注，自己捂着伤口往车站里面跑去。
过后很多年，我听上海的亲戚说，我的祖母在列车上被红卫兵发现是遣返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就当场给她剃了阴阳头。祖母用头巾包着头，先到上海，看望了几家亲戚，发现家家都已自身难保，只得回到嘉定娄塘镇。
１９８６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我的祖籍嘉定娄塘，不想，轰动了镇上，说是：陈家里的孙子回来了！还有人说我是“陈家姨娘的孙子”，而祖母实际是“续弦”，并非侧室偏房。我伫立在祖母自尽的那一洼水塘旁，男男女女都围在我的身边，向我诉说他们所知道的情形。
一位老奶奶抓住我的胳膊说，她也是当年被赶回来的，但她熬过来了，“如果你奶奶像我那样，忍一忍，大概就可以活过来的。”
“她死的时候，一条头巾包着整个头。我们都看到了。”几位中年人细致地形容。
住在水塘旁的一户人家告诉我，祖母的遗体漂浮在水塘靠近他们家的那一侧，派出所打捞遗体后只得从他们家门里抬出，为此还锯掉了门框。
经人引领，我来到祖母弃世前栖身的小屋，这是一户人家的柴房，不足六平米，阴暗潮湿，连一扇窗户都没有。镇上的人说，祖母被镇上安排住在这里时，只有杂物，没有床，也没有桌椅。眼见如此简陋破败的地方，我不知道那短短的几天，她是如何生活的。
此情此景，已经令我心酸不已，可更为悲怆的内幕还在后面。
当晚，我住在嘉定城里。好友的姐姐在检察院工作，她的邻居是法院法官，他们说，小的时候常常跟随大人去我祖父家，认识我的祖父母。文革后，清理文革遗案，检察院和法院都怀疑我的祖母是他杀。理由是，距离她最近的是一条河流，如果投河，为什么不选择这里，而跑到距离较远的大东街水塘，浅浅的水塘很难淹毙。
我的祖母带回的日用品很多，共有７６种，上百件，完全是打算长期过日子的模样，为什么会忽然自尽？最关键的是，她留下的全国粮票很多，钱却极少，而据我的父亲和亲戚们说，为了她回乡度日，每家都给了不少钱。这些钱估计是被人拿走了，之所以不拿全国粮票，那是因为容易被察觉。县里怀疑谋害我祖母的人是大东街的造反派，是谋财害命。
当我将这些疑问带回娄塘镇时，镇上的人却说不会的，他们对我祖母都很好，很照顾的，没人会谋害她。
以后，每次去上海，我都会来到娄塘的这片池塘旁默默思念我的祖母。镇上见过她的人尽管越来越少，但年轻一代又都会告诉我，他们听父母、祖父母讲过，知道有一位老太太曾经在这里自杀。再往后，池塘填平了，新房纷纷建起，但一个遥远的回忆依然不散：一位老人很多年前在这里结束了生命。说是老人，其实，祖母遇难那年才５９岁。
◇ 与大时代结为因果
我的祖母究竟是投塘自尽还是被杀后投进池塘？这是一个永远的谜。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因祖母的遇难而自责、而悔恨。临别时，我竟然没有再喊她一声奶奶；当我知道她的不幸后，竟然没有致信嘉定，要求彻查她的死因。
终于，有一天，我在梦中又遇到了我的祖母。她的形象定格在铁一号钟楼前的那一幕，散乱的头发、苍白的面容、身上落满痰迹。我猛然惊醒，两天后就赶到上海，托好友为我的祖母在嘉定选择了一块墓地。当墓地落成时，我面对墓碑，心中长久地默念慈爱的奶奶。说这是墓地，可连衣冠冢都不是，墓碑上下，空空荡荡，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片遗物，只存有我们这些子孙的哀思之情。
雕塑家吴为山曾为我的祖母塑了一尊头像，因为无从看到我的祖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只能从对我的了解来想像我的祖母。结果，塑像看上去好像一位知识女性。事实上，我的祖母从未读过书，右眼自幼患疾，几近失明。
根据现在找到的族谱看，我的祖先陈万山曾经居住在浙江余杭，满清入关，“嘉定三屠”，以致嘉定田园荒芜，于是他率全家徙居江苏嘉定娄塘，晴耕雨读，开创家业。先祖陈虞璇确实是位乡绅，或者叫地主，不但家有良田，还在上海几家大企业做过会计师，旧时称账房先生，家里的书房摆满了中外书籍，而我的伯父曾是上海有名的律师。
祖母姓张，原本住在娄塘临近的镇上，家境贫寒，祖母的母亲就是我祖父家的佣人，因此常常带着我的祖母过来一起为我祖父家做事。我的祖父花甲之年断弦，就娶了我的祖母，生下了我的父亲。
祖母自入陈门，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祖父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家道中落，祖母独撑门户，母兼父职，只能靠变卖田产过日子。日军侵华，江浙沦陷，祖母背着包袱，搀扶着我的祖父，拉着我的父亲，加入了逃难的人群，辗转于江南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上海成为孤岛之际，祖母怀揣大米，夜间爬过封锁线，靠枪口下贩运粮食养家糊口。由于家族财产纠纷，祖母还曾被告上法庭，关入大牢。
１９４７年３月，祖父病故，此时家里已经田无一垄，房无一间，祖母和父亲二人寄人篱下。祖母不得已，外出帮佣，直至１９５０年代初才进京与我父亲生活在一起。大约六七年前，我曾托人查阅上海嘉定的土改档案，其中我家多位亲戚的名字均有记载，而祖母，既无田地记录，也无房屋在案，可偏偏因为我的祖父曾经是地主，结果划了个地主成分。这个“剥削阶级”的帽子一戴就是终生。
土改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岂止是其中发生了什么，其阶级成分的划分和出身的认定，更成为一种烙印，长达３０多年里，让一部分人几代在社会生活里抬不起头来，左右了他们的人生走向。一遇政治运动的风吹草动，他们往往最先遭劫。文革爆发，他们又是最早的受难者，一再被宰割、被侮辱、被伤害。惨绝人寰的北京大兴、湖南道县等地的屠杀无不以他们为目标，从刚出生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者，无一幸免。
我在农村插队时，全村有３０多位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子女，经常被大喇叭叫到大队部训话。苦活、累活，不记工分的活，都由他们承担；招工、当兵、外出上学，与他们完全绝缘。而他们大多成长在新社会，除了血缘硬被打上印记外，与旧时代毫无关系，却一生下来就成了“贱民”。有的人虽说被“摘帽”，可“摘帽”本身就是一种帽子，依然低人一等。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不再受歧视。
我的祖母，一介平民，生下来无非就是干活、结婚、生孩子，相夫教子，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一生，对政治一无所知，既不想招谁，也不去惹谁，只求过个平稳日子。可是，时代的惊涛骇浪却将她推入深渊谷底，命如蝼蚁，不要说反抗，就连活下去的机会都丧失殆尽，只能任人践踏，草草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愿祖母在另一个世界平安无事，但愿她的冤魂寄身那方墓地，不再游走哀伤。
〔作者简介：陈原，笔名顾土。１９８２年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分配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调进人民日报文艺部。专栏作家，文史学者。〕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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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凝固的生命》——跳楼自杀的赵晓东、杨景福
·王友琴·过浩川等·
◇ 赵晓东（１９０９—１９６８）
赵晓东，男，１９０９年生，５９岁。清华附中体育教研组组长，中教二级教师。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斗争。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又在五楼大教室受到大会“批斗”。“批斗会”后，他下楼梯时从窗户跳下自杀。〔周文业·孙怒涛编辑〕
▲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中曾对此有所记述，下面是王友琴提供的最新修订版：
《文革受难者：赵晓东》
赵晓东，男，１９０９年生，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斗争”。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在校中跳楼自杀身亡。死时５９岁。
赵晓东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体育教员，也是体育教研组组长。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获得东北地区的男子十项全能冠军。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文革前在北京的中学中，清华大学附中学生的体育成绩非常好，显然和赵晓东的教学能力以及努力程度有很大关系。
当年清华附中的一个学生说，他在校三年，每天早晨，赵晓东都是五点起床，六点准时来敲宿舍的门，叫他们起床参加早锻炼，多年如一日，从不懈怠。回想起来，是很不容易也很令人感动的。但是当时年轻不懂事，对他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后来文革开始，被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仇恨教育影响，把迫害老师视为“革命”，对他的死亡没有同情心，现在想起来是很难过的。
１９６８年初，赵晓东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那时候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教师和干部是指定的“清理”对象。毛泽东亲自签发一系列文件，指挥了这一时间最长迫害范围最广害死人也最多的“政治运动”。清华附中把一批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关在学校的“牛棚”中。从被关到去世，中间赵晓东只偶尔获准回家拿过衣物。他的儿子给他送过一次药。
赵晓东的罪名是“历史问题”。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说，那时候听说赵晓东参加过“三青团”，还跑过“单帮”，作过买卖，在昆明为美国人修过飞机场（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为盟军修了机场）等等，以为都是不得了的大罪。现在想想，这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成长中经历的或者为谋生养家必须做的事情，而且已经过了２０来年了，怎么可以为那样的事情把他关起来还“斗争”他呢。
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赵晓东在清华附中五楼的大教室遭到大会“批斗”。“批斗会”后，他出了会场，顺楼梯下到五楼和四楼之间的楼梯拐角处，那里有一个小窗户。高一的学生高王陵在楼梯上和他走对面，看到赵晓东双手前伸，纵身从拐角处的小窗口跃出。高王陵（他后来成为一名历史学者）说，他一直想自己可能把赵晓东拉住，又想，赵晓东身材高大魁梧，就是他反应快赶上去拉，也不可能拉住。
初二的学生肖燕，在楼道里还和赵晓东走了个照面。他在楼梯上听到一声巨响，出了楼门，看到赵晓东的血和脑浆喷溅在楼前地上。
高三的学生仲维光，刚刚从城里回到学校，放下自行车进了楼，听见有一个工友大声叫喊：“不好啦，有人跳楼啦。”他记得那个工友有外地口音，说“跳楼”好像“飘楼”。他听见后，从窗户往下看，看见地上的脑浆，一片一片，白色的。
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经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赵晓东死亡两年以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召开“斗争会”，在会上拷打侮辱老师和校长。物理老师刘澍华会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请看“刘澍华”）。“斗争”刘澍华和“斗争”赵晓东的会场，就是同一间大教室。这个教室里的“斗争会”，害死了两名教员。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清华附中由最早成立的红卫兵掌权。到１９６８年，老红卫兵已经失势，由后起的“井冈山红卫兵”以及其外延组织“井冈山兵团”掌权。一位属“井冈山”派的被访者说，赵晓东自杀发生后，他们一派有点紧张。但是他们想到赵晓东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就释然了，觉得他们没有责任，那是“阶级敌人”自己“罪有应得”。
赵晓东死亡以后，有学生拉长了声音模仿那天那名工友的非常惊慌的喊叫声，还模仿他把“跳楼”说成“飘楼”的外地口音，好像那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当笔者在１９９７年访问一个学生的时候，这个学生笑着又一次模仿给我听，才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什么应该笑的事情。文革的大量残酷事情使人们对残忍变得麻木了，甚至习以为常。文革对人的扭曲与毒害，实际上发生的影响比我们一般想象的深远。
当笔者向清华附中的老师和学生调查文革死亡的时候，大多数人还记得赵晓东的死。不过虽然清华附中文革时期的学生中出了一批作家，赵晓东的死，以及文革中该校别的人的死亡和所遭到的暴力迫害，却几乎从来没有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到。
被访者都不记得赵晓东的死亡日期。几经辗转，是文革前从清华附中毕业的一位先生，帮助笔者查到了赵晓东老师的死亡日期：１９６８年８月９日。
赵晓东的死不是孤立的。那个日子前后，正是一个“加强对敌斗争”的高潮——文革时期不断地掀起一个一个的所谓“高潮”，来推进迫害的烈度和文革的规模。在这个网页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胡秀正老师，也在被关押在学校中“审查”的时候，从学生宿舍楼的五楼跳下身亡。她是在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死亡的，比赵晓东晚两天。
▲ 节选自赵伯彦：《在红色风暴中挣扎求生——清华附中一个“右派学生”的自述》
《师尊殒命》
忽一日下午两点来钟，学校总务科的一个老师跑进四楼我等的房间，面色严峻地说，有人跳楼自杀了！我等立刻赶到向南窗口向下看去，只见楼西侧小门外水泥地上侧身匍匐一人，一动不动好不瘆人。那位老师低声说，是赵晓东！是从三四楼之间楼梯窗口跳下去的。
赵老师，那可是我校“三老”之一啊！他本人曾经是东北地区“三铁（铁饼、标枪、铅球）冠军”，是附中的金字招牌、建校元老。１９６０年我入校当天，就是他老人家在平安里３１路汽车站和清华西门领着人迎接我们新生，平日里也是和蔼可亲，爱生如子，教体育嗓子喊哑了，还一大早到宿舍挨着个轻声唤我们起床晨练。几天前还见他在楼道里打扫卫生，见了我还侧身让路。虽然听说是有点历史问题，正在被“劳改”，可那算得个啥，好端端的怎么就寻了短见？
后来慢慢听人说才知道，老爷子饱经沧桑，亲历几朝，什么阵势没见过，什么世故不懂得？可不知运动前期犯了哪门子邪，过度声讨、斗争别人，可能结了仇家。现在那一方赶上个“清理阶级队伍”，回过手来“揭发”他旧社会在云南“跑单帮，是土匪”。再有就是在附中初中学习的儿子参加“老兵”，仗着虎背熊腰，投身武斗，打了井冈山的人。现在井冈山势大，逮不着他儿子，就拿老爷子撒气。也不知哪件是真，哪件为主，反正听说有井冈山的人背地强迫老爷子跪地用鞋抽嘴巴子。虽是听说，今日老师的死，足以说明是受了虐待无疑。年轻学子，虐待一个父辈老人，别说还教过你，纵有些许仇怨，于心何忍？怕是这施虐者一辈子良心都不得安宁！老人家的惨状我虽得见也无心细说，免得他家后人听见心酸。唉，又一条无辜生命戛然而止去了，留下无限哀怨和举家惆怅，谁之罪？我说不清。文革之罪，谁又能说清？！
〔编者注：作者当年是清华附中高三学生。本文选自《昨天》第２４２期，戴建中提供。〕
◇ 杨景福（１９３２—１９６８）
杨景福，男，１９３２年出生。中共党员。１９５３年毕业于哈外专俄语专业。毕业后分配来清华，在校长办公室任苏联专家俄语翻译组组长。１９５６年调到外语教研室任教，俄语提高班备课组组长。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从十五公寓楼顶跳下，自杀身亡。殁年３６岁。〔孙怒涛编辑〕
▲ 过浩川：《为了不应忘却的纪念》
杨景福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５２年了。他是在文革狂潮中罹难的。
杨景福１９５３年毕业于哈外专俄语专业。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是该班的班长。１９５３年毕业后分配来清华，在校长办公室任苏联专家俄语翻译组组长。１９５６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他被调到外语教研室任教。文革爆发时，他只是俄语提高班备课组组长，一名普通的党员教师，职称仅讲师而已。既不是教研室行政干部，也不是党支部干部。既够不上“走资派”，也够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本不应成为文革被冲击的对象。
杨景福的被害从根本上来说是文革动乱造成的。但具体加害者却是本教研室的个别教师和工宣队的个别成员。
１９６６年６月８日工作组进校，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造反，一夜之间把清华上下５００名干部统统打成黑帮分子。此时，外语教研室贴出一张标题为“杨景福是蒋南翔派到外语教研室的秘密特使”的大字报。作者也是本教研室教师，而且恰好是杨景福在哈外专的同班同学王听度（名字是他自己签在大字报上的）。请问：蒋南翔派过这样的特使吗？既然是秘密的，你又怎么知道的呢？特使的任务是什么，又干了些什么？你什么也说不出来吧。你为了造反立功不惜以捏造和诬陷来加害自己的同学和同事。究竟哪来这么大的仇恨，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张大字报确实成了造反派的重磅炸弹，一下子把杨景福和清华最大的“黑帮分子”蒋南翔捆绑在了一起。于是杨景福就和外语教研室的基层干部一起被批斗，罚跪，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挂“牛鬼蛇神”黑牌，并一起被关进“牛棚”。杨景福的厄运从此开始，此后就成为少数极端分子追踪和打击的目标。同为普通的党员教师，你落井下石加害杨景福，当上了伪临筹外语教研室的负责人，而杨景福则被关进了“牛棚”。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校，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制止了清华的武斗，功不可没。但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和以整知识分子为乐的变态坏分子迟群的操弄下，在所谓的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也错杀了许多人。杨景福就是其中之一。
在一次日常学习毛选的小组会上，杨景福从正面谈学习体会的普通发言，竟被一个因道德败坏而被开除团籍者上纲为反毛泽东思想而告密到工宣队。个别极左工宣队员则组织教唆英师班的四个女生，于１１月６日抛出“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杨景福揪出来”的文字狱杀人大字报。杨景福在立斋见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家，当即（两小时内）从十五公寓楼顶跳下，自杀身亡。
７·２７工宣队进校后已在清华建立了各级党政领导机构。此前群众自发贴大字报的活动早已消停。但凡有大字报出笼，自然被认为是经过领导认可、定性而组织撰写的。事实的确如此。杨景福发言的那次日常学习会上既无工宣队员参加，也无英师班学生参加。对杨景福的追杀是他同组的告密者的诬告＋个别极左工宣队员作为掌权的领导者的组织教唆＋受骗作为枪手的两名英师班女生周××、王××执笔，另两名女生顾××、徐×签名后贴出大字报而连环实施的（四名女生的姓名都签署在大字报上）。正是这样的背景使杨景福感到绝望而自杀。杨景福自杀后，工宣队立即召开了全教研室批判大会，宣布杨景福是畏罪自杀。有的英师班学生对杨景福的死亡感到害怕，工宣队员打气说：“不用害怕，杨景福是畏罪自杀。”但即使当时，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人能提供杨景福的犯罪事实，因为事实上杨景福本人是无辜的。
那么定“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据的材料是什么呢？既然工宣队员和英师班学生都没有参加杨景福发言的那次会，材料从哪里来呢？只能来自告密者。告密者是谁呢？告密的内容是事实吗？作为致死案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的那位工宣队员，在既无调查，又无证据的情况下，就狂妄地将一位无辜的普通教师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谁赋予过他这样的生杀大权呢？该工宣队员如此草菅人命，当然是有罪的。在杨景福罹难的悲剧中诬告者和唆使者都是加害者，和受骗者是不同的。受骗的学生不必也不应把自己和唆使者捆绑在一起，而应将唆使者的所作所为彻底揭示给世人。在杨景福罹难的悲剧中，尽管四名学生是受骗贴出了大字报，但错误是严重的。因为这张大字报后果严重。全校师生只知道，是四名英师班学生的署名大字报直接导致杨景福的自杀和家破人亡，而并不知道事件背后的黑幕。这张大字报不仅在教研室，而且在全校都严重地撕裂了师生感情，加重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恐怖气氛，同时也给英师班在全校的形象造成极大损害，从而影响了全班的毕业分配（见注）。然而受骗犯错也是犯错，你们当时已是成年人，大学生。你们应当知道“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分量。这顶帽子落在任何人头上都是难以承受的。究竟是什么促使你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竟贸然对一个无辜的普通教师下此狠手，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我们至今不知道在幕后操纵教唆的工宣队员是谁。工宣队是撤出清华了，但也有靠造反立功而留在清华的。奇怪的是，那么痛恨知识分子的个别工宣队员，不愿回自己的工厂，却处心积虑要赖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清华大学，岂不充分暴露其为人的两面性。
肇事者总想将那段悲惨的历史抹去。然而罹难者的鲜血是无法抹去的，罹难者亲属的苦难也是无法抹去的。作为加害者，通过忏悔是可以自我救赎的。如果加害而后持久狞笑，那是天理难容的。
杨景福罹难后，他的妻子华蕾、大儿子杨远、女儿杨芳、小儿子杨刚都成了反革命家属，精神压抑，生活艰难。华蕾已于２０１０年去世。杨远也于２０１２年去世，时年才５８岁。杨景福的老母直到去世也未被告知，她最疼爱的大儿子早在３６岁时就已被迫害致死。
杨景福何罪之有？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终生服从党的调遣，严于律己，对待群众热情而真诚，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群众的事。在俄语翻译和教学工作中勤奋努力，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为什么要用莫须有的罪名将这样一位无辜者迫害致死呢？
逝者已逝，苦难终将过去。对于罹难者及其亲属来说，追究加害者已毫无意义。罹难者及其亲属的宽容和等待也已过去了５２年。然而作为加害者，无论是诬陷者、告密者、唆使者，或受骗的学生，竟无一人有一点自责和忏悔，岂不令人叹息。古今中外，害人有错，杀人有罪。难道你们的内心真的那么心安理得吗？
今日重提旧事只是为了厘清真相，讨个说法，好让罹难者安息，让罹难者亲属的心灵苦难告一段落，也给加害者和犯错者一个灵魂救赎的机会。仅此而已，难道不需要吗？
〔注：顾名思义，英师班原是为补充外语教研室的英语师资而设立的，正常情况下他们毕业分配时应择优留校任教。但由于文革，特别是那张大字报的影响，校系两级领导决定，除个别与校内教师有婚姻关系的学生留校外，其余全部分配到外地。教研室和党支部作为基层组织，是没有人事和分配权的。但据我的观察，多数基层教职员工的意见和校系领导的决定是一致的。因为在和平环境下整死一位无辜的教师，在人们的心灵中造成的震撼和创伤是极严重的。显然这次分配极大地伤害了英师班多数无辜学生的感情，他们是真心愿望留校任教的。无奈混乱的运动导致了多少颠三倒四的结果。真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如叶帅所估计的，在文革的大动乱中几乎没有一个不受伤害的人。历史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是吸取教训，把握未来。〕
２０２１·６·１３
〔编者注：上面文章和照片均由过浩川老师提供。过老师是清华大学外语系退休教师，杨景福老师的同事、妹夫。〕
▲ 黄秀铭（水０）：怀念杨景福先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清华大学推行蒋南翔校长提倡的“因材施教”，开设了针对一、二年级学生的若干基础课“提高班”，包括外语提高班。１９６４年入学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俄语和英语的大致各占一半，进校后有的系或专业全部以英语为外语，有的系或专业则继续原来学习的外语，我所在的水利系就是后一种情况。当时每个班大约３０个学生，我们年级（水零）三个班，有六位同学进入俄语提高班，六位进入英语提高班，分别跟其他系进入提高班的同学一起上课。我们班进入俄语提高班的是我和汪永贺；同在一个提高班，现在还有联系的有土建系的卢有杰。
杨景福先生是俄语提高班的老师。
现在回想，杨先生比我们只大十几岁。当时他往讲台上一站，一身得体甚至堪称时髦的服装、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的一头黑发、神采奕奕的容貌，令我们眼前一亮。及至开口，杨先生声音却十分柔和。他的背景、身世我们一无所知，仅知道他是俄语教研组提高班备课组组长，还听说他曾担任过蒋校长的俄文翻译。事隔多年，他讲课的具体情况已然模糊，不曾忘却的，是他温和的笑容和循循善诱的讲解。
俄罗斯学者、诗人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创始人）曾经赞誉俄语说，它“具有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生动，德语的铿锵和意大利语的温柔；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丰富而强烈的表现力”。杨先生大半年的授课（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开始，大中小学所有课堂关闭，提高班自然也寿终正寝），使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俄语的美妙。
我是从初一开始学俄语的，中学六年不间断的学习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高考时我本来很想报考外语系，但班主任坚持要我以清华为第一志愿，于是违心地进了水利系。大一、大二期间（大二快结束时“文革”爆发），我最喜欢做的三件事中便有学俄语（其他两件是看小说、拉提琴）。
在俄语提高班，得力于杨先生的精心辅导，我的俄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计算机尚未普及，外语教学中的视听辅助手段远不如当下，但同方部已经建立了电化教室，同学们第一次从耳机里听到纯正的俄语。大礼堂还多次放映俄语电影，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是Мексиканец（《墨西哥人》），老师准备了对话脚本，方便我们理解。
“文革”开始前不久，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学校还举办了一场在清华历史上也许是空前绝后的外语文艺晚会，由英语、俄语提高班的同学献演，我和汪同学参加的是一场俄语短剧，内容已经记不清了。杨先生为这场晚会自然付出了许多精力。
“文革”爆发，神州大乱。两年多后传来消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杨先生于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跳楼自杀身亡，年仅３６岁。
温和、善良、睿智的杨先生，人畜无害、风度翩翩、正当壮年的杨先生，就这么从世界上消失了。谁之错？谁之过？谁之罪？
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及研究生培养制度，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机器翻译专业，考试科目除政治外共四门，外语占了两门：第一外语英语，第二外语自选。我自然选了俄语。考试成功，我的命运随之改变，这其中，俄语功莫大焉，杨先生功莫大焉。
１９７９年我在报刊上发表第一个翻译作品“以噪攻噪”，两三百字的科普文章，从俄语译出。四十四年后的２０２３年，我翻译的长篇小说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生活与命运》）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十多万字，也是从俄语译出。所以，就我的职业生涯而言，杨先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早期领路人角色。愿杨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 摘自《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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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崔之清访谈（下）
·崔之清·卢元伟·梅雪盈·
（上接zk２５０４a）
卢元伟：学校本部也出现大字报了吗？
崔之清：对。学校里有理科的学生，还有外文系的学生，他们也写大字报，不仅批评匡亚明，还批评学校党委。因为溧阳分校贴大字报比他们早一点，所以我们这些人回南大的时候，就自我感觉有点象革命先锋，有些自我膨胀，哈哈……。第二天全校开大会批判匡亚明，溧阳分校的代表还上去发言。
这个时候省委开始派工作队进驻南大。工作队的队长叫做彭冲，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另外还有三个副队长，一个叫梁辑卿，一个叫吴大胜，一个叫杜方平。后来这三个人都卷到“文化大革命”里去了，变成了“好派”和“屁派”的后台。工作队的一般成员则是从省级机关、南京军区抽调的干部。他们来了以后就被分派到各个系去。我们溧阳分校也进驻了工作队，都是解放军干部，组长是赵复华。此人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是某军事学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能言善辩，很有水平。
卢元伟：省委工作队到南大时，匡亚明已经不是党委书记了吧？
崔之清：不是了。工作队来了以后，彭冲兼南大党委书记。匡亚明这时已经被看管起来了。中文系第一批写大字报的那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分队看管他。６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就是专指南京大学匡亚明的，他是继北大陆平之后第二个被中央点名的大学校长。
卢元伟：那么打倒匡校长是中央的决定？
崔之清：当时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和匡亚明共事过，可能与匡关系不好，现在乘机报复。康生告诉江苏省委，说匡亚明这个人很坏。江苏省委为了保自己，也为了表示积极拥护“文化大革命”，需要抛出一些人作批判的靶子，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抛出几个人了，什么艺术家呀、学者呀……，包括我们茅先生也算，现在又把匡校长给抛出去了。
当时省委工作队想把群众运动管控起来。他们说南大只有匡亚明一个人是“黑帮”，其余党委一班人都是好的，因此南大“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批判匡亚明，否则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干扰“文革”运动。他们主要是害怕群众运动逐步闹大了，最后会从校党委一直搞到省委去。
另一方面呢，匡亚明搞倒了之后，学生们就没有什么兴趣再搞他了，他们想揪出更多的“黑帮分子”。而学校党委曾经镇压过南大理科写大字报的学生，因此有辫子可抓。
卢元伟：当时党委也整了理科学生吗？
崔之清：他们整了写大字报的理科学生。那也不是匡校长要他们整的，是他们自己搞的。学生们认为，你们党委是一个集体，难道就匡校长一个人是“黑帮”，党委其他人就都是好的吗？好不好要拿出来检验嘛！党委不能自己说自己没有问题，那样群众怎么能够相信呢？
卢元伟：那么溧阳分校的文科学生回来以后，就和本部的理科学生结合在一起来批判学校党委了。
崔之清：不对。溧阳分校回来的学生很快被省委工作队控制住了。工作队告诉我们，南大党委没有问题，主要目标是批判匡校长。结果造成了溧阳分校学生和本部学生的尖锐对立。
卢元伟：您不是说刚回来时同学们还相互拥抱吗？
崔之清：到后来情况不对了。因为本部的学生不听工作队的指示，开始批判学校党委。更有学生认为工作队包庇党委，贴了工作队的大字报。工作队就分头做师生们的工作，其中溧阳分校师生是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力量。赵复华等组织我们写大字报，去反击校本部那些主张批判校党委及工作队的少数师生。
卢元伟：就是说在对学校党委的态度上，溧阳分校学生和本部学生发生了对立。
崔之清：也不是全部的本部学生。那些积极主张批判校党委的本部学生中，有数学系五年级的学生，简称“数五”；还有“法四２２人”，就是外文系法语专业四年级的２２个学生。他们不仅坚决批校党委，也对工作队不满。
另外还有一个人，当时是生物系的实验员，叫李太平。他够胆大的，当时竟敢直接批江苏省委。他写大字报，一个礼拜贴一张，每张只有几十个字，质问为什么新街口有孙中山的像没有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新华日报》报头没有“毛主席语录”专栏？为什么……？就凭这些现象，他就认为省委有问题，他就要批判省委。然后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就写大字报批他，说什么“李太平？不太平！”哈哈……。
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一开始都是很团结的，就是听工作队的安排，根据工作队的策划写大字报反击“数五”和“法四”的那些同学。后来我们班贴大字报的１３个人，主要是我，对工作队产生了怀疑心理，觉得我们被利用了。
卢元伟：就是开始认为工作队领导“文革”的做法有问题？
崔之清：我们开始发现工作队在有意识地利用我们这些学生来整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例如每次找我们开会，动员我们写大字报，他们都要向我们口授大字报的提纲，我们按照提纲将大字报写出来之后，再交给工作队审查修改，然后才抄写贴出来，目的就是整“法四”、“数五”的学生。这样次数多了我就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另外我觉得“法四”和“数五”的同学，也和我们在溧阳分校的情况差不多，如果我在本部，说不定我也会参与他们的队伍。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觉得我们跟着工作队整人家，要把人家搞成“阶级敌人”，实在是于心有愧。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消极，工作队叫我搞什么，我就找一个借口躲避。
卢元伟：原来溧阳分校内部的左、右派学生现在在工作队的引导下是不是就成为一派了？
崔之清：工作队还是比较喜欢那些出身好的左派学生。我的那个党员老乡不久就取得了工作队的信任，成为他们的骨干了。他就来和我讲：“你不愿意参加写大字报，工作队认为你很消极，因此他们对你很怀疑，你应当注意。”他还说：“可能在解决了少数同学反省委及工作队的问题以后，要在同学中清理阶级队伍，你务必要小心，不要被工作队列入清理的对象！”
我说：“工作队这样搞干什么呢？本部那些同学要揭批校党委，还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反而要整他们呢？而且都是同学搞同学，这和中央精神并不符合嘛。”
他说：“学校党委没有错误。”
我说：“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你工作队才来几天，怎么知道党委的情况啊？党委有没有问题应该先揭发嘛！把材料拿出来让全校师生来鉴别，比如每一次党委开会的记录都应该公布出来，在重大的决策问题上谁怎样表态的，谁干什么了，都把它弄清楚，这样师生们就可以通过鉴别和比较来给党委及其成员定性。现在工作队刚进校，什么材料都没有交给群众，具体的情况大家都不清楚，你就说党委没有问题，难免被有些同学质疑为捂盖子。”
梅雪盈：崔老师，这个时候你们是在公开辩论吗？
崔之清：那倒不是，这是我跟我那个党员老乡两个人私下里聊天。我们之间比较信任，可以说一些知心话。
他说：“你这个思想很危险，你出身又不好，工作队要抓你的小辫子是很容易的。”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给你指一条路。”
我说：“什么路啊？”
他说：“我去跟工作队讲一下，让你到溧阳分校去看守桃园。”
那个时节溧阳分校的桃子成熟了，周边的少数农民经常去偷桃子，所以学校里需要派我们同学去值班，看守桃园。
后来我想想这个办法挺好。我并不想听从工作队的指使去参与整人，但是我如果不听从工作队的指使，他们又会认为我革命意志动摇，恐怕以后会成为被整的对象。如果我去溧阳分校看桃子，就可以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以躲避两难的选择。于是我就到溧阳分校看了十来天桃子。这样推算起来，看桃子是７月上旬的事。
回顾前一阶段的经历，一开始我们跟着工作队批判本部的少数同学，我还是蛮来劲的，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头了。工作队指使我们把那些批评学校党委、工作队和省委的大字报的标题和作者都给记录下来。这就是抄人家的黑名单啦。后来在赵复华的策划下，以我们溧阳分校的学生为主，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拥护工作队的大游行，游行队伍走到“数五”、“法四”宿舍的时候还高呼口号，大意就是“揪出牛鬼蛇神！”呀之类。这些举措引发了学生们更激烈的抗争，当时学校里闹得很厉害。而且工作组越是这样镇压那些学生，学生中同情他们的人就越多。工作队的威信渐渐低落。
实际上我们不少人心里都觉得省委工作队的大方向有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应该指向那些党内的走资派，这些学生又不是党内的走资派。工作队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说那些反对工作队的同学就是“牛鬼蛇神”。我们则觉得这些人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学校党委。工作队还说教授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权威”，一天到晚都在谋划着如何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但是我们天天与他们接触，并不觉得他们真有那么大的野心，也不觉得他们会对党和国家构成什么威胁。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不会出现在学生中间，也不会出现在教授中间，因为他们手里没有任何权力。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只可能出现在那些掌握权力的党政干部中间。所以批判的矛头应当始终对准有权力的党委中的走资派。
卢元伟：崔老师，这是您个人的想法还是一种普遍的认识？
崔之清：这是我们原来在溧阳一起写大字报的１３个人后来私下里讨论的看法。
卢元伟：那么当时整个溧阳分校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崔之清：当时整体上还是绝对听从工作组的。整个溧阳分校开始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少，我们这１３个人算是比较早地对工作队产生怀疑的群体。当我从溧阳果园值完班回到南大的时候，７月２０日左右，工作队已经把反对派学生镇压下去了，转而批判匡校长和那些知名教授。我们１３人对此根本没有兴趣，私下议论更多了，共识也不断增多。我们认为工作队整那些教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工作队把矛头指向学生和教授，不符合中央的文件精神。
梅雪盈：崔老师，你们那个时候讨论这些问题会不会感到很害怕？
崔之清：我们都是私下谈，有时候到玄武湖。我们１３个人中有３到５个人是比较知心的，也是这个群体的中坚分子。
梅雪盈：您说的“中坚分子”包括那些人？
崔之清：我一个，还有我们原来在南通的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叫做Z君的。我们几个先聊，然后再分别和其他同学聊，最后再去找H，请他谈看法。他的判断基本上和我们差不多。
其实我回校以后，工作队虽然控制着局面，但消极和怀疑的同学更多了。“文革”相当冷清，工作队员们的士气普遍下降，溧阳分校的同学半数都缺乏积极性。这样，我们的压力就大为减轻了。
大概是到了８月１日晚上，有一个标题为“北京来电”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陈伯达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派工作队是错误的，还说工作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都是这样。而且这张大字报还附贴上了一张北京来的油印传单。很快，这张大字报被有心人士覆盖了。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全校师生对此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１３个人也立即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消息的可信度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个消息是可信的，工作队的方向肯定错了。因此，我们准备采取的立场是：第一、不再参加工作队整“法四”和“数五”同学的事情。第二、大家回去整理一下工作队过去给我们讲话的记录稿，我们要保存好材料。我们是学历史的，知道这是原始资料。第三、看来学校的局势要发生重大变化，不过我们这些人出身都不大好，要是冲在前面的话，就得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只能暂时保持中立。
所以后来工作队和班干部喊我们开会，我们都不去。这时候工作队的士气也急剧低落，有的工作队员就自行离开南大了。溧阳分校那些紧跟工作队的积极分子们这时候也进退失据，人心散乱。
卢元伟：“北京来电”公布以后，整个局势对反对派是非常有利的。
崔之清：对，学校的局势迅速逆转。那些保党委的，保工作队的，保省委的，特别是溧阳分校的左派同学的气势严重受挫，他们就宣称所谓“北京来电”是造谣。而那些反工作队的同学则士气大振。而且那时候北京已经出现了第一批红卫兵，南大的学生也迅速跟进，立即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第一批成员一共３６个人。
卢元伟：这个主要是理科生……
崔之清：主要是理科和外文系的学生，溧阳分校一个也没有。这些人全部都是“红五类”。“红色造反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写明了参加者的姓名、家庭出身、所属院系、住在哪个宿舍等等。他们都是遭到工作队打压的反对派骨干，这个时候就表态要坚决、彻底地批判工作队的路线错误。
卢元伟：“红色造反队”的领袖是什么人？
崔之清：“红色造反队”的领袖叫做文凤来，当时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教师。他是东北人，中共党员，革命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外办工作，职务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辅导员。他此前贴大字报揭露了学校党委内部的很多问题，什么搞特殊化呀之类的。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党委的什么内幕，他敢于站出来揭露，学生们就拥戴他了。
卢元伟：他就当了第一批造反派的头。
崔之清：对，大家都拥护他。学生们还是希望有干部、教师领导他们与工作队抗争。
卢元伟：那么当初溧阳分校的学生在工作队的授意下冲击过本部的反对派学生，这些造反派组织起来后，有没有回敬溧阳分校的学生？
崔之清：没有，这时候他们力量还不是很大。
卢元伟：哦，他们还是属于一小部分。
崔之清：不过我发现中立的人越来越多，工作队的压倒性优势没有了。被他们整过的学生都乘机组织起来，掀起新一轮揭批工作队的高潮。工作队呢，这时候也不敢再整学生了，而且也没有办法再整下去了，所以就转入消极防御。不过，溧阳分校还是没有一支力量公开地站在他们造反派那边。
卢元伟：溧阳分校没有人公开站在造反派那边，就是保持中立态度啦。
崔之清：当时溧阳分校学生中的骨干力量还是支持工作队的。那些出身好的、受到工作队重用的人，基本上还是保工作队的。他们还在与造反派进行大辩论，打大字报战。多数同学则比较消极，当逍遥派，成天就是看看大字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们１３人认为“红色造反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敢有所行动，怕运动矛头又搞到我们的头上来。
卢元伟：那“红色造反队”的人是不是也对学校党委进行批判呢？
崔之清：不再批判学校党委了，他们的目标已经集中到省委工作队身上了。“红色造反队”说工作队的方向路线错了，就开始批判彭冲，批判工作队，还有人批判溧阳分校的工作组组长赵复华。
卢元伟：也就是说造反派的那些学生现在把矛头指向工作队了。
崔之清：对。
卢元伟：那学校党委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崔之清：党委这个时候早已经靠边站了。省委工作队一来，学校领导为了躲避运动，早就把权力交给工作队了。
卢元伟：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时学校里的几股势力，造反派算一派，工作队和支持工作队的学生算一派，另外还有溧阳分校大部分学生算是中立的一派？
崔之清：当时派性的划分不是这样绝对的。溧阳分校的同学基本上还是站在工作队一边，至少表面上还没有发生分化。另外本部同学中也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工作队的。但是明确支持工作队的人越来越少，保持中立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人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就是对工作队有不满情绪，但是不敢公开表露出来，不敢站出来批判工作队。当时敢于公开站出来造反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记得每当有人报名参加“红色造反队”时，他们都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其姓名和其他情况。我们通过这些可以看出他们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但是扩大的速度非常缓慢，后来大体发展到七、八十个人。这时候双方决定举行一个公开的辩论。
卢元伟：您说的“双方”是指工作队和造反派吗？
崔之清：不，是支持工作队的学生和那些造反派的学生。
卢元伟：就是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辩论。
崔之清：对。不过造反派这个时候也很发愁，他们指责工作队有意整学生，大方向错了，但是却找不到有力的材料作为论据。
卢元伟：您刚才说溧阳分校的人手里有材料呀？
崔之清：就是呀，我们手里有材料。所以我们１３个人就开会商量近期的行动。我在会上发言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１３个人有事情做了。我们可以公布我们手上掌握的工作队的材料，提供给全校师生评判。不过为了稳妥谨慎起见，我们只公布工作队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我们不加评点，也不要表态站在哪一边。”大家一致赞同我的提议。于是我们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大字报，一共用了３５张大白纸，题目叫做《我们所知道的溧阳分校工作队的言论（第一辑）》，内容都是工作队成员的讲话记录，有时间、地点、讲话人、内容等等。这个大字报一贴出来，整个校园引起轰动啊，抄大字报的人多得不得了，哈哈……。
卢元伟：那实际上也就是帮了造反派的忙啦。
崔之清：对。
卢元伟：这下子工作队被动了。
崔之清：大字报的最后有我们１３个人的签名，并写明了我们的宿舍房号。于是，到我们宿舍来串联的人络绎不绝啊，什么“数五”呀、“法四”呀都来了，宿舍里到处都是人，乱哄哄的，哈哈……。
后来要举行辩论，大家要我发言。我就代表我们１３个人发言。我当时就根据材料进行了分析论证，明确指出工作队对“数五”和“法四”的所作所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围剿行动。下面就有人骂我是地主的狗崽子，要把我拖下台来。多数同学不同意，他们热烈鼓掌，要我继续发言。
卢元伟：崔老师，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已经从溧阳分校那一派学生中分离出去了，有点支持造反派了。
崔之清：不是“有点”，就是公开支持了。
卢元伟：所以溧阳分校那些坚决支持工作队的人不让你讲话。
崔之清：对，他们是我们隔壁政治系的。他们说我们出身不好。
卢元伟：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你们１３个人已经也是造反派了？
崔之清：对，实际上是，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加入。
卢元伟：那溧阳分校的其他人有没有加入造反派呢？
崔之清：其他人也有零零星星加入的，但是人数比较少。
卢元伟：造反派组织最初成立的时候，溧阳分校的人一个也没有。然后就是零零星星地加入，你们１３个人，还有其他的人……
崔之清：我们并没有参加造反派组织，似乎分校同学也没有群体性地加入。
梅雪盈：我不大明白，为什么你们起来造反了，却又没有加入造反派组织？
崔之清：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啊，“红色造反队”不大想吸收我们，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参加进去，就把他们的组织搞得不纯洁了。
卢元伟：但是后来也接收了吧？
崔之清：后来我们加入造反派组织是到已经很开放的时候了。通过这个插曲呢，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似乎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的事情。在当时，造反派组织和我们都必须很小心地保护自己。我们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已经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参加造反派组织得要看合适的时机。而造反派当时的政治合法性完全在于其组织成员的阶级纯洁性，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指责，他们自身就很难继续存在下去。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谨慎。
卢元伟：不过你们当时认为跟对了政策。
崔之清：对。我们认为这次不会有太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当时都是年轻人，终归比较富于理想和激情，都想积极参与这个“文化大革命”，总想在这个中间得到锻炼嘛！加上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总是比较尊重史实的，比较实事求是的。当时北京的讯息比较多，比如当时北京高校的工作队已经被勒令向造反派作检查了，但江苏省委工作队还试图向我们封锁消息，这哪里封锁得住啊？而且他们还公然撒谎，明明是他们在背后策划和推动围剿反对派的，就是所谓“挑动学生斗学生”啦，但是他们后来却死不认账，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我们当然看不下去了，我们亲身的经历就是见证。
所以我们公布了第一批材料之后，校园里像引爆了原子弹一样。他们“法四”和“数五”的人都来联络我们，希望寻求更多的内幕。
卢元伟：那么在那天的辩论中，工作队这边，或者说溧阳分校这边的人处于下风。
崔之清：那天也没有看出什么上风、下风。反正就是双方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没有打架。
卢元伟：就是和平辩论。那之后呢？
崔之清：他们宣称要揪斗我，不过没有采取行动。他们知道形势已经大变了，他们的后台工作队也自身难保，因此只能搞点口头威胁。不过我们也不再象运动开始时那样恐惧怕事了。包括后来回到宿舍，我们班的那些左派们看到我眼睛瞪着，也就拉倒了。
接着，北京又传来中央下令从高校撤出工作队的消息。于是省委工作队在南大成了多数师生的批判对象，造反派就在酝酿发起驱逐工作队的动作，保守派则要挽留工作队，双方激烈争辩，大打大字报、大标语战。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群体开始成形。
按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也在部署从江苏各高校撤出工作队，南大的工作队计划在８月２７日撤走。大约在工作队撤出的前三天，消息就传出来了。“红色造反队”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将工作队堵在校园里，不给他们走，要他们向南大师生作彻底检查，并且向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道歉。而那些保工作队的同学也动员起来，准备热烈欢送工作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其各层级领导都是原来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他们统一佩带红底黑字的袖章，还制作了很多旗帜，显得声势浩大，组织严密，言行规范，号令统一。大家都知道这是江苏省委和工作队刻意打造的“革命组织”，其任务是拥戴和支持省委，遏阻南大造反派力量的发展，阻碍和干扰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省委。“红旗战斗队”一亮相，就被造反派指称为“老保”、“黑字兵”。
当时还有很多人因不能参加“红色造反队”，就想酝酿成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数五”的学生张建山此前已经参加了“红色造反队”，而且是“红色造反队”的骨干，不过他认为“红色造反队”的人过于狭隘和偏执，也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政治立场更加灵活、包容性更加广泛的造反派组织，于是就通知各系熟悉的同学前往“数五”学生宿舍开会商讨。大约在８月２４或２５日，各个系的同学代表如约前往“数五”宿舍。我作为历史系的代表也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他们“红色造反队”只要那些出身好的人，门槛太高，我们应该另外建立一个新的造反派组织，把那些出身不是“红五类”的学生也吸纳进来。这个时候张建山就说：“我们‘数五’班的辅导员曾邦元曾老师水平很高，是我们的参谋，下面我们就请他讲话！”于是曾邦元就出来亮相了。后来曾帮元是南京“屁派”的头。
卢元伟：您说的是什么派？
崔之清：“屁派”。“文革”时期南京主要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个是“好派”，一个是“屁派”。这种派性划分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造反派向江苏省委夺权有关。当时围绕夺权问题，一个说“好得很”，一个说“好个屁”，就分成两派了。不过这是后面的事情，一开始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就是造工作队和江苏省委的反。
卢元伟：哦，曾邦元后来是“屁派”的头。
崔之清：这时候大家还是一致的。曾邦元当时给那些前来串联的学生代表讲话，他说得比较圆滑：第一，我们的矛头不要指向省委，而是指向工作队。第二，对工作队如何定性，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统一口径，就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另外，我们目前没有证据打倒彭冲，你们不要说彭冲是阶级敌人，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还是要写“彭冲同志”。第三，我们暂时不要叫什么组织，因为成立组织需要经过上面批准，现在中央同意可以进行串联，我们这个就叫做“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因为我们准备在８月２７日举行游行示威。
卢元伟：“红总”和“八·二七”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崔之清：不是，所谓“红总”是南大“红色造反队”后来搞起来的全省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现在还没有成立。现在“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是一个比较庞大的造反派组织，与“红色造反队”有着同盟关系。“红旗战斗队”则是保守派组织。这些群众组织的成员都是南大师生，与社会上并没有联系。
卢元伟：也就是说当时很多同学都想参加红卫兵，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色造反队”排斥，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叫做“八·二七革命串联会”。
崔之清：对。“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人数很多，人气也旺，盖过了“红色造反队”。“八·二七”里面也有一些出身好的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八·二七”，是因为不服气“红色造反队”的那些人，他们也想当头。当时曾邦元就讲，“红色造反队”太左，“红旗战斗队”太右，我们“八·二七”就是在正中间，不左也不右。他还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组织，我们不要公开地支持谁，哪个不对我们就批评谁。
“八·二七”成立的时候，我是作为历史系代表去的。我当时就看出来曾邦元这个人有野心，想当我们的头，因此我对他就不大看得起。而且他为“八·二七”定的调子，要不左也不右，各方面都不得罪，这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于是我就站起来提出质疑。
我说：“曾老师刚才讲的都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去做是很难的。如果‘造反队’要是输掉了，我们‘八·二七’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在‘造反队’和‘红旗’之间搞中立是不对的，我们从根本上还是应该和‘造反队’站在一起。我很佩服他们那些人，我们没有他们那个胆子。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不要‘红旗’也打五十板，‘造反队’也打五十板，这样不对。我们与‘红旗’的分歧是‘革’与‘保’的争议，与‘造反队’的分歧只不过是造反派内部的策略上的差异，这两个分歧的性质完全不同。”
我这么一讲，他也没有说什么。
我们原来准备在８月２７日举行游行示威，阻止工作队离校。后来又一想，你不给他走，摆在这个地方也是个麻烦，当时学校里已经乱了，哪个有时间去管他们啊？而且撤出工作队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应该服从啊。所以到那一天，“八·二七”就突然改变态度了，不是堵工作队，而是赶工作队，大家敲着饭盆将工作队赶出南大。其实工作队员们此前也跑得差不多了。当时其他各个学校都这样送走了工作队。
卢元伟：工作队离开南大以后，南大的“文革”是如何发展的？
崔之清：简单说来，一直到１９６６年底和１９６７年初，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都保持着同盟关系，一致对抗“红旗战斗队”。不过“红色造反队”后来跑到南京的一些工厂里去串连，帮助工人们拉起了一个“江苏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后来又将各个高校观点相同的学生组织吸收进去，建立了“红总”。南大的“红旗战斗队”呢，也在省委的支持下走上社会，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我们“八·二七”是南大内部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当时没有到工厂里面去串连，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因而在１９６６年冬，南京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是“红总”和“赤卫队”。
到了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江苏的造反派也联合起来向江苏省委夺权。江苏省委倒台以后，“红旗战斗队”和“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就彻底瓦解了。这样原来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对立就不存在了。不过后来围绕“一·二六夺权”问题，南大的“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认为夺权“好得很”，一个认为夺权“好个屁”，这样就分成“好派”和“屁派”啦。而且后来“工总”内部也发生分裂，少数派就和“八·二七”搞在一起了，叫做“老工总”。多数派则继续与“红色造反队”保持结合，成立了一个“新工总”。此后南京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省的群众派性斗争，主要在“红总”和“八·二七”之间展开。
以上这个分析和描述当然是十分概要的。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各派群众组织的力量是如何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导致这些分化组合的诱因有哪些，以及１９６７年１月以后南大“文革”的曲折发展，我们就需要另外再找时间详谈了。
注释
〔１〕“抗大”全称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是延安时期中共培养干部的学校。
〔２〕周扬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３〕在１９５０年代，中共为了达到改造大学的目的，有意识地鼓励一批年轻的党员干部报考大学，这些人被称为“调干生”。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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