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清·卢元伟·梅雪盈：亲历文革——崔之清访谈（上）
周 普：顾毓珍教授之死
尚晓援：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萧 象：文革陶铸的政治困境及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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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七期（zk2504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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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四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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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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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崔之清访谈（上） 崔之清·卢元伟·梅雪盈
【亡灵祭坛】 顾毓珍教授之死 周 普
【往事非烟】 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尚晓援
【乱世官场】 文革陶铸的政治困境及其下台 萧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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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崔之清访谈（上）
·崔之清·卢元伟·梅雪盈·
访谈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文科楼二楼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访谈对象：崔之清教授
访谈者：卢元伟、梅雪盈
〔崔之清：南大历史系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海研会常务理事等职。“文革”爆发时是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梅雪盈：崔老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从您进入南大以后开始吧。
崔之清：我是１９６２年入校的。到了１９６４年的１０月份，我们班就到江苏省海安县的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带领我们下去的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斯维华。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一开始并不是作为工作队的正式成员下去的，而是叫我随队到农村去参加劳动。一直到１９６５年的春天，那时候“二十三条”下来了，组织上才批准我参加工作队，叫我到驻扎在海安县胡集公社谢河大队的工作队搞文字材料。我们一直到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份才返回学校，在那里搞了一年。
回来以后不久，当时我们的校长匡亚明就召开全校大会，他在大会上问大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教育怎么办？”然后他就提出要学习“抗大”〔１〕，就是当年延安的那个“抗大”。怎么学呢？就是到溧阳果园去办一个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把所有的文科院系都搬到那里去，实行“半工半读”。
溧阳果园离南京大约有９０公里，在现在的宁杭高速公路边上，当时那还只是一条沙石公路。我们是１９６６年２月份去的。本来叫我们打背包步行走到溧阳，但是很多同学走到了中山门就走不动了，后来学校就用车子把我们送到了溧阳果园。到了溧阳果园以后，我们暂时借住在农民家里。当地的老百姓生活是很艰苦的，那里的房子都是草房、土墙。住下来以后我们就在那里劳动建校，建造校舍。当时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打通合并，按年级分成６２大队，６３大队，６４大队，６５大队。我们是６２大队的。
参加建校劳动时有一点比较好，就是能够吃饱饭。大家每天劳动都有任务，体力消耗比较大，能够吃饱饭大家还是比较满意的。菜不太好，几乎没有肉吃，但饭可以吃饱。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大学生的粮食定量是三十六斤米，对我们来说能够把饭吃饱就很好了。
建校劳动期间什么课都不上了，不过有时候有一些政治学习。其实我们１９６５年秋冬从海安农村“四清”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文革”的预兆了。当时姚文元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戚本禹呢就批判罗尔纲关于李秀成的评价。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当时就认为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读历史。
当时毛泽东号召我们要“不断革命”，要“狠抓阶级斗争”，对外要坚持反对“美帝”和“苏修”。我们１９６２年进校以后，正碰上中苏论战高潮，中共发表了“九评”，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我们是很正统的马列主义。当时的宣传学习资料还分析了“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修正主义”，大概的结论就是赫鲁晓夫他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腐朽变质了，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我们当时笃信毛泽东的判断，相信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也有，搞“社教”和“四清”就是要揪出混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所以我们下去搞“四清”的时候目标很明确，就是整那些“四不清”干部，从生产队里面的队长、会计，到大队、公社的基层干部。我们下去以后他们全部都靠边站，由工作队组织一些非常纯洁的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贫下中农小组”，这些“贫下中农小组”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过去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全部给拿过来，然后就每天组织群众开会，揭发那些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
“四清”搞到１９６５年初，毛泽东又有了新的看法。他怀疑自己身边有赫鲁晓夫。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仅在下边，不仅仅在基层，不仅仅在农村，上边也有；还说这些人有时候就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所以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已经具备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他使我们这些人相信，既然中国要搞共产主义，就要把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掉。所谓“继续革命”，就是说过去是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命，要推翻三座大山；现在则要开始革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的命了。具体到我们文教、学术领域，当时就是要批判一些老专家，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
我们系的茅家琦先生在此之前也参与了关于李秀成个人评价问题的学术争论。他当时是我们历史系的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年纪很轻。他写了一篇《论李秀成》的论文寄给《文汇报》。起初《文汇报》并没有打算发表这篇论文，可能是编辑部不赞同这篇论文的观点。到后来为了组织论战，他们有意识地把茅先生的这篇文章登载出来，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箭靶，为“左派”们提供一个批判对象。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表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动作，是刻意设计的政治陷阱。
客观而论，茅先生的文章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认为李秀成不是叛徒，而是一个有污点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个评价尺度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茅先生很快就受到了批判。江苏省委和学校有关部门组织人批判他，江苏的许多报纸杂志都点了他的名，他的党政工作和教学工作都被停止了。他是南京大学和整个江苏省较早受到批判的学者之一。
不过这种批判在我们班基本上没有搞起来。因为我们班同学对茅先生的印象很好，而且大家觉得那篇文章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是采用很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来评价李秀成的历史功过的。所以学生们对批判茅先生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大家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很霸道，他批《海瑞罢官》相当蛮横武断，还很牵强附会地把历史与现实硬扯在一起。比如《海》剧里说到海瑞“退田”，姚文元就说是吴晗有意鼓吹农民分田单干；再比如那里面说海瑞要给被冤枉的人“平冤狱”，姚文元就说吴晗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他的目的显然在于为那些解放以后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我们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就是恶意构陷吴晗，利用学术批判整人。他的那些观点简直就是强词夺理、胡说八道！戚本禹的文章大家也不同意。我们觉得戚本禹的文章写得比较尖刻，会钻空子，有点无限上纲。
所以尽管当时报刊杂志上的批判运动声势浩大，实际上在学术与文化领域，在高等院校内部，尤其在一般学生的内心并没有太大触动。理科的学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整天就是搞他们的专业。文科的学生呢，像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学历史的，历史要讲历史主义，历史评价要讲“两点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承认李秀成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过李秀成又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他。我们认为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代人好像不够实事求是。我记得当时我们班在讨论《海瑞罢官》与李秀成问题的时候，只有两个同学比较左，支持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其余３０个人（我们班一共有３２个同学）基本上不支持他们。我们系的老师们也基本上不支持他们。
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就叫“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这两篇批判文章就是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啦。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文章出笼的背景，只是出于学术争论的思考，觉得姚、戚的文章不对头。后来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把我们茅先生也拖出来了，我们就更不能够接受了。不过运动之初茅先生虽然受到点名批判，还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冲击，比如说给他戴高帽子之类。不久我们就到溧阳分校去劳动建校了。
到溧阳分校之后，大家天天劳动。比如我们６２大队的劳动任务，是在离我们分校４０多里路的采石场里挖掘和搬运石头，为学校建造房屋提供基石。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非常劳累，业务学习基本荒废。
卢元伟：崔老师，那就是说１９６６年２月份之后您就到溧阳分校参加劳动了？
崔之清：对，那时候就开始劳动了。当时课不上了，不过每天晚上我们自己都抓紧时间看点书。我们一般看两种书：一种书是马列著作；另外就是外语。我当时觉得外语很重要，所以选修了两门外语：第一外语是俄语，第二外语是英语。我的俄语原来学得比较好，当时常常有新华社的文章被翻译成俄语，我就看那个东西。英语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学的是哑巴英语，就是拼命的记单词，看了单词知道中文意思，但是不会读、不会讲。我在劳动空闲之间主要看看外语，这个对我后来考研究生比较有好处，不然恐怕考不取。
卢元伟：我听您讲的意思，好像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到５月“文革”爆发前这段时间，你们就是白天劳动，晚上看看书。这和我们一般印象中那种人人大搞理论学习、大搞革命大批判的热闹景象不太相同，是不是那段时间在学生中间还没有形成很浓厚的关于“文革”的那种氛围？
崔之清：那个时候学校里很少组织理论学习，我们成天就是坐着卡车去工地采石头回来造房子，根本没有时间组织理论学习。
卢元伟：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那个时候南大的政治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虽然当时匡亚明校长说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教育学抗大，但实际上和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紧张氛围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崔之清：不一样。不过当时大家都知道报刊上总是搞批判。那个时候不仅批判到了罗尔纲，还批判到了周扬〔２〕。周扬对《海瑞罢官》也写了一篇文章，署名“方求”。我们看了觉得很实在，不像姚文元那些扣帽子，乱打棍子。不过他的文章后来也受到批判。
周扬和中宣部那些人过去一直是“左派”，老是批判别人的，这次把他们也批判了，所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议论，感觉好像这次批判火力比较猛嘛！当时大家感觉火力最猛的就是《解放军报》，另外还有上海的《文汇报》，这两家报纸相互呼应，发的文章都比较尖锐，批判的调门很高。同时我们还发现《人民日报》当时比较保守。所以大家还感到有点奇怪，怎么这次中央的声音好像有点不一致嘛。后来“文革”爆发了，盖子揭开了，我们才知道当时《解放军报》是林彪控制的，《文汇报》是江青、张春桥控制的，《人民日报》是中宣部控制的，它们之间有矛盾。
当时大家觉得风声比较紧，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会搞成那个样子。我们还认为这依然只是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批判，不过声势更大、涉及领域更广、批判中上纲上线更严而已。当时文、史、哲等各学科领域都有特定的批判对象和议题，显示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性很强的学术批判运动。
卢元伟：也就是说，学生们当时还是认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觉得学术界、理论界的这种批判风气比较浓烈了一些而已。
崔之清：对，大家对“文革”并没有思想与心理准备。我们当时基本上是看客。
卢元伟：就是看热闹。
崔之清：对。但也不是消极地看热闹，而是相当关心批判的议题和参与论争的人物，大家也在讨论和猜测着批判运动的发展方向。不过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文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早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彭真主持的“五人小组”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基本上是按照《二月提纲》的调子来的。但是《解放军报》、《文汇报》对此并不买帐，所以出现了几家报刊不同调的现象。这使我们感到相当困惑和费解，后来才明白这里有所谓“路线斗争”。不久后中共党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就是１９６６年４－５月召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给整肃了。接着，中央通过了一个《五·一六通知》，号召大家开展“文化大革命”。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透过一些蛛丝马迹隐约觉察到中央高层的一些矛盾，至少在１９６５年１月公布《二十三条》的时候我们就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大正常。因为１９６４年我们下去参加“四清”的时候，学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刘少奇还依据这个“经验”重新修订了中央的《后十条》文件，用来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按照“桃园经验”及《后十条》修订案去搞“四清”的。现在中央又颁布了一个《二十三条》，就不提那个《后十条》修订案和“桃园经验”了，要我们按照《二十三条》来重新部署“四清”运动。当时我们就私下议论，好像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上的观点不太一样，对运动的定性似乎有分歧。当然我们都是私下里谈，公开场合是不敢谈的。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央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冲突，也看到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主导了“文革”，成为主流派，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渐渐失势，还有些领导人已经被打倒了，成为所谓“党内走资派”。当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所谓文化和学术批判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
卢元伟：您能就南大的具体情况谈谈“文革”的发动吗？
崔之清：南京大学“文革”的发动，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溧阳分校的所谓“六·二事件”。
卢元伟：就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发生的事情。
崔之清：对。６月２日清晨６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那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正在进行户外活动，因而较早地收听到分校广播站大喇叭里的转播。当时我看到匡亚明校长也站在那里听广播，手背着，神情很专注的样子。我深感北京出了大事，听完广播之后立即回到宿舍，这时同学们还没有起床，我就喊“快起来！快起来！”大家睡眼惺忪地问什么事啊？我就告诉他们，刚才广播里说北大的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北大校长陆平他们都被点名批判了，现在中央肯定了聂元梓他们写的大字报。
后来分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再次转播那个消息，大家都伸长耳朵注意听了。听完后同学们就议论。我对大家说：“看来匡校长对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大多数同学认为我的判断不正确，他们说：“匡校长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作为南京大学的校长，中央要是有这么大的动作，事先肯定会告诉他的，这样他好有所准备呀。”
我说：“他肯定不知道。我看他站在那里听广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要是事先知道了，还听什么广播啊？文件都看过了，听广播还有什么意思！”
歇了一会，刚刚吃过早饭，大家正要去劳动。突然有人跑来说，中文系有大字报出来了，是批匡校长的，说他按照《二月提纲》的调子来搞“文化大革命”，还说南大冷冷清清，天天让学生们干活，也不搞大批判，这是用劳动建校来冲击政治运动。
卢元伟：中文系大字报的写作背景您知道吗？
崔之清：当时中文系写大字报的是６１大队（５年级）的几个同学，匡校长认定其中的一位调干生〔３〕胡才基是大字报的组织策划者。此人原在《黄石日报》工作，是中共党员。
中文系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哲学系、历史系的学生们都相继参与，很多大字报都贴出来了。这个事件使当天的劳动受到冲击，大家都不去干活了，都在那里思考、讨论和行动。我们班同学也在宿舍里自发地讨论写大字报的事。我当时对此没有兴趣，我说该写的人家已经写过了，你再写也写不出什么新鲜内容了。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
不过我们班的同学出身不好的比较多，大家的胆子都比较小，所以他们在写大字报之前首先在那里讨论：匡校长究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个要搞清楚。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你写大字报就应该是善意的；如果是敌我矛盾，那就要彻底批判他。
结果有的人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有的说是敌我矛盾。争论了一番以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说两类矛盾没有搞清楚之前，为了谨慎稳妥起见，我们写大字报的时候不要对匡亚明直呼其名，也不要另外给他戴什么帽子，包括不写“匡亚明同志”，因为称“同志”似乎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写“匡校长”，这样比较稳妥，“校长”是他现任的一个职务， 比较中性，不管将来他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们都很主动。即使定敌我矛盾，我们没有称他为“同志”，表明我们已经与他划清界线了。
他们讨论了好长时间，然后就开始写，由H同学执笔，大字报的标题叫做《政治处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我们到溧阳分校的时候，匡亚明在分校设立了党总支，是分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党总支下设政治部，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劳动与学习》。匡校长亲自起草了一份《溧阳分校政治部的按语》，刊登在《劳动与学习》上。那个按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基本上是由《二月提纲》克隆下来的，和北大校长陆平他们搞的路数差不多。而这里提到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呢？则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路数来的，因而其基调跟《二月提纲》根本不同，当然也就与匡亚明的《政治处按语》相对立。所以我们班部分同学就以《解放军报》社论为准，批评《政治部按语》。大家都知道《政治部按语》是匡校长写的，但他们有意不点匡校长的名，只写《政治部按语》与《解放军报》社论唱反调，避免与匡校长发生正面冲突。
他们写了大概有七、八张大白纸，写好以后拿给我看。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内容，然后对他们说：“这个大字报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现在人家的大字报调子都高得很，我们搞的这个东西恐怕人家看都不要看。”他们争辩说别人看不看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写这个东西就是想表明自己参加批判运动了。
我考进南大之前工作过四年，有一些参加政治运动的经验。我私下考量一下，觉得他们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新意，根本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想借这个大字报出名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将来出了事情你却跑不掉。当时匡亚明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是党委书记，又是党内资历很老的“老革命”，我担心写他的大字报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弄得不好很可能会被打成右派的。而且除了聂元梓等人，过去还没有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而最后能够逃过打击报复的例证。因此我很害怕，当时就不想在那上面签字，想找个借口退避。当我看他们要签字的时候，就刻意跑到浴室去洗澡。我在浴室里呆了一个多钟头，估计他们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去了，我才若无其事地回到宿舍。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英语课本拿到床上去看。哪知道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却过来招呼我在大字报后面签名。
我很诧异：“你们还没有贴出去吗？”
他们说：“就等你签名呢！”
看来他们是非要拖我下水了。
我就在床上说：“那就请你们代我签个名算了。”并且我还批评他们说：“你们搞的那个烂东西，调子那么低，谁要看啊？人家都要看调子高的！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真是书生气！只要以后上头讲一句‘贴大字报错了’，谁也跑不掉！那时候才不会跟你细细讨论什么‘两类矛盾’呢。”
他们就用激将法激我：“老崔你是胆子小不敢签吧？”
我一听，就从床上爬了下来。
后来，听我的一个老乡告诉我，他一直在宿舍门口给我使眼色，意思是不要我签名。那个老乡是我们班唯一的党员，私下里和我关系很好。可是当时我背对着他，根本没有看到他使眼色。于是我就下来签名了。
他们说：“要不要再看看大字报的内容啊？”
我说：“不必了，你们搞的那个烂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在哪里签？”于是，我就在最后一页签上了我的名字。
当时我们班有１３个人签了名，我的名字是最后一个，签的字最大。然后他们就把这份大字报贴出去了。
那一天就不劳动了，师生们都在贴大字报、看大字报。溧阳分校的党政领导见此情景都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匡校长此时在南大校本部，不在溧阳分校，学生们一下子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卢元伟：崔老师我打断一下，您刚才不是说６月２日那天早上，匡校长还在溧阳分校听广播的吗？
崔之清：对，他是在那里听广播的。不过后来他就回南京了。
卢元伟：是他走后学生才开始贴大字报的吗？
崔之清：对。匡校长刚回到南京，就听说学生们贴大字报批判他，他很生气，就又立刻回到溧阳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天我们吃过晚饭，领导上叫我们加班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砖头。我们一边在那里卸砖头，一边就在那里商议，说我们贴的那个大字报没人看，是不是要再写一篇。我说：“要写就写一篇有新意的，否则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１３位写大字报的同学中，有一位叫做S君，他是我们班的才子。他说：“我有一个主意。匡亚明有一次做报告，说一个人要又红又专，要三分红七分专，三分的时间搞政治，看党的文件，七分的时间要搞专业，要把时间调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这个事情来做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红专能够三七开吗？——评匡校长一次关于红专问题讲话’”。
大家纷纷说好。
我问S君：“你有那个报告的记录吗？”
他说：“我有记录，匡校长每次做报告我都有记录。”
我说：“那就好办了，我们可以搞批注，把匡校长的原话拿出来，然后在下面加批注。”
我们正说着话，一块砖头落下来砸在我的脚上，把我的脚背打肿了，同学们就说：“正好，老崔你回去休息，和S君一起把大字报写出来。”于是我们两个就回去了。
S君文笔很好，所以很快就把大字报写好了。我看了看觉得写得不错，就准备找纸头来抄。不过我还是不大放心，就对S君说：“先不要急着抄大字报，我出去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否则万一出了事情不好办！”
我跑到大家贴大字报的那个地方，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匡校长正站在那里读大字报！
匡校长看到我，冲我摆摆手，我就走过去了。匡校长问我：“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我回答说：“我见过，我们历史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呢，一个月就拿１８块钱。”
匡校长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我一听，哎呀，这下惹了大祸了！因为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我赶紧一瘸一拐地跑回去——因为脚背肿了——对S君说：“大字报不能写了，匡校长发火了，说写大字报的都是右派。我们现在已经难逃一劫了，这张大字报要是再贴出来，我们就彻底完了。我们赶紧把这个底稿处理掉吧。”
于是我们两人就把大字报草稿撕碎了扔到窗户外边去。因为是在农村，窗户外边都是很高的杂草，东西扔到外边就找不到了。然后我们就统一口径，说我们回来没有写大字报。
那些劳动回来的人问：“大字报写得怎么样了？”我说：“我们没写，你们出去看看吧。”
他们出去看了以后，回到宿舍时都呆掉了。写大字报的同学心情相当沉重。我说匡校长发火了，恐怕要反右派了。
我那个党员老乡这时候纠集了我们班８个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我们，标题是《这是为什么？》。这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时《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１３个人都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蔫了。那８个写反击大字报的同学就很开心。没写过大字报的同学则比较轻松，他们可以看热闹。
到了夜里１２点，全年级紧急集合。当时有一个叫Q的青年教师，是溧阳分校的党总支委员，后来被任命为我们６２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就到我们这边召集全体同学开会。他一来就给我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１９５７年的情况差不多。然后他叫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去，没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站到左边来。这样，我们无形中就变成右派了。
会议结束后，Q老师要写过匡亚明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们回到宿舍以后都不敢睡觉了，坐在那里一面学习文件，一面考虑如何检讨。那些没有写过大字报的同学现在就写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那些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把我们蚊帐的门口都贴上了大字报，搞得我们想睡觉也没有办法睡，因为不敢把他们的大字报撕掉。当时溧阳分校的蚊子又多，我们遭到蚊虫叮咬，非常受罪。
我是工作过的，有经历政治运动的经验，因此我只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纲，不写文字检查材料，准备口头检讨。我知道写了文字的东西，以后就会摆到我的档案里面，那就会很麻烦。其他同学当时都急于解脱困境，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说法，就在那里认真地写检查。我又不敢劝他们，担心他们会出卖我，引出更多麻烦。
大概到了凌晨两点多钟，那些左派们又来了，一共点了５位同学的名。幸好，我不在其中。为什么没有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签名的，连大字报的内容都没有认真看过。还有一点，就是我那个党员老乡是左派学生的头，他有意要放我一马，所以帮我开脱。这样我当时就稍微安心一点了，估计自己不会被划为右派。
当时班上的左派们认为，我们班最大的右派是主导并执笔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学H。其次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被认为是团干部中的右派。
听到这个消息，H的精神状态很差，几乎要崩溃了。他走过来轻轻对我说：“老崔，你多保重啊！”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他说：“老崔你不知道呀，１９５７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当时我们班有个老师被打成右派，我为这个老师抱打不平，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学校里狠狠地批了一顿，还让我写了检讨。那个检讨就在档案里。现在他们把我揪出来了，我是有前科的呀！我这次肯定要被打成右派了，这辈子算是完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说：“H，你可不能自杀呀，自杀是叛党呀！”然后我就私下对他说：我们南大和北大的情况差不多，其实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你看我不是在自己的学习材料上写了“南大≠北大？”吗？我也想不通啊。说不定我们也会象北大写大字报的人一样，最后会翻身的。我还劝他说“好死不如赖活”，希望他要坚持住。
哪知道这番话惹出事来了。大概一个小时后，我那个党员老乡把我叫到宿舍外边悄悄告诉我，H把我对他说的话报告党支部了，党支部马上要采取行动，叫我赶紧回去处理！我赶紧回到宿舍，把那个写了“南大≠北大？”的学习材料本塞进了暖水瓶里，免得被抓到证据。
不一会，我们班的几个积极分子来了，冲着我喝问道：“崔之清，你的学习材料在哪里啊？”然后他们就到处搜查，把我的胶鞋、枕头套子等都搜了一遍，结果没有搜到，我的那些学习材料都让开水泡烂了，连字迹都化掉了，哈哈……。
接着马上开会。本来我是不被点名的，现在把我排到为首的第三位了！他们集中火力批判我，说我非常狡猾，到现在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想蒙混过关。几个和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也翻脸了，猛烈地批判我。我想到自己出身不好，现在又被抓了个现行，这次怕是难过关了。于是我当时表现出一付很痛苦的样子。
卢元伟：这是６月３日凌晨的事情吧？
崔之清：对。后来我又私下去问我那个老乡，我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属于敌我矛盾？我的老乡说，因为没有抓到证据，恐怕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一听是人民内部矛盾，心里安稳多了。然后我就把H告密的事情转告其他挨整的同学。大家都觉得H太不仗义，就联合起来把当初写大字报的责任都推到H身上。不过这样做也没有多大用处，H是第一号“反党分子”，我仍然还是第三号。然后就叫我们劳动。劳动了几天，到了６月５、６日的样子，学校里突然找我们写大字报的人去开会。
卢元伟：是谁出面找的呢？
崔之清：是溧阳分校党总支副书记徐福基。他当时是分校二把手。
卢元伟：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所有写大字报的人都去开会吗？
崔之清：对。徐福基召集我们开会，传达匡校长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热爱党、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就是把矛头搞错了。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你们不是右派，不是反党急先锋。匡校长和南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哎哟，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啊，大家都很感动！当即就有人站起来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实际上我们后来才知道，匡亚明到省里去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省里汇报到了中央，康生听了特别恼火，严厉批评了匡校长，说他整人整得不对。所以匡很快就找到了徐福基，要他传达学校为我们平反的处理意见，说我们属于好人犯错误，学校不予追究，所有问题一风吹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背景情况，所以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那天中午学校食堂还加餐。大家几天来都没有心情吃饱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没有事啦！我那天吃了三大碗米饭。
然后又继续劳动。
大概到６月７、８日的样子，我们正在建筑工地筛沙子，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你们谁写大字报了？”我们不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睬他们。
他们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看起来没精打采的样子。”我说：“你们是哪儿的？”
他们说：“我们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我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呀？匡校长已经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把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罗嗦。”他们见不得要领，就讪讪地走了。
后来晚上召集全体师生开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为然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卢元伟：是在溧阳分校开会的吗？
崔之清：是的，就在我们分校的大饭厅开会，全体师生参加。戴为然就在大会上宣布：匡亚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写大字报不是反党急先锋，而是革命急先锋！我代表省委支持你们！
讲到这里，下面是欢声雷动啊！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什么呢？
当时大家认为自己被整了，心里很不平衡，所以有点想报复原来整我们的人，就要求省委来的人给他们定性。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造反派”、“保守派”的说法，就是希望最好把他们也整一次，这样我们心里才能平衡。
梅雪盈：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你们１３个人中的人吗？
崔之清：我们当时没有讲话，是别人讲的。那时候大家在下面七嘴八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整个会场乱哄哄的。后来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革命大批判，斗争矛头要指向匡亚明，要集中火力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就不要再纠缠了。
大概到了９号，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从南京到溧阳分校来。小轿车一进溧阳分校的门，同学们就把他围起来了。他向我们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是“三反分子”，“反革命黑帮”，对他要彻底揭发批判。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南大党委是好的，与匡亚明不同。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在溧阳坚守阵地，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坚持劳动建校。
听了他的传达以后，同学们议论纷纷。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溧阳分校严重缺水，挖井又挖不出水来，大家洗澡也渐渐困难。另外那个地方晚上蚊子又多。大家都在想这个夏天怎么过呀！
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闹革命！”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大家就要求回校。索毅然说：“你们不能回去，你们必须坚持在溧阳分校闹革命！”人群中就有人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批判谁啊？我们还是回去闹革命！”
又有人说：“怕甚么，我们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索毅然一看控制不住局势了，他就想溜走。同学们就拦住他不给他走，还叫他打电话向上级请示。
卢元伟：听您刚才的讲述，当时学生们在溧阳分校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崔之清：是的。当时大家最觉得头疼的就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我们就用水库里的水。但是我们人很多啊，七七八八加起来有５００多号人，用水量是很大的。如果水库干涸了，那就麻烦了。还有一个就是蚊子，那个地方的蚊子比南京厉害多了。所以谁都不愿意在那个地方呆着，谁愿意呆在农村受蚊虫叮咬呢！都想回去！因此，大家给索部长和学校领导施加压力，坚持要求回南大干革命。
所以当时索毅然来了，大家就不放他走。而且大家扬言要把行李打着，走回南京去。最后南大领导没有办法，从南京军区借了３５辆解放军的大货车，把我们都接回去了。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留守在南大本部的理科学生都在那里欢呼雀，热烈欢迎我们，大家一起握手拥抱啊，哈哈……，当时大家感到有一种战斗友谊。因为就在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的时候，南大本部也发生学生贴大字报的事件。
（未完待续）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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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顾毓珍教授之死
·周 普·
最近，网络上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文理大师顾毓琇的事迹宣染得沸沸扬扬。然而，顾毓琇弟弟顾毓珍教授在“文革”中死于非命，有关他惨死的详情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太多了。《百度·顾毓珍》中也只是语焉不详地提及：“文化大革命中，顾毓珍遭受迫害，于１９６８年７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与打死顾毓珍教授的凶手有过数面之缘，把我知道的情况介绍如下。
那是１９７１年春季，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留在（华东）化工学院参加造窑烧砖的“劳动改造”。除了我们这些“反动学生”之外，还有一些“革命群众”，就是各教研组的教师和各机关的员工。这些“革命群众”也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或者生活作风问题，真正的革命左派都留在教研组和机关单位里面，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下劲头十足地进行着“斗批改”。有次，烧砖的“革命群众”中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圆脸汉子，操着地道的本地口音，他叫朱广宁，是分析化学教研组汪葆浚教授的研究生，刚刚解除了“隔离审查”。他是《红旗兵团》教工支队的骨干，他的问题和顾毓珍教授之死有关。后来我们与朱广宁比较熟络了，就直接问他为何要打死顾毓珍？他倒也毫不掩饰，说之所以要办顾毓珍的专案，原因是顾毓珍有位哥哥顾毓琇，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等高职，是中央统战部的重点工作对象。朱广宁想从顾毓珍口中挖出一些“过硬材料”好直接与中央统战部联系，作为进身之阶。据说，顾毓珍被打得奄奄一息，请求医生救命时，朱广宁冒充医生，用毛巾包住顾毓珍的头和脸，用手电筒假作听诊器给顾毓珍“治疗”！最终，把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活活折磨死了！不久，朱广宁就返回分析化学教研组参加“斗批改”了。又不久，听说朱广宁被抓到提篮桥去蹲监狱了。原来１９７３年８月，顾毓琇夫妇及女儿返回中国大陆访问，受周恩来总理接见，提及乃弟顾毓珍之死时，周回说他自己的亲弟弟也被捕入狱了。
１９７９年我回化工学院读研究生，听汪葆浚教授的研究生倪永年说朱广宁在提篮桥监狱里被犯人打死了。其实，朱广宁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早期的日本留学生，他本人天资聪颖，书也念得很好，借以时日，完全可以成为像他老师汪葆浚教授那样的分析化学专家。可惜他利欲缠身，罔顾良心，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堕落为一名杀人凶手，真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诚是天意！？
◇ 附《维基百科》：顾毓珍（１９０７年３月９日—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字一真，英文名Eugene Chen Koo，男，江苏无锡人，中国化工学家，教育家。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是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会长、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１９３３年回中国后，曾先后担任南京工业试验所任室主任、所长，兼任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校友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教授。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特务”，受到刑讯逼供。被“专案组”连续毒打三天之后，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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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母亲阮季，永远活在我的生命延续中
·尚晓援·
我的母亲阮季，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自缢身亡。从她弃世至今已经４９载过去，即将半个世纪。母亲离世之后，我从来没有为母亲专门写过片纸只字。然而，这么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这却是内心一个未了的情结。
其实，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罹难者中，母亲仅是其中之一，在百度搜索里，她的名字只有和我的父亲尚钺相关联时，才能看到只言片语。但是，每一个母亲，都永远活在她的孩子们的生命延续中。母亲和我血肉相连，母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栩栩如生。母亲离世在我内心留下的创伤，将伴我终生，永无痊愈之日。在父亲，舅舅，老一辈亲人相继去世之后，可以共担这份沉重思念的，只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凌晨，我弟弟尚小卫发出一封邮件，其中写道：
“亲爱的姐妹，你们还记得４０年前的这个凌晨吗？４０年了，我一直以为时间会抹去一切。但是，我错了，我永远忘记不了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那天的一切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一样，随时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谁都不知道，４０年前的这个凌晨，我们的母亲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曾经走到我们床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后来知道，她走了，她选择了离开我们，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想如果人若是有灵魂，那母亲的灵魂始终没有离我们远去。她永远能听到我们的话语，包括看到这封书信。”
母亲不是名人，去世之前，相夫教子的家务颇重，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她从未获得过安静的学术研究条件。她在学术上的建树尚未成熟，家中留下的多是读书笔记和调查记录。如果没有因政治迫害而导致的愤然离世，以母亲的聪慧和她早年在燕京大学所受到的系统训练，焉知母亲不会在后来社会学复兴的年代中，成为颇有建树的学者？
我最早学的是中国经济史，但是后来因为多种机缘，从事社会政策研究，当我翻拣母亲的文稿，发现母亲当年在川西所做的儿童调查问卷和笔记时，真是感觉到冥冥中自有天意：我有意继承父亲历史学研究的衣钵，却无意中踏上了母亲作为先驱者所走过的儿童保护之路。
◇ 在颠沛流离中求学
母亲原名阮怀昫，１９２０年出生于一个客居北平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籍为安徽合肥的阮姓人家。我的姥姥是苏宝琼；姥爷是阮永樨，字性白，他们住在后牛肉湾胡同一号，那是个有五个套院、几十间房子的大宅院。母亲出生的第二年，姥姥便去世了。为了照料子女，姥爷再娶。大革命前夕，北方政局不稳，生活便逐渐困迫起来，房子也越住越小。
在小学中学时，母亲读书很刻苦，成绩优异。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她和她的二哥寄居在他们的舅舅家中，一应开支由舅舅供给，直到进入大学。
母亲参加了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考试，结果，成绩优异，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还都获得了奖学金。在燕京大学，母亲考取了最难考的医学预科，实际这就是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是八年制，三年预科在燕京。
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的母亲（前排中），摄于燕京大学校园里。那几届同学极少，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儿科专家的胡亚美和张金哲。
面对国难，燕京大学的同学当时有两种选择：或是离开北平参加抗战，或是在沦陷区继续学习，当然也有人计划去游击区参加共产党。当时燕京大学的校方还是希望同学们继续学习。母亲回忆，校长司徒雷登根据他的观感，认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最需要的是人才，燕京大学的同学最好完成学业到大后方去。同时，他以为同学们年轻，认识不清楚，很容易因社会的一般黑暗情况而深感失望，如果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到游击区去，则会使中国的情形更为混乱。在这些不同的倾向中，刚刚２０岁出头的母亲十分犹豫。
不过，事态的发展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选择余地。珍珠港事变后，美日宣战，燕京大学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被日本人占领，很多学生和教授被捕，两个月后，母亲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母亲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思想：
“我的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国家多难期间度过的。从“一二九”开始，直到珍珠港事变，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熟知的同学参加革命，而我却直到毕业的那一年，和这些活动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都是以第三者的立场来评论和同情的。”
母亲从小所受的教育使她对政治和党派不感兴趣。她的主要想法是认真学习，埋头苦干，洁身自好。但是，正值多事之秋的中国并没有给母亲留下多少洁身自好的空间。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之后，母亲不得不南下。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为使友校不致停办、学子不致辍学，华西协和大学敞开心扉迎接友校和逃难的师生。同属教会学堂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五所大学在成都华西坝汇集，将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和设备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母亲等几个先来的学生就在华西协和大学借读。在颠沛流离之中，母亲对社会学逐渐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而她读过的《社会学导论》的作者正在这里任教，于是，母亲便转入到社会学专业。
在华西协和大学的半年，母亲参加了成都慈善团体的调查活动。她认为自己很幸运：“这些调查帮助我明白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怎样做研究。”其后，母亲还参加了基督教会主办的边疆服务团。服务团的参加者大多是流亡学生和各大学的教授，分宗教、社会、生物、地质、畜牧五组。当时，任教的教师中有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李安宅，母亲和一些青年朋友常借他的家中开会。
李安宅以训练、研究、服务的口号，号召青年人下乡，参与边疆工作。母亲参加的那个调查组用了两个月徒步旅行，去各山寨考察。母亲看到各阶层的生活，许多过去听到的故事都变成了现实。２０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人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这些落后的农村使母亲对文化教育有了新的看法。
调查回来时，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已经开课，既有沦陷区来的老同学，也有新招的后方学生，还有四川本地人。燕京大学校园中，社团生活非常活跃。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社团比较自由，不受干涉。母亲也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叫Nowel，是圣诞节的意思。母亲在自己的社团中承担了组织社会工作的任务。她看到学校后面的天灯巷里主要住户都是卖破烂的，儿童生活在拥挤脏乱的环境中，于是就以这样的社区为中心，开展工作，锻炼自己。每天下学后，同学们轮流去给孩子们点眼药，发豆代乳，作家庭访问。
开始时，开展工作很困难。儿童的家长对大学生们的行为不理解。他们以为这些大学生是多事。后来因为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被带到医院，看了病吃了药后好了起来，他们因此改变了态度，对大学生越来越欢迎。大学生走过时，孩子们经常喊老师。这更激发了母亲和同学们的热情。由于豆代乳不能长期供给，母亲还发起募捐。在这样的工作中，母亲觉得自己逐渐成熟起来。
因为亲人在重庆遇上麻烦，母亲又来到了重庆。在重庆，母亲在一家《新世界月刊》找了份差事暂时糊口。她的收获就是有空整理了研究结果。母亲说：
“我把边疆的材料整理出一篇《从嘉戎杂居看戎民族社会组织》。因为过去都以为嘉戎无姓，而我这一次考察发现他们的房名相当于汉族的姓。根据这样的组织线索，是可以追求下去的，我以为这是很珍贵的心得。这一篇文章用人类学的功能方法写成，寄给李安宅先生，自己很胆怯，他却很快回信说结构、材料和方法都很好，叫我寄到《边政公论》去，还寄来一封介绍信。这使我增加了信心。”
抗战胜利第二年，燕京大学迁回北平，母亲则在农村过了一个夏天，为边疆工作指导所工作，记录农民的歌谣，还做了一些语言学的记录，收集了大量民歌和故事。边疆工作指导所的经费有限，无法解决生计，正好这时华西协和神学院社会服务处主任到西康去了，母亲便接替了他的职位。
社会服务处的服务区域是成都南门外的贫民区。服务处每天下午施诊，上午给失学儿童开办两个识字班，另外还随时做一些救济工作。母亲到任后的那一个月，发生过两次火警，有一次烧掉２００多户。母亲到受灾区调查以后发现，受灾民众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于是就发动神学院的同学捐助衣服。
母亲不反对宗教，却不愿参加每日三次的祈祷和布道，因此暑假时又去重庆实验救济院。救济院设在乡间，只有数年的历史，是国民政府在重庆时特地设立的，占地３５０亩。院长魏永清是燕京大学校友，母亲入燕京大学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和鼓励。母亲读二年级时，他去美国学神学。他是个农家子弟，由教会资助读完大学，人很热情、爽直，在燕京大学还当了一阵教务长。
母亲在慈善事业中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得到了很大乐趣。在救济院时，救济院长的一位美国同学所在的大学Lindenwood College为中国女生设立了三个奖学金，经此人介绍，母亲得到了这个奖学金。但是那边只管返回的路费，而去的路费则要自备。母亲为了筹措路费，就回到了北平。
此时东北军事局势已经很明显，华北很快就会改变颜色。在北平，她先在女青年会做了一个月的干事，又到天津参加了天津儿童急救会的工作，同时申请中美教育基金会的旅费补助，并准备护照和体格检查。但很快，天津就解放了。出于对新中国的憧憬，她在华北大学第一天招生时便跑去询问了一番，但是对于共产党还是不大了解，又因为必须持介绍信，再加上对团体生活有些恐惧，所以迟疑了许久才去报考，１９４９年五月中旬，她终于入学。
进入华北大学后，母亲得以和父亲尚钺相识，她的生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是，社会学研究和学习在中国很快就被禁止，母亲只好改为研究世界历史。
◇ 甜水井，温馨的记忆
我出生的地方，是鸭儿胡同三号，在北京的后海附近。２００５年，我和姐妹们一起回去过几次，想寻找当年的记忆，但是这里已经变成了旅游区，热闹非凡。鸭儿胡同三号也已被拆，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旧时的痕迹荡然无存。
我从记事起，就住在北京西城区南长街甜水井胡同一号。这是父母苦心为我们经营的一个快乐的小天地。至今，这个小院还是我记忆中一个美好的梦。但是，这个小小的天地很快也被政治风暴摧残得七零八落。
１９５０年代末，父母凑钱在甜水井胡同购买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甜水井胡同的西头紧贴中南海的东墙根，东头就是我家，胡同里一共只有四个院门。我家前后两个跨院。进口是一个当时北京常见的门楼，门前的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当然都是繁体字。门两侧还有两个小小的石墩，好像是两只小小的狮子。一进门楼，是一个小院，向西一拐，便是主院。
我们全家人都住在主院里，北房三间为父母的卧室和父亲的书房兼客厅，西厢房两间为卫生间和厨房，南房三间为餐厅、孩子们与保姆的住房，还有卫生间，一间东厢房暂时无人居住，用作储藏室。
除了甜水井一号，母亲还有一处书房，两个房间，位于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人民大学宿舍内，在红三楼丙组八号。楼下住的是著名党史研究专家胡华。我们都叫他胡华叔叔。他的儿子胡刚是我的小学同学。胡华叔叔可能神经衰弱，那时候母亲晚上在桌子上打字，胡华叔叔都会叫人上楼来阻止，说影响了他的休息。后来，人大的党委书记郭影秋在红三楼丙组四号住了一段时间，他搬走后，我家就住进了四号。直到今天，弟弟全家还住在那里。
尽管母亲从小读书，但也颇会治家。甜水井胡同小小的院子虽然不大，母亲却把它经营得有声有色，乐趣无穷。父亲喜欢种花。在他的书房前，东边是一株毛桃树，西边是一株葡萄和一株丁香。在东厢房的前面，爸爸和妈妈每年种上一些丝瓜、刀豆和苋菜。有一年，丝瓜到了该结的时候，却看不见挂果。妈妈站在一张凳子上仔细看着已经爬到房檐下的丝瓜藤，发现在丝瓜叶的掩盖下有一个丝瓜已经长到小臂般粗大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孙健曾提到当年到甜水井胡同我家做客的情形，连连称赞我家的饭菜好吃，金华火腿炖的冬瓜汤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夫人刘老师还说，从我家回来之后，孙老师大大赞扬我母亲善于持家。
对孩子们来说，甜水井胡同一号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但有一段例外，这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受到最大影响的是母亲。因为妹妹京子是在那个年代出生的，母亲在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本来就营养不够，还要省出自己的口粮给父亲和孩子们吃，结果，母亲浮肿得很厉害。
其实，在甜水井胡同生活的这几年时间，父亲已经危机四伏。他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全国的点名批判，不能发表学术著作，在人民大学也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即使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还能以平常心度之，在惊涛骇浪之中，为父亲和孩子们营造出一个平静的港湾，也真够难为她了。这几年，是父母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后来，父亲对我说：“你不知道甜水井胡同的几年有多么重要，使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恢复和休息。”
甜水井胡同的孩子，都到南长街小学上学，但当时铁一号附近的府学胡同小学是东城区第一中心小学，非常好。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安排我上了府学胡同小学。我在府学胡同小学时，不能每天回到家里，母亲就和我一起住在铁一号的那两间书房里，每周的中间和周末才回到甜水井胡同。
这是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最密切的岁月。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记得当时米票比较紧张，我和母亲开始没有买米证，吃饭的时候，只能买窝头和馒头。后来，母亲要出去参加“四清”运动了，为了安排我的午饭，就花了十斤米票，办了一个米证，又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猪油，让我吃米饭的时候，就用猪油和酱油拌饭吃，说这样很好吃。但是，我第一天就把米证丢了。所以最终也没有吃上猪油拌饭。
◇ １９６８，踏上不归路
父亲和母亲工作的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父亲从建校起就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父亲主持的历史教研室，１９５０年代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这些研究生大多后来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各地很多大学历史系的中坚。
但是，父亲当时并不见容于人大，这有当时大的政治气候所致，也有人大的政治小环境的原因。父母在甜水井胡同一号购房居住的行为，在人大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房子是以母亲的名义购买的，但在人大，父亲还是因此受到了严厉批判，理由是共产党员不该拥有私房。为此，父母被迫把已经购置的、并经过翻盖和装修的甜水井胡同一号卖掉。
尽管如此，人大的很多人还是不依不饶，说是共产党员更不该卖房子。父母被迫把这所已经出售的房子又收回来，再以“献产”的名义，交给北京市政府，由人大的职工居住。我们在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宅，就这样被剥夺了。父母收回已经出售的住房，在退款给购房者时，把这笔房款加上数月的利息一并退还。这位购房者为此十分感动，觉得父母这样厚道的人真是少见。
父亲去世以后，历史学家李新曾经对我讲起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人大党委常委。父亲购置私有住房一事，曾经在党委常委会上讨论，很多人主张因此开除父亲的党籍。李新和另外一位常委坚持说，开除这样一位老同志的党籍务必慎重。
常委会后，李新找到父亲，告诉他必须赶紧把甜水井胡同一号的住房按照要求“献产”。父亲只得被迫把房产“献”出，这样，虽然党籍保住了，但父亲还是受到了党内的纪律处分。在文革中，甜水井胡同一号住宅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最终成为母亲被迫害致死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父亲写信给中组部，希望重新调查有关自己的错案，同时也提出了对私房落实政策的问题。此后，中组部复信，请人大为父亲落实政策，包括私房。父亲去世时，还留下遗嘱，希望人大把非法剥夺我家的私房还给子女。此后，虽然几届校长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阻力依然重重。直到现在，这一处私房也没有归还。
甜水井胡同一号被剥夺，我们全家搬到了铁一号，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当时仍在府学胡同小学上学，后来升入北京五中。在五中时，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老师，叫肖钰。他特别擅长教数学。一天，全校同学外出参加活动，回校时，肖钰老师在班会上说，今天我们的学校发生了重大的敌情，有人书写了“反动标语”。接着，他就带领大家呼喊革命口号。
不幸的是，出于口误，他呼喊革命口号时，误喊成“反动标语”的内容了。当时，他吓得脸煞白，赶紧带领大家又呼喊了多遍革命口号。当时的学生都只有十三四岁，看到老师紧张，觉得很好笑，都说要是追查下来，我们可以为老师作证，确系口误。过了一会，肖钰老师还是很不安，自己离开，自动跑去汇报了。
一会儿，我们就听到校园的大喇叭高声广播，全校紧急集合，到大操场开会。到大操场不久，就听到宣布，扭送现行反革命分子肖钰去公安局。听到这个消息，全班同学都愣住了，怎么也想不通，怎么老师一下子变成现行反革命了？不过，到底是年龄尚小，是非不清，很快，我们就觉悟了：觉得自己可能是阶级斗争的警觉性不高，所以有人呼喊“反动口号”，还是非不辩，以为是口误、居然要给人家做证。
回家以后，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妈妈似乎对我的觉悟不以为然，说：如果他真的是口误呢？这样把人家当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是毁了一个好老师吗？妈妈的态度和其他人真不一样。这件事情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母亲去世时，我正在内蒙古插队，家中的情况不甚了解，母亲自戕的详情，还是家里人告诉我的。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随后殃及全国各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爆发。据统计，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５０多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３０００万。
这年的１２月，人民大学的“清理阶级队伍”也是如火如荼，父亲当然在劫难逃，又被关押受审，在批斗父亲时，母亲还曾被陪斗过。那年，姐姐晓航１７岁、弟弟小卫１３岁、妹妹京子７岁。晓航已定于１２月初去山西农村插队。
母亲的性格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能觉得在运动中受到了人身侮辱，全家可能都要被扫地出门，没有前途，所以绝望了，才毅然做出最后的抉择——在铁一号的家中自缢。
事后晓航回想，在妈妈自戕前一周，有一天家里到处都是敌敌畏的味道，尤其一个紫花碗，特别浓烈。可能那天妈妈就已经尝试过服敌敌畏自戕，但是没有最后下决心。
妈妈自戕之前的一个晚上，和晓航谈到很晚，大意是告诉她将来家里可能就要发生大的变动，没有办法再支持孩子们了。孩子们将来要依靠自己，好好地改造思想，也可以去找西安的大姨等等。晓航那时也不太理解，觉得很困了，想去睡觉。但是妈妈不停地说。一直说到深夜一点多钟，晓航实在支持不住，就睡了。妈妈左思右想，可能犹豫了一夜，才最后决然走上了不归路。
早晨，也就是１２月１５日，孩子们在浴室中发现了妈妈，赶快去找平时认识的人大历史系的大人。当时，没有人马上来抢救妈妈，直到最后，工宣队、军宣队的人终于来了，还来了很多其他的人。家中人来人往，有人竟然趁乱偷走了父亲刚刚发的两百多元工资。
母亲离世以后，工宣队、军宣队也不让爸爸回家。在家的三个孩子很害怕，每天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过了十多天以后，爸爸才被释放，回到家里。
母亲去世之后两个多星期，在内蒙古插队的地方，我接到了母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信时，母亲大概还没有自戕的想法。信中写道，想给我寄一些学习资料。其中用了一句成语：欲速则不达。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回到北京，见到了姐姐晓航，她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形。在那以后的很多年，都有一个情景，反复地在我的梦境中出现：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好在家，母亲的行为被我们发现了，因此，母亲的生命得以挽救，我们没有失去母亲，我幸福得笑出声来。
不过，每次从这样的梦境醒来之后，我都是泪流满面地回到了真实的世界，重新发现了无可挽回的真相。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我在梦中梦到母亲去世了，又梦到梦醒了，母亲去世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幸亏梦醒了……
当我真的从梦中醒来之后，怔忡了好久，不知道哪一个梦是真的，不知道母亲是否真的离世了。后来，我读到庄生梦蝶的故事，想到自己的梦，马上就理解了。
母亲只活到４８岁。因此，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永远是年轻漂亮的。我没有“白发苍苍”的母亲的概念。不过，直到现在，我看到别人能够奉养父母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都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如果我也能够有这样的福分就好了。我的大舅享年８９岁，二舅享年９８岁，他们和我的母亲是同胞兄妹。如果不是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我的母亲很可能也长寿如斯。
现在，我住在新西兰基督城，坐在阳光灿烂的客厅中，看着蓝天、白云和花园中盛开的杜鹃花，心里不禁幻想，如果父亲和母亲仍然健在，他们如果和我在一起，享受这份温馨和宁静，我们的生活该多么美满！
〔作者简介：尚晓援，英国SUSSEX大学发展研究所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的研究，先后在这些领域发表过多篇论文和专著。〕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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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官场】
文革陶铸的政治困境及其下台
·萧 象·
在中共党内陶铸以性格耿直，行为磊落，不怕得罪人，敢于且善于斗争而闻名。延安时毛泽东点评人物，说“陶铸额头上长出两只角，总是到处撞人”，又说“这个人做起事来大刀阔斧，也好放炮，浑身是刺。”（郑笑枫、舒玲《陶铸传》）语带调侃，不无赏识。１９５０年建政之初，广西剿匪工作不力，毛泽东指其“宽大无边”，犯有右倾错误，从武汉调陶铸入桂，代理广西省委书记，主持剿匪工作。陶铸不辱使命，大刀阔斧，宽严相济，剿匪和反霸并举，土改与建政同行，一举扭转被动局面，在规定的半年时限内胜利完成剿匪任务。
剿匪归来，甫返武汉，陶铸再度接领毛泽东指令，南下广东，领导粤省土地改革运动。广东原本有叶剑英、方方主持工作，叶、方根据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的特点，制订的符合本土实际而较为稳妥的土改政策和措施，受到上级领导机关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毛泽东因而批评广东土改“迷失方向”，“一开始就犯了右倾的错误”，并认为广东“搞地方主义”。陶铸根据毛泽东对广东的批评精神，调整思路，以土改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一面努力纠正叶、方的“右倾”错误，一面积极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扎根串联，放手发动群众，在全省轰轰烈烈展开土改运动（郑笑枫、舒玲《陶铸传》），使广东土改步伐很快就赶上了全国节拍。
诚然，在以左治国的年代，纠正一种所谓“错误倾向”，非左倾而不可，这就难免“矫枉过正”。陶铸在两广尤其是广东的作为，也不免有过“方法简单，处分面偏宽，挫伤了部分干部”之处，打击了一些在战争年代“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郑笑枫、舒玲《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２８页）以至叶剑英后来不无情绪地说道：“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杨立《古大存沉冤录》）
建国之初，陶铸两度临急受命，充当“钦差大臣”，履职两广，均审时度势，雷厉风行，打开局面，显示出其强悍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卓有成效的地方治理水平，让毛泽东深感满意，为主政广东进而统辖中南奠定坚实基础。其后，陶铸一直立足南粤，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成为文革前毛最为信任依赖的地方大员之一。
１９６４年年底在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刘因四清工作重点指向问题再次发生冲突。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看京剧《红灯记》，毛泽东对会上之事心有耿耿，对着陶铸忿忿不平地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随后，陶铸夫妇应邀参加毛泽东寿宴，与毛围坐一席，而刘少奇等与其他大区书记排在另外两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只此一例，可见陶受信任，非同一般。
１９６６年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倒刘以重组中央权力时，陶铸脱颖而出，从地方进入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顺理成章。陶铸调任中央，除了能力和水平，另有一层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历史上陶铸与刘少奇有过间隙。陶、刘初识于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负责审干事务，陶铸担任军委秘书长，一度成为“靶子”。柯庆施挨整，陶铸仗义执言，认为“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对刘“敬而远之”。高岗事件中，陶铸“向刘少奇开了一炮，”（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结下芥蒂。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常委，“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成为第四号人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陶铸被安置在显要位置，除了制衡，他的“炮筒”作用在考虑之列，是不言而喻的。
全会前夕，江青找到陶铸，告诉陶铸毛泽东将主持批刘、邓的民主生活会，希望他能带头发言，有所表现。在江青看来，以陶之受毛信任与重用，加上陶、刘之间曾经的芥蒂，陶铸顺水推舟应在情理之中。
陶铸被打倒幽禁在家后，对曾志回忆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我没有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底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文革江青，尤其是文革初期，言行代表毛泽东。所以江青登门，是传达毛泽东的旨意。陶铸出人意外地予以婉拒。“没有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他们肯定不高兴”，这个“他们”，主要指的应是毛泽东。
被期待的“炮筒”第一炮就“哑火”，毛泽东自然心有不悦。但尽管如此，以刚来中央不了解情况为由和托辞，也还说得过去，毛可以接受，加上对其６—７两个月的工作基本满意，所以没影响其后的提名常委。但在写出《炮打司令部》，公开与刘决裂之后，陶铸态度依然暧昧，立场不坚定，不仅批判刘邓表现不力，执行的还是原来刘邓的老一套，而且在关于文革运动发展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要不要党委领导、工矿农村开展文革、抓革命与促生产等，迟迟不能跟上毛泽东文革思想发展节拍，甚至坚持按照自己想法一意孤行。让毛泽东感到的恐怕远不是“大失所望”所能传达的了。
陶铸何以如此？为何批刘邓态度暧昧，表现不力，迟迟不能跟上毛泽东文革思想发展节拍？
请看陶铸自述：
“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渐渐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至于“与邓小平的关系，那就更好了。”“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陶铸在中央工作的一切行为表现——执行刘邓路线、批刘邓不力、与毛泽东文革思想不合节拍等等，都在这段自述中，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这句话中得到了解释。
原来，陶铸不仅与刘少奇个人恩怨早已冰释，而且赞同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观点。但很不幸，陶铸所赞同的刘的观点却正是与毛泽东相对，不合于毛泽东思想之处的，是毛刘矛盾冲突的根本原由，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最初原故。
带着这种认识，我们回放１９６６年的历史镜头，可以看到陶铸到中央的工作，尤其是八月之后，他其实是陷入到一种政治困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内心深处陶铸并不支持《炮打司令部》，因为文中所指“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在陶铸看来恰恰是正确的，当然更不认同打倒刘邓。刘少奇和邓小平等有错误，包括他自己也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与斗争，可以降职与调离，但那种戴高帽挂牌子批斗涉及人身攻击侮辱不可以，彻底打倒更不可以，因为毕竟都是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这是党内分歧与矛盾，应是允许存在，也是必然存在的，把党的内部矛盾激化上升为敌我矛盾，弄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就走向了极端化、绝对化。不仅如此，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发动全国广大群众参与其中，这样的运动斗争方式陶铸是难以认同和接受的。
但他又不能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是党的主席，也是他衷心拥戴和敬仰的领袖。而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是主席的意志和要求，必须遵循贯彻执行。
一边是有遇于己的党的主席，一边是思想与感情都接近的刘邓（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面对选边站队，陶铸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与冲突，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曾志６６年９月从广州到北京后的一个观察，不难窥得一二：“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休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心事重重”。（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陶铸必须执行毛泽东旨意，按照文革部署要求，对刘邓路线展开批判，但他正直磊落的性格让他又不能太多违背自己的良知，对自己的同志落井下石，做自认为不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不正确的事；几十年的政治经验也在告诉他，运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需要依靠党的组织，来保证各级党政机关正常运转，维持正常生产秩序与社会稳定。
于是我们看到，批刘邓会上，陶铸一言不语，保持沉默；在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安排国庆活动报道时，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尽管此时刘邓的政治命运摇摇欲坠，危在旦夕；看到调人充实书记处，加强书记处工作领导，提出工矿农村开展运动应慎行，以不影响生产为前提；看到经济生产受到冲击影响时，出台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稳定生产的重要性；在安亭事件上，坚持中央不许成立跨行业群众组织的决定，不同意上海工总司成立的合法性。
就这样，陶铸从原来自称“只左不右”（李锐《庐山实录》）的毛派，变成被指为“形左实右”的“保皇派”。陶铸所以如此，诚然是他内心经历了反复纠结与痛苦挣扎之后作出的自认为符合原则和正确的主动选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这种选择，看起来是遵循党性原则和良知所作的“对”、“错”选择，更深入地看，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人至深的“道”、“势”考量选择。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政治，“道”是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系统的象征，“势”代表君主的权力与权威，在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过程中二者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儒家以“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为主张和标榜，调处二者的矛盾与冲突。
在现代，我们把最高权力看作“势”，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政策主张和措施看作“道”，那么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既代表“势”又象征“道”，是“道、势合一”，二者的集合体。但到了大跃进失败之后的１９６０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势”出现分离，主席依然是“势”的象征，但“道”开始逐渐离其而去，不再具有往昔“道、势合一”的神圣。
陶铸当时是否就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能确定，但从他所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可以肯定，他认为刘少奇的政策主张符合实际，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正确的，既为正确，打倒就缺乏正当性，不具有正义。如是，用当时“两条路线”话语，所谓的“刘邓路线”无疑具有了“道”的意味。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陶铸在中央，陷入到“道”“势”冲突困境，他承受着“从道”或“择势”的拷问与纠结，面对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
如同历代光明正大守正不阿的名臣一样，陶铸遵循良知，在“从道”与“择势”之间，选择了“从道”。（陶铸有言：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历史上就变成罪人了。见“对话杜导正”，《南方人物周刊》，引自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４６６４７。html）因此被打倒下台。
陶铸垮台的第一个明显信号出现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这天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没有陶铸，是疏忽，是遗漏？非也。江青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是有意为之，在向外界发出信号，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果然，一些敏锐之士心领神会，很快各种不利于陶铸的消息就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在此之前，已有迹象显示陶铸头上出现了一团政治危机的乌云。据当时风头正劲、陶铸垮台后接任中央宣传主管的王力回忆，还在９月毛泽东就对陶铸流露出不满，认为陶铸用起来不那么顺心；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陶铸（《王力反思录》）。而陶铸耿直的性格不忍于江青的颐指气使，为工作问题多次与江青发生冲突，甚至拍桌怒怼（《王力反思录》）。结怨江青，成为被打倒下台的催化剂。
到了年底，陶铸垮台进入倒计时。１２月２７、２８日接连两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批陶生活会，陈伯达被推为主要发言人（《王力反思录》）。陈伯达和陶铸以往有着“非常好的”私谊关系。陈伯达不善交际，自述：“如果说，我在党内有什么朋友的话，那陶铸同志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的朋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参见《王力反思录》）然而，陈却会上毫不客气地充当批陶主力，系统提出陶到中央工作以来所犯思想路线方面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执行刘邓路线，之后，不但继续执行，而且继续推广刘邓路线，如陶铸所领导的中南局以“反右”、“抓黑鬼”精神层层部署，出现大量逮捕关押革命群众的事件。（《王力反思录》）
历史在这里显出其吊诡和复杂性，需要稍施笔墨加以梳理与辨识。文革初期毛泽东驻住杭州，授权刘少奇领导运动。因运动的史无前例，又始于文教领域，刘邓遂根据几十年形成的党领导开展工作的传统做法，派出工作组，按照当年反右模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作为斗争目标打成黑帮，把大批大专学校师生活跃分子当成右派进行揪斗。激怒了一大批已发动起来的包括红卫兵在内对官僚体制颇有积怨的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所指“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正此之谓也。
陶铸作为书记处常务书记，执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指示精神，是组织原则，属执行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萧规曹随，不改其非，既是思想认识原因，也与性格因素有关。坚持党对群众的领导，强调运动不能脱离党组织而自行开展，是陶铸对运动的基本看法，也是长期从事政治领导、主政一方获得的工作经验。陶铸性格的倔强执拗使其倾于坚持己见，自以为是的，贯彻到底，轻易不变。
陶铸认为，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依靠平时争取进步而靠拢组织的群众骨干力量，是党领导运动的一贯做法与模式，需要维持与继续。所以，尽管刘邓业已挨批靠边站，但陶铸并不认为其做法错误，至于具体执行过程出现问题，则另当别论；更不认同把矛头指向党内，对准党委。因此，那些被“造反有理”鼓动起来大胆批评官僚主义、向党委造反的群众，自然而然被视为不良之徒，是聚众闹事，胡作非为，图谋不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当然就要打击镇压，当年反右不就是如此。
从党的角度，陶铸这一做法没错，但从人民群众，从当时宪法赋予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角度，这一做法大可值得商量。因为在文革初期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时段，由于党的主席为了一种特定政治的需要，赐予了人民群众某种自由（时间很短，不久收回），公民的宪法权利被激活，具有了当下的合法性。因此，当年那些被打成反党的右派言论，如今满街再现卷土重来，成为名正言顺的革命左派言行。也因此，坚持党的利益与维护群众的利益出现了冲突，坚持党的利益意味着压制群众利益，维护群众利益势必要削弱党的利益。此真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时势在变，陶铸没变，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与时俱进，以至授人以柄，成为被批的口实。
毋庸讳言，陶铸在这一问题上犯下错误。但尽管如此，不以一眚掩大德，在其他大的原则和是非问题上，陶铸大都是对的。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陶铸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陈伯达在生活会上的长篇发言，系统批陶，令陶铸颇感意外（《王力反思录》）。此前对陶铸陈伯达曾私下打过招呼，陶铸或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不以为然？而一经会上提出，就有了大不相同的意味与效应。陶铸没想到自己问题如此严重，深受打击，两人关系从此破裂。晚年陈伯达反思及此，心生愧疚。（《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其实，陈伯达与陶铸在关于文革的一些问题方面，如中央文革小组的定位，对安亭事件的态度，最初都能持相同的基本看法，只不过陈伯达性格软弱，遇事怯懦，左右摇摆，轻易改变主意，大多委曲求全，不能始终如一，与陶铸的耿直强硬坚定不移，迥然有别。这一区别不仅使批刘邓会和批陶会上两人有大不同的表现，形为鲜明对照，更让两种不同为人与品格立显高下。在今天人们或可以认为陈伯达趋炎附势，不够朋友，但更需要的应是反思党内斗争以鼓动朋友出面揭发来打击被批者意志这一做法，及其造致人际关系紧张恶化的现象。是次会上陶铸首次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两顶大帽。（郑笑枫、舒玲《陶铸传》）
陶铸命运岌岌可危。重压之下，见了林彪。陶铸与林彪私交甚好，是可以不经预约直接见林的少数人之一。在陶铸问题上少见林彪有何态度表示。这次会见，能看到的，是林彪以“被动被动再被动”忠告陶铸。（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
真正最后一击、将陶铸打倒的是６７年１月４日。这一天中央文革接见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江青、陈伯达、康生宣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陶铸问题公开化，推向了社会。当天中南海门外的高音喇叭传出“打倒陶铸”的口号。周恩来当晚打来电话，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在揪你，不要惹出麻烦。”从此陶铸便失去了自由，不久被剥夺了原有的政治权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国排名第四的政治人物，就这样以莫名其妙的方式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
陶铸下台的方式的确蹊跷，难以捉摸——没有通过会议讨论，没有具体文字决议。有人根据毛泽东指斥陈伯达和江青的一节训话——“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人干的。”（《毛泽东年谱》第６卷，１９６６－１９７６）认为打倒陶铸是陈伯达和江青所为。未免肤浅。且不论此说发生在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居陶铸垮台１个多月之后，是为平息党内高层对不经中央会议讨论通过就打倒陶铸颇有不满，而发泄怒火，也不说陈伯达、江青是否具有资格和能力打倒一个常委，只看１月８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谈论陶铸时所说，就能看出明白，得出究竟。毛泽东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而如果真地认为陶铸不该打倒，在此之后到陶铸被批斗受折磨至病故，长达近３年的时间，何以陶铸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则进一步说明问题的实质。
但历史沉淀之后仍有疑惑之处，让人难解其中意味。政治局批陶生活会结束翌日，即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扩大会，“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年谱》第６卷，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会后单独留下陶，与其谈话。毛泽东先是批评江青，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再次要陶铸早点离京下地方视察，呆上２、３个月时间。此前１１月毛泽东就指示陶铸下到中南地区视察运动发展情况。陶铸因事缠身一直未能动身，便向毛泽东解释，安顿好工作过几天就下去。毛泽东与陶铸谈话“态度十分亲切”，没有任何不利于陶铸的迹象，让陶铸感到自己问题没那么严重，悬石落地，阴霾消散，一进家门就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告诉曾志：“主席今天保了我。”（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然而，时间不过一周陶铸便失去了自由。这一周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让毛泽东改变了主意？或者如曾志所指出，陶铸太过天真，没有看出这一天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回光返照？（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作为读史者，我们费尽猜详，不得其解，唯一能够知解的是，陶铸事件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央政治的云谲波诡与变幻莫测。
□ 来源：《爱思想》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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