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对高等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粗暴干涉，实际上正在侵蚀美国赖以领先的科研生态，带来“自毁长城”式的恶果。经费砍削削弱了创新土壤，签证和调查政策寒了外来人才的心，大学陷入政治角力失去独立精神，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则在用离开投下抗议票。这一切既是对美国建国理念中开放包容价值的背离，也是对历史教训的遗忘。回望上世纪，极权政权的迫害曾经毁掉欧洲大陆的科学优势，成就了美国的科学黄金时代；而今若美国重蹈覆辙，将宝贵的人才拒之门外或逼走他乡，只会拱手让出全球科技领袖的宝座。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人权与尊严。只有在一个免于恐惧、鼓励自由探索的环境中，创新精神才能充分迸发。要想挽回颓势，美国决策者需深刻反思：筑墙堵漏不如敞开大门，以多元开放重振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以理性自信代替偏狭恐惧来维护国家安全。否则，今日流失的每一位科研英才，都将成为明日压垮美国科技霸主地位的砝码。正如那句改编自玄机关的谚语所示：不要等到失去才追悔莫及。特朗普政府应当听见这警钟长鸣，莫让短视的政策继续腐蚀美国的科研未来。美国若不能从内部纠偏，最终将品尝到特朗普亲手酿下的人才流失苦酒。】
特朗普上台以来，其政府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拨款大幅缩减，令美国科研的根基受到动摇。2017年提出的预算方案就主张对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削减18%的经费（从318亿美元降至260亿美元），包括减少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心肺血液研究所等项目的投入。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面临7.76亿美元的预算砍削，环境保护署（EPA）的科研项目经费更被腰斩近1/3。尽管这些提议部分遭到国会抵制，但特朗普政府主导的科研“瘦身”行动已造成广泛寒蝉效应。美国众多高校和实验室开始收紧开支，“不确定联邦经费前景”的阴云笼罩在科研人员头顶。
经费紧缩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高校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的能力受限。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被迫减少约25%的研究生招生名额；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实施了冻结招聘的新政。杜克大学等科研强校也不得不考虑类似的缩减措施。在美国许多依赖联邦资助的实验室里，设备升级、人员续聘和课题启动都陷入停滞。正如一位前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研究主管所警告的那样：“特朗普政府打着省钱的幌子削弱了美国的科研领先地位。”科研经费的断崖式下跌不仅威胁美国本土的创新生态，也为中国等竞争对手后来居上创造了机会——毕竟，在特朗普发动这一“科学扫荡”之前，中国就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逐步缩小与美国的科技差距。
“中国行动计划”引发寒蝉效应
除了砍预算，特朗普政府还通过收紧签证和针对外国学者的调查来干预美国高等教育与科技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这一有争议的项目号称旨在打击知识产权盗窃，但实践中却将矛头广泛对准华裔科研人员，对中美学术合作投下巨大阴影。许多在美华人科学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猜忌，不少人因此选择削减与中国合作、甚至考虑离开美国。根据一项针对1304名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美国“感到不受欢迎”，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担心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风险。可见，“中国行动计划”所营造的麦卡锡主义式学术环境，已让相当多的华裔科研人员心生寒意。
特朗普政府还针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设置了重重障碍。2020年，他颁布总统公告，禁止与中国解放军有关联高校的研究生进入美国。此举导致众多中国理工科学生签证遭拒，为美国高校招收优秀国际学生制造了壁垒。据统计，2022年美国学生签证的拒签率飙升至约35%，创下近20年来最高纪录。虽然拒签数据未按国籍公开，但有分析指出，中国申请者签证被拒的比例近年来显著上升。此外，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对华裔学者的调查此起彼伏，一些著名教授被指控对中国“不忠”或隐瞒与中国合作关系，即便最终证明清白，其职业生涯也蒙受巨大损失。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陈刚教授一度被捕起诉又被无罪释放；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林海帆教授无端遭停职审查。在这些“学术猎巫”事件中，学者们不仅耗费巨资抗辩，还背负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这样的调查和冤错指控正在把人才赶出美国，”一位经历过类似不白之冤的华裔科学家无奈地说，“这将损害美国的科研事业和竞争力。”尽管拜登政府已于2022年叫停了“China Initiative”，但特朗普时期遗留下的恐惧和不信任阴云并未消散。美国学界中挥之不去的寒蝉效应，正在让曾经引以为豪的开放自由学术环境日趋保守内敛。
高校与政府冲突：学术自由遭挤压
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干预不仅针对个人学者，也直接引发了与高等学府的冲突。近年来多起事件表明，白宫的政治压力已渗透校园，威胁大学的自主和学术自由，造成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
一个标志性案例发生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2023年末中东爆发巴以冲突后，特朗普指责一些美国校园“纵容反犹太主义”，扬言要切断联邦资金作为惩罚。2025年3月初，特朗普政府果真宣布暂停向哥大提供4亿美元的科研及教育经费，理由是该校未能充分“保护校园免受反犹暴力骚扰”。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令学术界震惊。为了避免长期资金断流，哥大被迫对校园政策做出重大让步：在抗议活动期间禁止示威者佩戴口罩、修改学生纪律处分条例，并审查涉及中东问题等敏感领域的课程设置。堂堂一流大学不得不如此配合政府意志，自我审查，以换取资金续命，这种状况被许多评论者形容为“学术屈辱”。哥大事件显示，美国政府对大学事务的粗暴介入已突破教育与政治之间的传统界限。
与此同时，其他名校的教授们也在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抗议。今年3月，耶鲁大学知名哲学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突然宣布将辞职离开任教12年的耶鲁，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职。这一决定令学生与同事惋惜不已，他们追问斯坦利离开的真实原因。斯坦利坦言，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治环境日益偏狭，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他质问道：“难道如今如果一个教授不是美国公民，就不能对政治发表意见了吗？这太疯狂了…这已经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斯坦利并非孤例——与他一同前往多伦多的还有耶鲁历史学者玛西·肖尔（Marci Shore）及其丈夫、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他们表示，在美国大学受到白宫高压干预的大气候下，宁可转战他国“捍卫民主，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也不愿继续在本应独立的学术殿堂中战战兢兢、自我审查。虽然耶鲁本校目前尚未直接遭到经费打击，但哥伦比亚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特朗普政府对大学的干涉正在逼走最具良知和勇气的教育者，让美国高等教育的声誉蒙尘。美国大学向来以思想自由、多元包容著称，而今在政治高压下不得不调整言行，这无疑是美国学术价值观的一大倒退。
华人科学家“归巢”
在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下，美国科研界正出现新一轮的人才外流潮。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华人科学家加速“归巢”——即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或前往其它更支持科研的国家工作。这股“海归潮”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对美国的学术生态产生深远影响。据统计，2010-2021年间共有近19,955名在美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奔赴海外。每年出走的人数从2010年的900人攀升至2021年的2621人。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趋势在2018年后明显加速——自特朗普启动“中国行动计划”以来，华裔科学家离开的数量激增了75%。更有甚者，这些离开美国的人才中投奔中国大陆或香港的比例从2010年的48%上升到2021年的67%。也就是说，如今三分之二出走的华人科学家选择回到祖籍国发展，美国亲手将宝贵的人力资本“送”回给了竞争对手。
促成华人科学家大规模归国的原因，一方面是上文所述美国国内的“推力”——政治审查和偏见令他们心寒，职业前景堪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方面不断增强的“拉力”——近年来中国大手笔投入科研，提供优渥条件和崇高社会地位来延揽人才。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在2008年就启动“千人计划”等项目，吸引海外华人专家回国效力。然而过去几年中，美方的政策失误无疑大大加速了这场人才回流。例如，一些在美顶尖华人科学家公开表示，之所以选择回国，是因为“在美国做科研越来越令人沮丧”，而中国却能提供更稳定的支持和机遇。可以说，美国的排斥恰与中国的欢迎形成强烈反差，促成了今日美国科研界前所未见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具体案例不胜枚举：生物化学家管坤良在美国科研一线耕耘超过30年，荣膺麦克阿瑟“天才奖”等荣誉，却选择在2023年重返祖国，担任浙江西湖大学的讲席教授，领导重要生物医学研究。与管教授情况类似的还有他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同事傅向东（Xiang-Dong Fu），这位在帕金森症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华人科学家因与中国合作遭审查而黯然辞职，随后转赴西湖大学建立RNA生物学实验室。计算机领域也出现高端人才回流：计算机科学家陈婧在美国获得NSF职业成就奖，曾任纽约石溪大学助理教授及Algorand公司首席科学家，然而她于2023年底离开美国，全职加盟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授。清华大学发布的消息称，陈婧怀着“做最好的科研”的抱负选择回国，希望以自己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双重经验助力国内前沿技术发展。此外，斯坦福大学知名力学教授高华健加盟清华、西雅图华裔数学家孙崧回国任职等案例也频频见诸报端。这些名字，原本都是美国顶尖高校和实验室的栋梁，如今纷纷告别熟悉的学术舞台，投身中国的新兴研究机构。华人科学家回流蔚然成风，既是对美国科研环境的一种投票，也宣告着全球科研人才竞争格局的剧变。
人才出走对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影响
美国之所以长期引领全球科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吸引并留用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从20世纪中叶起，大批外国科学家、工程师涌入美国实验室，高校里的国际学生和移民教授成为科研创新的重要生力军。据统计，仅在2020年，美国授予的理工科博士学位中有17%来自中国留学生，而这些中国博士毕业生中有87%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可以说，正是因为汇聚了如颜宁、杨振宁、张益唐等众多华人乃至其他国家精英，美国才能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产业上长期保持统治性优势。然而这一良性循环如今正面临断裂的危险。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严重动摇了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更将许多原本属于美国的人才推向对手怀抱。
人才加速流失的后果是深远的。首先，科研产出将明显放缓。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黛博拉·塞利格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美中学术交流受阻，美国“产出的科学成果在减少”。当许多课题组因为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敢与中国同行合作，美国研究者实际上丧失了获取全球最新思路和资源的机会。反之，中国科研工作者通过吸纳海外归国人才，正迅速提升本国的科研水平。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占比正在逼近甚至超过美国。这种趋势一旦持续，美国在这些关键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将不保。
其次，产业创新和经济竞争力将受到冲击。“我们所依赖的许多尖端领域研究人员来自中国或其他国家，”美国卡托研究所移民政策主任戴维·比尔警告说，如果人才外流，“无疑将对美国企业和研究造成负面影响。”硅谷和波士顿的高科技公司历来少不了华人工程师的贡献，如今美国的移民氛围变差，这些人才完全可以选择去更友好的环境施展才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正趁机放宽签证政策，主动向全球科学家抛出橄榄枝。一旦美国失去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其科技产业可能出现“断代”危机——某些领域后继无人，或被其他国家后来居上。正如另一位学者所担忧的，美国政府在处理学术安全问题时过度侧重风险，忽视了合作带来的益处，结果是“下错了注”，损害了自身长远利益。
再次，国际科研主导权可能易手。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全球协作的事业。如果美国继续筑起高墙、自我孤立，那么大型科学项目的领导权将逐渐转移到别国手中。以往遇到全球卫生危机或气候问题时，美中科研合作曾带来重要突破（例如流感监测和疫苗开发）。但现在两国学者互信受损、交流收紧，这不仅削弱美国对全球议题的掌控力，也不利于全人类共同应对挑战。从长远看，科研版图的重构还意味着学术影响力的消长——过去享有话语权的美国学术机构，可能被崛起中的中国研究院所取代。美国正面临因自身政策导致的“人才朱格诺”效应：正如当年纳粹德国把最好的头脑送给了美国，如今美国若再不悬崖勒马，就要把大批精英送回中国。
人才流失的警钟
当前美国科研人才出走的情形，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迫害知识分子导致的大批科学家出逃。历史虽不尽相同，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提供了深刻的镜鉴。
纳粹时期，出于种族主义和极权意识形态，德国当局将众多犹太及异见学者驱逐出高校。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一次大清洗中，高达25%的德国物理学家——其中包括11位诺贝尔奖得主——被剥夺教职，不得不流亡他国。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因相对论被冠以“犹太物理学”的罪名而遭到抨击，遂毅然放弃德国国籍、远走他乡。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在纳粹掌权后被迫离开维也纳，临行前甚至被索要巨额“逃亡税”。面对这种学术大清洗，一些有识之士曾试图挽留人才，却徒劳无功——哪怕权威如普朗克、海森伯格等德国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也无法扭转狂澜。哥廷根大学昔日人才济济，转眼间学术凋零。数学大师大卫·希尔伯特在一次宴会上，面对纳粹教育部长的询问，冷冷讽刺道：“损失惨重？不，阁下，我们的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德国用反智和偏见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科学高地，其恶果很快显现——无数流亡海外的科学家在英国、美国的实验室继续他们的研究，并为新东家的科技和军事突破立下汗马功劳。二战中美国抢先研制出原子弹，就与爱因斯坦、西拉德、费米、冯诺依曼等一大批出逃的欧洲科学精英密不可分。
对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对待学术界的做法虽不及纳粹极端，却有着某些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同样是出于政治偏见和狭隘民族主义，政府开始怀疑、打压某些群体的知识分子；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之名行迫害之实，制造恐怖氛围，驱赶人才。如今在美国科研界，华裔科学家所承受的集体猜疑，仿佛让人隐约看到上世纪麦卡锡主义幽灵的身影。正如美籍华裔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所感叹的，美国政坛逼迫华裔学者“站队表态”，让他觉得昔日熟悉的华盛顿变得陌生，麦卡锡式的红色恐慌正在重演。诚然，美国并没有像纳粹那样颁布剥夺华裔身份的法律，更没有人身安全上的迫害，但是学术自由和包容多元的原则已在政治狂热中被严重侵蚀。这场发生在21世纪美国的“人才净化”运动，难道不是对历史教训的健忘与重蹈覆辙吗？
当然，两相对比也有显著差异。纳粹德国驱逐的是本国培养的杰出人才，而美国面临的是全球人才不再向其聚集、反而回流他国的困境；前者是极权高压下的被动逃亡，后者则掺杂了他国崛起提供的主动选择。但归根结底，开放多元的环境对于一个国家保持创新活力至关重要。一旦以意识形态审查取代学术批判，以族裔背景怀疑取代成果贡献评价，那么即使不像纳粹德国那样沦落到“一片废墟”，也势必会在全球知识版图中逐渐失去中心地位。这是一条经历史验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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