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极·董国强等：亲历文革——谢家极访谈
储望华·李 菁：父亲储安平失踪前的最后十年
格丘山：农场文化革命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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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六期（zk2503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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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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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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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谢家极访谈 谢家极·董国强等
【亡灵祭坛】 父亲储安平失踪前的最后十年 储望华·李 菁
【往事非烟】 农场文化革命记实 格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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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谢家极访谈
·谢家极·董国强等·
访谈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７日
访谈地点：港龙园谢老师家
访谈对象：谢家极老师，女，“文革”爆发时是生物系总支书记
访谈者：董国强，卢元伟
董国强：关于访谈目的和内容的说明（略）。
谢家极：好。我先谈谈我自己的家庭、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内江县（现内江市）观音乡，是一个大家族，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我祖父是内江地区著名的中医，也开药店，还有一点田产，家境还算殷实。不过祖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此后我们家就靠一点田产维持生活，所以后来填报“家庭出身”的时候，我都是填“地主”。
但是，我的父亲又是个革命烈士。他是内江地区早期很著名的革命者，１９２３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５年加入共产党。１９２６年成立中共内江特别支部的时候，他是支委，负责军事工作。那个时候国共第一次合作，他又加入了国民党，是县党部执行委员。他转战于内江、重庆、武汉等地，曾在贺龙的国民革命军廿军担任学兵营营长和教导团副团长等职。１９２７年他随贺龙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以后南下的途中，教导团的团长侯镜如负伤离团，他接任团长。在向广东撤退途中，他也负了伤，被送往上海治疗。伤愈后又回到四川，仍是搞军事斗争。后又在川西一带搞“匪运”，就是把土匪改造成革命武装。１９３０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去做一股土匪的动员工作，因对形势估计不足，不知道这股土匪已和国民党串通，结果被土匪杀害。１９５０年他第一批被评为“革命烈士”。我和你讲这些，跟后边的“文化大革命”有关系。
我父亲外出参加革命，家中只有母亲、姐姐、妹妹和我四人一起生活。母亲读过几年私塾，有一点文化，思想比较开明，对父亲参加革命没有任何怨言。后来父亲不在了，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长大，并且坚持让我们上学受教育。这很不简单，因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我们家乡那个小地方，封建势力很严重，重男轻女，一般女孩子是不让上学的，而且我们家的经济也不怎么宽裕，但是她能顶住经济压力和舆论压力，坚持让我们学习。为了让我们能够上最好的学校，她还带着我们从乡下搬到县城。这使我受到良好的基础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我的政治历史很简单。中学期间我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政治上的进步是从上中央大学开始的。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由南京迁到重庆。１９４５年夏我在重庆考取了中大生物系。那时学生运动不断，一年级在重庆时就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４６年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五”全市学生大游行，目的是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当时出于爱国热情我参加了。另外一次是不久后发生的“二·二二”游行，目的是为了反对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机器等。我也是在爱国热情驱使下参加的。后来我才知道，“二·二二”游行是国民党通过校内的“三青团”发动的，想利用学生们的爱国思想来抵制“一·二五”的运动的影响。我讲这些事呢，是想说明我当时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很懵懂的。只晓得“爱国”，不了解这些运动的背景。真正思想进步是１９４６年学校迁回南京以后。
南京是国民党中国的首都，中央大学回到南京以后，各方面条件都改善了，我的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当时国民党违反“政协”协议打内战，加上国民党官吏腐败，导致民不聊生，引起我的极大不满。我很快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自然科学研究社”。另外还参加了“青年会歌咏队”，这也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这样，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如１９４６年底的“抗暴运动”，１９４７年的“五二零运动”，１９４９年的“四一运动”等等，我都参加了。有一次我还被国民党宪兵打伤了。
到１９４９年的１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我是由理学院的党支部书记王鼎新发展的。他先通过一个跟我比较熟悉的党员（当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党员身份）与我接触，拿一些进步书籍和内部刊物给我看。然后他直接找我谈话，对我进行“气节教育”，并叫我写个自传。这样我就入党了。后来到了４月份，解放军要发动渡江战役，解放南京。我们就在学校里将同学们组织起来，稳定大家的情绪，还组织一些联欢活动。我当时被选为学校女同学会的常务理事，就是现在的学生会主席。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６月份我就被组织上抽调到共青团南京市工作委员会，参加南京市的建团工作。
董国强：我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讲到您１９４５年考入中大，当时您学的是什么专业？
谢家极：学的是生物。生物系那个时候没有分专业，一二年级大家一起上通课，到三四年级分“动物组”跟“植物组”，有所侧重地多选一些动物方面的课或植物方面的课，我是动物组的。大概就是这样。
董国强：您刚才讲到您入党的经历很有意思。您是否知道党组织是出于什么考虑发展你入党的？
谢家极：那个时候是这样的，１９４８年７月份以后，国民党疯狂迫害进步学生，搞了三次大逮捕，有不少党员、学生运动领袖被捕，另外还有好多已经暴露身份的学生干部撤退到解放区去了，因此地下党急需发展一批新的学生党员干部来开展工作。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展入党的。
董国强：那么您离开南京大学以后……
谢家极：我先到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帮助那里建立共青团组织。８月份以后又被调到南京市第三中学工作。起先让我教化学，一个月后又让我教政治，并要我做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一开始我不安心这个工作，因为我一直想当一个生物学家，所以工作起来情绪不高（笑）。
接着就是１９４９年底整党。当时我不了解“整党”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整党主要就是要整肃地下党。上面觉得地下党的人员比较复杂，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个人历史复杂，害怕有“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混在里头，就要清理地下党，主要是整有“历史问题”的人。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坏人。所以“文革”以后都重新作了结论。
我的个人经历很简单，什么历史问题都没有，于是对我就整一个“不安心工作”（笑）。当然啦，当时那些老同志对我还是很善意的。那位从部队来的俞西远校长，还有支部书记李震，都热诚地帮助我端正态度，要我服从党的需要，安心自己的工作。经过他们的教育帮助，我才懂得了既然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革命的需要。这个概念以前不是很清楚的（笑）。
那年寒假期间，南京市教育局又办了个“政治教师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里就讲基础教育的重要，培养青年学生的重要，等等。当时还组织我们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电影里面的女主人翁瓦尔瓦拉一辈子在乡村小学里做教师，培养了很多人才。哎呀，看了那个电影之后我很感动。当时年纪轻啊，很容易感动。我觉得和瓦尔瓦拉相比，自己太自私了，太渺小了。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学生物学的，有个人成名成家的思想。后来思想觉悟提高了，就觉得我从事基础教育工作，虽然自己不能成名成家，但是可以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各方面的杰出人才，这不是更好吗？所以后来我就比较安心工作了。
安心工作以后，我就积极主动地在本校的少先队中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样我的工作成绩就比较突出。所以１９５２年共青团中央要组织一个“少先队辅导员代表团”到苏联去参观学习，南京市有一个名额，团市委和白下区团委（三中属白下区）商量后就派我去了（笑）。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高兴，这是没有想到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对我服从党的需要、搞好少先队工作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吧。
我到苏联去了整整两个月，回来以后就留在团市委工作。先是在少年部作科长，不久被提拔为副部长、部长。后来又做文教部的部长，并担任团市委常委。到１９５７年，我３０岁了，不能再作青年团的工作了，需要重新分配工作，那时候我们叫从青年团“毕业”。
这个时候中共正在积极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教育方面也不例外。１９５６年中央召开过一个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当时就提出要培养一批我们自己的专家，需要一些懂专业的党员干部回到科学教育战线上去。因此我就向组织上提出“归队”的请求。组织上对此很支持。这样我便于１９５７年又回到南大来了。
一开始谈回南大工作，是要回生物系搞业务的，系里把我的课都安排好了，让我带动物学实验课。哪晓得５月份来学校报到的时候，当时的党委书记陈毅人又跟我讲，要我出来做党的工作。我一听就不大愿意了，我跟他说：“我再考虑考虑吧。”后来我顶了两个礼拜没来报到（笑）。就在这个时候开始“鸣放”了，学校里头贴出了好多大字报，乱哄哄的。那个情况底下就不好讨价还价了，于是就服从需要作党的工作。紧接着７月份学校里各系成立党总支，就让我做生物系党总支书记。所以从１９５７年５月份回到南大，一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都在生物系总支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２年，我在６年时间里受审查、受冲击。１９７２年“解放”之后重新参加工作，先是在生物系、化学系的联合党总支担任副书记。到１９７３年，组织上又把我调到气象系。我在气象系党总支书记位置上一直干到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３年以后我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就要求退“二线”。到了１９８５年底我就正式离休了。
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大体上就是这样。总的来讲我的经历很简单，也可以讲一帆风顺（笑），没有参加过中共以外的任何党派组织，社会关系也并不复杂。
董国强：那您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是怎么回事？
谢家极：“文化大革命”嘛，是这么一回事。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起来造反的大学之一，生物系又是南大最早造反的系之一。６月２日公布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南大溧阳分校就开始贴匡亚明的大字报了。后来到了６月１２号，省里派人来召开全校大会，宣布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这样就将他打倒了。匡亚明被打倒的当天晚上，我和肖信生就受到了冲击。
当时生物系的学生住在第十二宿舍。那天晚上有人在十二舍贴出了“打倒保皇派谢家极、肖信生”的大标语，我们的名字上面还打了红叉叉。另外还有些大字报，宣布了我的许多罪状，其中最重要的罪状，是说我“包庇重用反动学术权威”，“打击排挤工农”。那天晚上我也到学生宿舍去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撤职，所以只要是学生那里出点什么事情，你还得去的。我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那里一看那个阵势，哎呀，不得了！当时很紧张！
董国强：那时您多大年龄？
谢家极：４０岁，刚刚４０岁。当时我看到了打倒我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还看到有人在那里煽动学生，一个是我们系办公室的Z，还有一个是植物园的工人，叫K。其实那个工人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跟在后面起哄。我想大概是有人拉他来煽动群众吧。我看到这种情况就赶快走掉了。
接下来的几天，造反派们就在西南大楼贴大字报，不但在二楼走廊里贴，大楼前面那个马路边上还搭起了芦席棚，也贴满了大字报。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具体内容是什么了，反正最集中的就是说我“打击排挤工农”。他们列举了很多现象，比方前几年有几个工农干部从生物系调走了，但是调走的具体原因他不讲；再比如，１９５８年以后我们招收的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重比过去多的多了，但是他们还嫌不够多。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招生也是择优录取的，如果你工农子弟考得不好，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你录取进来呀。但是他们不讲这个，就指责你“排挤工农子弟”，“培养剥削阶级子弟”、“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后来省委工作队进校了，可能是在７月中旬吧，就召开党总支的党员大会批判我，还让我“停职检查”。我心想停职对于我还好一点，我就不要再做什么事情了，只要写写“检查”就行了。我在写“检查”材料的时候，也给自己戴了一些帽子。比如“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啦，“重用反动学术权威”啦，等等。为什么要重用那些“反动学术权威”呢？因为这些人都是我老师，比如一级教授陈义、耿以礼、郑集，二级教授王希成，都是我的老师，我知道他们有学问，跟他们关系也很好。
但是对于“打击排挤工农”这一条，我没有做什么“检查”。在我那份“检查”的后面，我写了个“情况说明”。我是怎么“说明”的呢？比如我们系里的一个党总支副书记叫涂传中，他原是苏北一个农村公社的党委书记，１９５８年调来我们系工作，当时叫“掺沙子”（笑）。因为我们这些人也算是知识分子，上面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对我们这些人也不太信任，就从农村调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干部到高等学校来“掺沙子”。其实涂传中调来工作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包括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不过当时到我们学校来“掺沙子”的这十几个工农干部，虽然他们人品都很好，在县里、公社里也都干得不错，但因为文化水平太低，到了南大以后他们自己也感到不适应，工作得不是那么愉快，所以后来都纷纷要求调走。最后那批工农干部中只留下来两个人，其他人都陆陆续续调走了。那么涂传中的情况也和他们一样，他也感到不适应，就向组织上请求调走。不过他事先没跟我讲过，我一点都不知道。学校党委研究的时候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决定将他调走了。所以他的工作调动不是我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且由于我们之间关系不错，他临走之前，我还开欢送会欢送他（笑）。这是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人叫姚启白，是个人事秘书，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也是不错的，没有什么矛盾。这个姚启白后来要调走，是因为她的丈夫、化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徐枫村要调到北京高教部去工作，所以她当然要跟着他一起调走。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造反派现在写大字报，不谈涂传中、姚启白他们调走的具体原因，硬说他们是被我“打击排挤”走的，我当然不服气啦。于是我就在“检查”材料中对这些事情做出说明。我当时还很幼稚，对这个“文化大革命”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情。我心想党内民主嘛，我该检查的检查，该说明的也要加以实事求是地说明。那个时候我们的支部书记是省委工作队的S，我们系的造反派头头Z是副书记。我的“检查”和“情况说明”写好以后就交给他们了，我心想这样你总能了解点情况了吧？
没想到大约到了８月２号，他们在西南大楼的大门厅那里把我写的材料公布出来了，不过没有把我的“检查”全文公布，而是单单把我这个“情况说明”公布了，还加了个极富煽动性的标题，叫“奇文共赏析——请看谢家极是如何检查的”。事后我分析，他们这样做就是在造舆论，目的是发动群众。结果第二天就发生了给我戴高帽子的事情。
第二天是８月３号，他们把我们拉上台，就是西南大楼前面的那个平台上，开始的时候有我，有萧信生，还有其它几个总支委员，支部书记，辅导员，一共十几个人。后来可能工作组作了点工作，他们把其他人都放了，就剩下我和萧信生两个。然后就给我们戴高帽子。那个时候高帽子还比较简陋，就是一个字纸篓，外面糊上纸头，上面写的是“打倒×××”。不但戴高帽子，我们身上也贴了标语。然后就拿个墨水瓶从我们头上浇下来，弄得我们浑身上下到处都是黑墨汁。他们对此还有个说法：你是“黑帮”嘛，就要给你抹抹黑。我那个时候夏天喜欢穿旗袍，那天穿的是一件银灰色的旗袍。我还记得旁边一个学生在那里讲我：“顽固！现在还穿旗袍！”
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给党员干部戴高帽子，我和萧信生在全省是第一个。接着就开批斗会。批斗我什么罪行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系有一个讲师叫张鸣生，是个党员，不久前得心脏病死了，还不到四十岁。他去世以后，有人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首诗，是他写给他已经去世的妻子的。大概诗的内容写得比较缠绵吧，于是有些对他不满的人就把这首诗拿出来示众：“大家看看，一个党员写这种诗，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趣味？！”因为他是党员，他死了以后党总支当然要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时，我一想到他那么年轻，人品又好，业务又好，死了是非常可惜的，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个事情就成为后来造反派批判我的理由。有人在发言中说了：“对张鸣生这样的人，谢家极还流眼泪！”这么东拉西扯地批了一通之后，又拉着我和萧信生去“游校”。
我当时内心很委屈啊。我心想，我还是受审查的干部，我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组织上还没有结论，你们怎么能这样整我呢？我印象中过去搞“戴高帽子”、“游街”，都是针对“地主分子”、“阶级敌人”的。而且即使对他们那样做，我认为也还是过火的，那完全是人格侮辱和精神摧残，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内心感到非常委屈。但是我在批斗现场没有流一滴眼泪。后来回到家里，我痛哭一场啊，气得连中午饭都没有吃（笑）。
到了下午，省委工作队队长彭冲讲话了：“我们不主张给受审查的人戴高帽子。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我在台下听到这个话，就觉得我听到党的声音了，党并不主张这样搞。那么那些人后来就辩解，说戴高帽子是群众自发的。其实那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的。我刚刚讲了，他们把我的那个“情况说明”单独公布出来，就是为了发动群众。而且头一天下午我参加职工组学习，他们就在那里传达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来信，那个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北大是怎么给“黑帮”戴高帽子、游校的，这不又是在煽动群众吗？８月３号那天上午我们从教学楼开完党员会回来，我的行动始终有人跟着，我到办公室跟到办公室，我上厕所跟到厕所，就生怕我跑掉了，这显然也都是事先布置好的。还有当时我的邻居X也是生物系的，头一天晚上就有造反派来找X，跟她嘀嘀咕咕地讲了什么东西。当时我没有在意，事后我意识到他们是要X随时注意我的动态。后来她还把我家的保姆叫去，叫她把我房间里面的剪刀、绳子之类一切可能自决的东西都收到我找不到的地方。因为头一天图书馆的C挨批斗后受不了，自杀了。他们怕我也走这个路。
我那个保姆很好，她把他们跟她讲的话都告诉了我，而且对我说：“你千万不能想不开，自己走上绝路啊。”我对她讲：“你放心，我不会的！”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我绝不能自杀。为什么呢？第一我有自信，我没有任何问题，你打不到我。第二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终归会有正确的结论。第三如果我这样做了，各种污水都会泼到我身上来，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讲了。
所以８月３日造反派们整我、给我戴高帽子，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但是工作队发话以后，他们自己又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于是就用所谓“群众自发”来开脱自己罪责。更有甚者，在当天讨论工作队队长彭冲讲话的小组会上，造反派们逼我回答说，他们给我戴高帽子是“革命行动”。我拒不回答，竟被罚站。后来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连续三年，每到８月３日，他们都要在南园大门口的画廊里头布置一个大型的宣传栏，主题就是颂扬１９６６年的那次“八·三革命行动”，大标语上还写了“八·三革命精神万岁！”连续三年啊，一直到１９６９年！
他们办的那些宣传栏我都去看了。我的分析是，他们自己心里对事情的原委非常清楚，害怕别人指责这些东西，他就要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来个“恶人先告状”。另一方面，他们又想通过此举告诉别人，他们制造的、曾经波及全校乃至全省的“八·三事件”，是他们在“文革”期间的“丰功伟绩”之一。这真是不打自招啊！
董国强：那么在８月３号以后呢？
谢家极：后来就是劳改。开始的时候是分散劳动。我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两年中，早上起来就是打扫上海路家属院我住的那一排院子的周围，然后再去打扫西南大楼，一楼、二楼、三楼走廊和女厕所。下午再到生物系学生宿舍去打扫，也是三层楼。这个劳动是相当重的啊。说实话，我过去也没有经受过多少劳动锻炼，所以这样搞了几个月，我的手腕、腰就一直疼，疼了好几年。造反派就是要用重劳动来惩罚你。
当时好多人都被这样搞啊。生物系１００多一点教职工，被关进“牛棚”的有１０余人。我们系三个一级教授，还有一个二级教授，都被打入“劳改队”。造反派认为级别越高越反动，知识越多越反动。
造反派把我们关入“牛棚”，当时的说法叫作“集中管理、集中学习、集中劳动”。“集中学习”的时候他们也花样繁多，一下要你站起来背诵“语录”，一下问你个什么问题。背不出来，或回答得不“好”，就叫你罚站。到外面劳动的时候，来回的路上我们手里要拿个语录牌，语录牌上写的都是诸如“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这些东西。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让你示众，说明你是“坏人”，要时时处处把你搞得精神受压抑，不得安生。
到１９６８年的７、８月份，南大又掀起一场揪“地下黑司令部”的运动。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军宣队和校革委会领导下搞的。他们认为前一段轰轰烈烈闹了近一年，南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并不“辉煌”，“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于是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大造舆论，说什么南大是“山高林密老虎多，敌情严重”，“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要打一场人民战争，把隐藏在南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于是不少干部、教职工、学生被加上“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各种罪名，遭到进一步迫害。据我所知，在此前后有的师生不堪凌辱，含冤而死。南大非正常死亡人数达２８人之多［１］。另外就是制造了一个针对校内干部群体的所谓“地下黑司令部”冤案，原校党委副书记陆子敏被诬蔑为“地下黑司令部”的头头，遭到轮番揪斗和长期关押。其他许多中层干部也受到牵连，受到残酷迫害。
生物系的某些造反派也无中生有地想把我和“地下黑司令部”挂上勾，可以对我罪加一等。实际上自从“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打倒以后，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联系。但是他们不管这些，对我大搞“逼供信”，要我交代跟陆子敏有什么关系。这个我怎么交代呢？没有就没有，我实事求是。于是造反派便说我“不老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
当时在生物系学生宿舍十二舍，造反派私设公堂，搞“逼供信”，天天晚上打人，打得被审查对象哇哇叫，左右宿舍都能听见，全校闻名。当时不仅是打我，还有耿伯介、耿以礼、陈义、尹松龄、熊在云、刘玉麟等人都被他们打过，打得最厉害的是陈义、耿伯介和刘玉麟。有一次我们劳动间隙休息的时候，监管的红卫兵不在，陈义教授把他的衬衫解开来给我们看，前胸几条青杠杠，后背也有几条，那是用皮带抽的。你知道陈义是什么人吗？他是一级教授，动物学家，专门搞环节动物的研究，专门研究蚯蚓的，国际知名学者。
董国强：他当时有多大年龄？
谢家极：他是１９００年出生的，当时六十七八岁。
董国强：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跟“地下黑司令部”联系在一起呢？
谢家极：他跟“地下黑司令部”没有关系，他的罪名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爆发的时候，南大理科健在的一级教授只有七个，我们系占了三个，就是陈义、耿以礼，还有一个郑集。结果这三个人在“文革”期间都被整得很厉害。那个耿以礼教授是一个禾本科专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也是很知名的。去年中央大学校友会要出版《名师传略》，委托我写耿以礼的传略，我从他儿子提供的材料中获知他曾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还有一个三级教授朱浩然也挨过打，朱浩然挨打我听说是有的学生要敲诈他的钱。刘玉麟是有点所谓“历史问题”，其实那些问题早已作过结论了。
我也被打过的。那是因为他们要挖“地下黑司令部”，要我交待和陆子敏的关系，我因为根本没有联系啊，所以交待不出来什么东西，他们就劈头盖脸一棍子打下来，幸亏我当时用手挡了一下，不然我的眼睛就要被打瞎了。那个时候真是无法无天啊！
董国强：您刚才讲的这些人都是你们系里面的吗？
谢家极：对，都是我们生物系的。
董国强：整你们的人也是生物系的吗？
谢家极：是的，也是我们生物系的。
董国强：那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运动其实还是各个单位自己内部搞的？
谢家极：是的，各单位自己搞。我这里讲的都是发生在我们生物系内部的事情。学校里也有过“专政队”，他们搞的是校一级的干部，比如学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还有一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人，比如校党委办公室的主任杜闻贞，以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等。
还有个老干部华彬清也是学校“专政队”搞的。他解放前是地下党。当时全国兴起了一股“抓叛徒”的浪潮，那么北京的造反派在北方抓了个“６１人叛徒集团”，南京的造反派也想在南方抓一个“叛徒集团”，于是就想从华彬清、朱成学、李飞三个人中间开始突破……
董国强：他们三个人原来都是地下党吗？
谢家极：对。他们三人当年都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南京地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１９４８年７月国民党大搜捕期间，他们奉党组织指示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去，不料在途中被国民党捕获，成为当时轰动南京甚至全国的大案。由于他们有过被捕经历，现在造反派们就想从他们这里突破，在南方也抓个“叛徒集团”出来。
董国强：他们是“地下黑司令部”成员吗？
谢家极：不是。“地下黑司令部”是另外一个问题，主要是整“文革”前的当权派。
董国强：是不是那些造反派想把原来的干部统统打倒，这样他们可以独揽大权？
谢家极：是的，打倒“走资派”也好，挖“地下黑司令部”也好，造反派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夺权。不把你整死他怎么上得来呢！
董国强：您刚才提到校党委副书记陆子敏，他在“文革”初期没有被打倒吗？
谢家极：“文革”初期他没有被打倒，“文革”初期就是搞匡亚明一个。但是后来陆子敏也被搞进“专政队”接受审查，搞得很厉害。
董国强：那么造反派在１９６８年春夏斗陆子敏，揪所谓“地下黑司令部”，其实不过是打倒各级干部的一个借口？
谢家极：对。所谓“地下黑司令部”是个人为的大冤案。
董国强：那么这个事情对你们系和您个人有什么直接影响？
谢家极：这个运动波及到生物系，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清理阶级队伍”。
但是扫来扫去也扫不出什么问题来。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造反派们为了打倒我，曾经把我和肖信生弄到学校大礼堂开批斗会，这个批斗会的规模很大，其他各系都有人参加，他们大概是想“发动群众”。但是第二天我回到家里，我女儿对我说了一句话，令我非常感动。她当时只有十二岁，跑到邻居家里去玩，那位邻居是一位外文系的老师，我现在记不清楚她的名字了，她对我女儿说：“你妈妈打不倒，全是工作上的问题。”我女儿回来就跟我说：“妈妈，某某人讲你打不倒，全是工作上的问题。”我听了这个话，心里热乎乎的，真正感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后来１９６８年夏天，学校组织学生和教师到安徽城西湖农场去收麦子，说是“劳动锻炼”，生物系一共去了一百多个学生，另外加上我们这些被审查的十几个人。到了那里之后，我们这些被审查的人除了每天八小时和学生一样的割麦之外，每天早上、中午、晚上还要给一百多个同学打水，就是到那个池塘里头打水，然后用板车拉到驻地，供同学们洗澡、洗脸用。那么每天打三次水，每次起码半小时，这样一天就比他们多一个半小时了。割麦的时候还有红卫兵监管，动作慢一点就要训斥，再不行棍子就敲下来了。有些被审查的人都六十来岁了，有的已经七十多了，哪里吃得消啊？
这个还不算完。在城西湖，我们每天三餐吃饭前还要低头请罪，背毛主席语录，而且都要在食堂外面大太阳底下站着请罪。这时候说不定哪个造反派来了兴致，会跑来问你一个什么古怪的问题，如果你的回答不能令他满意，他就继续让你罚站，站个半小时你再吃饭。所以在城西湖的时候，我们一天起码劳动十二个小时。
另外，每到一个地方，造反派都要开批斗会，表示他“革命”。批斗会的时候，我们要低头认罪，要弯腰九十度不许动一动，有的还要“坐飞机”。老讲师耿伯介当时快六十了，他实在吃不消，就向造反派求饶：“唉呀，你让我跪下来吧。”他们也不让他跪。我们都是这样子。回答问题不满意，就拉到宿舍里头打。有一次我脸上被打了一大块青，回到家来女儿问我怎么回事，我还不敢讲，就说我晚上去打水在电线杆上碰的。后来过了两三个礼拜才消掉。
后来就是到浦镇车辆厂。不过在此之前所有有问题的人隔离审查，我也被隔离审查了。究竟为什么事情隔离审查我也弄不清楚。我被抓起来之后，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就是担心两个孩子。因为我爱人前面已经被隔离审查了。他总共被关了三年零四个月。而我们的两个孩子当时只有十三、四岁，他们单独留在家里我不放心。于是每天晚上我就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叹气。旁边负责看管我的红卫兵还问：“你干嘛老叹气不睡觉啊？”我说：“我睡不着啊，放心不下两个小孩。”
隔离审查期间还要搞重体力劳动，而且每天只准吃七两粮食，一毛钱菜金。早上一起来，先站在那里请罪五分钟，请罪以后就开始劳动，劳动两小时后吃早饭，一碗稀饭，一个馒头，加一点小菜。然后再劳动，劳动到下午三点吃中饭，一毛钱菜金，只能买些青菜、豆芽，那些菜又没有什么油水。所以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所有的人顿时变得面黄肌瘦。我本来心情就很不好，思想压力又很大，再加上这样子折腾，结果弄到十二指肠溃疡。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就害怕空腹，吃多了不行，空腹也不行，尤其是到了夜里，肚子里面空了，胃酸就不断刺激肠粘膜，那是非常疼的。如果这个时候吃点东西就会好点，那么当时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身上有一点钱都被搜走了，不准我们买东西吃，于是只有喝白开水。但是喝了水就要小便，起来小便他们又不放心，怕我跑掉了，于是就勒令我：“不许喝水！不许小便！”你看看，就这个样子啊。
在南京浦镇车辆厂，我们劳改队的任务就是运煤，那个活又脏又累。耿以礼教授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人又胖，又有高血压、心脏病，所以劳动起来动作很慢。有一次看管我们的红卫兵嫌他动作慢，就罚他搬一块很大的煤，搬着这块煤还要走得快，走不快就要拿鞭子抽。结果旁边的工人们看不惯，给红卫兵提了意见，后来红卫兵才放过他的。还有，我们的劳动量很大，但是每天只能吃七两饭，一点点菜，总是感到肚子饿。有一个负责打饭的职工叫周荣华，他很同情我们这些被审查的人，有一次给我们打面条的时候就多打了一些，结果被造反派发现了，就批判他，批了好几次，指责他“同情牛鬼蛇神”。
我们系还有个教师叫王希成的，他早年是留德的，“文革”前是二级教授，研究实验胚胎，在国内外也很有名，也是七十出头。他人很瘦小，有便秘的习惯，每天大便起码半小时以上。那么我们在劳改队，早上起来五分钟之内要集合，因此解大便的时间顶多三分钟，他怎么来得及啊？结果好多天不大便。所以从浦镇车辆厂回来以后没几天，就大便中毒并发肺炎死掉了。这就是迫害致死啊！
我们在浦镇车辆厂劳动的时候，所有的人身上都要戴个牌子，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反动学术权威”，我的牌子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有一个总之委员、教研室支部书记沈祖安，造反派说她是“漏网右派”。我们住在在浦厂，有时候要回学校挨批斗，一路上也要戴着牌子，过轮渡、坐公共汽车，都戴着牌子，就是让你沿途在公共场所示众。
在浦厂有一次批斗陈义，等一下我要给你一篇文章，是我们系张祖暄老师写的，里面提到他被批斗的情况。他研究蚯蚓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就指责说他的研究“脱离实际”，我记得在批斗他的时候，有一个红卫兵恶作剧，拿来一个活的蚯蚓，让他含在嘴巴里头挨批斗。哎呀，什么“法制”啊，“政策”啊，“人道”啊，被践踏得一干二净了。造反派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有一次在灯光球场批斗我，要我交待问题，我的回答他们不满意，就让我罚跪，跪在那里。后来旁边的工人提了意见，他才让我站起来交待。所以当时随便打人，随便罚跪，用各种办法来摧残人，这哪里是搞革命啊？这纯粹就是摧残人啊！
这是在南京浦镇车辆厂。从那里回到学校以后，差不多到１９６９年初，政策逐渐明朗了。
董国强：那是在中共“九大”前后？
谢家极：嗳，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了。当时还让我们集体住在学生宿舍里，不愿意放我们回家。到了春节之前，其他人都放出来了，还不放我、肖信生和郑集。当时我放心不下两个孩子，而且感觉到政策已经比较宽松了，于是就大着胆子给工宣队打报告，说我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工宣队同意了。于是我就把饭票退掉了，带着行李回家去了。
过了春节，造反派Lin又跑来跟我说：“你还要住到宿舍来。”我说：“我饭票都退了，行李也搬回去了，你们跟工宣队商量一下，看还要不要再住进来。”后来工宣队作了工作，就没有再住进来。事后工宣队的师傅告诉我：“是你们系里的个别负责人（实际就是Z）不愿意放你回去，他们认为放你回去就是‘解放’你了。”
我事后知道，因为查不出我有任何历史问题，他们就想办法从别的方面来找我的麻烦。一开始想把我打成“假党员”，因为当年地下党入党的手续不齐全，他们就派人去找我的入党介绍人王鼎新，前后三次派人去北京找他，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有利于他们的证据，结果没能如愿。
所谓“假党员”问题没有结果，Z又派人到我家乡去，到我的中学母校，对我的老同学以及我的妹妹说：“谢家极参加过‘三青团’，你们不能包庇她！”我的那个老同学和我妹妹都坚持说没有这回事。最后也没有捞到什么稻草。
然后他们又在我父亲的身上做文章。我前面讲过，我父亲是作“匪运”工作的，后来被土匪杀害。杀害的地点有两种讲法，一个是讲在安岳保华寺，一个是讲在大足县。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要找到证人是很困难的。于是那些造反派就要利用牺牲地点无法确定这一点，把我父亲打成“假烈士”。为了确认我父亲的“烈士”身份，我配合内江市党史办公室做了很多的工作。后来知道我父亲的材料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面，最后终于搞清楚了。
他们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网罗罪名，故意到处搅浑水，总想弄出点东西来搞你，结果呢都没能如愿。
后来在灵山煤矿劳动的时候，组织上要我“斗私批修”，准备“解放”我了。但是Z和袁服武找我谈话（他们当时是系“革委会”的负责人），说我检查得不好，特别是打击排挤工农问题检查不深刻，要重新检查。后来他们派Lin来启发我，说我应该在检查中深刻地检讨自己当年是如何打击迫害Z和袁服武的。其实我从来没有打击过他，相反我还很重用他。所以我就没有朝那个方面作检查。结果我的“解放”就从１９６９年拖到１９７２年。也就是说，我这样的情况在１９６９年就可以“解放”，但是一直拖到１９７２年。在此期间Z处处打击我、限制我、阻挠“解放”我。
有一次（１９６９年６、７月间）在西南楼２２２教室参加批判匡亚明的会，有人鼓励我发言，我刚站起来，Z就说：“你有什么资格发言？你在生物系走的是什么路线？你包庇重用反动学术权威，重用肖信生、丁树荣这样的干部，打击排挤工农，你必须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他阻止我发言。１９６９年８月，军宣队同志通知我参加整党学习，到西南大楼２１１教室出席生物系全体党员学习会。会议刚开始，Z公然声明：“谢家极没资格参加学习，整党学习要大批判开路，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她是来接受批判的。”在他的阻挠下，我后来就没有参加学习。１９６９年底或１９７０年初，在溧阳“五？七农场”场部，工宣队曾召开过一次尚未“解放”、准备“解放”的中层干部会。会后校工宣队组织组的单师傅单独对我说：“为解放你，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个别革委会负责人（我明白他是指Z）纠缠一些枝节问题不放，我们还在努力做工作，你要正确对待。”
还有一次是１９６９年秋天去溧阳。当时大家都走路去，还背上行李。走到半路，大家都轻装了，把行李放在车子上。有个别为Z所重用的造反派就说：“谢家极不能放，她是走资派！”我只好背着行李继续走。生物系植物园的一个工人看不过去了，一把把我的行李拿过去放在自己背上了。哎呀，当时我非常感动！我想好人还是很多啊。“文化大革命”期间，暗地里关心我、帮助我的人还是不少，我一辈子都感激他们。
造反派还把罪恶的毒手伸向我的孩子。当时我的儿子十三岁，女儿十二岁，要上中学了，但是当时我的工资被造反派扣住，每月只给十块钱的生活费，小孩也只给十五块钱的生活费，我爱人的工资也被扣了，那么哪里有钱给孩子交学费、书本费呀？我想了想，那我就申请补贴吧。于是我就跟监管我的红卫兵提出这个要求，红卫兵说他们要请示革委会的负责人。请示后给我的回答是：“黑帮子女还要上中学？”还扬言：“不管他们上哪个中学，我们都要去联系”。最后还是孩子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网开一面，给了点补贴，他们才得以上学。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小兵。另外因为小孩子没有独立生活过，每月给他十五元的生活费，他不知道如何计划使用，结果到月底没有钱了，没有东西吃了，儿子就躺在床上不去上学了。于是学校就说他无组织无纪律，在批斗一个“坏学生”时就拉他去陪斗。我想这是我们系造反派去那个学校“联系”的恶果。所以我这两个小孩，后来单位里要发展他们入党，他们坚决不入。这都是因为“文革”带给他们的伤害太深啊！
下面我要讲一讲，为什么生物系会搞得这么厉害呢？它的根子究竟在哪里呢？
我觉得关键是造反派的头头Z。他不仅仅是一般地“左”，他还有私心和野心。他的野心很大，品质很坏。这个话我现在当他的面都可以讲。不是因为他整了我，我才说这样的话，群众里面很多人也这么看。“文化大革命”就像是一个大舞台，好多人都上台来表演，他表演得很充分，生物系的很多人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他看透了，我也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才把他看透了。生物系有同志批评我“在生物系犯的最大错误，就是错将Z留校并重用他”。我承认原来我的眼睛是瞎的。他做学生时期我很重用他，因为他农民出身，又是调干生，又是党员，所以一来了以后就让他做学生支部书记，还担任系里的总支委员。后来到他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总支、行政工作都需要人手，我们想他是调干生，业务不是很好，不过做做行政工作还是可以的，他也表示愿意留下来作行政工作，于是就决定留他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时他的问题就有一些苗头了。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留校之前我让人事秘书和他谈心，征求他的意见。他摸到我们要留他这个底之后，就给学校党委写信，表示要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即使改行都愿意。学校党委接到了这封信，当然就写了回信鼓励他。他就把这两封信交给学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要那个宣传委员专门出一期黑板报，把这两封信公布出来，他还自己炮制了一个“编者按”，内容就是号召同学们向他自己学习。那个宣传委员对此有看法，就来向我汇报。我当然不会批准那样做。我还严肃地批评了Z。后来黑板报也就没有出。第二个，我们决定留他，就是因为他表示愿意作办公室的工作。但是留下来以后不久，他就和我讲不愿意做办公室工作，而要做党总支的青年委员，分管学生工作。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青年委员了，我怎么好把人家赶下来换你呢？后来我们分析，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当时一位党总支副书记调走了，他看中这个位置。过了一阵子，他又提要回教研室搞业务。我当时就很坦率地和他讲：“你的业务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我们需要搞业务的人，当初就不会留你。”这也使他耿耿于怀。
上面这几个事情，都可以说明他这个人私心很重。而且因为他的私心没有得到满足，便对我产生怨恨。
后来他被抽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搞“四清”，他很接受“左”的那一套，干得很起劲。他回来的时候还和我讲，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共产党手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在我面前吹嘘自己，说他们工作队的队长对他很欣赏，说他“年轻有为”，“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因为我个人对“四清”是有看法的，而且我听了他后面这个自我吹嘘的话觉得很肉麻，所以我当时表现得很冷淡。这又招致了他对我的怨恨。
所以“四清”回来以后，每次我们总支开会，他都拿个笔记本在那里记录，张三、李四哪个人的讲话他都记下来。由此可见他要夺权是早有准备的。后来匡亚明一被打倒，他马上就站出来了，贴“打倒谢、肖”的大标语、大字报，一举成为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生物系的造反派头头。省委工作队进校，生物系成立临时支部，工作队的S任书记，他任副书记；系革委会成立，他又是副主任。生物系“文革”期间打击迫害干部、知识分子的诸多重大措施，都直接间接和他有关。例如说我“包庇重用反动学术权威”，“打击排挤工农”的许多材料，都来源于他。袁服武曾在十二舍贴了一张很长的揭发我的大字报，标题是“揪住谢家极这条大毒蛇”，可谓“触目惊心”，但细看内容，主要是Z在西南大楼所贴大字报的翻版。又如“八？三事件”中给谢、肖戴高帽子、游校，把生物系十几人关进“牛棚”罚以重劳动，每天只准吃七两粮食、一毛钱菜，还有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地下黑司令部”时搞“逼供信”等，虽然出面实施迫害冲的都是“红卫兵小将”，但是人们绝不会忘记在幕后决策、操纵、指挥的这位头面人物Z的“功绩”的。
董国强：Z的年龄和您相差多少？
谢家极：相差不到十岁。他来南大上学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大概二十七、八岁了。现在他也７０出头了。生物系后来搞得这么乱，这样无法无天，和他的极“左”指导思想有关系。我记得“四清”运动初期他干得非常起劲，后期传达那个《二十三条》，说要纠正“四清”工作中许多“左”的东西，他和袁服武两个人便很反感。
董国强：您是说他们对“社教”中“左”的那套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到后面要纠“左”了，他们就很反感？
谢家极：对。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一来，他们是一拍即合啊。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打，千方百计搞出各种问题，把我们往死里打。因为不把你打死，他就上不来。
董国强：这个Z在“文革”结束以后受到什么冲击吗？
谢家极：没有，就是不当系革委会副主任了。后来领导上又把他调到校工会去办职工夜校。好在他是在本单位搞的，所以后来受到的冲击小一些，要是到社会上去搞就难说了。我们生物系的那个袁服武就是到社会上去闹的，后来被判刑了［２］。
董国强：袁服武的背景是什么？
谢家极：他原来也是农民，调干生，所以我也给他做学生支部书记。他们造反派一再指责我“打击工农”，其实我当时还特别“重视工农”。这个袁服武高考成绩就不太好，来了以后学不下去，我还多次找他谈话，鼓励他学下去。
这个人年龄比一般同学大，也是喜欢摆老资格，比如他经常让那些小同学给他打洗脚水，同学们对此意见很大。
董国强：他们都是哪一届的学生？
谢家极：Z是１９６３年毕业；袁服武是１９６４年进校，１９６８年毕业。
董国强：那就是说造反的时候，袁还是一个学生。
谢家极：对，他是学生，却打着“工农干部”的牌子。
董国强：当时他多大年龄？
谢家极：２５岁吧，比一般学生大。
董国强：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工人造反派K是什么情况？
谢家极：他是南大植物园的工人。那个时候造反要出身好的，工人出去讲话人家相信，所以就把他拉进来了，后来还成了“K司令”。这个人现在还在。
董国强：这个“K司令”的影响也就局限在生物系吧？
谢家极：K后来有没有到社会上，我不知道。
董国强：我们学校“文革”后判刑的人多吗？
谢家极：有几个，比如袁服武，周文昌，曾邦元……
董国强：您一开始讲到您父亲的革命经历，说这个事情和“文革”有关，就是指那个“假烈士”事件吧？
谢家极：对，造反派说他是“假烈士”。我记得“文革”后期要“解放”我，有一次叫我做检查，我说：“我真是感觉到对不起党，对不起牺牲的革命先烈，包括我自己的父亲。”这个Z马上就讲：“你父亲真是烈士吗？你父亲是怎么牺牲的？”其实我父亲在１９５０年就被定为烈士了，那一批烈士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而且我父亲后来安葬在内江烈士陵园里最显要的位置，《内江党史英烈传》中也有他的传记，南昌起义展览馆里也有他的资料，著名烈士呀！这个能是假的吗？好在我这人一直比较低调，过去很少讲到父亲是烈士，好多人都不知道我是烈士子女。否则，还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呢。
董国强：您提到您从团市委回来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出点头，那么三十来岁就当总支书记，当时是不是很少的？
谢家极：那个时候的干部队伍普遍地比较年轻。当时南大各个系建总支，总支书记大多在三十几岁，我刚三十出头，比他们略小一点，但是我在团市委的时候就是常委，所以回到南大来以后，党委书记陈毅人说我做生物系党总支书记最合适，既懂业务，又经过锻炼。对此Z很不服气，认为我“爬得太快”。其实当时我的本意是“归队”搞专业的，我并不想“向上爬”！
这又使我想起一件事。那个Z曾在大字报上揭发我，说我从南京三中调到团市委工作是因为我和校长吵架。实际上我没有和校长吵过架，我是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上面指名参加少先队辅导员访苏代表团，从苏联回来之后就被留在团市委工作了。而且我跟你说，当时团中央还准备调我去，但是由于南京团市委坚决不放人，所以我才没有去成。Z说那些话，完全是歪曲事实、无事生非。他是别有用心的。
董国强：１９５７年您回南大的时候，南大一共有多少个系？
谢家极：十二个系。
董国强：当时担任总支书记的有工农干部吗？
谢家极：有，但是很少。即使是工农出身，也还是有点知识的，他们资历较老、级别较高，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在南大这样的单位当干部，没有一定文化知识是不行的。
董国强：您刚才还提到了陈毅人，他是在１９５７年受到批评后被撤职的，他的问题是什么？
谢家极：他当时对“鸣放”不理解，就写信给孙叔平和陆子敏，大体意思是担心这样号召“鸣放”会把局势搞乱，以后不好收拾。这封信后来被毛主席看到了，就把他作为反对“鸣放”的一个典型，认为他从右的方面干扰反右斗争，使他受到错误的批评、处理。
现在回头看看“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大灾难、大悲剧。上上下下多少有干部受害啊？全国有多少普通老百姓受到影响啊？真是大伤元气啊！现在看来我们这个国家确实是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毛主席的古书看得太多，他是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一切都要听他一个人的，真是让人不可理解啊！当然也有很多野心家、阴谋家，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如果没有他们推波助澜，把那套“左”的东西推向极致，毛泽东一个人也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啊。这就是我对“文革”的基本看法。
董国强：谢老师，您今天谈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谢家极：好的。我也希望你们能好好的研究一下“文化大革命”，这里面的确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
注释
［１］此处记忆错误。南大“清队”期间死亡５人。后来清查“五一六”期间死人较多，达２２人。
［２］此说不确。袁服武１９６８年毕业，分配到镇江地区工作，１９７０至１９７４年间因“五·一六”问题受到关押审查，“五·一六”问题平反以后获释。１９８３年前后被作为“三种人”受到处理。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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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父亲储安平失踪前的最后十年
·储望华·李 菁·
储望华口述，李菁执笔
储安平，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学者、知识分子。１９４９年后出任《光明日报》社总编等职。１９５７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中共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右派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失踪，后被宣布死亡。文革后，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之子储望华口述，《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主笔，为读者讲述储安平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几张面色模糊的黑白照片，是储安平留在这世界仅有的影像，它们也似乎印证了这位父亲留在儿子储望华心中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６７岁的储望华与家人现在安静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别墅里。储望华将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为“静远斋”——储安平被打成“右派”后，曾改名静远，取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以规避身外的政治汹涌。储望华每年都会回到国内，担任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或为艺术院校授课。对外界而言，这位儒雅而风度翩翩的白发学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与钢琴家，是著名的《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改编的很多钢琴作品如《翻身的日子》、《新疆随想曲》、《二泉映月》、《筝箫吟》、《茉莉花》等，不仅被中国钢琴家大量演奏，而且也成为音乐院校及业余考级或比赛的常用教材和曲目。
近些年，储安平正在悄悄成为被追逐的热点，但储望华并不卷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对父亲作过度的解读。
◇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三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那之前两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９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批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８月３１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苍，是农工党内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９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９月２０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１０月１日国庆节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１９６８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监护起来”。虽然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来，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１９８２年６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１６年的父亲告别。
◇ １０年
从１９５７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１０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１０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１０年后还会选择自杀？
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父亲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钧邀请，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父亲，很快得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消息。为了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还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们几次三番动员党外人士发言，统战部的一位处长更亲自打电话，请父亲到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去发言。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理性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于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６月１日，父亲发言的标题就叫《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批判、驳斥。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陷于口诛笔伐的父亲向章伯钧递交了辞呈。说起来有些讽刺，从上任到辞职，父亲在《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上还不到７０天，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难怪章伯钧后来说，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储安平。那一年，父亲只有４８岁。
很快父亲便失去了职务，此后，他到了商务印书馆，主要任务是校译别人翻译好的英文稿——虽然父亲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译，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译”，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让他写一些文史资料或回忆录，我记得父亲写过在上海办《观察》之前的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时间他无所事事，偶尔会去看看电影，或者看看我在学校给他借回来的一些书。
那段时间，父亲不是一般的苦闷。他眼看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乱，内心的孤寂与痛苦无从言说。第二任妻子那时已离他而去，家里也没人关照他，非常寂寞、无聊。“政协”在石景山模式口有个劳动改造的农场，父亲有时会被派到那里劳动，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蘑菇培植”。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那里看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里充满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说：“这种地方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见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过来安慰我。我们二人之间沮丧的气氛，令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无比压抑。
父亲失踪若干年后，徐铸成曾写文章称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听说的是，１９６６年９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某处时，曾与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难友把两人的谈话向组织做了交代，遂被质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实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他虽然写过检查、被劳动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错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父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抱有一颗赤诚之心。他曾随全国政协组团到鞍钢等地参观，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调研，写出了不少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祖国新建设、新面貌的文章。对参加政府工作也满怀热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亲曾担任过新华书店全国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出版发行管理局局长等职，但对我们子女要求历来严格。在得知国家需要各类不同人才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子女输送给国家。
１９５１年，抗美援朝爆发，报纸上宣传说部队需要文化教员，父亲便让我大哥去参军。初中毕业的大哥响应号召去了朝鲜，他后来在东北还成为警卫排的一员，给高岗站过岗。但１９５７年“反右”一开始，大哥被迫从部队里转业，回到上海，在小学里教中文。１９５３年，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才，父亲又让二哥到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学建筑。这两个哥哥因此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后来要大力发展农业，父亲又极力支持我姐姐去学农。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们家的“工农兵”，这也是父亲的安排，唯独我走了文艺之路。
父亲虽然早期参加过新月派，但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深受议会政治的影响，转而放弃文学而从事政论性文章写作，他一直梦想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１９４６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也确立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观察》一直以尖锐而辛辣的风格，批判抗战以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社会现状，深受大众和知识界的欢迎，其订数从４００来份上升到１０万多份。父亲曾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结果《观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险些被国民党枪毙。
新政权建立不久，胡乔木和胡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观察》复刊，周恩来的批复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父亲闻知此讯，特别兴奋。但复刊后的《观察》显然无法继承其以前的抨击时弊的风格，变成了以宣传为主的杂志，出了几期后改成了《新观察》，由戈扬任主编，父亲也退出了《新观察》。
抛却时代的大背景，我觉得父亲的悲剧多多少少也与他的性格有关系。父亲是个比较骄傲的人，母亲也一直评价父亲“恃才傲物”，他喜欢和上层社会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为这样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销”出去，但其实这也是把双刃剑。
与父亲在抗战时期一起办过报纸的冯英子对他有一评价，我认为恰如其分。他说：“安平这个人，他受过英国的教育，相信英国的制度，他以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种民主，因此一谈心，他终以为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气纵横而骄傲绝顶，万事不肯下人，其实归根结蒂他只是一个书生。”
◇ 家庭
父亲是江苏宜兴人，１９０９年出生。我的母亲叫端木露西，出生于苏州一大户人家。我的外祖父抗战之前做过天津电报局局长。母亲在苏州读中学时演过话剧，她演女主角，而男主角就是蒋纬国，可以想见母亲那时候也是颇为出色的。
母亲是在上海光华大学读书时与父亲相识的。两人恋爱不久，父亲到了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据母亲回忆，父亲留学之前英文还很差，但等母亲一年后也去了英国后发现，父亲的英文已经“大不一样”了。
母亲在英国学的是教育学，她后来回忆父亲的事情不太多，因为他们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偶尔提及，她也总是提父亲那些令她不喜欢的方面。在我看来，母亲不喜欢的不一定是我父亲的问题，而是两人性格不太一样。父亲与母亲的个性都太强了，尤其是我母亲。母亲的才能也比较高，她那时候跟父亲一起做到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但她感觉父亲总是压着她一头。母亲后来也只在上海做了一名女子中学校长，在母亲看来，是父亲限制了她。
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母亲受到牵连。虽然母亲很早就与父亲离了婚，但因为有“共同的历史”，也被打成右派，好在１９５９年第一批就被“摘帽”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母亲后来又结婚了，改名为“端木新民”，她的丈夫是一个气象学专家，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上世纪８０年代，气象学家去世后，母亲撑不住了，一下子衰老得不行。那时我已移民到澳大利亚，几次劝说她过来，但都被她婉拒。她一直一个人生活，直到１９９８年在上海去世，自始至终还是希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父亲后来又与一位姓易的女士结婚。易女士是上海人，长得很漂亮，她过去是一个电机工程师的太太，后来跟工程师离婚了，跟我父亲结的婚。起初我们都觉得易女士并不是很适合父亲的那一类人，不过他们之间感觉不错，我们子女也没什么意见。
１９５９年，我记得是深秋的一天，我和哥哥姐姐们与父亲在天坛公园的一棵大树底下喝茶、嗑瓜子、聊天。他通知我们说，他跟姓易的女士离婚了。父亲的意思是，易女士是在他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飞黄腾达”时与他结的婚，那时候父亲的工资也比较高，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不仅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生活上也大不如以前。对女方来说，自此也变成了“右派家属”，她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分手还是政治上的原因。
在我们眼里，父亲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虽然比较和气，但他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物，在没有被打成“右派”以前，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一共４个，父母离婚的“分工”是：我和二哥归北京的父亲管，姐姐和大哥归上海的母亲管。母亲再婚后，姐姐和大哥也回到北京父亲这里。我们在北京上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但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多，有空时他经常找朋友一起聊天议政。虽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我很小就被送到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跟他分开了６年，所以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得到的父爱也少了许多。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 人生
我的音乐之路跟父亲有关。父亲一直支持我去学钢琴，也是父亲安排我去报考的音乐学院附中。当时的录取率仅有３％，得知我考上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希望我能成为傅聪、刘诗昆这样的钢琴家。后来也是他在家庭会议上力排众议，决定为我买台钢琴。
“反右”之前，父亲属于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的工资是９级，有３００多块钱，还算优越。但“反右”之后，他的工资降到了１５０块，而且还要抚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所以１８００块钱的钢琴，还是一笔挺大的开支。
１９５６年，我创作的二胡独奏曲《村歌》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公演，《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我为“戴红领巾的作曲者”。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父亲来信：“你以前常告诉我，在报上读到了爸爸的名字，现在爸爸也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了你的名字。”父亲还觉得我在学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西方音乐，因而经常嘱咐我一定要重视从中国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每逢寒暑假，他必为我“补课”，带我走访民间艺人，看地方戏和说唱节目。
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这样温暖的回忆实在太少了。１９５７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同学看报纸时就会问我：“你父亲怎么是‘右派’？”那时中央电影制片厂拍了很多新闻片，父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镜头被一次次播放，然后一次次遭到批判。很快我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民的”敌人了。
可是，在写信的时候，我还是称他“亲爱的爸爸”，因为平常这么说习惯了。班里同学在后面看到了我写的信，在班会里就批判我，说“你的立场到哪去了，你应该和他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都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限，包括上世纪８０年代我申请出国留学，文化部的领导人还问到单位，“他和他父亲划清了界限没有？”
１９５８年，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特别高兴，和同学们跳舞、喝汽水、吃西瓜，通宵达旦地庆贺。可是第二天，正副校长一起找我谈话，学校里有人贴大字报，说“储安平的儿子居然考上作曲系，以后我们还要演奏他的作品？希望党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其实老师和领导都是比较保护我的，迫于压力，他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我放弃作曲，改学钢琴。校方还建议我和父亲商量，可是不到１０秒钟我就答应转系。父亲又能怎样呢？
虽然我并没有被完全“清除”出去，但这对我来说，打击特别大。我愤慨于命运的不公平，可是又不敢表露，无力抗争。父亲好像也很愧疚，觉得连累到我们，到学校看我，给我送东西，连传达室也不进。父亲很少和我们讲他的遭遇，也很少提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不愿意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全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彼此也尽量回避涉及政治或者国家的事情。知道我在学校考试、演奏或者比赛得奖，他也会由衷地高兴。谈及我们的将来，他总是流露出“你们好自为之”的意思。
那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毕竟我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父亲的情感也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的灾难。
我从钢琴系毕业后，校方觉得我还有作曲这方面的才能，也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同情，让我留在了中央音乐学院。我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是我钢琴系的同学，但我们的交往因我父亲的问题而夭折。“文革”爆发一个月后，我也被揪了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这期间中央乐团曾三次借调，想让我参与《黄河》、《十面埋伏》和《战台风》的创作，可做完贡献后，就被“样板团”“刷”回学校，由此被人戏称为“板刷”。那些改编后的作品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以后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挫折经历得越来越多，我也渐渐学会用沉默和忍耐来接受命运的不公。
我常常想，我无法与父亲相比。父亲一直在思考政治、思考社会，而我接触的领域比他小，我想的更多的是艺术，把钢琴曲作好，有更多的听众。但是如果父亲知道我是在做一些实事，是以音乐有作为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也会很欣慰的。
父亲诞辰８０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部交响诗《秋之泣》，这部音乐作品已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乐队墨尔本交响乐团公演。我在该音乐会节目单的乐曲简介中写道，这首作品“不仅刻画了晚秋的苍凉景色，而且也是对作曲家之父亲的深厚缅怀与悼念——在１９６６年一个深秋之夜，作曲家之父倏地消失了”当首演的音乐声起时，我想，分离这么多年，我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父子之间的心灵交谈。唯愿父亲那曾经悲苦而孤寂的灵魂能感受到这一切。
□ 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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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农场文化革命记实
·格丘山·
引言：如果你没有见过文化革命的真正样子，只是从共产党的报纸电影和小说中见过文化革命，那么这篇文章让你真实的，身若其境的体会一下文化革命初期斗争会的样子。
革命的火终于烧到农场了，一开始好像有些犹疑，时旺时息，因为人们用一种审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这个怪物。
几天后，农场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礼堂就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在进门的地方，有一幅用大体字写的大字报特别显眼，上面写着：“郭大胡子，你为什么一个人吃了七个人的肉？”
非常吓人，可是谁也没有大惊小怪，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吃人肉，而是指生活科科长郭大胡子一个人吃了应该分给七个人的猪肉。这幅大字报却形象的反映了农场当时的文化革命状况：说的都是细小，无关痛痒的生活屑事，而用的语言惊心动魄，似乎要配上文化革命的气势。人们嘴上在叫文化革命万岁，心里在嘀咕，这是不是已经玩过的钓鱼上钩？
从外地出差回来的人，尤其北京回来的人，不断带来使人惊愕的刺激消息：什么人们都不上班了；党委都瘫痪了；党委书记被戴着高帽子到处游行……，将大家听得心里痒痒的，看看我们这里，照样上班，党委还在领导文化革命，揪出几个有历史问题的和与农场领导闹矛盾的芝麻官，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人吗？
空气中闪烁着一种可怕的沉寂，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神秘气息，干部们看来心事重重。
这个气氛终于被一队的青年工人黄义一的大字报，“炮打农场党委”冲破了，然后一批支持的大字报蜂拥而出，到了东北石油学院窜联的红卫兵到达农场时，要求斗争党委的舆论已经达到了高潮。
第一个批判农场党委走资派的大会终于召开了，这是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大会，不管史家将来怎样去评估文化革命，就这样性质的大会本身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罕有，而且以后也是难得见到的了。
这与土改斗争大会不同，与斗争右派和反革命的大会也不同，因为那些大会的后面有着一张无形的黑手在引导和控制大会，那样的大会只是一个预定结果的过程。这个大会也与我们以前排队去到礼堂听党委报告不同，在那样的大会上，是没有个人的面貌的，每个人只具有他身份所确定的含义，秘书就是秘书，工人就是工人，指导员就是指导员……，个人只是这个已经编织好的巨大的罗网中的一个固定位置的棋子。
而现在当那个网失去了它的威摄和控制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还在它的余威下战战栗栗，其它人已经可以消遥它的网外了。一旦人们无法从那个网得到具体的指令，也不必再以这个网给他定义的身份去活动时，他就必须以自己的本来面目，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行为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不再是我们平时叫惯了的小马，老张……，而透出了使我们陌生的他本人的个性和人性。
人们乱七八糟的坐在礼堂的每一个可以坐的地方，窗口的边沿上，桌子上，礼堂后面高高堆起的麻袋上……，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交头接耳……，如果说多少年来这个会场上的人在那里就像一列列西安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那么现在这黑黝黝会场中的人就变成了一座古庙里的罗汉，或是呲牙咧嘴，或是慈眉善目，或是嘻笑欢颜……活龙活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会议由一个东北石油学院的红卫兵主持，他说工人师傅们，今天我们开会批判农场党委执行刘少奇反动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和迫害广大工人的罪行，请工人师傅勇于揭发，有毛主席他老人家为我们撑腰，大家不要怕。
其实当一个人说不要怕的时候，他已经害怕了，要不他怎么会能想到害怕呢？会议一开始沉闷而且审慎，上台发言的都是出身好的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工人，连运动初期被农场党委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没有一个上去发言，发言成篇累牍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给自己壮胆。但是这个沉闷只是暴雨前的沉寂，工人们虽然从那个巨网中脱出了，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和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加上常年来对于干部习惯性的低三下四的心理障碍，必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在礼堂看不见的空气中，工人们心中的愤懑正像地下的岩浆，到处激撞，当它找到一个出口时，就会以千钧之力喷发出来。
这个沉闷终于在一个老工人上台泪汪汪地控诉他被卡扣了三个月的工资，家中揭不开锅，孩子饿得哭的时候打破了，黑暗中有人叫茹作斌站起来，虽然没有人响应，茹作斌还是站起来了，态度恭敬，不卑不亢。他用他特有的平实声音回答说：这位师傅说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回去调查，如果属实，一定给他补回卡扣的工资。
茹作斌是西北甘肃人，焊接工人提升的干部，虽然在忠诚于共产党上，在国策阶级斗争为纲上，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庆精神上，他与知识分子干部没有区别，但是他的务实和稳重作风俨然与大学中我见到的紧跟风浪尖的极左知识分子干部不同，六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党中央内斗，发出的政策经常一百八十度相反，这些知识分子干部都有一套见风使舵，在浪头上生存变化的本领。而茹作斌显然不是这种风格的人。
２０００年，我重访中国时，我的红颜知己张庆华，以她丈夫大庆工校校长的名义请我吃饭，并请来了当年的难友李延成和茹作斌一起作陪，茹作斌已经官升至大庆组织部长，刚退休不久。难友李延成也已满脸风光，完全一扫当年反动学生的霉气，刚从处长的岗位上退休不久。李延成的处长就是茹作斌提携的，可能正因为如此，难友李延成已经很难分清对茹作斌尊重和阿谀的界限。在饭桌上我回忆了当年在农场的艰难岁月和一些令人心酸的往事时，李延成说我们当年能在农场安然无事，全是靠的茹书记，可以说，茹书记就是我们的保护伞。说完后，大家愕然，不知道说什么，倒是茹作斌思索了一下，用他那惯有的平实语言说道，哦，不能这样说，我只是庆幸那个时候我在你们的问题上没有胡来，表情显然流露出当年在不是我们问题上胡来的自责。
我对茹作斌最深的记忆是农场每年一次的庆丰收大会的聚餐，农场的生活极其艰苦，可是那一天宰猪屠羊，农场的大礼堂中摆满了几十张巨大的圆桌子，每一张桌子可以坐二三十个人，那一天也是农场做饭师傅大显身手的时候，桌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猪头，猪杂冷盘和各种素菜的冷盘，每个盘子有脸盆那么大，然后是农场自制的米酒，那个场面令我终生难忘，气氛热闹极了。然后茹作斌一桌一桌的走过去敬酒，那种恭敬的样子令我非常感动，那一天也是没有阶级斗争的日子，所有的反动分子，包挂我们戴帽子的都坐在席上，如果茹作斌走到一个桌子旁，正好是一个改造分子，他也会谢谢他一年的辛勤劳动，为农场丰收做出贡献，一点不提什么努力改造，重新做人之类的屁话。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今天还存有多少茹作斌这样的干部，我相信当年共产党在上升过程中从中国基层吸收的这些干部是共产党维持它生命力的重要成分，当它随着离它起事的坚韧和残酷的斗争愈来愈远的时候，虽然它离暴力和杀戮也就愈来愈远了，但是它也就愈来愈失去了它从中国底层，那个真正蕴藏着中华民族活力的瀚浩的底层得到的活力，当它愈来愈接近消耗完了这些正能量的时候，它也就愈来愈慢慢回到中国社会固有的轨道上，转化成一个中国社会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控制下的党了。这时候它也就只能从羡慕它的荣华富贵和权力，而围绕到它周围的群体中去吸收补充养料了。
批判大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干部在气势上完全压住了工人。他们在回答问题或倾听工人叙述时，眼睛直视着工人，使控诉的工人感到咄咄逼人，要说的话也就吞回了一半。主持会议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和茹作斌展开了一对一的针锋相对的交锋，主持人问他应该怎么样对待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革命的时候，茹作斌平静的回答，我忠诚于毛主席和党的革命事业，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审查。然后台下黑暗中有人叫起来，让党委的成员都站到台上去接受群众的批判，好多响应的声音也叫了起来，上台去。在叫声中茹作斌与场长刘金炼等一起慢慢走上了台。有人叫低下头去，这些成员们将头低下去了。
但是形式上的强制，甚至侮辱并没有使工人在心理上取得优势，这些干部们依旧占有着气势凌人的骄傲。这些傲气虽然在运动后面盛行的戴高帽子，喷气式和体罚下被打得稀里哗啦，但是在运动的初期，它是如此顽强地占着上风，非常顽强，无形地笼罩着运动的气氛。
大会的真正转折终于到来了，那是必然要到来的，这并不是因为哪一方是正义的，非正义的，这些已经根深蒂固的栽在中国人心里的古老的信念，好人与坏人，进步与落后，或者理想主义者将人民群众拔高成真理化身的对社会的一厢情愿的解释，都只是中国社会中中国人用来意淫自己的自慰。当历史像从山上奔来的洪水猛兽不可抵挡地在山麓巨石之间夺道乱冲杀出一条河道的时候，与这些理念又有什么关连呢？对于农场来说，运用权力的一方，处于权力没有任何法律控制和约束的状态，同时又必须竞竞业业地戴着那些与农场情况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的，对农场完全没有用的中央权力斗争发布的政策和指示的锁链，不管这些干部怎样无私和认真，都是不可避免地会伤害被施用权力的一方的。何况对于这些穿着满身油腻和破洞工作服，在北大荒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挣扎和求生的生灵啊，他们向谁去诉说他们心中的愤懑，他们的痛苦啊！他们会毫无选择的将心中的痛苦，物资的秉乏，病毒的折磨……，一切的一切都归之于掌握着支配他们生活全部权力的官员，尽管那时尚未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巨大的官民贫富差别，农场的干部生活也只是比工人略好一些而已。
一个中年工人颤颤巍巍的走到台上，他没有说话眼泪就出来了，他说茹作斌啊，你让我成了废人了啊，我的孩子死了，是你逼着将我骟了的，现在我生不出孩子了，我怎么对得起父母啊，不孝中无后为大啊……，他哽咽得讲不下去了。
全场像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农场去年做出了一项收到大庆工委表彰的创举，全部有了一个以上孩子的职工都做了绝育手术，现在这些被“骟”了的人愤怒了，几个职工一起冲到台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工人说，茹作斌，你好狠心啊，你为了得到上面的表扬，升官发财，骗我们，逼我们将自己骟了，你说没有付作用，可是我现在一到阴雨天就腰疼，浑身没有力气，我以前能够扛二百多斤的麻袋，我现在完了，成了废人了……。他在台上大哭起来。
茹作斌的头上开始流下了一颗颗的汗珠，他的头真正低下去了，黑暗中有人在狂叫，让他回答！让他回答！茹作斌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这里的工人师傅……。有人又叫了起来，是责任吗？茹作斌说：不，不是责任，是罪，我有罪……。语气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大会开始时的矜持傲慢。我相信那一刻茹作斌说这些话是发自肺腑的，这是不是就是多年后茹作斌在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的“胡来”之一呢？
文化大革命在茹作斌这样的干部身上留下来的也许不是像大部分共产党干部们那样，只是对文化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还有沉痛的反思。这种反思只可能在那一时代的一部分干部中存在，对于今天在高爵显位上的他们的子女，是无法理解和达及的。但是这能怪他们吗？正是这个文化革命，使他们有着怎样的童年和少年啊！还当他们没有成人的时候，他们碰到的是抄家，是对他们父母斗争，是周围人毫无同情的欺凌和白眼，是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一个高干子弟告诉我，当他的父母被斗，深夜不能回家的时候，他拉着他的妹妹，饿着肚子，躲在柜子里发抖。还有一个高干子弟告诉我，当他的父母被送到监狱和干校去的时候，他失去了家，变成了孤儿，沿着呜咽啼哭的长江要饭流浪，像条搭着尾巴的狗一样，那个时候有人可怜过他们吗？什么是爱？什么是怜悯？为什么当他们今天得到荣华，得到富贵，得到显位的时候，要强迫他们给爱，给怜悯，给施舍，于这些残忍的无爱心的LOSER啊？
错的也许不是每个个体的中国人，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着委屈，有足够的理由去不顾一切地，不惜手段地，用成功，用疯狂，用奸诈向这个社会榨取，去抗议，去将周围的人压下去，去，去报复！报复那个冥冥中嘲弄作践他们命运的力量！仅管在这个社会的表面上用大广播，用报纸，用电视说的，叫的，唱的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无关于委屈，无关于成功，无关于出人头地，无关于风光，更无关于你死我活的报复的话。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什么理由，是谁，将他们拖到了这个冤冤相报的，人性高度扭曲的，充满谎言和欺骗的生存道路上？这个始作俑者，是一个暴君？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智慧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社会的无奈？是外国列强欺凌后中国民族自尊不顾一切的疯狂反弹？是国际共产主义风暴给中国留下的遗产？还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人的礼制等级做人上人光门耀祖的观念在作崇？
终于干部们的心理防线被冲垮了，工人们一个个地上台痛哭流涕的揭发农场干部的倒行逆施。
文化大革命在大庆农场终于开始了。
□ 原载《华夏快递》２０２５年２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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