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老革命遇到新科学——“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浅议
周文业等：《凝固的生命》——程应铨葬身游泳池
周志兴：悲剧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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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五期（zk2503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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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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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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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老革命遇到新科学——“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浅议 华新民
【亡灵祭坛】 《凝固的生命》——程应铨葬身游泳池 周文业等
【人物春秋】 悲剧翦伯赞 周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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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老革命遇到新科学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浅议
·华新民·
１９７１年，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尼克松政府解禁了美国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民间来往，居住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开始络绎于途，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国，或探亲访友，或学术交流。毛泽东也会见了其中的几位访客，如他年轻时候就相识的李振翩和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这些会见和谈话中，笔者觉得毛泽东同李政道的谈话对后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富有值得回味的哲理性。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的谈话发生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这次会见是临时安排的。据李政道回忆：“那天早上６点钟左右，在北京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出人意外地响了起来。有人通知我，毛泽东想在一小时内在他中南海里的住所见我。”〔１〕李政道原来计划当天离开北京的，为什么毛泽东在最后一刻想起要见李政道，笔者没有见到什么可靠的资料说明，只能依据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李政道的谈话内容来推测其中的原因。
李政道在５月２０日从上海飞抵北京后，通过迎接他的友人、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转交给周恩来一份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题为“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他在建议书中说：“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是基础科学的应用。基础科学包括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基础科学的实验。基础科学不是单独的基础理论。单独的基础理论，脱离了实验，是不能存在的。”〔２〕在这段话里，李政道讲了两个层次的道理：第一个层次是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之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建筑在前者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说的是，基础科学内部，有理论和实验的分工，前者是不能脱离后者而存在的。
周恩来在读了李政道的建议书后，在５月２４日借接见李政道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讨论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个会议的级别和规模都不同寻常，“四人帮”王张江姚全部到场，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也出现在会场，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长郭沫若和党的负责人周荣鑫，以及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外交部的王海容，北京市委的谢静宜等。李在会上把他在建议书中的内容作了介绍，主要是关于加强大学基础科学教育的问题，以及从小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谈话中间，江青作了多次插话和诘问，显然对李的主张不以为然。〔３〕根据会上的反应，李政道在当天晚上又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散发给白天的与会者。他在“补充说明”中进一步阐述了应用科学对于基础科学的依赖性，指出，基础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基本规律的学问，“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李政道在这里重申了：“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４〕换言之，基础科学先于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的成就之上，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也就没有应用科学。
一，毛泽东说李政道的“理论”没有讲清楚，为什么？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发生在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之后六天，据“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记载，毛泽东在见到李政道夫妇，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但是你的理论没有讲清楚。”李政道听后回答道：“很对，我没有讲清楚。”毛泽东接着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告诉李政道：“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在谈话过程中他又再次强调：“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５〕
如前所述，李政道在建议书中已经说，基础科学包括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基础科学的实验，而基础理论是不能脱离实验而存在的。这个话，跟毛泽东所说的“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看起来似无分歧——如果你把李政道的“实验”理解为毛泽东的“实践”的话。那么毛在谈话开场说的那几句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话是不是无的放矢呢？为什么毛又认为李政道的理论“没有讲清楚”呢？
笔者认为，李政道说的那一番科学理论不能脱离实验而存在的话，属于第二层次的道理。而毛关注的是李政道所说的第一层次的道理，也就是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究竟是谁产生了谁？哪一个是基础？显然，李政道在建议书中阐述的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的说法对于毛来说是陌生的，引起了这位“战斗的唯物主义”（列宁语）战士的警惕。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的《实践论》中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６〕遵循毛的理论，用“实践”这个“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来审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谁先谁后，顺序是显而易见的：应用科学比基础科学更为贴近实践，应该是实践先产生了应用科学，然后应用科学产生基础科学。这就同李政道的主张相冲突了。
应该说，“伟大导师”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基础科学虽然包含理论和实验，其根本目的——按李政道的话说——还是“掌握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以便“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研究旨在创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李政道所断言的基础科学产生了应用科学，等于是说远离实践的理论产生了植根于实践的应用。那么，理论又是哪里来的呢？这是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自然要提出的问题，毛在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却是相反的论断——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所以毛见到李后一进入话题就开门见山说“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产生应用科学”这一说法的异议。
毛泽东坚持的、也是我们自小被灌输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因此，物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精神世界中一切成果的源泉。根据这样的世界观，生产活动首先产生了更贴近实践的应用科学，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产生离实践较远的基础科学，其最高成果一般是具有普适性和抽象性的理论。这种世界观中的生成链是：生产活动（实践）→应用科学→基础科学。李政道的“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今天的各项应用科学，如激光、核技术、电脑等，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是从基础科学的成就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生成链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实践，这等于是把毛泽东一生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颠倒了过来。
当年在中国领导人会见那些访问祖国的美国华裔学者的时候，客人说的大多是一些客气话——毕竟是久别重逢，不便畅谈心中真实的观感，也是人之常情。李政道以书面的形式直陈时弊、提出建言，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从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一种另类的世界观，而且李在几天前的会议上同江青不卑不亢的对话也明白显露出一种中国知识界已经绝迹多年的挑战意味，这或许是促使毛泽东临时决定要会一会这位年轻人的原因。
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先孰后？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已经远去，李政道也已经仙逝，再回顾中南海里的这一席谈话，笔者认为：李政道的建议书和补充说明中所阐述的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回顾，是一位职业科学研究人员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科技潮流的第一手陈述。毛批评李的建议书中理论上没有讲清楚，无非是表达对这一结论不认同的委婉之辞。从李政道这方面来说，他没有直接反驳毛的意见，是因为这压根就不是理论论证，只是近代科技发展史的常识。
三十一年后的２００５年，李政道又回到了这个话题，这一次是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必照顾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也不必像给领导人的建议书那样斟字酌句。他直接明了地阐述了伽利略和牛顿开创新科学以来的几百年中，基础科学促进文明迅速进步所起到的“源头”作用：“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历史上来看是非常清楚的。仅就二十世纪来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给整个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走向了电气化时代，从依靠太阳能时代走向了近代原子能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了信息化时代。人类文明的这样巨大的进步，从源头上讲，应该归功于基础科学的发展。稍远一点讲，在伽利略和牛顿以后，科学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两千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他们之后的几百年，科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起来。这是一个分界线，说明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７〕
要质疑这样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何须在理论上“讲清楚”？只须举出相反的事实就可以了。这一点毛泽东作为科学研究的门外汉固然做不到，即使科学研究的内行也做不到。因为，谁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二十世纪出现的大量新技术及相关的应用科学，在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分支——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之前，连雏形或萌芽都没有出现过。
李政道的上述结论早已是几百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识之士根据他们长期的经验和观察达成的共识，而且早就被写进各种文献之中。这里只举其中一份阐述得最为清晰有力的文献，这是一份为美国总统撰写的报告，标题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作者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１９４４年——也就是在毛泽东同李政道谈话之前３０年——布什根据罗斯福的指令组织撰写了这份报告，１９４５年发表。该报告有专门的一节论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它说：
“基础研究是不以实际结果作为目标的。它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决大量重要实际问题的手段，尽管它未必能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给出完整的具体答案，完整具体的答案是由应用研究来提供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他的工作成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但如果长期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停滞不前。
基础科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它取得成功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为了其它目的而从事的实验所带来的意外结果。从统计学上讲，基础科学的某些部分肯定会产生重要且非常有用的发现；但任何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都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基础研究导致新的知识。是一种科学资源，为实际应用创造了取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新产品和新工艺一开始往往不够成熟，它们是建立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的，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来自于纯粹的科学领域里的潜心研究。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领跑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在十九世纪，美国机械的创新主要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础研究发现之上，它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一个依赖其他国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术水平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免不了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也将会衰微。”〔８〕
这一节文字明白地阐述了李政道在他的建议书中所表达的道理。它强调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相对于技术进步的领跑作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没有讲清楚”的理论，早在他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成为朝野的共识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９〕不少论者认为，范内瓦·布什的这份报告为美国此后几十年间持续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
这段文字这样来描述基础科学的特点：“基础研究不以实际结果为目标”，“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他的工作成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的研究常常是没有功利目标的。为了创造适合于基础科学的研究环境，这份报告还刻意主张基础研究中心应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主，因为那些地方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拿出实际成果的压力最小，从而会将大部分研究精力投入到拓展知识的前沿方面，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中心应以远离实际功利为最佳。
报告中的这些主张，翻译成中国的科学家所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基础研究不妨——甚至应该——“脱离实际”，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必考虑实际应用——包括生产任务、国家安全任务——的需要，换句话说，基础研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心最好设在实际需求的干扰最小的“象牙塔”里。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可是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政府在发展基础科学方面却并不排斥看起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
相形之下，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直到今天的中国，“理论脱离实际”几乎是所有中国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的原罪，是悬在他们的头上、随时都会降临到头上的一顶帽子。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在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在干部和工农兵头脑中的形象是：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书呆子，在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电影《决裂》中那个研究“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掌握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曾在科学院和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展开过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肃清他们头脑中的“理论脱离实际”和“为科学而科学”一类的资产阶级思想。〔１０〕《竺可桢日记》中的如下一则记载可提供一个这方面的例子：（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７日）“吴征镒以为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非小资产阶级思想。……又问余既受哈佛影响甚深，对于Charles Eliot埃利奥特印象如何。余回答说Eliot给我的印象甚深，一切为科学而科学，剥削阶级观点、贤人政治由此而来。”〔１１〕吴征镒是一位植物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１９４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党员十分稀少的科学院，他任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代表党组织帮助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进行思想改造，在谈话中，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的竺可桢在吴的引导下反思哈佛大学及其校长埃利奥特对他的影响，反思自己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观点，其中就包括“一切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工作条例”规定，科学院此后十年从事的四种研究工作的份量比重分别是：“基础研究占１５－２０％，应用基础研究占３５－４５％，应用研究占３０－４０％，推广研究占５－１０％。”〔１２〕在这里，“基础研究”同“应用基础研究”分离为两项，前者显然是指那种看不到实际应用的“纯粹科学”研究。可见，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真正的基础研究的份量只占了不到２０％，远远小于应用研究。而这还是经过了大跃进的失败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在政治上最为宽松的时期所确定的比例。或许，“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可以算是科学院里少数“没有用处的”纯粹基础研究之一例，研究者陈景润因此在科学院一直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到了文革期间更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只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使得当时的当权者看到了他的宣传价值，陈景润的处境在文革后期才有所改善。
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没有别的来源吗？
毛泽东在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感受到了他的“理论”对自己一生坚持的认识论的挑战。我们在这里对此做一点深入的探讨。
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础上的，可以用几段他自己的话精炼地概括。除了前面引用过的《实践论》，毛在１９６３年５月总结了掌握政权十多年后的经验教训，把实践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１３〕在另一段文字中，他又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上升为“三大革命运动”，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１４〕
毛泽东的认识论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他所列举的三项社会实践。从毛泽东本人经历来看，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生以“阶级斗争”为本职工作；取得政权之后，也发动过诸如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一类的“生产斗争”；也多少了解一些农村里种试验田、工厂里技术革新一类的“科学实验”；在他的领导下，也成功地实施了兼具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性质的“两弹一星”计划。在他的视野里，“三大革命运动”已经包罗了人类一切产生正确思想的实践活动，他看不到在此以外，人的正确思想还可以来自其他的活动，包括在远离社会实践或实际需要的“象牙塔”里进行的、不以任何功利为目标的、纯粹出于求知和好奇的动机从事的科学探索活动。而这正是李政道在建议书中谈到的那一类基础科学研究。
历史上，这类科学探索活动总是局限在少数人的小圈子内，而且它们的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的过程相对缓慢，对于大众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不那么显著，所以，在几百年之前，这一类科学研究的作用并未得到人们的足够注意。然而，进入近代之后，一方面，这类研究逐步深入到了人类感官无法到达的微观和宇观层次，另一方面，它们带来的技术成果造成的影响却迅速而显著，这些成果，如核武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从而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或者如半导体，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这类“纯科学研究”的意义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有识之士最先认识到，并被政府纳入国家发展的考虑之中。李政道的建议书以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为例证，向中国领导人指出的，正是这一类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研究以及新技术开发的重要意义。从毛泽东的言论文字中可以看出来，他的视野中没有这类新科学的地位，相反，在他本人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曾经开展过对一些新科学理论的官方批判。
考察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两大革命性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无疑是人类产生的一种“正确思想”。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哪一些生产活动的实践、或者哪一门应用科学的研究产生的呢？如果这样的问题有答案，那么李政道建议书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实际发生的过程告诉我们：它们不是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而推动的某些技术或应用研究产生的，促成它们诞生的是十九世纪后期物理学内部出现的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和实验之间的矛盾：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关于电磁波的理论同牛顿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出现了矛盾，导致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从而催生了相对论；经典的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关于黑体辐射强度的预言（瑞利－金斯定律）在高频率波段趋于无穷大，同所有的实验和经验明显不符，导致了量子力学的诞生。这些过程均属于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提到的第二个层次——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什么生产活动或应用科学在其中发生作用。
李政道在１９９２年的一次座谈会的报告中再次指出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又有两项尽管有点神秘但却很关键的发现。一项是１８８７年由迈克耳孙（A．A．Michelson）和莫雷（E．Morley）在美国做的实验：测量顺、逆地球转动时光速的差异。这似乎和应用完全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两个光速不一样，然而，测出的结果却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推翻了以前存在绝对惯性系的观念。另一项是普朗克提出的黑体辐射公式，这似乎也与应用无关。但是，前者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而后者则为我们构造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１５〕
值得注意的是，李政道在这一段话里，两次提到“与应用无关”，说明毛泽东当年那句话：“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常在他的心头，他要以物理学两大理论创立过程为例告诉深受毛泽东思想熏陶的中国学界：历史事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这两大理论确立了两个物理学上的常数，它们的数量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光在真空中的速度：３.０×１０８m·s＾（－１）以及普朗克常数：６.６３×１０＾（－３４）J·Hz＾（－１），如此高的速度或如此小的能量，即使在今天，人们要从生产活动的实践中“通过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来感知并获取关于它们的知识，不免会像中国古代学者所主张的“格物”一样徒劳无功。
新科学产生于远离实践的基础研究这种特点在相对论诞生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相对论在１９０５年最初问世时的论文题目是“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讨论的是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的行为，而那个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既未提出研究这一课题的任务，也不具备研究这种运动的条件。相对论的主要原理，如光速不变、同时的相对性等等，如此违反人们常识，它们是从某种生产活动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吗？显然不是，而几乎是从爱因斯坦一个人的思辨里产生出来的。在爱因斯坦个人的回忆中，即使是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对于他建立狭义相对论的贡献，也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当时，洛仑兹（Hendrik Lorentz）和庞加莱（Henri Poincare）是名满欧洲的物理学和数学大师，他们根据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的结果，在数学上推导出了相对论的时空变换公式，然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却无助于使他们成为相对论的创立者，反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２６岁的瑞士专利局职员靠头脑里的“思想实验”完成了创立相对论的突破。要论“社会实践”，爱因斯坦远不及他的这两位前辈：大学毕业才五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后来在瑞士政府专利局找到一个职员的位置。这些“实践”，除了给予他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的宽裕时间之外，对他的相对论研究有多少助益呢？他本人很少提及，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即使有的话，也不是关键性的。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只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出现，只是二十世纪之前比较少见。李政道认为十九世纪电磁学的发展也是基础研究在先而应用技术在后的例子，他在１９９１年一次题为“建立强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的演讲中指出：“十九世纪法拉第就发现动磁生电、动电生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实验发现。紧跟着麦克斯韦就把动磁生电、动电生磁这个关系用极精密的方程式——麦克斯韦方程式总结起来。不但在十九世纪，也影响到二十世纪，于是产生了发电机、电动机、电话、电报、电池、无线电等等。从这个基础实验的发现、基础理论的突破产生了高科技，才有了人类今天的一切与电有关的文明．”〔１６〕
回溯历史，生活在十七世纪的牛顿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例子。纵观这位新科学开创者的一生，牛顿的经历包括：短暂地当过国会议员（据说从来不发表意见）；担任过皇家造币局的主管达３０年；其间办理过缉拿制造伪币罪犯的案件；可以说富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可是，他一生对人类的最伟大的科学贡献、他开创的新科学——运动定律、万有引力理论、微积分等一系列“正确思想”——恰恰是在他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的年轻时代作出的，而不是在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之后。他在４５岁那年发表了总结那些正确思想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此之前，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极为有限：只是在剑桥大学爬满长青藤的“象牙塔”里，从当学生开始，通过学习经典和自己的研究积累知识，逐步上升到教授的位置，同社会的接触主要是同当时从事最前沿研究的少数学者之间的交流。
以上事例说明，那些探索根本性问题的基础研究，由于其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通常遥遥领先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生产活动，常常在整个社会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首先在从事“无用的”最前沿研究的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头脑里形成和取得突破。这种突破产生的正确思想不是在社会中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作用而发展成熟的，很大程度上是在少数人缜密的思维中涌现出来，然后经过理论和实验上的验证。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规律，李政道这样总结上述规律：“为什么基础科学可以产生如此重要而广泛的应用成果呢？宇宙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的宇宙。宇宙中众多的物质形态只遵从同一组的基本定律。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这组操纵一切的基本规律。对自然界，这组定律决定着从宇宙诞生直到现在所有粒子在各种表现形态下的运动，如气体、液体、固体、生物、行星恒星星系等等。基础科学使我们了解这决定一切的定律。有了了解，才能掌握，才能应用。不仅物理学是这样，生物和其他科学也是这样的。”〔１５〕——这一席话从根本上说明了基础科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他对毛泽东批评他理论上“没有讲清楚”的一种回应。
不过，这样的“了解—掌握—应用”过程中起始的“了解”阶段对不少局外人有点神秘，让他们觉得像是“从天上掉下来”或者“头脑里固有的”，从而苹果掉在牛顿头上产生万有引力理论一类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进入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课题日益抽象化和数学化，又由于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物理学处于最为基础性的地位，而数学又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所以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研究方面这种事例远比其他学科丰富。在更抽象的数学领域中，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黎曼几何并不来自任何应用科学的需求，纯属个人思考，为追求逻辑的完美而产生出的一个数学分支，没有想到后来会在广义相对论里得到应用。这样的事例在过去一百多年明显增多，在文明发达的国家已经广为人知，形成共识。
四，毛泽东说他赞成李政道提出的培养人才的建议，落实了吗？
综上所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物理学基础理论都不是通过生产实践—应用科学—基础科学这条路子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科学内部新旧理论的矛盾或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矛盾推动下产生的。因此，要发展基础科学，通过生产活动的实践获得知识这一途径，就明显不如通过学习前人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这一途径。这一点可以从建立这些基础理论的那群人看出来。李政道在“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一文中列举了在二十世纪物理学重大进展中作出主要贡献的学者，指出他们在作出贡献时大多十分年轻，如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是只有２６岁。海森伯１９２５年建立量子力学时只有２４岁，狄拉克在１９２７年建立相对论量子力学时２５岁。〔１７〕这些人从大学毕业不久，除了在学校中获得那些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本本主义”的书本知识和从事了几年科学研究以外，都没有那种在中国最受重视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据此，李政道在他的建议书中这样说：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基础科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２０至３０岁之间。〔２〕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看到中国的学生从中学里出来就被送到农村，中断了课堂学习，他感到非常忧虑：“我特别沮丧地发现，在这文明古国，教育几乎完全停止。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办法能改善这种状况。”〔１〕这种对中国科学事业后继无人的忧虑，激发了李政道向最高领导上书的念头。
为了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接受，李政道在建议书中用了不少文革中流行的语言和概念，并将建议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就是挑选一部分十三四岁的少年，作为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象，培养的办法是：像芭蕾舞学员一样，不必上山下乡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是不间断地学习基础科学的课程。
李政道的这个建议，让江青觉得来者不善。在她和她的党羽们看来，李政道的建议实际后果是在当时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打开一个缺口，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命运，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学习科学知识，而且李政道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以江青直接抓的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作为先例，堵住了江青一伙人的口。所以，江青在５月２４日会议上对李政道的建议提出了为什么不能培养５０岁的基础研究人员之类的质问，显得十分无力，反而暴露了她的无知。〔３〕李政道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次会见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关于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原本是很简单的问题，答案也是极明显的，任何人用狡辩和强辞都不可能改变正确的理解。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连周总理都不能作比较肯定的答复，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４〕周总理都不能作比较肯定的答复，不只是因为江青在会上的无理取闹，更多的是他担心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经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的。”周恩来在同李政道告别的时候问他“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４〕就是这种担心的流露。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办公，白天睡觉，他大概是５月２９日晚看了李政道的建议书以及关于李政道在５月２４日的会议上同江青发生争论的记录。他明白争论涉及自己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式的辩护对此毫无帮助。不过，这是一个他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哪怕它牵涉到几千万户人家。一年多前，一位走投无路的下乡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他写了一封诉苦的信，毛给他寄去３００元人民币，用“容当统筹解决。”一句话把问题推延到不确定的未来。〔１８〕这天，他想见李政道，更加关心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谁产生了谁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之一，是有利于年轻人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广阔天地”里增长知识和才干，如果像李政道所说的那样，基础科学的源头不在应用科学，反而是应用科学的源头，那就颠覆了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如果说，招收少量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只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挤开一个狭缝的话，那么承认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就无异于挖了整个运动的墙脚。所以他在谈话一开头就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并此后直到谈话结束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他不想让这个问题妨碍更具哲学意义的讨论，尽管在李政道来说，这是他建议书中表达的最关切的问题。
李政道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接见我，表示同意我的建议，这样才平息了“四人帮”的反对，开始实行我的建议，国家领导把我的建议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１９〕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却没有那么简单，充满着曲折和斗争，涉及到高层官员的沉浮，甚至生死。
今天看来，毛泽东对自己那句表示赞成李政道建议的话并不放在心上，尽管表示了赞成“那个东西”，却没有兴趣讨论如何落实他赞成的东西。在１９７４年，他的话虽然不像前几年那样“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凡他有一点落实自己那句话的意愿，那么他的“最高指示”，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而且，按当时的说法，“最高指示”要落实不过夜。然而，在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到毛泽东离世的两年多日子里，官方没有公开毛泽东赞成李政道建议的这条“最高指示”，大学招生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文化考试继续处于被废除状态，李政道的建议也没有传达到中国科技大学付诸实施。显然，毛泽东并不认同建议所依据的“理论”，不希望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知道他说过赞成的话，并不打算落实。后来的发展显示，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意图——至少在他有生之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中国领导层中知道李政道的建议而且热心于落实这个建议的那些人，在毛泽东离世前两年多的时间里遭遇了怎样的逆境？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半个世纪前的努力，如今已经鲜为人知，需要从尘封的历史记载中一一钩沉——
周恩来无疑是第一个热心于落实李政道建议的人，他在看了李政道的建议书后，很快就召集了５月２４日的会议，还请了一些科学家出席，并且在会上鼓励他们发言，希望他们的发言能增加李政道建议的分量，然而，所有科学家都对李政道的建议保持沉默。于是，他只好把李政道的建议书和会议记录整理后呈送毛泽东，等待毛的发落。６月１日，也就是周恩来５月２４日会议后一个星期，周恩来因为膀胱癌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在医院里没有等来毛泽东对李政道的建议书的积极反应，不过他应该看到了记录有毛泽东赞成李政道建议的通报，有了毛的这句话，他就直接指示有关部门落实这个建议。郭罗基所著《“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记载了周荣鑫等人因遵循周恩来指示落实李政道建议而遭到的批斗，从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这一努力及其后果：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要求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推向全国。名为“辩论”，实际上是批斗，批斗的目标是当时国务院下面的教育部负责人周荣鑫、李琦，批判的内容是“梁效”编发的《周荣鑫讲话选编》和《周荣鑫言论摘编》。其中有周荣鑫的以下言论：“总理说过，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梁效”抹掉“总理说过”四个字，把周恩来说的编入周荣鑫的言论，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开始，周荣鑫就被批斗；病了，住进医院，又被揪出来，批斗了５０多次。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２日，在批斗会上昏倒，１３日凌晨０：３５去世，终年５９岁。〔２０〕
周荣鑫是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新一届国务院的教育部长的。周恩来说的“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应该是他对教育部的指示。可惜到这一年年底，就遭到了批判。据《“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记载，“梁效”在内部讨论时就有人说：“这话是周总理讲的，不能批吧。”其领导人迟群说：“周荣鑫讲过的就可以批”“谁讲了谁吃哑巴亏”。〔２０〕这时离周恩来去世只有一个月，他已经无力落实李政道的建议了，还把企图遵循他指示的周荣鑫也赔了进去，随着他走上了黄泉路。
在同一个四届人大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接替病重将不久人世的周恩来的工作。邓小平就任后即主导了全面的整顿工作，整顿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所有领域。他和胡耀邦、李昌等人继续周恩来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努力，把落实李政道建议作为这个领域的整顿措施之一，提出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数理化学得好的尖子入大学深造。李昌的夫人冯兰瑞所撰《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记１９７５－７６年的一场斗争》一文记录了邓小平等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及其结果——
１９７５年７－８月间，李昌向邓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说：“我们打算直接从６５－６７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可是到当年１１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却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小会上，胡乔木多次揭批邓小平。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３日，他在全室大会上揭发了六个问题。在讲到“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时，胡乔木揭发说：“邓小平说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赞成。他说半工半读是毛主席主张的，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胡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科院运动办公室所编批判材料《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论摘录》（１９７６年２月），第七部分摘了以下一段话：“胡耀邦、李昌同志准备建一所科学技术专科学校，要从各地直接选拔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所谓尖子入学。……李昌同志还要科大也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并要科大办理科中学，培养尖子。”主张恢复高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成为李昌的罪名之一。恢复高考问题除了批判邓小平翻案外，始作俑者李昌因此挨了多次批斗。〔２１〕
周恩来、邓小平、周荣鑫、李琦、胡耀邦和李昌等人的方案中都有挑选“理科好”的中学生或“数理化好”的高中生这样一些限定词，这样的用词明显是沿袭了李政道建议书——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表态赞成过的，因而毛难以反对。他们也确有在中国科技大学落实李政道建议的打算。然而到了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落实李政道建议的计划也胎死腹中。江青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可以把周恩来说的话按到周荣鑫的头上加以批判，胡乔木可以说邓的话“完全是胡说”。他们是否知道周、邓的话是得到毛泽东赞成的意见呢？江青、胡乔木肯定是知道的，梁效的直接领导迟群、谢静宜当然也是知道的，谢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同毛泽东的接触比江青还要多。唯一的解释就是：毛泽东说他赞成李政道提出的培养人才的建议云云只是一种敷衍的客套话，他的实际想法同江青是一致的，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江青那么露骨，而是将李政道的建议书束之高阁，使之无疾而终。当周、邓等人把它拿出来准备落实的时候，就成为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风”的一部分，他就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支持者出手将其扼杀，不在乎那是他自己赞成过的意见。在更大范围上看，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初在推动整顿时所用的口号“三项指示为纲”，每一项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指示。但是，“梁效”批判的时候，照样毫不留情：“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２０〕
李政道的建议是到了１９７７年才得到真正落实的，邓小平在这一年８月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不仅是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而且是选拔各行各业的人才。这正是李政道当年上书周恩来毛泽东时的初心，他说过，访问祖国后就发现，“国内完全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使我忧心如焚，似乎觉得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一条绝路。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４〕不过那个年代的环境过于严酷，全面恢复高考，对他来说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所以他选择了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希望能够从这里挤开一条狭缝。他说：“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我的建议不得不先从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入手，又不得不从少年人才入手。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够较容易地被接受。……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人正轨。”〔１９〕幸运的是，毛泽东离世后李政道的心愿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乘着恢复高考的大潮，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也在１９７８年初顺利地招生开学。
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４日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同李政道分手前，问李说：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李回答：“我想会有阻力的。”他们二人在谈到“阻力”时，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本文撰写过程中，作者同王作跃和熊卫民进行了富有教益的讨论，谨在此表示谢忱。〕
注释
〔１〕李政道：“教育应该受到重视——同毛泽东主席谈对称和教育”，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培养术中心编，上海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６１页。原文取自Lee，T．D．，Symmetries，Asymmetries，and World of Particles. 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中译本：朱允伦译“对称，不对称和粒子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李政道：“关千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些感想”，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培养术中心编，上海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５７页。
〔３〕施宝华：“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４〕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成文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９日，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页。
〔５〕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１９７４年５月３０日）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ia-chinese-mao-19740530.htm
〔６〕毛泽东：《实践论》，发表于１９３７年，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７〕李政道：“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７９页。原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作者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郑千里、王丹红采访时谈话的一部分。
〔８〕Bush，Vannevar：《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1945
https://www.pi.infn.it/~giorgio/INFN/3M/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pdf
〔９〕王作跃，《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１０〕Zuoyue Wang，“Theory Attached to Practice：Chinese Debates over Basic Research from Thought Remolding to the Bomb，1949-1966”in David Kaldewey and Desiree Schauz （eds．），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The Language of Science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18），228-247.
〔１１〕《竺可桢日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１２〕《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１９６３年底起草，１９６４年４月４日在科学院内发布。
〔１３〕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１９６３年５月。来源：《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１４〕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
〔１５〕李政道：“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５页。原为作者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７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周年座谈会上的专题报告，曾发表于《科技导报》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
〔１６〕李政道：“建立强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３１页。原为作者１９９１年６月６日在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
〔１７〕李政道：“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１页。取自作者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０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成立五周年庆祝会上演讲的有关段落。
〔１８〕见“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https://discovery.cctv.com/20080130/100952_1.shtml）
〔１９〕李政道：“少年班的建立和思考”，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５月，６５页。成文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２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第十章 “梁效”的疯狂。
〔２１〕冯兰瑞：《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记１９７５－７６年的一场斗争》，中国改革信息库，２００７年（https://www.reformdata.org/2007/0720/5982.shtml）。文中提到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３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口头揭发邓小平的事，１９７７年应为１９７６年之误，张成洁：《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一文对于此事件的记录可作为佐证。（https://www.hprc.org.cn/gsyj/rws/lsqy/200909/t20090911_30627.html）
〔２２〕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载《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
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３日
□ 原载于《华夏文摘》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０、１１、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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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凝固的生命》——程应铨葬身游泳池
·周文业·孙怒涛·陈 怡·
◇ 程应铨（１９１９—１９６８）——周文业·孙怒涛编辑
程应铨（１９１９～１９６８），男，江西人。最早参加清华建筑系的人，负责城市规划，１９５７年因为提出保护古建筑，被认为是反对“党的城市建设路线”遂被定为右派。“文革”中，程应铨更被诬陷为“隐藏的特务”。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
江西程氏清代出了好几位人物，有一位曾监造颐和园。程应铨秉承家学，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极具艺术眼光，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高才生。１９４４年初应征去了缅甸前线，充当英语译员。二战结束，复员去昆明。
应铨从南昌市第二中学到大学，一直是高才生，飒爽英姿，够得上“倜傥”二字，英文、画画、摄影、游泳、打网球，无一不精。
历史学家程应镠把弟弟程应铨介绍给昆明天祥中学学生林洙，让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父亲学建筑出身，与程应铨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许。这对年轻人后来终成眷属，可惜这对婚姻以不幸告终，给程应铨带来如许痛苦。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从昆明迁返北平。梁思成、林征因主持的中国营造社并入清华建筑系（当时称营建系）。程应铨的同班同学吴良镛应梁氏夫妇之请，去了清华。不久，吴去美国留学，他把在上海海关工程处工作的程应铨介绍入清华建筑系（一说是沈从文推荐的）。
号称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应铨担任规划教研组组长。在师友眼里，他极Gentleman（绅士），个性十足，一身才气，一身傲骨。对志同道合者，披肝沥胆；对不入眼者，不置一语。
梁思成、林征因都很赏识程应铨。程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许多年里，程是他们的得力助手。程应铨教书也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业务好，还翻译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学著作，填补了国内建筑艺术方面的某些空白，许多杂志纷纷转载。
１９５６年６月，程应铨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随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等国，副团长是梁思成。程很欣赏波兰的古建筑，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在废墟上恢复华沙古建筑的狂热，给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学习波兰文，深入研究波兰的建筑艺术。他才华横溢，抱负多多，满怀激情地想在城市规划上有所建树。
可惜，他失之于太单纯。１９５７年鸣放，没有必要地卷入当时建筑界在城市规划上的争论。在系里的一次小组会上，他激昂慷慨为华揽洪、陈占祥被调出北京建筑设计院而抱不平，因而获罪划右。
屋漏又逢连夜雨。程应铨政坛上罹难，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压力下与其离婚，并不许程见两个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师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
程应铨对亲人说，林洙签字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１９５６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林洙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觉得风光无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不少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此两项皆直指名利。
林洙告诉程应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复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两人有无复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说：“我又不是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沈从文在给程应镠的信里，将林洙离开程应铨和再嫁梁思成统统归结为“本性上的脆弱”。“我们如真正开明，即不宜对之有任何过多的谴责和埋怨！”“脆弱”朝褒义上理解，则是“世俗女子的进取心”，退避和进取皆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若朝贬义里理解，则是类似昆虫的一点趋旋光性，世俗光耀下的本能反应。
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林巧稚调侃不登记的梁思成：“现在梁公的钱自己做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从文说：“林洙就是爱钱。”她不能不爱钱，尚有一对儿女要抚育。再说，她本来就非林徽因那样高蹈于世的女子。
应铨的侄女程怡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现在想来，我叔叔真是挺难的，自己孩子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在同一个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有人说，“林洙当初，在英年男子那儿，她何其薄寒，施以冰季；而在垂暮老者那儿，她何其忠诚，报以春季。爱情，果然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可讲”。可是，英年男儿贫贱是真，垂暮老者泰斗是实，难说纷纭，君子已矣。
程应铨因课大受学生欢迎，工资没变，照常教书。林洙担心他把孩子带坏，不许孩子来找他——他带偷跑来的孩子出去吃饭，让儿子陪自己喝啤酒。三年困难时期，他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了学就偷偷上爸爸宿舍拿馒头片吃，林洙知道，免不了一顿打……偶尔，程应铨也会失神，将友人之女喊成“小妹”，那是他女儿的乳名。
寂寞的程应铨热衷于替亲友照相。冲洗好，再骑着自行车挨家送。沈从文全集里有些照片便出自他之手。生活无人料理，他自我解嘲：“可怜王老五，衣破无人补。”
“文革”中，程应铨一度是逍遥派，教学生打网球，与友人在游泳池竞技。文革中作为重灾区的清华大学，迟群他们带着工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每个老师都被叫去交代。没有心计的程应铨，一次用逆光拍了毛泽东的塑像，接着便被工宣队找去谈了话，说他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是隐藏的特务。怕被揪斗的他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他非常注意仪表，很有范儿，不愿顶着校内理发店剃的“锅盖”，专程进城理发。如今却形如“丧家之犬”，将自己放倒在污垢的沟里，面对满天冷月残星，他想：头脚倒置时，停止呼吸才能中止羞辱。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学习完散会，程应铨在过道里深情地望着吴良镛，欲言又止。吴没理解他的用意，未予搭理。第二天上午，高音喇叭就传出“程应铨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打倒右派分子程应铨”的讨伐声。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
程应铨生前，班上有个女学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顾程老师的右派身份，也不考虑两人年龄上的差距，热恋着程应铨。系里从中横加干涉，毕业后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
右派，右派是不允许有爱情的；程应铨看不到一丝光明，终于以一个善游泳者，葬身游泳池了。四十多岁，盛年早逝。哀哉，惜哉！应铨去世已３８年，墓木已拱，还很少读到关于他的悼念文字。在这举世悼念为二战做出贡献者之际，谨以此文哀悼应铨，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 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程怡
暑假待在家里，翻看《沈从文全集》书信部分的２１卷。这一卷的第一张沈从文的照片，是我叔叔程应铨照的，那是１９６５年。那时我还没见过叔叔，只知道叔叔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书，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叫小老虎，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儿叫小妹。家里有小老虎哥哥小时候的照片，是和奶奶在一起照的，比叔叔更像奶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照片当然是叔叔照的。我后来见过叔叔的女儿，但从未见过这个哥哥。
这一卷中有反右以后沈公公给爸爸的第一封信。沈公公的信一开始就说：“一小时前，王逊〔１〕到我家中来，谈到你，才知道你们还在学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兴！孩子们想必都已长大了。几年来总想到你们，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时，路过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听你们消息，问陈蕴珍〔２〕，她也不知道。先一时听王逊说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生活的种种。廿多年来，社会变化好大！可是古人说的‘衣唯求新，人唯求旧’，我们过了六十年岁的人，总还是带有一点古典感情，或者说是保守落后感情，为着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系念。”读到这段文字，我突然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
我爸爸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但１９５７年以后都断了往来。记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周游〔３〕伯伯到上海来开会，辗转托了很多人，甚至他在上海市委统战部的老战友，才找到了当时已经成了“摘帽右派”的爸爸。爸爸当天晚上被周伯伯留在和平饭店，和周伯伯住在一起，回来说暖气太热，话说得太多，睡不着。据说周伯伯一看见爸爸就大叫：“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这样找你！”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还在东北插队，途径北京的时候，在一个叫作“水碓子”的工人新村式的房子里，看到了周伯伯，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但一听说我是程应镠的女儿，依然谈笑风生，谈我爸爸和四舅舅年轻时的故事，他们当时都是抗战前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很喜欢爸爸的这个老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尽管当时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但还是让我留下来一起吃饭，我记得有煮玉米和辣椒炒的泡豇豆，我吃得很香。
也是那一次过北京，我还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堆满了书稿的小屋里，看到了沈公公。爸爸以前老说沈公公是一个多么多么有趣的人：比如１９５６年到我们家，让我们四个孩子一字儿排开，然后掏出他从北京带来的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搿到我们张开的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我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我记得那天是小舅舅带我去的。我的小舅舅李宗津是个油画家，他抗战结束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美术，和沈公公是非常熟的。那天我们在东堂子胡同吃饭，沈婆婆就在门边搭建的只能容半个身位的小“厨房”里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红菜汤，我们站着喝汤，但都觉得那汤比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还好喝。３０多年过去了，沈公公、沈婆婆和小舅舅都已作古，我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顿难忘的午餐。那天下午沈公公还带我去逛了故宫。小舅舅一听说沈公公要亲自带我去故宫，为我讲解，就也要一起去。我还记得沈公公为我们讲解时表情是多么有趣！
在这封长信的倒数第二段，沈公公写道：“流金，国家发展十分伟大，个人实在渺小，不宜为任何个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盼望你健康依旧，情绪依旧，趁年龄盛茂，把一切精力用到国家有利工作上去！……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机会谈谈，或有机会作一回十天半月旅行，就真好！因为我还希望从我们谈话中，会能使你感到高兴，并能得到一点鼓舞。”我不知道爸爸当年接到沈公公这封信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而我今天把这些文字输入电脑时，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保证眼前的屏幕不被泪水模糊。
这封信有一段短短的附言，那是关于我叔叔的：“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一到礼拜天，家里小将和他们女朋友一回来，即相当热闹。我们还是什么玩都不大会，只坐下来听古典音乐，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悉要好！”
爸爸是肯定不知这“三老”为何人的。我爸爸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程氏一门清代颇出了几位人物，其中就有一位是监造颐和园的。我叔叔当年受到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赏识，据说也是因为他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而我爸爸学的是中国古代史，尽管读的是燕京大学这样的洋学堂，对西方艺术却完全外行。我第一次听说有个指挥叫托斯卡尼尼，就是在和叔叔聊天的时候，但叔叔对摄影艺术的兴趣似乎更大些。
１９６６年春节，我去江西老家看奶奶，结果奶奶却中了风，姑姑把奶奶从老家接回南昌治病的时候，叔叔和爸爸都赶到了南昌。半个月以后，奶奶去世了，叔叔和爸爸一起回到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叔叔。叔叔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家还来了一位高高的漂亮的年轻女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叔叔的学生，上海人，叔叔的女朋友。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听到爸爸和叔叔在书房谈话，爸爸跟叔叔说，应该多为人家女孩子着想，她那么年轻，和你在一起会有很大的压力，你们还是保持友谊吧。叔叔好像对爸爸的这种道德训诫毫不在意。他不像爸爸那么严肃、沉默寡言，他成天嘻嘻哈哈的，袜子的后跟破了，妈妈为他补袜子，他就跟我们说：“老生四十五，衣破无人补。”他把我和弟弟带上街，我们的物质欲第一次得到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满足。我一生穿过的唯一的一双网球鞋，就是叔叔给我买的。我和弟弟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叔叔要在南京路、汉口路的照相器材店停留很久。叔叔见我们两个不高兴，就带我们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凯歌”买吉士林咖啡糖，那种糖的包装很特别，白纸上印有蓝色的地球仪。糖很贵，爸爸总是半斤半斤地买，每次至多给我们一人两粒，可这回叔叔给我们买了很多，他要让我们吃个够。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有点儿犯嘀咕，我们对叔叔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回家会不会挨骂？我对叔叔说，爸爸不许我们跟人家要东西，今天我说不定要挨骂的，叔叔说：“不会不会！我怎么是‘人家’呢？你爸爸是我的哥哥啊。”回家以后，爸爸果然没有责备我们。叔叔还买了很多小国光苹果，每顿饭后总会拿出小刀给大家削苹果，皮削得薄薄的，一圈一圈的，绝不会从中间断开，这样的技术不要说爸爸没有，就连妈妈也没有。
叔叔在上海不能多待，因为他还要回清华去上课。他划成右派以后，工资没有降，还是照样教书，据说他的罪名是反对当时北京市的“旧城改造规划”。这么大的事情本来轮不到他这样一位年轻教师说话，但他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手。他居然嘻嘻哈哈地跟爸爸说：“我戴帽子是因为他们说我反彭真。”１９６６年，我上初一，已经知道彭真是谁了，他当时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就是真理啊。
叔叔并不永远嘻嘻哈哈，比如谈到小老虎哥哥的时候。他说林洙１９５８年跟他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是让林洙感觉好的，一是１９５６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那时林洙作为年轻的建筑家的妻子觉得很风光；还有一件就是叔叔译了一本很好的书，得了不少稿费。林洙还说，如果叔叔能在两年之内解决问题，那么他们还有复婚的可能。叔叔说：“她不许孩子来找我，三年困难时期，小老虎吃不饱，我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了学就偷偷上我的宿舍拿馒头片吃，如果让她知道了，孩子就会挨打……”
叔叔说他把偷偷跑来看他的孩子带出去吃饭，林洙就说他要把孩子带坏，妈妈问怎么会这样，叔叔说，因为他让儿子喝了啤酒。妈妈说，不该让孩子喝酒。爸爸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不说话的。现在想来，我叔叔真是挺难的，自己孩子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在一个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想见自己的儿女，却见不到。我现在还保存着叔叔当年给我和弟弟照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对着叔叔笑得那么开心，叔叔在想什么呢？他的一儿一女和我们差不多大。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我们亲眼看到父母受苦、受辱。那时，我们家族中的大人，除了在国外的，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难。据说，叔叔的境遇算是好的。逍遥派。除了摄影和建筑之外，他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我小舅舅的儿子他们去清华游泳池游泳，常常看到我的叔叔，而且他们都知道叔叔游得很好。谁也没有想到象他这样一个成天满不在乎的“乐天派”会自杀，会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投水自杀，死在结了冰的清华游泳池里！据说当时迟群他们带着工宣队进高校“清队”，每个老师都要叫去交代，“要写出来。人人都得这样做”。我叔叔被他们找去谈了一次话，就自杀了。１９６９年初，清华通知爸爸说叔叔“畏罪自杀”。爸爸整晚默默地坐着，看着窗外，冬天的夜很黑，外面风很大，爸爸只说了一句：“他真是不负责任！”我后来才明白，爸爸这句话是为叔叔的两个孩子说的。那时候，我已经快要下乡了，小老虎哥哥也差不多吧？
１９７４年，从春天到秋天，我一直在北京，小舅舅那时动了直肠癌手术，舅妈和表哥轮着去积水潭医院照顾舅舅，爸爸收到舅妈的信，当晚就带我赶到火车站，给我买了张从福州经过上海去北京的火车票，让我去帮忙。有一天，我在天津大学建筑系教书的大表姐到北大燕东园舅舅家找我，说她从清华来，在那儿看到了小妹，她希望我也能去看看叔叔的女儿。燕东园到清华西南院儿并不远，我却是犹豫再三才一路找过去的。人们给我的似乎都是冷眼，因为我要找的人是林洙。梁思成去世后，林洙和她的母亲、女儿住在西南院那所著名的平房里。但不是全部，一半房子被收回了，这是林洙亲口告诉我的。
我叔叔的女儿和我差不多高，我想这是我家的遗传，我的身高是１米７０，姐姐比我还要高一点。我还是按照从前叔叔的叫法叫她小妹。她当时在北京的工厂工作，有一只手风琴，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会儿琴，她把相册拿给我看，我在那儿看到了小老虎哥哥，我记得他当时插队在大寨，照片上有大名鼎鼎的陈永贵，我的这位哥哥像是坐在地上的，黑瘦、漂亮，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像极了。他那时还在大寨，小妹说他不怎么说话。
几年后，我哥哥和弟弟都去看过小妹，她也管他们叫哥哥。但他们都没有在那儿见过小老虎。
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小舅舅就到上海来了，我们家那时极为拥挤，我晚上就在爸爸妈妈房里打地铺，我的小屋就让小舅舅住。不久，“逃难”到苏州亲戚家的沈公公也到上海来看爸爸，我家小小的两间房当时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许杰先生都来看过沈公公，小舅舅还给许杰先生画像，记得也给沈公公画了一张铅笔画像。舅舅一直住到十月“四人帮”垮台之后。
沈公公来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因为有一天他让我陪他去武康路巴金先生的寓所，两位老人谈天的时候，巴老伯请我吃当时四毛钱一块的冰砖，对角切的一半儿，放在一个玻璃小碟子里。那一天，巴老伯还送了我几本俄国小说。《别尔金小说集》《父与子》《当代英雄》，我珍藏至今。当时他和沈公公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象是历尽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我回家和爸爸谈起我的感受，爸爸说：“君子不忧不惧。”我第一次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说得真好！我喜欢。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沈公公的文章，就以这句话作为题目。
一天，不知是怎么开的头，沈公公和小舅舅谈到了林徽因。小舅舅是个艺术家，对林徽因一直非常崇拜，谈到当年在清华园参与国徽设计，小舅舅对林徽因的鉴赏力与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国徽上的“小天安门”是高庄的创意，据说林徽因先生一看到这一稿就把自己原先的“大天安门”方案否定了，说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天安门更显得宏伟壮观，并极力向周恩来推荐高庄的创意。小舅舅曾被徐悲鸿称作中国人像画家第一人，他给林徽因画的油画像原来一直挂在梁家的客厅里，据说林洙和梁思成结婚以后取下了那张画像，梁思成的女儿因而给了林洙一个耳光，并拂袖而去。此事从清华一直传到北大。沈公公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公公说：“林洙就是爱钱。”这样的批评应该是沈公公说得很重的话了。因为他亲口告诉我范曾怎么说他“爱钱”，文革时历史博物馆批斗他时怎么做一个大大的“孔方兄”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这样的污蔑是很生气的。
林洙是抗战时爸爸在昆明天祥中学教过的学生。抗战结束，战时为盟军当翻译的叔叔从缅甸回来，爸爸把他介绍给林洙一家，当时叔叔和他们一起搭车回上海，爸爸要叔叔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非常赏识叔叔，后来就把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林洙嫁给了叔叔。叔叔去清华工作时，林洙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是进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当了系秘书。
１９８０年，爸爸去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叔叔的朋友，当时清华建筑系的负责人吴良镛先生，带着叔叔的两个孩子去看了爸爸。在吴良镛先生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叔叔的血脉，是我们程家人。我不太明白爸爸为什么不再和他们联系，但我知道，见到我的两个堂房兄妹后，爸爸很难过。他想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也不好问。只知道当时他们都没有上大学，而我和弟弟都已考上了华东师大。爸爸后来在病中多次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同年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最高兴的事情。
有一回，哥哥回来说，小老虎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开车。他和小老虎碰巧坐上了同一列火车，两个人彼此对视了几眼就知道对方是兄弟。尽管那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哥哥六三年去北京上大学时，已经看不到叔叔的儿子了。哥哥说，那种由于血缘而产生的感应实在很奇特。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学生物的人说的话。在我看来，他们一下子就能辨识对方，是因为叔叔和爸爸长得实在是像。
１９９９年春天，叔叔中学时代的同学、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突然寄了一张剪报给我。当时妈妈去美国还没有回来。我记得那是清华的校刊，校刊上有一位当年负责南京秦淮河景区规划的清华老校友写的纪念叔叔的文章。大意是说：五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念的不是城市规划专业，只是旁听了叔叔当时讲授的这门课程。后来他到山西工作。八十年代秦淮河工程在全国征求规划负责人的时候，他竟然入选了。清华校庆的时候，他徘徊在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想到年轻时因为对叔叔的课感兴趣而常常去叔叔家聊天的情景。他说叔叔当时身体不好，不太出门，喜欢的就是书和经常趴在膝头的儿子小虎。他说他只知道叔叔后来划了右派，并在文革中含冤死去。在文章的结尾他说，程先生的儿子小虎应该已经很大了，他一定继承父业，生活得很好吧！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心里很痛。如果没有反右，小老虎哥哥会在自己父亲的书房里长大；如果没有文革，他也应该在他母亲的后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养育下长大。但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能如果的……
前年整理爸爸的文集，读到爸爸写的几首与叔叔有关的旧体诗。手足情深，令人泣下。叔叔最后读到的应是下面这首：
简应铨
岁末怀吾季，芸芸谁独醒？有身成大辱，何人问死生！
除夕风兼雨，孤灯暗复明，梦回惊岁换，不尽古今情。
“有身成大辱，何人问死生！”我叔叔在他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时候代人受过。并承受了别人很难承受的屈辱。据说清华建筑系的有关领导在林洙嫁给梁思成之前曾经问过叔叔有没有与林洙复婚的可能，叔叔毫不迟疑地说：“没有！”文革前夕，那位漂亮的上海姑娘曾被要求与程应铨断绝往来，如若不然，毕业分配就会有问题。后来听说那女孩去了云贵高原。这些直接伤害我叔叔的人里，有很多曾经是他的老师、同学、朋友。那个时代在多少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痛我们无法计算，它扭曲了多少人的灵魂也无从统计，但生活毕竟是进行着的，有情有义的人，无情无义的人，或者介乎有情无情、有义无义之间的各色人等，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了过来。然后，有的人会写写回忆录，然后，大家都会老死……
注释
〔１〕王逊：４０年代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授。５７年划为右派。已故。
〔２〕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我母亲西南联大的同学。已故。
〔３〕周游：文革前北京市委委员，曾任北京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书记。已故。
□ 原载《书城》２００４年第８期，原编者略有删节
□ 摘自《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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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
悲剧翦伯赞
·周志兴·
上来就说悲剧，不只是说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离世，主要是说他在自己的一生里曾经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颇有建树，也曾积极参与政治，在学术和政治上地位都很高。但是，如果说，学术上走了弯路，还可以说是研究的创新和路径的多样决定的，那么，政治上的歧途却不可避免地在他的人生投下了阴影。尽管后人可以在他的脸上打上马赛克，但是，他的内心呢？
１９６８年的１２月８日，夜晚，寒冷的北京，未名湖畔，７０岁的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婉双双服下安眠药睡去。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其实，这些安眠药，是他们积攒了很久的成果。为了这一天，他们准备了很久。
现在很难揣测翦伯赞离世前的心境。
虽然他揣在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各放着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杜师傅，是指负责看管他的工人杜铨；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想法。他肯定会检讨自己的一生，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倾诉的对象。
已经两年多的折磨了，人生的这盏灯，似乎灯油已经耗尽，他只得选择逃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６、７、８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床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４号）说：“（８月２３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４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
１９６８年夏，翦氏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一群未走，一群又来。翦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
这样的日子，对于７０岁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在火上煎熬。
翦伯赞曾经很风光。
他１８９８年４月１４日出生在湖南常德桃源县，那个村子叫翦旗营。很奇怪的是，这个村子里居然全是维吾尔族。当然，也有人怀疑过，认为翦姓人氏应当是回族，因为他们都不会说维语。但是，也许是十几代生活在内地汉族聚居区，忘掉了母语很正常。不管怎么说，一个维族后裔，成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也是一个奇迹。
翦伯赞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地位也很显赫，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应当说，毛泽东是很看重翦伯赞的。据说，听到这位湖南同乡夫妇自杀的消息，毛泽东曾经大发雷霆。毛泽东是看重他的学问的，他曾经告诉身边的人：“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而且，毛泽东也是打算保翦伯赞的，１９６４年９月下旬，毛泽东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说，学术批判也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
然而“最高指示”常常有变化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也对翦伯赞有了严厉的语气，当然，他的想法还是一批二保，并没有想置翦伯赞于死地。但是，到了底层，到了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就不会那么精确地执行最高指示了。
翦伯赞的悲剧人生折射出他的矛盾人生。
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作为 一个知名历史学家享誉民国；而后投身革命，为中共的事业不遗余力；最后被打为右派，与其妻双双自杀。这样看起来，翦伯赞的人生几乎是当时那一代很多最终自杀的知识分子的“标准模式”。
也许，作为我们后来者，根本不可能走进翦伯赞的心里，甚至设身处地也非常难，因而，如今在和平安宁中臧否逝者，心有戚戚也心有不安。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后来者要拨开迷雾看清楚前行者，实在是难上加难但又不得不为的事情。
翦伯赞曾经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光明磊落的君子。
五十年代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翦伯赞，因为他刚刚读了翦伯赞的《论曹操》，而曹操这个人是毛泽东一直怀有情感的。当时中共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所以毛泽东特意问他：“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说：“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于是，翦伯赞回到北京大学，在主持历史系工作和担任副校长分管文科几个系的工作中，提出和采取了加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
在毛泽东面前，翦伯赞是敢于发表看法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翦伯赞读后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他还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如果把时光倒转，还可以看到一段翦伯赞对那时的最高领袖不卑不亢的故事。
那是１９４０年，翦伯赞刚来到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冯玉祥便不时请翦伯赞来上上历史课。一次上课时，蒋介石不期到了冯玉祥的住处，看见客厅内聚集了不少人，便从后面悄悄走进来，冯玉祥察觉后，连忙站起来对蒋介石说：“今天是我请翦伯赞教授给我们讲历史课。”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你继续讲，今天我也是来听你讲课的。”翦伯赞却慢吞吞地说：“对不起，现在已经到了下课时间。”在座的人听了这话，纷纷夹着笔记本走出了客厅。蒋介石颇为尴尬。
这段故事，也许有演绎的成分在里面，但那时的翦伯赞，确实身上有着真正的学者风范。
但是，说来可悲，不少大学者都会被“但是”这两个字带到另外一个舆论评价中。翦伯赞也未能幸免。
如果对待张东荪的批判算是一次考试的话，翦伯赞交出的答卷是不及格的。
张东荪正好比翦伯赞大一轮，是著名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报人。张东荪很早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的民主人士，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１９４９年１月初，解放军围困北京的时候，张东荪参加了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被毛泽东赞誉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
新中国建立后，张东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政策产生了意见，特别在对外政策上，张东荪不赞成“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认为不能忽视西方，特别是美国，应与美苏保持同等关系。这和中共当时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再加上建国后在新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毛泽东少得了一票，很多人猜测是张东荪没有投这一票。当然，现在看，这和张东荪无关，但是，在很长时间里，当事人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于是，在合适的时候，张东荪就理所当然的“挨整”了。
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翦伯赞居然冲在了前面。
那是１９５２年２月，张东荪被要求做检查。张东荪是硬骨头，但不弯腰的结果是被重火力批判。推出的这门大炮叫翦伯赞，射出的火力之猛，彻底打垮了张东荪。
和民盟有着深厚渊源的章诒和记录下这段历史。章诒和写道：“他（翦伯赞）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⒈张东荪在１９３１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⒉在１９３４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⒊在１９４６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翦伯赞的发言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了性——反苏、反共、反马列主义。会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个揭发者走上台，展示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上的亲笔题词：“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还是绞刑。”会场哗然，仿佛爆炸了一颗炸弹。其实这句话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的话，张东荪抄录了，说明他赞成柯亨的看法。
落井下石这个词，按道理应该远离翦伯赞这样的学者，但是，确确实实他这么做了。这也是他的悲哀。
如果说，文革中，翦伯赞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饱受折磨，最后选择自杀以离开人世；那么，在他对井中的张东荪扔下石头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灵魂，也不啻是一种自杀的行为。
悲哀往往在向别人投出石头的时候，就像幽灵一样缠上了自己。
１９７８年８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
第二年的２月２２日，翦伯赞的追悼会上，摆放在会场前方的骨灰盒里，只有３件物品：翦伯赞的老花眼镜，冯玉祥曾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他们夫妇的合影。
一代大学问家，就这样为自己划了一个句号，甚至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当然，他最后的决绝，是用生命发出的呐喊。但是，这呐喊里又包含着软弱，揣在中山装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就是软弱的注脚。
翦伯赞这个名字，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很生疏了，今天掸去历史的尘灰，是为了记住这段历史。
往事如烟而去。
往事并不如烟。
□ 来源：《新周说》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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