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地位的变迁与欧洲自强之路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在重新走向“世袭主义化”的论断正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最新评论中指出，特朗普主义的出现以及美国国内外政治格局的深刻动荡，正在让这个原本以自由民主与法律制度为标志的国家，转而走上一条以私利为导向、亲信与家族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的“再世袭化”（repatrimonialization）道路。人们熟悉的一整套现代政治机制——透明、问责、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似乎正被某些针对自身利益的权贵集团与政治联盟所侵蚀。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对美国主导地位的信任不断下滑，对华盛顿在安全与国际公共产品方面“背信弃义”的担忧正推动它们探索更自主、更独立的防务与战略道路。面对一个愈发分裂且以“犯罪式”利益交换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国际体系，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究竟正在被谁塑造？又将走向何方？
美国政治的“再世袭化”与全球影响
所谓“世袭主义”，在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中，指的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权力模式。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公”与“私”基本没有严格区分，统治者本身拥有如家产一般的政治资源，并可将地盘、资源甚至民众视为其私产，随意转让或赐予有功之臣。在传统封建王朝时期，这种做法很常见，君主可以把某个省份的税收“打包”赏赐给家族成员，或将其地盘当嫁妆送给子女。近现代以来，建立起一套相对非个人化且基于法治与公民身份的现代国家制度，被视作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基石。然而，人类天然的社会性又使得人们极易“近亲繁殖”，被熟人社会或小集团利益所裹挟，这便导致了现代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会陷入“回退”。这种回退被福山称为“再世袭化”。
具体到美国近年的政治生态，人们可以观察到很多迹象与以往不同。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以及他与其盟友希望继续执掌大权的当下），对法律监督机制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不但辞退负责监督行政部门腐败的监察长，而且拒绝执行《反海外腐败法》，还利用行政命令或对盟友、企业实施“点对点”恩惠。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杰夫·贝佐斯等商业巨头则通过巨额捐献和游说，期望在关税豁免、商业合同等方面受到“国王式”的格外恩宠。这样一种私下利益交换、权钱交易蔚然成风，正是世袭政治最典型的腐败征兆：政客视公共权力为私人财产，通过颁发特权来延续自己的政治同盟、收买权贵集团的支持。
相比之下，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与总体性动员结合，甚至走向灭绝与极权的极端形态。而特朗普现象更像是一种逆现代的、介乎专制与寡头统治之间的“独裁+家族式利益联盟”的混合体：缺乏真正的意识形态体系，却拥有对制度和公共利益的无视与拆解，对个人忠诚与圈子利益的极端推崇。
从“保护费”到“犯罪团伙”：被撕裂的国际体系
福山的论点进一步指出，当一个掌握世界主要权力与资源的超级大国开始走向再世袭化，那么全球政治版图的裂变将十分明显。过去，世界曾在冷战时期被意识形态所撕裂：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各据一方，通过军事、经济、意识形态进行对峙与竞赛。而今，美国放弃了许多维系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供给，削弱或退出诸多国际协定，甚至无视其盟友的安全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为争夺地盘与收“保护费”，许多国家或地区渐渐表现得像是“犯罪集团”间的纷争：不再以“民主/专制”“自由/极权”这种大概念作为衡量标准，而更多地以联盟能否带来好处、是否掌握经济与军事实力作判断。
福山所说的“为犯罪者创造安全的世界”并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对当前国际政治中“黑箱操作”的集中概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势力以及朝鲜等形形色色的非民主或准独裁政权，渐渐演变成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从事毒品、武器走私、敲诈等“国际犯罪式活动”的统治集团。美国退出对全球秩序的长期管理，与特朗普主义所带来的空缺，就为这些势力提供了更大纵横空间，让全球政治的暴力风险与不确定性骤然上升。
当“造福世界”沦为“攫取私利”，当国际规则变为互相攻讦与敲诈的工具，国家间的信任体系就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承诺与条约，若被视为一纸空文甚至擦脚布，自然便引发更多国家在安全上走向不信任与军备竞赛。从福山的视角，这就是“再世袭化”在全球层面的映射：不再认同统一的国际规范，不再秉持共同的多边主义，而是以利益集团的方式瓜分世界。
欧洲走向自强：跨大西洋关系难回从前
美国在全球安全方面的“退守”对欧洲所带来的冲击尤其巨大。过去数十年，美国每年为全球安全投入6000-7000亿美元，不仅确保了自己对盟友的军事保护、核保护伞，也维护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国际领导地位。基于这种军事与经济上的主导力，美国还享有广泛的金融、贸易和科技红利，尤其在美元霸权、资本投资、科技人才流动等方面获得了巨大利益。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对北约盟友多次表达轻蔑和质疑，不断抬高各国的防务分摊，甚至公开表示可能退出北约，或者要求“被保护国”支付更多“保护费”。这种行为与“再世袭化”的逻辑相呼应：美国把全球安全“庞大的管理权”看作可随时出卖或要价的私产，而非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更甚者，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陷入停摆，暂停情报共享，明显将昔日伙伴的安危置于边缘，这样的背弃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战略恐慌。
面对美国的态度转向，欧洲主要国家开始调整防务布局：如加大国防开支，加快联合研发军事装备，并酝酿更多的防务自主计划。法、德、意、英等国股价飙升的军工企业就是信号：欧洲正全力以赴补强军备短板。对于F-35这样的美制装备，诸多国家或考虑取消订单，或者加紧开发/引入欧洲自有的武器系统，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对美国武器乃至对其政策信任的丧失。而在更深层次上，欧洲亦决心在安全、外交与信息通讯等核心战略领域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以防在危机时刻被美国“一键锁机”或拒绝提供关键情报。
正如有评论所言，跨大西洋联盟曾是全球民主秩序的中流砥柱。现如今，双方虽未必真的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但昔日的绝对信任与依赖确已荡然无存。哪怕今后美国换了政府，新上台者试图修补与欧洲的裂痕，恐怕也难重回二战后那种“美国主导、欧洲跟随”的旧格局。在乌克兰问题、对俄政策乃至应对中国崛起等方面，欧洲都在展现更显著的自主意识。因为美国选择“抽离”或将保护当成随时可变现的讨价还价筹码，欧洲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
全球化分崩与多极化兴起的双重变奏
在特朗普主义和再世袭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化的既有秩序也在加速分崩。过去几十年，美国凭借盟友体系和多边主义，不仅攫取了巨额经济红利，还维系了大国间相对均衡的竞争态势。然而，当美国开始把盟友当对手来打压和勒索，将贸易战、关税战大面积地扩散到欧洲、加拿大、日本等传统伙伴时，其合法性和道德感就迅速滑落。
欧洲人、加拿大人等受够了在安全和经济两头都被牵制的局面。他们当然清楚，美国的一些经济矛盾、贸易赤字或财政危机需要解决，但也看到了特朗普主义仅仅用民粹口号和短视手段来应对。这种做法在国际上造成的恶果，就是让俄罗斯迅速填补空白、让中国在全球博弈中收获更大的战略空间。欧洲在这种地缘政治挤压下，会更加倾向于寻求多元化合作对象，不再只押注美国。
如此一来，多极化的全球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又得到强化。欧盟具有17万亿至1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加上英国依然在经济、金融、科技上与欧洲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能整合，完全足以成为世界上的另一支影响力大极。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规模上与欧美中日尚有一定差距，但其核武器与军事能力毫不逊色；更何况，俄乌战争的演变与其在能源与粮食上的影响力也在改写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中国则拥有经济、科技、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雄厚资本，其对外关系的灵活性和广阔市场，使其对欧洲构成一种新选项。在美国不再可靠，甚至在部分领域视欧洲为竞争对手的氛围下，欧洲至少会在一些问题上更愿倾听北京的声音。
然而，在道义立场与政治价值上，欧洲依然对中国与俄罗斯持高度警惕态度。尤其是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打实”的侵略行动，让欧洲难以真正与莫斯科结盟；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虽低调，却无法回避其与欧盟在价值观、体制层面的差异。因此更现实的可能是：欧洲逐步培育自我防务能力，同时在经济、外交上保持灵活多元，不甘心被任何一方过度操控。换言之，欧洲将在更大程度上扮演“一极”，不再屈从于美国。不同于冷战双极对峙或美国单极独大，世界会更像三个乃至更多核心力量彼此竞争的图景。
世界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新的平衡
特朗普希望泽连斯基下台、以便与莫斯科达成割地协定的想法，若真落到实处，无异于将欧洲整个防线拱手让给俄罗斯。届时，乌克兰数十万久经沙场的老兵极可能成为俄军的一部分，其规模之大将让欧洲其他任何单一国家，甚至几个国家合力都难以匹敌。这种对欧洲安全结构的颠覆无疑会点燃欧洲国家的巨大恐慌，也将逼得欧洲走向大规模军事自立。再加上美国国内因“独裁+世袭化”螺旋而愈发内顾，这种大国秩序的剧变会令全球格局更加动荡，核扩散的风险也在上升。
回顾近现代国际政治史，领导地位的确立从来不是单纯的军费支出或征税收入的投入，而更需要伙伴间的信任、规则的合理、公平的制度安排以及对全球公共利益的承担。美国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依然能够保持超然的领导力，离不开它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科技创新、人权与价值观等领域的长期投入与制度塑造。然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如果仅仅体现在对盟友的索求与威胁、对国际秩序的漠视乃至破坏上，那么就难免引发反噬。失去盟友配合的美国再强大，也难以单打独斗支撑其全球领导地位，反而可能把战略红利拱手让给俄罗斯和其他竞争者。
欧洲的应对，则可能在长期看会塑造出一个更独立、更有韧性的国际力量中心。针对乌克兰遭遇的背叛，欧洲国家齐心谋求国防自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经济、金融和人才竞争领域，欧洲也在着手制定新的共同战略规划，期望减少对美元金融体系的依赖，通过更紧密的内部市场与欧洲央行的协调来增进自身影响力。
当然，欧洲也并非一夕之间就能全面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与情报技术依赖。短期内，在北约通信系统和诸多关键零部件上，欧洲仍需要时间来搭建自己的备选方案。法德意等国虽有一定的工业与研发积累，但要追上美国在军事通讯、卫星导航、综合情报等尖端领域的巨大技术领先，并非易事。更何况，内在的文化差异、政策分歧以及对军事支出一贯的谨慎等，都是欧洲整合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历史或许会证明，巨大的外部冲击常常是欧洲团结与改革的最大动力——在安全与生存受到直接威胁时，欧洲国家展现出共识与行动力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美国向何处去？
福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政治并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被清晰的意识形态鸿沟所分割；反倒是更像许多势力群体，各自试图瓜分地盘、争夺保护费，或组建旨在自利的“犯罪式”团伙。美国若持续堕入“再世袭化”陷阱，将其公共权力视为家族或小圈子攫取私利的工具，那便不仅是美国政治体制本身的退化与风险，也必然会在全球层面催生出更多不信任、更多动荡、更多军备竞赛。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人类社会历经启蒙、现代化、工业革命，之所以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国际秩序与经济繁荣，正是因为各国逐步接受了非个人化的国家制度与基于规则的国际合作。如果世界最大的“地球村村长”率先抛弃这一原则，只顾自己攫取短期私利，那么全世界都将付出代价。或许，正如欧洲正加紧自强建设、其他国家也在谋求更稳健、多元化的对外政策所体现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时代，少数政治寡头和独裁者“赢”的代价往往是多数人的损失。一旦多边主义的根基被打破，重新拾起并修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与更艰苦的努力。但也不必过度悲观：现代国家与现代经济的内在逻辑，依然会促使理性、合作与法治在长远角度中占据优势。一如北约与欧盟等机构虽历经波折，却仍在发挥着维护地区和平与团结的关键作用；一如当利益驱动被极端化时，民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也会迸发出改革的力量。
美国的前途并非注定萎缩，倘若其国内能够重拾法治与制衡机制，用真正健全的民主制度纠偏个人与家族势力的“再世袭化”，仍可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积极角色。欧洲则在种种冲击下浴火重生，可能会逐步成长为一个更具影响力、拥有独立战略的全球性力量。多极化世界或许伴随风险与竞争，但也为国际合作留下了灵活的空间。我们期待看到，在大国博弈和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之中，仍有一批国家和地区能够坚持对法治、公平与公共利益的捍卫，以此避免世界真的蜕变为一个只为“犯罪者”服务的灰暗丛林。
正如福山所言，“就像之前的许多其他社会一样，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新世袭化的过程。世界曾经被意识形态所撕裂，而今天，它越来像犯罪团伙，为了争夺地盘和收取保护费而互相争斗。”对全人类而言，如何在这场“再世袭化”的浪潮中守护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宝贵成果，或将成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最严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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