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四，毛泽东说他赞成李政道提出的培养人才的建议，落实了吗？
综上所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物理学基础理论都不是通过生产实践—应用科学—基础科学这条路子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科学内部新旧理论的矛盾或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矛盾推动下产生的。因此，要发展基础科学，通过生产活动的实践获得知识这一途径，就明显不如通过学习前人积累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术这一途径。这一点可以从建立这些基础理论的那群人看出来。李政道在“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一文中列举了在二十世纪物理学重大进展中作出主要贡献的学者，指出他们在作出贡献时大多十分年轻，如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是只有26岁。海森伯1925年建立量子力学时只有24岁，狄拉克在1927年建立相对论量子力学时25岁。[17] 这些人从大学毕业不久，除了在学校中获得那些被一些人轻蔑地称为“本本主义”的书本知识和从事了几年科学研究以外，都没有那种在中国最受重视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据此，李政道在他的建议书中这样说：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基础科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20至30岁之间。[2]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看到中国的学生从中学里出来就被送到农村，中断了课堂学习，他感到非常忧虑：“我特别沮丧地发现，在这文明古国，教育几乎完全停止。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办法能改善这种状况。”[1] 这种对中国科学事业后继无人的忧虑，激发了李政道向最高领导上书的念头。
为了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接受，李政道在建议书中用了不少文革中流行的语言和概念，并将建议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就是挑选一部分十三四岁的少年，作为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象，培养的办法是：像芭蕾舞学员一样，不必上山下乡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是不间断地学习基础科学的课程。
李政道的这个建议，让江青觉得来者不善。在她和她的党羽们看来，李政道的建议实际后果是在当时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打开一个缺口，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可以避免上山下乡的命运，直接从中学升入大学学习科学知识，而且李政道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以江青直接抓的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作为先例，堵住了江青一伙人的口。所以，江青在5月24日会议上对李政道的建议提出了为什么不能培养50岁的基础研究人员之类的质问，显得十分无力，反而暴露了她的无知。[3] 李政道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次会见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关于基础科学和培养人才，原本是很简单的问题，答案也是极明显的，任何人用狡辩和强辞都不可能改变正确的理解。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连周总理都不能作比较肯定的答复，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4] 周总理都不能作比较肯定的答复，不只是因为江青在会上的无理取闹，更多的是他担心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所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经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的。”周恩来在同李政道告别的时候问他“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4]就是这种担心的流露。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办公，白天睡觉，他大概是5月29日晚看了李政道的建议书以及关于李政道在5月24日的会议上同江青发生争论的记录。他明白争论涉及自己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式的辩护对此毫无帮助。不过，这是一个他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哪怕它牵涉到几千万户人家。一年多前，一位走投无路的下乡知青的父亲李庆霖给他写了一封诉苦的信，毛给他寄去300元人民币，用“容当统筹解决。”一句话把问题推延到不确定的未来。[18] 这天，他想见李政道，更加关心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谁产生了谁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由之一，是有利于年轻人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广阔天地”里增长知识和才干，如果像李政道所说的那样，基础科学的源头不在应用科学，反而是应用科学的源头，那就颠覆了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如果说，招收少量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只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挤开一个狭缝的话，那么承认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就无异于挖了整个运动的墙脚。所以他在谈话一开头就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并此后直到谈话结束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他不想让这个问题妨碍更具哲学意义的讨论，尽管在李政道来说，这是他建议书中表达的最关切的问题。
李政道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接见我，表示同意我的建议，这样才平息了“四人帮”的反对，开始实行我的建议，国家领导把我的建议交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实施。”[19] 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却没有那么简单，充满着曲折和斗争，涉及到高层官员的沉浮，甚至生死。
今天看来，毛泽东对自己那句表示赞成李政道建议的话并不放在心上，尽管表示了赞成“那个东西”，却没有兴趣讨论如何落实他赞成的东西。在1974年，他的话虽然不像前几年那样“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凡他有一点落实自己那句话的意愿，那么他的“最高指示”，是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而且，按当时的说法，“最高指示”要落实不过夜。然而，在1974年5月30日到毛泽东离世的两年多日子里，官方没有公开毛泽东赞成李政道建议的这条“最高指示”，大学招生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工农兵学员”的入学文化考试继续处于被废除状态，李政道的建议也没有传达到中国科技大学付诸实施。显然，毛泽东并不认同建议所依据的“理论”，不希望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家长知道他说过赞成的话，并不打算落实。后来的发展显示，毛泽东实现了他的意图——至少在他有生之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中国领导层中知道李政道的建议而且热心于落实这个建议的那些人，在毛泽东离世前两年多的时间里遭遇了怎样的逆境？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半个世纪前的努力，如今已经鲜为人知，需要从尘封的历史记载中一一钩沉——
周恩来无疑是第一个热心于落实李政道建议的人，他在看了李政道的建议书后，很快就召集了5月24日的会议，还请了一些科学家出席，并且在会上鼓励他们发言，希望他们的发言能增加李政道建议的分量，然而，所有科学家都对李政道的建议保持沉默。于是，他只好把李政道的建议书和会议记录整理后呈送毛泽东，等待毛的发落。6月1日，也就是周恩来5月24日会议后一个星期，周恩来因为膀胱癌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如他所担心的那样，他在医院里没有等来毛泽东对李政道的建议书的积极反应，不过他应该看到了记录有毛泽东赞成李政道建议的通报，有了毛的这句话，他就直接指示有关部门落实这个建议。郭罗基所著《“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记载了周荣鑫等人因遵循周恩来指示落实李政道建议而遭到的批斗，从侧面反映了周恩来的这一努力及其后果：
1975年12月 14 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要求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推向全国。名为“辩论”，实际上是批斗，批斗的目标是当时国务院下面的教育部负责人周荣鑫、李琦，批判的内容是“梁效”编发的 《周荣鑫讲话选编》和《周荣鑫言论摘编》。其中有周荣鑫的以下言论：“总理说过，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梁效”抹掉“总理说过”四个字，把周恩来说的编入周荣鑫的言论，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从1975年12月开始，周荣鑫就被批斗；病了，住进医院，又被揪出来，批斗了50多次。1976年4月12日，在批斗会上昏倒，13日凌晨0:35去世，终年59岁。[20]
周荣鑫是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新一届国务院的教育部长的。周恩来说的“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应该是他对教育部的指示。可惜到这一年年底，就遭到了批判。据《“梁效”顾问冯友兰》一书记载，“梁效”在内部讨论时就有人说：“这话是周总理讲的，不能批吧。”其领导人迟群说：“周荣鑫讲过的就可以批”“谁讲了谁吃哑巴亏”。 [20] 这时离周恩来去世只有一个月，他已经无力落实李政道的建议了，还把企图遵循他指示的周荣鑫也赔了进去，随着他走上了黄泉路。
在同一个四届人大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接替病重将不久人世的周恩来的工作。邓小平就任后即主导了全面的整顿工作，整顿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所有领域。他和胡耀邦、李昌等人继续周恩来在科学教育领域的努力，把落实李政道建议作为这个领域的整顿措施之一，提出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数理化学得好的尖子入大学深造。李昌的夫人冯兰瑞所撰《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记1975-76年的一场斗争》一文记录了邓小平等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及其结果——
1975年7-8月间，李昌向邓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学恢复招生的生源问题，说：“我们打算直接从65-67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中录取，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半工半读的办法。”邓小平赞成说，“这个办法好。”可是到当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却成了邓小平的一条罪状。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小会上，胡乔木多次揭批邓小平。1976年2月23日，他在全室大会上揭发了六个问题。在讲到“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时，胡乔木揭发说：“邓小平说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赞成。他说半工半读是毛主席主张的，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胡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中科院运动办公室所编批判材料《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论摘录》（1976年2月），第七部分摘了以下一段话：“胡耀邦、李昌同志准备建一所科学技术专科学校，要从各地直接选拔高中毕业生中数、理、化学得好的所谓尖子入学。……李昌同志还要科大也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并要科大办理科中学，培养尖子。”主张恢复高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成为李昌的罪名之一。恢复高考问题除了批判邓小平翻案外，始作俑者李昌因此挨了多次批斗。[21]
周恩来、邓小平、周荣鑫、李琦、胡耀邦和李昌等人的方案中都有挑选“理科好”的中学生或“数理化好”的高中生这样一些限定词，这样的用词明显是沿袭了李政道建议书——他们知道这是毛泽东表态赞成过的，因而毛难以反对。他们也确有在中国科技大学落实李政道建议的打算。然而到了1975年11月，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落实李政道建议的计划也胎死腹中。江青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可以把周恩来说的话按到周荣鑫的头上加以批判，胡乔木可以说邓的话“完全是胡说”。他们是否知道周、邓的话是得到毛泽东赞成的意见呢？江青、胡乔木肯定是知道的，梁效的直接领导迟群、谢静宜当然也是知道的，谢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同毛泽东的接触比江青还要多。唯一的解释就是：毛泽东说他赞成李政道提出的培养人才的建议云云只是一种敷衍的客套话，他的实际想法同江青是一致的，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江青那么露骨，而是将李政道的建议书束之高阁，使之无疾而终。当周、邓等人把它拿出来准备落实的时候，就成为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风”的一部分，他就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支持者出手将其扼杀，不在乎那是他自己赞成过的意见。在更大范围上看，邓小平1975年初在推动整顿时所用的口号“三项指示为纲”，每一项都是毛泽东自己的指示。但是，“梁效”批判的时候，照样毫不留情：“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20]
李政道的建议是到了1977年才得到真正落实的，邓小平在这一年8月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决定当年恢复高考，这不仅是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而且是选拔各行各业的人才。这正是李政道当年上书周恩来毛泽东时的初心，他说过，访问祖国后就发现，“国内完全放弃科技人才培养的状况，使我忧心如焚，似乎觉得整个国家已经快要走上一条绝路。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4] 不过那个年代的环境过于严酷，全面恢复高考，对他来说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所以他选择了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希望能够从这里挤开一条狭缝。他说：“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势，我的建议不得不先从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入手，又不得不从少年人才入手。为了使我的建议能够较容易地被接受。……我的建议的实际目的，其实并不是搞什么少年班，而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以及其他各类人才的状况，使全国各类人才的培养步人正轨。”[19] 幸运的是，毛泽东离世后李政道的心愿得到了完全的实现，乘着恢复高考的大潮，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也在1978年初顺利地招生开学。
1974年5月24日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同李政道分手前，问李说：你看这个问题有没有阻力？李回答：“我想会有阻力的。”他们二人在谈到“阻力”时，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呢？
〔本文撰写过程中，作者同王作跃和熊卫民进行了富有教益的讨论，谨在此表示谢忱。〕
注释
[17]李政道：“科学的成就出自青年”，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91页。取自作者1999年6月10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成立五周年庆祝会上演讲的有关段落。
[18]见“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https://discovery.cctv.com/20080130/100952_1.shtml）
[19]李政道：“少年班的建立和思考”，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65页。成文于2005年12月。
[20]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第十章 “梁效”的疯狂。
[21]冯兰瑞：《恢复高考内幕的内幕——记1975-76年的一场斗争》，中国改革信息库，2007年（https://www.reformdata.org/2007/0720/5982.shtml）。文中提到1977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口头揭发邓小平的事，1977年应为1976年之误，张成洁：《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一文对于此事件的记录可作为佐证。（https://www.hprc.org.cn/gsyj/rws/lsqy/200909/t20090911_30627.html）
[22]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载《人民日报》1976年2月29日。
2025年3月3日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七一期(cm03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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