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少杰：《陈伯达年谱》序三：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蓑笠翁：论陈伯达的九大报告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兼谈和林彪的关系
何 伟：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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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四期（zk2503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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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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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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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评论】 《陈伯达年谱》序三：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唐少杰
【史实辨析】 论陈伯达的九大报告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兼谈和林彪的关系 蓑笠翁
【史海钩沉】 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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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评论】
《陈伯达年谱》序三：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唐少杰·
余汝信先生编撰的《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即将付梓，这距他编撰的《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２０２３年４月）出版、发行仅一年许。我要调侃具有这种出书速度和勤奋效率的余汝信先生真乃“相对大龄的绝对高产作家”也！余汝信先生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历史上而且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历史中两位风云人物的各自年谱，这不能不说是近些年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追述和研究中共历史人物领域的显著成果。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陈伯达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通过具体而切实地记录和展示谱主的生平事迹，开拓了聚焦“陈伯达现象”的平台。
（一）
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年谱》，基本涵盖了谱主八十五年的人生轨迹，编撰者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收集并整理迄今为止已出版或公开的关于谱主的众多资料或史料，完成了时至今日关于谱主生平事迹的最为具体、详细和真实的记述。
整个《年谱》，通读下来，我个人认为它具有如下的长处：
其一，《年谱》非常出色的是它以三分之二多的篇幅记述谱主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０年的事迹，因为这一时期是谱主一生最为突出和最为重要的时期。由此而来，《年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重点突出，线索鲜明，不仅把握了谱主的生平主线，展现了谱主生活主要年代的重点所在，而且凸显了历史意义上的谱主之所以成为陈伯达本人并且有可能形成“陈伯达现象”的由来和旨归。因此，在我看来，《年谱》的一大特色是它的“聚焦”特性，亦即它把谱主的一生十分有机而又相当连贯地展示出来，呈现出史学综合性与史观高度性的统一，从而确立了《年谱》编撰的必要前提。
这种“聚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整体上“力透”谱主的一生，另一是局部上“渗透”谱主的细节。从这种“聚焦”中，既能使读者在具体的史实中反思某种贯穿谱主生平的“主脉”，又能给读者在详实的史料中感悟那些谱主轶事的“枝节”。一方面，《年谱》所揭示谱主的重要经历中集中地映现出２０世纪中国某种特殊文人的特殊取向和特殊实践，尤其有可能促使我们去思考始于这一世纪２０年代的革命文人、中共文人和文革文人这三种文人的“递进”关系和异同之处。这种“聚焦”还更多地表现在后面所要探讨的“陈伯达现象”等问题。另一方面，细读《年谱》，可以比较透彻而又强烈地感受到谱主曾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秘书角色的秉性、一度成为党的“文胆”功能的志向、长期充任中共意识形态“大笔杆子”的品位和充当文革文人最大代表的风尚。
其二，《年谱》实际上建立起某种看似无形而胜似有形地审视和考察谱主诸多问题的“平台”。这种“平台”已不局限于单一问题或某一方面，而是推动我们有可能从其所记述的谱主史实及史料中形成一种透析谱主所有重要问题，进而“素描”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相对完整的谱主形象。这种“平台”明确具备了历史地“再现”或评说“陈伯达现象”的切实基础。
《年谱》作为上述“平台”，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了谱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立足于这种“平台”，在书面的字里行间上或在构想的多重时空中，俯视谱主“跌宕人生”所坠入的政治深渊，纵览谱主生命的巅峰时刻或高光时段，领略谱主自我矛盾终生一世的“气数”，感悟谱主身不由己的艰难时运，睥睨谱主作为特定文人而常有的形秽猥琐，甚至还多少同情贯穿谱主大半生的迂腐、辛酸、尴尬和懦弱。《年谱》实际上具有了可呼之欲出并跃然纸上的谱主形象，经过努力，更有可能带来某种力透纸背并令读者浮想联翩去加以反思的“陈伯达现象”。
例如，在这种“平台”上，几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谱主在文革时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特别是谱主与该小组的江青等人的关系。其实，谱主自一开始就几乎无力胜任该小组组长一职，因为文革大局的张力以及该小组自身的本性，致使该小组的所有成员无一人全身而退，他们不是在文革期间一败涂地，身陷囹圄，就是在文革结束之际或稍后身败名裂，难逃审判。他们一些人当时根本瞧不起谱主。还有，江青常对谱主的傲慢和专横很有可能促使谱主后来多少“游离”毛泽东文革的主线。谱主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全部关系表明了“陈伯达现象”的裂解和破碎。
不言而喻，从“大历史观”来看，这种“平台”还汇集了谱主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关联，凝聚了谱主与中共一段长达三十年历史的联系，集合了谱主与毛泽东三十余年的关系，更有意义的是，蕴含了谱主与中共从“马上革命党”到“马下执政党”征程的互动。
其三，《年谱》的出色之处还在于它近似一部谱主传记，或者可以当作谱主传记来阅读。尽管按照历史学科的要求来看，年谱还不是也不等于传记，但是在我看来，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年谱和传记往往各有意味、意境，甚至各有千秋。一部质量上乘的年谱很有可能具有同一历史人物的传记所没有的特色，如史料的丰富、史实的多样和史事的入微。《年谱》的这一出色之处主要表现在我们读后把谱主与其他方面或问题加以比较，这就大有可能拓展对于谱主形象的认知，深化关于“陈伯达现象”的理解。
例如，对于陈伯达与姚文元等其他文革文人进行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期间，毛泽东对于陈伯达与姚文元的态度有所不同，毛多次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过陈，而从未当众批评过姚。毛泽东逐渐对姚文元的重视和重用是从１９６５年下半年间接授意后者所写的《评新
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１９６７年１月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再到１９６８年８月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三篇姚记文章对于文革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实属独到，它们不是出自陈伯达笔下或由他主持撰写，特别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拒用陈伯达的稿本而采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本，说明了毛泽东主导文革决不只限于利用陈伯达一人的文革文笔。当然，历史地来看，张春桥、姚文元各自的文章及其份量远不如陈伯达。张的文章仅有两篇有些“出彩”，一是１９５８年受到毛泽东青睐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二是１９７５年按毛泽东旨意写下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的文章大多囿于文艺评论。与陈伯达的文墨生涯及文笔功夫相比，那些诸如文革“二流”文人王力、关峰、戚本禹等更是难以企及。
其四，基于《年谱》这个“平台”，不难发现，它给我们开出了进一步探讨谱主这个人物与由此而来的谱主现象之间关系的前景，甚至有可能提供了展示这种人物与现象之关系的某种“视窗”。
这种关系主要在于：人物作为独特的个体，它所对应的是包括人物衍生出来的现象在内的众多现象。这种“一”和“多”的关系确切表明人物的问题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原点的、生成的、演变的；同时，现象的问题源于而又超出人物的问题，成为衍射的、开放的、动态的。也可以说，人物是共时性的现象，现象是历时性的人物。通过《年谱》，给我们带来的促动是如何根据上述关系梳理和透视人物与现象各自绝不限于自身的界域。在我看来，如果人物是一种“实际”，那么与人物相关的现象就是某种“真际”。在这里，尽管实际从时间上先于或在发生学意义上成为真际的前提，但是真际不会限于实际或滞于实际。就是说，尽管真际源于或来自于实际，但是真际高于并且重于实际。与实际常常表现为经验事实相比，真际更多、更主要地接近或达到对实际的叙述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换和统一。
因而，谱主作为《年谱》的中心人物，围绕着他而来的现象不仅颇多，甚至独特。这些现象既有与谱主个人相关的社会历史现象、政治文化现象、革命党派现象，也有维系谱主大半生的中共政党现象以及中共思想理论现象和中共文人现象，还有谱主个人与中共最高领袖关系的现象。得益于《年谱》的启发，从谱主个人政治崛起到政治衰败的过程，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探讨：一是以１９４９年为标界，中共前“二十八年”（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与后“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之间的根本张力是什么？二是以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为脉络，中共从革命文化到自我革命文化的过程的总体质变是什么？三是以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谱主和林彪先后倒台为基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全盘转折是什么？
其五，虽然《年谱》本身没有提出下面的问题，但是它的编撰线索和记述思路有可能使我们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为把握这个问题作出一点尝试。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问题。在此，价值指以主体（活动者）为中心或为标志，用来表示客体（活动对象）对于主体的意义、功能和属性；事实指事物的本真存在状态。在历史学领域，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大致上指历史的活动者与其参与或作用的历史对象、历史过程和历史结果的关系。《年谱》严格按照真正历史学规范的原则和要求，对于谱主所有方面的记述或呈现，一方面，在价值上坚持中立或中性，在事实上依据史实和史料，切实作到了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另一方面，价值以事实为基础，事实以价值为指向，有力地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转化，即价值凝聚事实，事实渗透价值，进而，价值可望成为事实化的价值原则，事实趋向价值化的事实立场。这里，价值与事实各自都不是单面的、唯一的，因主体的多样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多重而异。
例如，从《年谱》中可感受到谱主所有问题中最为深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谱主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的遭遇和结局。若干当事者、见证者以及稍后的追述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们基于各自的价值原则和事实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回忆、评说，而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一个能以独断或唯一来自居，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或视阈来“补辍”关于上述问题相对完整的“画幅”。所以，关于这一问题基本上有肯定、否定、中立三种不同的价值原则，而对于这一问题持有的事实立场则比价值原则显得格外多样、多元。由于价值的必然“涉入”，事实本身已不是纯粹的或自在的事实，而是具有不同类型的事实。仅举谱主被废黜这一事实，就可从它本身所包含的事情、事件、事由、事理、事务、事态、事变、事故、事例、往事等不同层面来述说，在其之中具有何等的价值凸显。
另外，应该指出，《年谱》主要存在如下的不足：
一方面，《年谱》中有两个关键的史实没有提及，因而也就没有加以考证。其一，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上是否讲过“没有想到陈伯达有这么高的威信”。根据吴法宪的说法：“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１〕在我迄今接触到的有关毛泽东这次庐山会议讲话的诸多史料中，唯有吴法宪的回忆录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讲法。如果这一条史实确凿的话，那么这就表明当时陈伯达给毛泽东造成的忧虑甚至所谓“险情”达到了何种地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废黜陈伯达的决心。
其二，陈伯达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接受公开审判之前竟然不知道“林彪事件”的情况。据陈伯达回忆：“十大的公报点了林彪的名，开除了林彪的党籍。我一点也不知道林彪的事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林彪也关在秦城监狱。到１９８０年审判时，给我看起诉书，才第一次知道林彪在１９７１年竟想谋害毛主席，乘飞机逃跑摔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很吃惊。这是真的吗？”〔２〕对此，叶永烈的说法却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据陈伯达回忆，过了好几月，他才知道林彪死了……”〔３〕我认为，叶永烈的说法似不准确，而陈伯达本人的口述回忆则相对可信。据《年谱》记载，陈伯达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８日被羁押，但还没有入狱。随着次年“九一三事件”发生，陈伯达很快被押进秦城监狱，即使他当时高喊出那句间接向毛泽东求救的话，〔４〕他都不知道他此时入狱的确切原因。不知何故，《年谱》没有提及或考证陈伯达的这一“喊话”（《年谱》第４４２页）。可以肯定，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之前，陈伯达不知道林彪已死，因此带来的问题是为何在此之前约九年多的时间里陈伯达不知道“林彪事件”的大致情况呢？这就有待于更多、更细的史实揭示及史料披露了。
另一方面，《年谱》的某种不足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受制于某些史料没有公开或解密的局限。一是类似于《康生年谱》，《陈伯达年谱》也存在如下的问题，即来自苏联方面和共产国际档案有关他们各自当年在苏联工作或学习时的资料记载，几乎没有涉及。这还有待于日后的发掘或整理。二是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７年陈伯达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及表现，因为有关具体资料没有开放，关于他在这四年的具体经历记述在《年谱》中只能一笔略过。当然，这不是《年谱》本身的遗憾，而是《年谱》目前难以逾越的无奈。
瑕不掩瑜。《年谱》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为审视和反思“陈伯达现象”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可能，为揭示和探讨基于这种现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又超越这些问题的更广、更深的中共历史问题（特别是文革历史问题），扩展了独特的视阈和必要的维度。
（二）
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的一生特别是他自加入中共之后到被政治废黜的一生可谓中共历史人物的某种典型个案，也是文革历史绝无仅有的人生个案。陈伯达的生平事业“造就”了绝不限于其本人的“陈伯达现象”。
首先，什么是“陈伯达现象”？在我看来，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是指中共１９３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思想演变现象与理论衍生现象，亦即中共在这三十多年的思想宣传、舆论鼓动和理论建构的综合性现象。显然，“陈伯达现象”的重心是在中共这三十多年的思想理论领域里，特别是中共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的著述脉络和传播轨迹上。毋庸置疑，大致上从１９４０年前后到１９７０年夏季，中共的几乎所有重大或重要的文件、文章等都与陈伯达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殊关联，他不仅撰写了在中共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意义或者指导性功能的诸多著作，而且起草或主持修订了在中共政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影响或者标识性作用的特定文献。
陈伯达１９４０年代写成并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十年内战》、《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地租概论》、《中国四大家族》等著作，既为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而确定了中共全党意志统一的必备思想前提，也为毛泽东战胜蒋介石而巩固了中共麾下亿万民众的广泛舆情基础。这些著作不但在中共政治思想理论史上具有共时性的指向和历时性的价值，而且在整个中国２０世纪政论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整个１９４０年代，在中共同国民党的理论交战和思想斗争之中，陈伯达一领风骚直至一骑绝尘。毋庸讳言，以陈伯达为代表的中共理论攻势和思想论战，比起国民党当时的理论守势和思想对冲，迅猛得很，强大得多。当年国民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就没有像样的文人墨客能与陈伯达交手迎战。陈伯达的上述著作，适时而又有力地策应了这一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的军事斗争，特别是直接配合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开展的反攻和决战。这大概是陈伯达第一次以“笔杆子”去“增援”“枪杆子”的努力，这一次是颇为成功的。
中共延安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与中共同一时期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一起，形成了这一时期中共成熟、独立、壮大的鼎足之势，并且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中共从１９４２年的延安走进１９４９年的北京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的主导下，陈伯达致力于这种思想理论建设并作出了绝不应小觑的工作。实际上，从陈伯达所写的上述著作中反映出来的这种思想理论建设水平和成果，直接体现出了那时的中共思想理论确实“胜出”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中国所有其他政党及政治组织的思想理论，例如，中共此时大力倡导的民主理论和法治思想，就是明证。总之，如果说中共及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代以延安为基地旨在全力突破国民党及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真正打造自己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那么陈伯达则为中共及毛泽东的“一个主义”的确立和传播作出了独特的努力。
与此之际，陈伯达还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作出了重要的辅助。在延安时期成熟并公诸于世的毛泽东思想与这一时期毛泽东相对比较密集的著述、发表，都与陈伯达有着一定的关联。〔５〕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逐渐成为毛泽东旗下的主要“笔杆子”。在１９４９年前后（特别是自那之后），陈伯达与毛泽东在一系列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和修改、授意和定稿之间的互动成为那时中共中央高层中的思想“薪火”和精神“传续”的一项所在。毛泽东晚年在人们封他为“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的称号中颇为青睐“导师”（Teacher）并以“导师”自居。无疑，这种“导师”地位的形成和职责的实现则真正始于延安时期。确实，陈伯达为毛泽东这种“导师”的角色和形象的确立或塑型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新中国建立之后，陈伯达不只是大力参与中共党国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且还全力负责毛泽东著作的修订、编辑和出版，这一工作比起他在延安时期更为系统，也更为显著。譬如，余汝信先生告知我，陈伯达直接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修订、编辑，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康生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修订、编辑主要负责人）。这里，在毛泽东那些具有历史文本价值的文稿“原本”与“改写本”（或“出版本”）之间的关系中，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哪些是陈伯达初步的的整理、修改？哪些是毛泽东最后的修订、确定？基于历史研究及文本考证的必要，我们希望看到后人们对于上述这两个方面进行的切实比较。又如，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陈伯达或执笔或起草或参加讨论（定稿）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文革“十六条”等文献以及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的诸多重要社论、中共中央内部文件等等。这些文献及文章、文件都直切地映现着中共这二十余年走过并通向文革的曲折征程，也深刻地聚合了新中国同一时期历经的复杂阶段，还集中地折射出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的多变取向。
概言之，由于陈伯达当时居于中共独占鳌头的“理论家”和毛泽东旗下名列前茅的“笔杆子”，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可以称为１９３０年代末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中共的文牍现象以及毛泽东的文案现象。其次，什么是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它特指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中共文牍现象，也指文革前半期的毛泽东文案现象。这种狭义的“陈伯达现象”是整个“陈伯达现象”中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部分，甚至成为直接导致整个“陈伯达现象”自身解构和自身异化的主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预示着文革全盘危机的来临。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源于上述广义上的“陈伯达现象”，但又是这一广义现象的宿命所在。
对于陈伯达在文革伊始的地位和作用，周恩来曾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概括。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在一次对军队干部的讲话中说：“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是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是陈伯达同志，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他是杰出的理论家，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年谱》第２７１页）演绎周恩来的这一说法并且被史实所证明的是林彪和陈伯达分别成为文革最初五年的“枪杆子”代表和“笔杆子”代表。显而易见，只有这“两杆子”的相向交织和共向运作，文革大潮才得以涌动，从而掀起排山倒海的狂澜。
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陈伯达担任了文革最初数年最高权力层的“领班”。由于出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领导或主持了这一既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办事机构也是毛泽东旗下文革“军机处”的日常工作。他在文革初期的责任和使命既非同小可，又不同一般。陈伯达“领衔”的这一角色有点接近过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也多少类似文革初期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
二是陈伯达充任文革前半期的“舆论总管”。他全权负责文革初期中共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宣传、报刊、广播部门等具体工作，为文革思想在中共全党的推广和为文革理论在中国大陆全社会的普及，更重要的是为毛泽东文革一系列的方针、战略、政策和决定等等的贯彻，切实起到了舆论先行和舆论保障的作用。
三是陈伯达成为文革最初五年的最大推行者之一，并且成为难以替代的文革的鼓动者、造势者和“布道者”。纵观陈伯达在文革初期主持撰写和发表的诸多具有指导性作用和纲领性意义的报刊社论、他在诸如中央工作会议、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以及其他有关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直接传达着毛泽东的文革旨意、部署和决策，直接实施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革大局的指挥、引导和调整，而所有这些，无不对文革的发动、铺垫、推广和深入产生了关键的作用和影响。
四是陈伯达位居中共中央层面由少数人组成的文革“首长”之列。文革开始不久，陈伯达就跻身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即文革领导人）各自的分工和职责，不仅明确，而且具体。他对于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作为一场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作为一场新中国全民全社会的思想大革命（或“精神大革命”）所付出的投入或努力，很明显地不同于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即文革领导人）。在文革初期，陈伯达在文革最高政治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或“出镜频率”可能仅次于周恩来。
五是陈伯达可谓毛泽东文革事业的一大“急先锋”。毫无疑问，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拥有的全部权位和权势来自于毛泽东。他在那时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仰仗毛泽东并且直接源于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陈伯达在文革初期所进行的诸多工作和所完成的诸多任务，促使他成为把毛泽东本人的文革加以从意图生成为理论、从鼓动演进到实行的“马前卒”。甚至可以说，狭义的“陈伯达现象”依赖于毛泽东文革的思想锻造和实践锤打。
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即它的自我分裂、自我蜕变和自我消解。由于文革固有的矛盾和张力也好，出于文革高层文人相轻也罢（陈伯达同张春桥、姚文元的倾轧，特别是他与江青之间难以化解的矛盾），因为多少持有一些自我主见也然（如陈伯达提倡大力发展中国电子工业并以此为中心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被斥责为“电子中心论”），最主要的是他在文革进行数年后因个人的权力或权益受到抑制而或多或少地与毛泽东的文革初衷有了分歧，尤其是他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不被毛泽东所看好而遭致废弃，促使他有可能逐步疏远或被排斥在毛泽东的亲信或心腹之外。陈伯达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庐山会议响应林彪的那个讲话，企求加大对张春桥的打击力度，编纂了那份鼓吹“天才论”的语录并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的讲话，这就直接或间接使毛泽东感觉到文革的最大“枪杆子”与头号“笔杆子”很有可能携手联袂从而形成夹击之虞，因为林、陈二人向毛的亲信张春桥发难则意味着动摇毛泽东的文革大局甚至文革根基。毛泽东当时很难而且也无法向林彪反击，而只能拿陈伯达开刀，敲山震虎，但这却带来了次年９月林彪向毛泽东决绝分手的先声，因为林彪的最终出走和死亡与陈伯达的倒台密不可分。这次庐山会议标志着文革总体危机的起点，也是文革历史裂变的开端。如果说“林彪事件”意味着文革全局败亡的濒临，那么废黜陈伯达则是文革彻底衰落的一个引子。这次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枪杆子”与“笔杆子”难成气势的联手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不难看出，这次庐山会议是整个“陈伯达现象”的最大危机，也是这一现象的最终破产。在一定程度上，狭义上的“陈伯达现象”的结局还映现着中共文革文牍现象的部分塌陷，象征着毛泽东文革文案现象的局部破落。
再则，“陈伯达现象”的主要特色还在于陈伯达的思想理论“底色”。陈本人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而实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亲炙，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接受的就是“苏联模式”的教化。这一点对于陈伯达的影响是终生的。即使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既没有什么创新的贡献，也没有杰出的学术造诣和深厚的学业功力，更谈不上具有卓越的理论成果，他至多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以及关于革命的学说运用于中国近代、现代政治的阐释以及对中国古代某些思想的解说等等方面，特别是应用在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建构和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上。
然而，仅从陈伯达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和业迹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之为“苏俄马克思主义”）既有渊源关系又有取向差异。若要延伸２０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评价俄国革命意味着评价一切革命”，〔６〕那么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也意味着评价一切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来自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不是直接来自欧洲或德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时间成为政治上高度俄国化亦即列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在学术、学理上从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特定结合，这就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别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由于中国当时的羸弱和被外国列强所欺侮、所蹂躏，重在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互动，用马克思主义来救国救民；后者由于同欧洲发达地区的临近，力求使落后的俄罗斯追赶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力求俄国“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衔接或转化。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中国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相似性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苏俄马克思主义那里明确了自己的初衷和方向。后来的史实不言而喻：一方面，苏俄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教条特性、独断倾向直至后来的僵化趋势深深地制约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尽管二者的相似点远远它们的大于不同点，但是这种不同点有可能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苏俄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传统“个性”和民族“特色”。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由１９２７年毛泽东所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到了１９６６年６月促使这种浸淫中国革命文化传统的“造反有理”成为文革兴起的大纛，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由中共过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转向了整治中共党内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这就致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质的嬗变。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为纪念苏俄“十月革命”５０周年由陈伯达等主持撰写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社论之中。文革的“继续革命论”经由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的整理，首次得以明确显现，他们把这一理论概括为“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亦即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３日写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称：“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这六条要点的内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当日，毛泽东就对此文批示：“修改得好，可用。”（《年谱》第３５４页）这种“继续革命论”成为整个文革意识形态三大支柱性的理论之一，其他两个是“阶级斗争论”和“全面专政论”。除了张春桥后来对“全面专政论”有着专文阐述，陈伯达本人对上述另两个理论的阐释和应用出力颇多。可以断定，中国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斗争论”转向“继续革命论”，陈伯达是完成这一转向的一大“操盘手”。但是，“继续革命论”能否成为马克思本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呢？问题在于：一方面，这种“继续革命论”表面上是与由马克思关于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而来的“不断革命论”有关，但是，实质上，它把“阶级斗争论”直接移植到共产党内，却没有表明也无法表明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这种资产阶级所依存的经济根源何在和制度根源何在。在一定意义上，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都是“阶级斗争论”的特定变种。另一方面，文革“继续革命论”以及“阶级斗争论”、“全面专政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恐惧远远甚于对于封建主义和皇权主义的警惕和拒斥。上述三论共有的一个伪命题就是在中国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多少有些难堪和尴尬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时代”，何以侈谈“复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继续革命论”的应用最终彻底反噬了像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的“继续革命论”推动者。
文革当年对于陈伯达的批判，把其思想理论归结为“黑四论”：一、唯心主义先验论；二、唯生产力论；三、阶级斗争熄灭论；四、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无论这“黑四论”与陈伯达说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他所信奉的文革意识形态是否黏连、是否自洽，都不过是讨伐陈伯达的“说辞”并把他逐出文革教门的“诉状”。当年围绕着陈伯达提出“天才论”而来的争论以及对他的攻讦，今天看来十分浅薄，相当粗陋，几乎不具备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争的气息。无论是当时提出还是反驳“天才论”，这些都难以忝列马克思主义的“法眼”，根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基本范畴。因为，十分简单、粗暴而又沉重的是，在这些所有的争论背后都无不流淌着权术权谋的交汇和激荡着权贵权势的交锋。即使作为“中共头号理论家”，陈伯达的思想以及他所阐释、转换、运作的理论，又有多少经得起证伪或批判？又有多少称得上持久而弥新？
（三）
“陈伯达现象”还意味着这样的宿命：陈伯达本人如同数百年来中外革命历史中的无数革命者一样经历了一条规律性的人生历程，即革命者不是每每被革命的过程所异化，就是往往被革命的阶段所吞灭。像陈伯达这样的文革初期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第四号人物竟然在文革第五个年头就身败名裂，并与其所不懈推行的文革这场大革命最后近乎不共戴天。由此，“陈伯达现象”所衍生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文革给包括形形色色的文革积极参与者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身体力行文革的文人们带来了什么？
因而，“陈伯达现象”的一个重要取向在于它凝聚了文革的文人现象，即汇集了文革“笔杆子”文化的方方面面，这里主要涉及文革与文革文人的关系，因为陈伯达本人就是这种关系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在我看来，这种文革文人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们不以学术为业，不以学业为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精神从而进行独立文化创造的知识者；而是那种文革时期兼具政治角色与意识形态功能（或职责）的文化人。无疑，文革文人对于文革大潮的涌动和泛滥兴风作浪，并对文革泥沙的生成和集散推波助澜。到头来，文革文人从整体上被文革的洪流荡涤殆尽。
文革文人皆以文革政治为本命，依附文革权力、权威，仰文革最高领袖兼发动者之鼻息，唯文革权贵及其格局（哪怕是短命的）之马首是瞻，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及文笔功夫，可为文革呼风唤雨般的宣传造势而效犬马之劳，可为树立文革敌人（哪怕“假想敌”）来为文革鸣锣开道而充当“吹鼓手”，可为文革意识形态的专制及暴行而兼任制造文字狱及冤假错案的“刀笔吏”，可为自己的政治生存争权夺利而不惜玩弄或践踏人性的底线和人道的基线。这种文革文人的私心短见以及卖身投靠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备扪心自问而无愧的人格，不可能具有完全见得起阳光的人生。他们很多人不是经历了文革都有各自的“心酸史”或“丑陋史”吗？他们又有几人敢于面对文革的罪过尤其是正视各自本人的恶行作出起码的自省和应有的忏悔呢？这里，借用陈伯达自己亲历的多次自诩为文革“小小老百姓”到他给文革另类人物打上“变色龙”、“小爬虫”、“政治骗子”等标签却反刍自身的流变，不正说明了文革文人大多只能充当文革不同阶段政治薄命和时运多舛的“祭品”吗？
毛泽东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针对陈伯达所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成为陈伯达政治生命死亡的“宣判书”。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革时期所写的第二篇字数最多的文稿（仅有７００余字）颇有非议的就是那段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是一时激起的气话？罔顾事实的反话？难以言尽的无情？不计情谊的决绝？还是兼而有之？人们当时或后来何尝不是对毛泽东给予陈伯达泰山压顶般的处置而颇感匪夷所思吗？其实，无论怎样看待或解释，都无法否认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前后所属的二十六名秘书之中，陈伯达的作用和意义是无出其右的。这里，我要借用一下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７日上午我采访清华大学水利和水力工程学系教授黄万里先生的记录。黄万里先生告知我，其父黄炎培先生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的被称为“窑洞对”的谈话，后人们大多只知道这次谈话中黄炎培先生提出的那一“政权兴衰周期率”问题。其实，黄炎培先生当时还向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贵党建立政权后将如何对待“功臣”？是杀掉还是“杯酒释兵权”呢？毛泽东说：共产党不会的，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假如有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民主”的方法。〔７〕但是，即使陈伯达曾经有恩于毛泽东（“我救过毛主席！”），包括文革在内，“革命总是不知感激的……”。〔８〕对毛泽东薄情寡恩于陈伯达（绝不止于陈一人）的往事，“人们一如既往地对革命者的悲惨命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却对他那种哪怕是将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也要为之奋斗的革命幻想并不热衷。”〔９〕是否可以假设：如果陈伯达不是在１９７０年８月底倒台，而是在此之后还有政治生计延续或政治生机转折，那么他的命运和结局是否会比“四人帮”、会比康生等人要好一些呢？否！因为又是同样非常简单而明确：正是由于文革的本性，也正是由于文革文人的“天性”，像陈伯达这样的文革文人最大代表无法逃脱厄运。
不只是像陈伯达这样显赫的文革文人命运身不由己，就是那些相对普通的文革文人也是时运不济甚至自残自哀。例如，我熟悉的清华大学一位教师，当年被调入“梁校”大批判写作组，进去三年，文革后被“审查”三年半多，他只不过是这个写作组的一名普通成员。他告知我，他文革结束后被迫写出交代、检查、揭发、旁证等等材料摞积起来，高达一尺七寸（当时没有电脑书写和打印，只能用每页约４００—５００方字格的稿纸加上复印纸来誊写、留底）。这前前后后近七年的时间，对于这位教师的人生年华，浪费、荒废乎？抑或无为、虚化乎？１９６８年，陈伯达与夫人刘叔晏吵架时，这位夫人对丈夫说：“你别神气！如今，倒了那么一大片人，你也迟早会倒的。”“什么‘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吃人！”〔１０〕“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１１〕面对夫人这种了事如神的预感，陈伯达有何感受？他会不会感应到继他１９６８年３月“发明”（或“概括”）的文革那“五个回合”之后出现的“第六个回合”恰恰就夯实在他的头上呢？１９７０年后，陈伯达被戴上了五顶政治大帽子：一、国民党反共分子；二、托派；三、叛徒；四、特务；五、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结束之后，这五顶政治大帽子仿佛不翼而飞，没有一顶是牢固可靠的，皆为不实之词。这看起来苦涩、可笑，但却是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层面内讧的惯用手法。近代俄罗斯著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写道：“每个革命者都梦想着专政，这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马克思说的领袖专政，抑或是布朗基派说的革命司令部的专政……。大家都梦想，革命就是借助革命法庭合法地消灭自己敌人的可能性……大家都梦想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权力无限的国家，视人民为自己通过千百万各类官吏治理的臣民……所有革命者都梦想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旨在清除任何敢于和当权者不一样思想的人……最后，人人都梦想限制个人和民众的主动精神……让民众选出代替他们思考，以他们的名义制定法律的领袖……这就是百分之九十九以革命者自诩的人暗自的梦想。”〔１２〕的确，包括陈伯达在内的文革众多文人从来就没有逃脱出革命者上述的梦想、宿愿、志向并由此追求极权、暴力、恐怖的“天性”。
然而，迄今为止，包括文革在内的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革命，无论其宗旨和取向如何，无论其目标和形式几多，无论其过程和结局怎样，都没有甚至不可能解决其本身固有的根本问题（即普遍性、共同性、恒久性的问题）：革命既没有使革命者自己获得彻底解放，也没有使革命者本人达到全面发展，更没有使革命者自我实现真正自由！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言：“革命者崇拜的是明天，可是他们却生活在昨天……”〔１３〕更有可能，革命者不是由于明天而死去，而是因为昨天才死去！简言之，革命最终给革命者造成了什么？
《年谱》把陈伯达的一生概括为“跌宕人生”。这种“跌宕人生”在政治上则是为理想国而生、为乌托邦而亡！确切地说，陈伯达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理想国而生、为文化大革命乌托邦而亡的一生！对于陈伯达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并为之献身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已经不可能指望陈伯达在其生命最后几年里写下的诸多文稿中有什么像样的反思和探究了。质言之，陈伯达用自己的一生既给这种奋斗带来了自我否定式的发问，也给这种献身作出了自我异化般的回答。无论怎样，陈伯达的“跌宕人生”已成为或是在从这种理想国演进的“革命尘世”里、或是在由这种乌托邦终结的“革命天国”中一块还未彻底风化而颇有价值的“活化石”。后人们能否从这种由理想国到乌托邦的人生中获得启示而有所自新呢？
注释
〔１〕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８２３页，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２〕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４００页，修订版，香港，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
〔３〕叶永烈：《陈伯达传》，下册，第７２２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４〕陈伯达当时高喊的是“我救过毛主席！”参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７９页和第３９８页，修订版，香港，阳光环球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另一说法是陈伯达高喊“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参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上册，第２４１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这件事是指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８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驻地时，陈伯达力劝并促成毛泽东去躲避。
〔５〕１９７０年秋，南开大学革命委员会宣传部门组织有关人员，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１９７１年夏，参与此项活动的刘泽华、封毓昌等四人查阅陈伯达１９３０年代的文章，意外发现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大纲》（没有作者署名）的“河北商专”教材，这一石印本的教材与毛泽东后来写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当时，刘泽华等感觉此教材可能与陈伯达有关。慑于那时文革的恐怖形势，他们不可能继续查询下去。只是到了１９７０年代末，经过他们的考证，才知道这一《社会学大纲》教材的“作者”是杨秀峰（１９４９年后，先后担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在此教材中转述了苏联学者的许多观点。刘泽华等写信请杨秀峰确证是否为上述教材的“作者”，但是杨秀峰只是吩咐其秘书回信告知刘泽华等人：此事到此为止。（参见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炎黄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９期第２４——２５页）对刘泽华教授的回顾，我的诘问：刘泽华没有指出或者还不了解李达１９３７年发表的《社会学大纲》与毛泽东《矛盾论》的关系。前一著作深受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等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影响。在写后一著作时，毛泽东对前一著作写下３５００余字的批注，并表示“读了十遍”。（“毛泽东曾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我已读了十遍”，https://www.chinawriter.com.cn，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１６：０８来源：北京青年报）陈伯达本人对此的回忆有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实际上把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翻译过来的。”（《年谱》第４８页）刘泽华没有想到或没有进一步考证杨秀峰名下的教材《社会学大纲》是否来自李达所写的同名著作。无论怎样，《社会学大纲》与《矛盾论》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点，刘泽华才指出了“《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６〕毕仰高：《历史的覆辙——中俄革命之比较》，夏沛然译，第２８８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７〕唐少杰：《黄万里先生访谈录》，王俊义、丁东主编：《口述历史》第三辑，第３３—３４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８〕转引自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传——描绘托洛茨基政治肖像》，赵永穆、张琳娜、徐燕霞译，下册，第９６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９〕同上，下册，第１８７页。
〔１０〕叶永烈：《陈伯达传》，下册，第５０５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１１〕同上，第６３７页。文革的这“五个回合”是指：第一个回合是“打倒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第二个回合是“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个回合是“击退”了“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１２〕转引自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托洛茨基传—描绘托洛茨基政治肖像》，赵永穆、张琳娜、徐燕霞译，上册，第５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
〔１３〕同上，下册，第３２８页。
□ 原载：《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１９０４—１９８９）》，余汝信编，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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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辨析】
论陈伯达的九大报告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兼谈和林彪的关系
·蓑笠翁·
《五·一六通知》是陈伯达亲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起草的。他深深明白文革实质是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但这个文化大革命需要多长时间呢？陈伯达并不知道。早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３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开会。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１〕
到了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毛泽东与两位阿尔巴尼亚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２〕。如果说此时的文革正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特别是刚经历了武汉７·２０事件，有可能是毛泽东的一时之念。陈伯达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但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则毫无疑问的点明了文革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因为在这次会议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完全摧毁。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３〕
这个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不是一个一般的会议。由于中共高层的权力之争迟迟未能明朗化，原定在１９６８年国庆节前召开的中共“九大”也就迟迟开不起来。毛泽东只得提议先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召开中共“九大”的预备会议。既然是九大的预备会议，毛泽东的讲话就是九大报告的精神，文革结束了，毛泽东也重新回到一线了，也还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一个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中心。但陈伯达知道这场文革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质是毛泽东夺回被“资产阶级司令部”所把持的权力。现在文革要结束了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召开“九大”时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应该著重经济建设。
实际上真正文革的目的对毛泽东来讲并没有完全达到，而此时的陈伯达确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陈自己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把枪口掉头指向了林副统帅，如果知道的话，他绝对不会投向林彪，这可从他历次的“押宝”得知。作为跟从毛泽东多年秘书的陈伯达，肯定会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会从当前的由重点“抓革命”转移到重点“促生产”上来。所以可以这么说陈伯达的思想是揣摩毛的意思而不是揣摩林的意思去写这个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彪同这个报告的渊源也不深，这在下面还会论述到。
真实的情况却是毛泽东关于“三年结束文革”的说法只是虚假的，因为文革并不是简单的夺权，还最终要解决的是接班人的问题。在九大的时候，林彪作为一个接班人知是权宜之计，如果此时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说法当然不是毛泽东所想得到的。
在陈伯达传里陈伯达是如此回忆道：“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虽然起草人的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却叫林彪出面来抓起草工作——因为毛泽东已指定林彪来作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全文分十个部分。他送给毛泽东审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纲。当时，他还未写出全文。陈伯达向中央请假一个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报告。
陈伯达不理张春桥和姚文元。张春桥和姚文元着急了。他们借口陈伯达写得太慢，会影响“九大”的召开，准备另搞一摊，另外起草一份政治报告。陈伯达得知张、姚的动向，就把自己的提纲和已经写完的三个部分，拿出来讨论。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于是，张春桥、姚文元拉了康生，决定另起炉灶并且得到了康生和江青的支持。
这段回忆正不正确呢？有没有张春桥、姚文元批评陈伯达的初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呢？在《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王文耀著）是这么写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由中央办公厅送来之后，陈伯达在他房间里很快看完，就拿着稿子急匆匆地来我们办公室，很激动地对我们说，他们这个稿子你们看了没有？他们这个是伯恩斯坦的！就是说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他们就是搞运动！运动！运动！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中央开会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是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会上争论很激烈。后来毛主席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会上大家都表了态。最后，陈伯达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讲的话，“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这明确的点出了陈伯达版的报告中的重点和张姚写的不一样，如果张姚的是“阶级斗争为中心论”（看看九大报告是怎么写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么陈与张姚的区别就在与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的主次之区分或重视程度的不同上。如果说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那么毛泽东怎么看待陈伯达的呢？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６日上午１０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通知汪东兴谈话。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何来此言？毛主席早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而此后更是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为什么这样？难道是陈伯达完不成任务了嘛？不是，毛泽东最后连看都没有看陈版的政治报告，因为根本不符合“满脑子的路线斗争”的毛泽东的胃口，根本的问题是“陈伯达不管帝、修、反”，那还能管什么？不言而喻了吧。（汪东兴的回忆）
由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周恩来做的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是这样对陈版的九大报告定性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翻版啊，只是换了个表述，换枪不换药。
直到今天为什么还不敢公布陈版九大报告？个中原因不外乎两个：
１）陈版的九大政治报告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报告：而后来的毛泽东在倒林彪的时候明确指出林彪是支持这个报告的幕后操纵人（十大报告），并且被称作“唯生产力论”被大批特批，那就是毛泽东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版本的话，不可能在毛的时代披露。如果说是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那么，为什么在毛的时代也不能发表？众所周知，刘邓集团被称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因为忘了阶级斗争而去搞生产。印刷“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报告的字迹还没有干，陈伯达又“嚷”着发展生产，岂不是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是不得人心的嘛？要不中央上层的人们为什么老是都想着过“资产阶级”的生活。
２）如果陈版的九大政治报告果真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报告，既然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那个时候的林彪就知道要发展生产了，那岂不是林彪案要大翻特翻了嘛？即使同林彪无关，陈伯达在文革斗争的岁月，能提出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那岂不是让老邓的风光退色不少？所以在邓小平的时代还是不能披露陈版的政治报告。尤为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８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时，陈伯达的问题丝毫与此报告一点牵连都没有，相反还尽量躲避。这不正是从反面证实了陈版报告的内容？要知道，在那次所谓的“超级审判”中，象这样白纸黑字的确凿罪证是少之又少的？当初给他安上的那些罪名，如鼓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这在毛时代是可怕的罪名，那么现在岂不成了“正确路线”？而法庭明确要求陈伯达对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出笼和审定一肩承担，并且解释原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要改名字！不提陈伯达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因为是亲自在毛泽东授意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那么为什么不提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呢？个中缘由恐怕就是二报告是异曲同工之妙吧。〔４〕
那么陈伯达的这个报告和林彪的关系具体是如何的？我认为不大。首先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是这样讲的：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林彪还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全部都是文革的事）。”〔５〕〔６〕。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显然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实际的情况是，作为“笔杆子”的陈伯达只是揣摩毛泽东的意思在单独行动，陈林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一起起草。在王文耀的《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是这样写的：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而后来，陈伯达带着报告的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还把这个提纲呈报给毛泽东。林彪根本就对要具体写什么没有什么意见，而是陈伯达写完之后找的林彪，回来后也没有做重大修改。对于林彪到底有没有具体理解陈伯达的报告呢？在陈伯达起草的报告被“中央文革”否决后，陈伯达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７〕。
这些都表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并不是十分了解。实际上，政治报告并不能体现念政治报告的人的思想，因为政治报告从来都是起草人揣摩最高领导人的意图而写的。揣摩的对不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记：陈伯达的遭遇应了一个笑话：某些倒霉的中共干部，在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指挥下被揪出来，打成反党黑帮；后来刘少奇被打倒，这位干部又被说成是刘少奇黑司令部的爪牙；林彪爆炸后，他被扣上林彪反党集团别动队的罪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他又被归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组织基础；最后，华国锋登基，四人帮垮台，但是他依然不得翻身，这次，他又被说成是四人帮的同伙了，呵呵，历史被某些人无情的戏弄啊！
注释
〔１〕董保存：政治旋涡中杨成武
〔２〕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９９页。
〔３〕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９页。
〔４〕《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参与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亲历记》肖思科著第十九章延长林彪之梦的人们（１９８０年冬＆＃８２２６；正义路一庭）
〔５〕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６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６３页。
〔６〕出处同上，第４５６页。
〔７〕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１页；另见张云生、张丛坤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第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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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陈梦家的绝路与汉字的生路
·何 伟·
〔作者简介：何伟（Peter Hessler）是《纽约客》记者。他曾以美国和平队成员的身份在
四川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教过两年英文。〕
◇ 书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１９６２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１９４０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１９６６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１９５７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１９５０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 骨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显得十分独特：这一套书写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则自商朝以来未曾改变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由象形符号（一个字代表一种事物或意义）演化成表意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读音）。公元前２０００年，近东地区的闪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转化成人类的第一套字母体系。字母书写系统比表意表音符号更具灵活性，因为字母可以把一个音节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使拼写系统用于不同的语言乃至方言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语书写者可以此区分读音正规的“what”与带有伦敦腔的“wot”。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２０６年至公元２２０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２０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
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１７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Rawski）估计，１８、１９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１９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至公元前１１８９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 字母
鸦片战争（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２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为外国列强所占领，其文化知识未能做好转向现代化的准备。在１９世纪的欧洲，考古活动以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主导，他们信仰变革和物质进步，这反映在他们对于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旧时岁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依然围着文字打转，传统的历史仍旧强调延续而非变革。中国人执拗于中国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续性的东西——儒家学说、帝制、汉字——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夜间，中国人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书写符号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１９１０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２０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１８８１年至１９３６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１９３６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２０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然而在１９５０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九十七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年届九十二岁的德范克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１９５５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
１９５７年４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直到此时，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陈梦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
当我爬上国家语委宿舍的三楼，夜幕已经降临。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有光，他的身体很虚弱，背有些驼，穿着拖鞋和短裤。我只得倾着身体提高嗓门说话，他则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上的助听器。不过，他的思路很敏捷，还能想起一些英语，１９４０年代，他曾在纽约的银行里就职。“我经常在银行家俱乐部阅读你们的杂志，”他大笑着说道。
我大声说道：“那之后的变化很大！”
一如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到了中国。感觉到在银行上班不会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转向语言学，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也成为了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１９５０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 错字
陈梦家有个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岁的退休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陈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个“梦”字。）１２月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陈梦熊位于北京的家中拜访；他满头白发的妻子带着不自然的笑容给我们斟上了茶水。
陈梦熊似乎并不愿意开口——他说自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他给我看了唯一保存下来的家族合照之后告诉我，他的哥哥被划成“右派”之后，下放到河南从事了两三年的农业生产。“他一直很外向，但回来之后很少说话，”陈梦熊说。他还说自己对陈梦家的妻弟赵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为那些古董家具收上海博物馆的钱。“梦家希望是捐献，而不是出卖，”老人很生气地说道。“我从此再没和他说过话。”
我拿出陈梦家在１９６６年写给博物馆馆长的信件复印件，递给了陈梦熊。他默默地读着。“我之前从没看见过，”他说道。“你从哪里得到的？”
中国人面对痛苦的回忆时，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的直白就无法抑制。“那一年８月，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运动，”陈梦熊说道。“我正在挨批斗。我大儿子那时候九岁，我叫他溜到梦家的家里给他提个醒。他家里有很多旧书旧画之类的东西，我叫他要么扔了，要么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儿子回来说，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陈梦家头一次想到了自杀。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药，不过没有死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场，红卫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上。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位，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叫她赶快回家。
“梦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又让医院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自杀了。他们有一个住家保姆，我觉得是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我没法去他家，因为我正在接受批斗。没有举行葬礼。”
陈梦熊停了下来。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老人随即又讲了起来：“我妻子那一年同样麻烦不断。她的阶级成分不好——她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５０年代的‘反右’运动把她吓疯了。１９６６年，陈梦家去世后不久，她单位叫她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陈梦熊停下来，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字：万岁。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妻子曾经写的错字：无岁。“她马上被逮捕了。”他说道。“有大概五年的样子吧，她一直被关在河北省。有一阵子，她还被关过猪圈。７０年代初她被释放回家，可从此变了个人。她在１９８２年去世。”
◇ 文字的世界
我在调查过程中只采访过一个年轻人。我在有关汉字的一家网站找到了一句陈梦家的引文，这家网站的编辑者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 Galambos），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高奕睿的博士论文以汉字演变为题，完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学者们一直认为，汉字的标准化过程发生在公元前２２１年首次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但最新发掘的文献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发生的时间似乎稍晚，是汉朝建立、编写出第一本字典、正式开始历史记载之后的事情。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汉朝的知识分子把早期的所谓朝代——夏、商、周、秦——全部归结为同一种历史叙事。实际上，这几个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语和政治治理方法。不过，商代以后的各朝代都采用共同的书写系统，汉朝的历史学家们采用这一书写符号，根据纷乱的历史细节、记忆细节和想象细节，编写出了和谐统一的历史故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连续的汉人帝国描述为”停留在文本之间的假想王国”。
高奕睿经常造访北京，他在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在文献记录中创造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诉我。“我觉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种及时的连接，它使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那种东西成为可能。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们创造的文字世界规模宏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问高奕睿，他怎么会去研究汉字。他说自己年轻时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学，那么可以减少六个月的强制性兵役期。怀着这样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学提出申请，但全都错过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国学习的奖学金还可以申请。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对汉字世界入了迷，”他说道。
一天晚上，我们约在北京城中心的后海附近喝酒。当时正是气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着水面。高奕睿谈起了文字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随即指着我，“所以中国人才会担心你们这样的记者，”他说道。“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 诗歌
陈梦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斗、毒打和阴阳头之后，赵萝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后来有所康复，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１９８０年代，她译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草叶集》。１９９０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次年，她被该大学授予杰出成就奖。她死于１９９８年。
不久前，我结识了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同学巫宁坤，他现已八十三岁。１９５１年，巫宁坤在赵萝蕤的邀请之下，放弃正在写作的有关T·S·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回到中国从事教学工作。巫宁坤先被划为右派，随后于１９５８年被投入监狱。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时而蹲监狱，时而被下放到农村。他于１９９０年携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国，并定居于弗吉尼亚州赖斯顿。１９９３年，他出版了有关共产中国的英文回忆录《一滴泪》。
我前往巫宁坤的公寓拜访时，他回忆说自己被关入监狱之后，直到１９８０年才再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没有提到陈梦家的名字，”巫宁坤低声说道。“那是我最难启齿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说了，我会很难受的。我知道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没有哭。她的意志很坚强。”
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
我问巫宁坤是否与托马斯交谈过。
“没有，我只是一个听众，”巫宁坤说道。“再说，他已经喝得半醉。他受过不少苦——我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副重担。”
一个朋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草叶集》的两卷本中文版。标题页上的译者姓名赫然在目：赵萝蕤。
该书出版于１９９１年，三年后，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莱斯的美籍惠特曼学者前来北京拜访赵萝蕤。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莱斯在采访中问赵萝蕤，她是怎么译出《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的第一节的，因为那一节是个长句，二十二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的结构如果用中文表达会非常拗口。赵萝蕤回答道：“是没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想忠实于原文，但也得考虑中文的流畅。”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using them all，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发表于 ２０２５年２月
□ 原载《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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