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尼克松政府解禁了美国同中国大陆地区的民间来往，居住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开始络绎于途，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国，或探亲访友，或学术交流。毛泽东也会见了其中的几位访客，如他年轻时候就相识的李振翩和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这些会见和谈话中，笔者觉得毛泽东同李政道的谈话对后来中国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也最富有值得回味的哲理性。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的谈话发生在1974年5月30日，这次会见是临时安排的。据李政道回忆：“那天早上6 点钟左右，在北京饭店，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出人意外地响了起来。有人通知我，毛泽东想在一小时内在他中南海里的住所见我。”[1] 李政道原来计划当天离开北京的，为什么毛泽东在最后一刻想起要见李政道，笔者没有见到什么可靠的资料说明，只能依据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李政道的谈话内容来推测其中的原因。
李政道在5月20日从上海飞抵北京后，通过迎接他的友人、核物理学家朱光亚转交给周恩来一份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题为“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他在建议书中说：“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是基础科学的应用。基础科学包括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基础科学的实验。基础科学不是单独的基础理论。单独的基础理论，脱离了实验，是不能存在的。”[2] 在这段话里，李政道讲了两个层次的道理：第一个层次是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之间，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建筑在前者之上的。第二个层次说的是，基础科学内部，有理论和实验的分工，前者是不能脱离后者而存在的。
周恩来在读了李政道的建议书后，在5月24日借接见李政道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来讨论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个会议的级别和规模都不同寻常，“四人帮”王张江姚全部到场，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也出现在会场，此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长郭沫若和党的负责人周荣鑫，以及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外交部的王海容，北京市委的谢静宜等。李在会上把他在建议书中的内容作了介绍，主要是关于加强大学基础科学教育的问题，以及从小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谈话中间，江青作了多次插话和诘问，显然对李的主张不以为然。[3]根据会上的反应，李政道在当天晚上又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散发给白天的与会者。他在“补充说明”中进一步阐述了应用科学对于基础科学的依赖性，指出，基础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基本规律的学问，“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李政道在这里重申了：“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4]换言之，基础科学先于应用科学，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的成就之上，没有基础科学的发展，也就没有应用科学。
一，毛泽东说李政道的“理论”没有讲清楚，为什么？
毛泽东会见李政道发生在周恩来召开的会议之后六天，据“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记载，毛泽东在见到李政道夫妇，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你的那个东西，我是赞成的，应该培养基础科学人材。但是你的理论没有讲清楚。”李政道听后回答道：“很对，我没有讲清楚。”毛泽东接着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告诉李政道：“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在谈话过程中他又再次强调：“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5]
如前所述，李政道在建议书中已经说，基础科学包括有基础科学的理论和基础科学的实验，而基础理论是不能脱离实验而存在的。这个话，跟毛泽东所说的“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看起来似无分歧——如果你把李政道的“实验”理解为毛泽东的“实践”的话。那么毛在谈话开场说的那几句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话是不是无的放矢呢？为什么毛又认为李政道的理论“没有讲清楚”呢？
笔者认为，李政道说的那一番科学理论不能脱离实验而存在的话，属于第二层次的道理。而毛关注的是李政道所说的第一层次的道理，也就是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二者究竟是谁产生了谁? 哪一个是基础？显然，李政道在建议书中阐述的应用科学产生于基础科学的说法对于毛来说是陌生的，引起了这位“战斗的唯物主义”（列宁语）战士的警惕。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的《实践论》中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6] 遵循毛的理论，用“实践”这个“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来审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谁先谁后，顺序是显而易见的：应用科学比基础科学更为贴近实践，应该是实践先产生了应用科学，然后应用科学产生基础科学。这就同李政道的主张相冲突了。
应该说，“伟大导师”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基础科学虽然包含理论和实验，其根本目的——按李政道的话说——还是“掌握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以便“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研究旨在创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李政道所断言的基础科学产生了应用科学，等于是说远离实践的理论产生了植根于实践的应用。那么，理论又是哪里来的呢？这是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自然要提出的问题，毛在李政道的建议书中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却是相反的论断——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所以毛见到李后一进入话题就开门见山说“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产生应用科学”这一说法的异议。
毛泽东坚持的、也是我们自小被灌输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因此，物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精神世界中一切成果的源泉。根据这样的世界观，生产活动首先产生了更贴近实践的应用科学，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产生离实践较远的基础科学，其最高成果一般是具有普适性和抽象性的理论。这种世界观中的生成链是：生产活动（实践）→应用科学→基础科学。李政道的“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今天的各项应用科学，如激光、核技术、电脑等，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是从基础科学的成就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生成链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实践，这等于是把毛泽东一生所遵奉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颠倒了过来。
当年在中国领导人会见那些访问祖国的美国华裔学者的时候，客人说的大多是一些客气话——毕竟是久别重逢，不便畅谈心中真实的观感，也是人之常情。李政道以书面的形式直陈时弊、提出建言，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从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一种另类的世界观，而且李在几天前的会议上同江青不卑不亢的对话也明白显露出一种中国知识界已经绝迹多年的挑战意味，这或许是促使毛泽东临时决定要会一会这位年轻人的原因。
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孰先孰后？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已经远去，李政道也已经仙逝，再回顾中南海里的这一席谈话，笔者认为：李政道的建议书和补充说明中所阐述的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回顾，是一位职业科学研究人员对自己置身其中的科技潮流的第一手陈述。毛批评李的建议书中理论上没有讲清楚，无非是表达对这一结论不认同的委婉之辞。从李政道这方面来说，他没有直接反驳毛的意见，是因为这压根就不是理论论证，只是近代科技发展史的常识。
三十一年后的2005年，李政道又回到了这个话题，这一次是面对记者的采访，不必照顾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也不必像给领导人的建议书那样斟字酌句。他直接明了地阐述了伽利略和牛顿开创新科学以来的几百年中，基础科学促进文明迅速进步所起到的“源头”作用：“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从历史上来看是非常清楚的。仅就二十世纪来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给整个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使人类从蒸汽机时代走向了电气化时代，从依靠太阳能时代走向了近代原子能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了信息化时代。人类文明的这样巨大的进步，从源头上讲，应该归功于基础科学的发展。稍远一点讲，在伽利略和牛顿以后，科学进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两千年。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他们之后的几百年，科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起来。这是一个分界线，说明由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7]
要质疑这样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何须在理论上“讲清楚”？只须举出相反的事实就可以了。这一点毛泽东作为科学研究的门外汉固然做不到，即使科学研究的内行也做不到。因为，谁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二十世纪出现的大量新技术及相关的应用科学，在近代物理学的主要分支——电动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之前，连雏形或萌芽都没有出现过。
李政道的上述结论早已是几百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识之士根据他们长期的经验和观察达成的共识，而且早就被写进各种文献之中。这里只举其中一份阐述得最为清晰有力的文献，这是一份为美国总统撰写的报告，标题是《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作者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是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1944年——也就是在毛泽东同李政道谈话之前30年——布什根据罗斯福的指令组织撰写了这份报告，1945年发表。该报告有专门的一节论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它说：
“基础研究是不以实际结果作为目标的。它产生普遍性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决大量重要实际问题的手段，尽管它未必能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给出完整的具体答案，完整具体的答案是由应用研究来提供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他的工作成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但如果长期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停滞不前。
基础科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它取得成功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许多最重要的发现都是为了其它目的而从事的实验所带来的意外结果。从统计学上讲，基础科学的某些部分肯定会产生重要且非常有用的发现；但任何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都是无法准确预测的。
基础研究导致新的知识。是一种科学资源，为实际应用创造了取之不竭的知识源泉。新产品和新工艺一开始往往不够成熟，它们是建立在新原理和新概念之上的，而这些原理和概念又来自于纯粹的科学领域里的潜心研究。
今天，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领跑者，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在十九世纪，美国机械的创新主要建立在欧洲科学家的基础研究发现之上，它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一个依赖其他国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术水平如何，其工业进步都免不了缓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也将会衰微。”[8]
这一节文字明白地阐述了李政道在他的建议书中所表达的道理。它强调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相对于技术进步的领跑作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没有讲清楚”的理论，早在他尚未掌握政权的时候，已经在美国成为朝野的共识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9]不少论者认为，范内瓦·布什的这份报告为美国此后几十年间持续的科学进步奠定了基础。
这段文字这样来描述基础科学的特点：“基础研究不以实际结果为目标”，“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可能对他的工作成果的实际应用完全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基础科学的研究常常是没有功利目标的。为了创造适合于基础科学的研究环境，这份报告还刻意主张基础研究中心应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主，因为那些地方的研究人员被要求拿出实际成果的压力最小，从而会将大部分研究精力投入到拓展知识的前沿方面，最有利于创造新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基础研究的中心应以远离实际功利为最佳。
报告中的这些主张，翻译成中国的科学家所熟悉的话语来说就是：基础研究不妨——甚至应该——“脱离实际”，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不必考虑实际应用——包括生产任务、国家安全任务——的需要，换句话说，基础研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心最好设在实际需求的干扰最小的“象牙塔”里。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可是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政府在发展基础科学方面却并不排斥看起来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
相形之下，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直到今天的中国，“理论脱离实际”几乎是所有中国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的原罪，是悬在他们的头上、随时都会降临到头上的一顶帽子。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在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在干部和工农兵头脑中的形象是：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书呆子，在文艺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电影《决裂》中那个研究“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掌握政权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曾在科学院和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展开过一场“思想改造运动”。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场运动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肃清他们头脑中的“理论脱离实际”和“为科学而科学”一类的资产阶级思想。[10]《竺可桢日记》中的如下一则记载可提供一个这方面的例子：（1952年2月17日）“吴征镒以为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 非小资产阶级思想。……又问余既受哈佛影响甚深，对于Charles Eliot 埃利奥特印象如何。余回答说Eliot 给我的印象甚深，一切为科学而科学，剥削阶级观点、贤人政治由此而来。”[11]吴征镒是一位植物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党员十分稀少的科学院，他任科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代表党组织帮助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进行思想改造，在谈话中，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的竺可桢在吴的引导下反思哈佛大学及其校长埃利奥特对他的影响，反思自己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观点，其中就包括“一切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
1963-1964年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工作条例”规定，科学院此后十年从事的四种研究工作的份量比重分别是：“基础研究占15-20%，应用基础研究占35-45%，应用研究占30-40%，推广研究占5-10%。”[12]在这里，“基础研究”同“应用基础研究”分离为两项，前者显然是指那种看不到实际应用的“纯粹科学”研究。可见，在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真正的基础研究的份量只占了不到20%，远远小于应用研究。而这还是经过了大跃进的失败所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在政治上最为宽松的时期所确定的比例。或许，“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可以算是科学院里少数“没有用处的”纯粹基础研究之一例，研究者陈景润因此在科学院一直被认为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到了文革期间更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只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使得当时的当权者看到了他的宣传价值，陈景润的处境在文革后期才有所改善。
注释
[1] 李政道：“教育应该受到重视——同毛泽东主席谈对称和教育”，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培养术中心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5月，61页。原文取自Lee，T．D.，Symmetries, Asymmetries, and World of Particl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中译本：朱允伦译 “对称，不对称和粒子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李政道：“关千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些感想”，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培养术中心编，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5月，57页。
[3] 施宝华：“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4]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成文于2005年10月9日，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9页。
[5]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教授谈话记录节选（1974年5月30日）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ia-chinese-mao-19740530.htm
[6]毛泽东：《实践论》，发表于1937年，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7]李政道：“带有源头创新特点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载《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5月，179页。原为2005年10月26日作者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郑千里、王丹红采访时谈话的一部分。
[8] Bush, Vannevar：《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1945 https://www.pi.infn.it/~giorgio/INFN/3M/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pdf。
[9]王作跃，《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Zuoyue Wang, “Theory Attached to Practice: Chinese Debates over Basic Research from Thought Remolding to the Bomb, 1949-1966”in David Kaldewey and Desiree Schauz (eds.),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8), 228-247。
[11]《竺可桢日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
[12]《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学部分，草案）》，1963年底起草，1964年4月4日在科学院内发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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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七七一期(cm03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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