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等：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傅培程·王尔乾等：《凝固的生命》——黄报青、周寿宪之死
李如茹：我为何在英国大学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
赵 园：《非常年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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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三期（zk2503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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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三月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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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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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金大陆等
【亡灵祭坛】 《凝固的生命》——黄报青、周寿宪之死 傅培程·王尔乾等
【生逢乱世】 我为何在英国大学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 李如茹
【抗拒遗忘】 《非常年代》前言 赵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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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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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金大陆等·
金大陆·李 逊·金光耀／采访
林升宝／整理
采访者按：包炮，１９４０年出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曾参与毛泽东纪念堂、中国抗战纪念馆的雕塑创作。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作为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促成了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建立。有人说：中国“文革”看上海，上海“文革”看工人，工人“文革”看“工总司”，“工总司”则看王洪文。一个人的一段经历，甚或是偶然的，却在历史舞台的天幕上，刻划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从抚顺到北京到上海
我家从山东历城搬到辽宁，我爷爷是个赶大车的。当时可算是开个“运输公司”，共有三辆车，日俄战争期间从长白山到奉天运人参。后来等我母亲嫁到我家里时，我家破产了，家里坐的都是讨债的。我母亲是从抚顺城边上的一个村嫁到山里去的。伪满的时候我父亲到长春去开车，当时我家有个亲戚在长春当司机，１９４０年我出生在长春。说到长春，这里先插一句话：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是长春的，王秀珍是长春的，我们见面就有熟悉感。１９６６年年底，上海工总司人员第一次到北京来，他们是第一次坐飞机，一下飞机坐车到隆福寺那里，我就领他们去喝豆汁，他们那几个就说：“怎么坏的，是泔水。”我和工总司的人就是天然的熟悉。后来我父亲到沈阳工业大学当司机，又从沈阳回到抚顺老家。我父亲这一代是见过城市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还买了什么养鸡的书、种菜的书。
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时候我在抚顺第一小学上学，从农村进入了城市生活，对学校的暖气、高楼都很新鲜。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我是乡下来的，说话、办事都觉得特别土。同学里有工人的孩子、知识分子的孩子、商人的孩子，但没有显得差别很大。在抚顺，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抚顺的新华书店。从５０年代开始一直到１９６１年秋天离开抚顺。
１９６１年我到北京来考大学，过程还挺戏剧的。因为家里不同意，好像也没打招呼，就给家里写了个条子，自己积攒了点钱就到北京来了。当时也不知道北京是什么天气，来了以后就感冒了，住在前门一个小客店，到王府井来考的。当时我是报的油画系，后来听说王临之教授看我素描画的挺结实，给我改成雕塑系，其实我不知道雕塑的。这样我就进了中央美术学院。
那年我们班只招了５个。一个是和毛远新一个幼儿园长大的干部子弟，后来又变成７个。实际上，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只专不红的样子，政治概念没有的，我没有想过去入团。在大学时，我记得１９６２年到塘沽农村去体验生活，我对这很感兴趣。１９６３年还到西柏坡去过，对那里的古迹现在还不忘。我那时读书家里算比较困难，每月的生活费是１１·５元，这里包括吃饭、买本子。我记得一件事情，有次还到街上做了件鲁迅的那种立领的衣服。那时和平里开始建设，我们正在学解剖，就到那里去挖坟盗墓，大学的同学那时太天真了，非常的执着。那时同学之间就存在我脱了你画我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大学生活就是下乡农垦。我参加过两次“四清”政治运动，一次是到平谷，后来就到邢台。当时大学的同学、老师、教授都去了，非常投入，我父亲死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去，所以说对毛泽东很忠诚的。
邢台回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记得学校第一件大事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到学校砸教具。同学就给他们一些不好的让他们砸，让他们欢呼去，同学还是保护了一些。我的老师司徒杰教授跟着我到上海。
解放后我们家身份是中农，我父亲是工人。我是这样一个出身，所以红卫兵的时候我加入的是北京一司。我到上海去带的袖章是北京一司的。当时到上海还没有一司、三司的概念区别，都算作北京来的红卫兵。我当时在美院附中带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永存，还有一个叫武晋安，我带他们两个到上海去的。在去上海之前我还去过一次唐山，其他地方没有去串联过。我当时去上海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要办什么事。
二、工总司筹备会
我到上海第一天是不是住在上海音乐学院不记得了，但是在上海我最大的落脚点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在愚园路首都三司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我认识了江涛等。那里有接待站，我负责接待了几拨人，记得有叶昌明、王洪文。这里最关键就是谢鹏飞他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叫曹慧琴，是她把谢鹏飞等人介绍给我的。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在第一医学院的解剖室里面，他们那时被打成反革命了。工总司成立时第一个来控诉的就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工人，控诉他们被关铁房子。
当时，我们在联络站每天接待很多红卫兵，他们对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比较信任，就来我们这里上访，我接待的最重要、最典型的代表的就是以上这几个人。他们提出要到北京去，我就说：“你们不要去北京上访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接待了这么多上海的工人来访之后，我认为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准备开一个筹备会议。这我跟江涛讲过的，江涛不同意。准备开会时，不止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人，还包括王洪文，王洪文是黄金海通知他的。
那天的会是在愚园路３１１号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开的，铁路局装卸机械修配厂的工人最多。那天王洪文、潘国平他们都在。当时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过程是我先念语录，接着报出身，大家都报出身。我说：“学生运动起来了，工人运动也该起来，我们不要上访去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成立一个组织。”基本上就是这样展开会议的。选举的时候大家报成份，这个大主意我是拿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学生，另外一个就是那时除了工人就是学生，即使有，那学生也是年轻的。当时“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时候要报出身。当时条件最好的就是潘国平，既是复员大兵又年轻。另外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扛过枪，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当保卫科干部，年龄比较大。所以那天的倾向性，我觉得应选王洪文当工总司的头。因为这个会是我拉起来的，我总要找一个可靠一点的。当时会上也出了点意外，岑麒麟竟然先拿出一个什么图章，大家马上就要把他抓出来。至于王洪文是东北人那是另外的概念，他说话始终是东北腔。
从工总司筹备的那天晚上到后来权利之争就没有停过。矛盾最大的就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在后来。但是，当时表现得最好的应该是潘国平，在筹备会上，成立大会上站出来敢说话，而且会说话，头脑清楚。安亭事件的时候我们俩来往的多，王洪文那时不表态，因为他怕事情闹大了，这点我和潘国平显得年轻，所以那五条起草都是潘国平，而且我都在场。筹备会那天选王洪文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出身、经历，没有其他的。
三、我与安亭事件
工总司开成立大会是在文化广场。那天有几个事。一个是保守派去了，会场乱糟糟，后张宝林出来控制会场。那天会场很乱，发生抢话筒的情况。王洪文基本没有动静。主持会的是潘国平。会议闹到最后的时候，曾经全体去过市委，在市委待了一会，结果没有人出来接待，那么就往火车站去了。这个决定我和王洪文，还有潘国平都是一致的。
到了火车站我们三个人都上火车了，但不是一个车厢。到了安亭之后，因为大家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水，没有吃的，我记得后来送去的面包都是长条形的。结果火车一停大家就气愤，所以我觉得安亭事件我要负责。火车一停里里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我一看辩论就跑过去了，朝煤堆跑的时候我就摔倒了，结果把膝盖给摔破了，缝了几针。当时我跟张春桥见面的时候，我是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不久，第一封电报来了，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王洪文也没有反对。王洪文拿着电报来问我，我说：“现在不能回去。”他们打了两份电报。我还咬文嚼字，分析这份电报的口气，现在想起来那时胆有点太大了。其实，我爸给我起名叫包常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同学们说我好说好动，结果大家就给我改名叫“包炮”，谁知弄假成真。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就是包炮了，１９６６年改的。第二封电报也没有回去，不回去的态度，我和潘国平、王洪文三个人都是一样的。
江涛陪着张春桥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张春桥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主谈的我认为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张春桥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王洪文、张春桥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张春桥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张春桥的，叫他们先回去。王洪文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王洪文。
至于拦火车的事，绝对不是我们组织的，也根本不存在组织不组织的事。文化广场签字时我在场。我不在工总司时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柴油机厂事件，整个活动我没有在场。解放日报事件我也不在，康平路事件我在。康平路事件完了以后有那么一件事，上海人给我一件军大衣。我说：“你们该给我一件军大衣。”后来一兵团、二兵团不是北上嘛，我去劝了，和张春桥一起去的苏州。那时天冷，一人给了一件军大衣。后来我在美术公司上班的时候，上海调查组来跟我要衣服。
四、炮打张春桥
“炮打张春桥”对我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劳元一的来往。这个在徐景贤的电话记录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都是公开的。炮打之后，我正式离开上海时，我已经感受到了王洪文的态度变化。安亭事件回来之后，除了与红革会的矛盾，还有我们的内部矛盾。内部矛盾，我基本是站在工总司王洪文这一边。其他的人对我都比较尊重，因为我不存在夺权的事，我在工总司没有工作证，没有头衔，始终是这样一个身份。工总司筹备那天晚上我是起了作用，以后谁干什么我就都不介入了。炮打那天对我来说，实际上我还是一个红卫兵。劳元一给我打电话，我一听那些事也特简单。就是说张春桥用军队来围困学生。当时我很激动，你不能对学生这个态度，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事影响也很大，我就把十个区、十个县的头，包括工总司的头王洪文等全拉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
为什么要去复旦？是因为学生冒犯了张春桥，张春桥要王洪文表态站在张春桥一边。后来劳元一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以后，我就觉得不能只听张春桥的，还应该听一下学生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也是我和王洪文走不到一起的关键。后来红革会打倒之后，张春桥在上海就开始站稳了。这个时候王洪文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了。我们平常见面少了，我也不到工总司那儿去了，红革会倒了之后我也被抓起来了，是被江涛抓起来的。那是一天晚上，突然几个人把我扔到车上，弄到三司联络站一个小屋里关起来。但是关的也不严，我半夜跳窗就逃了。跑掉了以后我就去音乐学院，不久我就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后，再一次去上海，是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时。当时大家都很激动，那几天也都很高兴。我在上海只呆了几天，那时我的心情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当时给我发了一个袖章，是第１０００００１号，谁发的忘了，不是在主席台上发的。
我回到学校之后，也当了学校的头。关键时候我是反对两派武斗的，所以，大联合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一来，我就是大联合的主要成员。分配时我没有被分配，我当时红的发紫，后来我就直接被分配到美术公司。我分配到美术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揪斗“５·１６”分子，在单位被隔离审查，监狱一天没住过。所以在１９６８年底，关于上海的事我就交代得一清二楚了。
第二次宣布审查是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工地上，我正在纪念堂雕塑组做雕塑，当时国内一百多个雕塑家都集中来了，专门做毛主席纪念堂的四组大型雕塑。那时候我的雕塑还没做完，单位就叫我回去，说“四人帮”抓出来了，我也该逮起来了。这次我也有思想准备了。当时我老师盛扬说：“做完雕塑再说吧。”做好以后，我就有准备，我就带着我３岁的女儿去动物园玩了一天，第二天我爱人就把我送到公司。那时是７７年端午的时候。我那时是二十四小时顶着灯泡，六个人看着，三班倒。年底就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就两星期回趟家，一个月以后就一个星期回趟家。再一个月以后就天天回家。我有媳妇，就天天有人给我送饭，我那３岁闺女就站在大门口就哭啊叫啊的。其实，我和王洪文没有来往，唯一的一次是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坐白牌照的部队的车到我家来过一次，那是因为我结婚了。当时还在审查反张春桥的事。
□ 原载《世纪》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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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凝固的生命》——黄报青、周寿宪之死
·傅培程·王尔乾等·
◇ 黄报青（１９２９—１９６８）
▲ 刘冰《风雨岁月：１９６４－１９７６年的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一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中有关黄报青之死的记述：
我永远不会忘记，优秀的共产党员、年轻的建筑学副教授、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同志为蒋南翔同志辩护的感人情景。记得８月２５日凌晨我被游斗拷打后，从阶梯教室转移到了科学馆楼上。这一天上午，从建筑馆前的马路上传来了口号声，呼叫声，殴打声……透过窗子朝外看去，从建筑馆门前到大礼堂前面的马路上挤满了人，有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扭着一个高个子的人，用棍子、长把扫帚打着他游行。那高个子顽强地挣扎着，呼叫着。经过科学馆门前马路时我看清了，那人是黄报青同志。他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镜也打破了。他呼喊着：“蒋南翔同志是马列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蒋南翔同志是共产党员，不是黑帮！”几个造反派嚎叫着骂着，跳起来用扫把、棍棒朝他头上身上猛烈地抽打。黄报青倔强地振臂高呼：“蒋南翔是好党员！”
那几个人狠劲地把他推倒了，有人喊着“揍死他”，有人用拳头朝黄报青打来。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放声喊着：“蒋南翔同志是人民的儿子！”那几个人又把他推倒在地，黄报青挣扎着又起来呼喊：“真理就是真理，骂不倒，也打不倒！”那些人再把他推倒，他又起来大声呼叫着……就这样在草坪周围的马路上反复着……游斗了近一个小时。后来造反派对黄报青实行“专政”，用拷打和各种折磨逼他屈服，但他坚持为南翔同志辩护，宁死不屈，后来终于被迫害致死。黄报青同志死了，但他捍卫真理、捍卫党的原则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清华广大师生员工的心中。他是清华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捍卫真理、捍卫党和人民利益最坚定、最英勇的代表者之一。
▲ 傅培程（暖８）：黄报青教授之死
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土建系教师队伍中有三位才子，一位是黄报青，另一位是李道增，还有一位是谁？想不起来了。说他们年富力强，业务上都是实干家。黄报青是土木建筑系民用建筑教研组负责人，五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是才华横溢的少壮派，系总支委员。
黄报青教授与我还有些巧遇。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时，我们一起在北京郊区延庆县花盆公社参加“四清”。黄报青是整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负责人，这个职务叫“片长”。“四清”时有一段时间，我从S村调到公社，与黄报青教授同住过一个房间，同睡过一张土炕，与黄先生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当时是黄先生，梁思成的研究生袁镔，再加上我，我们三人住一间房。
黄报青先生对工作是相当负责的，生活也极其简朴，效率惊人，口才一流，几件小事印象颇深：
一次要赶一个油印文件，第二天开大会必须发下去。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要先刻出蜡纸来再油印。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尚要连夜刻出六大张蜡纸来。我与袁镔都面面相觑，都不敢接这个任务。素有才子之称的袁镔研究生也说这是来不及的。黄先生袖子一卷说：“我来”！片长亲自动手，我看他刻蜡纸的速度确是惊人！左手捏一支烟，右手如同记笔记，流水行云一般刻蜡纸，一支铁笔发出一片“沙、沙”声。就这样，抽烟不停，刻字不停。不到夜里十一点，他一气呵成，竟刻出六大张蜡纸来！对我讲：“开印吧！”我看他额头上汗水在发光，一副淡黄色塑料眼镜架在鼻尖上，镜片后闪着聪慧祥和的眼神。
另一件事也印象颇深：晚上睡觉了，我们同睡一个炕，我与他两只枕头是挨着的。他外衣脱掉后，里面是一件贴身的衬衣，这衬衣破的也绝了，从衣领处直到最下端边线上有一条直通大口！白乎乎的后背肉全露出来了。我用手摸摸他后背肉说：“黄老师，这衣服穿与不穿有什么区别呀？”黄先生说：“有区别的，袖子、领子还在嘛！”的确，白天你看吧，他中山装领子里露出白衬衣的领子，没有这衬衣领子，别人就会认为是穿空壳衣服了。谁会料到这是一件破成什么样的衬衣呀！
一次去下面一个生产队，黄先生叫我一起去。我看他下炕穿袜穿鞋，他随便抓了两只袜子，一只是紫红色的，一只是蓝色的，就开始往脚上套。我赶紧制止他，说：“不行！不行！两只袜子颜色完全不一样，人家会笑话的”。黄先生说：“没事的，穿在鞋里看不见的，暖和就行。搞“四清”嘛，没有那么讲究，不少农民冬天还穿不上袜子呢！”就这样，他穿着一只红，一只蓝的袜子就出门了。
黄报青先生口才相当好，他烟也抽的够厉害的，只要烟捏上手，便思路泉涌，效率惊人！有一次要开公社“四清”工作队全体会议，会前一小时，他拆开一包香烟的外壳，在巴掌大的烟壳纸上，密密地写了几个提纲。开会了，台下是上百人的全公社“四清”工作队队员，有清华大学的，有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有北京铁道学院的。黄报青先生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报告，讲的有条有理，举了不少事例，政策交代得一清二楚，语言生动风趣，台下都在作笔记。谁也发现不了，他的讲稿只是桌面上的这只烟盒壳。
年富力强，极具才气的黄报青教授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会成为他灾难之年！一九六八年初罪恶的“文化大革命”会夺去他宝贵的生命！我也没有想到，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竟有如此千军不能夺志的铁骨硬风！黄先生的行径震惊了整个北京教育界。
一九六六年夏，在“四清”一线的全体师生紧急回校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校园里已是贴满了大字报，清华大学党委已被打成“黑党委”，清华的校领导，系领导已被挂牌游街和批斗，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黄报青先生不接受这个结论，也不接受校、系两级领导被批斗游街的行为。他认为清华大学是全国重点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清华大学的教育、科研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样的高校被打成是“黑高校”，那么全国的“红”高校是哪一所？说出其名来？他不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全国教育界在走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这个结论性批评。
黄报青先生用实际行动来宣扬自己的政见。土木建筑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被批斗游街，本来没有揪黄报青去游街，可是他自觉地站到刘小石等“黑帮”队伍中去一起游街。胡健，刘冰等校领导在被罚扫地，黄报青拿起笤帚跟着去“自觉扫地”！他用言论和行动来抗议“文革”风暴，来支持原校系领导，他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公开站出来反对“文革”运动的教授！第一位公开站出来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整个教育界在走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论断。
黄报青教授的作为极大地激怒了造反派，也震惊了“文革”当权者。这不是在公开对抗毛主席对教育界的批判吗？不是在公开对抗“文化大革命”吗？于是铺天盖地大字报贴了出来，称黄报青为“清华大学第一保皇党”。
黄受到了血腥的殴打，押其单独一人游街，在游斗中极左派们一次次要压服黄报青，问他：“清华大学党委是不是黑党委？”
黄回答：“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没有可称之为‘黑党委’的证据。”
又问他：“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黄答：“不是。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于是，“打倒清华最顽固保皇派！”口号声四起，极左派们非要打服黄报青不可，就这样，黄报青教授受到了清华大学干部中最残酷的拷打！打得满地乱滚。打毕，问他同样的问题，黄报青宁死不屈！仍是同样回答。于是皮带乱下，又一阵血腥暴打。这样折磨他好几天，打的已不成人样了。我在学校图书馆外面路上看到过黄报青教授的惨景：赤裸裸光着上身，脊背上和前胸用墨汁打了大叉，脸上背上全是乌青和血痕，腰部有大面积紫红色伤痕，血与短裤结成大块血痂。一群人押着他在游街，惨不忍睹！
血腥的暴打使黄报青教授内脏大出血了！学校把他弄到医院去抢救，一开始医院还不肯救治“黑帮”。
隔了两个月左右，在清华土木建筑系大门口的大字报墙上，贴出了一张黄报青先生的声明大字报，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己出院了，体罚与拷打不能改变我的观点，我的政治见解和立场与原来一样，没有改变。”
这短短的几句“声明”震惊了清华大学，震惊了上层“文革”发动者们！围观者无数，自从清华大学建校以来，受到这么血腥拷打的教授，黄报青是第一人！如此硬骨浩气，不能移志，不畏强暴的教授，黄报青也是第一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受到清华教授不惜洒鲜血抛头颅的反抗！黄先生的表现除了他政见正确之外，更体现了中国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不可夺志”的高贵品质。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维护自己的信仰与意志是有传统的，几千年前的“诗经”中已有记载：“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其意思是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人转动。我的心不是草席，不能任人卷折。
“文革”发动了全国亿万学生起来造反，首先矛头直指本地本校的教育领导机构，其核心理由是毛泽东论断中国教育界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其年龄段共占有一个人生命的十七个年头，在册的大学、中学、小学学生总人数和相配备的教师队伍，中国教育系统的师生员工总人数有几亿人之众，如果中国教育系统走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试问：领着几亿中国人民去走的一条路线，不是“执政者”领着，谁还能为之？谁还敢为之？中国不是多元化的联邦制国体，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让几亿中国人民去走一条方向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的道路”，请问共和国的当政者，你们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吗？是放弃领导不尽其职了吗？所以对中国教育界教育路线的全盘否定的提法不仅打击了大多数，也否定了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也否定了当政者自己。
一九六七年“五一”劳动节，我在清华大学照澜院路上，碰到了黄报青教授，他穿着一件笔挺的米黄色中山装，带着他的女儿，一个十一、二岁的美丽文静的小姑娘。黄先生缓步慢行，可能内伤仍在。但他挺胸直视，气度不凡。我看先生重伤后仍是英气不减，真是敬佩不已。先生看见了我，昔日同炕而睡的学生，向我慈爱友好地微笑，我们互相轻轻地点头示意，我赶紧向他悄悄说了一句：“先生要保重”。
说毕我就匆匆离开了，我知道，先生周围会有便衣。谁知，这一别竟会是与先生的永别！进一步的迫害在逼近先生，据传，黄报青先生被认为“精神有病”而送去某处“治疗”。老百姓一听说“精神有病”，就会汗毛倒竖！因为在极左的“四人帮”年代，把好人打成“精神病人”是常用的政治迫害手法。果然，黄报青先生“治疗”回来后，天天头痛欲裂，不能入眠，只能喝大量的白酒才能入睡一会儿。几个月的折磨，终于痛不欲生，在一九六八年初一个冬日，黄报青先生跳楼自尽了。从表面行为看称之为“自尽”，实质是政治迫害头痛欲裂致死。
清华大学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教授，人民共和国失去了一位浩气如虹的伟人，母亲祖国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儿子！
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小山上有一座“闻亭”，那是为了纪念倒在国民党枪口下的闻一多教授的。依此类比，被打成血肉模糊的黄报青教授的事迹，清华大学应命名一座“报青大楼”来纪念先生才慰众望！时下大学内建筑物多以捐款者命名，多了财气，少了精神。我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将一束鲜花放在清华大学“报青大楼”的门厅前，我可以将头重重地叩在“报青大楼”的台阶上，向先生的亡灵致以泣泪的问候！
□ 摘自傅培程：《云卷云舒》，自印本，２０１１年，第２８页。
▲ 朱自煊先生对黄报青先生的回忆：
“报青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作为他的同窗、同事和朋友，还仿佛就在眼前。他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又勤勤恳恳，无怨无悔，是一位杰出人才，可惜人到中年，就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了。
我们都是在４８年秋季考入清华，他由于是从土木系转来，比我晚一年毕业，又先后留系工作。他一直是系秘书，承担了大量党政工作，是典型的双肩挑干部，但教学和业务工作，一点不减，而且干得十分出色。他还写得一手好字，是上海著名书法家马公愚先生的入室弟子，他的字，刚劲挺秀，挥洒自如，至今还能不时见到他的一些手迹，如“建筑史论文集“封面的题字，就是他写的。
报青对政治、对理论十分执着，不随声附和，不轻易改变观点。记得在５５年准备批判梁先生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时，由于我们这些年轻党员教师的思想不通，彭真、刘仁同志，专门找我们谈了一个晚上，会上报青讲他自己是根据马列主义原理来理解梁先生提倡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的，他列举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乌布利希等的有关论述。他记忆又好，滔滔不绝，理直气壮，彭真同志辩不过他，一拍桌子，斥责他“小小年纪，懂得什么马列主义”。报青就不说了，但思想上很不通。回来后，大家又帮他转弯子。文革一开始，他从延庆四清给叫回来，看到清华翻了天的局面，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翻遍学校有关文件和《新清华》，最后得出了“清华大学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结论。并为此与人辩论成了全校有名的“铁杆子保皇派”。为此他遭到毒打，在他外衣上写上“铁杆保皇派”，他把外衣脱掉，造反派又写在衬衣上，衬衣脱掉，又写在背心上，背心脱掉，最后写在他的脊背肉上，他就在泥地上打滚，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就是对报青最忠实的写照。他因此陷入了精神分裂症。吕俊华（报青夫人）来找我的爱人，因她在协和的精神科，５６年又在安定医院当过一年精神科医生。我爱人建议到安定医院去检查一下。吕俊华、报青的弟弟报奇和我三人陪他去检查，检查下来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的初期。由于涉及到政治问题，又在文革中间，医生很慎重，约好专门会诊了一次，最后确诊，收进医院。住院期间，我还去看过他两次。当时病没有彻底治愈就让出来了。我爱人建议他们回上海去休养一个时间，因为清华政治环境太差，免得天天受到刺激，对病情不利。后来听说造反派认为报青是铁杆保皇派不让他离开学校。
此时，清华两派越闹越凶，大喇叭有时还点黄报青的名，更促使他旧病复发，终于跳楼自殉。那天，吕俊华来我家三次，不巧我有事进城，深夜才回家。第二天闻此噩耗，心里很内疚。当然，即使逃过这一劫，也可能还有别的不幸
我和报青相处二十年，也常有争论，但吵过算数，彼此都不介意。他的一些隐私也对我讲，征求我的意见。此外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时，晚上睡梦中会大叫，其声凄厉，十分可怕，像出了人命似的。后来习惯了就好了。另外我还发现他梦魇时，先要哼哼，此时把他叫醒了就好了。以后有些默契，往往是他刚一哼，我就醒了，叫报青、报青，他醒来，回答一声俄语：xopaщo。以后，他结婚时，我把这一经验传授给吕俊华，免得她到时候手足无措。
报青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都很聪明，很有出息。儿子黄骅很有爸爸那股灵气。可惜报青没有来得及见他一面。因他妈妈是回上海生的。孩子放在上海，自己就回来参加运动。以后报青也没有机会再回上海见上儿子一面，这也是一件憾事。
□ 摘自《清华大学建筑系一至四届毕业班纪念集》第５４页，土建系林贤光老师提供。
◇ 周寿宪（１９２５—１９７６）
▲ 周文业、孙怒涛编辑
周寿宪，男，１９２５年出生于江苏淮安。１９４６年获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１９４７年赴美留学，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１年分别获得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和博士学位；１９５５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１９５６年参与制订我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规划，兼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曾参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建，是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因为留美求学的经历和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后被发配到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更加受到非人的虐待，导致精神分裂。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仍继续受到侮辱和刁难。１９７６年５月３０日在其住所上吊自杀。殁年５１岁。
周寿宪从１９５１年开始在美国宝来公司从事带状磁心移位寄存器、半导体脉冲电路等的研究工作。
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结束，一些留美学生准备回国，但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碍，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１９５３年５月３日，李恒德、周寿宪等１５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
１９５５年周寿宪从美国回国，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１９５６年参与制订我国计算机科学发展的规划，兼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６年与北京大学徐献瑜、北京航空学院蒋士騛等，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察苏联计算技术考察团（团长闵乃大），以便考察回来后在大学筹设计算技术专业。他曾参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创建，是我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
文革中周寿宪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１９７６年５月在其住所跳楼自杀。终年５１岁。
“文革”期间，１９５０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据不完全统计８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１９６８年９月３０日跳楼自杀的。（《家在清华》，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着２００８，２５７页）１９７６年５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２０１２年王德禄、杜开昔等采访王明贞）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日上吊自杀的。（《文革受难者》，王友琴２００４，１１９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自杀的。（２０１２年王德禄等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３日自杀的。（《文革受难者》，王友琴２００４，９４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１２月１４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１５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２日自杀的。
▲ 王尔乾：回忆爱国知识分子——周寿宪先生
年逾古稀，白发苍苍，怀旧之情油然而生。而庆祝建系五十年之际，不由怀念早在建系前就已在清华计算机专业任教的周寿宪先生。
周先生身材不高，体型消瘦；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为人正派，待人平和。他穿着整齐，春、秋季总是外着一件米色风雨衣，上下班则骑一辆在清华园少见的跑车，他的派头，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位从国外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
周寿宪先生１９５１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搞过磁心移位寄存器的科研。１９５５年，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和一批留美学者一起回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分到清华大学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的工作，编制在无线电系。１９５６年，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开始。经中科院夏培肃先生推荐，他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的“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工作，在华罗庚先生领导下参与规划的制定。规划结束的１９５６年８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周先生是筹委会委员。１９５６年７月中国科学院组织我国第一个赴苏联计算机考察团（由１５人组成），他是成员之一，他深入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通用机研究室学习、考察，年底回国。回国后继续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应该说，周寿宪先生作为专家之一，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不久，周先生回到清华，在我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当时他是我系仅有的四位副教授（金兰、章燕申、吴麒、周寿宪）之一，为学生讲授《脉冲技术》《计算机原理》等课程，指导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我曾当过他讲课的辅导教师。他讲课有两个特点。一是善于把复杂的事情，用通俗而贴切的语言来概括，生动奥妙，令人难忘。听过他课的人至今还记得他的一段妙语：“控制器就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部件发送适当的脉冲的部件”。这个“三适当”的概括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第二个特点是讲课不是面面俱到，侧重讲重点、难点，语言简炼，逻辑性强，阐述问题干净利落，对非重点内容则一笔带过，或者干脆不讲。对于习惯苏联式讲课风格的同学来说，他的那套美国式讲课很多同学不适应，致使学生意见很大，他们向系里反映说周先生的课学生听不懂。作为他的助教，我多次向他反映学生意见，他却不以为然，仍然我行我素。他的看法是：学生课前要预习，上课才能听懂。我把他的话带给同学，并要他们试着课前预习。一部分同学按他的要求去做了，几堂课下来，感到很有收获。反而认为周先生的课讲得好。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看来他的教学方法并没有错，大学生应有自学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获得的。周先生的教学理念和讲课风格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获益匪浅。
周先生回国前是做研究的。到清华后参加的是工程项目。由于“研究”和“工程”有较大差别，前者重视学术成果，后者强调工程的实用性。刚开始，他对工程工作有些不适应，但他还是努力地去“和实践相结合”。经常可以看到他向实验室工作人员请教，较快的适应了工程工作。在１１２型计算机研制项目中，他参加的晶体管单位线路的定型工作，而我是做晶体管参数测试的。我们常在一起讨论线路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由于周先生对电子线路有较深的功底，他善于把线路问题和晶体管参数联系起来，提出他的见解，对我的参数测试很有帮助。
周先生担任全系两门重头课的讲授工作，工作量已经很满了。六十年代初学校提出“讲课教师深入教学实验第一线”，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周先生承担了一部分新的教学实验的编排，还抽空带学生实验课。
周先生待人谦虚，他从不和我们讲起参加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制定的事，当我们问起他时，他总是淡淡一笑了之。
政治运动不停的年代，学校里一个星期有二个下午要政治学习。周先生很少缺席，有事必请假。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在学习中很少发言，却能专心听别人的发言，若有发言，总是十分谨慎。则不讲大话和套话，却能简要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看得出他的学习态度是认真的，是要努力紧跟的。
“文革”中周先生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劳动。我比周先生晚去半年，编在同一班排。在干校初见他时，只见他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动作迟钝、神情抑郁、脸色憔悴、精神病的外部特征已表露无遗。可是连队的军宣队员却说他是装的，时不时地批判他，个别人还对周先生施以拳打脚踢和漫骂等人身侮辱。可是凭我对他十多年的了解，我不相信他是装病。我能做的只是对他说些宽心话而已，却还招来“划不清界线”的批评。后来周先生病情加重，农场不得已才把他送回学校。不久，周先生惨死在家中。
文革结束后，学校在大礼堂为他开了追悼会，朱光亚院士，夏培肃院士等老朋友、老同事以及我系师生前来沉痛悼念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开创以及清华计算机教育事业的建立作出很大贡献的周寿宪先生。
在庆祝我系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深深怀念这位热爱祖国又富才华的计算机科学家。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７日初稿，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９日修改稿
▲ 程代展（冶０）：美国观察家
“美国观察家”，简称“观察家”，是在农场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相信到过清华农场的人谁也忘不了他。可他的真实姓名我不知道，许多人都不知道，似乎谁也不在乎他原本是谁。听人说，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回国的，说他文化革命前经常是西服革履，一副绅士派头。也许是受的西方教育的缘故吧，他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据说，到江西农场后他拒绝下水田，只在田埂上看着，于是就被称为“美国观察家”，成了典型的不肯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农场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批斗会，终于把他批得精神失常了。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变成一个怪物，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弯腰曲背，一双无神的眼睛，呆滞木讷。
他先是大小便不能自理，将屎尿拉在床上。睡通铺的同屋无法忍受他的气味，于是，他被赶出房间。冬天的鲤鱼洲冰天雪地，在五连茅草屋外的犄角旮旯里有一堆稻草，那就是他的住所，他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后来，他更糊涂了，将大小便撒到自己饭盒里。于是，他到食堂打饭，食堂的师傅，也是教师，就让他将饭盒放在地上，然后，将饭菜从高处倒下，以免玷污了菜勺。
他还是不肯下地。于是，每天上班，有人拿着铁锹，用锹把顶他后背，逼他走。他若不肯走，那锹把可不是好惹的，是戳是打都够受的。到了地头，他依旧不下水田，自然还是武力解决问题——将他推下水田就是了。至于嘴啃地还是倒栽葱，那就无人问津了。啊，可悲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受害，但我们也帮着害人者害人。
他的妻子是北医三院的医生。据说，当时清华党委想让她去做他的工作。她到江西农场探过一次亲，实在无法和他接近。呆了两、三天就走了。回去后，就和他划清了界限，离婚了。我曾经想象过，他们在文革前准是恩爱的一对。我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太无情了？但是，即使她牺牲自己，留下陪他，她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有些疯子，发疯时打人行凶，让人害怕，谁也不敢惹他们。可他，疯了还是那样老实，那样逆来顺受。不知医学上有没有“中国知识分子型的疯子”这一说？即使吃过洋面包，也一样，是染缸太黑，还是本性难移？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了。他有几个美国同学到北京指名要见他。于是，他被送到南昌，剃头洗澡，更衣打扮了一番，然后送回北京。他的那些同学，即使见到了一个疯子，又能说什么呢？他衣冠楚楚，受到良好的待遇。谁会知道，他已不会诉说，也不敢诉说那种种外人无法想象的虐待。
回北京没多久，他自杀了，去世时才５１岁。
附录：周寿宪先生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的一天，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的是周捷先生，他告诉我，“美国观察家”周寿宪先生是他的家父。虽颇感意外，但还是有几分兴奋，因为关于“美国观察家”的许多谜团或可解开。周先生问我许多当年的事，但除了在前面记下的，我真说不出太多。一是时间久远，记忆中近半个世纪前的事已被时光冲刷殆尽。再者，当年我们装卸排虽是名义上也属周老先生（当年他正值壮年）所在的五连，但其实直属农场总部。只是吃饭在一个食堂，活动基本上都不在一起。周先生说到，我所写的事情基本属实，但也有一些与事实有出入。
后来，承蒙周先生寄来他写的关于其父的文章，又兼有了名字，我上谷歌查到一些资料，对周寿宪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加敬重他，同情他的不幸。为纠正我道听途说的一些谬误，以正视听，经周先生同意，将他的近作“怀念父亲周寿宪”附后〔周捷：“追思一甲子，缅怀周寿宪”，见《文革博物馆通讯》１１６０期（zk２２０７d）——编注〕
□ 摘自程代展《鲤鱼洲纪实》一文中的第８节。
□ 摘自《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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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为何在英国大学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
·李如茹·
５０年前发表的“５１６通知”把全中国引向了十年动乱之中。这段历史造就了我、与我同时代的人，乃至当今中国。我想，每一个在那个时代长大的人都没有也不会忘记那十年，只是出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去思考那些日子罢了。
自从１９８８年以来，我就成了英国利兹大学的教书匠，一边跟随Martin Banham教授攻读莎士比亚；一边向Don Rimmington教授学习怎么教汉语。于是我有机会把我的思考注入在我教的课程中，并且把它们传达给对于文化大革命毫无了解的英国青年学生。
◇ 我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
利兹大学“中国学”的学生都是从bābábǎbà、一笔一划写汉字开始学习中文的。要让他们阅读我为《文革后的中国文学》选择的小说，这对于只学过三年、最多三年半的西洋学生来说实在不容易，然而，凡是修这门课的学生都深深投入了这门被我称为“谈虎色变”的极为困难的课程。
因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学习“中国学”学位的学生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我自己是在文革中长大的（１９６６年我１４岁，初中２年级），更重要的是那些制定了今天很多政策或者导致了很多社会弊病的人、乃至目前在大陆举足轻重的很多政治、文化和科技人士都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
采用了将近２０篇不同作品以后，我锁定了以下三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啊》（冯骥才）和《高原的风》（王蒙）。
首先，这三篇小说非常具体、形象地展示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飞速发展。如果说《班主任》由于写得很早，作者的笔不由自主地透着文革式语言的味道，那么短短几年以后发表的《啊》以及《高原的风》就凸显出截然不同的形态与风格。《啊》从写实的角度把学生带入了那“触及灵魂”、令人心惊胆战、颠倒是非黑白的文革时代；而《高原的风》则采用了类似“意识流”的新写作手法，在１９８６年就把作者感受到、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给予人们的冲击呈现给了读者。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一群在二十世纪饱受各种经验的人群，这些人的命运真实地表现了５０年代以来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起大落的千变万化，栩栩如生。
然而，究竟怎样帮助这些２１岁左右的生活在英国、大部分成长于优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青年进入这三篇作品的“此时此地”的环境中去是非常困难的。什么叫作“触及灵魂”？精神还是肉体？《啊》中的主人公吴仲义在饱受蹂躏以后，当他听说自己被宣布“解放”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时，小说这样描写道：
这时，所革委会郝主任走上前，给他〔吴仲义〕胸前别上一枚镀铜的像章，赠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居然还同他握握手。他心里猛地热浪一翻，突然伸起胳膊，放声呼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整个身子跟着口号声向上一蹿，两只脚好象离开了地面似的，满脸都是激动的泪水。
我常常问学生，这是吴仲义的真实表现还是他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在假装？如果说是他的“真实表现”，他又为什么、怎么会这样表现的？难道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过的所有身心的折磨吗？
第三篇小说《高原的风》中有一位在８０年代初面临改革、各种新思想冲击，感到“失重”了的５０岁左右的优秀教师宋朝义。这个人物被自己全心全意投入了几十年“身”、“心”改造搞糊涂了。而我的学生们不由得会问：“为什么在中国的５０年代，说话口齿清楚、思维逻辑清晰被认为是不好的？这又和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有什么关系？”
确实，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学生真正理解这种扭曲的人性？我教书，我选择这三篇小说，因为我被它们感动，我的个人经历与小说在起共鸣。我想，“我”应该成为一座架在英国青年和文革后中国文学的桥梁。
◇ 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的经历没有太特别，但是却帮助我教书，我的故事使得英国学生明白他们读的小说都建立在社会真实之上，“中国学”学位的目的就是探究导致中国光怪陆离现象的根源。
我的母亲是京剧演员李玉茹，在文革中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我最初十分相信妈妈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资产阶级艺术权威，下定决心要和她划清界限，全身心投入到红卫兵和党中央的革命怀抱中去。然而，作为“狗崽子”，我们被排除在“革命”之外。
我所就读的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是当年市重点学校，班级５２个同学中只有三个是“出身不好的”，另两位分别是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女儿。共产党闹革命追求的是平等，最终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大同，然而文革却成为“等级制度”最最森严的时刻。我们班的同学被分为“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弟，她们是红卫兵，坐在教室的课桌上，普通出身的同学坐在椅子上，而我们三个人只被允许坐在地上，天天去学校，向全班同学宣读“黑家庭”给我们带来的阶级烙印。这种等级观念以及“上对下”的蹂躏不正是《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所抨击的现象吗？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
很快，我的妈妈就不准回家了，关在“牛棚”里，被“隔离审查”。那时候我的姐姐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在北京。我们家的保姆当然不可以再用了，她被赶走了。于是家里就剩下我自己，１４岁。
我曾经是一个娇宝宝，家里连火柴都不许我划，确实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我得自己学会铺床、洗衣服、买菜并且做饭。幸好，京剧院有一户人家与“造反派”沾亲沾故，随着“抢房子”的风，住进了我们家。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划火柴，于是，每天等他们先做饭，这样我可以用纸引火、来点着煤气。
我妈妈工资从近３００减到９５元一个月，付掉４０元的房租以后，妈妈、姐姐和我的生活费就只剩下５５元。我每个月去取工资时可以见到我妈妈一次，但是必须得到京剧院红卫兵的允许，我好像与他们大吵过几次。我留给妈妈２０元生活费，因为她抽烟，一天要抽将近两包，而最便宜的飞马牌香烟好像都要１角７分一包呢。我给姐姐寄１８元，于是我就只有１７元了，除去煤、电与水费，真正可以让我吃饭的钱是８－９元。
我那时候很喜欢夏天，因为不必早开灯，也喜欢用西红柿、雪里红和土豆丝烧汤，烧一锅，可以吃很多天。夏天，饭食容易馊（家里曾经拥有的冰箱被封掉，不准使用，其实就算可以使用，我也付不起电费！），生活让我懂得，只要经常烧滚食物，就在大热天也还可以保存两三天的，９元钱的生活费教会了我怎么勤俭过日子。
那时生活中有很多令人恐惧的事情，与冯骥才《啊》中描写得几乎一样。我想对于那时是１４岁的我影响最大的是三件事吧。
◇ 王老师和管同学
我们学校有一位生物老师，姓王，她的儿子管××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同窗整整５年。管同学从来都是班上的第一名，但是考中学的时候令我们大家吃惊，他并没有被市或者区重点学校录取，而进入了一个相当差的学校。后来同学们中间流传，他落榜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班长”（也可能是排长吧），因此是反革命，在青海劳改。他们家兄弟姐妹很多，住在一个老式洋房的汽车间改建的屋子里。
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一到学校就觉得气氛异常，后来听说王老师在女厕所上吊自杀了。学校有大字报贴出来，说她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死有余辜”。我喜欢这位老师，倒不是因为她是管同学的妈妈，而是她有一副标准的“人民教师”的模样，短发、戴眼镜，说话总是轻轻的，很安静，但是她有本事把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女孩子带入最无趣的“草履虫”的世界中去。
渐渐，听到了更多关于她自杀的事情。除了在学校“挨斗”以外，回到家里，管同学带着弟妹也批判她。自杀前的那个晚上，管同学和弟弟妹妹把他们写的批判王老师的大字报糊在了妈妈床上面的天花板上，显然，他们要使批判完完全全地进入到这位“反党分子”的灵魂中去，在睡梦中都必须牢记。
１９６８年我去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听说管同学分在上海益民糖果厂当工人，他是家里唯一可以挣钱养活弟弟妹妹的人。１９６９年上海文化广场大火，火灾之后，我在报纸上看见管同学的事迹介绍，他被称为烈士，为了抢救那幅著名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他抱着巨幅画像从高楼跳了下来，无论他还是画像当然都“碎”了，但是我的同学完成了他向世人、向党的证明：
他是一个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优秀革命青年，虽然他属于文革中黑色家庭出身的“狗崽子”！管同学的牺牲让我懂得他为什么带着弟妹给妈妈王老师贴大字报，也深深理解他为什么跳楼。这个故事帮助我的学生明白小说《啊》所描写的人物关系：那道不清、说不明的复杂性。
◇ 我的外祖母
还是１９６６年，９月初的一天，北京西城区纠察队六个梳着小短辫儿的红卫兵突然出现在我们家。她们宣布我在北京的外祖母李毓秀于８月３１日死了。“骨灰呢？”我的母亲轻轻地问。“要那干吗？一个老历史反革命！”红卫兵一句话就使得我们这些后代无法再问下去了。这些红卫兵在我们家吃住了一个星期，想抄家，但是封条贴着，只得作罢。京剧院文革工作小组警告我妈妈，如果这六个革命小将有个差池，拿她是问。两三天以后，其中一个女孩子渐渐说出了点我外祖母去世的实情。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当天，首都进入“破四旧”高潮。有人想砸我外婆居住的于抚院１７号李家门口的两个小石狮子（这座四合院是她的私产），李毓秀出去阻拦，这一下，招致二十多个红卫兵进驻了十几天。李毓秀是满清格格的身份被揭露，她的女儿（即我的妈妈李玉茹）作为京剧名角儿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唱戏挣千挣万也作为罪状被捅出来了。当年吞没了李毓秀东西、又带着国民党士兵抢她的人的后代此时趁机过来来报复，因为他们认为是李家告的状才使他们父亲被捕入狱的。
红卫兵掘地三尺，还真发现了不少钱包括外币和金银首饰。住在于抚院的十几天里，红卫兵用皮带头和棍子抽打李毓秀，还踢她，逼她供出藏东西的地方，李毓秀先是用绝食表示抗议，后来要求喝一点水，但是不给。最后，红卫兵还逼迫我的大姨打她的母亲……听到这些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第一次每天２４小时和红卫兵在一起，看着她们的霸气、令人发指的野蛮，我感到我再也不想作什么红卫兵了。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他们的恶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至今不知外祖母的尸骨在哪里，只能为她建了一个空空的墓穴，放了她的一张照片，逢年过节我们可以去祭奠她。
◇ “我要活着……”
第三件事情发生在１９６６年底吧。有一天，被隔离审查的妈妈得到允许回来拿衣服，我看她她走路异常困难，猜想她又被红卫兵折磨过了。文艺界的小将，大约练过功的关系，手重、脚重，会打人，善于踢人，知道哪里是要害，哪里最痛。我母亲和另一名著名演员童芷苓被他们扒下裤子打，打到无法走路的程度，这是何等的人生侮辱。
这天她神情恍惚，然后突然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有很重要的事要与我商量。她说，沪剧团的一个演员被打死了，送到京剧院来，作了个假上吊的现场，然后红卫兵把所有的牛鬼蛇神召集起来在尸体面前训话。我妈妈想到了被打死的外祖母。她接着说，自从京剧院金素雯夫妇和言慧珠自杀后，她一直想死，但是母亲的责任拦住了她。今天的事情使她无法再忍受，与其被人打死，不如自己结束生命。但是她放心不下孩子。
于是，她劝我：“我们不像言妈妈那样，上吊太痛了。我攒了安眠药，再打开煤气，我抱着你，跟你小时候一样，很快你就再也不会吃苦了。”这些话使我怕极了，我坚决不肯，哭喊我要活着，我还没有好好见过这个世界呢。我这个１４岁异常怕死的小孩就这样救下了两条命，使得我母亲在文革以后获得了她一生向往的爱情，她与继父曹禺的结合为两位老人带来很多幸福，她也为京剧留下很多著作。同时，也使得我今天可以写下这篇文字，并且在２８年中，在英国教出了一千多名学习中国学的学生。
我１９６８年年底去苏北插队落户，后来又转往淮北农村，文革十年，我当农民、工人，是安徽省话剧团的学员和演员，总之，离开家整整１０年，直到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我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才又回到家乡。
◇ 梦魇十年与我
必须指出，我不见得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的命运更坏，很多人比我悲惨得多，他们家破人亡，被打入社会最底层，一直没有翻过身来。除了最初的“破四旧”、全国动乱之外，１９６８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后来的“回城风”又导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造成多少后来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和今天的中国紧密相关，无论中国人，还是想和中国发生联系的（即便那些只想在中国赚钱的）非华人的人，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否则，不可能懂得中国社会，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成功。
我当然希望，我从来没有度过这梦魇的十年，我的身体一定会比现在好，我也更希望自己比现在年轻１０岁，那样，我可以做更多、更加美好的事情！然而，时钟并不能倒拨，同时，我也常常扪心自问：没有这十年，我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我？
我热爱生活、尊重文化，尊重人、热爱人、也能够体谅他人的处境，我“粗糙”、肯吃苦，并且顶真，做事总是“如履薄冰”、兢兢业业或者“苛求”（有时不免令人不耐烦），我想，如此种种我的特质（优点或者缺点）都来自文革十年的遭遇，正是经历了所有那一切构成了“我”。
我一直以我的方式纪念着中国当代那一段特殊、重要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教《文革后的中国文学》。我向英国学生讲授中国，希望让更多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了解曾经发生了什么，也希望引起更多的深思，十年梦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生活和思想？
□ 来源：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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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遗忘】
《非常年代》前言
·赵 园·
本书尝试讨论的是，一个拥有自信的民族应当如何面对历史。
文革进行的当时，一些知识人、文化机构即有“存史”的自觉。城市及高校图书馆，有征集相关文献以供保存者。据金大陆说，当时上海各高校图书馆系统的造反派编《简报》、开会、交流，讨论文革资料的收集与保存问题（《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册，页２４２）。复旦大学图书馆建立“文化大革命资料组”进行工作。〔１〕甚至该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曾保存文革书刊（同书，页２４５）。据该书所附访谈，１９７７年春，曾有“上级”通知，“所有‘文革’资料要进行处理，一般的单位都要上缴、销毁，统一规定由上海图书馆保留一套”（页２４６）。此“通知”由何种“上级”发出，待考。存史，从来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分，对历史，对未来；为后人，为我们身后的无尽世代。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８１年６月）说：“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页７５）一纸官方文件不能终结对一段历史的“议论”，更遑论掌控甚至垄断对该段历史的解释权。凭借执政党的权威“统一认识”，与“开放时代”的精神不相容。至于“宜粗不宜细”，即使可以作为撰写《决议》的原则，也不宜用于规范历史研究。〔２〕《决议》不包含对“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的检讨。这些工作，也应由文史工作者承担。
即使在文革后较为开放的年代，文革史研究也举步维艰。某些水平较高的文革史只能出版于境外。有人说，“在‘宜粗不宜细’的框框下，档案不能解密”，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开展（《南方周末》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D２４版王海光文《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针对“宜粗不宜细”，季羡林在其《牛棚杂忆》（第二版）《自序》中说“粗过了头”，不利于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页４）。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１９６６—１９６９）》一书《后记》：“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中宣部发出通知说：‘对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严格审查，各出版社不要出版；各报纸、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对已经出版的这类专著文章，不发评论和消息。’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对出版文革类图书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此类图书的出版发行。”（页７９６。上述文件引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文汇读书周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刊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宋木文关于怎么管理文革选题图书的文章。该文说，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主管部门发出专门文件，要求全国出版社从严掌握“文革”选题，并且对需要报批的项目分别作出具体规定。该文还说，前不久新闻出版社负责人就文革研究和著作出版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是经中央领导审定后发表的。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写的“文革”史是经层层报批才得以出版的著作，后来想按需重印，却未获批准。实际主持《辞海》编辑工作的编辑大家巢峰的《“文革”辞典》则转移香港出版。该文还说，对这项管理办法，１９８８年提“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１９９７年调整为“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看似报批面更宽，管控度更严，而实际上，一则凡“涉及者”未必都属“重大”，使本不“重大”者也要去报批；二则凡涉及者又有许多未曾报批而出版的。该文还引用老党员、资深编辑戴文葆所说，“否定‘文革’，并不是冷藏‘文革’”（录自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２日第８版《报刊文摘》对该文的摘登）。〔３〕这种对涉文革出版物的“管控”，有违《宪法》关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承诺，到文革爆发５０周年的２０１６年达于极致，甚至令人怀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国外”的反常现象仍在延续。
杨健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后记》说：“笔者采访当年的当事人，一般回避询问，时隔１３年，文革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提供材料的人，也吩咐不要挂名，包括提及的人名也请笔者在书上免提。万不得已，有时只好化名。”（页４４９）余习广在其主编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的《后记》预告，《上书集》“依计划共出三集。第二集、第三集及《知名人士“文革”遗书集》正在收编之中”。看来该计划流产了。问世的一集出版于１９８９年７月。出版此种书籍的时机稍纵即逝。《那个年代中的我们》《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至１９７６年记实》《七十年代》《问史求信集》《暴风雨的记忆——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的北京四中》等出版物，书名避开了文革字面，用心良苦。〔４〕
因禁忌而遭遇出版障碍，使涉及文革及其他政治运动的文字成为“遗作”者，《徐铸成回忆录》外，尚有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在严控有关文革的言论的情况下，《戚本禹回忆录》２０１６年４月在香港出版后，６月即于“乌有之乡”网站连载。
谭斌（谭力夫）受访中谈到他因严家其《文革十年史》与自己有关的叙述致信耀邦叔叔，中宣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所发“特级电报”，“引用耀邦叔叔复信中的有关指示，要求‘慎重’对待专门论述“文革”历史的专著和文章。不久，严家其的《文革十年史》即下架停售了”（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页３０３）。将严著“下架停售”，未知是否合于胡耀邦的初衷。
与文革有关的书籍的出版逐步收紧。２０１６年文革爆发５０周年，“管控”到了荒唐的地步。这一年纪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８０周年，唐山大地震４０周年，对于较之地震后果远为严重深远的文革，却讳莫如深。〔５〕１９９３年于光远说，“四人帮”粉碎后，两个“凡是”还居统治地位时，人们已经不怕讲文革，“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人忽然害怕讲‘文革’了”（《文革中的我》页１５４）。而且越来越怕。禁制激发了拒绝、抵抗遗忘的努力。这肯定将是一场旷日持久而力量悬殊的较量。
１９９０年代以降，个人史书写演成风气。文革叙事利用了一切可能展开。“一个人的文革”在诸种传记文字中，在刊行的文集、运动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中，在口述史、访谈录中，在网刊网文中，在海外出版物中。文革不可能划为严格意义上的禁区。谁也不能抹去历史尤其个人史中的十年。但官方的禁制绝非徒劳。只要看年轻人当代史知识的贫乏即可知。更严重的或许是，持续的言论管控磨蚀了对于当代史的知识方面的好奇心。
“文革责任”问题曾引发热议，焦点在首恶元凶外普通人的责任。文革波谲云诡，云雨翻覆，较之前此的政治运动，更多的人不免于沾湿以至玷污。文革后曾有关于“忏悔”的吁求，针对的是散发冤单、展示“伤痕”、诉说苦情的风气。如若都是受害者，那么加害假谁的手进行？〔６〕
老出版人范用１９８９年２月拟遗嘱致工作单位人民出版社，其中有“务请不要印发任何行述”一句，对此解释说自己“说过不少错话，办了不少蠢事”，“生于今世，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绝非一篇行述清算得了。讳过饰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刊《读书》杂志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按范逝世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４日）痛哉斯言！“生于今世”清清白白之难，“无悔”之难。如范用的直面清白之玷，较之文过饰非，岂不更有尊严？反思始终在知识人中进行。洪子诚《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我的阅读史”之〈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文，不但直面参与编写《大事记》，还列出自己当年所写的批判文章（《我的阅读史》页１６８—１６９）。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陈小鲁向北京八中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道歉；另有张红兵、宋彬彬等当年红卫兵的公开道歉。同一时期公开道歉的，尚有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刘伯勤、卢嘉善，河北的宋继超，福建的雷英郎等。对这种民间发起的“和解”，有人指为“惟恐天下不乱”。我并不以为文革参与者都有公开道歉的必要，也不认为发露真相即应落实到指认某个或某些人参与行凶。在我看来，陈、宋等人道歉的意义，更在打开反思的空间，使不同的取向、态度、认知（无论左右）进入公众视野。事后看来，因有关文革的言论禁制趋于严苛，这一波道歉显然未收到上述效果。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 Farquhar）、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认为“文革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分水岭”，甚至“文革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中译本，页４６０），与中国官方关于前３０年、后３０年的说法相左。该书还说，“一个普遍的判断是：没有文革，就没有经济改革。文革是如此巨大的一场灾难，以至它推动了一场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而后者正是毛想要抢先遏止的。”（中译本，页２１）系由结果立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试错》有如下文字：“没有‘文革’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地改革开放，没有‘文革’世界就不可能迅速证伪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迅速走出两极冷战的误区；没有‘文革’人类就不可能迅速认识西方典型的瑞典模式社会的‘阶级等强度制衡’的和谐社会之本质，从而迅速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所以，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文革’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勇于试错的探索精神，将在人类文明中永葆青春！”（转引自阎长贵《“文革浩劫论”不容否定——读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试错〉》，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页４０１）〔７〕周是文革中清华大学“四一四派”领导成员之一，被毛称为“四一四的理论家”（参看阎长贵该文，页３９６）。上述似是而非的因果归结，通常被用作文革的辩护。只不过周的如上表述，因果链接过于简单直接，未经更精致周严的逻辑锻造罢了。尤为荒谬的是，“中华民族为‘文革’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谁授权其为亿万被难、受害者代言，说为了某种结果，他们的牺牲“值得”？更夸张的是用了“中华民族”的名义——正是文革中狂人的口吻。
我在年轻学人中，也听到过类似的判断，将１９５０—７０年代的某些政治操作（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革）归结为一场实验，认为即使实验失败也不能证明实验本身错误。纵然数亿人口的大国不妨“实验”，且对于成效不可期必，当政者也理应为实验的后果承担责任。有必要追问是何种实验，以数亿人为质押的实验，是否征得了同意？被用以实验的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吗？尤其是，实验的代价由谁承担？经历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文革之后，没有比以一套意识形态的说辞，将不公不义归结为达成最高目的的必要代价更虚伪的了。〔８〕曰“实验”，曰“试错”，是否错用了概念？还有代价更高的“试错”“实验”吗？不计伤亡的军事家，是残忍的军事家；不计伤亡（以及其他损失、损伤）的政治家，无疑是暴君。
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成果，归因于前文革甚至文革时期提供的基础，而不问倘没有某些代价高昂的实验，中国可能有怎样的经济发展。即使最终的强大也不足以抵消失误。强大不应当由众多无辜者的牺牲换取，没有任何人理应作为祭品。这种由结果逆推，将历史合理化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解释，经不起推敲。〔９〕
某些辩护，预期的受众可能更在境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之后，“社会主义经验”的复杂性已充分呈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以“理论化”为策略，回避对其实践层面的正视；以“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实验”的夸张说辞，刻意规避对代价的估量——尤其此种“实验”对于人，对于文化，对于社会伦理——在我看来才可称“历史虚无主义”。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岂非对历史事实的刻意无视、掩盖，对历史出于政治需要的选择性叙述？当局动辄将“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加之于发露负面历史者，是对此一名的有意误用。
知识分子／工农，是文革辩护者通常使用的口实之一。似乎文革的受害者不过是一些干部、知识分子；作为背景的，依然是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偏见。事实却是，各地跨行业的大型群众组织往往有产业工人参加，甚至是该组织的中坚力量。四川的“产业军”，湖南的“湘江风雷”，武汉的“百万雄师”“钢工总”“钢九一三”，河南“二七公社”，更无论上海“工总司”。大规模的武斗也往往以产业工人为主力。最血腥的，发生在重庆、晋东南地区。〔１０〕更无论发生大规模血案的乡村，如京郊大兴县（今北京大兴区）、湖南道县（今道州）、广西多地。只不过上述死难、牺牲，较之“少数知识分子”，更少为人所知，也更被认为不值得计量罢了。产业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广泛参与，正是文革不同于前此政治运动的特点之一。工人农民的难以直接发声，方便了对历史的歪曲；文革作为禁区，又限制了有关方向的调研／代言，不利于呈现那段历史的全貌。但毕竟已是２０世纪、２１世纪，没有书写能力者的声音并非不能达于听闻，只要你真的有意倾听。
更荒唐的，是死于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饥荒中的人数较非洲少，死于文革的人数较某国“反革命政变”中的杀戮为少的说法。这是在谈论“人”“人民”“人民群众”吗？上述说法拟于不伦，恐非当道所乐闻。〔１１〕
对既有、现存事物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追认、确认，似乎更是“利益攸关方”而非学术工作者的任务。在我看来，有时“倾向”（或曰“立场”）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更是诚实，面对“基本事实”时的诚实。诚实在一些人那里无足轻重：较之预设、概念、逻辑等等。他们对于理论推演、自圆其说远较“真相”关心，笃信他人的推论更胜于亲见亲闻。文革确有正面的“遗产”。十年时长中发生的，有些确为１９８０年后的某些变化预作了准备。但文革未必是这些变化的必要条件，或更应当归为“客观后果”，且往往内涵复杂。立意发掘文革的正面价值者，工夫正应当用于对内涵的厘清。
谈论文革从来是对现实发言的方式。认知的差异甚至对立在所难免。与此有关的知识界的撕裂，与缺乏沟通、讨论、争论的平台有关。在正常的言论环境中，分歧永远存在，却未必注定会导致对立、“撕裂”。
当代中国，前此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波及面之大均不能与文革相比。文革的受害者不限于“斗争对象”，也包括“破四旧”中肆行劫掠者，批斗中向他人施暴以至围观者，武斗中大批不知名的死难者，因学校停课而实际上失学者，工厂里公然将“国家财产”化为私有的工人，农村将“集体财产”坦然据为己有的农民，因“支左”而卷入地方政治、遭受冲击的军人，医院里拒绝对“牛鬼蛇神”施救的医护人员，揭批父母的孩子，当然还有那些因窥见了政治黑幕而信念崩解者，派仗中习得了权术、手腕而心性残损者，更有无以数计的或因受害或因加害而心灵扭曲再不能复原者，以至因放纵恶欲而“良知”泯灭者。政治环境、政治文化之于人的心性，为古代士大夫敏感，今人却钝于感知。
本书一再提到文革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至今仍然是较为陌生的概念，尤其不为当道所关注。可计量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国家财产的破坏等）尚无精确统计，遑论其他！为达目的不计成本，尤其不计社会成本，甚至不知有此成本，也可归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曾长期执掌意识形态的胡乔木说，“不但是十一中全会，而且十一中全会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被推翻为止，所有的错误，党都要负责任，不能说党不负责任。因为什么呢？十一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人起来反对呀，我也是个中央委员，我也没有反对呀。”（《〈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１３８）其实不限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至文革结束，所有的错误，都应承担责任。这难道不是一个为历史为人民负责的政党应有的态度？
关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官方论述，无非以“统一性”“连续性”作某种合法性论证。文革十年与前十七年、后四十几年的关系，岂能由当局判定。任何试图终结讨论、争论的官方说法，都只能在讨论、争论中经受检验。
文革前与文革中对所谓的“翻案”“复辟”的一再打压，阻塞了制度救济的可能渠道，使自我纠错难以进行。对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我不曾考察。读李慎之的运动档案，不能不惊叹其时诤言中的洞见——固然有书生议政的空想，也有书生议政的彻底。即如李在“整风”中提到“宣传与报导的矛盾”（时李慎之任职新华社国际部），认为报导与否以政策为准，利固在“统一群众的认识”，弊则在“使人民‘蔽聪塞明’”，问“两者相较，到底孰为大？孰为小？”（《向党认罪实录——李慎之的私人卷宗》页９１）至今不仍应有此一问？
１９５６年经毛审阅、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引用了列宁的如下文字：“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６６）季羡林在其定稿于１９９２年的《牛棚杂忆》中，反复强调反思的必要、重要、不应错失“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说文革所以没有完全过去，固然因受害者未能“舒愤懑”（页１７９），更因年轻人对这段历史的无知，使文革有可能重演（页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４、１７９）。〔１２〕反右前李慎之应约向党的最高领袖所提意见，有如下提醒：“篡改历史的情形是最可怕的，会使后代人民迷失方向”（《李慎之的私人卷宗》页２５１）。闭锁、雪藏、噤声、消音，使一段历史暂时隐没，对于年轻世代或能收效于一时。一旦缝隙出现，即不难加速“思路”的“轰毁”。这正是文革的经验证明了的。即使有或明或暗的禁忌，反右与文革，尤其文革，较之１９４９年以降的其他政治运动，仍然得到了远为充分的记述，积累了可观的史料。
将“史实”相对化，也是一种论述策略。难以抵达“最终的”真相，并不等于没有真相。本书作者相信有真相，致力于寻求真相，力求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人文知识分子有责任努力揭示使此一事件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结束文革，只能以富于深度的反思为条件，以普遍的反思为条件。与其留给后人“揭秘”从而引发地震，何不使“真相”浮出，在公民中培养面对事实、历史的理性态度？
相信在一个相当的时期，文革作为“资源”，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提供鉴借。条件是打开反思的空间。将社会生活中的诸种负面现象归因于文革，是另一种方便的做法。事实或许是，文革不过将“固有逻辑”推向了极端，呈现为极态，本身未必即根源所在。也因此，将文革中诸多“非常”现象作溯源式的穷究，更有意义。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J．Meisner）《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说：“事实将证明，今天对文化大革命一味进行的全盘谴责与过去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肯定一样，都无助于对这一事件作出历史的理解。”（中译本，页３８９）除了文革造成了什么，还有必要问文革结束了、开启了什么，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仍在文革的延长线上。〔１３〕
莫里斯·迈斯纳该书还说，关于文革，“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号召造反，而是数以千万计的普通的中国群众为什么、又是怎样响应这种号召的”（中译本，页４２５）。这无疑是真问题。回答上述问题，以十年为限的考察显然是不够的，有必要将视野扩展到文革前以至２０世纪的中国革命史。同书认为文革的影响“还将至少持续一代人以上”（中译本，页３９０）。对此我只能说，或许更久。〔１４〕关于本书，冒昧地借用一句据说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临终遗言：“我相信，我已说出了基本事实。”或许将来有一天，人们知道的更是作为寓言、隐喻的文革。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有必要力求还原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发生在眼前的近事，在在证明了文革并未、从未远去，证明了未经充分反思的历史仍活在现在。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注释
〔１〕该书也写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已保存的材料文革后的散失（同书，页１３９）。
〔２〕“宜粗不宜细”，见同书页７５、７７。邓还说，《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页８７）。
〔３〕１９８５年一份中央文件规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出版物必须经过省委以上审批。中央党史研究室席宣完成的１６万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同一单位的研究员金春明将近３０万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均因此被搁置。１９９５年席宣、金春明合作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修订完成。该书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本经官方审定的文革史（参看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９日《报刊文摘》第２版，摘自同年８月１４日《中国新闻周刊》徐天所撰文。
〔４〕徐友渔主编的《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晓主编的《民间书信》，出版均不顺利。《七十年代》内地版（北京三联版）经了删节。《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等编）的推出，用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的名义，亦煞费苦心。
〔５〕官方媒体借口中国对文革的警惕已经“制度化”，否定“彻底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的必要性（参看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５日《环球时报》）。
〔６〕文革结束后巴金关于“忏悔”的呼吁曾引起争议。中国没有向神职人员“告解”的宗教仪式，“忏悔”说易于被理解为“罪错人人有份”，避开了对罪错根源、陷人于罪错的情境的追究、还原。
〔７〕据阎长贵该文，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一书，关于文革，“多次在正面意义上使用‘值得’这个词”（页３９８）。
〔８〕“实验”说用于辩护，方便简易之至。甚至可以作为“终极的”解释。无需再行探究，也无所谓有待寻觅的“真相”。这一套立意在前不由分说的论述，只能堵塞而非开启反思之路。
〔９〕王申酉在文革高潮的１９６７年５月，就在日记中如此计量代价：“几十万大学生、几千万中学生，近万万小学生在虚度着光阴，还有几万万人在消极怠工”，“起码逼死了几万条人命”（参看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页１７６）。大、中、小学生的荒废，难以纳入成本核算。“几万万人”“消极怠工”或有夸大，“几万条人命”却严重低估。
〔１０〕据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重庆武斗死难者公墓埋葬的死者中，有职业身分资料可考者，“最多的是工人”（页３４９）；也因此该书作者认为，“将这片以产业工人及其他行业职工造反派死者为主体的墓群称为‘红卫兵墓园’，显然是不准确的。”（页３５０）
〔１１〕借“基层”“底层”说事儿，更是一种言述策略，多少也为占据（或自以为占据）“道德高地”。我们早已惯看这种表演。知识分子／底层民众、少数／多数，不但用于辩护文革，也可用于辩护诸如“肃反”“反右”等。对于选择性记忆，预设了立场的论述，“底层”不过是方便的借口而已。
〔１２〕参看该书第二十章《余思或反思》。该章问，文革“过去了没有”？回答是，“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页１７４）。据季的《后记》，该书写于１９８８年３月至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９９２年定稿。二十几年后的今天问同样的问题，倘季先生泉下有知，当会作同样的回答的吧。
〔１３〕王年一认为，文革“没有任何可以肯定的东西，不能‘三七开’、‘二八开’，也不能‘一九开’，而是必需彻底否定”（《大动乱的年代》页６３１）。以下引胡耀邦的说法，邓小平的说法。历史研究似乎不便如此断然，也没有必要沿用“××开”的惯用方式。周良霄、顾菊英编著的文革大事记，题为“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以“疯狂”“扭曲”“堕落”描述文革，更像一种情绪化的表达，尽管各有一部分事实依据。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间曾在中国的日本学者岩佐昌暲，不赞同对于文革的“全盘否定”（《文革文学的研究状况及本资料集》，收入氏与刘福春所编《红卫兵诗选》，见该篇页１１）。“全盘否定”沿袭的，依旧是文革中的思维，以来自政治权威的判断为最终结论，不为进一步的讨论预留空间。
〔１４〕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引用费正清（John K．Fairbank）语，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比法国大革命无论在规模与意义上都更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历史事件”（页６０。引文出处见同书页７４注６６）。
□ 原载《记忆》季刊２０２０年第三卷第一期，２０２１年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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