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同学“被逮捕”的血腥记忆
李 桂·苏新天：李丕济、邹致圻——凝固的生命
凤凰网：半生沉浮——“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
萧信生·董国强等：亲历文革——萧信生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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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二期（zk2502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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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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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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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同学“被逮捕”的血腥记忆 张曼菱
【亡灵祭坛】 李丕济、邹致圻——凝固的生命 李 桂·苏新天
【乱世人生】 半生沉浮——“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 凤凰网
【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萧信生访谈（下） 萧信生·董国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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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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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同学“被逮捕”的血腥记忆
·张曼菱·
我与中学同窗们的回忆，在“文革”中划上了血腥的句号。
故事发生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二十四中学。
虽然“文革”已经开始，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大字报糊满在教室走廊。但学校里仍是
和气未失。
第一批大字报是批斗“封资修”教育路线的，大字报上许多认真教学的老师都被点了
名，他们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也被点名。工作组授意把学生的名字都涂掉。在那些墨迹下面，我依稀还辨认得出自己的姓名。
“运动”是冲着老师来的，我们这些学生还是“革命接班人”，还在“被教育”的范围。
工作组只是让我交出了那本“三家村”的剪报本。当年父亲在异地，每次看见报载文
章，都会挑选剪出，寄给我，并叮嘱我贴在一本废书上面。
班里同学之间的“面子”还没有撕破。虽然也有人揭发，我晚上在宿舍讲《红楼梦》
《聊斋志异》。但基调还是那样，改选思想。我这样的出身与性格，一直都是在灰色地带。
６月２９日，清晨，阳光明朗。
早晨，同学们走进自己的教室。我还没有坐定，一抬头，忽然看见两名同学和两名警察走进来，在他们中间，扭动着一个身躯，试图要挣脱。
然而他不仅被控制，并且戴上了手铐。
“杨德立！”一声同学的惊叫。
工作组长出现了，一位姓吴的中年妇女。她作了郑重宣布。同学们只是害怕，什么也没听清楚，大约是讲杨德立“反社会主义，书写反动标语”等等，案件已被破获。
教室里的朝气活泼景象不复存在，惊慄、血腥和恐怖的一幕从此拉开。
在全班人的目睹下，同窗共读的同学刹那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杨德立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多年后他对我说，那天早上他已经感到自己被某种目光所监视。早上，他被人留住，说“有事”，被带到学校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个警察，拿出了那块致命的木板，只看见远远的，上面有粉笔字“反社会主义”。杨德立否认是他写的。但是他们不听，立刻就把他铐起来了。杨德立回忆说，后来，在监狱审讯与宣判时都再也没有出示过那块木板。
然而警察当时又不把他带走，而是在同学们回到教室时，突然地把他推了进来。接下来，在莫名的愤怒和恐怖中，有同学向自己的同窗投掷石块和墨水瓶。杨德立力图反抗和反驳，他的头上，脸上已经血迹斑斑，墨水和鲜血一直流到他的白衬衣上。后来，他回忆起，那天他刚换了一件新的白衬衣。
杨是一个英挺少年，班上的体育委员，校园篮球高手，舞台明星，平时风头倍出。瞬间他就变成了污浊中的怪物。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他的面孔和身体都在拼命地进行着“不认可”的反抗。这使得他更加狼狈。但对我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杨被警察带走，下面的立即召开了揭发会。我被指定做记录。因为我写字快，历来班会都是我作的记录。飞快地划了两个笔记本。
以后的日子里，在工作组和班上“文革”小组的启发下，严重的事实被指出来：“我班的领导权已经被阶级敌人篡夺”，原来几乎所有的班干部都是出身“反动军官”，一个个触目惊心地被揭发出来。
除了已经逮捕的杨德立是体育委员，那个笑眯眯的，成天乐于为同学买饭票的生活委员邢同学，那个劳动时一个人扛几把锄头在肩上的劳动委员段同学，顿时都成了“野心家”。一个喜爱说评书，时常逗大家开心的罗同学，被指为“居心不良”。讲过的那些历史段子肯定是宣传封建主义的，记得他讲得最多，表演最精彩的是《甲午风云》。每个开过的玩笑都被重新揭发出来，和他自己检讨出来。
一个留着长发，颇有艺术气质的马同学，喜欢唱抒情歌曲。他因病休学，年纪稍长。每天晚自习的休息时间，他都教全班唱歌，并且事先把歌谱歌词抄写好，悬挂于黑板上。这也是我们班的一个特色，引得其他班同学前来观望，纷纷羡慕。那些歌曲多是电影插曲，例如：“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友谊的花朵到处开放。它把浓郁的芳香，撒进了我们的胸怀。”而电影在这场“文革”中已经全部被抹黑。于是“散播毒素”这样的罪名就加在这位辛苦教歌的同学头上。
我们这个班集体由于大家的努力，一直过得很开心很出色很活跃。班上同学的感情一直很浓，有时星期天都不归家，相聚打乒乓球。看完电影夜深了，男生就会送女生回家。学校开运动会时，不参加比赛的同学就把饭票省下来，送给参加比赛的同学。在那个物资短缺，粮油肉和糕点都定量供应的年代，我们正在长身体的饥饿之中，每天上午才第三节课就饥肠辘辘。而能够把饭票节省下来，这需要多大的克制啊。这种事情完全就是自发的，出自自愿。而在运动会之后，运动员们又会把饭票退回去，说“比赛完了，我还没有吃完，这些剩下的饭票，还给你吧。”回答则是：“我够了，你身体壮，能吃，就吃吧。”直到今日，想到这些事情，我还会眼眶发热。我也参加“中长跑”比赛，是学校８００米冠军。我也吃过同学的饭票。
这种感情，在朝夕相处之间，应该是人一生的珍贵收获。然而，就像房屋抵挡不住台风，一切都摧毁了。当时我听着这些揭发，还要纪录着这些揭发，真有种排山倒海的感觉。同学们真诚地感到自己的“觉悟太低”，这么多“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这就是“复辟”。
杨德立消失了。但抓“敌人”的声浪并没有结束。课间操抓捕，拟定这个方案的人，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大恐怖，大镇压的开端。全班人，全校人，每天都在发抖中过日子。
昆二十四中的“红色恐怖”是空前的。在黑夜里，我们被命令站立，听那些曾经一起打球，一起做作业，一起郊游的“红五类”同学挥舞皮带叫骂：“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场就有同学晕倒。
比打成“反革命”还可怕的是“挖黑烙印”。杨德立被抓捕时，他还在挣扎，否认自己
的罪名。而在下面的日子里，班上那些出身“黑五类”的同学，被迫争先恐后地坦白自己的“罪恶”，那都是一些莫须有的自我诬陷。
班上一个平时就很怯懦，身体瘦弱的男生，居然坦白，他“梦见自己想杀毛主席”。这个成果被报上去后，大家又是一阵恐惧。后来可能是上面也认为太夸张了，没有理会。这个同学平时就没什么让人羡慕的地方，所以也没有人有什么兴趣再去整他。平时的妒忌，也是学生中“整人”报复的一个因素。这是一次未成年人脆弱时分的人格塌陷。
我认为，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个班集体的情谊与人性也塌陷了。同学之间信任与关爱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很难恢复。
在校园里，一位老年女教师被抛入了学校水池中。她奋力挣扎，还引来讥笑。爬起来之后，她被剃成了“阴阳头”。
“天阴鬼湿声啾啾”，我时常想到这句古诗，来形容当年的校园。那些花香鸟语的日子一去不返，并被抹黑栽赃。我曾经邀请一位专县上的女生到家中过周日，母亲特意用“定量肉”招待她。可是在“文革”中，她居然说，我母亲要拉拢她。也许她忘记了这件事，但我至今不理她。得罪我的人，认错就过去了。可是加害于我善良的母亲，我永不原谅。
当“大串联”开始，学校和班级很快就散了摊。从此，人们有意地避开这往日熟悉的集体。
疲劳的串联归来，我在家中歇息。从外面带回许多杂乱无章的印象，自己也难以理清。忽然，在一个晚上，有人敲我家的门。母亲开门，她没有想到，进来的也是一位母亲。
杨德立的母亲来找我了。我站了起来，说：“你找我干什么？你去找那些文革小组的就是了。他们办的案子。”
我母亲给客人倒水，让座，一个劲地朝我使眼色，嫌我太粗鲁。她是一位脸色黝黑，面目端庄的妇人。她先是说好话：“你是你们班最有头脑，最聪明的，所以我来找你。”我一点不留情面地说：“你别痴心妄想了。现在人家平反的都是反工作组的，他那个是写反动标语，反革命事件，任何时候，不搞运动也是犯法的。平反不了。”
我一直站着，作出一副赶她走的架势。我已经听说，杨的母亲几乎把我们班的人都找遍了，没有人搭理她。有一个男生还用一盆水把她泼了出去。因为“串联”在外，所以，可能我是她最后来找的人。看她的样子很急切，是抱着希望的。听我这样断然的说话，她的眼神里露出了绝望与愤怒，她转身走了。走出门的她，忽然回过头来，对着我大声疾呼似地喊道：“你自己想想吧，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说完，她蹬着气昂昂的脚步走了。
母亲追了出去，向她道歉，请她“慢走”。回来又责备我粗暴。母亲对倒霉的人心软。我却有一阵震呆了的感觉。他母亲的呼喊有一种穿破夜空的力量。我一直站在那儿，也不去准备睡觉。母亲看见了我的变化。我彻夜未眠，脑海里出现很多现成的画面，那是被我压抑住的画面。杨的母亲唤醒了它们，她最后的话像闪电掀开了帷幕：“你自己想想，你真的以为杨德立是反革命吗？”
我和他都是热情的班干部，在以他为主力的争夺下，我班获得全校男篮冠军。我是文娱委员，在我的努力下，我班无论歌咏比赛还是文娱节目，名列全校第一。当时盛行演朗诵剧。我撰写了剧本《革命接班人》，再现《红岩》里的一幕。杨德立扮演那个威武不屈的革命者，他拖着镣铐出场，一面朗诵：“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他的形象、声音都很入戏，一时成为校园的偶像。
我们都认真地度着自己的学习生活，敬仰着先烈，热爱着集体，追求着进步。杨德立在最后时刻那张极度恐惧和愤怒的脸，他嘴里在喊着：“我不是”，或者是“我没写”，这个疑问一直在我脑海里。我回忆当时做过的会议记录，同学的吃惊、悔恨、表态，要跟他划清界限。那里面的话，都是一些情绪话，揭发杨平时的不满意、不服气等等，大不了就是为什么他样样出色，却总是得不到承认。
而最说不过去的是那块木板上的“反标”。其实当时我看到，就认为它不完整，那都不是一句话，只有一个“反社会主义”，可以是定语，也可以是谓语。可以组成不同意思的词组。也就是说它没有独立的意义。这块木板很短，有一种被截断的感觉。我甚至想过，是否是原来完整的标语，被锯断，只取了这么一串字。比如“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某某”之类。“反社会主义”，这个词组当时到处使用，一个词组，如果说算是反标，那么每天报纸上岂不是都在登载“反标”？凭着坚实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我完全可以否定那个“反标”的结论。而出外“串联”，看到外面很多大反复的大事情，也长了我的胆识。
杨的母亲说，关了一年，也没有查出其他反革命证据，还是当时教室里的那块木板，那条“反标”。所以，她要来找我们班的人。根子在这个班。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天亮，一起床，就出门，去杨德立家。我的母亲担心地看着我，她不来阻止我的冲动，因为她知道阻止不了。他家在昆一中校园的一幢教师宿舍里，很黑的走廊上，我敲门，等了半天，杨的母亲才开了门，一副怀疑冷淡的面孔。我急切地说，我要和她谈话。她没有让我进屋，而是叫我到校园里等她。
一中原来是我读过的学校，杨德立的父亲就在这里当体育老师。一中也是我父亲的母校，杨的父亲与我父亲曾经是同班。可以想见他为什么不出面，因为他这个“反动军官”已经害苦了儿子。
我坐在一进校门的紫藤花架下，那里可以看得见从宿舍楼走过来的人。杨的母亲走来，和我一同坐在花架下面。她还带着昨夜未消的怒气，我则热情地向她诉说。她的态度奇怪地变得冷淡，她说，要做这个事，只有找学校出面。我不管她的情绪如何变化，她受的打击够多的。我告诉她，我愿意出面去审查杨德立的案子。
昆二十四中当时的当权机构叫“打倒刘邓陶联络站”，同学简称“刘邓陶联络站”，因
为刚巧他们也是三个人。一个学生，两名教师。学生胡逊态度热情，他让我去找另外两位老师。学校的大印在他们手里。
孙汉民老师因为在讲历史课时，经常爱发表议论，“运动”一来自然受到了冲击。朱艳芝老师从前是苏联专家翻译，穿着十分洋气，也受到冲击。当我提出要他们开证明，介绍我到公安局和法院去提出复审杨德立一案，两位老师都非常支持，马上盖章。于是我拿到证明，出发。
接待我的是昆明市公安局的王警官，后来他又介绍我认识法院的祝法官。他们都是主管这个案子的。王警官高大，人很和气。祝法官小个子，很有文化，细腻，我们能谈得拢。我说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案子有疑点，祝法官也认同。这使我获得信心。其实，在“运动”中办案，正派的人都心里明白。王警官同意把杨德立案件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由我来代表学校方写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然后交给祝法官去核准。事情就这样进入了程序。
回家找不到大的口袋，我褪下了自己的枕头套，准备拿它去装那些材料。
母亲看着我成天跑公安局和法院，担心不已。这些地方是人们绕着走的。我却送上门去。那天早上，我先跑到学校去。至今，班上男生天恩记得我：剪了一个“儿子头”，穿了一双拖鞋，拎着一只枕头套，在校园里喊着：“走，到公安局去，把杨德立的材料要回来！”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走。我于是一个人去了。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枕头套几乎装不下那些材料。不就是一块木板吗？怎么跑出来那么多？当时我真的担心：还能不能平反。我寻找我写的那两个记录本，没有。问祝法官，他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没有价值，所以也不会送来。必须是有旁证人和举报人签名的。”
我明白了，枕头套里的这些纸片，就是当时根据会上记录，工作组又一一找同学，让他们重新写了亲笔的揭发材料，签名。那些在会上开过口的人都跑不了。还有的同学看到别人写，自己害怕，也搜肠刮肚地写了送上去。有个男生后来就对我说，因为他的字与杨非常想像，所以一上来是要他写他“不在现场”的交代，后来又要他举告。这样的材料，再多我也不怕，都是泡沫。
里面还有杨德立的一本硬面日记。我精研杨的日记。我不能把它给任何别人看。研究它，是为了把杨从牢狱中捞出来。杨的笔迹刚劲而漂亮。他的文采一直与我相媲美。教语文的孙蕖老师一念范文，不是我的，就是他的。日记写得非常清晰，有脉络。记载了他的感情与思想活动。可以说是历历在目。
日记里有两个内容是突出的：一是详细记录了他在一次“考航校”时的过程与思想。当时航校来招生生，杨是我们全校男生以“空军标准“体检时唯一合格的人。他的身体素质太全面了。然而，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唯一合格的人，走不了。他父亲是旧军人。于是杨经历了一段从梦想到坠落的痛苦，以敏锐的心领受了班上同学的各种从羡慕到惊讶，从妒忌到同情的种种反应。这被认为是他“反革命”作案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证据。
二是日记中提到几次的“她”，是他所重视的一位女同学，他们进教室会进行目光交流，从彼此的目光中发现欣赏或者冷淡。杨在自己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受到了“她”的躲避和冷淡，但那也许是他的敏感。这类感觉，我以为自己也有过。年轻的心，总是会寻找一些优秀者的目光来衡量自己，寻求认同。这还不算是异性恋情。
要说明杨德立无罪，就要驳斥给他的罪名。一是木板定罪：“反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词组，不能构成“反标”。标语，应该是完整的一句话，有主体，有动作，有立场。同时也不能确定为杨所书写。因此杨的“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二是思想反动，黄色：根据就是那些同学揭发他平时的怨言，还有他的日记。
杨德立因为他的“反动军官”出身，和他全面才智形成强烈对比，所以他的内心呼声尤其强烈。他的思想并不复杂，更不反动。他因为迫切和真诚地追求进步，不甘心因为出身而落后。他的埋怨，是因为人家不接纳不承认他而产生的。
我一面分析，一面与祝法官讨论，逐条地排除那些罪名，形成了一份“要求平反”的报告，签上我的名，盖上了学校联络站的章。报告交给祝法官。他表示认可，法院的手续就由他处理。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８日，杨德立从云南省第三监狱释放。杨后来对我说，“因不懂事，故牢房号和犯人号未记住。”
当天由“刘邓陶联络站”在昆明最繁华的百货大楼上面安排了平反大会，由胡逊主持，孙汉民老师讲了话。我发言介绍案情和平反过程。
坐在主席台上，我看着汽车把杨德立从遥远的监狱里拉回来了。后来，杨告诉我，那天早上，人家把他叫出去，说他没有事了，送他回家。他当时并不太惊讶，因为他坐牢越久，越觉得自己没有事。在牢里，人们听了他的情况，也认为不算什么事情。看他是一个老实的学生，对他还好。
就在我写的报告被核准，确定“可以平反”，但杨还没有出狱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敌意包围中。班上的几个战斗队向我发动一番大字报攻击，说我“别有用心”“想捞油水”，要我“交出所有黑材料”。我去与他们见面时，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无理可讲。
回家思考后，我明白了，原来，那些当年被迫写材料的同学，担心在杨出狱之后，把他们当作报复对象。按政策，“黑材料”是应该等到杨德立出狱，他也在场的情况下烧毁的。算了，我如果坚持下去，很多人心神不宁。于是我作出了决定。当着班上人和“联络站”的面，日记与黑材料都在杨出狱前，全部烧毁。这样做，杨德立出来后，与班上的人就没有芥蒂。班里人的负担也消解了。至今杨并不知道谁写过他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本来日记应该归还本人。但上面已经被划过许多重点，标出一些话，是当年“文革
小组”干的，有陷害之嫌。所以也烧了。事实证明，在这个平反翻案的过程，我没有利用自己的知情权去伤害任何人。
杨德立的案子，带给同学们无穷无尽的折磨。这是一把双刃剑。受尽了命运的播弄，人们应该过上平静的日子了。
下乡到盈江后，一天，远在山脚下的一个男生，原来我的同桌，写了一首长诗，让另一位也是班上的男生骑自行车送到我的寨子来。并让他等着我写回信。我站在一条小山沟里，一面看信一面哭。那个送信的人在一旁，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其实那不是情书，很厚的一叠，用诗歌的方式，写的都是当年杨被抓捕后，全班人陷入的那种恐怖与黑暗，那些狼哭鬼嚎的日日夜夜。我告诉骑自行车的送信人，不必等了。我会从邮局寄信给他。
我曾经热爱这个班。一次下乡劳动，我受了伤提前回家。正好国家体操队蒋绍毅姐妹回乡表演，我头上还打着绷带，就去排队为全班人购票。在大家回来的那天，我等在学校，把票递给同学，心里非常高兴。我是文娱委员，凡有好电影，都会去弄票。而到下乡插队时，我已经不再和班上的人们来往了。
写诗的这位，后来也考上大学，留在大学任教。班上多才艺的人不少，但是我们不再互通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７高考恢复，孙汉民老师知道我要参加高考，他主动跑到我家，为我讲了一天的《世界历史》。可以说，试题都让他捉到了。他告诉我：“法国大革命，鸦片战争，这两个是一定要考的。年年有。”用最短的时间，复习重点的功课。这也是我名列榜首的原因之一。
从那天“平反大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杨德立，直到我们都考上大学，有一年放假，他带着几个朋友来我家，听我讲北大竞选，看我带回的《开拓》。大学毕业后，再度回乡，杨德立请我参观他的教学实验室，他创办了云南第一个“宝石学校”，培养了很多玉石行业的人才。去年，杨德立到我家里来，赠送他的著作《一本书告诉你翡翠的事》。接着，收到他的一条消息：“从今早６月９日起，每周星期一早１０点半到１１点，云南广播电台经济频道８８.７‘德立说翠’专栏开播，为期半年，敬请指教！”老同学已经成了玉石行业的专家。
我时常对杨说：“善待你的母亲，是你的母亲点醒了我。只有你的母亲有这个智慧和勇气。只有她能为你做这一切。”其实我也感谢她，让我做了一件清醒的事情。杨说，“知道，都在心头。”后来他又告诉我：“上坟去，跪在她面前，扎扎实实磕三个头。”“谁言寸草意，报得三春辉”。
在我母亲八十五岁做寿的那天，我的班主任谭其惠老师拖着半瘫痪的身子来到宴厅。他大声当我母亲的面称赞我：“你对杨德立的平反是有功的！”他竖起大姆指。谭老师这话对班上很多同学说过，尤其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是一位“地下党”，一贯严肃。在他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我认为，我并不是他喜欢的那类学生。听到行走艰难的谭老师，当着母亲和满桌客人的面，这样表扬我。我的心收获了意外的果实。这或许是我能够给母亲的最好寿礼。
为了另一位母亲，我的母亲承当过恐惧担心。班主任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学生，在学生受难的日子里，他也深受痛苦压抑。晚年谭老师写了很多诗，自费印刷成集，赠送我们。那次见面不久，他就逝世了。谭老师安息吧，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在杨德立出狱后，多年来班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一桩桃色诬陷案，是由“三角恋”造成的陷害。而我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杨本人，对于另外两位同学都是一种伤害。我精读研究过杨的日记，但一直守口如瓶。日记中杨虽然提及异性的目光，但并没有进入所谓的恋情，没有具体交往和目的，也没有一贯性。这只是一种好感和自尊心的反应。
更重要的是，那块作为证据的木板，其实不足为据，很偶然。但那字迹与杨相近，按照当时最自然的阶级斗争学说分析，杨的出身，出色以及强烈的个性色彩，完全可能成为目标。这块木板不大可能是伪造的。如果是蓄谋的，那么可以制造更加坚实的证据，何必用这么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词组来作案情支撑呢？直到杨德立出狱多年后，我和他讨论起来，都觉得蹊跷。那字迹的确是像他的。而他在狱中回忆多次，自己确实没有写过。他在狱中曾经想过，是不是有人模仿他的笔迹，来陷害他的。
杨德立的钢笔体漂亮遒劲，班上有些同学喜欢模仿。中肯的分析是：这个案件是那个形势和那种人的头脑分析的产物。它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人的身上。班上的另一位男生李，就是人们认为是“情敌”的那位。“文革”时，他是工作组所重用的学生。那一年我从海南归家，专程访问他。他担任一个国企系统的法院院长。他对我说，在他的手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认为杨案完全是错案。杨入党时，组织上曾经来向他调查，他就是这样表态的。他还说，由于自己参与了此案，愿意随时向杨同学道歉。
这些年来，也有好奇的同学来问我，“当初为杨德立平反，你是否有私情？”除了班集体的文体活动，我与杨没有打过交道。和其他男生的接触还多一些，例如那位在乡下写诗带给我的同桌。然而也始终只是“同桌”。我以前跳过级，算是“小的”，坐第一排，离老师最近。我时常开玩笑说，我们头排的那里知道他们那些坐在后排的“大女生”“大男生”的事呢？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私情推断”法，杨是为了“三角恋”去坐牢，“第四角”跑来平反，
最后的结局，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可是我自从在昆明百货大楼的“平反大会”上看到杨，一恍六七年没有再见。这也不符合感情的逻辑吧。这种“小感情”思维方式，容易使人徘徊于阴影之中。
杨德立出来后并不知道“平反”过程，听到班上男生小廖说，才知道我起了作用。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与杨德立通电话，向他核对几个时间，他依然对“平反”一事不甚了了。甚至他不知道我曾经获得他的“黑材料”。当我说“我读了他的日记”，他大吃一惊。我提到一些内容，他还记得。
事情至此，所有的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杨的案子平反是迟早的事情。在当时学校师生的支持下，我积极出动，促使整个事态提前了。而这对于杨至关重要，减少他受折磨的时光，从而赢得了与同龄人一起下乡、招工、考大学的时机。当全国冤案的“大平反高潮”到来，那是在胡耀邦主政之后，杨和我都已经上了大学。
我认为，有一个人是应该出来“亮相”的，这就是当年昆二十四中的工作组长吴某人。在昆明市，在全国，在中学校园里从中学生中抓捕“反革命分子”，送进司法部门，送进监狱，即使在“文革”中，这种事情也是不多见的。这是工作组的“创举”，当年吴一定有“立功”的感觉和所得吧。吴组长不能逃避，应该前来道歉，向杨德立，向我们全班和全校师生。
亲身经历同学被逮捕和诬陷，这个撕裂青春，断送班级友谊的血腥记忆，恐怕永远不会从我们的恶梦中消失了。在晴朗的天空里，却布满了看不见的利箭，突然会射向安宁生活着的人们。
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再生活在这样的危机和心态里了。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２日雨夜，修订于６月２７日
〔张曼菱，云南昆明人。１９７８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２年进入天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１９９８年返回云南，致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散文集《北大才女》；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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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李丕济、邹致圻——凝固的生命
·李 桂·苏新天·
◇ 李丕济（１９１２—１９６８）
▲ 李桂：追忆
我的父亲李丕济先生去世４０年了。以我当时的年龄，很难概述他的一生，只能根据留下的老照片追忆些许逝去的往事，作为对父亲的悼念。
父亲１９１２年出生在河北省宁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上学读书，成绩优异。１９３０年自家乡进京投考大学，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土木系学习，１９３４年毕业。在他们那届学生中有吴晗，季羡林等国家优秀人才。毕业后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了两年，任工程员。１９３６年６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的公费留学机会。出国后先在荷兰学习半年，后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进行研究。他出国仅一年就爆发了战争，从此就失去了国家的经济资助，家境不济也少有经济支持，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全靠自己挣出，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他寄给母亲的照片背后写着“给母亲 济儿”，寥寥几字中透露出海外学子对祖国、对母亲的深深的思念之情。１９３９年应聘瑞士公立大学水工试验所，边工作边学习，取得土木工程师学位并任研究工程师。父亲没有给我详细讲述过他在国外留学的事情，只知道二战一结束，就忙着准备回国，直到１９４６年底才辗转踏上回国的路程。现在回想起来他一人在国外背井离乡，历经战乱，１１年之久的留学生活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父亲回到祖国后，１９４７年２月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半年后应清华大学老先生们的邀请，于１９４７年８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他长期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一生认认真真教书。上课是头等大事，只要有课，头天晚上总要认真备课到深夜，反复查找资料，撰写教案，第二天一早穿戴整齐夹着教案去给学生上课。我曾经让他评价自己的讲课效果，父亲说：他讲课生动，课堂气氛活泼，学生们爱听；但是板书比较乱，随讲随画的习惯不好，应当改正。在近２０年的教书生涯中父亲少有著作，仅编撰了《水力学》一部基础教材。撰写中反复删改，以求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精益求精。那时我读小学六年级，还帮着父亲抄写过几页书稿。作为研究生导师他更是循循善诱、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学生经常到家里来一讲就是半天。水力学这门课程，实验是学习的关键环节。父亲时任水力学实验室主任，在水力学实验室的建设中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我小时候爱到水力实验楼去玩，因为父亲总在那里上班，指导实验人员修建试验模型；给学生上实验课。
五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百废待兴、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父亲积极参加祖国水利建设事业，是水利部聘任的顾问。他经常出差到外地考察水利工程，负责官厅，三门峡，包钢引黄供水工程等多项水工模型试验工作。为了给工程提供关键性数据，父亲每晚伏案计算大量数据。而当时的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他一拉计算尺就是大半夜，反复校正计算结果，直到精度达标为止。我经常看到的是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密密麻麻用铅笔写满了数据，这是父亲算了好几天的结果。每当算出理想的数据时，他都会哼唱几句京戏，然后再为自己煮上一杯咖啡以利再战。我想作为蒋南翔校长的一百零八位教授之一，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天罡星’。
父亲热爱生活，喜爱孩子。工作之余他有很多爱好，诗词书画听京戏，尤其喜欢户外活动。春天去颐和园划船；夏天教我游泳；秋天爬香山欣赏红叶；冬天带我去荷花池滑冰。星期六下午有空时带我进城，主要的目的是逛外文书店，他在书架前不停地翻阅各种书籍，一看就是个把小时，我要是不催就得到天黑书店关门才罢。在父亲的呵护下我儿童时期的生活是愉快而丰富多彩的。父亲对我的功课基本上不管，问他问题时也很不耐烦，还会批评我不认真听讲。偶尔有空儿他会教我们（学习小组）古文，还记得给我们讲过“醉翁亭记”。每到期末我拿着成绩册请父亲签字时，他大声地鼓励我说：继续努力，我考上清华附中他高兴地笑着说：不错不错。他很注重培养我的独立能力，记得我９岁就派我一个人进城买东西；小学毕业就独自一人去天津奶奶家；１５岁时就和另一个不到１５岁的女同学去串联，走遍大江南北。在生活上对我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不许挑食，不给零钱，要艰苦朴素，要热爱劳动等等。这些教诲都使我终生受益。
父亲生活简朴，吃饭不讲究，穿衣也很随意。父亲提薪后工资较高，但是作为一个大家庭的经济支柱，负担还是不轻的。他很孝顺母亲，每月的收入几乎要寄给奶奶一半，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支持妈妈削减了粮食定量，节衣缩食，与国人共渡难关。这个时期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有额外补助，他很知足，也抱有感激之情。当时补助中每月有两条香烟票，都是买给奶奶的。他觉得自己不吸烟还拿补助烟票是不应当的，可是不拿奶奶就没烟抽，无奈自己装模作样地抽两根，一来二去学会了吸烟。他喜欢听音乐，积攒了一摞唱片，可家里没有留声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大部分时间在修车铺，到６３年底才买上新的；他喜欢照相，相机都是借别人家的，６４年才买了海鸥牌相机；除了一些爷爷留下的字画，家中没有什么可破的‘四旧’。到现在，妈妈会时不时地念叨一句：你爸爸啥好东西都没赶上。
父亲待人真诚。他热情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关怀同事的疾苦，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系里的同事们都说他幽默风趣，爱说爱笑，平易近人，没有大教授的架子。他还当过水利系工会主席，热心社会工作，广泛联系群众。１９６５年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
父亲有很多朋友，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最要好的是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谢家泽伯伯，他们是同学又同样留学德国，还是事业上的同行，他们在一起喝茶，吃饭，聊天十分投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张有龄伯伯是京戏迷，他们在一起看戏，说戏。听妈妈说在校内父亲最好的朋友是黄万里伯伯，他们最能聊得来。黄伯伯被打成右派，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们被迫断绝了来往。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位好朋友在父亲的心里是难以割舍的，他对黄伯伯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钦佩之情时常流露于言语之间。在反右运动中父亲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在运动后期还是被定为严重右倾。直到１９７１年底我要调入陕西体委工作时，还有人咄咄逼人地对我讲：不要以为你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他是严重的右倾分子。
父亲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他关心国家大事，参政议政，是九三学社社员。那时由各民主党派人士组成的“神仙会”，每周轮流在各位神仙家中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研究学校建设的大事。父亲由衷地为祖国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当我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时，他在外地，激动地让妈妈去替他游行庆祝。６４年建国十五周年大庆他应邀出席国庆观礼，回来后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游行盛况，讲述隐隐约约见到毛主席，讲述周总理走到天安门城楼最西边，向他们所在的观礼台长时间招手致意的细节。话语之间表达出对国家给予荣誉的感激之情。并许愿到国庆二十周年时带我去观礼，可是父亲爽约了，他没有等到国庆二十周年的庆典。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像暴风雨一样汹涌，冲击着一切“污泥浊水”，没有谁能幸免。从打倒走资派开始，大字报大辩论，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翻天覆地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像父亲这样正直纯朴，追求进步，努力为祖国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完全不知道应当怎样面对，更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工人宣传队进住学校，武斗结束了。父亲又能回到水力实验馆了，他感慨这是回清华工作后，离开水力馆时间最长的一次——三个月。可谁又知道四个月后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所有的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是一样的。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努力在毛泽东选集中寻找革命的出路。家里的一套学习资料被他反复研读，划满了记号，可是仍然找不到答案。他一生清清白白，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可是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逼迫他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挖空心思交代问题仍得不到认可，绞尽脑汁也搜寻不出更多的罪行以求得宽恕。无止境的审查使人精神崩溃。发下的交代问题的稿纸又印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他彻底绝望了。他不顾８２岁的老母亲，不管未成年的女儿，更不顾及妻子家庭，他把许多人都想到而没有做的事情做成了，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在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水力实验馆，父亲结束了他５６岁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１９７８年清华大学在第二教室楼给水利系三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教师开了平反大会。
写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清华大学
◇ 邹致圻（１９１１—１９６８）
▲ 周文业编辑
邹致圻，男，１９１１年生，５７岁。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１９５２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曾任副系主任兼制造教研组主任，１９５８年领导我国第一台数控铣床的开发。“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迫害，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从１５公寓４０１号住宅中跳楼自杀身亡。
▲ 苏新天（清华大学机械系１９５９级）：邹致圻与清华数控铣床开发
在清华的五年学习中，有一件事使我保有良好的回忆。就是在高年级时参加科研。开始时是勤工俭学，我到机制车间去学开车床，记得是跟一位年纪很大的关师傅，开IA６２（苏制）。这当时是很先进的车床了。我们专业上一班有个女同学叫邬敏贤，以她为主设计了一台加工手表表壳的表板铣床，此事曾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当时这台铣床的零件，就是我们加工的。后来还加工过“锅驼机”（农村用）的零件。
再后来在系副主任邹至圻先生（留美教授，中国数控技术的开拓者）的主持下，机械、电机、自动控制三个系联合研制数控铣床。当时的代号叫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前两台是铣床（连续式），后一台是钻床（点位式）。按驱动方式又分为电控和液压两种。我有幸担任了滚动丝杠、主轴、底座的设计、试制以及外协加工等任务。为了探讨滚动丝杠中滚珠循环的结构，我和广东籍同学麦伯康以及张伯鹏老师一起费了不少脑筋。我还单独去北京机床一厂（在大北窑）联系主轴加工的事，一个晚上在街上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出租车将两根长长的主轴运回清华园。参加科研，从设计到施工，对于我们学工科的是极大的锻炼，是极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我曾经在车间里４８个小时未有睡觉，连续开车床，由于打盹，车床上转动的三爪卡盘将我工作服上的口袋都撕开了。记得５８年最后一天连续战斗一天一夜，在５９年元旦清晨终于将１０３号数控机床装在新建的机械馆中。当时清华各系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像建筑系参加的“十大建筑”，水利系的密云水库，动力系的微型汽车，机械系就是数控机床了。周总理、陈毅外长都曾经陪同外宾参观过我们系的数控实验室。记得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来参观时，我们送给金首相一块用数控机床“写字”的钢板（中朝友谊万岁）作为礼物，周总理很感兴趣，他说也要一块。我们则在一块磨得光滑的钢板上，用数控铣床写了“和平”二字给他。陈老总则夸奖我们的铣床说“这个像魔术一样。”记得是在５８年举行北京市高等学校勤工俭学成就展览会，我是代表学校去参加布置的。晚上躺在公园的石凳上，仰望满天星斗，心里面觉得很高兴，作为青年学子能为国家的科研作些贡献是很欣慰的。
可惜的是清华的数控科研没能正常地开展下去，１９６６年“文革”风暴摧毁了一切。领导我们科研的邹致圻先生（MIT毕业）在“文革”中自杀身亡。清华的数控研究一停就是十年，待到文革结束时，日本的数控机床水平已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而领导日本数控研究的教授，据说是同邹先生一起毕业的日本学者。如果从１９５８年开始，清华的研究踏踏实实搞下去也不会落得这么个局面。政治运动对教育对科研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冲击，不值得我们汲取教训吗？
□ 摘自《苏新天回忆录》https://www.zhuanjinet.com/show_c_detail.php?bid=328&id=1978
编者注：本文作者苏新天已于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７日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７２岁。
□ 摘自《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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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半生沉浮——“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
·凤凰网·
李敦白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军人，在延安他却成为了新华社唯一的外籍英语专家；他１８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在美国南方从事劳工和民权运动，而１９４６年他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罕见的外籍党员之一。毛泽东曾经把他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文革中他又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外国造反派。……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李敦白在延安曾经多次和毛泽东接触。１９６３年，当他再一次见到毛泽东，感受却有所不同。
李敦白：在延安我对他第一个印象，我谁也不是，到延安来了，跟这个到处“挂像”的领袖见面，但是他问我问题，他好像让你觉得现在对我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听你的意见，就集中全身心来注意你，所以你没有什么约束，你就放开，放心来随便讲。但是解放以后，见过好几次，长谈，但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怎么听别人，而是自己来，来发言，自己要讲话。
１９６４年１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友人，其中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被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李敦白：他跟我们谈国际形势，就那个时候谈了，有人讲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没有革命，说其实社会主义矛盾最多了，说这是一个革命的社会，说到了共产主义会不会有革命呢，我想一定有，他说否则我们这些人都干什么，都失业了，都没事儿干。后来跟我们讲了，现在就是在共产党有些人并不是真的赞成社会主义，有些人嘴边说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
李敦白说，文革之前的几年里，虽然他痛恨官僚主义，但自己就是“一个摇着笔杆子的小官僚”。作为罕见的外籍中共党员和中南海的常客，他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倍受欢迎。他是各大餐厅的常客，并且像导游一样对北京的名胜了如指掌。然而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则改变了他的生活。
李敦白：我有一个单独的专家办公室，我在那个办公室看《人民日报》，看了对焦裕禄的介绍，看了以后痛哭流涕，我想他也叫做共产党员，我也叫做共产党员，相差多远。你从十七八岁起参加革命，要追求真理，如果你到这个时候就腐化，变质了，你自己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那是悲惨，你这一生就算是白搭了。
李敦白主动到地铁工地独自开展义务劳动，他还要求上级将自己的工资减半，就连几年来收藏的古董家具也捐献给了博物馆。
李敦白：我到兰考县采访了跟焦裕禄打交道的群众和给他接班的党委书记，他老朋友，所以我知道许多事实是真的事实，看到那报道就特别感动。我经过那一改，正好文化革命来了，我有准备，我革命，大家都要革命，人类灵魂里的革命，我就听了很舒服。
在结束了兰考县的访问之后，李敦白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延安。这时的文革风暴已经席卷而来。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李敦白一到达北京就立刻回到广播事业局，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大字报。
李敦白：我们广播局的造反派是军事组，解放军发起的，他们从《解放军报》，从林彪那儿得信，他们发起的。给我送了他们的密件，就是他们这个油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讲话。他就责备政治局的人，为什么要约法八章，不让学生闹，为什么不允许串联，为什么不允许大字报上街，为什么要压制学生的群众组织，他说，我们《宪法》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里都写着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写了，都没有做，他说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时间吗？嗨，我觉得这太好了。哎呀，我太感动，我觉得这跟我们美国南方争这个人权的时候是一个样的，都是争民主，争人权，这东西我心灵深受感动，我觉得是太棒了，然后我会以后就申请，我说我想参加你们这样的团，就接受我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的庆典上，李敦白身处天安门的顶端。
李敦白：那我们好像是１２个左派专家上去了，跟毛主席一起，觉得好像是升天了，是不是，再高的场面想不到。你看那照片里，他是有点好奇的眼光，因为他在看着我写的汉字，他问我，他说这是你写的吗？我说了，那还有谁能这样写，不象话的。后来他问我，说要我写什么，我就愣了，我僵了，我说就写你的名字吧，所以他就写了毛泽东三个字，我应该让他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根本想不起来。
李敦白所在的广播事业局负责领导全国的广播事业，管理着国家级的广播机构。在电视尚未普及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广播是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文革爆发前后有一些重要的中央指示和批判文章，经常是首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之后才在报纸上刊登，当时被人们称作是“红色电波传喜讯”。
李敦白在文革之初就加入了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已经４５岁的他和年轻人一道，对他们眼中“全力维护现状”的保守派发起了挑战。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包括广播学院学生在内的广播事业局造反派召开大会，希望迫使党组书记丁莱夫下台。然而最终结果却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维持秩序的军人之间的小规模冲突。
李敦白：我想了，如果能够让中央来多注意我们广播局的文化革命，这肯定有好处，对解决丁莱夫的问题肯定也有好处。我也想了我自己一下，大概可以变成一个，一个名人，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大人物了，我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闪过去。然后到１２月１８号，邀请我到工人体育场，来参加一个庆祝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的什么周年。
周总理来，就一个一个握手，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了一声，我说你应该关心广播局的文化大革命，他说怎么样，把我拉出来了，根本别人都不理了，很激动，他问我什么情况，我说１２号，他们用了卫戍区的兵来，不允许学生参加，他马上说，那不对，那不行，他叫了这个萧华，是政治部主任嘛，萧华跑过来了，他说你们卫戍区的部队在这个广播局镇压造反派，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解放军不会干这个。然后周总理拿了一张什么纸，给他画了个图，他说这个广播剧场不在电台那个核心警卫线里面，它在大门里面，但在工作区外边，是不应该干预他们学生去，他说好，他说我去了解，马上处理。
开始的时候周总理特别热情地对待这个大民主，他６７年１月份跟我讲过，他说你看，谁都可以批评，我也可以批评，他说美国总统能够这样吗？能够到白宫去贴大字报吗？我们多民主，他非常高兴。
在这次大会上，李敦白还用纸条把同样的信息传达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
李敦白：她叫了一个副官，把我叫到外边，他说江青同志今天晚上要请你吃饭，而且要请你选择电台造反派里头两个最可靠的人，请他们一起来。然后我回电台，找了他们到人民大会堂，没吃饭，吃包子，喝这个橘子汁，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还有几个人在。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见到江青，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我原来认识的那个贤惠的跟你跳舞的她，哎呀，一点都不像，哎呀，那个大声嘶叫着、骂人、责难人、控告人、发号施令，跟疯狂似的。
刘志坚负责解放军的学校，他来了。这江青就指鼻子说，我怀疑你把解放军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镇压下来了，他脸一下子煞白了，这是个老红军，经过长征的，一下子脸煞白的。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人，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江青说，你明天早上上班时间，我得看你写个报告，在我办公桌上，我再看看。她说了丁莱夫是要撤的，要打倒的。她说你们准备一个大会，我来参加，我就解决丁莱夫的问题，啊，我们都高兴了，回家了。
几天之后丁莱夫被正式地停职，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造反派在姚文元的默许之下接管广播事业局。在新成立的１２人编委会当中，李敦白担任顾问。
李敦白：原来我以为这个大民主，各地群众自己选领导，不高兴可以罢免，随时可以批评，我认为这个中国已经走上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人民民主的路，结果怎么样，这些人接管了这个电台的领导，七千人的一个大机关，根本不知道怎么管理。三四天以后，造反团里头没有做官的人就开始批评他们，说你们掌权就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广播局，现在有些事办得还不如过去，你们怎么办？这一批评这个做领导的就急了，结果这革命政权就压制革命派，砸开他们的办公桌，抄他们的笔记，到他们宿舍来搜查，这样的。搞这个阴谋夺权的这个证据，然后开大会来批判，让他们交代。我就骂他们，我说你们现在手段就跟过去封建地主对农民一样，资本家的这个手段一样，就是强迫，就是封锁，我说你这样的还配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李敦白的发言被曾经的战友视为背叛，但是却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同，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三人整风小组名义上的负责人。李敦白不仅在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的话说，那个时候红得发紫。
李敦白：红得发紫，红得什么样子，我跟一个美国朋友上前门外到这个红桥那一带，谁发现了，把我认出来了，要我签他们的红宝书，一下子就满街都堵住了，然后警察来了，就指挥交通来绕过这条街。后来最后我们进了一个有后门的店，通过那个后门逃走了，否则还站在那儿签。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号，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的３０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七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而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这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
李敦白：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也改不了，已经成立了。另外参加批斗一些其他的人，一样的，包括陆定一、梅益，还有一些我的朋友，一些一般的领导干部，看到他们挨斗，很痛苦，我也没想办法来制止他们。
李敦白：（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８号左右，中央文革派人到电台，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三人小组撤销，委任了一个，大概是七人小组，还是多少人，我调离广播局，有特殊任命。那个时候我应该知道嘛，这第二次听到这类话，可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真的有什么特殊任务给我。
１９６７年秋天，一张五一节期间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的合影在《北京周报》再次发表，但是这一次李敦白所在的位置却被全部涂黑了。１０月１日的国庆游行，李敦白意外地没有收到请柬，批判李敦白的大字报也开始在广播事业局和外国人居住的友谊饭店被贴了出来。１９６７年的圣诞节，李敦白接到通知说自己已经被软禁，调查人员不时来到他的家中，但是始终没有说明理由。
李敦白：（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１号晚上，就把我带走了，说是电台领导要跟我谈工作。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在那就给我宣布了，李敦白，你被拘留。我进那个秦城（监狱），我看了那个走道里头，就跟那个旧时候的大冰箱似的，厚厚的木板门，很大的那个铁的那个插手，双套的大锁，就一个小的一个哨兵可以看的一个小洞，人都关在里头，像一块冰在冰箱似的。
当李敦白再一次因为被怀疑是“美国间谍”身陷囹圄，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会是十年。李敦白曾经参加过批判王光美的３０万人大会，激烈地抨击过“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可是这时候，专案小组却希望他承认自己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就是其中的成员，该组织还通过王光美发展了刘少奇。
李敦白：他们告诉我，你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你溜过了，但这一次你不会溜过，而且他们说，不管你自首、坦白，你永远不会出这监狱，你这一辈子不会回到社会。我也想了，可能是为什么，第一次对我这个美国人已经抓错了，道歉了，现在毛泽东是个神像一样的，会对全世界承认第二次对同一个美国人犯了同一种错误吗？我想不会的。但是每天都是那个压力，特别是怕什么，怕神经失常，神经失常的话，这会当作你这个有罪的一个迹象，你知道，人家不会同情你。
对于入狱的真正原因，李敦白有自己的看法。
李敦白：江青和康生搞我的，他们利用这个事儿来整红卫兵的头头，因为他们不听话，江青就说了，说你看，你们认为比共产党还高明，实际上你们欢迎了这么一个美帝国主义老特务做你们的，好像做你们的红人，你们这个情况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中央早就知道了。后来参加我那个专案组，在公安部，参加专案组的一个人，晚上摸到我们家里跟我讲了，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专案组的人在审你几个星期以后，我们自己做的结论，说你这个人是说实话，没有问题，是我们报告上去，江青把它打回来，说他的罪行我们掌握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使他坦白。
李敦白说即便在狱中自己也没有后悔到中国来。他反思自己的境遇，曾经长期被压抑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逐渐地恢复。
李敦白：我对毛泽东思想，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解放战争能够胜利，主要得靠这个思想，靠这个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后来解放以后，我觉得逐渐地，照我的说法，这个矛盾论跟实践论脱节了，矛盾论上天了，离开了现实，所以它分析文化革命里头分析一套一套的矛盾，分析得很漂亮，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提了两大口号，一个是人民民主，他否认了，实际上是群众说怎么办怎么办，警察不许干预，军队也不要干预，杀人也不大管，大民主，这我非常注意。另外一个口号，我不大重视，实行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完全的，包括思想意识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任何国家都没提过，就思想领域的专政，这是他的创举。但是他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实际上是压着老百姓，害怕，不敢不跟少数人划清界线，而如果这个老百姓里头的人反对领导的一个重要的主张，他可能就划到那个少数人里头，所以这个界线是活的。这样的话，人人自危，实际上他利用了这个大民主让群众起来打倒他认为是他的对立面，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领导，实际上是反对了共产党，把老的共产党消灭了，利用了这个民主运动来打倒了对立面以后，就把学生整到农村去学习改造，把军队派到各个机关工厂来接管，把我放回牢里头去了。
我最深的一个体会是这个大民主不行的，造反派上台很讲民主，随便讲什么话，批评，然后第二个造反派起来威胁他的时候就压制，就打，都知道民主是多数决定问题，不知道民主必须细心地保护少数派，让少数派能够充分地发表自己意见，所以这是一个致命的弊病，他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经验，没有发觉，如果你不让对立面讲，你自己的寿命也是短的，或者你自己变成霸王。
和上一次入狱一样，这次李敦白也没有受到审判。１０年之后，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９日，李敦白终于获得了释放，经过家人多方奔走，１９８２年，李敦白得到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认为他文革中的罪名“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地平反”。而在得到这份平反结论之前，李敦白已经回到美国定居。他说：“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现在的李敦白经营着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一些进军中国的美国公司担任顾问。他对文革和中国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
李敦白：包括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谈，那些派别斗争、仇恨，我看早就过去了，至少大部分过去了。现在坐下来，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宝贵的一种大演习，它是浩劫，浩劫里头也有值得研究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承认，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就不会有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开始，不会那么快，中国的经济不会发展那么快，老百姓的生活不会有这么大发展。还有一个收获，中国人脑子都打开了，都知道，像毛主席讲的，什么事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真的，绝对不可盲从。我觉得一般中国人现在都知道这点。
□ 《凤凰网·口述历史》，２００５年０８月０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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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萧信生访谈（下）
·萧信生·董国强等·
（上接zk２５０２c）
董国强：您一开始讲到，您是在杭州出差的时候听到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的？
萧信生：是的。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我们头天吃晚饭的时候吃了些蛏子，结果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煮熟，还是因为我的消化道不适应，当天夜里就泻肚，而且泻得很厉害。跟我一起出差的人看见我生病了，就赶紧给医院里打电话。但是当时正在下雨，医生就不肯来看。正好第二天一早就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杭州方面的接待人员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医院里，也不是说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就说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因为那天雨大点，你也就不肯来看病，这是不对的。
这是我们身边的人对聂元梓大字报的第一个反应，要不是因为那个大字报，他也不会做这些事。
董国强：那张大字报管用吗？
萧信生：管用。大字报贴出去以后，连县委书记都来了。县委书记来了以后，医生也来了，第二天宾馆里就给我们几个人开小灶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
董国强：您讲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您的职称是讲师，这是不是１９６４年匡亚明主持搞的那一批晋级啊？
萧信生：不，我是１９５６年升的讲师。我１９５１年毕业，工作５年后升讲师。
董国强：那就是说匡校长１９６３年到南大来，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您和他也没有多少个人接触？
萧信生：没有。你看看那本《匡亚明纪念文集》，那是１９９８年他去世一周年的时候编的，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那里面有我一篇文章，内容都是讲我跟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来次个别接触。
董国强：匡亚明是老革命，经过延安整风、反右运动，那时侯您和匡在一起劳动，你们对“文革”还议论什么吗？
萧信生：他劳动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在葡萄架下拿一本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在那里读。语录外面包的是中文壳纸，看上去是中文的书，实际上是英语书。他那时候英语学习还抓得蛮紧的。我们从来不谈话。
董国强：我想问的是，你们之间不谈话，是因为您前面提到的“自己不想见人”的这种情绪呢？还是相互之间存在戒备？
萧信生：特别戒备，就是不敢谈。他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我绝对不跟他谈。当时我有个想法，后来看来这个想法还是对的。当我一被关起来以后，我立即不与任何人联系，也不再参加任何组织的活动，以免造成新的麻烦。后来造反派发生对立，两派都在争取干部，于是有人跑到我家去说：“你来参加，闹革命嘛。”我说：“我不参加。”如果是学校里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或者是召开辅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这个我去，反正是全校的。如果哪个人叫我去单独参加什么会，我绝对不去。我说：“我的帐就结在１９６６年前，１９６６年后就不再惹事了。”这一招实际上很有效。
当时化学系有一位副主任叫彭士珂，这人后来在“文革”期间死了，她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到现在还有争议。她当时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一天她见到我，老远就说：“萧信生，自行车有没有还给你啊？”这是指我有一辆自行车，不久前被红卫兵拿走了，他们说是“借用”。我说：“没有。”走近了以后，她说：“出来工作呀。”我说：“干什么工作啊？”她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出来工作了嘛。”我也没问她搞什么工作。不过当时她的日子显然比我好过。哪知道没过几天，我看到大字报上她的名字又倒过来写了，又打上了红××。怎么回事啊？总归是一派把她“解放”了，另一派就要打倒她。当时这样的事情很多：今天让你上主席台，明天又把你拖出来批斗，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弄得你精神都快崩溃了。
所以我想还是干脆被一打到底，最后被彻底解放，反反复复地折腾受不了。
董国强：您刚才说您还“陪斗”过匡老？
萧信生：我陪斗过，在大礼堂。那时候一起参加陪斗的还有其他中层干部，造反派一开始给我们定的罪名就是“匡亚明的黑帮”。因为中央给他定的罪名是“黑帮”，我们就成了他的“黑帮”成员，造反派说我是他的“得力干将”。
董国强：您对于当时批斗匡亚明还有什么印象吗？昨天我们与另一位老师在这里谈的，他说批斗匡老的时候，你说他是“修正主义”也好，“培养资产阶级黑苗”也好，他都承认。但一说到“叛徒”问题，他就不承认了，反复坚持说“我不是叛徒”。就这一条他不承认。
萧信生：这我也可以讲给你听：所有的帽子我都可以戴，但事实我决不随便讲。我当时这个概念很清楚，怎么加帽子没关系，但事实不能变。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利害，瞎说了一些东西，后来又弄不清楚，最后落实政策的时候就麻烦了。我还晓得有一个人，他当时交待说他曾经把一个国民党的旗子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完全是胡扯的，实在被逼得没有东西交待了，就编了这么个瞎话。结果红卫兵就去那个地方挖，挖了好久都没有挖出什么来。后来被造反派狠狠地批判了一通！所以你那个时候不能胡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顶住不胡扯（乱交待）也不容易，因为那些专案组小分队的人一天到晚向你说教，“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叫你要“竹筒倒豆子”。你没有东西交待，他们就说你“态度不好”。
董国强：您有过自杀的考虑吗？
萧信生：没有。当时有三条想法使我不能走自杀那条路：第一条，自杀的人死了以后，固然解脱了自己的烦恼，但是你的家人就更难过了。我们南大２０多个自杀的，他们死了就死了，但是他们的家人难过啊！第二条，我就不相信这个局面就这样子了，我就是要坚持到最后看看结果，所以我不愿意死。第三条，我想如果我现在死了，那些恨我的人会很高兴，他们正想要你死呢，你自杀了不是正好满足他们的心愿了吗？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现在想想，在当时那种极为疯狂和灭绝人性的年代里，自杀者和顶住屈辱活着的人应该说都不是弱者。自杀是自杀者为保全自尊和完美人格，宁可牺牲本人生命和不顾亲人们的长期苦难，不得已作出的选择；存活的人是被迫出卖自尊，忍受着屈辱和皮肉之苦，咬牙硬挺着要看谁笑到最后。
董国强：您刚才讲到你们曾经被弄到浦镇车辆厂去劳动吗？
萧信生：是的。１９６８年底我们在铺镇车辆厂劳动。那种劳动是很厉害的。一级教授耿以礼都７０岁了，造反派居然让他抱着５０多斤重的煤块，赤着脚在煤渣地上来回走。这个处罚太残忍啊，连旁边的工人们都看不下去了。
我们还到安徽城西湖农场去劳动过一次，是１９６８年６月份去的。那是一个军垦农场。到了农场，生物系驻地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公布了各年级的宿舍，另外专门写了一行“牛鬼蛇神５公１母”（当时我们系被管制对象去了５男１女）分别插入哪个班级。他们极尽侮辱人格之能事，由此可见一斑。
有一天晚上搞了一次批斗。那次批斗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一次，搞了５个小时。我们每个人都是长时间地弯腰站在那里，都挨了打。由于经常挨批斗，我们已经有经验了，你低着头在那里，一听主持人读哪段毛主席语录，就会知道今天的批斗程度如何。假如他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今天批斗的火力就一定很猛，你一定要小心应付。
董国强：那个时候对你们实行“专政”的是不是本系的学生？
萧信生：对，这些人是我们系的学生，还有少数教师和工人，不是外单位的人。我们下去劳动的时候，他们搞得可狠啦，因为他们想向当地的农民、工人表示他们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仇恨，他们希望表现一下自己的革命性。不过实际上恰恰相反，农民、工人非常反感他们这样的做法。你搞得太狠了，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一般人当然反感啦。
有一次我在工地上敲砖头，头稍微转了一下，完全没什么意识地，“啪！”，一棍子就打下来了，把那根“专政棍”都打断了！幸亏当时是冬天，我穿着件棉袄，那一棍子又是打在肩膀上的，要是打在头上就完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棍子是打得最厉害的。其他时候我挨打不多。
我不仅挨打得少，还偶尔会得到一点奖励，因为我劳动好。吃７两饭的时候，有时会给我加一个馒头。我总感觉大家都饿得要命，有时真想分一点给别人，但你也不能给，要是被造反派看到了，不但要挨批斗，你自己也没有吃了。
我们在铺镇车辆厂劳动的时候，造反派规定我们饭后要帮助打扫食堂，我们系的一级教授耿以礼实在饿得不行了，看到一些剩饭和啃过的骨头，他就放到嘴里，有些就揣在口袋里。晚上我们８个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大通铺，他睡最那头，我睡最这头，两个看管我们的红卫兵睡在旁边另外一张床上。到了半夜，突然“啪”地一声，灯亮了！“腾”地一下子，被子被拽开了！什么事情？原来那老头在偷偷吃藏在口袋里的东西。那些饭粒子干了后很硬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躲在被窝里吃这些干米粒子，咯吱咯吱地特别响，结果被红卫兵发现了，逮到又打一顿。
董国强：那些红卫兵就是本系的学生吗？
萧信生：本系的。好像有好多人。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审查制度，好像一般都很年轻，戴着“红卫兵”袖章，年轻助教中有没有我不清楚，不过当时讲师以上的好像都没有参加红卫兵的。
董国强：红卫兵最早是在北京闹起来的。开始叫“红卫兵”是有特权的，只有“红五类”〔１０〕的子弟才能加入，人数大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８月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公开信发表以后，红卫兵运动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什么人都可以自发组织红卫兵了。大学里的“红卫兵”可能也主要是学生，其他的人可能以“革命师生”之类的名义参加运动。
萧信生：到底谁是红卫兵，我们当时也闹不清楚。看样子他们出身要比较好的，一般剥削阶级出身是很难参加的，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宽了些。所以我就觉得，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要找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象我们这些人只知道关在里面的事，受审查的那一些事情。外面的事情就不大清楚了。
董国强：那么在１９６８年秋天，您就被关起来了？
萧信生：当时是集中住宿，强制劳动，比过去管得紧了。根据我的印象，好像是１９６８年４月社会学系教授柯象峰在大操场上开会被打成“双料特务”开始，南大又掀起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当时叫“清理阶级队伍”。
董国强：从您个人感觉来讲，那个被关押的日子是比较难受的。那么到了１９６９年下放溧阳这段算不算关押？
萧信生：不算，那时南大的人全部都在溧阳。我们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去的，第二年５月回来，一共７个多月。我那时还是被监管对象，但是和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学习，没有单独关押，没有批斗。
董国强：“清理阶级队伍”时是不是也审查您的历史？
萧信生：审查我的历史，我没什么太多历史可以审查。我没有参加过“三青团”〔１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没有参加过“青年军”〔１２〕。不过我到了金陵大学以后，先后参加过三个团契（Club）。一个是大学篮球队，开始叫“零光篮球队”，后来发展为“零光体育会”。为什么取名“零光”呢？其实就是上海话“灵光”的谐音，就是“聪明的”、“蛮好的”这个意思；另一层意思就是“输了零蛋也光荣”；总之都有一点俏皮话的意味，没有什么其他含义。
另一个是基督教福音团契，就是每个星期到小礼拜堂去祷告啊、忏悔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这个宗教信仰也是很一般化的，我早年信教是因为我家庭的缘故。我的名字“信生”是我父亲起的，他从１９２７年开始信教，而我是１９２７年生的，所以他给我取这么个名字。所以我和基督教的关系主要就是受家庭的影响，一直在教会学校受教育，不过大学三年级（１９４７）以后就不参加了这类活动了。
还有一个是劳工团，这是当时金大历史系外籍教授芮陶庵创办的，就是组织金大的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搞点劳动，拿点伙食费。按照劳工团的规定，一个星期工作２个半天，也就是挑挑土，铺铺路，他就给你把伙食费付了，就解决吃饭问题了。我在这个劳工团呆了３个月。因为我上大学的费用都是在上海的家里给的，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共产党占领南京后，上海还在国民党手里，我和家里的联系被切断了，担心下个月的生活费没有着落，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劳工团。后来上海也解放了，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家里的钱按时寄到，加上学校放暑假了，我就不去了。
所以我参加的这三个团契（Club），分别属于体育的、宗教的、劳动的，都与政治无关，而且过去历次运动都有过详细的交待。“文革”时硬逼我承认这些组织是“反动组织”，实在查不到根据，就说是“特务外围组织”。我说：“我们当时参加‘零光篮球队’就是打球，谁知道什么‘外围组织’？我们也没有接受过谁给的津贴，谁布置的任务。”他们说：“你们打球是有动机的，就是想破坏学校里的政治学习。”他们说“打球冲击政治学习”也有一些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零光”是金陵大学的校队，当时在南京很有名气，是南京三个著名大学球队之一，所以一有球赛大家都来看。那么我们打球一般是在下午４：３０下课以后，而解放后那段时间，学校里也经常利用这段时间在大礼堂开大会、作报告。当时也不是那么多人喜欢去听政治报告的，所以只要有球赛，大礼堂里的人都哄跑出来看球。就因为这个，他们指责我们用“打球冲击政治学习”。他们接下来又问：“你在‘零光’担任过什么职务？”我说：“我大概担任过总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球队去买点东西吃吃啦，出个布告啦，都是我的事。我会写毛笔字，比赛前就去贴张大海报，写上一些耸人听闻的话，比如说今天比赛时会有某某重要球员出场，其实就是吆喝吆喝，让大家都来看这个球赛吧。他们说：“不对！比这还重要！”我想不出来什么，于是说：“反正会长我没当过，是不是还有秘书啊？”他们说：“没有秘书！”那我还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呢？我想不起来。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是诈我的。
那么经过审查，一个是打球，一个是小范围的祷告，一个是劳动，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等到审查完了以后，大概到了１９７２年，工宣队把我叫去。他们说：“我们经过审查，看来你那些都不是什么问题，结论就不要了吧。”我说：“怎么能不要结论呢？如果不做结论，下次再搞运动的时候，你又从头审查我一次啊？”他们这才把结论拿来给我看。其实他们已经做了结论了，给我定案了。我拿过来一看，说：“哎呀，你头一句话就写错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业主’，这里怎么还写成‘地主资本家出身’呢？”他们不愿意，说：“算了，都过去了。”
董国强：您的家庭成分究竟是什么？
萧信生：解放初期填表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家在上海开过一个小布店，另外我家在苏北有一点土地，所以我当时就填了“资本家兼地主”，以后也一直这么填。后来在“文革”期间组织上进行“外调”，终于搞清楚解放的时候我家的资产只有１８００元，够不上“资本家”；另外苏北的土地早在抗战之前就没有了，所以也不是“地主”，因此按规定将我的家庭出身改为“小业主”。这个材料就在我的档案里，他们１９７２年给我做结论的时候根本没有认真看这个东西，所以又搞错了。
其实我家里兄弟姐妹５个，“家庭出身”一项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有的写“自由职业者”，有的写“工商业者”，只有我对自己要求严格，写成“资本家兼地主”。
董国强：您的家庭出身问题一直到“文革”后期才改过来，那么在“文革”前您早已经入党了，还担任了系里的党政领导职务，难道出身问题对您没有什么影响吗？
萧信生：出身的影响似乎也是时有时无的，有时强调，有时又不那么强调，就我个人而言“文革”前看不出太大的影响。我不仅于１９５６年入党，还担任党内的工作。另外１９６０年让我参加并负责国防绝密科研工作，１９６２年也曾打算派我去苏联留学。据我所知，这几个事情对出身都有一定的要求。
董国强：您在当学生期间功课情况怎样？人们往往认为体育运动员的学习是很成问题的。
萧信生：我当学生的时候学习成绩一般，感兴趣的课程学得比较好，不感兴趣的课程满足于中等也行了。１９５１年毕业以后，我先是跟着教授带实验。那时候我们生物系一共３个教授、３个助教，一人跟一个。我跟的教授一年中开了５门课，我就要带５门实验。１９５２年高校院系调整以后，我只带一门生理学实验，并且要我专门搞生理学，准备让我今后教这门课。这时我深感工作和读书时不一样，不能凭兴趣了，“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所以我对学习的自觉性在工作以后有了很大的提高。
１９５３年北大来了一批苏联专家，学校派我去北大进修两年，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５年，在那里跟一个苏联专家和生物系的一级教授学习生理学。当时北大的学术气氛真是好啊，很利于学习。我在那样一个氛围里学习是很用功的，学的课程和研究生一样多。１９５５年回校上课，生理学从头到尾１００多学时，都是由我一个人教。
因此我毕业以后两年带实验，两年进修学习，一年教学，１９５６年就升了讲师。另外，我在１９５６年被任命为系主任助理，１９６０年晋升为副系主任，１９６１年兼任办公室主任，在这同时还担任教师党支部书记，系总支委员等职。
董国强：您１９７２年重新出来工作，此前劳动到什么时候？
萧信生：到１９７１年底。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１年，整整劳动５年半。一开始劳动就是锄草啊，扫厕所啊，砸石子啊，拉板车啊……，什么都干。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挂个牌子，每天回家的时候还要挂着，从这里走到大钟新村。不过那时候挂牌子也不稀奇了，挂牌子的人多得很。在铺镇车辆厂劳动的时候我们连吃饭都挂着牌子，衣服上有块白布条，那就是我的身份，上面有许多“头衔”。
还有每天晚上必须站在家门口向毛主席请罪。自己制作一个毛主席像靠在那里，我们就面对毛主席像站着，也不说什么，就在那里站１０分钟。规定你那样做，不做不行，你也不晓得有没有人在暗处监视你。旁边有小孩戏弄你也好，有蚊子咬你也好，都得坚持。那个时候蚊子很多啊，所以我在夏天就找件旧的绸长裤穿起来。
讲到劳动，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之外，在１９７０年前后，毛泽东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我们学校在校园里挖了５００多米长的地下防空洞，当时叫“５００工程”。这个工程总共持续了１６个月，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什么工作都做过。体育室的W老师跟我在一起劳动，当时我们两人在绿化组师傅指导下，专门爬树修剪树枝，修剪下来的树枝用来烧窑制砖。南大校园里７０％的高树我们都爬过。当时我４３岁，W比我小几岁。我还开过电瓶车，挖过土，架过拱顶，干过电工，烧过电焊。……只有烧窑没有干过。这样一直到１９７１年底。
董国强：您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工宣队领导之下，有没有出现一些荒唐的事情？
萧信生：工宣队是一批一批的，有好有坏。等到我工作的时候，我们系里的两个工宣队都比较年长，一个担任系党支部书记，一个是工宣队的头，他们很信任我，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当然说到搞教学，他们始终搞不清楚。生物系几个专业，什么生物、微生物、动物、动物生理……，你跟他讲多少遍他也记不住。
董国强：您恢复工作以后，对“文革”有什么想法？我们现在研究“文革”，就感觉到在那十年当中，人的思想变化比较大，有一个由“相信”到“幻灭”再到“觉醒”的思想线索，所以后来在南大有个“三·二九运动”，这是“四五运动”的先声。那么从１９７２年恢复工作到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您对南大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印象吗？
萧信生：嗯，恐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那个时候还是愿意了解这些事的，但我已经很少去参加这些事了，我的重点已经转向教学了。那些事情我都知道，哪些人去参加的我也都听说了，但我自己已经不太愿意去参加了。其实我本来对政治还蛮关心的，后来就根本不想关心了。
董国强：您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萧信生：周恩来死的时候是动感情的。尽管后来人们对他有各种看法，怪他太软了，但是在他这个位置做人非常难啊。恐怕将来最难评价的是周恩来。其他的人好评价。很多人现在就慢慢露出真面目来了，他到底在中国近代史上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有益于革命的还是破坏革命的，很多事情揭发出来大家就晓得了。过去大家蒙在鼓里谁晓得呢？
朱德死的时候没有怎么宣传，他是个好人。毛泽东死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哭，但是由于经历了“文革”，大家对他已经没有十年前那样疯狂的崇拜了。
董国强：我现在有个看法，就是感觉到“文革”不仅仅是“文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斯大林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斯大林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大概在１９５６年前后，这种体制运行起来以后，因为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造成了很多的矛盾。毛泽东等人后来也想了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观念本身是十分陈旧的，因而不但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反而使原来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一直到“文革”爆发以后，旧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人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提出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概观。
我这里讲到的“体制”问题，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的宏观层面上，而且表现在各基层单位内部。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和“单位”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普通人投身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个单位内部本来就存在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文革”前没有显露出来，不是因为其不存在，而是因为其受到一定的约束。“文化大革命”一来，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约束一下子就没有，各种矛盾突然爆发了，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一种“为我所用”、“公报私仇”的味道。比如有的人原来对单位领导不满的，过去一直没有办法，这下子就找到发泄的机会了。这是我对许多普通人积极投身“文革”的动机的一个基本解释。
您能否就你们生物系的情况，分析一下当时卷入运动的人大致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他们投身这场运动都有哪些动机？
萧信生：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如果从“文革”爆发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４０年了，即使从“文革”结束算起，到现在也已经３０年了。我想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和反思，不少人对“文革”的看法越来越清晰了。
我个人认为，“文革”这场运动的确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有很多平常不太容易暴露的东西在“文革”中都暴露出来了。这包括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更包括他的夫人，他们都是在“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幌子的掩盖下公报私仇。运动被疯狂煽起来以后，上行下效，各单位都有不少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就我们单位而言，最早揭竿而起者也属于这类人物，说到底无非是对分配给他的工作不满意。其实这些人的私心和野心在学生时代就各有表现。比如有的人将自己打扮成“服从组织分配”的标兵式人物，号召大家向自己学习；有的人以“老革命”自居，在练习写毛笔字时总爱反复写“同意”和自己的签名，早就开始做当领导的美梦了。“文革”运动一来，毛泽东号召“造反”、“夺权”，这些人当然一拍即合，迅速成为推动“文革”运动的主导力量。而在后面跟得比较紧的，是一些平素内心深处对工资、职称或其他问题有所不满，或者受过领导批评的人。
其次是一大批出身好的青年学生。他们年轻单纯，不大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很容易受到蛊惑，被挑起一种出于朴素“阶级感情”的仇恨。
第三种人是那些被迫划清界限、以免自己受到牵连的人。这些人可能包括大量的基层干部和被认为过去受宠的人。在某些场合下他们不得不表现出一些偏激的言行，以攻为守，保全自己。
第四种是本身对运动不感兴趣、逍遥观望、但在某些场合不得不“随大流”表态的人。
也许还可以细分出更多的类型，不过我认为主要的是这四种人。
董国强：那些领头造反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吗？
萧信生：他们都是“屁派”，担任过校、系“革委会”的头头，不过后来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也有一段是受审查的，有的后来还被判了刑。所以最后也很难讲他们从“文革”当中得到什么好处。
董国强：萧老师，您谈的这些情况非常有意思，对于我们了解“文革”非常重要。今天时间不早了，您也需要休息了。后面我们有什么问题，再找时间向您请教。
注释
〔１〕这张大字报曾被毛泽东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全国各地的造反运动逐步兴起。
〔２〕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３〕当时生物系的党总支书记。
〔４〕从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开始，各级中共组织有计划地选调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其条件是具有高中文凭（或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在党政机关工作满５年以上。为了区别于绝大多数高中毕业以后考入大学的学生，这批特殊的学生被称为“调干生”。他们通常被学校党组织选中担任各级学生干部。
〔５〕北京一家久负盛名的烤鸭店。
〔６〕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
〔７〕一种用纸糊的喇叭形帽子，大约有２－３尺高，上面通常还会写上被批斗者的姓名和一些侮辱性的文字。
〔８〕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９〕“五一六”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是１９６７年夏天在北京出现的一个激进红卫兵组织，其主体是北京钢铁学院和北京外交学院的学生。他们当时认为周恩来是保守势力的“黑后台”，要将他打倒。后来毛泽东决定保护周恩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被作为“反革命组织”遭到取缔，主要人物受到关押。１９７０年前后在全国各地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收缩群众运动、清除政治异己势力的一个借口。
〔１０〕所谓“红五类”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
〔１１〕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
〔１２〕国民党下属的军队。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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