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信生·董国强等：亲历文革——萧信生访谈（上）
徐友渔：《陈伯达年谱》序二：一言难尽陈伯达
黄 卫·宋春丹：刘诗昆的往事回忆
刘重日：“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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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一期（zk2502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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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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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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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萧信生访谈（上） 萧信生·董国强等
【研究评论】 《陈伯达年谱》序二：一言难尽陈伯达 徐友渔
【往事非烟】 刘诗昆的往事回忆 黄 卫·宋春丹
【乱世人生】 “泡”校 刘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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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萧信生访谈（上）
·萧信生·董国强等·
访谈对象：萧信生教授
访谈者：董国强、袁桂海、伍荣蓉、梅雪盈（美国）
访谈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中美中心 D１０２室
萧信生：南大生物系退休教授，曾经担任过生物系系主任、全国生理学会理事、全国高校理科生物教材编委等职。“文革”爆发时是生物系总支委员、副系主任，负责全系行政工作
董国强：萧老师，本次访谈的主要目在于考察一般社会成员在“文革”发动时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和反应，以及今天对“文革”的反思。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希望访谈内容侧重个人亲历、亲见、亲闻，同时希望能够生动、具体、直观。
萧信生：好。
董国强：萧老师，《南京大学百年史》在谈到“文革”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在中层干部和教师中，生物系总支书记谢家极和副主任萧信生，首先遭到批斗。”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您在“文革”期间的个人遭遇，以及您所听到和看到的南大“文革”的一些情况。
萧信生：好的。
南大的“文革”运动是１９６６年６月初爆发的，我这里先稍微说几句此前的情况。
我是１９６５年的８月去海安参加“社教”运动的，前后大概８个月的样子。我当时是生物系工作队的副领队，我们的领队是校学生处处长张淑贞。
我在一个生产大队里作指导员，运动开展得很红火，同时我们工作队的纪律也很严格，九顿饭（三天）才可以吃一顿干饭，其他都是稀饭。当时我和其他队员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管得很严。所以我们走的时候，贫下中农依依不舍地在田头欢送我们，走得好远还可以听到他们喊：“指导员，以后再来噢！”
我１９６６年３月份回到学校，３到６月份出了三次差，一次到北京，一次到苏北，一次到浙江。到北京是参加一个由高教部举办的科研成果展览会。到苏北和浙江，是为了检查我们系毕业生的实习情况和毕业论文的进展。等到我从浙江杭州回来，已经是６月７日左右了。
我在杭州的时候生了病，拉肚子，在床上躺了两天。所以６月２日早晨我是睡在床上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１〕的。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听到聂元梓大字报还感到很奇怪，心想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至于这个事情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多想。７号回来以后，我还到学校党委去开了个会。
不过我回到学校前，跟我一起参加“社教”的一位老师就遭殃了。这个老师叫朱洪文，平时为人十分老实和善，见到人总是点头哈腰的。当时我们系的许多人一起在海安农村里搞“社教”，组织上把他和其他几个老教师放在我这个生产大队，目的就是要我注意照顾他们，掌握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不要太苦太累，否则出了事情不好办。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公布以后，南大南园也出现了一批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字报，其中就有批判他的，说他对地主分子点头哈腰，不分敌我。他吓得要命，就跑来找我，战战兢兢地说：“萧先生，我平时对人就这样子。而且我刚去，人生地不熟的，哪里知道谁是地主啊？”
我安慰他说：“你别担心。你的情况我知道，你没什么问题。”
我那个时候刚回来，不了解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南大６月２日就出事了。当时在溧阳分校有学生贴匡亚明〔２〕的大字报。匡亚明就组织群众批斗那些闹事的学生。哪知道后来他被中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黑帮”。
６月１２日，江苏省委来南大召开批斗匡亚明的万人大会。当天晚上，生物系就有人在西南大楼贴大字报，提出“打倒谢家极”〔３〕、“打倒萧信生”的口号。大字报把西南大楼二楼的走廊两边都贴满了。第一张大字报是生物系办公室主任Z领头搞的。他对我和谢家极平时就有些意见，具体情况我等会再说。
董国强：那个时候生物系有多少人？
萧信生：教职工１００多人。
当时大字报还是很少见的，南大在南京地区是第一批；在全国高校中南大也是第一批。那时候都是扑风捉影，有哪个事、没哪个事，他“呼”地一下都给你在大字报上捅出来了，而你则有口难辩，因为根本没有机会给你说话。
当时我们尽管有些情绪，但还要坚持工作。所以我们还在按照上头的布置开会，研究这个群众运动应该怎么发动。但我们已经感觉到有点抬不起头来了。这个时候说实在话，我们在思想上就是在等待、观望，头脑里非常强烈的一个想法是１９５７年“反右”前夕的那种想法：硬着头皮顶住，等待上边一个号令，发动反击！所以十年前的“反右”运动经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哈哈……。哪知道总支开了三天会，外面大字报又出来了：生物系党总支在开“黑会”！所谓开“黑会”，就是根据上头的布置研究群众动态，看看哪些人是真造反的，哪些人是跟着起哄的，哪些人是随大流的……。结果在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不知道又被谁给捅出去了。好！你们现在还在开“黑会”！
这样我们以后也不开会了，心里想随他去吧。加上那时候省里的工作组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不管了，就由你们工作组去管吧。
董国强：您那个时候多大年纪？
萧信生：我那时３９岁。
这个时候已经很乱了，尽管造反派还没有对我们进行批斗，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管理系里的行政工作了。我和谢家极这些人，还有系里的这批教授，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反正给你加了好多顶“帽子”。因为我们过去担任领导工作，接触的人多，你跟他讲过什么话，现在都给你上纲上线弄出来了。
大概从７月１６日到７月２０日，生物系在教学大楼的大教室开了５天揭发批判大会，大约有一、二百人参加，其中有学生有教师。这时他们已经组织教师和学生上台批判了。不过当时我和谢家极还可以坐在下面接受批判，还不用弯腰、低头、“坐飞机”。因为谢家极是１９５７年生物系党总支成立的时候来的，而我１９５１年从生物系毕业后，就一直在生物系工作，所以我成为了批斗的重点。
会议开得很热烈，上台发言的人很多，各种人都有。我们只有听的权利。这个会看来是精心组织的，个别发言令我很吃惊，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首先是批判我们在教育工作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其次是人事安排、组织工作上的“阶级路线”，以及“工作作风问题”等，而最能激起不了解情况的人（特别是学生）的公愤的，是说我们“打击工农”和“包庇反动分子”。一位教师“文革”前和系总支的关系一向很好，此时却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发言说：“旧总支比国民党还坏，×××（本组党员）比蒋介石还坏”。这位教师因而获得“左派教授”的美誉。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生物系的运动能够挑起来，刚刚说到的那个办公室主任Z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个人对我和谢家极有很多不满。他是１９６３年毕业的。他毕业的时候，我们让他留下来当系办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在当时不是一般的毕业生可以得到的。为什么他可以得到这个职务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他１９４８年入党，年龄也比较大，是一个“调干生”〔４〕，在做学生的时候就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有一些组织工作经验。不过当时系里留他下来的意图是很明确的，留他就是要他当办公室主任。如果要留教学或科研方面的人才，那绝对轮不到他。他的业务水平不是很好的。临毕业之前，党组织找他谈话。他为了能留在南京，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但是不久以后，他的想法改变了。他认为没有培养他搞业务是对他的一种歧视。他后来就指责谢家极“歧视工农”。这个指控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他还说系里有很多教师出身不好，或者参加过国民党，或者是“军统”、“中统”特务，总之就是有各种所谓“历史问题”啦。他在批判谢家极和我的时候说：“你们让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上讲台，这怎么得了？”
他说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也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前上大学的人，“工农出身”的很少啊，更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啦。比如我自己出身就不好，又是老金大（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毕业的。但是Z对我们的指责，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怨恨。他想利用当时的形势整倒我们，然后自己可以爬上去。
从这个“五天大会”以后，我们就成为“劳改”对象了。……大概是从６、７月份开始的，我记得当时天气很热，我和谢家极，加上系里２０多个教授、副教授和少数基层干部，都是被造反派押着去参加劳动的。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分散劳动。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将我和我们系的耿以礼教授以及他的儿子耿伯介讲师三个人放在学校花房里劳动。匡亚明当时也在那里。我们四个人和工人一起劳动。那个时候劳动已经不算什么了，只要不批斗就行。因为那个时候要批斗的话，什么低头、弯腰、揪头发、“坐飞机”都来了。
大概在８月份的时候开始“抄家”。我家被抄得最早。那天早上我在家里听广播上说，北京“全聚德”〔５〕的牌子被砸下来了。中午回家的时候，我的家就已经被抄过了。抄家的人临走留下一张“勒令”大字报，在我的名字上面打个大大的“×”，然后写了三条内容：第一条，销毁所有旧照片；第二条，砸碎所有唱片；第三条，把旧书限期都交到学校去。
当时我在学校里劳动，我的妻子在单位上班，只有两个小孩在家。大的女孩子１３岁，小的儿子１０岁。他们不晓得那些人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回家以后，他们说有几个认识的叔叔、阿姨（过去我教过的学生）来过，看柜子，看抽屉。其实我平时对这些青年教师蛮好的。在三年困难时期〔６〕，家里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不过我家有一台电唱机，我就弄几张唱片，轻音乐之类的，有空就请他们来听听、玩玩。
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啊！鼓楼大钟新村南大宿舍里我是第一家。不过这样一来对我也有点好处。这次被抄家以后，后面来的红卫兵看到门口贴的“勒令”大字报，都认为这家已经抄过了，就没有人再来抄家了。后来的抄家更厉害了，连箱子都翻，整个就给你瞎弄、瞎砸。我那一次也就是表面看看，我的唱片、照片他都没拿，就是叫我自己处理。所以我第一个被抄家也算是因祸得福，占了一点小便宜。
噢，这个还在后头！前面还有一件事，就是８月３号戴“高帽子”〔７〕。这是当时震惊全校的一幕。那天上午学校里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们系是在教学楼一楼的大教室里听传达的，传达以后要我们都回到西南大楼来学习、讨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批斗我们。我们走过来的时候，就看见西南大楼前面乱哄哄的，也不像要学习的样子。其实他们已经组织好了，只有我们这些当事人还蒙在鼓里。
西南大楼外面有一个约３０平方米的平台，要进入大楼，就要先走几级台阶登上平台，然后再从平台登上几级台阶进入一个约２０平方米的门厅。我们从教学楼走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平台上下和门厅内外聚集了好多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另外隐约看见门厅里的那个乒乓球台上放着几顶高帽子。等我们靠近了，上面就有人喊：“把某某某揪上来！”于是就有人过来将某某某揪上去。喊一个，揪一个。我和谢家极当然首当其冲，最先被揪上去了。然后大概一共被揪上去１０来个人，包括我们系的两个一级教授、一个二级教授、一些副教授，还有几个总支委员和学生辅导员。只要你在场，人家一喊，就被揪上去了。然后就给我和谢家极等几个人都戴上高帽子，还给我们倒了一身墨汁，脸上也抹了黑！那天谢家极穿的是浅灰色的旗袍，我穿的是白色的衬衫，黄色的短裤，被倒了一身的黑墨汁，非常狼狈，感到头都抬不起来。
戴了高帽子还没有完，还要叫我们弯腰、低头。我当时还年轻，倒没什么。跟我同时挨批斗的两个一级教授都７０岁左右了，要他们弯腰在那里站一两个小时，肯定是相当厉害的。所谓批判也没有什么人发言，就是大家在那里瞎起哄。哄闹了一会，据说工作队赶来做了一些工作，他们放掉了一些人，后来就只剩下我和谢家极了。下面又有人喊要“游校”。于是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后面用绳子牵着，喊着“打倒谢家极！”“打倒萧信生！”的口号，在北园、南园走了一大圈。然后再把我们带到体育馆旁边的排球场上去批斗。后来到外面太阳很大了，又把我们带到老体育馆里继续批斗。
后来好不容易批斗完了，我找到个水龙头，把脸洗洗，中午得回家啊。回到家里，１３岁的女儿问我：“爸爸，你身上怎么搞这么多黑墨？”我就骗她说：“他们写大字报，不小心泼到我身上了。”只能骗骗她啊，不然你怎么说啊？小孩子搞不大清楚啊。
不要说小孩子搞不清楚，从６月开始到８月，又是批斗，又是劳改，又是戴高帽子，又是抄家，我们这些人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感到似乎一个晚上就全部翻过来了，一下子什么都改变了。那些造反派说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你又不敢随便提什么问题，因为你不知道问谁，也没有权力问谁。所以只能自己在心里打鼓：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抄家以后小孩子跟我说：“那些叔叔、阿姨平常到我们家来还蛮好的，今天来翻什么东西啊？”那时我就想：宪法不保障人的权利啦？
至于这些人是不是错的，当时还不敢怀疑。因为那都是毛主席号召的，你有什么权力怀疑啊？那时候我们还十分相信毛主席啊。那么反过来一想，是不是还跟１９５７年“反右”一样？先让他们闹一闹，然后再发起反击？于是我一直在内心里等待，等待那个反击。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这个反击始终没有出现。
到了８月８日，《十六条》〔８〕发表了，于是大家又开始学习《十六条》。到了２０几号的样子，系里的动物专业组要我去谈学习文件的体会。我记得我当时谈了三条。第一条，我很赞成《十六条》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我首先提这一条，是因为这一条与我有切身的利害关系。造反派就问：“戴高帽子是文斗还是武斗？”——那个时候我已经戴过高帽子了。我当时没敢说那是武斗，说不应该那样做，我就反过来说：“总不能算文斗吧。”他们应声断喝：“是文斗！”我心里说：好好好，我不和你们争，你们说“文斗”就“文斗”吧。第二条，《十六条》上面讲有四类干部：第一类是好的，第二类是比较好的，第三类可以改造好的，第四类是给以出路的。《十六条》还说第一类和第二类占干部总数的９５％。于是他们又问我：“你是第几类干部？”我小心翼翼地说：“我争取做第四类。”我心想“给出路”是最低一档了，没有再低的了，而且我说的是“争取做第四类”，总不会有错吧？他们又应声断喝：“不！你是第五类！”
这下子轮到我吃惊了！《十六条》文件上明明没有嘛，怎么说我是“第五类”呢？所以他们完全没有道理的，就是给你瞎胡来的。于是我就不吱声了。要不然怎么说呢？又过了几天，我女儿学过《十六条》后对我说：“爸爸即使不是第一类干部，也是第二类干部”。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她哪里知道我连当第四类干部都不够格了。第三条，……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整个就处在劳动和批斗当中。反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批斗你，有时还找到各种各样的名目来拉你做“陪斗”。“文革”结束以后匡亚明跟我说，他曾经“陪斗”过我的。这个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不过我“陪斗”过他我倒记得。
所以１９６６年下半年，从我的思想状况来看，就在“等待”、“怀疑”、“等待”中间打转转，希望有个转机。再一个呢，就是希望批斗少一点，一天搞两、三场真吃不消。肉体的折磨不说，反复批斗对一个人的精神折磨也是很厉害的。你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你完全无能为力，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只有听着，听天由命。最后搞得你自己的思想都很恍惚了，好像有点自己不相信自己了，好像我大概是有这么多问题吧？
那段时间我思想上很苦闷，谁也不想理，说实在话，我一个人也不愿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家也不愿理你呢！所以这半年我家里整天象死了人一样，一点生机活力都没有。我是外地人，在南京的就是一家四口人，家庭关系很简单，其他一个亲戚也没有。过去还可以到同事、同学那里走动走动，现在就不行了。家里两个小孩嘛，还不太懂事，但出去总有人指着他们骂“黑崽子”。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就不该入党？就是说你是“剥削阶级”出身，就是不该入党，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就不该搞业务？搞业务就是“白专道路”，是不是这样子的？
至于以后被放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我心里更没有底。所以我生理学也不看了，我想我将来可能不会再从事这个工作了。那么我自己看看英语总可以吧？无论如何这都会有点用处的吧？于是我就读英语。结果这也不行！那时候造反派勒令我，家里的大门白天晚上都得开着，不准关的，他可以随时进来检查。结果有一天他进来一看：“呀哈！你还在看英语！你想干什么？！”这样我在家里其他什么书也不能看，就是天天看看《毛选》。
“文革”爆发后的几个月当中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整天就是被造反派弄去批斗、劳改，只有这些活动结束后出了校门，我才长出一口气，似乎到了自由世界，急切地赶回家，总算又熬过一天了。
到了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之间斗起来了。１９６７年１月３号，在江苏饭店发生了一场武斗，就是“好派”和“屁派”打起来了……
董国强：“一·三武斗”是“老保”和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当时“好派”（“红总”）跟“屁派”（“八？二七”）还是一边的。
萧信生：对，当时是保守派跟造反派武斗。后来１月２６日江苏省夺权，造反派就分裂成“好派”和“屁派”了。我们系里有一个６６届的学生叫袁服武，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是“屁派”（“八·二七”）的二把手。他这个人倒不太关心系里的斗争，只关心向省委、市委夺权。夺权以后呢，造反派之间又打起来了，就不管我们的事了，我们就成了“逍遥派”了。所以整个１９６７年对我们来说是好日子。
到１９６７年８月份，“红总”把“八·二七”赶到大桥工地去了，南大成为“红总”的地盘。这些事情的具体原委我不太清楚。我们只知道这段时候我们日子很好过，造反派无暇顾及我们，批斗也没有了。当然中间还要去劳动的。大概到１２月以后，上面又说要搞“大联合”了，慢慢地重点又转移到我们身上了。
大概在１９６８年４月，系里开了个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这个时候又把我们这些人都集中起来。这次搞得相当厉害。看管的等级提升了，劳动时间比以前长了，劳动强度也加大了，在建筑工地敲石子，挑砖头，拉板车，……什么都得干。到１９６８年８月还是９月，突然通知我们回家拿行李，说是要住校，不准回去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隔离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系里宣布我们每天吃７两饭。这个不晓得其他哪个系搞过。我们平时的定量是９两，但这个时候只准我们吃７两。７两怎么吃法呢？每天两顿饭。那时候食堂里一碗饭就是３·５两，５分钱；菜也是５分钱一个，只准吃一个菜。所以一餐就是一毛钱，一个月我们就６块钱伙食费，其他钱都被他们扣掉了（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１００元）。
后来发到７块钱。那时候我们是在南京浦镇车辆厂劳动。铺镇车辆厂食堂的炒包菜里面有一点猪油渣，比学校食堂里油水多些。后来等到了冬天的时候，那里的食堂里又卖山芋，５分钱一盘。我就跟看管我们的红卫兵商量：“我们整天搬运这么重的东西，我又是拉板车掌把的，出力多，那些老先生只是在上坡下坡的时候拉根绳子，让我跟他们吃一样的标准，实在不够吃啊。”你不知道那个时候肚子饿啊，每天劳动９个小时，晚上还要学习３个小时，吃７两饭怎么够呢？我就跟他说：“现在增加的这一块钱，是不是可以给我用来每顿买一盘山芋？”那个红卫兵说要请示革委会。结果是“不同意”。他还告诉我：“革委会领导说了，增加的这一块钱是用来买劳动用具的！”
另外我们在铺镇车辆厂劳动期间，每次吃饭之前都要背毛主席语录。总共有６０多条语录，而且多半都很长，背一遍大约需要２５分钟。有时碰到哪位红卫兵不高兴，说“再背一遍”，我们也只好再背一遍。这可能也是生物系造反派的发明创造。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手抄的有６０几条语录的小本本。
到了１２月底我们从铺镇车辆厂回来，造反派说我们可以吃９两了。我记得第一天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那么算２两一个，一斤总有吧？还没吃饱！又加了２碗稀饭！一碗稀饭总有一两吧？就这么多！哎呦，当时不管了，宁愿明天不吃，今天也得吃个饱！就是这个心理。
我们从铺镇车辆厂回来以后，仍然集体住在学校，住在第四学生宿舍里。快到放寒假的时候，生物系其他被监管的对象陆续获得自由，被放回家过年去了，最后竟单单留下郑集教授和我两个人。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有一个红卫兵（生化三年级学生）住在另一个房间看管我们，自己去食堂吃饭，春节也是在学校里过的。开始连报纸也不准看，后来略有松动，准许家人送报纸来看。我和郑集两人朝夕在一起，但从不讲话，以免被“背对背”审问，说得不一致引起麻烦。到了１９６９年春天，先是说要去溧阳，后来是去灵山挖煤，才放我们回家去作准备。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要单独留下我们两个人，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谁的主意？
到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上面传来了林彪的“一号战备通令”，说南京居民要紧急疏散。我记得大概是１９号，突然在大操场开会，宣布明天全校师生要到溧阳去。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打了四个行李，第二天大清早分别起程，我到溧阳去，我的夫人和两个孩子个人随自己的单位和学校行动，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早上将门一锁，就分头出发了。真是“妻离子散”啊。
不过我到溧阳没呆几天。因为我那个小儿子（这时是初中一年级）在下乡途中就跌跌撞撞，到了集合地点大小便失禁，他们学校派人送到家里，家里也没人管。后来还是邻居打电话到系里，系里又打电话到溧阳，这才找到我。所以我到溧阳的第３天还是第４天，就从溧阳赶回来处理他的事。
我的老家在上海，南京没有什么亲戚。１１月３号那天，我请我的妹妹从上海来，把他带到上海去。那时我的父母亲虽然都已经７０多岁了，不过身体还好，还可以照顾照顾他。这样安排之后，我就又回溧阳去了。
哪知道他到上海的医院里一查，被诊断为脑瘤，要立即开刀。电报上写的是“生命垂危”，一定要我去签字开刀。因为他妈妈去了，也不大敢做主。于是我就去跟工宣队请假。开始他们不准我去，说是怕我到上海去串联。其实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串联啊？他就是不给你去！我说：“你派一个人跟我到上海去，我负责他吃住，这总可以吧？”他们还是不同意。最后好不容易说：“给你三天假期”。我赶到上海去，与医生讨论了医疗方案，来不及等到作手术，又匆匆忙忙赶回溧阳。后来工宣队听到群众反映，又来找我说，再给我两个星期假期去照顾开刀。这样我又回头赶到上海。
由于开刀以后孩子一直高烧不退，需要住院治疗。我就睡在医院的病床底下做陪护，所以这次我就没有按时回来，在医院里住了５０多天。那个时候好像医院里也反过来了，开刀的当然还是医生，不过院长已经在推车、扫地了。所以医院也不像医院了，到处都是人，跑来跑去的，很乱。我们住在那个地方，人家就很同情我，他们完全搞不懂我是一个怎样的坏人，要受到管制和审查。
一直等到１９７０年的５月底，南大的师生才从溧阳回到学校里。几天后在大操场开会，说要清查“五一六”。〔９〕照理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可能有“五一六”，但对我们仍要一个个审查。先是成立了一个大的“学习班”，审查对象共有１４个，我也在内。“学习”两周以后，当时担任系革委会主任的Z有一天宣布：今天我们有１３个人“毕业”，有一个不能“毕业”。我一想，那个不能“毕业”的很可能就是我。结果果然是我。他说：“萧信生不能毕业，要单独成立专案组。”于是我又被单独关起来了。
关起来以后，他们说：“把你的‘五一六’问题交代一下。”我说：“我还有‘五一六’问题吗？我们一开始就是‘黑帮’，‘黑帮’是没有人敢沾的，他们还会拉我们去参加‘五一六’？‘五一六’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么神圣的组织会要我吗？发展我他们不怕背黑锅吗？”他们从此再也不提这事了，但还是不放我出来。
好在这个时候斗争开始缓和了。比如说批斗你的时候，你可以坐着，不要再站在那里低头、弯腰了。这个待遇对我来说已经好到不能再好了。坐着批斗嘛，好办，我就低头坐在那里，任你怎么说，反正不管你。所以等到搞“五一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事了。不过我一直被监督劳动到１９７１年底，前后大概搞了１６个月。
１９７１年的国庆前，系革委会主任Z通知我９月２９日去大礼堂听胡畏（原南大党委副书记）做“检查”，并要我做好准备于次日作“斗私批修”的发言，还暗示我争取一次通过，愉快地过国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点搞疲了，本来也不那么急切地盼着“解放”。不过考虑到如果我不“解放”，我的孩子就不能分配工作。以前他们就拿这个要挟我：“你不交代清楚，小孩不能分配工作！”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现在他们要我做“斗私批修”的发言，我就做这个发言。做了这个发言，我就“解放”了。
我的“斗私批修”发言稿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这个发言稿几天前就写好了，不过写好了之后并没有完事，我一直在那里根据工宣队的意见反复修改。为什么要反复修改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我的发言内容必须紧紧跟上这些变化。比如以前造反派指责我“打击工农”，那我就在发言稿中按照这个口径，以袁服武为例进行检讨，哪知道工宣队看了以后说不行，因为袁服武突然之间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了，所以这个必须修改。再比如我在发言中表扬了一个“革命干部”，结果到了发言的前一天，这个“革命干部”也成“五一六”了，这也得改。所以就在我写这个发言稿的几天时间里，很多事情都在变化，说翻就翻过来了！那么为了适应这些变化，我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一整夜没合眼，抓紧时间修改我的发言稿。
我的检查报告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还分组讨论提意见。下午全体教师员工在宿舍门前集合，准备迎国庆大扫除，工宣队许师傅借这个机会宣布：“萧信生解放了”。群众中还有人嚷着：“他的那些问题呢？”许师傅回答：“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这么一句话，五年多的审查、批斗、劳改，总算熬到了尽头！
我被“解放”以后，工宣队打算派我去看管那些被审查的“五一六”。我没有同意。我说：“我不合适做这个工作。这些‘五一六’过去都是造反派，你现在叫我去干这个事情，不要哪一天再给我弄个‘打击报复’的罪名，我有口难辩。”后来又要我去参加财务审查。你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什么财务好审查的？都是一笔糊涂帐！比如造反派当时搞的小报、像章、“读报手册”这三样东西，花了多少钱都没有什么财务单据，不是一笔糊涂帐吗？其实这也是与造反派有关的事，只不过做这个事不需要与那些造反派面对面，就在学校财务室里搞，所以工宣队叫我去搞，我也就只好答应了。结果在那里干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１９７２年春，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又提上日程了。我照例又自我再批一通。我讲完以后，大家提意见，集中批我不应该消沉下来，说我过去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夜以继日卖命地干，现在为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应拿出更大的干劲。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自我批评”中表示了希望今后单一搞业务的愿望。
到了１９７２年下半年，上头又把我调回到系里，说是要准备招收工农兵学员了。为什么把我弄回系里去呢？因为那些工宣队根本不知道怎么搞教学，系里那些前一阶段很活跃的人现在都灰溜溜的，有的还在接受“五一六”问题审查，而我这个时候已经审查完了，没什么问题，就把我搞回去了。
回到系里以后，工宣队许师傅宣布：“今后生物系的教学、科研、行政，老萧一把抓！”我一听这话，马上对许师傅说：“你们不能这样说啊，这样我不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管得更多了吗？以前我们系里还有系主任和两个副系主任，我们三个人分工管教学、科研、行政，现在你让我一把抓，这个权力太大了，我恐怕照顾不过来。而且弄得不好还会有人说我是‘穿新鞋走老路’。”不过我的内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让我担任领导工作，说明前几年的那些批判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给我一个什么头衔呢？当时没有系行政建制还没有恢复，当然不能叫系主任。所以最后给我的名目是“生物系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当时就有人说了，什么“之一”啊？应该叫“唯一”才对。因为其他的革委会委员还没有解除“五·一六”嫌疑呢！
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为了迎接工农兵学员进校，我首先组织一个“教育革命组”，先把教学安排好。随后便全面地抓生物系的行政工作。到１９７５年，突然问题又来了。当时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绝密科研项目，希望我们学校的化学系和生物系各抽调几位教师组成科研组参加研究。学校里认为我对这个工作比较熟悉，便调我去主持这个项目。这样我又离开生物系，在那个项目组工作了３年。
１９７８年匡亚明恢复工作，重新出任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把我找去说：“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你们回去，梁传海同志做总支书记，你做系主任。”我说：“我回去可以，但能不能不搞行政工作，就搞搞业务算了。不然你要这样，他要那样，整天争吵，有什么意思呢？时间和精力都被白白地消耗掉了。”我这么说，是因为当初领头造反的那个Z还在系里，他的“五一六”已经审查完了，也是系里革委会成员之一。他在系里拉帮结派，形成一股特别的势力，我非常担心工作难以开展。当然我并没有在匡老面前提他的名字。匡校长说：“你不要多讲了，你的意思我懂。我今天很忙，没有功夫和你多谈。”一个月后，他把Z调走了。
我回生物系以后，和总支书记梁传海相互配合，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年里，我们系毕业生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考取研究生的比例也很大。到１９８１年系里搞系主任民主选举，我最终大概以７７％的票数当选，第二名只有７、８票。这说明当时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我的。
“文革”结束以后，我有过两次出国的机会。一次是１９８２年的３月到４月，徐福基副校长带着４个人（包括他就５个人）去美国访问。那个时候正在酝酿创办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有些事项要和美方谈判。而且我们去，可以顺便对美国的大学教育作一次全面的考察。当时跟随徐副校长去的有教务长王德滋，另外文科是叶子铭教授，理科是苗永宽教授，地学是我，３个人都是系主任。这次我们在美国一共呆了六个星期。后来到１９８３年，我又有另外的机会去荷兰呆了一年，主要是进修业务。从此就彻底摆脱行政工作，只保留一个校党委委员和系总支委员的职务。到１９８６年改选时就全部摆脱了。然后一直工作到１９９２年退休。所以从１９８２到１９９２年，我算集中搞了１０年业务。这１０年对我来说是最安定的１０年。
现在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那确实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现在说“错误”都太轻了。“文革”对我们民族和国家造成的损害是空前绝后的。过去我们对“文革”的了解和理解仅限于自己和周边的小范围，后来看到很多文章、资料，这样看来我个人受到的伤害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比我惨的人多得多啦，不计其数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干部都被迫害致死。
最近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大家”，我在那里面看到对钱伟长的访问。他在“文革”期间也还算是好过点的，比较早就“解放”了。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上面要派他出国，当时他还在首都钢铁厂烧锅炉。周恩来总理在开会前问：“钱伟长怎么没有来？”有人说：“他还在劳动呢。”总理马上叫秘书去首钢找到他。找来以后，周总理对他说：“明天早上８：３０出国。”钱伟长当时穿一件劳动服，他问：“出国穿什么衣服？”周恩来把几个秘书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谁的衣服他合适，脱下来给他穿。”鞋子呢？周恩来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他试试，尺码正好。所以钱伟长是穿着总理的鞋子、总理秘书的西装到美国去的。这是我在“大家”节目中看到的。
你说这些人过去有多大成就啊？这还是没有死的。你们历史学界的翦伯赞是怎么死的？是夫妻双双躺在床上吃安眠药自杀的！他可是老牌的“左派”啊。……文艺界、科学界不谈了，多少党的干部出生入死，犯什么罪了？不也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伤害吗？所以“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害真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那都不算什么。不要说还活着，就是死了也没有多大份量。这是殃及中国千千万万人的事。“文化大革命”真是古今中外没有过也不应该再发生的事！
我们生物系造反派当权以后，常常变着花样地折磨我们这些被管制对象，除了前面讲的每天只许吃７两饭之外，还有一个规定是集体解大便，而且每次只给３分钟！这对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困难还小一点，象那些老先生７０多岁了，经常便秘，他平时在厕所都得坐４０几分钟，这个我们老早就知道的。现在造反派宣布只给３分钟，他们都紧张得要死，解大便的时候手里就拿着个表，眼睛死死地盯着看，时间一到就赶紧起来，不管有没有解出来。
我们系有一位二级教授叫王希成，后来在“文革”中死了，大概是１９７０年１月１３日死的。集体关押的时候他就睡在我旁边。临死前那天，他生病躺在床上，早晨我还打了１分钱的稀饭给他吃。到了晚上，我就发现他不行了。结果送到医院很快就死掉了。１９７８ 年宣布给他平反，在大礼堂开追悼会，那个悼词是我写的，我写到“他不是因衰老生病而死的，而是被迫害致死的”。那个时候说“迫害致死”的还不多，大家都不太敢那样讲，我是按照实际情况写的，而且当时我是坚持按这份悼词念的。
那个时候的“治丧委员会”不象现在只是个形式，那时候不是形式，治丧委员会要开会，家属要参加，悼词要通过。他的家属就说：“萧先生，你写的悼词我很满意，但请你给我加一条，就说他死的时候，肚子里有很多大便。”——你说这怎么写法啊？不过确实是那么回事，他死前多少天都没有拉大便，便结得厉害。他去医院以后怎么看的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肚子里确实淤积了多少天的大便，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二级教授，德国留学的，各方面都相当出色啊，最后就这样被折磨死了。
另外我们生物系两个一级教授，一个１９７４年死的，一个是１９７５年死的。你知道他们在“文革”受了多少苦啊。他们虽然不是被打死的，但“文革”中都挨过不少打，身上都到处青紫。他们都是７０岁以上的人了，他们遭受的那种痛苦可想而知。
生物系在南大“文革”中算是搞得很厉害的，这是由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造成的。外部环境就是毛泽东发动的全国性的运动，内部环境就是系里几个造反派在那里挑啊。其实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有很多人无知，那个时候都去相信他了，跟着瞎起哄。后来这些瞎起哄的人有的也知道被别人利用了。
所以后来编写校史的时候，编写组负责人打电话问我：“萧老师，你看我们写到‘文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您的名字写上？”我说：“为什么不写啊？你写得详细点我都不反对。这是历史。”所以他们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本来他们写得还详细点，后来因为种种考虑，最后就只剩下访谈开头的那么一句话（见南大校史３７８页）。
我先讲到这里，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未完待续）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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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评论】
《陈伯达年谱》序二：一言难尽陈伯达
·徐友渔·
余汝信先生在出版了《康生年谱——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并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再接再厉，又推出了力作《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作者以相同的功力和可信度，再次为读者刻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人的扭曲一生。陈伯达和康生有好些相同之处：两人都以在中共党内文化水平、理论水平高著称：两人都在相同的年份登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两人都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毛泽东的党内外斗争事业。两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康生阴鸷内敛、大奸似忠，词锋犀利句句见血：陈伯达则怯懦柔弱、书生气重，笔力雄健而笨口拙舌。康生和陈伯达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攀升到权位的最高点，但最后的结局也是相同：被自己终身效力的中国共产党永久除名。
陈伯达和康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康生是既可怕又可恨，那么陈伯达则是既可笑又可怜。纵览陈伯达的一生，分析他升降沉浮的过程和原因，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可笑与荒唐的理解。陈伯达开口闭口都自称为“小小老百姓”，对于一个曾经位列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的人来说，这是颇为不寻常的。但是，在读完了这部《年谱》之后，我们对于陈伯达身上表现出来的“小”确实会有深刻的印象，会增加我们对于使人变得渺小的权力政治的警惕。
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被说得一无是处，批得臭不可闻，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他却因为鲜明的反血统论立场而赢得广大学生和民众的衷心爱戴和热烈赞扬。
１９６６年夏季，北京的首批红卫兵——他们由出身千高级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构成——提出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非红色家庭背景的学生实行殴打、侮辱和虐待，一时间，“红色恐怖”笼罩了校园和社会。面对赤裸裸的施暴和蹂躏人们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即“政治正确”是阶级斗争理论。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站出来，有力地批驳和制止猖獗一时的血统论，他在１０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封建地主阶级宣扬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一回事；那些鼓吹血统论的人，是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他们自已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陈伯达的讲话使成千上万的人得到解放，他们本来只是希望得到“按照政策”的对待，这个政策就是所谓的“阶级路线”，即是说，他们应该是团结对象而不是打击对象，而在陈伯达看来，现代血统论不过是古代社会陈腐教义的翻版而已。这使人们彻底弄清了是非，恢复了自尊和自信。
陈伯达还亲自出面对遭到压制的所谓“黑五类”学生施以援手，这件事发生在他作出上述讲话的前后。天津有１３个中学生串连到北京，住在一个小旅店里，当北京的血统论红卫兵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时，对他们大打出手，并勒令他们滚回去。这些学生抱头痛哭，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天津。陈伯达通过内部通讯得知了这个情况后，深感痛心和不安，担心他们在返家的路上再遭不测。他要秘书找到通讯记者，两人一道沿着去天津的道路追寻那些学生，在找到他们之后，陈伯达联系了公安部长，要他派出警察护送这些学生平安回到天津。
陈伯达虽然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奉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为圭臬，但在思想深处，还是为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留有一定的余地。在日本军队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际，他和其他几位同道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所谓思想的自由，就是说：应该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他在另一篇题为“论自由”的文章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争取自由的历史，自由是人类的文明之母，在失去自由的地方，文明就要遇到不可避免的灾难；否认自由的存在，事实上也就是否认文明的存在。
不过，追求和认识真理是一回事，坚持真理又是另一回事，陈伯达在真理和强权发生冲突时，选择的是放弃真理，屈服于权力。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头脑发热，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全国各地的地方干部投其所好，炮制了各种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田”，其结果是发生大饥荒。在１９５９年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情况，诮求纠正左倾路线。陈伯达是了解实情的，在会议的前半段，他常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等聚在一起，议论形势。但在毛泽东发起反击，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之后，陈伯达摇身一变，为打倒和清算彭德怀等人效犬马之力。
毛泽东先是敲打陈伯达，他批评“秀才们这次表现不好”，点了陈伯达等人的名，然后叫他撰写声讨彭德怀的檄文。陈伯达欣然受命，写出“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深入地、尖锐地、上纲上线地批判彭德怀，其中说：“党内有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顽强地保存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在阶级斗争表现尖锐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反抗。”这篇文章很有杀伤力，影响巨大，还被当作范文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如果说，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依靠他的急转弯和写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宽宥，那么在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受到了毛泽东的痛斥和彻底抛弃。他这一次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如果要细究他到底错在哪里，直接和初浅的回答是，他作了一次不成功的政治投机；而深层次的思考则表明，他所身陷的政治争论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滑稽透顶的闹剧。
随看文革的进程，中共最高层中有两股力量在进行明争暗斗，其一是毛泽东的嫡系江青、张春桥等，其二是林彪及其手下的几员大将。林彪是靠吹捧毛上位的，他们鼓吹毛是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当毛觉察到林井非对他百依百顺之后，为了表示他的不满，陆续发话，表示不接受那些已经写入党的文件中的颂圣之辞。于是，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就表现为坚持还是否认世界上存在天才，以及，毛主席是否是天才。林彪的大将处处捍卫天才论，而毛洋东的心腹张春桥则尖锐指出，大谈天才其实是讽刺。
在庐山会议的第一天，林彪抢先发言，大谈毛是天才。这时的陈伯达已经走得与林彪集团很近，他把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奉献于新的政治靠山，而这正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军头们所缺少和需要的。陈伯达叫秘书编选了一个《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送给将军们，供他们在与张春桥等文人争论时使用，他还在会议上发言，说否认天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的表态得到了林彪的赞赏，这使他好不得意。一时间，将军们趾高气扬，而张春桥则坐立不安、惊惶万分。
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在震怒之下发动了凌厉的反击，他暂时不去触动林彪，而对陈伯达火力全开。他痛斥陈伯达称：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过了几天，毛又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他把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行说成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技动之势。”如此严厉的指控，哪是陈伯达经受得住的？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本应是毛泽东的亲信，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对他翻脸？原来，文单小组副组长江宵是个飞扬跋扈、很难伺候的女人，陈、江经常在文革小组内部吵架，江青往往会回家向毛告状，使得毛逐渐疏远陈伯达。陈作为一个在党内高层单打独斗的文人，敏感到了毛的冷落，他一定要有实力人物作靠山才行，渐渐地向权力急速膨胀的林彪集团靠拢，枪杆子与笔杆子互相需要，于是走到了一起。陈伯达的动向逃不过毛泽东那双明察秋亳的眼睛，他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
对于毛泽东来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庐山会议后，对陈伯达的指控不断升级加码，最后，陈被说成是“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之，一切可以想象得出的罪名，都加在了陈伯达的头上。
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遭灭顶之灾，原因可以说是毛泽东天威难测，对陈无情无义。也可以说是林彪集团对毛的意图拿捏不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但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也可以说，原因在于陈伯达的权力欲，在于他为了保住他的权力和地位而在最有权势的人物之间下注和投机。一个人，一旦进入了权力的角斗场，就不能保证自己永不失手，身败名裂。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党员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以防止２００多个中央委员上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当，闹出政治笑话。毛的意思是，当陈伯达拿出他组织编写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那２００多个中央委员就被吓唬住了，被陈牵住鼻子乖乖地朝他所指引的方向走，这简直是一个政治大笑话。
但是，至今还没有入指出过，当那２００多个中央委员听了毛泽东对陈嬉笑怒骂的发言之后又立即转向，也是一个政治笑话，甚至是更大的政治笑话。
在庐山会议之后的“批陈整风”运动中，陈伯达主张的“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要当国家主席”被说成是“反党政治纲领”和“反革命政治纲领”。当人们恢复了常识和理性之后，一定会对下列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主张人类有天才，主张—个共和国应当有国家主席，怎么就会是反党和反革命呢？这算是哪门子的“反党政治纲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荒谬的，不但荒谬，而且荒谬得匪夷所思。我们只有直面这种荒谬性，认识到它对我们的智力和人格构成了嘲弄和侮辱，才算是真正从文革这场灾难中吸取了教训。如果把过去发生的荒唐事淡化为“探索过程中难免的错误”，那实际上就是在掩饰错误，拒绝教训，那就不能保证历史不会重演。也许，再次闹出笑话的不仅是２００多个中央委员，还可能是其他高级别代表或有头有脸的人士。
陈伯达已经离世多年，他实在是一个矛盾的、多面的、悲剧性的人物。有人可能会看重他在运动中助纣为虐的一面，从而断定他是可憎的；有人可能会看重他并不老奸巨猾和凶残，因而认为他不是恶人和罪人，其实是可怜的。不论怎么说，他是可悲的。他的渺小存在于他的人格，体现于他的气质，来源于他投身于其中的、可怕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来源于他所熟稔的意识形态。
再过两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６０年和结束５０年的周年纪念，此时我们应该自问：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真正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中国的读书人再也不会像陈伯达那样成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了吗？庐山会议式的闹剧再也不会重演了吗？
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徐友渔，哲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纽约新学院驻院学者。〕
□ 原载：《陈伯达年谱——中共头号理论家的跌宕人生（１９０４—１９８９）》，余汝信编，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２０２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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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刘诗昆的往事回忆
·黄 卫·宋春丹·
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刘诗昆去北京医院吊唁。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后院一所小平房里。刘诗昆是坐着叶剑英家的苏联制吉姆牌汽车去的，除司机外就他一人。白色车牌开头号码是“辰３”，这是当时少数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专用车牌，到哪都畅通无阻。
当时，刘诗昆有意把车停在了北京医院后门外。等送灵车队一启动，他就让司机跟上去。送灵车共有二、三十辆，其中有不少吉姆车，前面是灵车和几辆大红旗车，没有警卫车压后。他的车跟在最后边，没人问没人管。
车队到八宝山殡仪馆时天色已黑。里面有间大厅，周恩来的遗体移出灵车，就安放在大厅中一个简单的长方形木边框玻璃罩内，周围也没鲜花。
大厅不太大，进去了三、四十人，警卫人员等都候在厅外。刘诗昆随人流进了大厅，谁也搞不清谁是谁，大家都穿着蓝布、灰布制服或绿军装，都一个样，难以辨出身份。
主要送灵人是王洪文、汪东兴和邓颖超。大厅里气氛凝重悲痛，没有司仪，也没有仪式，大家围着遗体作最后告别。邓颖超抚棺边哭边说：“恩来啊，你走吧，你走吧！”说了一遍又一遍。刘诗昆一直留意王洪文，只见他铁青着脸，面无表情，不言也不动。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把头埋在玻璃罩上，嚎啕大哭。哭声之大，引人注目。
人们在大厅里停留了约二、三十分钟。来无排序，走也没人招呼。送灵人群自发离开大厅后，遗体就要被推进紧连大厅的火化室火化了。
刘诗昆是最后一个离开大厅的。他出来后，厚厚的两扇大红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然而，１９７６年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大幕，才刚刚拉开。
１９６６年文革刚开始时，刘诗昆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老师，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接班人”，关押在校内“劳改队”。他右胳膊小臂骨被红卫兵用军用皮带打成严重骨裂，当时国外媒体盛传他弹琴的手指被打断。实际上，他去医院绑了石膏吊带，因年轻不久自愈，未留下后遗症。
不久，进驻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组撤走，“劳改队”的其他“牛鬼蛇神”因没人管理都自行解放。但他不同，因为他背后的岳父是叶剑英。
文革初期，叶剑英身居要职。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罗瑞卿被打倒后，他接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位，同时还担任文革初专门成立的“首都工作组”的组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首都的治安等重要工作。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日，“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专门到刘诗昆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点了刘的名，同时影射点了叶剑英的名。戚本禹说：“刘诗昆是坏人，是赵燕侠式的人物（赵是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京剧名演员），是埋在我们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他背后有只很大的黑手。”４月５日，戚本禹又到刘诗昆妻子叶向真就学的中央戏剧学院召开全院大会，点了刘和叶向真的名，又影射点了叶帅。４月２０日，他又到北京中央乐团作同样讲话。他三次亲自出马，并特别强调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来的。他讲话后，北京街上到处贴出了“打倒叶剑英”“揪出刘诗昆叶向真背后的黑手叶剑英”等大标语和大字报，一些院校成立了“揪徐叶联络站”（徐为徐向前元帅）的造反组织。
在戚本禹授意下，中央音乐学院各派群众组织随即联合发布了一道所谓“勒令”，限刘诗昆在４月６日午夜零点前回到学校，接受“群众专政”。
当时刘住在北京北长街８１号叶帅家里。为了不连累叶帅，已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的刘诗昆于４月４日同叶向真匆匆去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办理了离婚手续（那时负责北京市婚姻登记事务的单位都受北京卫戍区军管，且都瘫痪了），在４月６日午夜零点前走出了叶家大门。中央音乐学院满载红卫兵的小汽车、大卡车早已一溜排开守在门口。
刘一出门就被押上汽车拉回学校，从此完全失去自由。同年９月２日，他被扭送到公安部，由此开始了五年九个月的监狱生涯。先关进功德林监狱，后转半步桥监狱，最后是秦城监狱。刘诗昆记得一天半夜，半步桥的“政治犯”集体大转移到秦城。开始他不知去哪里，转移车队开到京郊一处漆黑的荒郊僻野时，不知何故，突然停了许久。当时他以为要在那里被拉出车枪毙了，但也没觉得恐惧，一切听天由命了。
在刘诗昆之后，叶帅的二子、二女（包括叶向真）、一婿以及刘诗昆与叶向真的一名保姆都被抓了。但对叶剑英本人，始终留有余地。原因之一，大家认为，是叶在红军长征中报信救过毛的命。
在刘诗昆眼中，叶剑英是位胸有丘壑、足智多谋的人。叶和蔡锷、朱德等人都出身于中国最早的军校——云南“讲武堂”。叶是儒将，有旧军人甚至还有些旧文人的风范，护卫过蒋介石，中山舰事件时保护了孙中山，又救过毛泽东。他有文化，喜欢写诗，还会简单弹奏钢琴和拉二胡。他性情温和，人情味重，懂得中庸之道，在政治权位上宁退一步不抢半步，这一点让人放心。
在狱中审理刘诗昆案的是当时“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专管军界大案）一个几十人的庞大专案组。
专案组多次在刘面前指名道姓逼他写揭发叶剑英的材料。他们对刘说：“你只要揭发你的黑后台叶剑英，就算将功赎罪，放你出去。你不要再为叶剑英背黑锅，当牺牲品了。”还欺骗他说，叶剑英已被打倒关押。
刘诗昆始终没有揭发，“要揭发也没得可揭发的，逼我我就批判自己”。
当时，监狱每天下午向每名在押人员发一份当日的《人民日报》作为政治学习材料，傍晚收回。但刘诗昆发现，常有一些天不发给他，他开始有所怀疑了。
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过后大半年的一天，一名监狱新看守一时疏忽，把当日报纸扔给他，又急着回来，一边喊“不准看！”一边将报纸从他手里夺回。可他已经看到报纸上叶剑英的名字了。专案组对他说叶剑英已被打倒关押的谎言完全穿帮了。
这之后，他开始冥思苦想怎么向叶帅和外界送出自己的消息。有一天更换监室，新监室地上有一页残留的旧《人民日报》，他灵机一动，立即收藏起来。他从监室内的扫把上撅下一根小尖棍，用它从每天发的《人民日报》抠下十余个小字，用发的又馊又黏的玉米窝头做浆糊，将一个个小字贴在那页旧报纸上，花了几个月时间拼贴出一封信。在信中他写了专案组怎样采用各种卑劣手段甚至残酷的变相刑讯，指名道姓逼他揭发叶帅，但他坚决不从，未写有关叶帅的只言片语。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决定，叶剑英复出，取代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职位更高了。叶家人都被释放了，但就是不放刘诗昆。
１９７３年４月，叶向真终于获准来监狱探视他，这是他入狱５年多首次有人探监。他从接见室的桌子底下悄悄把那封信塞给了叶向真，她不动声色地收进裤子口袋，回去后立刻交给了叶帅。
刘诗昆曾在苏联得过国际钢琴比赛大奖，受过赫鲁晓夫接见，并曾留学苏联，因此他的案子是以“苏联间谍”为名批捕的，叶剑英也无法介入。现在有了这封信，叶可以有所动作了，他立即将信交给汪东兴。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立即释放。
送出信后约半月，刘诗昆获释。这期间，他发病被送进当时专为重要人物治病的解放军３０４医院。
当时，他身体已完全摧垮。入狱前几年，顿顿饭吃不饱，水都不给喝够，冬天监室无取暖设备，不发冬衣，他穿着刚入狱的夏衣挨过一个个寒冬。有时几个月不“放风”，见不到阳光，加上营养极缺，他头发全白了。五年九个月的监禁中，他一直一人独关一室。开始还有人提审，后来审讯都没了，最后两年他几乎没跟任何人接触或说过话。这导致他的身体在狱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症状，整日昏天黑地，语言和行动极为困难，痛苦异常，但查不出任何身体的器质性毛病。
刘诗昆获释后，１９７３年９月，根据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安排，公安部给他做了平反结论，又给他补发了工资。他那时工资很高，每月８９元５角，而大学毕业生才４０多块钱。从进中央音乐学院“劳改队”那天起算，约７年的工资，一下补发了８０００多元。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当时全国的“首富”了。
他领着８岁的儿子一起去存钱。如此巨款，哪敢都存到一家储蓄所，那不吓死人啊？一家储蓄所只存４００元，一张存单２００，存两张单，已令储蓄员眼睛都睁大了。那天他跟儿子提着包走了北京差不多２０家储蓄所，才把钱存完。
９月的一天，叶帅办公室接到江青办公室电话：“江青同志要接见刘诗昆。”对此，叶帅只对刘说了一句话：“看来这回是好意了！”
刘诗昆被接到钓鱼台江青住地。在场的还有姚文元、王洪文，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文化组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以及音乐家李德伦、殷承宗。
江青一见他，就显得很热情地站起来说：“刘诗昆，坐这儿坐这儿！”又握手等一连串热络的动作。开场白是：“刘诗昆，主席很关心你，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刘诗昆，要让他搞些民族的钢琴的东西，要让他继续演出。”算是传达了最高指示。接着又说：“‘中央二办很坏，他们整你，给你搞专案，实际上是搞叶帅的专案。他们还给我搞了两个专案呢，我不怕！这都是林彪和四条汉子（指‘黄吴李邱）搞的。”还说：“去年我到叶帅家，看到牛妞（叶向真的小名），都怪我，当时就是忘了问起你。”
当晚放映了一部叫？《红袖倾城》？的美国影片。片中有许多弹钢琴的镜头，江青说是专为刘诗昆放的。看电影时，他作为主宾被安排坐在江青身旁。江青很不见外地把自己的白色亮皮塑胶大皮包放在他腿上：“你给我拿着！”他就抱着她的皮包看了两小时的电影。
有半年多时间，江青多次接见他，或看“样板戏”时叫他陪同。
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５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二人配合紧密。刘诗昆听叶帅说过：“他（指邓）在前面打冲锋，我在后面送子弹，有时我们二人也一起往前冲。”
刘诗昆获释后，调入当时作为“革命样板戏”单位的中央乐团，从事钢琴演奏和作曲。
１９７５年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后，形势急转。刘诗昆心里打鼓，因为据他所知，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就因写了一份反映江青问题的材料（内容还没有他写的重）发现后即被打成反革命。然而，他这里却一直没有动静。
后来才知道，刘诗昆写的揭发材料，没有人透露给江青。这让他躲过一劫。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叶帅也请病假在家休养。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但叶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并未撤消，影响力还在，而且比以前更大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叶剑英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全家人一句话：“四害已除。”在抓捕四人这一行动上，刘诗昆的看法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缺一不可，多一不必”。据刘所知，起初华、叶、汪三人间也经历了相互揣摩、试探、摸底的微妙过程。过去叶与华并不熟悉，华属三八式干部，资历不深，二人没有历史关系。叶与汪也无特殊关系，汪本人没有“山头”，只是毛的总管。
粉碎四人后，刘诗昆问过叶帅，抓捕行动事前除他们三人外，还有没有其他同级别的人知情，叶说：“没有，就我们三个人，已经够了。”
□ 摘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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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人生】
“泡”校
·刘重日·
口述者：刘重日，１９５５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明史学会执行会长。参与撰写并出版有：《中国史稿》（明史卷）、《孔府研究》、《中国屯垦史》以及《土地制度史》、《中国经济史》、《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等多种大型资料集的整理编写工作。参与主编《明史论丛》与《明史研究》等。
我说关于干校的生活，可给老先生们编一本书，叫做“名人趣谈”一类的，保证畅销。老先生们在下面受到许多精神折磨，可他们童心未泯，所以就有“趣谈”了。等一会儿给你讲几件“趣事”，没准儿你听了想哭。
做为社会科学，谁都学点马列主义。但我们的马列主义好像只是领导谈的，别人似乎无权研究。领导怎么说，你就得唱什么调，不然便会挨一棒，弄不好还得加上个“反”字。果真他讲对了，道出了马列之真谛，当然是江山社稷之幸，人民之福；反之，人民群众都会受损。历史和实践不正是被如此证明的么。我想马列主义原旨决非如此！这根本就不是马列主义。就说知识分子吧，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关键是附在哪张皮上，为谁服务，马恩早有明论。但不知怎么回事，你大学一毕业，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知识分子又是首当其冲。我们学部是北京市甚至全国文化集中之地，因此自然变成了“臭学部”。
工军宣队承上面意旨，要把我们这帮人当垃圾处理。先说解散，后说就地分配。原来要放在东北一个没人烟的山区，要让学部的知识分子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什么没去呢？是听说那里有一种病，叫克山病，什么蝴蝶变形，人掉头发一类的。军宣队自己怕染上这种病，才不敢到那地方去。不是他们可怜我们。后来校址选在河南信阳息县。息县是黄泛区，土壤属黄黏土，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十万人的“信阳事件“正是这一地区。我们在学部院子里排队出发时，只觉得一大队拉家带口，箱箱包包，有些凄凉。排着队走到北京站。更没想此去河南要走又滑又稀又硬又硌脚的路。反正那时书也卖了，业务也不搞了，感觉什么都是空的。知识分子落到卖书这一步，就好比秦琼卖马，真难说清心里的那种滋味！但凡有一点希望，也不会如此。
东岳是息县的一个村镇，那里是一片平原。树极少，也很小。下去时正值麦季。第一个感觉，就是热得受不了。只有镇上人民公社院里，有几棵大树。哎哟，那把人热的！不知怎么办。住的小棚子是临时搭起来的，十几个人的上下铺，热得像蒸笼，没办法呆。外面也没树。好在拖拉机站放了几个大油罐子，有点阴影，我就跟几个人在那里靠着。刚下去那段时间，心情差到最低点。主要是苦闷，觉得前途渺茫。一想到会在这里安家落户，情绪总是低沉的，一天没有几句话可说。说多了也怕被抓住把柄。有问题的人根本就不说话，没问题的也不想说话。关系好一点的，也只是点点头，互相苦涩地笑一下。开始，生产也没有准备，整天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四人帮＂的那些狗屁文章，还搞访贫问苦。刚访两天，军宣队就不让去了。
为什么？因为息县跟信阳一样，“大跃进”后饿死人不在少数。除了虚报高产，还搞假门面。为了上面来人参观，把树都挖起来，挪到镇子上的大路边。树一挪，全都死了。本来就欠收，交公粮外，还强收余粮，弄得农民家里一颗粮食都没有。连树皮都没几棵可剥的。树被剥了皮，自然好些年缓不过来。天灾过后，到我们下去，只看见一人多高的小树。冬天，娃子们拿着铲子，背着小篓，在路边铲草皮，路上全是光的。能吃的都吃，能烧的都烧。挖出棺材，都去抢木头。访贫问苦时，只见大多数农家都是土门。墙是土坯垒的，一面架了几根横梁，然后在草或席子上面抹上灰和泥土，叫草苫。土门就是直接在墙上挖个空间。有的家用树枝编个篱笆门，有的看来做得像样一点，但决不是木头的大门。除了大队部有几间瓦房外其它的都是草房。进了门，除了锅台，连桌子都没有。好一点的，用土坯垒个桌子。夏天去，房梁上挂着黑色的棉衣棉裤。冬天去的话，连挂的衣服都没有。我是搞历史的，知道过去的一个逃荒术语，叫“泥门担凳”。就是灾荒、战乱来了，没法过了。出去逃荒。逃荒时，把土门用泥糊死，好比现在贴了封条，谁也进不去。然后挑着担子，小娃在筐里放个小板凳。“泥门担凳”，全家走人。我过去就是不明白，怎么就那么穷？把门一泥，什么别的都没有了？没有直接印象。到了东岳，才有深刻体会，就是这样子！看着老乡这么穷，我们心里也都觉得真是难过！村子里男人少，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说，村里没有一家没饿死人的，都是后来凑起来的。这家老头，那家老太，男人女人，小娃们，都不是原来完整的一家。忆苦的时候，老乡说，最饿时人都不敢出门，据说人饿急了，极个别的都吃人的。知道“路人相食”吗？我记得李自成在陕北起义的时候，历史上也有３年大饥荒，记载有“路人相食”的事。真有吃人的！老乡这么一忆苦，只进行了两天，军宣队就不让去了，他们怕给社会主义抹黑！
我们连的房子盖在离东岳镇五里地的一片荒地上。干了两个多月，盖了两排房，约２０间左右。我们旁边是近代史所、语言所。干校包了一片荒地，约十多顷，都顺东岳镇西边一溜排开。我是一排排长，排里壮劳力多。砌墙，上梁，都是我们这帮壮劳力。冬天之前，住进了小平房。
历史所的老前辈，个个大名鼎鼎。下到干校以后，都成了老农夫。他们受的累，受的罪，也许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有些洋相，也令人哭笑不得。
古代史专家张先生被派养猪。他是胶东半岛人，在海边长大，人很朴实，绰号“张十万”，意指学问渊博，记忆超群，十万个问题难不倒。不论上古下古，甲骨文，各种版本的书，他无所不知。他的学问非常大，文章写得并不多，但谁见了都佩服他。他是个书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表达不畅，你得提问题问他，他能跟你对答如流，平时却不善言谈。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是在１９５８年前后，我们历史所跟郭老写大部头的《中国通史稿》。第一稿出来后，所里邀请史学界的专家名流座谈提意见。我那时年轻，在会上做记录。张先生上台发言，我一听之后，大惊失色。因为他在批评郭老，说郭老有关春秋战国的观点是胡说八道，是荒唐！而且，他在发言中就来回用这几个词儿。当时我特别诧异，以为他太猖狂。郭老是何等专家，怎么可以说“胡说八道”呢？郭老跟他关系很好，也没有生气。后来大家说，他就是这样。我知道他学问大，但还是半信半疑。有一次，我去图书馆查一篇文章，不记得在哪本杂志上，两个多小时也没找出来。正好张先生进来了，我就问他，有一篇讲明代政治方面内容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他敲着头，说你等一等，我想想。你问什么他总是敲着头想。然后，他拿起笔，写下哪本杂志，哪一期，包括文章题目。我一找，真是一点没错！这一来，我服了他的超人记忆，感叹“张十万”果真名不虚传。他搞《中国文化史》时，出去采访，在全国各地找文物，拍照。回来写汇报，年轻人记了日记都记不全，跑去间他，他脑袋一敲，说哪天哪天干了什么，记得一清二楚。
这样的大学问家在干校养猪。猪不理睬他那一套，老跑，他整天在地里叫猪：“啰啰回来，小猪回来吧！要吃饭了！”他光着膀子，满头大汗。他一人喂三四头猪，还管打猪草。起圈时临时再派人。他就住在离猪舍不远的一个棚子里，单住。开始不准买东西吃。后来他买鱼，买肉，就在猪房那边，用清水一煮，不放任何调料。有人问他，这有啥吃头？他说，在海边吃东西，根本不放作料，清水煮，放点盐，就是最香的。他在海边也习惯了这样的“鲜”吃。那时他已６０来岁，个子又高又胖，是条山东大汉。
另一位老先生谢国桢，没到过农村，不太会干农活。有些年轻的当时就训他，批判他。批他是资产阶级，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说他态度不端正，不好好改造。谢国桢先生有时就独自坐在那里发呆。
谢老先生抗战时在北京，周作人曾聘他到北大兼职，就说他是文化汉奸。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人说谢老先生把他的电池换了。于是“左”派就在拖拉机棚批谢国桢，说：文化汉奸，怎么这样没脸没皮！又有人说他在北京时，上公共汽车不买票。谢老先生其实是一个心胸开阔、豁达的人。他胖胖的，心宽体胖嘛。可像他这样的人都会发愣，可见他内心多么痛苦！这件事，我们历史所每个人的印象都特别深。每人说出来都是一个版本。知识分子可以忍受清贫，最不能忍受的，是对人格的污辱。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拿人来做文章。而这些事情又无聊至极。谢老先生说不出口，这是他最痛苦的。
历史学家王先生表现出来的则是什么都不说，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也能感到他内心压抑。他可以干活，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他目标不太明显。他也是山东人，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入过共青团，后来闹学潮被抓了。因为是学生，又放出来。后来他去了美国。“文革”时，说他变节才放出来。王先生一解放就从美国回来了。他是爱国的。回来以后生活是供给制，还给他高待遇，他不要，自动降级不说，还捐给国家一个院子。到“文革”时，他仍是四级研究员，尽管他写了《中国货币史》等许多著作。因为这个所谓历史问题，每次运动都把他批来批去的。所以有人说，回来早的不如回来晚的！他搞明清史，那时我年轻，有问题也常去请教他。“文革”连我也受到批判，说我整天跟在资产阶级专家屁股后边转，说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下干校前，他把自己不少书都卖了。我们去帮他搬，问他，王先生，干嘛把书都卖了？他说，嗨！不知以后还干什么呢！他非常沉闷，什么也不说，闷着头干活就是。
文学所的俞平伯是全国有名的学者之一。在干校，一说这老头儿就是毛主席谈《红楼梦》批评过的那个人，老乡立刻传开了。俞老一出现，农村的小娃们在后边跟了一大堆，喊“打倒俞平伯”。俞老想，这怎么办？他就买了很多糖，小娃们一喊，他就说，别喊了，我给你们吃糖！然后把糖－撒。小娃们赶紧捡糖。这一下小娃们更喊得厉害，想吃糖就喊。你说听过何西来讲的“高级老头儿高级糖”？对了，就是这么来的！
语言所的卢之味，原是北大教授，一级研究员。当时东岳老母鸡一只才一元多钱，有人卖。军宣队规定不许买吃，他偷买鸡吃过，但被发现批评，说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过不惯贫下中农的艰苦日子。被批过一次以后，他学乖了。一天，他又谗了，到镇上准备偷偷买一只鸡。正好见一个老太太抱着鸡走过来。他一看左右没人，先一把抓过鸡，把老太太吓了一跳。这时他掏出５元钱，塞给老太太，抱着鸡转身就跑。农民老太太老实，一看钱多了，就跟在他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喊：“哎！给你找钱！”他头也不回，说：“不要不要，全给你了！”其实，那阵子大家谁不谗？但老年人饿得更快，随时都饿，要多餐的。像这种笑话多的是，当地有种小虾一寸多长，一斤一元钱不到，可俞老先生买虾并不论斤，问人家一个多少钱？卖者说你看着给，他竟以三分一个买了５０个，还不足半斤之多，但已大大超出一斤的钱。年轻人钱少，就吃便宜的，动作也快。星期天去包信、新蔡，赶一个集，偷偷吃一顿回来了。
“学部“能保全下来，多亏了周总理对这批知识分子的关怀。按“四人帮”的想法，就地解散，就地安插。总理指示“先集中起来学习、批判。”军、工宣队这才决定迁至明港。
１９７１年初，迁到明港军营。那里原是解放军的一个炮兵学校，不知怎么空了，我们就住到那里去了。“９·１３事件”之后，这里成了我们戏称的“泡”校。明港离息县５０多公里，是京广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军营离火车站四五里地。我们撤离息县，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了，包括盖的房子、机器，开垦出来的稻田、菜地，全都一古脑地废掉了。想当年，下去安家，仅买田、路费、安置费、生活费，就花了六七十万！一撤到明港，什么都不要了，也什么都要不了。走的时候，各村的农民全体出动，老老少少，围在一边看。有的老太太胆大，就过来问，这个不要了吧？有的还硬拉，你这别要了，把这东西给我吧。一块铁皮，一张塑料布，一片烂席子，连一根棍，一根柴禾，都要。去明港两三个月，就传来消息，说那边被他们扫荡一空。先拆门窗、房梁，再拆砖，盖的房全被老乡拆了。
到明港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轰动性的趣闻。有个姓胡的副教授，女的，５０年代从海外回来。她从来未下过乡，只听说下面穷，不能穿好衣服，穿好了就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比谁都穿得烂，又旧又破，满身补丁，但却是个腰缠万贯的人。下“五·七干校”是全家迁走，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回北京？这种担心，使她把毕生的积蓄两万多元全部带在了身上。现在听来两万元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两万多元，作为个入那可是天文数字！比现在百万还管用。东岳乃穷乡僻壤，小小信用社，她没敢存。银行见其挟带巨款，身着破烂，疑其来路不正，通知派出所，将其扣押。尽管她说破了嘴皮子，人家也不信。派出所查明身份证件，又与学部军宣队核实无误，这才允许宣传队派人将其领回。据说吓得她整天提心吊胆，一星期也没缓过神来！
我在干校记忆最深的，似乎是两件事。养狗和抓“５·１６”。先说养狗。我养了一只“小黑”，算我们一排的。去明港前，“小黑”差不多两岁了。因为军宣队不准带狗，在我们走的前两天，“小黑”全明白，它焉了，也不吃东西。我看在眼里，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走的那天，我们忙上忙下地装车，“小黑”远远地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门前，定定看着。临上车前一分钟，军宣队正好走到一边去了。我灵机一动，朝它一招手。嗨！它撒腿飞跑过来，跳上车就静静卧着。一路上，它一动也没动！到了明港，卸车时，它围着车又蹦又跳，结果被军宣队发现了，问，是谁的狗！谁带的？我说，我们一排的！军宣队又说了，把它处理了！没办法，第二天，我和另一个同志蒙着它的眼，把它抱到五六里地外一个老太太家。过了两天，夜里我已睡了，有东西拱我的被子。一看，是“小黑”，它又找回来了。没两天，“小黑”又被军宣队发现了，命令三排的人打“小黑”。有人赶紧来告诉我，我急了，出去嚷嚷，我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老子外号叫什么！谁敢动我的狗一根狗毛，我就把他的头打扁了！”我这一闹，没动静了。我是陕西人，绰号“二愣”，什么都敢说。但是军宣队更邪乎。到了星期天，我不在，军宣队找了一帮人把“小黑”打死了！回来以后，找不到“小黑”的影子，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但谁也不跟我说“小黑”的事。过了一天我才知道。为此我有事没事就骂两句出出气。
为了“小黑”，我没少跟人吵架。“小黑”是我在东岳时从老乡家抱回来的。那时它刚一尺多长，我们全排都给它吃点这个那个的。因为无聊，所以刮起一股养狗的风。我们连有个“田十万”，也是学问好，号称“十万”。但比不过“张十万”。他是河南人，跟老乡搞得比较熟，经常给连里买草盖房子什么的。大家说到要小狗，他说：“我有那么多老乡，要一条狗容易得很！我要一条狗来，把你们全都镇了！”他说周围几个村子随便要。过了儿天，他没要回来，别的人都要回来了。我也要了“小黑”，一身黑毛，毛茸茸的，很可爱。那天，“小黑”在宿舍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它在大家面前摇着尾巴撒欢儿，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乡给“田十万”送狗来了。出乎他和所有人的意料，老乡送来的这条狗，是一只独眼龙！因为平时他吹牛，结果大家一看，哈哈大笑，说这个狗真漂亮，是把别的都“镇”了！
大家七嘴八舌连说带笑，老田自觉栽了面子，恼羞成怒，二百五脾气也犯了。这时，“小黑”跑到他面前，冲着他摇尾巴。他一脚把“小黑”踢开，还说：“这是谁的狗！再跑来，我就把它踢死！”我在一边说话了，我说：“田老兄，我在这吃饭可没言语一句吧？你老吹牛说要搞一只漂亮的狗，结果你的狗这副样子。今天大家都看你的狗，是单眼。人家说，我没说什么吧。你干嘛冲着我的狗嚷嚷？狗本来就是到处跑的，你凭什么踢我的狗？！”他没理了，还说：“我就是要踢，踢死它！”我的火也上来了，说：“你过来试试，踢得死吗？谁踢我狗一脚，我就把他踢扁喽！”排里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体育，会摔跤。老田也知道要打架不是我的对手。他不言语了，端着碗进里屋去了。于是有人说，“二愣子跟二百五干上了！”
这就是那时可以开心取乐的事儿！这种事像是大人干的事吗？像是知识分子干的事吗？就是穷极无聊。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心态来，就是发泄情绪！
“小黑“没有了，我心里空落落的，似乎无猴可耍，排里也少了一番乐趣。
再说清查“５·１６”。什么清查运动啊，打击一大片！我们历史所２６０人左右，几乎全都是“５·１６”。军宣队那一套是硬逼，逼得人胡说八道。还有人说，刘重日是一个分队的小队长，有我的材料。不过军宣队不相信，怪不怪吧。办“５·１６”的学习班，我就劝他们，搞运动就是这样，迟早会水落石出。你也别抗。写什么不写什么，你自己看。整得苦闷了，我还去跟人家聊聊天，解解闷儿。有人打小报告。军宣队也没少找我。我说，做思想工作总可以吧？那时，我认为要清查的应该是上边胡搞的人，不是下边的这些人。我成天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文革”初，听传达江青在首体的讲话录音。听完之后，我跟一个同志说过：“什么自封的旗手、革命家？江青至多算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害狂热病！”这是很严重的“现反”言论。我睡觉都在担心这事。因为我们单位一个人曾说过，京剧改革样板戏，不好看，只有古装的传统的才好看。旧戏出来，身段好看，武打很精采，样板戏就不成。如《沙家洪》的武打场面，枪战，枪一响，人就趴在那儿，有啥看头！就这一句话，就是反江青，反伟大旗手，反样板戏，整成现行反革命。
清查办学习班，军宣队也是命令式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习惯。有些顶撞的，军宣队就说，“臭知识分子，不老实。腰里别个手榴弹，扑楞扑楞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们随时都想叫劲，不老实，不听他的指挥。其实没理解政策的指挥，没有水平的指挥，全是瞎指挥。所谓审查问题，一上来他就劈头一句：“你是交待问题，还是交三毛钱？”开始谁也不明白，什么交三毛钱？后来才知道，枪毙人的时候，一颗子弹三毛钱，还要犯人自己交！
到明港后，军宣队安排整天开批判会。哪有那么多人发言呢？我去找军宣队老王，他说，我们部队有句话，叫做：“汇报汇报，连编带造！”于是我也如法炮制。我们排有两个人是四川来的，一王一邓，这两位特能说。一次要开学习批判会，一上午得有三小时发言，要是没人讲，当排长的怎么办？于是我就找到这位邓，他答应了，保证应付场面。那天，他发言了，那是整整两个半小时！不是瞎聊。全得长篇大论的套话，所以比瞎聊还困难。我们住军营式的房屋，一排一排的。前排房里是语言所，相隔就十来米，开着窗，全能听见。开完会，语言所的排长过来问我：“老刘啊，你们排发言怎么那么热烈？一个接着一个的。我还发现你们排的四川人怎么也挺多的？”我把手一遮嘴，悄悄跟他说：“对不起，就这一个人！”
“文革”后，历史所同仁对我这一段有评价：刘重日虽然愣，但各方面没什么可指责的。在刘排下面过日子最舒服。
恢复《中国史稿》写作，我属第一批回京。约１９７１年上半年间。回来之后，又是林彪事件，跟“校友”通信，听说那里什么都不干了，整日吃喝闲聊。读书反受到批评，被视为臭老九“心犹未死”！于是我在“校友”的一首诗上注曰：“狠抓一个吃字，突出一个睡字，落实一个胖字，立足一个滚字。”后来，到１９７２年６月，我还有一首诗给他们画像写照：
《七律》
今闻明港学部干校清查运动完全停止，吟诗一首。
浓茶淡酒消日闲，身入瑶池蓬莱间。
坐看灶炉烟火盛，卧听杯盘醉语喧。
钓罢归来夕阳后，布棋酣战三更前。
柔媚熹光人未醒，清风吹梦到枕边。
好一派田园风光！好一个闲散自在无所事事的日月！其实这里边充满了知识分子扭曲心理的种种状态，是满腹空虚和痛苦的下意识表现。
□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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