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五月至1977年三月期间，作为一名知青，我曾几次在陕西省汉中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协助工作。每次时间短至两三个月，长则近一年。期间所经见的趣闻轶事令鄙人终身难忘。
十几年前，我曾就此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由于自知与青春无悔之激昂旋律相距甚远，故除了三两亲友及十几个初中同学看过此文外，我就一直将其压箱底，直至原稿丢失。底稿遗失后我懊恼至极，却再也没有勇气拾笔重写。
在一位读过此回忆文章的老哥再三督促下，我终于又拿起了笔——我的右食指。
那是2023年的初冬。窗外的那几排银杏树金灿灿的，树下的小径和草坪亦被落叶染得一地金黄。我自斟一壶包谷老酒，三杯下肚，我鼓足勇气，点开手机的备忘录，笨拙地用一指禅，再次企图以另一视角键入当年那些花絮。
浊酒入胃，乙醇上头，我老眼湿润。
往事飘渺如花絮。那花絮，虽轻盈却饱含着沉重。
一. 钟楼之焚
1974年五月，父母经多年不懈努力，终于获准从延安县调往汉中县工作。那是汉江之滨，父亲当年上中学的陕南水乡。
那年四月，我刚刚高中毕业。我去延安地区知青办办理了转往汉中县插队的手续。一到汉中，我便去汉中县知青办报到。
县知青办的陈老师说，汉中县今年符合插队要求的初高中生都已分配妥当。他已向当时知青办杨主任建议，鉴于知青办一半人员已被抽调下乡，办公室人手短缺，想留我在知青办打杂，当然是义务的了。帮几个月忙后，知青办将给我选个就近的公社落户。
第二天早上我就去县知青办帮忙了。
知青办位于汉中县政府大院主楼一楼大厅内右手面朝大门的第一间。在这个五层楼的红砖建筑里，知青办最为热闹，经常屋里门外站满了来访者。除了顶楼有一小间自己的资料室外，知青办就这一间有半个教室大的办公室。知青办的杨主任一露面，常常身前身后都跟满了人，所以办公室日常事务总是由陈老师坐镇应对。知青办的正主任叫吴显正（音），那一年由县政府派去农村蹲点。吴主任下乡，日常工作就交由杨副主任主持。他俩似乎一年一轮换。那几年我在他俩手下都干过。当时办公室还有一位姓刘的中年女性，和一位我已忘其姓名的男性工作人员。七五年我又被抽调到知青办帮忙时，他俩已离开。陈老师叫陈敬民，最早是老师。知青办的日常工作他最熟，所以他是万万走不开的。
那几个月，我主要是协助陈老师搞接待，守摊及接听电话，整理来函，来信，分发分寄文件资料等。知青办召集各公社知青带队干部来县招待所开会时，我做些杂务，比如为他们做会务登记，分发知青学习资料等。学习资料往往就由带队干部带回各公社，再由他们往下发。只是这些资料远远达不到每个知青都有。
杨主任说，汉中县是陕西省各县区接纳城里知青落户人数最多的县，常年呆在农村的知青总数都在两千人以上。除了天台山公社条件太过艰苦，不分配学生外，其余近十个公社几乎每个小队都分配有知青。
那时汉中人都将知青办唤做安置办，这是它最早的名称。从1968年始，汉中县就按要求向农村安置了大量“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城市人口，我那时就接待了不少要求返城的原汉中县城居民。知青办业务繁杂，故不时抽调带队干部，企业员工，知青等前来帮忙，包括几个已在农村呆了六七年的老三届知青。其中一位在工作中和我成了好朋友。在此我称他为H哥。他是汉一中初六八级学生。H哥肩宽体健，国字脸，偶尔咧着大嘴巴一笑，非常有男子汉气概，但他通常总是沉默寡言。
汉中县城对我既陌生又新鲜。我工作之余逛了古汉台，拜将台。H哥还向我介绍了东塔西影——县城东关净明寺内一座十一级的砖塔，其倒影落在了西边一个永不干涸，深不见底的小湖之中，所谓汉阳肖寺塔，飞影入东湖。我甚至找到了位于虎头桥的马岱斩魏延处; 那时是立于二马路路边上的一个石碑。虎头桥的桥梁早已毁坏，但石碑屹立，大书“古虎头桥”四字，碑顶石刻虎头。
我几次在办公室里嚷嚷，唯有我看见过一面，我父亲心心念念的汉中钟楼再也看不到了。
每当我们在知青办空闲时，谈及汉中和延安的古城墙，历史文物之时，H哥总是静静地听着，聊到汉中钟楼和它的不幸时，他却默默地走开。
我有幸亲睹汉中钟楼芳容是在1966年的那个阴冷的冬天，文革正如火如荼。那年父亲带我回西乡县老家探亲，回程路过汉中县城，他带我去汉中地委，去探望我的一个正在遭受磨难的舅爷，途经距地委及行署仅一箭之遥的钟楼。
与西安钟楼相比，汉中钟楼苗条的像个少女。
汉中钟楼建于清嘉庆年间，为三层砖木结构建筑，通高20余米。她青瓦红柱，楼角高翘，显得灵动，秀气。她每个屋檐翘角的顶端都挂着铃铛,清风徐徐,送去满城悦耳清脆的铃声。钟楼一圈都是低矮的店铺，与钟楼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汉中钟楼地处民主街与中山街的交汇处，她的东西街道最早分别是汉中府衙和南郑县衙，并以此形成东西南北四条街道。1968年之前，这里商铺林立，周边汇聚着百货、杂货和客栈食堂，人流量大，非常热闹。
去地委的路上，谈及钟楼时父亲一脸怀念。父亲说，他当年就读的中学位于中学巷，距钟楼很近，课余他经常和同学一起在钟楼周围转悠，吃点小吃，比如那种下层焦黄，上面软香的锅边油花，比如辣香四溢的热面皮儿。
父子俩途经钟楼时，我注意到，和我刚离开的老家西乡县城中那个更加小巧玲珑的钟楼一样，汉中钟楼一圈也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层层叠叠，高高低低，像极了一个妙龄女子脸上的癞疤。
进了地委大院，父亲说，大院里有个文庙，这次来不及参观了，下次一定带你去看看。
舅爷住在大院里的一个套间里。他当时是汉中地委副书记，系该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被揪斗，包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我们父子探望他的那天，就连少年的我都能感觉到他满腹心事。父亲和舅爷一家感情很深，除了是亲戚，父亲还曾过继给舅爷家，一起生活过。1949年，父亲远赴艰苦的延安工作，也是深受舅爷之影响和教导。
倒是舅爷的母亲，我叫祖祖，不停的对我俩嘘寒问暖。她坐在床上，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她脚上的一双绣花鞋，鞋尖上各有一大朵红绣球。
祖祖非常健谈。她问父亲道：“南泥湾现在还种旱稻子不？”
在进地委大院之前父亲就告诉我，祖祖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疯了，以后时好时坏。
抗战时期祖祖在西乡老屋居住，两个儿子都抗战去了。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她老屋院子也挨了一颗炸弹。老太太福大命大造化大，竟安然无恙。
有一段时间，她的两个儿子音讯全无。一天晚上她做恶梦，梦到她两个儿子打日本人都战死了（祖祖小儿子确实打东洋战死了）。梦中的她大叫一声，醒来就疯了。
舅爷后来历尽艰辛把她接到了边区延安。怪不得她对当年南泥湾如何种稻米那么清楚。
舅爷系三八式干部，他先在陕北公学受训，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延安整风时他被关了一年，最终结论：清白，不是特务。其实，舅爷当年在边区干过的一件工作就与抓特务有关：每天晚上将往来边区与国统区的信件用湿毛巾捂住封口，待干浆糊恢复成湿浆糊时，轻轻打开封口，阅读审查信件内容后再原样封好。
舅爷被关时，有一个新婚七天的妻子。他被放出后立刻借了一匹快马去找她。结果妻子已归一位领导。古人说的好，部落里的美女和骏马属于酋长。
那次汉中之行一年多后，父亲告诉我，六八年初夏那短短十多天里，汉中钟楼毁了，古文庙烧了，三台阁炸了，你仅见过一面，日本飞机炸弹炸不死的祖祖也没了。她在汉中武斗中被打死在地委大院家中。
当时那一片的居民逃难极为仓促。老人走不动，家人什么方法都用了，老人寻死寻活地独自留下来了。
舅爷晚年与我独处时，听他讲了许多抗战时他在山城延安的经历，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审讯过程中采用的车轮战，什么是打排球（一群审讯者将被审人围在中间，来回推搡)。他还给我讲他们当年陕甘宁边区开大会的好玩事情：大会结束前，对着黑压压的人头，主持人说，现在大会结束，顺便宣布：某某某与某某某结婚！人群中立刻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与哭泣声，原来那个被结婚的女人此刻前还蒙在鼓里。他当笑话讲给我，我却惊掉了下巴。
一次他和我默坐时，舅爷突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更象是往事回忆时突然爆发出的自言自语）：“漫山遍野都是死尸啊！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死人……”，那是他参加过的蟠龙战役。
但是他从未再提及过他的老母，那是他心底永远的痛。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汉中地区新建了许多三线厂，这些厂急需产业工人。到一九七四年，经过几次大招工后，乡下的老三届知青已所剩无几，连在西乡县插队的我的大哥，一位地主的狗崽子，虽多次政审被刷下，最终也进机床厂当了车工。
记得当年我大哥给远在延安的父母写信，述说他招工屡次被卡之后，父亲一宿一宿地辗转反侧，头发大把地掉。我见他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他写几句后揉成团，提笔又写，又揉成团。耗了几天终于写成了。告状信最终没有寄出。好友劝他说，信你能发的出，但老人家很可能收不到，何况你目前的处境……”。他那时在延安县文化馆工作，还是黑帮和特嫌呢！今天我只记得信的开头：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斗胆向您老人家反映……。这件事大约在一九七一年或七二年。当年想给老人家写信，反映知青问题的可不仅仅李庆霖一个人啊！
连我哥这样地主成分的知青都进厂了，人高马大，体格健硕的H哥却依然窝在农村，这肯定有重大缘由，只是我不便询问。
一九七四年夏的一天，县知青办召集各公社带队干部在汉中县招待所开会，H哥和我在会上帮忙。会议间隙，我俩在会务组休息和闲聊。
H哥说：“一直想给你说的。不瞒老弟，汉中钟楼是我炸的。严格说，是我扔了个燃烧瓶给烧了。”
“……联新派在钟楼上的火力很强，特别是那挺机枪。我们是统派。队长命令我端掉这个要命的火力点。
我揣着燃烧瓶摸黑爬上房，慢慢接近钟楼，直到离它最近的一排房子。你见过之前钟楼的。中间的街道那么窄。我使劲把瓶子扔了上去，火就烧起来了……”
汉中钟楼毁于公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夜。
1968年4月，汉中市两派红卫兵组织统派与联新派为争权，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武斗。
6月28日夜，由统派组织刘××，张仿带队，数十人摸至南大街联新派阵地前沿，由汉一中学生H××点火，将有几百年历史的汉中钟楼彻底烧毁。7月13日，统派又派小分队摸到联派控制的汉中地委机关，将明朝修建的“大成殿”（古文庙）、礼堂、总务科的8间房屋炸毁，全市数十条大街都被焚毁，震惊国务院。我老婆她一家人当时住在汉中专署家属院，在此劫难之前几天仓皇逃到乡下，回来时住所已成废墟。
我这个祖祖就死在那段时间。
1974年我随父母到汉中后不久，我家就住在没了文庙依托的文庙巷，天天经过没了钟楼的钟楼。
泰昌表叔告诉我父母，他是去给祖祖收尸的人之一。屋子被火烧过，老人躺在地上，淌出的鲜血已凝固。现场像是入室打劫杀人。
据说丢失的财物中有一件波斯披肩曾出现过。
汉中武斗中，有一派抓了不少地富反坏右份子，强迫他们在两派交战的最前沿挖战壕。还有一对情侣并肩战斗在距对方最近的战壕里。男方探头射击时被敌对派击毙，女方悲痛不已，竟立刻从战壕里站直身体主动迎弹殉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所爱的人共赴黄泉。
H哥继续给我讲：“……两派的主要头目以及武斗骨干都被召集在县党校办学班。我也在内。我是一天下午在篮球场看学友们打篮球时给带走的。关了我很久才给放了，年龄小没判刑。插队这些年，由于这个问题哪个单位都不要我。啥工作都不行。”
其实他的命运并不差。带着十多个弟兄攻打钟楼的两个小头目属首犯，其中的一位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给枪毙了。
“我那时真的觉得是在为主义，为毛主席而战，那可是真正的枪林弹雨啊！真是傻透了。”
他长叹一口气说：“以后在杨主任面前，你一定要给老哥多美言几句，就指望他做通无论哪个工厂的工作，把我给安排了！”
H哥有个女朋友，总来看他。女孩个子高挑，但长相一般。我觉得女孩很不错，本分善良，他却不甚满意，他对我自嘲地双手一摊说：“我现在这种处境，能找个啥样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陕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每个公社选派一名代表参会。我是金华公社的知青代表。知青办杨主任是我们汉中县知青代表的领队。
我们四兄妹当年全都插过队。七五、七六年那会儿，我二哥，我及小妹都还在农村。我们三兄妹都很努力。得靠自己的拼搏改变命运啊！父母调回汉中时，我二哥已在延安县万花山公社插队落户几个月了。为了使孤身留在陕北的二哥以后能顺利当上工人，父亲将他转到了延安县甘谷驿公社插队，该公社距延安县城很远，但公社书记是父亲的老同事。
七五年延安地区知青代表大会那张全体知青代表合影照上，有当今圣上，也有我的二哥。
会议结束后，知青办杨主任与我们同坐硬座返汉。在阳平关前的一个小站，我们车厢上来一个熟悉的人，是久违的H哥！
他恭恭敬敬递给杨主任三只毛褪得干干净净的土鸡，连声说谢谢。接下来就只会咧着大嘴笑。那是真正感激和满足的笑。我永远忘不掉的笑。
前来谢恩的他刚刚成为一名火车司炉工。那时的火车头绝大多数还是燃煤蒸汽机车。
这就是命，宿命。他此生与烧字有不解之缘。先烧钟楼，又烧锅炉。
我想起了总来知青办看他的那个女孩，暗自祈祷他俩之间不要有啥变故。没时间多叙，他下一站就要下车，再搭车返回段里上班。
我眼前闪过几帧他在锅炉前往燃烧室添煤的场景：他用力将一铲煤甩进炉膛，火苗嘭的一声窜了出来，炉火熊熊。得到巨大动力的列车呜呜地叫着飞驰，机头不时吐出团团白色的蒸汽.……
*就在H哥奋力将燃烧瓶扔进钟楼，烈焰腾起时，钟楼二楼的烈火中冲出一人，他抱着一挺轻机枪纵身跳下钟楼，消失在曳光弹如流星般划过的夜色中。
1。 这位从钟楼大火中死里逃生的机枪手是个朝鲜战争退伍老兵。一打三反时他和H哥关在了一个号子里，他俩成了莫逆之交。机枪手死在了监狱，临死前，他将独生女儿托付给了狱友H哥。
2。烧煤的蒸汽火车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电力机车头牵引的火车在宝成线欢畅地行驶着，H哥下岗了。之后他在建筑工地打工。从抬预制楼板的苦力干起，他最终成了一个包工头，富的流油。
3。机枪手的女儿最终嫁给了H哥。她还和我舅爷的小女儿成了闺蜜。她俩参加朋友聚会，舅爷小女儿从一个妖娆女子披肩上的绣补暗记，认出了那是曾经自己家的波斯披肩。以此为线索，抢劫杀人犯得以伏法。
4。 发了财的H哥立志自费重修汉中钟楼。为此他苦了十年。他委托我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调研了汉中各县钟楼的历史及现状后，我们发现汉中境内仅存一座城固县钟楼，还被淹没在一圈圈高楼之中。
除了汉中钟楼，它们都不是毁于战火，且消失的悄无声息。包括那座我同样喜爱的西乡县城钟楼。
5。 H哥和我去发改委及规划局，申请为重建钟楼立项。工作人员说：“能重建早都建了！政府不差钱。你看现在的天汉大道中央还适合加进去一个钟楼吗？”
H哥和我对酒豪饮。他哭的稀里哗啦。说道：“那么多钟楼都给毁了，为什么唯有我们几个红卫兵成了历史罪人……”
本人申明：以*为标志，从机枪手纵身跳下钟楼起，接下来的1至5所讲述的故事，都是我的梦境及杜撰之混合物。除了汉中境内唯有城固县钟楼尚存，其余钟楼多数泯灭于这些年的基建狂魔这一事实。
实情是，自从H哥在火车上与我挥别，从此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我也不大相信他会甲富一方。苍天无眼，抢劫杀害老人的坏蛋或许仍在你我不远处怡子弄孙呢。
我对因果报应将信将疑。
那为什么结尾部分要胡诌？唉，我虽这把年纪，依旧相信人性中向善的一面，而且我这个人，太喜欢大团圆结局了。
二. 少女来信
县知青办陈老师安排我对来函来信予以整理、装订及归档。
于是，一九七四年初夏的几天里，我一个人坐在县政府大楼顶层那间知青办的资料室里做这件事。
满满当当的几抽斗信件散乱堆放着。信皮都用大头针与来信别在一起，拆信的工作人员真是有心人。来信内容五花八门：有带队干部的工作汇报；有城镇居民要求返回县城生活的申诉；有检举、告状甚至告密信；也有中学生家长写来的希望孩子留城的免下（乡）申请书。还有一些知青的揭发控诉信。
先说轻松一点的，且恰好与我熟识的人有关的来信。
最佳钢笔字，当属一位带队干部的汇报材料。其字体秀美，力透纸背，一看就有很深的毛笔字功力。但以毛笔写就的来信仅有一封，它来自我家抵汉后第一个邻居方济众老先生。那时我父亲刚刚调入汉中地区文化馆，与方老先生成了同事。方老先生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字写信给知青办，申请将儿子留城，他俩个女儿都在长青林业局，不在他们身边。这封信的毛笔字堪称书法楷模。文革后方济众是陕西省美协副主席，省国画院院长，业界尊他为长安画派及野黑乱怪鼻祖之一。老头子早已作古，如今他的字画可是天价啊。我家搬到文庙巷，方老先生亦作画庆贺，画名春风杨柳。可惜我们没有珍惜保存。有眼不识金镶玉。悔啊！
相比之下，那些知青们的来信中，鲜有写一笔好字的，而且信中错别字之多令人咂舌。当时流传很广，据说是一个知青的家信里有这么一句：“我和老大狼住在一个坑上”。我上初中时，我们语文课里有那十首革命歌曲的歌词。我的同桌被叫起来读课文，他竟然念出：“大刀向兔子们的头上砍去”。我的另一个中学同学上台发言时说“哀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认识衷字，惹了大祸。
还有一封信是打小报告给知青办，检举下乡干部泰昌说了多少反党的话，多反动。一看就是同事写的。泰昌是我的一个表叔（就是上文里去地委大院，给老太太收尸的那位）。
我最恨这类勾当，尤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我父亲就被同事这样告过。于是，下班时我悄悄把这封信带回了家。
我要让泰昌表叔知道谁是那个背后向他打黑枪的人。承担再大的风险，我也不能让这封出卖我亲戚的信留存于世，哪怕它尘封于无人问津的卷宗里。
泰昌表叔当时在汉中县群众艺术馆工作。1973年，他主笔创作的展现“教育革命”的剧目还赴省城西安演出过。那时叫调演，这对剧组人员及当地领导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剧名好像叫“红心育苗”，一个俗不可耐的剧名。当时我在西安念高中，在东大街闲逛时，还真瞥见了这个剧的巨幅宣传牌。
泰昌表叔的妹妹(父亲让我叫表婶）与我的叔父中学时就是一对情侣。俩人的恋情遭到了女方母亲极力反对。那时，我的祖父祖母早早亡故，家道中落。我父亲作为长子，已远赴延安工作。那时共和国刚成立，其公干人员采用供给制，父亲实在无力供养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叔父就去当兵，进了炮兵学校。泰昌表叔的妹妹送别我叔父。路上，衣衫单薄的叔父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泰昌表叔的妹妹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叔父身上。她不仅肤白貌美，且身材高挑，看上去比我叔父要高许多。随后数年两位恋人竟断了音信，原因是泰昌表叔的母亲扣押了所有叔父写给初恋的信件。得知真相的她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母亲说话。她后来远嫁新疆，夫君是当地公安系统的官儿。我爸的弟弟则娶了我妈的妹妹，我姨妈那时在部队医院里工作。叔父年纪轻轻就是炮兵连长，那时，唯成分论这根绞索尚未完全拉紧。
我后来见到了叔父的初恋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姨妈还算漂亮，这个表婶则是漂亮的平方。
1975年，政府大赦了所有在押国民党县团级及以上军政人员。我在泰昌表叔家中见到了他的父亲。这位刚刚释放出来的，黄埔系的前国军校官，虽经几十年劳改生涯，依旧身板笔直，不掩军人气质。
言归正传，还是回到我在知青办整理信件这档事上吧。
对青春躁动期的我来说，最为新奇，刺激和难忘的是翻到那些女知青的揭发控诉信了。当然，更多的是震惊和愤怒。
一位女知青的控诉信这样写道：“……下田的小路上，四下里没人。队长拦住我，他嬉皮笑脸说，城里人的奶子就是白啊！我骂道，臭不要脸！他说，日妈滴，你厉害啥？再厉害还不是让老子给日了！”
色胆包天的生产队长！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游泳池边读到了由王海容转给他的一封告状信。写信人叫李庆霖。这位乡村小学老师（五七年时的中学校长及右派）在信中诉说了广大知青吃不饱饭，甚至没钱理发的困境。一生心高气傲的老人家，在回信中罕见地用了“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及“容当统筹解决”这样极为谦和，动情，又有些许无奈的字句。此事高层震动。一些关于知青的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
一九七六年，作为知青代表，我被知青办抽调，重点去铺镇区的几个公社，参与对知青各方面情况的检查，调研。知青办当时还抽调了几位知青带队干部和以工代干作为帮手。我在他们的带领下，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去了许多公社，许多知青点。期间也介入了涉女知青案件，容当后叙。
更让我惊诧的是一封少女来信。
这是一位下乡两年初中女孩的控告信。字迹工整稚嫩，错别字不少，但事件叙述的相当清楚，惊诧。故事如下（我把此信所讲转为第三人称叙述）：
生产队安排她住在一间一隔为二的茅草屋里，与她为邻的是一个七十多岁老头儿。两屋中间用不足两米高，上面通透的芦苇隔开（汉中人将此类芦苇称作笆茅）。芦苇仅两三厘米厚，两面均抹了泥巴，加之墙高不足两米，故两屋之间一点都不隔音。（我插队时恰好也住在同样结构的一间由水磨坊改成的茅草屋里，唯一不同的是，我与一位男知青为邻。）
女初中生与那老头儿经常隔着芦苇墙，在各自烧饭的同时，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晚上女孩子躺在床上，也常常与老头儿聊天，女孩子往往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她信中说那老头儿力气大的出奇，一大捆沉沉甸甸的麦草，他用一种两头尖的担子戳进麦草，一甩就扔到两米多高的隔板上了。队上的人都说老头儿会功夫。
信中说，她曾发现她白纸窗户上有几个绿豆大的，像是香烧穿的洞，但她一点都没在意。
有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她，觉得阵阵轻烟飘了进来，接着门被拨开，黑暗中，轻手轻脚摸进来一个男人，摸上了她的床……
是隔壁老头子！他先通过窗户的小洞，点燃像香那样的蒙汗药，待这种蒙汗药的烟把她熏得将要昏过去的时候才进来……
信中说，第二天早上，她独自醒来，人依旧昏昏沉沉的。当发现她的裤头上有老头儿的遗留物时，就把裤头丢进灶头给烧了……
看完此信的两天里，我像那个放不下的小和尚，心里老惦记着这封信。
终于在只有陈老师和我的时候，我向陈老师打问知青办接到信后如何处置。
“怎么办？立刻向上汇报嘛……于是，公安局开了一辆吉普车去队上把老头子带走了。先抓了再说。
得保护女孩子的名誉。让她离开那里，马上给她安排工作。要做体检。你知道体检啥结果？孩子还是处女！”
陈老师接着说：“乡下还是有残留的志怪小说的，比如聊斋。小女孩十五六岁，这类书看得走火入魔了。青春期，朦朦胧胧，也没啥生理知识，闹了个大乌龙。”
但愿我整理的这些卷宗还在。包括这封少女来信——虽然它甚至会给看了此故事的女性带来些许生理不适，但它及它们，却真真切切是文革历史的秦砖汉瓦，无论美丽与否，无论是否残片碎瓯。
但愿此刻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哪个角落，等待社会学家，等侯性学家李银河们去翻阅，去向后人解释点什么。
这可能是奢望。各级知青办早已撤销，汉中县政府的那栋五层砖楼亦幻变为一座更高，更气派的大楼。
三. 那时不叫双规
念大学时，我有一位曾在关中插过队的室友，还记得他给我朗诵的诗歌：
高高的塬上有个光棍村
光棍村的光棍八辈子没结过婚
城里搞下放
来了一帮洋学生
光棍村的光棍乱成了一窝蜂……
女学生被光棍们惦记不可怕，怕的是让基层干部给盯上。
又是一封发给知青办的信。揭发一个大队支书，利用职务欲向几个女知青下手……
知青办决定先派人向信中所涉及的俩位女孩子了解情况。不能去她们所在的生产大队，得先约她们回城，再单独约谈。
任务由一个带队干部负责。他带着我去了一个女孩子的家里。
她家在汉中城郊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当中，住房是一个光线昏暗的里外套间。
女孩子父母不在家，我们三人坐进里屋，非常安静。
女孩说该支书以谈恋爱为名，同时对几个知青死缠烂打，对她，竟然追到汉中家里来了。
“就在这个里屋。那天家里就我一个人。我躲他回了城。”
“他打探到我家地址追了过来。我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谁不知到你是个 ………。他竟扑上来把我摁倒在床上。我拼尽全力护住衣服和身体。纠缠了约半个小时。最后……”
忘不了这个女孩子说到此时又羞又气的神情。女孩子鼓足勇气说： “最后，最后，他……它流出来了。”
“但他始终没能解开我的裤子！ ”
回知青办的路上，带队干部对我说：“好勇敢的孩子！”
这位集柔弱与勇敢于一身的知青建议我俩约谈另一个女孩。她暗示那个支书已经得手了。
我俩与第二个女孩子的约谈很不顺利。这个女孩涨红着脸，垂下头，无论如何也不开口说话，只是使劲揉着她的一个衣角。她一直轻微地颤抖，紧张极了。
我俩马上向杨主任汇报，他又再向上汇报。于是，由县公安局李警官带队的四人小组骑着四辆自行车出发了。
除了李警官，还有那位我忘了姓名，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教诲的带队干部，也有我，且多了 一位虎背熊腰的熊姓小伙，他符合免插队政策，亦在知青办协助工作。
目的地是天台山下的一个水库工地。工地正在搞大会战，相关几个公社都派出了壮劳力，那位支书也在工地上。
我们先在距工地很近的一个小林场安顿下来，然后立刻就上了工地。
标准的大会战场面：初冬北风中红旗飘飘，忙碌的挖土运土人群。
这个支书正站在他大队工区的一处高地上，目巡坡下他统领的农民干活。该支书二十多岁，中等个子，上身穿了件黄军衣，上兜插着钢笔。我们把他带回林场借住的房间里突击询问。
李警官本身就不怒自威，且一开口就直奔要害问题。他语气严厉，提问层层递进，那位支书慌了神。但他很快镇静了下来，说他是正常的恋爱。
“同时谈了几个？都叫什么名字？你对她们干了什么？说！”，李警官攻势凌厉。
那家伙啥也不说。
夜深了。李警官说我们在林场将就住一晚，明天先把人带回县上。
第二天出发时，发现我的自行车被偷了。我只好坐在带队干部的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由他把我驮回了汉中县城。
李警官说目前还不能将此人带回县公安局。于是，知青办在县招待所要了一间房子，在小熊二十四小时陪同下，让这位支书写交代材料，有情况随时向李警官报告。小熊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方脸，深深的抬头纹，牛眼睛一瞪，是小孩准哭。
我则又去忙别的事情了。
有一天我在正在县政府大院，看见小熊急匆匆地往办公楼上跑，说乘他一不留神，写交代的那个人往这边跑了。
一会儿人找到了，那位大队支书说他是要去找当时的县委书记谷刚诉冤，谷书记很欣赏他的。小熊对我说，我不怕他跑，我怕这小子跳楼。
不久听说县公安局正式拘捕了这个支书。后来小熊告诉我那小子给判了十五年。
再后来，听说小熊成了一名刑警。
四. 知青办里的个半驴
后面的回忆够不上花絮，也没啥故事性，属于旧棉花套子。
个半驴——这是文革期间汉中部分农民送给知青们的雅号，因为当时国家规定，生产队分给知青的口粮，应是人均基数的一点五倍。
我是在知青办杨主任召集的知青带队干部会议上得知我们知青还有这样一个尊称。杨主任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慷慨陈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真为他捏把汗。那时响彻云霄的圣音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杨主任时常提醒带队干部：“你们是知青的娘家人！” 从他的位置和职责来看，这么强调也理所当然。何况我们打小就习惯了刚唱完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立马接着就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类二律背反，我们已是见怪不怪。
汉中县农村人多地少，我插队的村子，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亩多，又是汉江边的平地，根本不缺劳力。农活不多时，生产队长经常只允许一家出一人上工。我们知青不仅看起来分粮多（分粮是按人头算的，一岁的婴儿和二三十岁的壮劳力份额是一样的），还要分巴掌大的一块自留地自己解决吃菜问题（我分得了七厘自留地)。无论量之多少，至少在汉中盆地，我们的到来，挤占了当地农民本就不大的生存空间是不争的事实。
半大小子，吃死个老子。那时缺肉少油，干的又是体力活，连我这个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一顿饭也能吃八两米饭。我同大队一位高姓插友绰号高二斤，因为他打赌一顿吃光了二斤米——那可是在一帮知青众目睽睽之下，用过了秤的二斤生米煮就的。
言归正传，说说那几年在此知青办协助工作过的几位个半驴吧。
1. 学历最高的当属一九七四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春阳，他是主动要求大学毕业当农民的，当年引起了巨大轰动。那年初夏的一天，汉中县党政机关在县城北校场召开了全县人民欢迎大学生李春阳赴汉中插队落户大会。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那天上午知青办全体人员参会，只留我这个临时帮忙的在办公室里守摊子。
以后两年间，我在知青办帮忙时，经常在知青办见到他。他总是一袭略显褪色的黄军装，有点像个退伍军人。
有一次知青办的会议，杨主任还让他和赵铱民，一位很有文采的知青一起写材料。当时我在会务组干杂事，对能舞文弄墨的他两人煞是敬佩。李春阳很有社会经验，对我们几位在知青办帮忙小伙子亦非常客气。我们几个知青私下里却没少议论他，主要是质疑他有悖常理和本能的行为动机，甚至当面含沙射影地刺他。我总以为他是想走柳青或高红十之路，还曾当面向他讨教，李春阳却告诉我他无意搞文学。他也算时代的弄潮儿，真想知道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直到我人生的暮年，我依旧时不时地会重复做两个恶梦：一是大学的数学考试，二是大学毕业后又把我分配回了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又住进了那半间由水磨房改就的茅草屋。当年那茅草屋，先有硕鼠作乱，后来我外出一段时间，返队后灶头边留下了一个蛇洞，和一条长约一米五的蛇褪。但我却从未没做过关于白娘子的美梦。对第二个恶梦，我做了认真的自我诊断：那半间茅草屋的前主人也是一位知青，在我落户之前被推荐上了汉中卫校。那可是毕业后仍要分回农村的，那时叫社来社去。即便上了中专或大学学还得回农村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随后几十年它像一只躲在潜意识里的怪兽，隔些年就钻入梦境把我咬醒。
2. 知青院士赵铱民。他现任军事口腔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口腔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知青一代中，在科研领域达到如此成就者，的确凤毛麟角。
当年，县知青办在城里最繁华热闹的北街口设有一个很大的宣传栏。四人帮被抓消息传来，知青办在吴主任的首肯之下，利用此设施，率先推出了揭批王张江姚的专栏，阅读者众。赵铱民是主要编撰者。那时的他酷爱写诗。两年后我在四医大校门口偶遇等候班车的他，医科大学生的他手里捧着本诗集。一九七六年，知青办举办了一次全县知青文艺汇演，赵铱民是主要策划及操办人。
3. 刘杰参军了，小谢七八年考上了医学院。忘不了那几位为知青点建房，多次从留坝林场押运木材回汉中的知青，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好几个晚上，政府大楼里唯有知青办的房间里亮着灯，我饶有兴趣地在听身披军大衣的几位知青讲他们进山拉木头的奇闻轶事。
还有一位多次来知青办，要求回城并安排工作的老插（老三届知青）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是火车站一带打遍四方无敌手的小霸王。一次他三两拳就把一个小伙子打翻在地。在他飘飘然正欲扬长而去时，那小伙拾起地上的半块砖，一跃而起，照他脑袋就是一拍。他住了半年医院，捡了条命，可脑袋上少了手掌大小的一块头骨。他拉着我的手去摸他那块向内塌陷，软帕帕的头皮。“这辈子我再不会打架了”，他说。
五. 恪尽职守的吴主任
一九七六年大地震，汉中县城到处是临时搭建的防震棚，有段时间，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几乎空无一人，都躲地震去了，除了知青办这间屋子。
吴主任坐镇，安排在知青办协助工作人员两人一组，分赴各个知青点检查知青住处是否危房。这些人员是代队干部，选自工厂的以工代干以及我等知青，总共也就七八个人。我们出发前及返回后他总是召集大家在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内开会。真是不怕死的吴主任。
来自工厂的陈新忠大哥带着我跑了好多知青点，大多是步行。两人一路啥都聊，开心极了。
吴主任的女儿参加民兵实弹演练，一颗手榴弹竟落到了人群之中。（忘记了手榴弹是他女儿失了手还是其它民兵失手滑落）。他女儿虽紧急卧倒，一个弹片还是热烈地亲吻了她的臀部。于是一段时间里吴主任在知青办和医院两头跑。
一次开会，我竟然发言质疑知青上山下乡之路是否走的下去，吴主任立刻斩钉截铁地批驳我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不容质疑！” 但他在随后的工作中却从未为难过我。
赵铱民和我在北街口搞的揭批四人帮专栏办了两期就被他叫停了。他说，见好就收。只要知青办存在，专栏之内容就要回归知青办的主业。我也是几十年以后才领悟到这也许就叫政治智慧。
吴主任已经过世多年。他后来曾任汉中地区科委副主任。不知杨主任是否还健在。两位主任给我人生以极大的影响。虽然我碌碌无为一生，却也像只小蜜蜂，辛劳了一辈子。
我常常想，倘若吴主任，杨主任，陈老师等都还健在，由他们来讲述知青们的故事，肯定花絮飞扬，别有一番风味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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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七六八期(cm02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