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广学·董国强等：亲历文革——蒋广学访谈
蓑笠翁：贺龙事件的真相与杨成武下台的内在联系
陈司寇：我的从教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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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五〇期（zk2502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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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二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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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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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蒋广学访谈 蒋广学·董国强等
【各抒己见】 贺龙事件的真相与杨成武下台的内在联系 蓑笠翁
【往事非烟】 我的从教经历 陈司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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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亲历文革——蒋广学访谈
·蒋广学·董国强等·
访谈对象：蒋广学教授
访谈人：董国强、袁桂海、智杰
访谈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９日
访谈地点：龙江小区董国强家
〔蒋广学，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文革”爆发时是溧阳分校政治部工作人员。〕
董国强：蒋老师，我们希望从您这里了解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谈起？
蒋广学：好的。在我的印象当中，１９６６年春《二月提纲》下来以后，南大方面最初没有什么反应，匡亚明校长当时正在按照中央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南大的文科教学改革，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建设溧阳分校上去了。
当时传达《二月提纲》的主要精神，是要查一查文科有没有“借古讽今”的“反动学术权威”。我认为匡校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你们系茅家琦老师为李秀成翻案的文章什么时候受到批判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时南大似乎并没有把茅老师的问题当成重点来搞，那个时候南大的文科都已经到溧阳分校去了，匡校长的精力集中在校舍建设上。
我们是１９６６年２月底初动身去溧阳的。一开始，５００多个师生分散居住在溧阳果园的三个生产队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展开教学工作，所以匡亚明打算学习延安“抗大”〔１〕的经验，集中３、４、５三个月搞一批“干打垒”〔２〕房子，先让学生们住下来，然后再盖一些教室和办公用房，开展“半工半读”式的教学改革试验。匡校长对文科教学改革有一套很完整的计划，就是把文科的文、史、哲了三个系打通合并，从一年级进校就不再分系科了，而是组建“大文科”，先学习文史哲的一些基本知识，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学习其他知识。
哪知道到了５月份，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文件，叫《“五·一六”通知》。当时江苏省委很重视这个事情，特地派了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来溧阳分校传达《“五·一六”通知》〔３〕，另一位副部长戴为然也来了。一开始是在政治部内部传达的。当时徐福基是政治部的主任，手底下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和我的同学程文保、周道全，另外还有你们系的赵武超。我和程文保、周道全都是哲学系６５届的学生，刚刚毕业不久。听过传达以后，究竟应该怎么样理解《通知》的实质内容，徐福基和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很清楚。我估计江苏省委和匡亚明他们心里也没有底。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就觉得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像过去一样去整“反动学生”呢？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学校里也没有什么“反动学生”可以整的。
但是既然中央正式下发了文件，大家似乎又不得不应付一下。省委宣传部就在５月２５日前后派了一个姓杨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住在溧阳分校。这样一晃就进入６月份了。
６月２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打倒陆平〔４〕的消息。
当天，中文系的胡才基等人就带头起来贴匡亚明的大字报。他们是６６届的学生，当时快要毕业了，因而不大安心在溧阳分校参加建校劳动，于是就借着中央支持北大打倒陆平的这个事情，给匡亚明贴大字报，质问南大党委把我们放到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办？
第一张大字报出来以后，其他同学纷纷响应，很快就掀起了一个贴大字报的高潮。这样就把匡亚明进行文科教学改革的整个计划给打乱了。于是匡亚明就组织“反击”，布置政治部的人到下面组织学生，对贴大字报的人进行批斗。不过在“反击”了两、三天之后，匡就认为不能再搞了。因为学生们一斗起来就眼红了，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报私仇，要把那些人打成“反动学生”。除了胡才基这些同志之外，还要在其他各个班级找“反动学生”。这样原来好发牢骚的那些人就感到不安了。匡在这个时候就准备收兵，收兵之后还按照原计划建校舍。
在匡亚明组织“反击”的时候，省里面的杨联络员背着我们到处摸情况，然后再跑到几里路外的地方给省里打电话进行汇报，说南大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了。这个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面有底吗？要把匡亚明搞掉，我估计省里面一开始也没有底。究竟他们上下怎么活动的，怎么研究的，我不知道。大概他们向中央汇报了，中央就明确指示要揪匡亚明。因为北大陆平被打倒了，那么我们江苏就要有一个相应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匡亚明。结果这样一搞就失去控制了。
我们是６月１０日左右从溧阳分校撤出回到南大的，到１６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社论，南大就开始批斗匡亚明。所以从６月２日到６月１６日，十几天之内运动发展得很快。
董国强：这段时间您是不是一直都在溧阳？
蒋广学：是的。
董国强：南大政治部也在那个地方？
蒋广学：这里所说的“政治部”实际上是溧阳分校的建校指挥部。徐福基当时是政治部主任，将来溧阳分校正式挂牌以后，他是要被提为副校长的。也就是说除了匡亚明以外，徐福基在溧阳分校负主要责任。秦向阳、胡福明也是领导。我那个时候刚毕业，是政治部的一般干事。
董国强：那么溧阳分校的学生撤回南大以后，南大的运动是怎样发展的？
蒋广学：《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省委副书记彭冲率领省委工作队进入南大，宣布了匡亚明的“罪行”。南大就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了匡亚明，也顺带着批斗了徐福基、胡福明、秦向阳。徐福基和胡福明被斗得厉害一些，秦向阳被斗得不太严重。学生们让他们起来揭发匡亚明的问题。我印象当中，中文系６６届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５〕
在学校的大操场召开批斗大会的时候，除了我们学校的人之外，外面的人也来了，估计有一万多人。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泼墨水，游街，有的学生还让匡“坐飞机”。这样子搞下来，说实在的，彭冲他们也控制不住局面。如果说在溧阳分校的时候，卷入运动的还仅限于文科学生的话，那么到了南大本部之后这个面就大了，主要有数学系、外文系的人加入。著名的造反派领袖曾邦元、周文昌、张建山、葛忠龙都是数学系的。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冲杀在最前头，曾邦元还是政治辅导员呢。他们把学生统统带动起来了。文科中比较厉害的就是文凤来。文凤来是越南留学生班的政治教师，他进入南大之前曾经在省委外事组工作过，他说彭冲经常到南京饭店的游泳池游泳，生活很腐化。这个事情揭发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彭冲生活这么腐化，怎么能够领导工作组呢？于是就把彭冲搞起来了。搞完彭冲之后，又嫌不过瘾，就又去搞省委书记江渭清。
南京“文革”发生的大体过程就是这个样子。搞倒江渭清之后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了。
董国强：南大的“文革”起来以后，您个人是什么态度？参加过哪些活动？
蒋广学：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没意思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都被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了，从感情上来讲我们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我们看不惯所谓“造反派”对党的干部采取“武斗”的这样一种方式。据说彭冲受到批斗以后，他还到省里面跟别人交流体会，告诉其他人在游街的时候一定要穿上皮鞋，穿布鞋容易被造反派踩脚，很疼的，哈哈……。为了躲避这场运动，大约在１０月份之后，我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万里红长征队”，到我们过去进行“社教”的海安农村去串联。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回家去了。
从南大“六二事件”来看，匡亚明匡校长和江苏省委当时并不清楚上面的意图。匡在《“五·一六”通知》下来以后感到很困惑，他不知道上面究竟要搞什么。上面说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匡亚明能算是“牛鬼蛇神”吗？他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这是指的下面的“反动学生”。你想啊，我匡亚明在南大响应毛主席、刘副主席的号召搞“教育革命”，搞“半工半读”试验，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捣乱，那你们这些人不就是“反动学生”吗？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给他们定性为“反动学生”，只是组织学生起来斗斗他们，杀杀他们的恶气。你们还有两、三个月就要毕业了，还闹什么东西呢？但是到后来想收兵就收不了了。
而江苏省委呢？他们一开始想把匡亚明抛出来保自己，没有想到即使抛出了匡亚明，他们自己也没有保住。１９６７年初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南京爆发了“一·二六”夺权，就是造反派在中央的暗示、默许甚至怂恿下向江苏省委夺权。
这是我对这一段的体会。这些往后的事情我的的确确就不清楚了。
董国强：您刚才提到“万里红长征队”，是不是您在“文革”爆发不久就离开南京串联去了？
蒋广学：是的。我们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离开南京的。南大的大多数教师对于派性斗争是不介入的，相当一部分人乘着这个机会出去串连，有的年轻教师乘着这个机会走遍了全国。我们“万里红长征队”还是很有点革命理想主义的，我们觉得应该到中国比较贫困落后的地方去串连，而且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我们是徒步走到农村去的。我们的队员有李仲清、曹缦西、张家霖（外文系）、孙德坤、周红楠（化学系）、徐银梓（气象系）以及我们系的郑庆生等人，这一批人都是政治辅导员，思想跟党还是比较贴近的。我们觉得跟着造反派斗来斗去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我们到农村去跑跑吧，所以我们就跑到海安农村去了。
董国强：我看到南大离休老干部有一个回忆录集子，书名叫《历史的足迹》，其中有一个名叫潘洁的人写到，“文革”前南大团委树立了一个先进典型叫温元凯，是化学系的学生，这件事您有没有印象？据说当时匡亚明对此也是很支持的。依我看，树温元凯这个典型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比较传统的、比较理性的观念，目的是要培养业务尖子。那么树温元凯的决策和到溧阳办分校的决策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匡亚明对文科和理科的管理思路和管理方法不太一样？
蒋广学：这个涉及到匡亚明办学路线的问题。
南大前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是个谦谦君子。他是１９５７年从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职务上调入南大的。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要求都很严格。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别的学校都有发展，但是南大没有什么发展，因为郭影秋把教育部拨给南大的资金全部上缴给国家了。１９６３年吴玉章太老了，中国人民大学需要重新任命一个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就把郭影秋调过去了。他调走以后，匡亚明从东北的吉林大学调入南大。
匡亚明来了以后，立即着手抓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举措是抓基建、增建校舍。因为当时南大的校舍不能够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现在的教学楼、物理系的声学楼等等，就是匡亚明主张让建的，他要把基建搞上去。此外还要抓后勤，他认为后勤搞好了，才能谈到学校的发展问题。不过这个事情在中层干部当中受到了极大的抵制。他们认为郭影秋校长在的时候让我们艰苦奋斗，而你匡亚明来了以后却大把大把地花钱搞基建，还让我们抓后勤，说是后勤搞好了才能谈到学校的发展，你为什么不提“政治挂帅”呢？
第二个举措是给一批长时间担任助教、讲师的青年教师提职称。这样就又引起了中层干部的不满，他们认为匡亚明把教师的地位、作用提得太高了，忽略了干部和职工这两个群体。所以在南大就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匡势力。匡亚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写信请老校长郭影秋回来做工作。
第三个举措是在全校干部师生当中提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树标兵，理科树了温元凯，文科在溧阳分校树了纪中全。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学生们好好读书，不能搞空头政治，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运用到业务上，要把业务搞上来，做到“又红又专”。我觉得当时的匡亚明在整个中国大学的校长当中，是一个非常明确地要把业务搞上去的人。温元凯是上海人，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聪明，他那个时候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习了以后还能写出学习体会，而他的学习体会又跟他的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再调查一下他的业务也很好，这样他这个标兵就树起来了。匡亚明树纪中全的根本目的，也还是要把业务搞上去。
匡亚明还让学校党委通过一个决议，提出要提高南大的学术水平，就必须办好南大的学报。用党委会议决议的形式强调办好学报，在当时的全国各个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南大的学报原来只有姚志勋一个人在搞，党委决议出来之后，就把历史系的洪焕春老师调过去了。当然在当时条件下，学报的工作地位提高起来之后，也还是要强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于是就在１９６５年６月的南大学报上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哲学系刘林元的文章、中文系董健的文章、历史系夏长乐的文章。刘林元的文章讲了他的“社教”工作体会，他的体会就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紧紧抓住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后来毛泽东在杭州读到了这一期南大学报，对这三篇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毛泽东说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我也没有说得这么清楚嘛。所以他对刘林元很欣赏。到后来有这样一个插曲，《二月提纲》发布之后，我们这些人都到了溧阳，《红旗》杂志的关锋和匡校长很熟，他就给匡校长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以把刘林元调到《红旗》杂志去工作。匡校长接到信之后也很高兴，就找刘林元谈话，让他到北京去了。刘林元当时很清醒，他到了北京之后不久就又跑回来了。他是４月份去的，到了７、８月份就回来了。他看到不对劲，觉得那个地方不能呆。
董国强：他去是调过去的，那他回来是怎么回来的？总不能说自己想回来就跑回来啦？
蒋广学：这个具体的问题你们可以找他谈谈，总之这个与他本人不想在那个地方呆有很大的关系。
董国强：有人说匡亚明搞溧阳分校是借鉴延安“抗大”的经验？
蒋广学：匡校长搞溧阳分校主要是要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的号召，他对这个方针很支持。另外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也想做一个试验，他想把文科打通。这是他一贯的想法。他认为文科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文、史、哲不要分家，他想要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所以打通文科和实行“半工半读”是他自觉的行为，他想搞一些创新。
匡校长在溧阳分校还办了一个杂志叫《劳动与学习》，叫我的同学程文保当编辑。程是刚毕业的学生，往往不能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所以他就把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也调过去了。但是不久就发生了“六？二”事件。
董国强：按照您的意思，对于如何办好南大，匡亚明本来是有他一整套想法的，但是后来突然发生了这个事情，他的计划全部泡汤了。另外，匡亚明虽然也是党的干部，不过他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因而和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思想上不太一样，这些干部很难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所以他们跟匡之间早就有分歧了。
蒋广学：是的。在我们南大的中层干部和政治辅导员当中有很多人反对匡亚明。并不是在他被揪出来之后反对他，而是自从他来了南大以后就反对他。
董国强：那么揪斗匡亚明之后，紧跟着省里的工作组就来了？
蒋广学：不是这样的，其实省委工作组老早就来了，一开始叫联络员，包括欧阳惠林和戴为然他们都是。他们到溧阳分校去传达过《“五一六”通知》。这个事情很大，匡亚明不知道《“五一六”通知》究竟要做什么，因为你们知道，《“五一六”通知》要搞的对象非常广泛，当然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董国强：我们看过一些材料，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发布以后，省委工作队正式进驻南大，省委副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同时兼任南大党委书记。工作队还有三个副队长，一个是梁辑卿，一个是杜方平，一个是吴大胜。他们都是部队来的。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这三个副队长似乎和文凤来有联系，支持他的造反活动。当然后来这些人又有分化。我想问的问题是，“梁、杜、吴”他们支持文凤来等人起来造工作队和省委的反，这是否意味着南京军区、省军区与江苏省委是有矛盾的，然后借这个机会……
蒋广学：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没有这么早。我认为搞匡亚明跟江苏省委江渭清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北京抛出了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那么江渭清在发生了溧阳分校事情以后，他就要把匡亚明抛出来。这是江苏省委一个很大的动作，他们以为只有将匡抛出来才能保住自己。
所以事情发展得很快，“六二”事件以后没几天就把匡抛出来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之所以匆匆忙忙地给匡亚明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帽子，也正可以说明“倒匡”是省委在慌忙之中做出的决策。省委既然做了这个决策，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而且你不能只揭“六？二事件”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揭得差不多了，那么后来就向前追溯，就是说匡亚明来到南大之后两、三年都干了什么？工作队来了以后，工作队的成员就像以前的杨联络员那样到处抓一些活动。我现在想想，欧阳惠林、戴为然、杨联络员他们这几个人来学校其实就是在蹲点，就是要把这个火点起来了。〔６〕
文凤来的造反是这样的，文凤来以前在南京饭店工作过，他说彭冲经常去那里游泳，生活很腐化，不配领导南大的“文革”，就起来造他的反。文凤来带着一批人成立了“红色造反队”，都是出身非常好的，出身差的他不要。
董国强：我们系崔之清教授当时是学生，按照他的说法，南大“八·二七”之所以起来，就是因为“红色造反队”排斥出身不好的人，结果其他参加造反的人就另外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蒋广学：是的，“八·二七”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红色造反队”是非常纯的。我现在想想“红色造反队”的这些孩子非常可惜，他们这些人到后来都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那时候有一个姓蔡的女孩子怀孕了，挨斗的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南大深挖“五·一六”主要揪的是“红色造反队”的成员，文凤来是他们的领袖。
“八·二七”的领袖是曾邦元。曾邦元对你们研究“文革”是一个很宝贵的材料，他对一些内幕更清楚。在他们这一批造反的人当中，只有曾邦元和葛忠龙还活着。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
文凤来这个人很正直，很讲义气。他之所以走到后来那个地步，就是因为他讲义气、认死理。他起来造反没有多少私心的，他当时就认准了一条：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的话。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估计他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大学的话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什么书，所以只会认一些死理，认准了这个理就一直走下去。所以毛主席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中央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中央让我们造省委的反了，我就带着一批人到省委去造反；中央说要夺权了，我就带着人去夺权；中央说要“揪军内一小撮”了，我就带着人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批人就是这样的，都是非常听毛主席、中央的话的。
那么当时中央高层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头也是不断分化的，谁也搞不清楚那里面传出来的有些东西是不是毛主席的。比如有的人昨天还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代表毛主席的，第二天就遭到清洗了，变成反对毛主席的了。即使有些话确实是毛主席说的，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就变来变去的，前后不一致。这样一来，文凤来他们这些人后来就吃亏啦。
比如文凤来等人与许世友的矛盾，就是１９６７年夏天武汉“七二○事件”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时结下的。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后来才说“中央文革”的王力他们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那么许世友后来做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能放过文凤来他们吗？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抓“五·一六”的时候，首先就对“红色造反队”下手。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的，等搞到他了，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咬出来了，他不是往上面咬，而是往下面咬，咬出了许多“红色造反队”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交待就被逼死了。
在南大大礼堂批斗文凤来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觉得文凤来的的确确是条汉子。台下的群众批斗他，要他老实交待，他一点都不惊慌，他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葛忠龙在台上揭发他，文凤来就说了：“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你对得起谁？！”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台下的人都高喊：“打倒文凤来！”
董国强：批斗文凤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蒋广学：那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了，是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大概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以后。
董国强：那么在南大的两派当中，您属于哪一派？
蒋广学：我在“文革”当中哪一派都没有参加，是“逍遥派”。我们那个“万里红长征队”解散以后，我就跑回家去了，后来在家里住到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当时我弟弟在南京住院治病，他每月到学校替我领工资，然后把工资寄给我。
董国强：您在家呆了大半年也没有人管你？钱也照发？
蒋广学：谁管我？没有人管我。钱照发。
董国强：那您在家里干什么？
蒋广学：种地。种了大半年的地。后来说是要“复课闹革命”，我就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回来了。
董国强：当时您从家里回到学校，您的感觉是什么？
蒋广学：我回来是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出去串连算起，我离开南大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弟弟生病，从东北回到老家，我到南京来过一次，把他安排在南京肺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然后我就又回家去了。一直到１９６７年１１月我才返回学校。
我回到学校以后不久，军宣队、工宣队就来了〔７〕。那么军宣队、工宣队来了要有一个依靠对象，他们依靠什么人呢？第一，出身要好。第二，在前一阶段既不属于“八·二七”，又不属于“红四联”，这样你才不会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条我都占到了，因此我是军宣队、工宣队比较信任的人。他们就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我们“清理”的对象是我们哲学系的翁熙老师。为什么要“清理”他呢？因为他在他的交代材料当中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当时我和我们系一个名叫陈德天的学生一起搞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就向上面请示，要到翁熙老师的家乡去调查情况。所谓“调查情况”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算一算翁熙老师的年龄，他那个时候才十三、四岁，是一个小孩子，他能做什么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玩玩。
董国强：那么您在出去外调之前就已经有很明确的概念：翁熙没什么问题，你们就是打算借这个机会出去玩玩的？
蒋广学：对，我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所以到了杭州，我们就去爬雷峰塔。然后我们就到了福建蒲田。这个地方离厦门不远，所以我们就又去了厦门。到了厦门以后，我们就去了鼓浪屿。我们这样玩了一路回来，跟上面汇报说翁熙的外调没有什么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这样就交差了。
董国强：您参加过清查“五·一六”吗？
蒋广学：“清理阶级队伍”以后不久就是深挖“五·一六”。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是王勇、王良才作校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王勇是地方干部，“文革”前是江苏一个什么厅的厅长。王良才是军宣队的负责人。
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审查Y老师。Y老师我们哲学系的教师，上海人。他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没有回家，呆在南京，而且还参加了你们系H老师搞的一个什么组织。在溧阳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因为他在“文革”当中跳得比较厉害一些，所以就把他“圈”起来了。
“圈”起来之后，就让我去当审查他的小分队队长。当时负责审查工作的专案小组都叫“战斗小分队”。原来我们也没有往“五·一六”那方面去想。后来军宣队、工宣队的另外一个人从王勇那里得到消息，说Y已经上了“五·一六”的名单了，你们可以去搞搞他。我想王勇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不可能骗我们，我就信以为真。然后就轮番要Y交待他是怎样参加“五·一六”的。
Y老师结婚比较迟。他的妻子姓罗。那个时候对待“五·一六”分子的政策是，只要交待了就算了，就放你回家了。我心想：Y老师你赶紧交待吧，交代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生个孩子。我也没有往坏处想，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想法。我还把他的夫人罗师傅叫过来，对她说：“你回去劝劝Y，让他好好交待。他是‘五·一六’已经上了名单了，赖是赖不掉的，交待完不就算了吗？”罗也是个很好的人，她就去做Y的工作。
这个Y也想积极配合我们。于是他就想了：“我在什么时候参加‘五·一六’的？”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嘛，他怎么想得起来呢？但是他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又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于是他就感到很害怕，认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在一天夜里面，我们大家正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偷偷爬起来去上吊了。
当时我们小分队成员和Y一起住在南园１０舍筒子楼的一个房间里，宿舍走廊的两头有公共厕所，厕所里靠近窗户的上方有一个下水管道的弯头。上吊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腰带绕在下水管道的弯头上，然后系了一个扣，就在那个上头上吊。但是那个扣还是蛮高的，他怎么才能把头套进去呢？他就拿了一个方凳子站上去，这样子就够到了。他把自己的脖子套在那个扣里，脚底下就扒拉那个方凳子，要把那个凳子弄倒，哪知道凳子倒了的时候，他的全身重力猛地往下一坠，下巴一抬，上面的活扣没有挂住他，结果摔下来了。所以上吊没有上成功。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他脖子上的印痕，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昨天晚上上吊了。哎呀！一听这话，把我紧张得不得了啊。后来我们就再也不敢逼迫他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批斗他一下，主要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让他不敢再去上吊。至于交待问题嘛，就比较马虎了。
在没有战果的情况下，我有一种很为难的情绪。这个时候军、工宣队的同志了解到我的处境，就想办法把我解脱出来，把我调到学校“教育革命组”去了。
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要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做辩护，而是要说明那个时候的斗争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当时我问Y为什么要上吊，他跟我说老实话：“别人说我是‘五·一六’我不相信，唯独你蒋广学说我是‘五·一六’我相信，因为你这个人是从来不说谎话的。那么既然你说我是‘五·一六’，那我肯定就是了。可是我又确实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参加的。那我不就是死路一条吗？”其实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深挖“五·一六”的背景。现在看起来，无非是因为他们“红总”１９６７年夏天要打倒许世友，那么许世友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肯定要找机会报复文凤来他们，所以把这些人当作“五·一六”来查是很自然的事情。南大搞“五·一六”死了十几条人命。
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在１９７２还是１９７３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王良才带我到北京去开会，还带上了我们南大深挖“五·一六”的材料，准备作为成绩进行汇报。他们也不知道了这事情搞错了，本来是准备向上面表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迟群和谢静宜主持会议，他们对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与理睬。为什么不与理睬呢？因为迟、谢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假的。我们在北京开了四十多天的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白，居然就没有王良才发言的机会。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们知道所谓清查“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上面布置下来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到了下面搞成那个样子，他们已经无法收场了，所以只能让下面不要再讲了。
董国强：按照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１９６８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为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而采取的几个步骤，目的就是要将不听话的造反派打下去，重新恢复统治秩序。而这些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以后，各个单位的当权派也就利用这些运动清理整肃其对立面。因而这些运动无论在大面上还是在各单位内部，都是名不副实的。
蒋广学：我们当时并不清楚这个背景。我们江苏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就是深挖“五·一六”。由于Y在“揪军队一小撮”的时候没有离开南京，那个时候就对他有所怀疑，就让他交代：为什么其他人都离开南京了而你没有离开？当时的负责人王勇要打开南大深挖“五·一六”的局面，就在各个小分队当中散布哪一个人是“五·一六”，让大家去搞。这个时候数学系有一个叫X的人被说成是南大“五·一六”的组织部长，他屈打成招，就交代Y也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就发生了上面说的这个事情。
我离开小分队以后，阎韬老师还在那里搞。他后来对我说：“老蒋啊，据我所知根本没有这个名单。”因为阎韬当时也感到搞不下去，就几次到学校去要求看看这个名单，以便想办法突破。这时军宣队、工宣队的人才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名单。一个负责同志对他说：“我们说有一个名单，实际上是随口说说的，目的就是要认真地审查那些人。”
我一听到这个说法，我的心顿时就……
就在我知道学校里没有这个名单的差不多同时，和我一起参加“万里红长征小分队”的两个人被圈起来了，一个是曹缦西，一个是Z，他们被外文系的人给圈起来了。一天中午，曹缦西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她说：“老蒋啊，你对我说一下这个‘五·一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了才能交代出来啊。”我对她说：“家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夫子庙去谈。”董国强：那个时候您的家住在哪里？
蒋广学：住在豆菜巷１号，就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对面。当时曹缦西到我家来，我觉得我家离学校太近，说不定什么时候学校里会有人来找我，碰到我们在一起谈话，那么就不太好啦，所以我就带她到夫子庙去了。
到了夫子庙，我就对她说：“曹缦西，如果你没有参加，就千万不要乱交代！”
她说：“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老戴（其丈夫戴立泉，也是我校教师）又在乡下，我不能天天在那个地方呆着呀，我交代完之后，这个事情不就算了吗？”我说：“你究竟参加了没有？你参加了，就会知道你是怎么参加的。”我当时又不能叫她不交待，又不好说她没参加。那个时候说话都要十分小心，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尽管我和她是好朋友。于是我就反复跟她说：“你究竟有没有参加？你参加了就能交代出来，你没有参加就交代不出来。你交代不出什么东西，就不要瞎猜了，也不能去瞎讲。”
我当时知道，交代了之后决不会是所谓“就算了”，交代了之后就成“反革命”啦！但是这些话当时都不能明讲，我只能绕着弯子，用各种方式来暗示她。她最后也领悟了我的意思，就始终没有交代所谓“问题”。后来也就没什么事啦。
那个Z就惨了，他后来就交代自己参加过“五·一六”。负责对他进行审查的是D，D也是徐州人，Z也是徐州人，咱们都是老乡。直到现在我对这个D都很反感。咱们几个都是老乡啊，都是弟兄啊，你怎么老是逼迫、暗示Z交代所谓“问题”呢？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而且Z这个同志的心理也不是很坚强的，别人老是逼迫他、暗示他，到最后他自己心里也就产生一种幻觉了，他就觉得自己参加了。他不仅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而且还说自己直接参加了一个阴谋刺杀毛主席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是外文系教师沈宗美。
董国强：那是不是他的精神有问题了？
张广学：是的，他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他，我就跟他打招呼，喊他：“嘎子”——他的外号叫“嘎子”，我们平时都这么叫他。哪知道我这么一喊他，他就非常紧张，哆哆嗦嗦地说：“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讲话。”啊呀！就是这个样子！
董国强：这个时候您多大年龄？
蒋广学：我当时３３岁。
Z当时就交待说：那个暗杀毛主席的组织是由吴大胜组织起来的，还有南大的沈宗美等人，我们在一起阴谋谋害毛主席。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当时我在教育革命组工作，有的时候要参加学校里的总值班。有一天在我值班的时候，省里面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有一个关于沈宗美的很重要案件，要叫负责审查沈宗美的小分队赶快去汇报。这样我才在偶尔之间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来沈宗美就因为这个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事情，都是Z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最后搞不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那么沈宗美被放出来之后，他唯独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个Z。
哎呀——！现在想想这些事情，他那个时候的心理已经完全不正常了。所以对于曹缦西，我当时就用了那样一个办法，不让她“交代”。
董国强：您刚才讲您和Z在路上碰到了，他不敢跟您讲话。这是他有意识地要保护你，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蒋广学：哦，他不是，这个时候他无所谓保护不保护。这个时候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反革命”，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甚至他当时能不能认出我是谁来，我都很怀疑。
董国强：那么他当时实际上已经精神崩溃了。
蒋广学：是的，已经崩溃了。
董国强：那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还健在吗？蒋广学：他还健在，不过他的生活很不幸。
他放出来之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非常有能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女强人”。他结婚的时候住在小粉桥北搂，结婚以后我到他家去，他的妻子很大方，出来招待我们，还拿喜糖给我们吃。但是他们最后离婚了。
他的妻子很有能耐，后来变成了南京某大型百货公司的总经理。Z这个同志呢，说得好听一点，就是非常的老实，说得不好听的话，就是个性非常的软弱。那么在他妻子看来，好像他是提不起来的一个人。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比方说一个男同志太软弱了，他妻子就感觉到这不是个好事情。所以尽管他的儿子、女儿一直作他妈妈的工作，结果还是离婚了。
Z的岳母很喜欢他。他妻子和他离婚的时候，都瞒着自己的母亲。等到逢年过节Z去看老人家的时候，他岳母还问：“Z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看我了？”她还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和Z离婚。所以个性的懦弱，是Z在“文革”当中造成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董国强：那他后来精神恢复正常了？
蒋广学：后来他的精神已经很正常了。
袁桂海：您刚才介绍了有关Y的情况，在您调到教育革命组之后，他的命运如何？
蒋广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他们也知道我会写一点东西，于是王良才到北京去开教育革命的会议，他就把我带过去了。我们本来是准备去介绍南大清查“五·一六”的经验的，结果人家会议根本不理睬这个事情。我估计他们回来以后也心中有数了，于是就开始收拾残局，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董国强：１９７１年底吴德发表了一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谈话，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央宣布不要再搞这个问题了。
智杰：您刚才讲到南大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死了十几条人命，这些死亡的人具体分布在哪些系您知道吗？
蒋广学：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我估计的，我没有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
董国强：我在杜闻贞老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一些数据，比如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他说全校大概有１１００多人被列入“五·一六”审查名单，有３５９人被定性为“五·一六”分子，有２４８人被全校大会点名，有１５８人被关押审查，有２０多人被整死。他有很具体的数字。
蒋广学：我印象当中南大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好像是２８个人。
董国强：校史上面说是２７人。
智杰：您刚才讲到“红色造反队”的成员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打成“五·一六”，您能否再谈谈他们受到了哪些迫害？
蒋广学：主要就是“逼供信”。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都可以反映这些情况。再比如文凤来的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６８年３月“大联合”的时候文凤来已经被结合到省里面去了，因此对他的“逼供信”不是放在南大搞，而是放到省里面去重点搞。我听说还曾经把他拉出去假枪毙。到了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慢慢地收兵了，他才被放出来。
我和文凤来原来是认识的，他放出来以后，我还在南大南园的球场上看到过他，和他打过招呼。不过那个时候咱们也不喊他“文老师”了……
董国强：他年龄比您大吗？
蒋广学：比我大。
董国强：大多少？
蒋广学：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当时跟他打招呼，他基本上不理睬我，他已经显得很麻木了。
董国强：也是精神方面出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这个精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据我估计，出在他意识到“文革”的一切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骗局。所以他老是有一种自责，他老是觉得他对不起他的那些兄弟们。这样他出来没有很长时间就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
董国强：那么根据您和他接触的印象，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蒋广学：思想比较单纯，信念比较固执。他后来没有任何的报复心理，而是带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责情绪。在南大斗争文凤来的大会场上，我觉得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汉子。在群情激昂的时候，他说过几句话，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对不起许司令员，‘揪军内一小撮’时搞他，我犯下了罪行。用这个东西来整我，我文凤来认了！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他还用手指着葛忠龙，有没有骂他“不得好死”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说过：“你这样做你对得起谁？！”
董国强：他们原来是战友吗？
蒋广学：他们原来的关系非常好，葛忠龙是文凤来的副手。董国强：葛忠龙把他们给出卖了，是想把自己解脱出来？
蒋广学：葛忠龙那也是瞎交代！什么组织系统啊等等，其实都没有那些事儿。不过这样就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了，后来他还到苏北响水县当了个公社书记。张建山后来也患精神病了，游泳的时候淹死了。
智杰：张建山也是“红色造反队”的？蒋广学：他是“八·二七”的。〔８〕
董国强：那么到最后，“红总”和“八·二七”的领袖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蒋广学：都没有好下场！你不是说我“红色造反队”是“五·一六”吗？还要逼我们交待问题吗？那么我们就交代，我们两派表面上是你斗我、我斗你，实际上我们是一回事。我就在你的“八·二七”里面发展过“五·一六”组织，某某人就是。到后来荒唐到什么程度？竟然把当时在南大主持清查“五·一六”工作的省革委会成员迟明堂也咬成“五·一六分子”啦！而且有关情况还交代得有鼻子有眼的。所以后来迟明堂自己也被上面隔离起来了。其实他是和王勇他们一起从省里来的。
董国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许世友在整“红总”的时候，当然要借助“八·二七”的力量，不过“八·二七”也是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曾帮元他们也是有政治野心的，许世友不可能长期依赖它、容忍它，迟早都要想办法把它搞掉，所以等到“红总”整得差不多的时候，“红总”有人出来咬“八·二七”的人，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他就可以顺水推舟，将“八·二七”也打下去。
蒋广学：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混战，对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来讲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一场混战。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斗别人，明天自己也会挨斗。
而且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不仅包括匡亚明在内的这样一批高级干部不知道，我估计毛主席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搞成那样的结果。从我知道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确是由姚文元、戚本禹他们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引发的。吴晗写《海瑞罢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死了二、三千万人甚至于更多，因此人们有一股怨气，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有一股怨气。所以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确实存在着“借古讽今”的倾向。这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另一方面，从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来看，党内干部确实也有一种埋怨，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股从上到下的思想，困扰了我们党的各级干部。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就是乱来！因为要急于求成，就搞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然后再搞“三面红旗”，结果反对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毛就在他的心灵深处认为大家都和他过不去。
有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报私仇，其实不尽然。我觉得最直接的根子，是毛要保护“三面红旗”。那么谁在否定“三面红旗”呢？彭德怀已经被搞下去了，现在吴晗写了个《海瑞罢官》，这个深深地刺痛了毛的自尊心。他就认为在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反骨”还没有敲碎，所以他要借助姚文元、戚本禹来敲打他们。
我认为毛对两种人不满意，一个种人就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经过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一些人已经被压下去了，但是还没有搞完，所以１９５８年又搞“拔白旗”，各个学校都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一直到“文革”前批判吴晗、翦伯赞他们。这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另一种人就是保护这些知识分子的党内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目标，一个是要敲掉“反动学术权威”的“反骨”，另一个是要搞掉他们的“保护伞”。我估计毛一开始并没有让别人去“夺权”的想法，但是运动一发展起来势必夺权，一夺权中国就乱……
注释
〔１〕延安“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２〕“干打垒”是一种用毛竹、泥土、油毛毡等材料搭成的简易房屋。
〔３〕此说时间有误，《横扫》一文发表于６月１日。
〔４〕陆平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５〕此处存疑。现有文献资料显示，揭批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发生在１９６７年春天以后，高潮在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期间。
〔６〕此说不确。各种迹象表明，“倒匡”的决定是中央作出的，江苏省委只是执行而已。
〔７〕此处记忆有误。军宣队进驻南大始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初。工宣队进驻南大始于１９６８年９月初。
〔８〕此说不确。张建山最初参加过“红色造反队”，后来又发起成立“八·二七”，成为“八·二七”的核心人物。在１９６７年“一·二六夺权”前后，张建山、葛忠龙等人支持“夺权”，与“八·二七”主流意见不合，便从“八·二七”中拉出一个“八·二七夺权大队”，与“红色造反队”等其他三个组织共同组成南京大学“红四联”。此后文风来、张建山、葛忠龙成为江苏“好派”的一、二、三把手。
□ 来源：《亲历“文革”——１４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董国强采篇，（纽约）柯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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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贺龙事件的真相与杨成武下台的内在联系
·蓑笠翁·
贺龙的牺牲真的是毛为了拉拢林为其冲锋陷阵而做的交易吗？
我认为首先肯定的是有这个因素，两个方面是互动的，也就是在贺龙的事件上两个人都施展了阴谋手段。林彪对于毛的支持在文革的初期并不是那么踊跃和紧跟（并不是说没有）。回顾一下在毛主席为此而发的“无产阶级之怒”（康生语），发动批判二月逆流的会，林彪并没有没参加，只是让叶群参加了。老毛不会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态。那么林彪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紧跟的呢，我认为是在做完贺龙的交易倒杨成武之后，然后就主动出击，开始组建自己的小王国了（无论是否自己主动，还是黄吴李邱知恩报恩）。那么贺为什么成为他们的交易的筹码呢？首先，贺是毛用来牵制林的棋子，林彪不会不知道，这就显得毛是真心想作这个交易。有人问，毛用得着和林作交易嘛？要，这是互动的需求。最初的倒贺是始于上海会议（１９６５，１２月８－１５日），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不仅罗瑞卿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贺龙也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在得到如此众多的大礼后，极大的膨胀了自己的野心。不论林彪本人是否有积极的主动暗示要打倒这么多人还是被动的被放在这个位置上（《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王年一，何蜀，陈昭），我认为这是两个人的一种政治上的默契，并且我深信，林的小动作总会有的。
那么，为什么到贺的真正垮台是在１９６７年呢并且最后惨死于囚禁？而且，直到１９７５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而林彪在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时就自我爆炸了，这为什么？
这可以从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的表现上看出一点蹊跷。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话出何因？还有赔罪式的６个连躬。
这要从贺周的关系和当年的政治关系谈起。周恩来是贺的恩师和革命引路人。最主要的是，贺是周同刘邓集团联系的纽带。那为什么周要安排这么一个代言人呢？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周的作事特点，保留回旋的余地。其二，在三年自然灾害后，贺同很多人一样，支持刘邓集团。周与毛的文革派有没有冲突呢？有，并且很大，周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军人的利益。
于是，倒贺可以至少一石三鸟，其一，林毛交易的筹码，其二，打断周与刘两个集团的联系。第三，贺倒，周就会元气大伤。特别是第三条，可以说是老毛的神算。从１９６７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特别是７·２０事件）可以看出，毛同周代表的部分军队在这一年中多次碰撞，并且，杨成武也成了牺牲品。
但直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才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猜测是，又有人告了贺龙的状，极有可能是贺同刘生前的谈话，要密谋造反的话，毛也知贺口无遮拦，这次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毛对于不想要自己命的人（元帅一级的人，不是小的人物）是不会下这么很心的，无论是否有林江等人的怂恿。
１９７５年才首次为贺龙部份平反，又为什么呢？看看当时１９７５年的政治气候，林彪死后，周并没有去夺接班人的位子，王洪文开始作接班人后，周对毛的选择毕恭毕敬，这也算是一个政治上的回报，当然也有类似罗杨等人的解放，政治意味浓厚。
◇ 贺本人的性格
与大多数的中共领导人不同，贺不是领袖驯服的工具，不是毛的奴仆，诚然他也惧怕毛的帝王权威和翻云覆雨的手段，但不是彻底投降，没多少真心实意的崇拜。
从贺龙担保罗瑞卿一事（同萧华的谈话）可以看出，贺龙也不是很有政治头脑，口无遮拦则更是贺的一大缺陷，例如贺龙在军队进驻电台、报馆这些事情上说成是兵变等。
在贺被囚禁的日子里，没有变通，所以受到的折磨远甚于彭真等人，我想，这也是其死亡的一个原因。
◇ 二月兵变
我认为，在刘派感觉到毛、林的威胁时，肯定也作过相应的措施，准备对抗。这就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发生的北京卫戍区要新组建一个加强团。这是贺龙批准的，但出自刘少奇的授意并且并经得了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的同意。北京卫戍区的人也有到西郊海淀区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单位去借宿舍，准备作为临时营房。我不相信事情是这么简单。
贺龙事件与杨成武的下台有什么内在内在联系呢？这就是周和军队的内在关联。在１９６７年初发生的军队参与镇压各地造反派的活动中，毛对一部分军队的作法很不满意，直至发生了７·２０事件，这是个顶峰。随后的王力于８月７日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加上王力、关锋当期的《红旗》杂志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实际上都是出自毛的口）口号，这时作为军队部分人代表的周同毛有了摊牌，特别从二月逆流之后，老帅及下面的军头都聚在周恩来的身后支持周，周同他们的利益是和在一起的，这样他们就抱成一团，这才有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要知道，这是半个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下了这个决心，是在周恩来托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后，又深思了一天后才作得决定，可见毛周的摊牌令毛深感恼火和无奈，内容连杨成武在其回忆录中都没有表述，那会是什么？我猜应该是有周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赤裸裸的表态，要是继续搞文革，就不要再来毁我钢铁长城。事隔不久，毛林联合就手搞了个“杨傅余事件”，作为毛林的反击。杨成武，傅崇碧跟周太紧，所以，在杨成武复出的时候，周也说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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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我的从教经历
·陈司寇·
陈司寇口述，叶增华、曹培整理
一，我的个人经历
⒈家庭与早期教育
我１９２１年出生在江苏泗阳县一个地主资本家家庭。我家在农村是个大家族。我５岁时母亲去世。我爸窝囊着呢，不管我。当时我大姐已经结婚，二姐三姐都到了淮阴上学，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多可怜呐。我从小就跟着一个老保姆长大，每天到外面找小朋友玩，饿了就回家找口饭吃。我二姐比我大１２岁，正在淮阴城里上师范学校。她回家来对我爸说，应该让我去上学。当时农村没有中小学，只有私塾，上学就要到城里。二姐就将我带到淮阴，让我住在她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家里。那老两口雇了个佣人，管着五六个孙子孙女一起上学，我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我爸爸出钱，当时钱在我们家不成问题。所以我从７岁离开老家，寄人篱下了。当时一年级没有插班生位子，我就被放到二年级。我几乎一个字也不会写，在班里被人瞧不起，说我是农村来的“乡巴佬”，受人歧视。第二年我又上了二年级，才算跟上了。早年的遭遇，对我性格的影响很大，从小就特别自尊、自立和自强。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表哥带他的两个妹妹到城里上学，找了个保姆照顾她们。我就与她们一起住在我外婆家，我们三个女孩子差不多大。我在外婆家一直住到上中学。在农村，家里有钱就必须有人继承家业，我没有哥哥弟弟，而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父亲的遗产将来就只能给叔叔家儿子继承。我的堂嫂子特别厉害，当我在老家时她常指着我骂：“小狗扒墙头咬，将来哪块砖瓦是你的？”我二姐一气之下，就在淮阴城里给我爸爸找了个老婆。父亲再婚后就搬到淮阴住了。我就又从外婆家搬到了我后妈家。我后妈也很厉害，把我爸在农村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把资金挪到城里开轮船公司，这样农村的亲戚们就不好来争了。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资本家”。
在后妈家没住多久，七七事变了。江苏的所有中学合并成两个中学：省立第一联中和省立第二联中。我和我的表姐妹就转到江苏省第一联中（在临水）上学去了。１９３８年台儿庄大捷后，第一联中要从临水迁移到四川重庆，每人需交５０元钱，今后的学费食宿就由学校包了。我当时上初二，在临水交的学费已存有４５元，只差５元钱了，我就向我爸去要。我爸特窝囊，说要去和我后妈商量。当时我站在窗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后妈说：“不能让她走，别人会说我这后妈不心疼孩子。我担当不起。”听到这话，我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父亲了。
临出发前一天，我去我表姐妹家，她们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还不赶快准备，我说我没有钱，她们就让我去找比我大２０多岁的大表哥商量。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大表哥，他慷慨地给了我１０元钱，还承诺今后担负我上学的零花钱。就这样，我瞒着父亲和后妈，和表姐妹们一起去重庆求学了。我至今记得那是１９３８年的４月１６日，我们与许多第一联中的学生一起，乘船离开淮阴到重庆。岸上好多送行的家长都在哭，唯独１７岁的我没有人送。从此，我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⒉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随学校到武汉，又乘船到沙市，最后到达重庆。我在重庆上了四年中学，学校供给吃穿，零花钱大表哥给。１９４２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我从小喜欢养蚕，就先报考了蚕桑学校，一下就考取了。该校位于杭州，校园很漂亮。后来西南联大到重庆招生，我又考上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地点在成都歌乐山。上师范学院可以不收学费，每月还发６元钱生活费，我就决定到西南联大上学。离开中学那年暑假，我没有地方住，幸好江苏省政府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专门收留参加高考等待发榜的流亡高中生，我就搬到那里去住。省政府还帮助流亡学生找便车，从江苏到成都去上学。
大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当时有很多流亡学生，学生一般都搞半工半读。我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如给学生会磨豆浆，卖早点，每周几个晚上在图书馆卖书等。还要做家教，一个月才５元钱。如果雇主不肯涨工资，我们就辞了旧家另外再找新家。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家境略好，家里每月寄钱来她就请客，约我们四五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吃一顿，或者吃饵块，或者吃米线，这就算是打牙祭了。
大学期间，我与同学赵宝煦恋爱了，毕业前一年结的婚。当时结婚就在《大公报》上发个启示，不需要登记。１９４５年，西南联大迁到北京改名北京大学，我到北京继续上了一年学，就毕业了。
⒊早期教书生涯
１９４６年我从北大教育系毕业，我主修的是教育，副科是语文和历史。毕业后，我一时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铁路小学招小学教师。我爱人的一个亲戚在铁路局里当个小局长。我们当时很穷，就送了他两瓶虾油，他帮我报上了名。考试通过后，有后台的人都分到了北京、天津等交通枢纽城市，我没有很硬的后台，就被分配到塘沽新港教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工作负担不重。
１９４８年国共交战，平津吃紧，我爱人匆匆忙忙赶到塘沽把我接回北京。没有多久天津失守，北京被围城了。我当时已经怀了老大，就没有再工作了。老公在北大是地下党员，认识北大很多地下支部的人，我也跟着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学习活动。１９４９年２月，北京解放，我老大３月份出生。后来我老公找了当时在教育局任局长的同学谭某，请求给我分配个工作，我被安排到南长街第五区中心小学教书。当时的区团委书记老找我们开会，要发展我入团。我说我已经２８岁超龄了。他说没关系，小学教师与孩子打交道，思想比较年轻，可以放宽到３０岁。于是我们几个二十八九岁的教师，就在１９４９年加入了共青团。
解放后很多中学缺少大学毕业生，有朋友介绍我去了私立的崇实女中（即后来的女１１中）。刚去时，我教初一语文；第二年教高一政治，讲社会发展史。崇实女中是教会学校，讲社会发展史很不容易，例如我讲从猿到人，学生非常抵触。当时组织我们听党课，但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愿意老老实实做人，不愿意受约束。例如我在西南联大时，就一直没有参加三青团。当时大学生参加三青团很时髦，就像今天入党似的。二来我出身不好，我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党支部书记找谈话，我讲了我的想法，支部书记就给我做工作，动员我入党。我于１９５３年入党。
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我被抽调去负责整理材料。反右运动后，我离开了崇实女中。本来是调我去９３中教初一语文的，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学教育的，副业是语文。这时１０１中的政治老师路开被打成右派后不能上课了，副校长文方就在教育局查档案找老师。 他看到我是北大毕业的，又在女１１中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就非要我去１０１中教高三政治。他扣住我的档案不放，最后９３中也没办法了。当时我家住在中关园，离１０１中比较近，但是我并不想去，因为任务太重了。１０１中的干部子弟多，有的来自农村，都结婚了，不好教。加上我从没学过政治，来１０１中之前，我只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一下子就教高三，压力太大了。我曾要求从高一教起，让原教高二政治的老师教高三。但文方不同意，说教高二的教不了高三，非要把这个重担给我压上。
⒋执教１０１中
１９５７年下半年，我离开女１１中来到１０１中，开始教高三政治。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没正式学过，旧大学也不开马列主义课程啊。中学的政治课，自解放后开始上政治常识课，后来改为政治课：初中讲政治常识，高一讲社会发展史，高二讲政治经济学，高三讲哲学，主要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由于高考要考政治，各个学校都不敢忽视。
在１０１中教书的第一年，也就是１９５８年，那年１０１中的高考，政治排名在全北京市是第５８名，语文排在第６０名。作为高三的把关老师，我和汪瑞华都在全校大会上被文方不点名地批评了。随后我就不要命地追求高考成绩，一切为了高考。那时我很少高兴，很少与人说闲话。王一知还问：“是不是给陈思寇压力太大了，怎么她总是愁眉苦脸的？”当时高三都是农村来的干部子弟，期末都给老师写小字报提意见，有的同学就说，“陈老师上课讲得很好，很活跃很生动。一下课就一脸严肃，愁眉不展的，对同学的影响不好。”没办法，当时的压力太大了。
我开始教政治课主要靠自学。后来人民大学办了个夜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课，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前后共两年。学员都是在职的干部和教师，一开始有四百多人听课，但大多数人都没能坚持下来。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硬是坚持了下来。最后参加毕业考试通过的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人。我上了夜大学之后，才感到有点本钱了。我备课非常下功夫，教案都要写三遍，最后背下来，讲课不看稿子。我基本没有业余时间，节假日也从不休息，力争做一个好的政治教员。我上课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当然首先是我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比如我要求学生打预备铃时，一定要在教室里坐好，那我自己打预备铃时，就一定要站在教室门口等着，预备铃一打，我就推门进教室，从来不迟到。当时团支部经常在课间操时召集团干部开会，这一开会就会影响到第三节课，而这恰恰就是政治课。我要求迟到的同学不要喊“报告”，打扰上课，而是要在教室门口等我讲了一段课后，同学们看书时，我再开门让他们进来。这样对老师学生都没有影响。我记得１９５９年高考时，政治成绩的排名就上来了，成了全北京市的第二十几名。后来排在第几名就不清楚了，反正再也没有被领导批评过。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时，我一直只教高三，压力确实太大，而要求高二学生马上适应我的要求，也不容易，所以我就要求从高一教起，逐年带到高三。我说再让我光教高三我就垮了，我就只好请求调走了。１９６１年，领导同意我教高一，可是学生不干了，他们要参加高考，要挑老师啊。就又让我教了两年高三，直到１９６３年我才退下来，开始教高一，也就是１９６６届的高三１班。当时学生对政治课不重视，一般第一年（高一）我要求不多；第二年就要求学生认真听课，不许在上政治课时学外语做数学；到高三时，就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准备高考。
我做班主任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一生对我感情最深的三个学生，一个是１９６２年毕业的，现在加拿大，回国还经常来看我，给我带来很多他们自制的鱼松。他说：“老师，你都不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初中在１０１中时调皮捣蛋，后来就干脆破罐破摔，搞恶作剧。高中考上１０１中时，谁也不要他，就分到我的班里了。我只当不知道他过去的事，开学时对他说：“我不看过去，只看以后。你过去怎样，我不去打听，我对大家一视同仁。”我让那个学生做化学科代表，信任他。他后来进步很大，入了团，考到哈军工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曾找我谈话，说感到路人都对她吐口水，班里女生也在老师面前说她的坏话，因为她觉得她们说话时眼睛都看着她，使她思想负担很重。我立即感到她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就联系她的家长带她去医院检查，果然她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于是休学一年治病。后来她的病治好了，考上北大化学系，毕业留校当了教师，现在也退休了。她认为是我当年挽救了她，所以每年教师节，她都要给我寄一张贺卡，５０年了从未间断。
当时学生，包括我们班的和高三其他班的学生，都爱找我谈心，排队都排不上，需要事先“挂号”。他们连家庭问题、个人生活的问题、同学之间的关系等，都愿意和我谈。我理解学生，能抓住他们的心理，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或批评。学生曾说：“找陈老师谈话，哭着进去的笑着出来，笑着进去的哭着出来。”其实这里面也有辩证法，我让哭的同学看到积极的一面，我让自满的同学看到自己的缺点。通过做班主任工作，我体会到：老师对一个年轻人灵魂的塑造，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１９６３年，我接高一１班班主任，当时学生三分之一来自农村，比其他班级成绩差很多。刚入学的时候，许多同学跟不上，考试净得２分。同事一见面就问：“你们班这次又有多少只鸭子啊？”弄得学生自己也没信心了，对我说：“老师，怎么办啊，我们大概好不了了吧？”甚至有人要打退堂鼓，回农村去。我设法鼓励他们的信心，激励他们刻苦学习。第二年，这个班达到了同年级的中等水平；到高三时，他们就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了。
二，我的文革遭遇
我不是学校领导，只是个教研组长，本人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但我是文革中全校第一个被“打倒”的人。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突然遭到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被群众定为“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我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毒打、剃阴阳头、强制劳动。我从一个平素有威望的优秀教师，瞬间变成了猪狗不如的人民罪人。群众的批判与怒吼，皮鞭和拳打脚踢劈头而来，如同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所以。回想起来，当时揭发批斗的所有理由，现在看来都非常荒诞。
⒈我被揭发批判的主要“罪行”
运动刚开始时，有位同事在全校大会上揭发我，说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陆定一是当时的中宣部长，文革中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我成了这条黑线上的人，那可不得了了，原来１０１中还有这么个大黑线上的人物啊！当时一下子在学校里就轰动了，学生对我的揭发批判，就此一哄而起。第二天，高三５班几个同学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解释给他们听的事实是：陆定一的老婆严蔚冰，是我丈夫赵宝煦（时任北大政治教育系主任）系里的老师。文革前，有一天晚上九点，陆定一去党校不知干什么，他老婆顺便搭他的车到中关村我家找老赵谈工作。到晚上约好的时间，她又搭车离开了。这事本来跟我没有关系，只因当时我是政治教研组的党小组长，有天临时安排党小组晚上开会。有同事抱怨，说晚上家里有事不愿意开会。我随口就说：“咱们知足吧，看人家中央领导陆定一，晚上九点了还出来工作呢。我们也就难得在晚上开这么一次会，一两个小时就完事了。”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的证据。这不是捕风捉影吗？就此引发了全校师生对我的揭发批判，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有同学对我课上课下所讲每一句话都做详细记录，不幸，这些记录后来就成了文革中揭发批判我的“罪证”。一次，我在讲课中说：“你们不能光死记硬背语录，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这是当时一种很常用的止疼片）一样。将来你们毕业了上山下乡工作，遇到有些情况，毛主席没说过，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还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工作吗？所以你们主要应该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这样无论将来遇到什么问题，即便主席没有说过，你们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文革中，有学生大字报里揭发我这段话时，就截去了后半段，只揭发我说过“背语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一样”，可是我后面还有哇，他们就不提了。这样的断章取义后，就说我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林彪曾说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也说过：“如果那天是大阴天没有太阳，立杆不见影了怎么办呀？我们要掌握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不论晴天阴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就都可以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了。”结果在批判会上，原话的后半截被删去了，我被批判为“反对活学活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天大的罪名。
我当时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要求学生刻苦学习。高三学生都要面临高考“备战”，争分夺秒。而当时条件又不是很好，冬天教室炉子生得不暖和，有学生要求早点回宿舍睡觉；夏天没有空调，有同学说：“老师多热呀，早点结束晚自习，让我们到室外凉快凉快吧。”我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才能真正把学习搞上去。冬天嫌冷，夏天嫌热，那你们每年就只剩下春秋两季了。那春天又困，秋天又乏，你哪一季就都别学了，你还考什么大学呀？回家待着去吧，这连高中毕业都困难了！”我的这段话，在文革中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批判为“大搞智育第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实那时候哪个学校不搞智育第一呀，每年高考的成绩，全北京市要排名的呀，我又有什么办法？
“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这是我的另一大罪状。曾有学生揭发我说：“当时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比党支部还要高，你的威信高于党的威信。”那可不得了啊！所揭发的事情是：一次，高三４班在黑板上写毛主席语录的栏目里，有学生写成“陈老师语录”，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次，我去上课时发现了，对学生说：“这地方只能写毛主席语录，不能写任何其他人的语录，快把它擦了！”
第二件事是：１９６５年，我带高三毕业班备战高考，我凭经验押了几道题，让学生准备，不想竟基本全押对了。有个学生从考场出来后，因考得比较好，就把手一举，说：“陈老师万岁！”当时我不在场，高三老师是不能参加监考的。后来听监考老师告诉我了，我说：“是吗？这可不合适。”当时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也成了我“搞个人崇拜”的罪状。
工宣队进校后，还曾专门开了一次批斗会，一定要逼我交代是怎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的”。我解释说：一个老师要上好课，必须要有一定的威望。但威望的形成，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学生感觉这个老师可信，愿意听他的。我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不让学生做的事，也一定要讲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无论酷暑严冬，我总让学生坚持学习不松懈，我自己也以身作则，每天早出晚归。这不是什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学生信服我。但当时人们都疯狂了，头脑简单没有理性，只知道乱扣“帽子”，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
工宣队进校后，有一次批斗我“恶毒攻击”。事实是：文革前我曾对一个矮胖的学生半开玩笑地说：“某某呀，你不能再胖了，你要加强锻炼。胖子有三种：第一种是可爱型的，第二种是可笑型的，第三种是可怕型的。你现在还是可爱型的，你要不注意锻炼，将来就成为可笑型的了，你快加强体育锻炼吧。”这话，当时我只对这一个同学说了，没有别人听到。另一件事是１９６６年春天，我参加全国政治工作教育会议，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大家问我毛主席的健康如何。我说：“还可以吧，就是人比较胖一些。”这两段前后互不相关的话，文革中被揭发，并被拿来推理成，我说毛主席“比较胖一点”，就是暗指毛主席的胖是“可笑型的”，甚至是“可怕型的”。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的滔天大罪。
为此，我曾多次遭受批斗，也没人肯听我的辩解。一次批斗会，我被“坐飞机”。一名粗壮的女工宣队成员上来，一把将我的胳膊整个向后扭转过去，筋骨被严重扭伤，整个膀子都青了，会后疼痛不止。后来经过多方诊治敷药，许多年之后才慢慢好起来。
２．同事之间
政治教研组有个同事，本来我俩关系很好。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粮票都紧张，她总说她家粮食如何不够吃，我和另一位邹老师每月就从自己口粮中省下一二斤给她。万没想到文革中，她率先揭发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一下把我推入深渊，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青年同事，文革前那年夏天，我看他脚上凉鞋已经穿烂了，就说：“你该买双新鞋子了。”他说：“陈老师，我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买鞋。我家在农村，工资大部分都寄给我妈妈了。”我想那怎么办呢？正好我有两个儿子，脚都长得挺快的，家里有几双他们穿不下的鞋子，我就找了一双比较新的，拿来给他一试，正合适，就送给他了。结果文革中，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买了凉鞋，腐蚀贿赂拉拢”他。他还揭发说，我把他“当孙子使唤”。文革前，我是教研组长，他是组员，又年轻，我就让他去首都钢铁厂联系参观的事，他就说我拿他“当孙子使唤”。那个批判会我没参加，这事我也不知道。后来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有孙子吗？”我说：“没有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不，你有！”“谁啊？”“某某就是你孙子啊！”我问：”他怎么成我孙子了呢？”这学生才把某某的揭发批判告诉了我。这件事后来成为笑谈。
文革前，王一知校长一直独自住在荷花池边的一所小房子里。一个６０多岁的独身老太太当然害怕，就让学校里的单身女教师轮流去陪她睡觉。当时大家还争着去呢。文革中批判王一知时，某女教师揭发说：“你那时候还摆谱，还让别人去陪你睡觉。”王一知说：“真对不起，你也陪过我。”
总之，文化大革命使原来很好的朋友同事关系被破坏了。这两位“揭发”我的同事，真让我伤心透了，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文革后，我恢复教课，曾做过一段教导主任，负责全校班主任的工作。我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打击报复过任何人。工作上我秉公办事，该干嘛干嘛。但工作之外，我与同事不再有私人往来，因为我把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看透了，再也不相信同事中能有什么朋友了。许多年后，我也不愿意再面对某些同事，不是我记仇，而是只要一看见那张脸，就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内心就难以平复，我只能选择逃避。文革中所有揭发批判我的人，我都可以原谅。包括一些工友，他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谩骂你。我也无所谓，因为他要跟你划清界限嘛。有一位教化学的于老师，文革后向我道歉，说他曾在会上发言批判过我。我说你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因为如果我当时不在劳改队，是个革命群众，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也会去参加批判斗争呀。我不记恨人们批判我，但我很反感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而不惜歪曲事实。
我后来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阴影，在那个同事生病时去她家探望过她。我的那两位同事，后来自己也被学生整得很惨，留下浑身病痛。其中年轻的那位，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想一想，觉得当时大家就像是被罩在一个大网里的鱼儿，身不由己，其实大家都挺不幸的。
⒊被关押、毒打和劳改
６月初，全校就只我一人是“牛鬼蛇神”，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监视，但还没被劳改。我被剪了“阴阳头”，名字写成“陈死狗”，还倒过来打上红叉子。我被押到各班去轮番批斗，红卫兵们用皮带抽打我，打得我皮肉发麻，都不觉得疼了。后来看守带我到海淀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屁股被打得一大片青紫，说：“怎么打成这样啊？”给我打了消炎针。当时一个看守我的高一女生给我打饭，我那时候烦死了，哪里吃得下饭？那学生说：“你还是要吃饭，不然人家说你绝食对抗，罪加一等，他们还要打你。”我一想对啊，就说：“那我就喝点稀饭吧，可别对别人说我没吃饭啊。”那个学生还是很好的，能凭着良心做事。
后来，让我一人到工厂劳动，开车床打眼。师傅挺好，基本上不管我。机器一响，声音很大，
我就乘机唱歌，谁也听不见，唱完一首又一首，直到师傅说：该下班了，回家吧。第二天早上，一开机器，我就又开始唱歌，用这种方法排解心中的郁闷。
８月份，老师和学校领导陆续受到冲击，劳改队才成立起来。高三（５）班学生王Y搞恶作剧，用皮带乱打我们，命令劳改队的人，包括我、文方、赵兰坤、刘占武等人，全部跪在地上爬着走，从喷水池一直爬到后面的大操场。我穿的一条新裤子都爬破了。很多老师的膝盖、手掌都磨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一边用皮带驱赶我们，一边为这种恶作剧而兴高采烈。当时我们还经常在校园里被游街。我曾被挂着牌子，敲着破脸盆，唱着“牛鬼蛇神歌”，被一大群学生前后簇拥着，一路被鞭打责骂、被吐口水和往身上扔脏东西。除了王Y，还有一个外号叫“黄毛”的初中学生，打人也很厉害。
在劳改队里，一些学生任意夺取我的个人财产。一个初中生强行夺走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手表在当时可是最大的个人财产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后来高中的一位学生帮我要了回来，对我说：“你以后就放在家里，不要戴了。”没想到我走回家的路上，又被这个学生拦住，再次抢走了我的手表，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回来。这个学生还向我要钱、要饭票。在我打扫厕所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的内裤扔给我，让我给他洗。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登记自己损失的财产，规定是哪个学生拿走的就由家长赔。但是我一直弄不清这个学生的名字，就无法把手表找回来了。
文革中我的家也被抄了，因为我爱人在北大也受到了批斗。但是家里除了书，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因为我家是牛鬼蛇神，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查抄一番。记得曾有两个五六岁的“红小兵”，大概是当时北大幼儿园解散了没处去的孩子，也跑到我家来抄家。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电匣子”（收音机）。一个孩子说：“咱们把这个拿走吧。”另一个说：“你拿吧。”结果两个孩子谁也拿不动，只好空着手走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社会上很多人自杀了。例如北大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在西山上吊自杀了。我们区教育局的书记马力（原来１０１中的党总支副书记），也自杀了。受不了啊，一辈子革命，现在挨你们这些人的整，实在想不通，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一位看守我的高一女生曾对我说：“现在很多人都死了，你怎么没去死啊？”我问：“怎么死啊？”她说：“想死还不容易？”我说：“我不想死。”她问：“你为什么不想死？”？我没有对她解释。当时我就是不理解，我平时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工作，忙得常常连家都顾不上，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了？究竟是怎么变的？我得等着组织的正式结论，让组织上告诉我，为什么我成了反革命？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我既然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要对他们负责任。如果最后组织的结论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得告诉我的孩子：这条勤勤恳恳当教师的路不能走，这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不能死，就是再苦再难再受辱，我也得活下去，我要一直等着看到最后的结果！
有一次斗争会上，一位青年教师批判我，说：“你就是反革命，三反分子，你承认不承认。”我说：“我现在还不能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组织上还没有做结论呢。”他说：“什么组织上啊，现在搞革命运动，群众专政，群众说了算。群众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我心想：“你知道什么呀？”我始终相信群众运动难免偏激，而且终归会过去，而最终的组织结论才是最重要的。
劳改队的劳动非常繁重。有一次，是让我们用一个老大的箩筐抬砖，我和赵兰坤一起抬，由学生给我们装筐。他们都是初中小孩，拼命给我们装，根本不管我们是否抬得动，我们在旁边只好不说话。结果筐子装满了，我们一抬，很粗的一根棍子都给压断了。
夏天，劳改队负责绑葡萄上架，整天在太阳下暴晒，老师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胳膊一直举着，都酸了，弯不了了。负责看管我们的初中孩子，还捉了许多毛虫，强行塞到老师的脖领子里面。我们还负责掏全校的厕所。当我们抬着装满大粪的粪桶走过的时候，看守的初中生，就用柳条沾上恶臭不堪的大粪，依次抹到每个老师的脸上身上，甚至撒到了我们的口鼻里。王一知后来也进入劳改队了。她当时已是６０多岁的人了，特别辛苦。我们雨后到菜园里拔草，她把鞋脱了，光着脚蹲在泥地里拔。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鞋，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她说因为怕滑倒。她特别不容易，多亏了汪瑞华老师一直照顾她。
受到这样的打击迫害和侮辱，我一度很悲观。有一次在劳动中与汪瑞华聊天说：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处理品”了，不知道会把我们处理到哪儿去。我猜想：运动后期，我们会像右派分子那样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去。当时我脑子一刻也没停，心里一直在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怎么成了这样子的？实在想不明白呀！最后就横下一条心，就是再苦再累、再受辱，也一定要活下去，非要等着看到最后的答案不可！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繁重的劳改和经常被批斗的生活，彼此还相互调侃。有一天，我的班（当时我是高三１班的班主任）的学生揪斗了汪瑞华老师，回来后我问她：“今天又到哪儿挨斗去了？”她说：“今天在贵班。”我们都笑了。劳改时，每天休息２０分钟，在没人看管时，一群“牛鬼蛇神”还说说笑笑的，讲一些文革中发生的荒唐笑话。我们说自己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四，文革后期“吐故纳新”与重返课堂
１９６８年夏天，“清队”运动开始了。我因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处境相对好了一些，不被批斗了，但还在校办工厂劳动。当时社会上两派武斗很严重，学校中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的学生来动员我“站出来闹革命”，说我不应该“不打自倒”，还说：“现在是你站出来闹革命的时候。”我考虑再三，认为我不能站出来。我的想法是：除了“言论”，我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第一，我的家庭出身，入党时交代了；我的社会关系，除了有个弟弟在台湾，没有其他反动的社会关系。第二，我自己历史清楚，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我就是有些“言论”，情况比较简单，将来组织上做结论很容易，不需要再到处调查找材料。如果我出来参加某一派，谁知道将来是对还是错？搞不好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所以我要保持自身的清白，这个“革命”我绝不能卷入。当时我丈夫还不理解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革命”，他自己参加了北大的“井冈山”。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果然，１９６９年搞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我第一个通过审查，恢复了党籍。而我丈夫因参加了“井冈山”，被另一派“新北大公社”揪住整个没完。文革后期，他又因为文革中曾卷入一派，迟迟通不过“政审”。
支部大会宣布恢复我党籍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进教室上课了。从１９６６年６月我被打倒，到１９６９年我被“解放”重返课堂，前后一共有三年时间，我被迫害和劳改。这与学校大多数老师相比，还算时间短的。１９６９年时，大多数老教师或因被所谓的“历史问题”压着，或因文革中的派系而纠缠不清，没有通过审查，不能恢复工作。１９７２年，大批干部和老教师去干校劳动，只留下一批中青年教师继续上课，我也被留在学校继续教书，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可能是当时军宣队的人认为我问题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学校大多数干部和老教师，直到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才逐步恢复工作。
１９６９年重返课堂时，１０１中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由于文革中“停课闹革命”，１０１中已经没有高中了，只有初中。学生也不是考进来的，而是就近入学招来的。上课的第一天，我见黑板上写着：“欢迎‘陈老师’”几个大字，其中“陈老师”三个字还打着引号。这说明学生不承认我是老师，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学生还认为我是“反革命”。当时我脑子转了一下，一想不行我得表个态，就说：“不管怎样，冲着欢迎这两个字，我就很高兴，不管你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至于这个‘陈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我说了不算，你们现在说了也不算。过去的事情已经有了结论了，今后的事情，从今后的工作中去做出结论。”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文化大革命中长起来的这批初中孩子非常不好教，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思想上已受文革荼毒不浅，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家庭的孩子，尤不听话。这是因为文革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冲击，唯有工人农民，一直是革命最忠诚的“依靠力量”，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学会了在政治上有自我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最“革命”，最“纯洁”。我虽然已恢复党籍，但在他们眼里，仍是可疑的“二等公民”，所以我一开始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躲避我。只有知识分子子弟和干部子弟比较理解我、尊重我，因为他们的家庭也受到过冲击。我就依靠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子弟和一些干部子弟来做班里工作，干脆先不理那些工农子弟，把他们“冷挂”一段，就当他们不存在。这一招比“热批”还厉害，过了半个学期，他们主动来找我，检讨了开始时对我态度的不对。
我后来做１０１中的教导主任，一直工作到１９７６年，我５５岁时退休。
我解放前参加过北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本来可以办“离休”，但是需要找许多证明人。当时我们北大学习小组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市里的领导，但我不愿找他们。我想，离休不离休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名，听起来是老干部；二是利，退休待遇好一些。但我实际上不是老干部，何必要这个名呢？有多大本事吃多少饭，我对名利没有太多要求。我爱人说，要不然我给谭某打个电话，你去找一趟他。我说我才不去呢，为自己的名利奔走，我不愿意。多年后，当遇到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人时，有些人已经办了离休，并问我为什么不去找找人，不去白不去。我说我不想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 来源：微信群《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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