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辛：崇明农场三年
章臣懿·周文业：新中国管理科学的开创者之一——周华章魂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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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八一）·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四九期（zk2502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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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二月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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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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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崇明农场三年 木 辛
【亡灵祭坛】 新中国管理科学的开创者之一
——周华章魂断清华 章臣懿·周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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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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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崇明农场三年
·木 辛·
⒈开场白
１９７５年１月，逍遥四年的中学生活，终于结束。对走向社会，养活自己的成年礼，却没有太多的生理，心理以及经济准备。九年前，１９６６年，如众多黑帮家庭一样，家里有幸遭遇红太阳的红卫兵抄家洗劫，从此家徒四壁，艰难度日。正在长身体期间，由于缺乏营养，长得非常瘦弱，１米８１的身高，体重不到１１０斤。经济上，一贫如洗，如需出门远行，甚至连买一个普通箱子的钱都凑不齐。
如斯窘境下，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６日，１８岁另１个月９天的我，只能带着外婆七拼八凑，用旧木板拼接而成的箱子，告别了在上海的外婆，父母，和妹妹们，如乞丐般地被发配至崇明长江农场修理地球。
中学毕业，虽然自学了不少文科、理科方面的知识，但文革期间所有大学都关门大吉，继续深造，自然是白日做梦。但世事无常，只要有运气，万事皆有可能。譬如当时就学的新成中学，就有二位根正苗红的同学，毕业前夕，被学校保送推荐去二年制的大学外语培训班，以为未来的外交官人选。很可惜的是，二位均没有投身世界革命的远大理想，以及解放全人类的高尚情操，最终辜负了领导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栽培，情愿留沪务工赚现钞。在钟爱他们的班主任老师的偏袒青睐下，都被分配至当时最好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虽然分配到顶级的上海五金交电公司，公司却没眼色，随意打发去公司食堂做大厨。另一位虽则分到南京理发店，上海最高档的专为外宾高干美发的门店，却只能从小小的理发师做起。虽然对二位很好奇，是否后来为自己的短视而后悔，没去外语培训班深造，但也不得而知了。于我而言，为新成中学情愿浪费这二个宝贵名额，而不愿眷顾我这类的狗崽子，有些许可惜遗憾之感。其实，对不能入班主任任大成老师法眼，甚至不屑一顾，也能理解。毕竟，任老师想的是，你狗崽子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太没有自知之明，不自量力了。说起不自量力，本人在１９７３年期间，可曾荣获新成中学７４届，有５５０多名学生参赛的数学竞赛第一名。当年，邓小平上台后，曾掀起过一阵整顿学校教学秩序的反动逆流，为配合形势，新成中学复辟了一系列的竞赛活动。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短暂的教育逆流，最终交白卷才是大英雄。是以，这样的名次，过后也就默默无闻，没人注意，只能自娱自乐，聊以自慰。
放下继续求学的痴心妄想，奔赴农村是我被迫的，唯一的选择。固然，这也是一种自食其力的出路，在其时本也无可厚非，但心中的屈辱感却深入骨髓。盖因，唯成份论，在当年是名正言顺的歧视，无人能挑战。坏成份的人，唯有引颈就戮，心安理得地接受由歧视带来的一切后果，根本无处伸冤。引伸一下，美帝的BLM（Black Lives Matter）可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正确哦，谁若不服，坚持歧视，监狱伺候。黑兄弟若想在厉害国伸冤控告歧视，门都没有。再回正题，当时稍有门路的同学，均可以各种匪夷所思的理由留在上海，过上朝九晚五，阖家平安的城市生活。文革期间，本来也没有什么前途一说，是以，留在上海，孝顺父祖辈，既是他们的奢望，也是我的白日梦。
至今尚记得４月１６日是个阴雨天。毛毛细雨加上阴云密布，心情就像这天气一般，阴郁无比。吴淞码头处，曾经心高气傲的我，带着破碎的梦想及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送行伴随的父母。随着一大群如我这般的中学毕业生，按照各自分配的地点集合。然后，在接收部门的领导带领下，依次循序登船。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第一次出门远行的我们，心情沉重，均都默默无言。经过沉闷的一个半小时航程，来到几十里外，位于长江北岸的崇明堡镇港。下船后，大家跌跌撞撞步行一里多路，然后七手八脚爬上等在该处的卡车，像一群待宰的猪狗般，运载至长江农场粮站总站，简称三库。胡乱吃了点中饭，三四十多人又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农场西北角的六库，进行集中培训。一间大约一百多平米的仓库，充当了我们的临时卧房。简易床铺由水泥地上的稻草作底，铺上自己带来的塑料布，床单，及被子枕头即成。
培训持续一个礼拜，讲场史、站史，加上必修的忆苦思甜课，穿插个人的斗私批修，认识与讨论。为了修理我们这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训期间的劳作，对我是当头一棒，让我知道自己与真正的劳动阶级差距何在。现在回想起，当年对高中生即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觉荒唐，实在是太高看了我们。要知道，十二年教育，在美帝处，是强制性的，并且免费的全民性教育。也就是说，全美国所有人口，按厉害国的定义，１００％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
粮站的主要功能是囤积，加工粮食。在电影里，经常看到农民兄弟们，肩挑背扛交公粮的场景。类似地，我们在粮站，日常的基本工作便是如此。标准的稻子麻袋包，一般在１６０斤左右。轧除稻壳的米包，重约１８０斤。来到粮站的第二天的一早，我们就被安排去卸空一艘装有约二百袋稻谷包的水泥运输船。三十多人，平均每人需从船上扛上六，七包左右麻袋，搬到二百多公尺远的仓库。
具体过程是，安排二臂力超群的员工，在船仓下面抬麻袋。其余扛包的人依次排队，走下船仓，钻入他们抬起的麻包下面。一旦麻袋置于肩膀，该人就挺腰站稳。然后从船仓，沿着高低不平的麻袋跨上船甲板。船甲板与河岸间有一条宽约２０多厘米，长约１０多米的跳板相连。大部分时间，这块跳板不是平置的，约有３至２５度的倾斜角度。可想而知，在这块晃晃悠悠的跳板上，扛着个超过体重的赘物往上行走，是怎样的艰难。一个不小心摔下跳板，轻则四肢折断，重则麻包压顶，当场殒命。令人哑然的是，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干这种活，粮站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安排循序渐进的训练，以及由老员工解说的安全注意事项。大概把我们等同于早年卖至北美的猪仔，生死自理。
当时，鄙人尽量排在扛包队伍的后面，观察前面的人是怎么做的。可是，没有稻包在身的体验，再怎么观察，实际上也是白搭。本来想象中，只要麻包在肩，我挺身就能行走。可现实是，一旦麻袋压身，超过体重５０多斤的负担，压得我根本没力气挺直腰杆。试了几次不成后，只能要求抬包的二位同事，把麻袋放在背上，我双手背着它，弯腰驼背而行。过跳板时，双腿颤抖，随着跳板的上下起伏，艰难地移动到了岸上。如此往复，背完这六包麻袋后，本人二眼发黑，金星乱冒。只觉得浑身发抖，冷汗淋漓，腰痛得就像与整个身子分离了一般，只想瘫在地上不起来。还没等到疼痛消失，隔了一天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地狱之行。几次三番的折磨，知道无人可以依靠，只能咬紧牙关坚持。靠着这种打断牙齿和血吞的意志，终于撑到培训结束。可腰部的暗伤，由此伴随终生，平时稍不小心，弯腰拣拾东西，就如电击般，僵在某个姿势，不得动弹。最严重的一次，只能平躺床上，连翻身都痛不可言。为了上洗手间，太太女儿们三人必须齐心协力搀扶我起来，自己再慢慢移动。说到这里，对某伟人能扛二百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感到钦佩莫名，确实技不如人。虽然都是凡体肉身，伟人有红色基因传承，自有其不同凡响处，甘拜下风。
好在，整个过程中，有不少人如我这般，只能背驼麻包，不能肩扛。虽然有些丢人现眼，但大家半斤八两，五十步笑百步，没什么好耻笑的。出了校门，终于尝到人生艰难的第一课。
培训期间，有一崇明本地复员军人，年纪约４，５０岁左右，任六库负责人，粗识文字，负责我们忆苦思甜的洗脑教育。此人粗鄙不堪，拿着鸡毛当令箭，自以为掌握着我们的生死大权。整天骂骂咧咧，以满足他大权在握，睥睨天下，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他满脑子想的是怎样整人，偷窥别人的隐私，盘算着以此为进一步爬升的进阶。想必在他过去的经历中，以如此的劣性，反而得到不少甜头和好处。故此，反复的故技重演。刚到农场，以前的中学好友寄来了一封信，主要回忆同窗之情，及在学校时的一些小乐趣，并附有一首怀念小诗。一不小心，此信被该人偷取。他如获至宝，在刚入站的新员工前，结结巴巴地读完此信。然后，加上他的注解，认为此信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我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豪爽精神唱反调，不应该是革命新一代所应有的精神面貌。尤其是那一首文诌诌的诗词，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红太阳才能有的特权。随意胡乱写诗，是藐视领袖。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把我这初入社会，什么都不懂的政治白痴，给吓得魂不附体。幸好，粮站的党支部老楼书记和二位付书记，老万和老金，都是原上海大公司的下放干部，比较开明，知道此人的劣根性，没把此事当真。虽然有惊无险，但从此，在政治上，本人始终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生怕有任何把柄被人拿住。
评论：此类人物，在文革期间，不计其数。也正因为他们，文革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千年的礼义廉耻，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再也难见谦谦君子，实在令人叹息。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小水珠们，为满足私欲，力图掀起滔天巨浪，改变文明进程的方向。但终究力不从心，湮没无闻。譬如上文中的卑劣小丑，除了在我心中留下一丝尚存的厌恶感外，连他的名字都已忘记。也相信，除我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会记得他的存在，或他留下的任何值得回忆的痕迹。这批人是真正的社会渣滓，心中充满了卑鄙龌龊的心思。除了充作某位伟大舵手的恶棍打手，为非作歹外，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任何价值或贡献。
⒉农场简介篇
沿着崇明岛北岸，一字排开，共有八个国营农场，每个农场都是一个准军事化编制的独立王国。其中之一的长江农场，位于八个农场的中部，东临前进农场，西靠东风农场。全场员工三万多人，编成１００多个农业连队和若干辅助单位。每个连队有员工二百多人，配有连长，指导员等领导。除农业连队外，辅助性单位包括商店、医院、学校、工厂、粮站、电影队、机耕队、运输队、养猪／鸡场、兽医站、文工团等。
除非有特殊的音乐才华，文工团不对外开放，就算是皇亲国戚也没用。中学后期，预计到自己有大概率去务农，曾临时抱佛脚，学了一阵小提琴。希望就算是发配，也能凭一技之长，混进文工团之类的。但半吊子功夫，却也不能糊弄哪些专业人士，无缘入团。同赴粮站的，有一新成中学杨姓同学，音乐世家出身。从小就学小提琴，一技压身，果然没多久就摆脱扛大包的命运，离开粮站，高就农场文工团，令人羡慕。
至于能进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均有背景，基本上都是场部领导的皇亲国戚。场办工厂方面，五花八门，什么都生产，譬如生产分立电子元器件的电阻、电容、电感器、变压器、扬声器等。曾通过关系，购买到一个本场自己生产的１０吋喇叭，用于自己组装的OTL音频放大器。当年，配有１０吋喇叭的这种放大器，是一个很时髦的玩具。工厂的生活条件，要比农业连队好太多，毕竟工厂能赚钱，花一些小钱改善职工生活，鼓舞士气，如建浴室，补贴食堂等，也是应该的。大部分农业连队都是赔钱的货，除了土里刨食，也就没有其他的赚钱买卖。交给粮站的粮食，水份杂质扣除后，一百斤也就剩下八，九十斤。所以农场只能以赚钱的单位，来补贴哪些赔钱的部门，勉强维持总场的收支平衡。
至于运输队，自然是一份美差。虽然忙的时候也很辛苦，但由于有这份运输特权，可以交换很多东西，是众人巴结的对象。司机们交友广泛，凡是有利益的地方，他们均有门道。在农场后期，曾认识一司机。当时，时鲜大米也是紧俏物资，而粮站的特权是可酌量批售大米给关系客户。曾帮助该司机弄到一百斤大米。作为交换，去上海时，他曾开车礼送本人至堡镇码头，然后交待他在渡轮上的朋友，带本人直接上船，不用排队等侯。这样的便利，免除了回上海时的一大堆麻烦，譬如，不用等一小时一班的长途公交车，然后下车后，携带重物步行一里多路程至堡镇港码头，排队买船票，上船等。
农业连队，是农场各单位中，最辛苦的部门。全场三万多人，二万人分在农业连队，耕耘全场三，四万亩可耕地。农忙季节，早上４，５点，就要出工下地插秧或收割，直到晚上８，９点，才能收工回屋睡觉。记得有一次插秧季节，粮站必须安排人手，下连队帮助插秧，每人轮一天。轮到我时，开始还不以为意，权当散心。可在烈日下，弯腰插秧近二个小时，就已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接着就不顾形象，干脆坐在齐踝深的水田里滑行插秧。一天下来，汗水泥水血水（水田里有不少蚂蝗），把整个人弄的狼狈不堪，好在也就是一天的苦差。
冬季农闲时，农业连队也不得空，必须挖河开沟。由于工地往往不在本连队的所在地，所以整个连队必须开赴几十里外，搭建临时帐篷住宿。帐篷搭建处，背靠工地，本就泥泞不堪。里面的床铺，由稻草直接铺在泥地作底，盖上塑料布隔水，再铺上沾满泥巴的床单棉被即成。更糟的是，由于没有充足稳定的供水，洗手洗脸洗脚都属奢侈。晚上只能带着疲惫的身体和浑身的泥巴，赶紧钻入冷如冰窖的被窝睡觉，以迎接第二天的挑战。至于厕所，那更是简陋，挖一大坑便是，黄白之物到处横流，臭不可闻。拉撒之事本属隐私，可在那个年代，羞耻之心全部让位于生存之道。众目睽睽之下，脱裤光腚方便，见怪不怪。当年文革的悲剧，众蒙蔽群众的无知，以及物资的极度匮乏，让成千上万弱冠少男，及笄稚女浪费了宝贵青春，并由此蹉跎一生，实无任何赞美可取之处。可现在某人却以一种诗情画意的情调，美化文革，故意忽略其对人性的摧残。居心险恶，其心可诛。
⒊粮站简介篇
长江农场粮站是众多辅助单位之一。全站共有五个分库，均匀分布在农场的四角和中心。三库是总站所在地，三巨头的党支部书记们，均驻留在三库。除大致类似的仓库群外，三库还有轧米厂、猪饲料粉碎车间、机修车间、扛运组、食堂、菜园、会计室、医务室、保管组，大米，面粉及猪饲料门市部等。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粮站不属于农业连队编制，或多或少有点企业性质。譬如，各门市部的销售收入，必须与支出相平衡。所谓支出，即任何东西入库，如稻谷等，都必须记录在册，虚拟付款。因此，粮站的主要领导，都由原来上海的下放干部组成。这可能是需要他们的企业管理经验，来经营、运作粮站。整个粮站，约有一百七，八十员工，其中如我们这般历届中学毕业生占一半多一点外，其余有若干本地崇明人，及一些上海下放干部和下放工人。
一星期培训结束后，我们面临重新分配至五个分库的命运。有些新员工看上了天高皇帝远的好处，主动报名去总站外的分库。有一位来自同一新成中学的员工，喜欢画画，觉得六库的地理环境适合他作画临募，就主动要求留在六库。而大部分不提要求的，就被分配至三库总站。本人没提任何要求，便随便划归三库。
刚到三库的员工，先是随意分到上述的某一部门实习三个月，然后根据其表现及特长，再永久性地重新分配至适合其人的地方。机修车间，会计室是最热门的部门，是粮站管理层皇亲国戚的禁脔，不容贱民们觊觎。本人不幸中的万幸，分到猪饲料粉碎车间，没充军至扛运组整日扛大包。
猪饲料粉碎车间（以下简称粉碎间），二十四小时分二班制运行，每班四至五人。生产指标是每班粉碎一万至一万五千斤猪饲料。原料由大麦，元麦，米糠以及榨过油的棉籽渣组成。前车间一百多平方米，装有一条地笼式螺旋输送道，将混合原料输送到尽头的二部粉碎机。每部粉碎机，由一台约５０kW的电动机带动。电动机巨大无比，初见之下，深为震撼。那个年代，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概念。粉碎机与电动机之间，仅由三条裸露在外的橡胶皮带联接，中间没有任何防护罩以防止外物卷入。可想而知，行走在电动机与粉碎机之间的人员，一旦衣物被卷入皮带，唯一的下场便是绞成粉末。二台粉碎机一旦运转，噪音高达１２０分贝。边上有人说话，必须对着耳朵嚷，才能听见。后车间很小，主要功能是将打碎的饲料粉装袋，然后扛运至销售仓库备售。粉碎后的猪饲料，是通过连接粉碎机的鼓风管道输送到后车间的。管道的末端有一巨型漏斗，漏斗尽头有一手动开关。开关一开，饲料即由漏斗流入由架子支撑着的麻袋。装满麻袋，手动关闭开关，同时用一根线扎住麻袋口，交与另一人扛走。
因为实在扛不动包子，加上腰痛未愈，虽然操作粉碎机有以上所述种种劣处，但体力消耗相对较轻。与同班同事商量后，所以还是选择在前车间工作。干了一星期后，耳朵实在受不了粉碎机的噪音，又和同事商量，转换岗位，去灌装麻袋。实际上，所有的岗位都是苦差。灌装麻袋的苦处是，单人必须提起麻袋，交与下面的人扛走，因此指甲非常受力。几个星期下来，鄙人双手指甲几乎全部翻裂。没办法，又和同事商量，对换角色，开始扛包。好在，猪饲料袋重约１４０斤左右，比稻包轻了二十多斤。其时腰痛也几乎消失，扛了一阵后，居然喜欢上这份工作。所以在粉碎间实习的剩余时间，一直将这份工作做到底。并且也能按照标准的姿势，挺腰肩扛包子，昂首阔步。
在粉碎间干活时，一陈姓同事系７３届中学毕业生。人长得五大三粗，非常讲义气。他担任鄙人所在班的组长，见我长得瘦弱，所以尽量照顾鄙人。换岗之事均由他安排调整。农场各部门的主力，均由年轻人组成，天然形成各种帮派。陈同事所属的帮派，是粮站最会打架的一群。随着与他的走近，我自此在粮站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欺负。有趣的是，这一群人特别喜欢四国大战的军棋游戏。本人在中学期间，因无所事事，也是该游戏的粉丝。并由此练出一套察眼观色的本领，能轻易辩别对方司令，军长的隐藏处，进而潜行扑杀。参加他们的四国大战，往往能大部分时间赢得游戏，令他们折服，得到他们的尊重。
三月实习期结束，征求意见时，陈组长实事求是告诉领导，说本人工作踏实，埋头苦干，但身体确实偏弱，不适合在粉碎间工作。由于本人面相老实本份，也没什么投机取巧行为，不似偷奸耍滑之人。综合各方意见，最终决定分配鄙人去保管组，担任稻谷化验员，检查入库粮食的水份，杂质。工作本身，是粮站最轻松的职位之一。这是本人进入社会后的第一次飞跃，并没有依靠任何的关系或后门。从此，踏踏实实，老实人不吃亏也成了我做人的准则之一，并由此也受益匪浅。
⒋工作篇
保管组，顾名思义，就是保藏和管理，让保管的东西不受损失或不发生变化。粮站每天处理的东西是粮食，因此保证粮食不变质是保管组的首要任务。稻谷进库前，水份必须保持在１４％以下，方能保质半年以上不发芽或发霉。
进库稻谷的干燥，全靠太阳晒。而晒稻谷一靠场地，二靠时间，三靠天气，是个很枯燥的活。农业连队交稻谷的员工，大都没有这份耐心。因为，首先他们要借用粮站的水泥场地晾晒稻谷，接着还要不停的用铁掀翻晒它们。晚上回连队前，又要将稻谷堆积起来，用油布盖住，避免潮气。连晒二三天，一般可将含水１８％以上的稻谷干燥至１４％。干燥达标，并不意味着稻谷就可入仓，还要用筛子去除杂质。具体操作是由二人各站在一竹筐上，抬着单人床大小的筛子前后上下摇动。而下面的人，随即挥动铁铲，将几千上万斤的稻谷一一送入筛子。干净的稻子落地，大于筛孔的泥块小石粒留在筛子上。筛动时，泥尘遮天蔽日，一天下来，整个人成了泥人，七窍塞满泥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生活上，由于不在自己的连队，连喝口水都困难。所以，一般情况下，交公粮的连队员工，都会想方设法地交差了事，蒙混过关。
作为入库粮食化验员，他们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本人。检验杂质含量，最粗暴的做法就是称重。用一长达８０厘米，头尖中空的管状取样器，插入麻袋，取出１００克的入库稻谷放上天平称重。接着将稻谷一颗一颗挑拣，放入天平再次称重，差值便是杂质含量。当然，在大家排队交公粮时，此法因为太费时间，不太采用，除非遇上很挑剔的顾客。一般情况下，根据经验，采取目测法估算杂质含量。而稻谷水份的检测，主要依靠一电容式检测仪鉴定。该仪器检测原理很简单，内筒和外筒形成一圆柱形电容，其间装入待测的稻谷作为电容的电介质。稻谷水份的变化，会改变电介质的介电常数，进而影响电容的读数。经过校准，不同的电容值，对应于稻谷的不同水份值。由于稻谷水份的检测，都由仪器裁定，理论上，应该没什么可争议的。可是一旦遇上蛮不讲理的连队，就有些麻烦。
轻则，他们会要求用烘干称重法重测，即类似于检测杂质的称重法。该法的具体过程是，取无杂质稻谷５０克为样品，将其磨成粉状，均匀摊薄在一盘中。然后，将该盘送入一温度已设定在摄氏２００度的烘干炉，烘烤１５分钟。取出盘子，将烘干的稻粉再次称重。先后二次的重量差值，便是待测稻谷的水份含量。以准确性来讲，烘干称重法，是最无可争议的。唯一的缺点，是很费时间。其实，电容法和烘干称重法所测的数据，一致性还是很合理的。要求重测的，大部属找碴闹事。
如重测不成功，有时，他们还会试试其他运气。譬如，辱骂恐吓等。再进一步，就会动手动脚。对于这帮无赖混混，一般情况下，为了省事，大家方便，只要轧米厂的仓库空着，就算是稻谷水份不达标，也让他们入库。因为，直接送去轧米厂的稻谷，轧除稻壳后，可以马上作为大米销售，没有储藏霉变的问题。但这种变通法的前提是，轧米厂的仓库必须有足够的库容，可以容纳消化入库的稻谷。在入库的高峰期，轧米厂容量有限，大部分稻谷还是必须满足标准，才能入库。
记得有一次，遇上一蛮横霸道的连队。七，八个人，仗着人多势众，围着我非要让他们不达标的稻谷入库。开始时，谩骂威胁。无效后，开始对鄙人拳脚相加。其时，本人已在粮站工作二年多，已非吴下阿蒙，结交了一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伙伴。一听到鄙人遭人殴打，十几二十人拿着扁担杠棒，就冲了过来，开始群架。粮站这边，人多势众，又有棍棒助威，一个回合，就把对方那七，八个人打得抱头鼠窜。其中的老郭兄弟，中学７２届，大我二岁，第一个冲过来。平素，因为习性，爱好都很相似，老郭，陈QY，谢ZM，三个７２届，加上朱G与我，二个７４届，是一抱团取暖的小团体。老郭脾气本来就很暴躁，是粮站人见人怕的打架王之一。见我受了欺负，哪能容忍得了这种事情。情急之下，他拿起一块磅秤的铁秤砣，照着其中一个闹得最凶的，往脑袋一砸，当场将那人打翻在地，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闹出这么一出大事，当天粮站也停止收粮，公安局派出所介入，开始调查事件始末。最后的结论是，交粮的连队寻衅滋事，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事后，该连队还写了道歉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说实话，事件发生后，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因为毕竟粮站伤了对方好几个人，让他们住进了医院。其中被老郭打破脑袋的哪个，还真担心有性命之忧。而粮站方面，仅有本人算是伤号，有些鼻青脸肿。但属于轻伤，几天后就能恢复。事件的结局，好得让我难以置信。后来再想想，心中也就释然。因为在哪个年代，几万热血沸腾的小青年，在那鬼地方战天斗地，毫无前途可言。大家本来就戾气冲天，一点小事，都会引起打架群殴。这已成了解气泄愤的一条途径，各级领导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双方领导通常都高举轻放，息事宁人。况且，事件虽因我而起，可其走向，实非我所能控制，本人反而是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经此一役，鄙人也小有名气，再也没遇上刁滑蛮横交粮之人。粮检过程相对平稳顺利，直至离开粮站上大学。
粮食化验员的工作，集中在夏收和秋收的各一个月。过了季节，保管组的日常工作，便转移到维护粮囤，防止里面的稻谷霉烂发芽。
一个粮囤可囤十几万斤稻谷。建囤所需材料，不涉任何钢铁木石。以现代眼光而言，非常环保。筑囤开始，先将稻草编织而成的草包，塞满谷糠，在干燥泥地上，圈成一个十几公尺见方的囤基围堰。围堰内，填入稻壳至３０厘米高下。随后，在围堰四周及顶面，铺以竹皮编成的篾席，用竹签固定。这样，一高约３０厘米，长宽各十几公尺的囤基就算筑成。囤基的作用，主要用于隔绝来自于泥地的水气。接着，沿着囤基边缘，垒上一圈灌满稻谷的草包。圈内，便可倒入进库的稻粒。待到稻谷与四周草包相齐，随即又垒高一圈稍稍收窄的草包，继续倾入稻子。如此反复，层层垒高。收顶时，一个粮囤可达十几公尺，约三层楼高。完工前，粮囤外面，自下而上，顺序围上篾席，再用竹签固定，用于防雨。每当夏收或秋收季节，粮站就要搭建如此的粮囤二十多座。储藏，收集的稻谷可达三，四百万斤。
崇明地处长江口，面向东海，雨水较为充沛。粮囤外面包裹的篾席，防水功能不算太好，囤子有时会漏水。一旦浸水，粮囤里面的稻谷，便会开始发热，进而霉变。所以，保管组必须每隔几天，就用一长达三公尺的装有温度计的细铁钎，插入囤子检查温度，以保证粮食不会变质。一旦发现囤温超过摄氏４０度，就到了拆囤的时候。囤里的稻子会被送入轧米厂，轧成大米供售。
除了时不时得检查囤温外，囤基周围会有不少散落稻粒。这些稻子，一遇上雨水，便会生根发芽。保持囤基周围清洁，铲除这些生根发芽的稻谷，也是保管组的日常工作之一。发芽的稻子，加上铲除的泥土，装入梯形垃圾翻斗车，拉往粮站外边，倾倒在河边荒地。车子，加上垃圾，整车可重达四，五百斤。拉车的活，就由陈QY和我轮流担任，女生们就在后面帮忙推车。由于大部分路面都不是水泥路，每逢下雨，积水就会使车轮陷入泥水中。泥泞的路面，加上脚下打滑，有时要使上吃奶的劲，才能拉动车子，算是一份重活。虽然辛苦，鄙人从没偷懒的心思，往往义不容辞地抢担拉车重任。虽然没有要特意表现的念头，但努力工作的形象，最终被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算是意外收获。
农场属于国营企业，因此，员工每月都能领取工资。相比于平时只拿工分，年终才分红的插队落户同学，要强上许多。第一年的农场新员工，月薪一律１８元。一年后，涨一次工资，分为二档：２４元和２７元。基于工作表现等各项指标，大约只有１０％的新员工，才能拿到月薪２７元。五年过后，会酌情再增加３至６元。刚满工作一年后，保管组正组长黄YQ，崇明本地人，及付组长陈QY，便大力推荐本人为这１０％的名额。对于本人平时的努力，站领导也颇为欣赏。最终，鄙人脱颖而出，比保管组同龄的六，七人，拿到高约１３％的薪酬。综合智力，体力，性格，脾气等各项指标，本人一直以为，体力是我最弱的一项。但却想不到，在农场的一年中，通过卖力干活，反而变成众人最为认可的特质。为此，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田忌赛马，我的下驷居然还有机会。
评论：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认识到，人其实是这种奖惩系统的奴隶。付出甚多，但所获甚微。终其一生，９０％的人，和头前悬着胡萝卜的驴一般，力争上游，盲目前行。真正意义上，人和动物，其实差别不大。一生的追求，在还没切实明了生存的意义，能真正享受生活前，死亡已来到面前。
其实，这点收入，与在上海务工的同龄人相比，委实算不了什么。满师后，所有上海务工的，最低月薪３６元，是本人２７元的１３０％。收入少，工作又辛苦，加上生活枯燥无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城乡差距，令人无奈。而悬在众多下乡青年前面的胡萝卜，便是上调，回上海做工人。理论上，只要在农场呆够五年，都有机会上调。可实际上，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大约也就７％左右的概率。能中这头彩的，一靠关系，二靠家中变故，譬如，父母之一突然过世等。所谓工作表现，虽也会考量，但其实是最不靠谱的。恰如那胡萝卜，虚无缥渺，促使你努力向前，最得益的，却是主人。
光阴如梭，二年过去，时间到了１９７７年。刚入场时的新鲜感，早已逝去。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毫无目标的漫漫长路，消磨着我的意志。接近年尾，一重大新闻，突然惊醒了迷惘中的我。１０月２１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得此消息，欣喜若狂。几天后，立即报名参加高考。报名截止，全长江农场报名人数超过一万，几达全场三分之一的员工。这般热烈的反响，足见年轻人对改变自己命运的追求和渴望。也间接反映出，平民对文革关闭大学，断绝阶层上升通道的憎恨与厌恶。由于考试场地，阅卷人数等限制，最终决定先在场部举行初试。从一万多人中，选出三千人，淘汰率高达７０％。
粮站共有员工一百七，八十人，年轻人约占一半多。报名参加高考初试的，总人数居然超过五十，约占全站一半左右历届中学生。初试只考语文，数学。从报名到初试，仅有一星期时间，根本没法准备，只能靠基本功。初试结束，粮站约有１０人通过考试。其中鄙人，考入全农场前１００名之内。如此高的成绩，让站领导也深感与有荣焉。智力上的比拼，开始成为鄙人一块新的用武之地。扬长避短，比拼蛮力，确实不是本人特长。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初，父亲告知，上海师大（原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合并而成）将于１１月中旬，为本校教职员工子女举办数理培训班，为期二周。嘱我如有可能，千万寻机前行。攸关生死命运，这时候，什么恪尽职守，服从安排等虚头巴脑的东西，已置于脑后。立即与领导商量，能否请假二周，回上海复习。幸而，初试的好成绩，令站领导开始对鄙人另眼相看。他们本来是原上海大公司的干部，命运多舛，被下放至农场。思想较为开明，也不愿耽误年轻人的前途。对请假二周的要求，虽说没有先例可循，但也能理解。最终批准成行，放假期间，工资停发。
培训复习期间，数百人聚集在一大教室。除了课桌椅全部坐满外，连阶梯，门口都挤满了站着旁听的人。总的来讲，聒聒噪噪，一片乱象，没有太多的收获。二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随即返回崇明，等待高考来临。
文革十一年后，第一次的高考于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如期举行。我报名参加理科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关于高考复习过程，及高考细节，将会在“四年大学生活”章中详述，这里暂且略过。
１２月中旬，一年一度的挖河开沟季节再度来临。说实话，这种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的生产效益。纯粹是为了消耗上万年轻人的精力体力，预防他们无所事事，到处惹祸。为了帮助挖河连队就近购粮方便，粮站租用了一靠近挖河工地处的公社粮站。接着，运输了十几万斤的大米至该处，作为一临时售粮点。因为责任重大，生活艰苦，粮站调派了精兵强将，来管理这售粮点。出于对陈QY，谢ZM，鄙人的信任，站领导临危任命我们三人，负责这个临时粮站的运作。
时逢上调季节，众人各显神通，表面风平浪静，可底下暗流汹涌。对QY而言，志在必得这个经过五年辛苦，才盼到的机会。暂时摆脱这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旋涡，置身事外，免为众矢之的，反而有妙不可言的帮助。虽然ZM上调的可能性及高考中奖的概率均不高，但忐忑之情毕竟难免。从机修间出来，从事一件从没做过的工作，对调节心情，也不无好处。于我而言，高考刚过，各种情绪，诸如懊恼，彷徨，期待，等等，纠缠不休，深受煎熬。因此，改换一下环境，沉浸于工作中，对我也是一种解脱。
临时粮站的食和住，是最大的困难。为了就食，只能搭伙于一就近连队食堂。虽说就近，但至少步行２０多分钟，才能吃上一口热饭。也没有桌椅板凳，可坐下安心享用饭食。基本上，蹲在野地，一碗饭一碗菜，狼吞虎咽，打发了事。搭食的连队，对我们非常友好。除了正常的饭菜，往往加大号外，还卖给我们很多在上海凭蛋票才能购买的鸡蛋。冬日夜晚，北风呼啸，寒冷异常。五点钟的晚饭，油水又少，到晚上八点时，已是饥肠辘辘。为了增加热量御寒，三人曾每人一顿干掉五个水浦蛋。为了提高室温，我们有一简陋电炉。该电炉，是ZM用一块凿有九曲浅槽的砖块，放入一根电热丝而制成。水浦蛋，以及晚上入睡前洗脸洗脚的热水，均由该电炉加热而成。
空余时，曾到工地附近瞎逛。前文曾叙述过挖河连队的住宿条件，便是当时的观察结果。相较与四处漏风的帐篷，虽然公社粮站没有专用宿舍，但我们至少有一间有门有窗的办公室可作为卧室。床铺就由留在室内的办公桌椅拼接而成。虽然高低不平，但总比直接睡在潮湿的泥地上，要暖和很多。挡风遮雨的卧室，加上简易电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相较于挖河连队的帐篷，泥地上的稻草床铺，匮乏的热水，我们之间的差异，真是天壤之别。确实，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这不公平，关乎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是人定胜天，或是努力，就能做到心想事成。那种标语式的口号，只是人在困境中，所作的自我心理安慰，或麻醉剂。仅仅用于励志，以免因沉沦，而引发诸多负面作用。
与挖河连队的良好关系，还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意外之喜。当年，上海每人凭肉票每月可购买一斤猪肉。除了卖给我们几十上百个鸡蛋外，接近年尾，该连队还卖给我们三个十几斤重的大猪腿。三人商量后，决定由我带猪腿回上海，分送三家，让家人过上一个丰富的元旦。渡过长江，回到上海后，先将猪肉分送至陈家和谢家。
回到自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因没有预先告知父母要回家，见到我时，他们有些意外。对我记挂家中，弄了这么多肉给家人，父母认为孝心可嘉。但他们最关心的，却是本人高考情况。可这偏偏是我最不愿意讨论的话题。如太信心满满，一旦落榜，他们难受，我更不好受。如太悲观，他们又会很失望。所以，只给了他们一个模梭两可的答案。对这样的回答，两老非常忧虑着急，认为在这关键时刻，不应该为了送肉这种小事，而擅离岗位。应该立即返回崇明，等候消息。满腔热情，原想让家里过上一个丰富的元旦，瞬时化为乌有。第二天，正在考虑是否即刻返回崇明，或是在家再呆一天，突然接到QY电话，告知粮站收到我高考体检的通知。简略与外婆沟通一番，还没来得及告知父母这一喜讯，我已在返回崇明的旅途上了。
粮站收到体检通知的，仅我一人而已。其余众人，包括ZM，都没接到通知。虽然很高兴收到体检通知，内心却有一丝隐忧。崇明是乙肝的高发区，周围很多同事都得过乙肝，很难完全隔离。所以，很是担心自己也有乙肝，那就会全功尽弃，天不佑我。可事到临头，做什么都晚了，只能硬着头皮前行。１９７８年１月上旬，完成所有体检项目。其中血压部分，在体检时，竟连续重测三次。想必心情紧张，导致血压上升。所谓过五关斩六将，高考真是鄙人一生中，最大的人生挑战，比后来出国留学还有过之而不及。过了体检，又是一段漫长的沉寂期。１月１５日，将近一个月，挖河开沟终于结束。临时粮站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全面关闭。我们三人便打道回粮站，继续原来工作。
１９７８年初，中学７２届的员工，已满入场五年的年限，可以考虑被上调。整个过程，是一黑箱作业，除了几个站领导，无人能参与。期间，中学７２届以及更早的员工，送礼拉关系，各显神通，竞争非常激烈。只记得，最终，陈QY，老郭，还有一女生丁YY，得中彩票，上调回上海。对于我们这些７４届旁观者而言，其间的过程，铭心刻骨，深感刺激。五年的光阴，好像转瞬即逝，但一个人又有多少个五年，可以如此消耗浪费。没经历文革的小粉红们，是没法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无力感和挫折感的。
临近１９７８年２月７日的春节，QY和老郭，终于盼到了人生的第一缕曙光，上调回上海，告别崇明。对他们来讲，这真是一个特大喜讯，想必当年的春节，过的一定印象深刻。临走前，把大部分不用的东西，都留赠给ZM，朱G与我。看到朝夕相处的二个伙伴，骤然分离，心中的失落感，无法言说。真不知道，从此之后，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春节前夕，满怀着心事，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过春节。浑浑噩噩地在上海与家人打发了１９７８年的春节，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又回到了崇明。因为有所预感，能考入大学念书，回崇明前，买了十斤左右的糖果，以备庆贺之用。志明，朱岗，意兴阑珊地打发着日子。虽然情绪同样低落，但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心中还有一丝盼望。
二月中旬，终于盼来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入学通知，被上海科大理论物理专业录取。从高考开始，一直悬了二个多月的心，终于落地。期间的煎熬，实在不为人道。接到通知的当天，简单收拾了一些东西，其他的多余物品，及QY和老郭的赠品，又转赠给ZM，朱G等。接着将十斤糖果，分发给周围朋友。第二天，便迫不及待，返回上海。
从抵达崇明第一天起，又永久地与它告别，渡过了艰难的三年。１８岁之前，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只能算是一种素材的积累。这些素材，没有生活的磨练，不能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真正的文化底蕴。然而，三年苦难的经历，逐渐将这些素材，转变成自己真正的世界观，并且延续至今。幸哉，悲哉，只能自己体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世间公平正义，大是大非，自有公论。时代在前进，随意操作，愚民洗脑世纪的复辟，不再可能。
⒌生活篇
下乡时，一年四季所有的衣物，床铺用品，洗漱用具，全部放在外婆七拼八凑的破木箱里。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小木箱，竟能将一个人一年四季所有的需求全部装满，是难以想像的。不过，想像一下，一星期才需换一次内衣裤袜，一个月才洗一次外套，大概就能理解了。况且，家里根本没钱置换新衣，所用的外套工作服等，多传承于父亲多年在五七干校干活时的积攒。虽然这些外套七缝八补，破烂不堪，却也与苦力无异的工作相匹配。记得唯一新的衣物，是几条内裤和几双袜子。因为上海市区不用蚊帐，所以蚊帐也是新买的。除此之外，脸盆，饭碗，杯子等，都是家里的剩余，不需购买。
第一年的月薪仅为１８元，基本用于糊口。剩余无几的零钱，也全部花在购买日用品上，如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纸，邮票，以及回沪休假的车船票等。购买一些稍许体面一点的衣物，当时确实是奢望。直到第二年，月薪涨至２７元，口袋里才有一些余钱，可以去考虑买一些工作之余穿戴的休闲衣裤。当年，草绿色的军裤是很时髦的衣饰。小团伙一商量，决定买布，让女同事们帮忙，各做一条。一到节假日，穿上军裤，到处招摇，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心理补偿。
粮站没有浴室。夏天时，还容易打发。穿上一条短裤，从头到脚抹上肥皂，一盆凉水浇下去，也就完事。冬天时，只能忍着。到了浑身发痒，皮肤覆满油腻时，才会想法去洗一次热水澡。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穿上牛犊内裤，披上棉大衣，拿上脸盆，肥皂，毛巾，偷偷来到热水锅炉房，自己烧水洗尽油泥。热水锅炉房有一口大铁锅，平时有专人负责，供应全站１２０多人的热水。每天，我们都可在锅炉房，打一热水瓶的热水，用于喝水，晚上洗脸，洗脚之用。锅炉的加热，是通过燃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稻壳。稻壳来自于轧米厂，每天轧五，六万斤稻谷，产生的稻壳少说也有一万多斤，不用白不用。
当年，男生每月配粮３４斤，女生３０斤。刚进农场，还可维持。后来由于强体力的消耗，越吃越多。记得有一次，新米上市，颗粒饱满晶莹，有嚼劲，空口白饭的，曾一口气吃了一斤。如果不是考虑到有限的粮票，再吃半斤，应该也没问题。饭票不够，有时就与女生用菜票交换。菜肴方面，食堂没有太多的品种。一般四菜一汤，价钱从０.０５元一碗的青菜，到最贵的０.１３元一碗的红烧肉，约一两猪肉。为了省钱，如果中午吃了肉，晚饭就只买一碗青菜。农场有自己的养猪场和养鸡场，吃肉或吃蛋均不需要票证。可有限的收入，自动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菜饭钱大约控制在０·３元一天。也就是说，一个月仅是糊口，固定开销便在１０元以上。
节假日，小团伙会聚餐庆贺。一瓶白酒，一块多钱，加上一些熟食，譬如酱猪尾，猪头肉，猪爪，猪肝等，三，四块钱，可让众人喝得尽兴而归。以前外婆喝酒时，曾用筷子蘸一点尝试过。除了感觉辛辣呛嗓外，一点都不能欣赏。在农场喝酒时的感觉，颠覆了以前的印象。只觉得一条热线下肚，说不出的舒畅欢快。那些佐酒菜，吃起来也觉得比平时更加有滋有味。幸好钱财有限，不能日日如此，才没染上酒瘾。后来由于痛风的原因，竟然滴酒不沾。俗话说，烟酒不分家，鄙人当时居然对抽烟，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想起来，也深觉奇怪。老郭，ZM都是老烟枪，多次怂恿鄙人抽烟。试了几次，全无反应。觉得除了烧钱，不能体会到任何的刺激。２１岁离开农场，上大学后，遂终身烟酒不沾。
来到农场，一共搬过四次家。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是住在六库的一大仓库里，打的是地铺。总共只呆了一个礼拜，随即离开，搬到总站。当时，粮站还没有准备好宿舍给我们居住。三十多人，临时挤在一原来的稻谷烘干房。不过，这次总算有铁制的双层床给我们，不用打地铺。烘干房非常窄小，十几张双层床一放，行走都困难。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直到离开粉碎间，分配至保管组。第三次搬家，也还是属于临时性的。随意将同时进站的，属于中学７４届的员工编组，分配住宿在菜园边的一间茅草屋。一共六人住宿在此，分属不同部门。同时，粮站也意识到，为了工作的方便，同一部门的员工最好集中在同一宿舍，便于相互间更有效的交流与沟通。遂决定，投资建筑二幢二层楼的宿舍楼，每幢有１０间房间，上面五间，下面五间。每间最多可住六人，二幢宿舍楼最多可解决１２０人的住宿问题。所以在菜园住了约三个月后，最终搬到新建的宿舍楼，直至最后离开粮站。
新的宿舍，放三张双层床，共住五人。可实际上，保管组组长黄YQ，因是崇明本地人，每天回家。其床铺，仅是供他午休所用。因此，不像我们，需配置所有的锅碗瓢盆，以备日常所用。所以，四个人的房间，还是挺宽敞的，放有二张办公桌。QY独占一靠窗的双层床，睡下铺。紧挨着QY，ZM与黄YQ共享一对着房门的双层床，ZM睡上铺。我与保管组另一男生，分享ZM对面的双层床，我睡上铺。以现代眼光来看，宿舍是非常简陋的，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既不配备厕所，也没有任何水源，下水道可作洗漱之用。
讲起厕所，粮站共有二处。一处位于宿舍一百多米外，是一典型的蹲坑型。厕所分为男厕和女厕，男厕有一长条粪沟，共分五个蹲坑位。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厕所，使用频率非常高。因此，该厕所一天冲洗二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虽然如此，还是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另一个厕所，是二口巨大的埋在地里的粪缸，上面架有木座，可以坐着方便。粪缸的三面用茅草棚子围着，一面敞开，面向大路，方便观赏两不误。因为太过暴露，仅有男生使用。冬天半夜起床，使用厕所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第一，从暖和被窝钻出来，然后穿戴整齐，就为上一分钟的厕所，实在有些强人所难。第二，黑灯瞎火，上一次厕所，来回要走四分钟，再回床上，睡意全消，实在有些得不偿失。最终的结局是，楼上的人，走出房门，沿着走廊柱子，往下方便。而楼下的人，走出房门，往空地方便。崭新的宿舍，没过几个月，就被弄得黄渍遍地，腥臊难闻。
每天早晨起床，必须带着脸盆，毛巾，牙刷，牙杯和牙膏，行走１５０米左右，来到锅炉房边上的水池进行洗漱。水池高约３米，直径４米，有三个水笼头供水。每天晚上有专人负责抽取河水，灌满池子，然后加入明矾沉淀杂质。至于氯气消毒，那纯粹是城里人的特权，我们这些乡下人就不能太讲究了。
用水的清洁消毒，下乡一年后，就意识到其重要性。刚到农场，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什么饭前便后洗手，既没有如此的客观条件，主观上也认为是虚文缛节，多此一举。粮站东边紧邻一条２０，３０米宽的河道，是三库和六库之间的重要运输水道。当时也没有什么寄生虫的概念，第一个夏天，暑热难耐，几次三番的下河游泳。呛水，喝水，自然不能避免。半年后，冬天来临时，开始耳鸣，同时右耳有压痛感。偶尔，脑袋会头疼欲裂。这种症状，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前后长达六，七年之久。自从耳鸣开始，就一直怀疑是否游泳时感染了寄生虫，并从此再也不敢下河。但病根已种下，只能默默忍受由此带来的痛苦。四年大学，学习效率也因此而大打折扣。现代人大谈个人卫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事情。但在尚为温饱而奋斗的年代，讲卫生，勤洗澡，勤换内衣裤袜，既有客观上的难处，同时也是微乎其微，没人注意的小事。毕竟在那个年代，连生命都视如草芥，无足轻重，何况如此细微末节。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去看病。在农场时，所谓的场医院也就只能涂涂红紫药水，是不可能确诊如此疑难病症的。农场职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可以自由转诊市区专科医院。至于上大学后为什么不去进一步诊断，理由有二：
一是担心学业，影响前途。毕竟是一开颅大手术，不是二，三天就能搞定的。况且后果如何，不能预期。９岁就开始经历文革，尤其是后来下乡的三年，其间的痛苦，实在是没齿不忘，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一生谨小慎微，不敢冒险。对千辛万苦得来的机会，珍惜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追本溯源，家庭安全感的缺失，是鄙人从小不能身心健全成长的最重要因素。这种伴随一生的烙印和阴影，来自于当时的外部环境，本不该是一正常人类社会所应有的，但鄙人时运不济，恰巧遇上。
二是当年也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如核磁共振等手段去诊断。就算有心，若没有有效的方法，去确定开颅位置等细节，白开一刀也就算了，可是由小白鼠而弄成了白痴，岂不冤哉。简言之，真乃时也，命也。看看女儿们现在的一切，只能唏嘘，不胜感慨。大女儿大学一毕业，已被IBM录用。小女儿刚读完大学二年级，各大投行已争相聘用，她还挑三拣四。
为了方便粮站员工旅行方便，长途汽车在粮站门口设有向东和向西的二个站点。向东的终点站在长江农场场部，而向西的终点站在南门港。长途汽车每一小时一班。第一班停靠粮站的汽车，约每天早晨８点到达，末班车为下午５点左右。一般回上海时，我们都从南门港出发。从南门港到吴淞码头，虽然渡轮要比从堡镇港出发多花一个小时，但乘坐长途班车时，因为是直达车，不须转车，整个旅程反而可节省一个多小时。
平时出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粮站共有三辆公家自行车，一辆属设备零件仓库，另一辆属民兵连，最后一辆属食堂。而这些部门的员工，因拥有这项特权，是众人巴结的对象。借用他们的自行车，非常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平时绝不麻烦他们。记得有一次，一中学同学访问在一库工作的另一同学。晚间，他们邀请鄙人参加他们的聚会。为了这次出行，事先与仓库的主管打了招呼，讲清楚借用的时间等。结果，仅因为还车晚了一小时，就被骂得如孙子般。虽然是公家车，但拥有者的特权，是不容挑战的，除非有东西可以交换。文革期间，最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代替了文明社会的钱物交换，是当时社会运行的潜规则。这里的物物，是广义上的，凡是有交换价值的，包括肉体，都可以用来交换。丛林法则盛行，便是当年的景象。
离粮站一公里处有一小卖部，供应日常用品，糖果点心，酒类，及熟食类等。每到节假日，为了改善生活，小团伙会步行至小卖部，买上一瓶白酒，再加上一些熟食，以此苦中作乐。大家工资都不高，所以某人买了酒，其他人就主动去买熟食等，以此分摊费用。场部的商店更加高大上一点，并且还有饭店。但路途太远，步行肯定不行，需乘坐长途汽车，行驶二站路。所以，平时难得去一次，三年期间，去场部的次数，曲指可数。至于饭店，因为囊中羞涩，三年间，一次也没消费过。除此之外，离粮站最近的小镇，也在十公里外。小镇有些许商店，以及小吃店。曾经与一食堂同事，搭乘其食堂的自行车，去过一次。在那里，买过一些崇明当地小吃尝新鲜。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以后也就再没去过。
农场的业余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晚饭过后，白天工作后的劳累，使得散步，锻炼身体之类的雅事，显得有些多余。至于看电视消闲，食堂大厅，倒是放有一部１２吋黑白电视机。但因当年除了样板戏，也就没有其他娱乐节目，所以大部分时间锁在木盒里，无人观看。难得有一部朝鲜电影上映，必须早早就抢占邻近电视位置，耐心等待电影的播放。大厅里挤满了人，争相观赏电影，也算是非常难得的一场娱乐活动。夏天蚊虫肆虐，冬天滴水成冰，一场电影下来，要么全身十几个叮咬肿块，要么全身冻僵，双脚冰冷，只能慢慢步行回宿舍。
粮站知青总数约一百多，其中女知青约３０多人，男知青多一倍有余。虽然是在花样年华的年纪，谈情说爱的并不多。原因是，一旦站领导发现二人在谈恋爱，即便已达上调年限，二人立即被排除在上调考虑之中。所以，上调是悬在众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轻易无人敢去冒险。但青春热血，某些自知上调无望的男生女生，不顾禁忌，还是泡在一起，享受恋爱的甜蜜，以此打发枯燥烦闷的生活。
所幸的是，如此陷阱，鄙人却因种种原因，三年期间，从未落入。理性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知道这样的恋情绝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害人也误己。当年贫乏的物质条件，对希冀成家立业的农场知青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不过，鄙人在离开农场最后一年，曾有一文学女知交，经常互相交流阅读外国文学小说的体会。该女生是中学７２届，大我二岁。我曾以读过众多法国作家的一系列名著而自傲，诸如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司汤达等。除法国作家，俄国，英国，美国作家的名著，也涉猎甚广。偶然有一次与这位文学女知交随便聊起莫泊桑的羊脂球，她居然也深有感触，令本人非常惊讶。当年，周围能有这般文学修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从此，二人一有空，就会海阔天空地胡侃各部文学名著，深有共鸣。１９７８年初，该女生上调上海，鄙人也上了大学，从此失去联系，深为遗憾。可能本人当年实际上也情窦未开，没有积极主动追求，从而失去了这次机会。
⒍尾篇
非常喜欢巴金的散文随笔“文革博物馆”。虽然应者廖廖，但本人还是愿意为建立该博物馆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添砖加瓦。这就是写作此文的动机。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从各自的侧面，来描述记录亲身经验，向大众展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全面的文革。短短三年的下乡生活，身体上，心理上的遍体鳞伤，不足为外人道，当年只能靠自己咬牙艰难承受。很难想像，如果不是邓公，此生将会如何度过。相信同辈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深切感到，不能因为目前舒适的生活，而忘记过去的苦难。把过去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正如巴金所说：“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 原载《华夏文摘》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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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新中国管理科学的开创者之一——周华章魂断清华
·章臣懿·周文业·
◇ 忆华章（章臣懿口述，周小虹整理）
一、遵义邂逅，永结同心
抗战爆发后，我就读的浙大搬到遵义上课。１９４１年春，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了，一天，有个外来的客人找我，我好奇地去见他，只见是个个子不高，肤色黝黑的年轻人，我不认识。他自我介绍，他是我江阴同乡，小学时曾在同一小学校里同过两年学，但比我高一班，后来随家搬到上海去了。江阴地方小，校中同学也不多，我仔细回忆，依稀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但从未接触过。在人地生疏的遵义看到老乡，心中十分高兴。他说他是清华毕业的，这次来遵义，想报考史地系的研究生，因是转行，浙大拒绝了他。他暂住大学同窗叶笃正宿舍里。此后，他每隔几天就来找我聊天，我觉得他知识很广博，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别强，和他聊天很有意思，渐渐我们就熟悉了。
华章从１９２８年１１岁考上上海同济附中起就独立生活了，学校离家很远，他很少回家，六年中学毕业后又考到清华，离家愈来愈远。独立生活锻炼了他，使他养成吃苦耐劳的好习惯。清华迁往大西南时，他当时正在南京气象台实习，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长沙，参加了２００人的步行团，风餐露宿、斗志昂扬地走到昆明。他在清华读地学系气象专业，大学毕业后，由于工作无着，由黄师岳（赴滇步行团团长）介绍认识了驻军在西安的陶峙岳。陶很欣赏他，为了满足他读书的愿望，给了他一个闲差（中校秘书）做些接待、动动笔头的工作，每月能领份工资，当时华章堂叔是西安商务印书馆经理，那段时间他常常扎到商务印书馆读书，与陶也很讲得来，成了忘年之交。他酷爱读书，兴趣很广，后来又爱上了读史地，尤其是历史，从古代的到现代的，读了不少。
他到遵义后，研究生没做成，又没有工作，在遵义住了一个多月，就离开到重庆朋友家去了，到重庆后，经常给我写信，他很能写，内容也充实，看了很有滋味，得益不少。二、三月的通信，增加了相互了解感情渐渐接近了。
我毕业后，浙大让我留校，但我却打算到重庆去工作，导师王序介绍我到重庆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工所）工作。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每天有一班车从贵阳到重庆，晚上住旅馆，车经遵义时要有空座才能买票上车。第一天我白等了半天，只得回校，第二天再去总算等上了。华章知道我那几天可能会到，而那一段时间日寇疲劳轰炸，日夜有飞机在头上转，使你日夜不得安心工作睡觉。他担心我人地生疏，不会躲警报钻防空洞，因此天天去汽车站接我，连接了三天，总算接到，就立即送我到郊区我表叔家，他才安心了。
华章当时打算考南开经济研究所，那时南开已并入西南联大，但经济所和南开中学在重庆。苦读了几个月经济，竟然考上了。就像当年考清华一样，用一个暑假恶补英语（中学六年学的是德语），考上了清华。研究所在重庆沙坪坝，离中工所不太远，过了嘉陵江，再走上一段路就到了。我们每星期都能见面，我觉得他是个正直善良，刻苦读书，积极上进，且乐于助人的年轻人，每星期日的相聚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最快乐和不可缺少的事。
１９４２年暑假，我的弟弟在上海中学毕业，来渝投靠我，要考重庆中央大学，我父亲是小学教师，无力栽培他，我当然义不容辞。中工所待遇低，托友人另找工作，调到资源委员会资渝炼钢厂，炼钢厂是个新办的厂，待遇高，工作忙，但距南开也较远，要坐３－４小时的小木船才能到达。
我自幼体质较弱，到重庆后很不适应，夏天烈日如火，其他时间天气总是阴沉沉充满了雾，很少见太阳。生活艰苦，营养不良，不少人因此得了肺病。那个时代，还没有治肺病的药，只有靠自己的抵抗力，得肺病死在重庆的人也不少。我在那里工作很忙，矿样铁样钢样整天分析没完没了。几个月做下来我支持不住发高烧病倒了。烧退了，养了一段时间，身体仍不能恢复，四肢无力，颈部还长了一个包，经医生检查，肺部无病，诊断是淋巴结核。我失去了劳动力，无法工作了，有谁来管我？我没有家，孤苦无依的我，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幸亏我的堂姑母收留了我，华章常老远赶来安慰我鼓励我，还带我去看病。医生叮嘱说，只有离开重庆，到气候好的地方去休养，会好起来的。那时他在经济研究所尚未毕业，等到暑假毕业后，他放弃在重庆找工作，立即带着我去了成都。我九岁时父母就给我订了亲，给我找了个家境殷实的人家，因此无人敢追我，但华章冲破了封建阻力，锲而不舍地追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对我体贴入微，令我万分感动，我决心此生不管多苦多难，永远和他在一起，终身相伴。我的身体也神奇地好起来了，１９４４年初，我们在成都结婚了。同年冬天生下儿子鼎蓉，次年冬天又生下女儿小渝，我两次生孩子都犯了淋巴结核的老毛病，身体一直不好，家庭的重担是华章一个人挑的，他经常同时做二、三份工作，还写些文章换些稿费贴补家用。我觉得有华章在，就有了主心骨，他办法多，遇事总能想出办法解决。为了生活，几次搬家，颠沛流离，日子虽不宽裕，但很温馨，其乐融融。
二，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１９４５年秋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欣喜若狂。在大西南许多人离家八、九年了，争先恐后都想回家。交通拥挤极了。长江水位低，一时走不了很多人，年底，华章接到家信，母亲病重，催他回家。他着急要马上走，但我身体不好，鼎蓉才一岁多，小渝刚出生不久，不能同行，为减轻我的负担，不会带孩子的他独自带着鼎蓉走了，一路的狼狈可想而知，先到江阴，将鼎蓉放在我父母处，立即赶回上海。１９４６年我弟弟放暑假，我同他一起离开了重庆。秋天我到了上海华章的家，他家中大变了，他父亲以前办厂，家境还可以，抗战期间他父亲去世了，仅留下江阴一栋老房子和上海几间厂房，家中有母亲、大哥、两弟两妹。大哥不务正业，家境每况愈下，依靠卖东西度日。华章回家后，这个担子就压在他身上了。他时常身兼二、三职，记得他每周给一家英文报社写经济动态专栏，还编制上海各种物价指数。他写文章很快，据龙章弟回忆，一次他让龙章弟到报社送稿，只用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他还到中学兼课，数语史地外都能教，所以总能找到些课来兼。我身体较弱，又有孩子拖累，无法工作，一家人全靠他一人工作，生活十分困难，更不幸的是１９４６年４月母亲去世，１９４７年大哥去世，母兄去世后，他就是一家之长了，弟弟妹妹要上学，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１９４７年冬还添了小虹）还有一个老保姆（２７岁守寡后到周家，由周家养老送终），华章以一已之力撑起了这个家。酷爱读书的华章横下一条心，再苦再难也要把弟妹拉扯上大学。那一段时间真是艰难呀！常常为吃饭发愁，一家人挤在一间带阁楼的小屋里，晚上华章小妹就睡在凳子上。我坚决支持华章栽培弟妹的想法，我认为上大学有了专业知识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华章除了拼命工作外，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尤其是每到开学时，为支付弟妹的学费，四处借贷，华章有个同窗好友，家中为其筹集了一笔款做生意，他邀华章同做，但华章也不会做生意，两人赔了不少钱，华章每遇借不到钱时，还到帐上借钱，解放后因为与他失去联系，至今也没有还上，每每想起此事，心中总觉得不安。
华章早有出国深造的想法，１９４７年考上了自费公派留学，（当时经济学没有公费指标）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考取的学生一定数额的一笔美金，人到美国后就可以领取这笔美金。一般人办完手续后就出国了，而华章背了一个家庭包袱脱不了身。那时大弟龙章在同济大学读书，１９４８年才能毕业，小妹在震旦大学，１９４９年暑毕业，小弟读高中，大妹有精神病在家休养。一家人要生活，弟妹要读书，不能停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借贷无门。因此华章想出向亲友借贷，以美金结算，人到美国，立即寄回美金还债，这样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那时的艰辛生活，心里却常常泛起一种幸福温馨的感觉，十口之家虽贫穷，但相处融洽，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华章弟妹对人也同样是热情诚恳，先人后己，对我的关心照顾至今仍绵绵不断，慰藉着我的心。
三，出国求学，艰难回归
１９４８年暑假龙弟同济毕业，由导师介绍到台湾一所学校任教，华章也积极准备出国，４９年１月，龙章到台湾去工作，同年３月，华章乘船离开了上海。他到美后立刻寄回美金还债。
华章走时已到解放前夕，物价飞涨，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我的表弟、同学在新四军，通过他们我对共产党的情况也有些了解，一心希望共产党快来，国家才有希望。五月下旬，上海终于解放了。早上出门看到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纪律严明，我兴奋地想，生活有盼头了！华章和我早就计划好，他走后我就回江阴去投奔我的父母，请老人照顾孩子，我就能工作了。
七月初我回江阴，想当个中学化学教师，但都已满额，我就在一个私立学校教高中物理与数学，待遇很低。当时家中除了父母，还有我姐姐的遗孤，与鼎蓉同岁，四个孩子：两个五岁，一个四岁，一个两岁。母亲身体不好，我不得不请了一个保姆帮忙，我们称她为黄家婶。
１９５１年全县教师暑假集中学习，学习后调整教师队伍，我被调到江阴南菁中学教化学，南菁规模大，是省立中学，在江苏有名气，待遇也高。华章小妹在上海工作，她负担小弟念大学，同时帮我买全家衣服，我们的生活较解放前好多了。我白天在学校工作，回家照顾孩子，晚上才能备课，整天忙忙碌碌，但劲头十足，我跟踪教学新进展，带领学生创办实验室，与同学关系十分融洽，我觉得生活很有意义。我写信把发生的一切详尽地告诉华章，让他毕业后尽快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１９４９年７月，华章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芝大聚集了一批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人才，后来有４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也包括他的导师。华章在１９５２年６月毕业，获得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曾送普林斯顿大学，该校教授曾有回信促其分批刊载于学术性杂志，但华章当时已获准回国，故未发表。
华章在刚到美国时就公开表明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决绝和对新中国的向往，曾在会上大谈新中国的进展，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以左倾闻名美国，被反动当局视为“最危险的学校”。美国共产党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校外开设了发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情况书刊的书店，华章是这里的常客。由于订阅美共报纸以及参加“中国科协驻美分会”的多次活动，传播其“留美通讯”内刊，华章受到移民局的警告……在美国国务院安全小组已被建立“存档”。〔注：此段为摘自许康等“新中国管理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纪念周华章‘运筹科学’首文发表５０周年”一文草稿，因文章尚未发表，冒昧引用，特此致歉。〕
华章在来信中，对新中国的向往热爱跃然纸上。取得博士学位后，决心立即回国，当时正值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不准留学生回国。华章在学习期间勤工俭学常帮联合国做一些翻译工作，并在国际数理经济学会做过临时性研究工作，由该会会长介绍在学会中编写“就业，国民收入即价格水准论题解”并在以油印件在会上流通，因此找工作并不难，但他为了尽快回国，筹措回国旅费，到火车站当了搬运工。１９５３年初，美国对留学生回国之事终于有了松动，机会终于来了。华章立即到处筹借归国旅费，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他在后来给于光远的信中曾提过一句：“……因回国前受了很多磨折，说来很长，到北京不数日就发病，……”他为回国所受的磨难由此可见一斑。
四，赤子之心，报效祖国
１９５３年１月，华章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回到江阴没待几天，虽身体已不适仍迫不及待地到北京去等待分配工作，在履历表上的工作志愿一栏，他只写了一句：希望教育界，但不限制，由组织上决定之。在地区一栏，他填的是：不拘地点，凡组织上认为我最能发挥服务力量之处，无一处不可。
早在１９５１年９月岭南大学校长曾有电请华章去任教，华章当时就准备回国的，但回国手续不能解决，１９５３年１月到京后，北大经济系代主任希望华章去任教，但上报学校时，教务处以初由美国回来的人不相宜任教经济系为由驳回，由于回国前的精神磨难和体力透支，一向健壮的华章终于病倒了，他到上海去看病，经医生检查，他得了颈椎结核，带上了笨重的钢夹套，休养了一年。
１９５４年２月，尚未完全康复的华章经介绍到了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以下简称华纺）工作，带着钢夹套的华章走上了大学的讲台。我当时还在南菁中学教书，本来华纺答应我当年８月调入的，但却赶上了肃反运动，调动的事暂停，直到１９５６年８月我才调入华纺，调入后工作上要马上适应大学教学，工作很紧张，华章更忙，因为概率论不是自己的专长，为充实自己，他每周到很远的复旦大学去参加教师的概率论讨论组，为了让学纺织的青年教师尽快进入数学统计在纺织工业中应用的研究课题，他每星期日义务为纺织系助教讲解高等数理统计理论，办了一学期班。此时的华章朝气蓬勃，浑身是劲，还担任了华纺的院务委员会委员，公共教研组政治学习班班长及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副教授和教授。
他内心强烈渴望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出力，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８日，他给时任中宣部科学干部处长的于光远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报效祖国迫切的心情，他在信中写道：“……１、虽然技术经济学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都有关系，因此后述二者我也有相当了解，但我的专业是前者，特别是前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及计划经济的关系。我想了解有没有更能发挥我的潜力的工作岗位？如果有，我不计地点（边疆也可以），不计待遇名义，不过希望与家属一起去。我对工作并无成见，主要以发挥潜力为主，又，我是民盟盟员。２、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种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个机会让我试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看看效果如何。”３、４、均为想为国家联络国外开明或倾向社会主义的知名专家教授。他的心情我太了解了，就是一心要报国，为国家做出贡献来。
在华纺的日子里，华章和同事很融洽，每逢周末，同事之间轮番作东吃饭，和学生关系也很好。他兴趣广泛，是个京戏迷，平时在家嘴里常常哼唱着，兴之所至更会亮开嗓门唱一段，他还会拉京胡，在华纺时，他还登台演出，记得有一次演四进士中的宋士杰，现在还有一张剧照。后来到了清华，也在清华大礼堂登过台。
学期结束时我对工作也比较熟悉了，心中松了一口气，但这时华章告诉我，他马上要调入北京中科院工作了，因看我太忙，一直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调北京的事，我也没问，后来还是听老朋友沙镇家说起，在１９５６年向科学进军时，于光远到上海发掘人才，找到他谈过话。我们在一起只有半年，就又要分开了。他告诉我到暑假就来接我们到北京去，我这才安下心来。
１９５７年春，华章到北京后，给我来信说他的工作在中科院力学所，关系都在清华大学，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１９５７年暑假，华章到上海来接我们到北京去，到了清华，学校对我们照顾得很周到，我们起先住在静斋，九公寓落成后我们就搬进了新房。一家人又团聚了，当时真高兴呀！搬入九公寓３３号后，我教过的南菁中学在京就读的学生来看望我们，其中还有好友的儿女，华章和他们都很熟悉，华章对人热情，也喜欢热闹，学生们来了，他总是很高兴。华章还喜欢旅游，每逢放暑假，他都要出去走走，我们到过太原、杭州、大连等地。有一年学校组织到颐和园度假，我们住在与十七孔桥相连的龙王庙，还有一年暑假学校组织去潭柘寺小住了几天，华章总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他的记忆力很强，对诸如颐和园，故宫的一些历史名胜的典故如数家珍，在颐和园照了相。１９６４年暑假我们到杭州游览，华章在寄给龙章的蒋庄照片背面还写下了简略的游记：“……第二天雇一游船，游西湖一日，船泊蒋庄，上去照了一张相片。现在蒋庄、花港观鱼、高庄三名胜合为西山公园，布置极为精美，非解放前可比。西湖四周很多工人疗养所，设备完善，为劳动人民工余休养之处。”
五，深入基层，严谨治学
调入清华后，新学期开始了，我在化学教研组工作，开始上课，工作压力很大，华章在中科院参加运筹所的筹建工作，同时他还在清华开课，我很奇怪，问他开什么课，他说是数理统计应用方面的课，有许多外面工厂的人来听课，也有本校的教师。每次课结束后，总有一些人到我家来讨论和问问题，有京棉一厂、二厂、砖瓦厂、电机厂的厂长和总工，他们讨论的都是工厂的问题，主要是抽样检查质量控制方面的新方法，为了解决问题，华章还经常到工厂去，他常说实践经验太少，要多到工厂去了解，才能解决问题。记得华章常常为了想一个问题而不睡觉，我睡眠很差，有时到了半夜２、３点钟他还不睡，我也睡不着，我就要催他，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像一个雕像一样。有时想明白了，就高高兴兴地上床来睡觉了。他每天到科学院力学所去上班，当时他做的工作我也不了解，现在才知道他是和许国志、刘源张一起做了新中国运筹学方面的开创性的工作，还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运筹科学”的文章。在清华他当时还在电机系筹办招生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运筹专业班流产了。
１９５８年下半年，清华开展了“拔白旗”运动，似乎是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是他回国后经受的第一次大风浪，从此，他的尊严、傲气一扫而尽。接着通知他不能再去力学所上班，就到清华数学教研组上大学的数理统计课。不能从事心爱的工作，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他曾一次又一次的要求调到中科院去，但都没有成功。但是对工厂来人要求他解决问题，他仍是十分热心，后来教研组有人对他经常接待工厂来人也进行了限制，有时来人不到教研组去找他，而是直接到家里来了，他常说，国家给了我这么好的条件，这么高的工资，应当好好多做些工作。
华章一直很勤奋努力，他常说有人说我聪明，其实我并不聪明，我就是用功罢了。在书房里，总可以看见他不是看书就是写东西，我只知道他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了上下两册书：工业技术应用数理统计学，这两本书凝聚着华章的数年的心血，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以敏锐的目光和判断能力预感到这一门刚从繁杂难用的概率论脱胎而出的数理统计分支，以它的简明易用将会在以质量控制为中心的工业技术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他亲自在北京棉纺厂带领该厂的技术人员进行质量控制试验研究，筛选当时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据当时帮他计算过书中例题的朱林楠和郭嘉诚回忆，书中的例题，都是自己动手在大量实践中得出的，并在多个工厂进行试验和指导。郭嘉诚回忆说，为了写那两本书，他深入工厂，工地，不畏艰苦，为了解决棉纱质量与环境（温度、湿度、操作）的关系，取得适合生产的数据，他一次次到京棉某厂去，在闷热潮湿环境下，在震耳的机器声中取数据；为了解决钢筋质量标准问题，他又一次次到石景山某钢厂去，做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工作，提出了符合当时工艺水平的最佳值；为了解决建筑用预制构件的公差问题，他又跑工地，对钢模板和木模板的工艺质量标准进行研究，提出最佳建筑质量和成本控制……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他大都是得到解决办法后，就地给工厂工地的技术员开学习班，进行讲解。当时计算全靠笔头，工作量极大，他先教如何算方差，计算分布函数等，然后经常抽查我们的数据，在浩瀚的例子中选出很少一部分写入书中，既重视质量控制又重视经济核算，为当时工厂生产提供了指导，培训了人才。他的不怕苦，不畏难，严谨的科学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他还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但大量的讲课讲义都没有留下。此外他还进行不少翻译工作，他精通德语和英语，能读法文俄文和日文书籍。直到１９７８年，还有来约稿的信，让他继续翻译未完的工作。
在生活上他十分简朴，有时我嫌他穿得太寒酸了，一年到头好像总是穿一件半旧的蓝制服，家里也没有什么像样值钱的东西。但他对买书却很舍得花钱，在外面一看到专业上的新书，立刻就要买，身上钱不够就让人家给他留下书，自己马上回家拿钱去买，还到国外去定新书，从美国回来时，没有给我和孩子们买东西，除了一条用过的羊毛毯外，就是一堆书了。对于亲友，他总是十分慷慨，只要开口说孩子读书没有钱，他总是二话不说就给钱或到邮局去寄钱。在帮助别人方面，我们每月都支出不少，这一点他们周家的人都是一样的，他的弟弟和妹妹，除了神经病的大妹外，对人都是十分热忱慷慨大方的。我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有３００多，可直到文革，家里也没有存款，记得有一次他在北大医院住院做手术，出院时必须要交１００元钱，我说我到学校去借吧，他马上阻止我说不行，我们工资这么高还借钱影响不好，还是找朋友借吧。我只好去找朋友去借钱。
六，动乱岁月，魂断清华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开始了，一切都乱了套，到处是红卫兵、大字报、学校停了课，工厂停了工，领导都做了黑帮走资派被挂牌子揪斗游街。我们整天提心吊胆，对发生的一切百思不解，不知什么时候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华章十分焦虑，他一心想工作，却无事可做，他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却让他整天写材料。一天晚上红卫兵终于来抄家了，家里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抄，他们只抄走了一沓信件和通讯录，后来发还时我看了一下，其中有２封信是华罗庚先生写的，信中盛赞了他的自编讲课教材，希望尽快看到下册，其余信大都是和龙章弟的通信。龙章１９４９年初到台湾任教后，于１９５９年到西德留学，到西德后设法与华章联络上了，两人开始通信，当时通信也是受到监视的，华章在信中动员他回国，还经常寄去人民画报，由于龙章的爱人在台湾工作，龙章没有回来，但他却动员了一对夫妻回来了，这对夫妻还到我家来过。但当时这些信却是华章里通外国、特务嫌疑的证据了。真是天晓得！但那时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只要和台湾的人有关系就是特务！
华章的历史是清白的，受到怀疑的一个问题是１９３８年夏天，他大学毕业后曾到陶峙岳的部队里待了一年多，但此时，陶肯定也要当“走资派”“反动军阀”了。华章认为自己的问题就不好说了。他一向是个能吃能睡的人，但那时也常常辗转反侧，心情不佳，不知运动到何时结束，前景如何。当时外面很乱，清华团派和４１４开始武斗，整天大喇叭叫个不停。
直到１９６８年夏天，工宣队进校了，好像一切正规起来了，但是工宣队一进校就宣布华章不能离开学校，数学教研组分成几个小组，每个组有重点批判对象，华章就是重点。他在教研组受到了怎样的批判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得天天按时上班，参加运动。华章被责令写交代材料。整天不是写就是批。他给自己总结了扣到他头上的四顶帽子：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促成他最后下决心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周华章是人还是鬼？大字报揭发他的反动言论：反对江青，说江青是三流演员；包庇蒋南翔，说蒋的治理学校的方法也有对的地方；反对林彪，说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的是四个顶峰不科学等等，这些都是在小组会上讨论性的发言，现在是反革命的罪证了。华章告诉我，一心报国，却戴了四顶帽子，想工作却再也没有机会，以后只剩一条路：独自去劳改了，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我十分着急，因为我不会做思想工作，我每天要去参加运动，不能看着他，我去找了工宣队的师傅，把情况作了介绍，工宣队师傅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我提出了３个方案：一是工宣队看住他，工宣队说没有人；二是让工宣队找教研组的人看住他，工宣队说你自己去找，我说我是什么身份，能让教研组派人，只有你们出面了，但工宣队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方案是让工宣队把他关到牛棚里，这样他就没有机会自杀了，但工宣队说不行，牛棚里的人是确有证据的人，周华章还在审查中，没有确凿的证据关他，我们要犯错误的。就这样，无动于衷的工宣队什么也没有做，失去了挽救他的最后希望。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万分痛心的事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３０日发生了！他走了，带着满腔的报国情怀，带着无比的绝望！他没有等到今天的好时光！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一定会以最大的热情参加今天的建设热潮的。华章，我的亲人，你安息吧！
◇ 后记（周小虹）
自从今年（２００７年）７月初我征询了母亲和两位叔叔（两个姑姑均已辞世）的意见决定参加《家在清华》的征文投稿后不久，母亲收到了父亲当年的同窗好友叶笃正先生转寄来的一篇文章初稿：《新中国管理科学的开创者之一——纪念周华章‘运筹科学’首文发表５０周年》一文，作者是湖南大学的许康教授和纽约市立大学的徐义保先生，文章内容翔实，可以看出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少事情我们都不大了解，看后令人感动。
父亲生于１９１７年，今年（２００７年）是他９０周年诞辰，两位素不相识的人为纪念我父亲９０诞辰已经拿起了笔，我们岂能不写呢！我和姐姐小渝、我家挚友沙镇家、胡玉和，表哥朱林楠等纷纷写了纪念的文字，尤其是沙镇家，写了好几篇，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亲情和真挚的友情，身在台湾的龙章叔叔一次次打电话讲述过去的事情……还有我家挚友郭嘉诚和母亲的学生郁忠强在百忙中抽空到清华帮我查父亲档案，取得了当年父亲归国时填的详尽履历表和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８日寄给于光远的信的复印件，对我帮助极大！在此一并对档案馆的同志致谢！
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症的母亲刚开始时不愿提及往事触及伤疤，她说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平静了下来。我们平时也很怕触及母亲的伤疤，总是回避关于父亲的往事。但母亲在众人的感化下终于决定积极参与，为了今生永久难忘的记忆，８９岁高龄的母亲也拿起了笔，写下近三千字，我知道这三千字里饱含着怎样的深情和无限的哀思！我也知道母亲常为此彻夜难眠！母亲对我说：此生最不后悔的事是嫁给了父亲，我们的感情之深是你们不了解的。母亲终因体力不支搁笔，由我笔录整理成文。我愿以此文祭奠我的父亲，寄托我们三个儿女的哀思。亲爱的父亲，你安息吧！
◇ 附：周华章小传（周文业编辑）
周华章，１９１８年农历二月初七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江阴。父周曦臣，１９１２年随第一批江阴人到上海求发展，从事纺织行业。
华章五岁入江阴辅延小学读书，三年级后回上海。１９２８年９月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中，自此开始独立生活。
１９３４年夏，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大一时患病休学一学期，后转到地学系气象专业。１９３５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跟随学校先迁至长沙，后又参加２００人的步行迁校队，一路克服艰辛，到达昆明。
１９３８年９月毕业后，向往抗战的华章由系主任介绍到军政部学兵队任教官，月余后到西安陶峙岳所在第一军任实地教官（秘书名义），与陶成忘年之交。当时他常到堂叔所在的商务印书馆（西安），读了许多史书。
１９４１年春，周华章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报考历史学研究生，被拒，却邂逅在化学系就读的老乡章臣懿，一见钟情。后到重庆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毕业。１９４４年春与章臣懿结为伉俪。１９４５年母亲病重来信催周华章回沪，周华章独自带一岁的儿子乘船回到上海。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不久，母亲和大哥相继去世，华章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以一已之力撑起十口之家（三个孩子、四个弟弟妹妹，还有老保姆），他时常身兼二、三职，拼命工作，写稿。但每到开学时，仍为支付弟妹的学费四处举债。
１９４７年，周华章考上了自费公派留学（当时经济学没有公费指标，政府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考取的学生一笔美金，人到美国后即可领取这笔美金）。当时正值恶性通胀，物价飞涨，华章向亲友借贷，以美金结算，人到美国立即寄回美金还债，这样才解决问题。１９４９年３月，华章乘船离沪赴美求学。
１９４９年７月，华章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时芝大聚集了一批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人才，后来他的导师中有三人获诺贝尔奖。华章于１９５２年６月毕业，获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
１９５３年１月，华章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新中国，迫不及待地到北京去等待分配工作，在履历表上的工作志愿一栏，他写下：希望教育界，但不限制，由组织上决定之。在地区一栏，他填的是：不拘地点，凡组织上认为我最能发挥服务力量之处，无一处不可。
由于回国前的精神磨难和体力透支，一向健壮的华章得了颈椎结核，带上笨重的钢夹套，休养了一年。１９５４年２月，尚未完全康复的华章到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以下简称华纺）工作，带着钢夹套的华章走上了大学的讲台，后又担任了华纺的院务委员会委员、公共教研组政治学习班班长及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先后被评为副教授和教授。
１９５７年春，华章调至北京中科院力学所，并与许国志、刘源张一起参加运筹所的筹建工作，发表了首篇关于“运筹科学”的文章。因组织关系落在清华大学，便在清华开数理统计课，培训本校教师和工厂的科研人员，还经常到工厂去帮助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１９５８年下半年，华章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被学校停止了中科院的工作，调到基础课数学教研组教书。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他预感到数理统计分支在工业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为此深入工厂、工地，带领技术人员进行质量控制试验研究，在大量实践中得出的第一手数据，解决了许多工厂难题。６０年代，他写出了《工业技术应用数理统计学》，此书凝聚了华章数年心血。１９５７年到“文革”前，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此外，他精通德语和英语，翻译了不少文章书籍。
“文革”开始后，一切工作中止，他被扣上“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整天无休无止地写交代材料。
１９６８年９月３０日，年仅５１岁的华章终于绝望，弃世而去。
□ 摘自《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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