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英国博物馆与图书馆两个《丝绸之路》展览
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于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2 月几乎同时举办了各自的丝绸之路特展。英国博物馆的《丝绸之路》和英国图书馆的《丝绸之路上的绿洲 — 古代敦煌生活》。
两个展览均颇具规模，展品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可说是国际博物馆界内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但对我这样一个普通观众来说，展览却像是专为我个人举办的。二者都有突出的和田（古称于阗、和阗）出土文物和敦煌出土的跟和田直接相关的文物。看到由斯坦因（Arel Stein）一百多年前从和田挖掘出的物品，尤其是那块描绘“丝绸公主”（或“桑蚕公主”）画作的木板，加之展览中专列出的“和田”展区，我多少有些激动。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来自和田并可以称自己为和田人的人，在“丝绸公主”画作之后近 1400 年、斯坦因发现这些文物 100 多年后的今天，亲眼看到这幅画的和田观众。真希望我的和田的朋友们也能亲眼目睹这些文物。
四十多年前，在我离开新疆前往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艺术史研究生时，画家兼美编的父亲，同时也是玄奘的崇拜者（玄奘的形象在博物馆展览中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幅纸本彩色图画上。图 1）——告诉我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本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撰写的《古和阗》（Ancient Khotan），有空时借来阅读。我找到了这本书，但只翻阅了第一卷，其中主要描述了他的旅行和发掘经过，并附有一些照片。我当时不知道还有第二卷，里面详细记载了他所挖掘出的文物。然而，仅仅第一卷就让我感到震惊和羞愧。我及我同辈的和田“知识青年”对和田的古代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几年后，当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时，又借出厚厚的两大卷《古和阗》重读。那时，受益于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新的考古发现，对照阅读《古和阗》，对古代和田的历史和文化艺术有了较多的了解。记得我的研究生导师曾对遇到我这样一位来自和田的学生感到兴奋。要知道，和田这样一个沙漠深处的小小绿洲，由于斯坦因的大作，在国际考古及艺术史界广为人知，但中国人甚至新疆人自己反而对它知之甚少。不过我当时并没有选择亚洲或佛教艺术为主攻方向，而是专攻古代美洲文化艺术。尽管如此，我始终有一种内心的召唤，要回头研究和田。
在教授了多年的西方、亚洲、美洲的艺术史课程后，十五、六年前，我在任教的大学开设了名为“丝绸之路上的艺术传统”的课程，将斯坦因收集的大量文物融入我的课程中。这次展览中的许多文物即是来自斯坦因在和田和敦煌的挖掘和廉价购买的。亲眼见到这些文物，再次把我拉回到那个我曾经生活成长的地方；也再次激发我在学术领域对它的深入研究的热情。
图 1《唐僧取经图》（？）多认为是玄奘画像，纸本，敦煌藏经洞，现藏英国博物馆
和阗 （Khotan）
对我来说，展览中最令人兴奋的文物即是和田的“丝绸公主” —— 一幅画在小木板上的图画（图 2）。画面的中心是“公主，”其左侧（观者的右侧）是一位女织工，手持木手（展柜中木版画下方即有一只出土于和田民丰县尼雅乡的纺织用木手；也称“打纬手”），旁边有一台横向的织机。公主的右侧有一位侍女（？），一只手指向公主的发髻，似在说明公主如何把桑蚕的秘密传授到西域和田的。
公元七世纪中期，唐僧玄奘在前往印度求学的途中经过和田，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了当地一则关于来自“东国”的公主的传说。故事说，一位来自东国的公主在出嫁於和田国王时，秘密地将蚕卵和桑树种子藏在头发中带入和田，由此成为西域丝绸生产发展的起源。
《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第八《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人》云：
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于阗）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惟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僧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种留于此地。
图 2《于阗桑蚕公主》，木板画，约公元 600-700 年，和阗策勒县丹丹乌里克出土，现藏英国博物馆
玄奘在和田停留期间，是否见过这幅或类似的丝绸公主画作？斯坦因在挖掘出这幅画时就推测，画中描绘的很可能就是玄奘所提到的那位公主（斯坦因随身携带并熟读过法文版的《大唐西域记》）。令人惊奇的是，这幅木板画很小，只有一尺长，远非我想象中跟门板大小的尺寸。其画面精美，线条精细，而且经过一千多年时光依然保持着良好状态（感谢英国博物馆的保护工作），这些均超出了我的预想。这样精致小型的木板画尺寸不由得让人猜测它的用途。我想它可能并不仅仅是描绘一则传说故事，更可能是当地人把这位传丝公主敬作纺织女神，祈愿女神保佑织工并给织工带来好运。
我联想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在和田缫丝厂工作的许多年轻女工。这些工人来自中国著名的丝绸生产城市：苏州、无锡、常州等地，被调往和田协助当地的丝绸工业。我母亲曾是《和田日报》的美术编辑，她根据一则真实故事创作出版过一本连环画。事情的经过是：一位来自苏州并落户于某农场的支边青年，来报社希望帮助寻找他的一个维吾尔族妹妹。报社从支边青年那里得知：一位在 1950 年代被选派去苏州丝绸厂学习的维吾尔族女工隐瞒了已经怀孕的情况，在苏州学习期间产下了一个女孩。她的苏州汉族师傅，即这位支边青年的母亲，偏巧也刚刚生过孩子不久，就当仁不让的帮助维族女学徒哺育这位维吾尔婴儿。当女孩的母亲返回和田时又被抽调去喀什丝绸厂，便将孩子留在了和田的外婆家。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我母亲和记者们发现，这个女孩，巴哈尔·古里（“春花”），原来是我的中学同学，并且常去我家玩。转了一大圈找她，却原来就在我母亲的眼皮底下。
无独有偶，且有三、有四 ……。和田与中原及东部地区的联系，也反映在英国图书馆展览的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展品中有一幅长卷，由一位来自和田的“于阗使” “Ca Kima-sena 恰·吉马·塞纳”，汉文名张金山，书写，汉文和古于阗文上下排列，日期为公元 982 年，记述他带领一个超过 100 人的代表团来敦煌为和田王求亲（图 13；后文详述）。
和田展柜中还有两枚木板画，其中一枚出自民丰县的安迪河（安迪尔）。安迪尔位于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腹部，曾经是个小而繁盛的沙漠绿洲，唐代过后开始衰落并彻底被遗弃，几百年后完全成为荒漠，变成“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地方。我哥哥 1970、80 年代在那里的一个小小气象站工作过几年。我们的一位同学在县城当邮递员，大约两三个星期送一次邮件，每次骑马（后骑摩托）要走大半天才能到达气象站。在安迪尔出土的这枚小木板（图 3），画的是印度教/ 婆罗门教的象头神（被佛教吸收为欢喜神之一），在印度教中是智慧神也是少年学子排除障碍、获取智慧的保佑神。我曾遇到一家印度人，搬家时第一件事是把一尊象头神的铜像搬进新家，告诉我说他家有两个即将考高中和考大学的孩子，祈望象头神保佑他们。联想到我哥哥在位于沙漠腹地的安迪河气象站工作多年，恢复高考时考了好分数，却因“家庭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本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不予录取”。那时安迪河的智慧神和学子保护神早被埋没于荒漠之中，无力保佑一位想上大学却被拒之门外的青年。当然也有例外。那位邮递员同学，借智慧之神的暗助，上了大学，还成为了北京某个名牌大学的总书记兼副校长。小木板仅有手掌大小，令我没有想到，感觉像是完完全全的私人用品；也许就是当初某个学子随身携带的保佑符吧！
图 3 《象头神》（Ganesha），木板画，和阗民丰县安迪河出土，约公元 600-700 年，现藏英国博物馆
展览中文献实物的存在，使和田的遥远过去变得触手可及、栩栩如生。希望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能够考虑展示更多来自斯坦因收藏的物品和敦煌藏经洞的资料，甚至开设一个专门的展馆来长期展示这些珍宝。
专业视角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和大学教授，从专业角度来看，我对策展人选择的地域、文化区域以及展品比较认同。展览涵盖了广泛的地理范围和时间线条：从东亚、中亚、西亚、北非，到西欧、北欧；从公元 500 年到 1000 年的，系统地展示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古代世界贸易网络的复杂性，突出了这五百年间欧洲和亚洲之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特点。文物原件是古代丝绸之路存在及其在促进全球思想、知识、宗教和技术交流中的作用的具体明证。这些文物不仅对研究者而言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也为游客观众提供了对古代世界各地相互连接的直接感受。虽然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文物展示，但这次展览的展品已经非常丰富，足够观众去吸收和思考。
当然也有令人遗憾之处。我认为这次展览有三大缺失：第一是缺少印度板块。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佛教又是“丝绸之路”上宗教传播的主要宗教，直接联通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和西北欧；特别是此次展览以一尊出土于瑞典的佛像为开端，且该佛像制作于印度北部（今巴基斯坦），然而观众却感觉不到印度角色的存在。第二是缺少丝绸物品。“丝绸之路”始于“丝”，但是展品中的丝制品却非常有限。仅有一件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大幅丝线刺绣的佛像比较显眼。凭心而论，这幅刺绣作品尺幅之大，技艺之高超，材料之昂贵，人物描绘之真实，令观众驻足长久（图 4）。不过它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佛教徒和绣工的宗教虔诚和材料的贵重，而不是丝绸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交流作用。第三是几个展区板块的排列分布不太合理，给人造成“丝绸之路”起源地的错觉。在开头一个独立展柜的小佛像之后，大面积铺开的展览和行走方向却是以日本展区开头，其次是朝鲜，然后是中国。这样的排列顺序实在给人、特别是大多数不熟悉“丝绸之路”概念及历史的观众一个错误的引导，似乎丝绸之路起源于日本。
图4 刺绣佛像，敦煌藏经洞，约公元 700 年间，现藏英国博物馆
西、北欧
展览中的瑰宝无疑是位于展览开端的青铜小佛像（图 5）。它尺寸微小，技艺却精美非常。佛像出土于北欧瑞典的一座公元 800 年的墓葬，据专家考证它原产地是原北印度犍陀罗地区的斯瓦特（Swat，今巴基斯坦境内），制作于公元 500 至 600 年间。远离其出生地，这尊小雕像是如何到达瑞典的？是异域的战利品？商业交易的奇珍异物？还是丢失的个人物品？它的微小体积和精美让我感到它可能是教徒个人随身携带的敬拜物和保护神，充满个人虔诚和崇敬感，而非一般传教士的讲解物品。也让我联想起最近在埃及红海一个港口发现的一尊公元前后一世纪贵霜风格佛像 —— 这个展览能借到那件展品同时展出该多好！
图 5 《坐佛》，青铜，约公元 500-600 年，制作于今巴基斯坦，出土于瑞典一处公元 800 的墓葬
还有两件有趣的文物，出自苏格兰的一只镀金银杯及其上面凸雕的波斯琐罗亚斯德火坛，和出自英格兰撒顿胡（Sutton Hook）的珐琅工艺饰品及其上面镶嵌的印度宝石。这些物品展示了丝绸之路不仅传播了香料和丝绸，还传播了宗教物品和思想，突显了古代贸易网络的广泛影响力，将北欧和中亚及南亚紧密联系在一起。
图 6 银质器皿，上有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祭坛图案；左：苏格兰出土，约公元 650-800 年；右：英格兰出土，约公元 800 年中期
中亚：波斯、粟特
琐罗亚斯德教（中文也称祆教或拜火教）的图案在展览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只陶质骨瓮及其表面的浮雕画面，生动地描绘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仪式（图7）。祭司们戴着口罩（以示不要污染神圣的火和空气），照料着火坛，而像天使一样的女性舞者则在日月之下舞蹈着，似乎是在描绘天界的景象。这个骨瓮为苏格兰银器上的火坛提供了背景。类似的骨瓮在古代波斯和中亚地区很常见，反映了那里的丧葬习俗，即死者的尸体先被动物吞噬，剩余的骨头则放入这些容器中；通常骨瓮会被安置在高耸的“沉默之塔”中。
图 7 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骨瓮，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附近出土，约公元 600-700 年
有趣的是，定居在中国的来自粟特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吸收并调和了中原汉地的丧葬习俗，不再让鹰鹫和野狼野狗吞噬尸体；他们将死者摆放在石质灵床上，安葬在墓室中。展品中即有这样一尊大理石床的残片（图 8，公元 550-77 年）。残片上的浮雕描绘了火坛、人头鸟身祭司、舞者和七位乐师，展示了跨区域的文化传统。
图 8
图8 石床残部，大理石（汉白玉），公元 550-77 年，中国北方地区出土，英国 V&A 博物馆藏展览还展出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幅大型壁画，这些壁画由乌兹别克斯坦艺术与文化发展基金会慷慨提供。来自撒马尔罕 7 世纪的“外交使者”遗址壁画（图 9），描绘了一场来自印度、中国、朝鲜、西突厥地区和中亚部分地区，包括阿尔吉（新疆焉耆），的外交使节聚会，共同庆祝粟特（康国）国王瓦尔胡曼（Varkhuman）的登基。尽管只展出了原大厅的一面墙，但它足以展示壁画充满活力的色彩和宏大的规模，以及其内容包含的东西方丝绸之路文化的多样性。我十年前专程去过这处壁画遗址考察；这次在伦敦重逢，再此近距离观察一些细部，仍然感到惊艳。
第二幅来自布哈拉附近瓦拉赫沙的壁画，以其简洁和生动的形象脱颖而出。它以鲜艳的红色平面衬底，描绘了一场豹子与大象的戏剧性搏斗。它简洁的红白色对比非常吸引观众的注意，展示了艺术家的创造力。
图 9 “外交使节”壁画，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公元 660 年
在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物品中，还有一块大面积的烧焦的木板，上面隐约留有浮雕描绘的娜娜女神的形象（图 10）。“娜娜“是粟特和巴克特里亚（大夏）的保护神。尽管木板已成焦炭状，但浮现的娜娜女神的大概轮廓仍然证明了娜娜及其所代表的保护神力的存在。她的形象在大火之后仍如此顽强的生存下来，实在是女神神力的见证！
图 10 《娜娜女神》，木板，约公元 500 年，撒马尔罕附近出土，乌兹别克斯坦
佛教陀罗尼咒符
展览中在日本、和阗、敦煌几处都展有佛教的陀罗尼咒符。日本的物品比较典型和完整：三个小型的木雕佛塔，内藏卷起来的细长纸条，纸条上写满汉文梵语的经文和咒语。展览时把小木塔中的纸条拿出来，装裱在一幅条幅上（图 11）。这组小木塔很有一番故事。日本历史上曾两次当天皇的女天皇，前次称孝谦天皇，后次称称德天皇，在其第二次当天皇期间（公元 764-70 年）极力推广佛教，命令制作百万小佛塔，中藏印刷纸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咒符。称德天皇驾崩当年，百万佛塔终于制作完毕，被称为《百万塔陀罗尼经》。此次展出的即是出自奈良地区的百万塔之中的三个。
在敦煌和和阗展区之间有三条类似的纸条，出自敦煌藏经洞；上有汉文和古于阗文字书写的经咒和鬼神的图像。那些精彩描绘的人身动物头的女鬼神是既能引起儿童和母亲生病的恶魔，也是能够预防和治愈疾病的神灵。三叶纸条均是双面的，不过展览时没有展示另一面。如果完整的话，应该是四叶十六个女鬼神。开头一叶有文字说明有十六个女神。画像生动，技法老练娴熟，令人感到这些神灵的存在。预想不到地突然见到这几条于阗咒符图很是令人兴奋。我曾在研究和田壁画的课题中直接研究并引用过这些图符。第一次亲眼见到，感觉就是不一样。像是亲自触摸到了古代和阗人的生活和祈求。
图 图11 陀罗尼符咒；左：日本奈良“百万塔陀罗尼”，公元 764-70 年；右：敦煌藏经洞汉文于阗文“十六女神咒符”，公元 836 年，现藏英国博物馆
这些咒语纸条是为儿童和母亲提供保护的护身符。唐代前后在西域和中原以及南方一直很盛行。1970 年代在和田还曾发现一个例子：一位农民在他倒塌的祖屋顶上发现了一个小陶罐。罐里藏着一张写有古于阗文的纸卷（现藏中国图书馆）。已故学者段晴翻译它为一段陀罗尼经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类似的纸条藏于小佛塔的例子也在中国南方多个佛教寺庙中发现。这些纸条通常被存放在木塔或金属塔中，像展览中展示的来自日本的那样，或放在珠宝盒里，与折叠的陀罗尼曼荼罗一起保存。
展品中还有一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纸质描绘的陀罗尼曼荼罗（图 11）。陀罗尼咒语和曼荼罗/祭坛图结合在一起作护身符的例子在实际生活和考古发现中很多，比如河南、陕西、四川、江苏等，多地有出土的实例。它通常是被放入一个小佛塔或小容器中；小容器包括项链坠、臂钏、发饰、首饰盒等等；其中的书画咒符有纸质、丝质、麻布质等多种。敦煌藏经洞中有很多，包括手抄本和印刷品。这里展出的陀罗尼曼荼罗图很可能是一个示范模版，也许还没有完成，但是也不排除它是准备用于实际情况中的。亲眼见到这些文物，似乎骤然间联通了古代与现代的桥梁。
图 12 曼荼罗图纸，敦煌藏经洞，约公元 8、9 世纪，现藏英国博物馆
丝绸之路上的绿洲 —— 古代敦煌的生活
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同时、但分别作出的以“丝绸之路”为名的特别展览，主题深度相关，相辅相成，完美互补。
图书馆的展览主要集中在来自敦煌藏经洞（莫高窟第 17 窟）的文稿和物品上。藏经洞的发现和“西方文物盗贼”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但道士王圆箓迫于生活的艰辛以及清政府的漠不关心而廉价出售文物的故事，却知者不多。展品中有斯坦因在敦煌拍摄的照片影集，其中有王道士的留影。藏经洞在 1900 年意外被发现之前封闭了大约有 900 年。洞窟中的文物约有七万件，其中五万多件被带到了海外。丢失如此之多的国宝，至今仍是中国人的心头之痛。在这些收藏中，斯坦因为英国收购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文物大盗”。经过 1960、70 年代的“破四旧”和“打、砸、抢”，眼见过中国文化遗产遭到严重摧毁，我觉得我们应该庆幸有像英国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样的机构对敦煌文物所做的保护工作，后人才得以见到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
顺便提一下英国图书馆三十年前启动的“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简写 IDP）。这个国际敦煌项目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加入，诣在把各自的敦煌收藏物品全部数字化，进入数据库。已经进入数据库的材料为国际性搜索和研究做了卓越的贡献，是我本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亲眼看到原始的手稿和文物更有意义。正如展览的标题所示：“古代敦煌的生活”，实物为我们提供了一千多年前敦煌人日常生活的亲切一瞥。图书馆展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展出几种不同双语的文稿，如梵文-汉文，粟特文-汉文，于阗文-汉文，回鹘文-汉文，梵文-藏，藏文-汉文等等手稿。这些手稿突显了西域与敦煌的外交和文化联系。有一件跟和阗相关的文件，前文已经提到过，用于阗文和汉文同时书写（图 13）。书写人为来自和阗的“于阗使，”于阗名为 Ca Kima-sena，汉文名叫张金山。“于阗使”的任务是为和阗王寻求一位汉地新娘。这位同时用于阗文和汉文书写文件、并精通粟特语和印度语言的“于阗使” 还给敦煌带来了印度医学文献的于阗文翻译文本。这些文件生动地展示了古代和阗地区和敦煌在语言文字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的紧密联系。
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是敦煌人对佛教的虔诚。一件文书详细描述了一位名叫邓自意的10 岁女孩在公元 914 年立志遁入空门成为尼姑（图 14），文件描述其为 “容姿顺丽，窈窕柔仪，思念空门如蜂念蜜”；好一个“如蜂念蜜”！另三本文本则展示了一位 82、3 岁的老人，在公元 905 年和 906 年间用割破自己手指把血液和进墨水的方法，不断重复抄写《金刚般若婆罗密》经的本子。这样的虔诚行为不禁令人思考他们的做法是完全出于是宗教热情，还是现实生活过于艰难使他们期望在今生及来世过上更好的生活？
图 13 于阗使 Ca Kima-sena/张金山出使敦煌文件，公元 982 年，现藏英国图书馆
图 14 左：邓自意出家许可证书，公元 914 年；右：无名八十三岁老者刺血手抄陀罗尼经抄本，公元 905-906 年
二十世纪敦煌生活——后记
敦煌古代居民对佛教的虔诚精神——以这位小尼姑和年老的经文抄写者为例——与 20 世纪那些致力于保护和研究敦煌宝藏的诸多个人的奉献精神，遥相呼应。在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失的消息传出后，一代新的维护者出现了。很多艺术家和学者走访，定居敦煌，并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致力于保护敦煌洞窟及其文化遗产。
1980 年代，我有幸在兰州拜见过敦煌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常书鸿，并在北京去过他女儿常沙娜教授的家拜访。常沙娜出生在巴黎，但在敦煌度过了她的少年时光，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临摹和研究敦煌洞窟壁画。在敦煌，我还见到了敦煌研究院的第二任院长段文杰，以及我的父母的两位艺术学院时期的同学（他们在 1950 年代初被派往敦煌工作）。当时我和同行的同学们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艺术史论的硕士研究生，作为实地调研活动，去到敦煌。在那里，段文杰所长诚恳地、几乎恳求似的鼓励我们毕业后去敦煌研究院工作。尽管我们中有人表示有兴趣，但最终没有一个人真正响应这个请求。当时，敦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异常艰苦。那时，接受这样的职位往往意味着要在一个孤立且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一生。面对段文杰及其敦煌研究所的前辈们期望的眼光，我一直以内疚的心情有意躲避他们的目光。不过，尽管我选择了去追求更广阔世界的机会，但我一直深深地尊敬和钦佩那些留在敦煌，奉献一生的人们。
敦煌研究所的前辈们都有一种非凡的责任感，他们牺牲个人的舒适生活来保护国家的文化瑰宝，令人崇敬。他们的奉献精神与千年前曾生活在敦煌的人们的宗教热忱何其相似！保护敦煌是他们毕生的信仰。
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女士最近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描述了 20 世纪敦煌生活的情景和敦煌人的精神境界。那些希望了解这些现代守护者的精神和奉献的人，建议去阅读她的著作。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七六五期(cm0125e)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