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昨日）
苦难深渊与坎坷生涯
反右之后，被打成右派的学生们坠入了苦难深渊。
右派学生钱如平在反右后期，以“谈论”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号召要预备刀枪准备战斗等，他在夜里贴完大字报后即跑回浙江老家，但很快被公安局破案抓了回来，开全校大会宣布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钱如平的行动被陈奉孝认为是打横炮，非但不能帮助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因为在当时，即使是北大最活跃的一群右派，也是为了要帮助共产党进行改革，而不是要推翻党的领导。钱如平的行为，超出了当时右派学生们对自己的定位。
当然即使这个定位，也已大大超出了官方的容忍度。陈奉孝于1957年9月16日，在试图外逃时被捕入狱。
张景中、杨路和百花学社的几名骨干分子、发表了“反动”观点的极右分子，于1958年2月8日被送劳动教养。
帮陈奉孝油印《广场》刊物的孙传仪，被定性为《广场》集团骨干，于1958年2月15日（除夕）被送劳动教养。
梁世辉、茹新民、洪允楣、于劭、张世林、吴其斌、李权、刘巽仁被送往工厂，李颢被送往农村劳动考察。
这些热情单纯的学生从进入公安局的那一刻起，立即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与张景中、杨路同一天送劳教的中文系右派学生王国乡回忆说：进了公安局，杨路轻蔑地一笑，立刻被警察一拳打到墙角。
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这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是如何适应的呢？
作为百花学社的组织者，陈奉孝对于被捕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才会有外逃的行动。被捕后，因为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甚至做好了被判死刑的准备。宣判后得知被判15年，他说：宣判后我突出的感觉是高兴，甚至是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临去前我估计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实际只判了15年。当时我想，我虽不能像旧小说里所描写的，有些绿林人物临死前说的豪言壮语“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我毕竟只有22岁，15年后出来不过37岁，还是正当年，还能有所作为。后来的劳改生涯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张景中说：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发表这些言论，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理。但同时又觉得还是应该去劳动，因为劳动也是建设，也是必需的工作；而且，到了农场我看到周围的农民可能比我们的生活还要苦。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庄附近挖沟，有一个农民就找到那个领着我们的队长，说我们劳动教养能吃饱，那他们也劳动教养好了。整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苦，我们的苦也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没有想到会有20年这么长⑩。
张景中的学生彭翕成回忆：张师曾考我是否能背诵东坡的《留侯论》，我是记得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⑪。”这或许是张景中在面临命运巨大转折时的精神支撑吧！
性格率真的杨路，则是一个管不住嘴的人，他说：我这个人，讲话不太考虑场合的，比如：大跃进那时候，总是说这也能发电那也能发电，我说：左右手搓一搓还能生电呢！于是被批了一顿。有一次出工路上，我想唱歌，就唱起了电影《夜半歌声》的主题歌，结果又被批判了，说我想表达什么？
劳改的陈奉孝因为多次顶撞管教，抗拒改造，受尽折磨，他多次被关小号，受过镣铐加身、吊打、老虎凳、枪毙死刑犯陪绑、被强迫跟吊死的人在一个炕上睡觉等折磨，十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他在九死一生中没有放弃过学习和思考，利用仅有的条件，阅读了马列原著和人民日报的重点文章，对一些重大事件如中苏分裂、文革等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两个数学天才张景中和杨路则用对数学的钻研和思考作为精神寄托，在超负荷的劳动和非人折磨中，他们从未放弃学术探讨。张景中回忆：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繁重不难想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随身带有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习题，忙里偷闲记个在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够想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对锻炼记忆力很有好处，也有助于形成不用纸笔想问题的习惯。我和杨路常常通信交流心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主要讨论的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其中很多和国外做重了，也有不少在二十年后才发表。
张景中对数学的思考和钻研已经到了超然忘我的境地。他的难友、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王书瑶回忆：在最困难的1960年，劳改农场中很多人饿死了，也有很多人奄奄一息，被送到病号队，只要有一点营养，就能起死回生。有一次，王书瑶送一个奄奄一息的右派难友去病号队，看见张景中也在病号队抢救，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有人在向他喂东西。过了两天，王书瑶再去病号队时，看到张景中已坐了起来，拥被而坐，面前摊着一本书，是《泛函分析》还是《复变函数引论》，记不清了。
后来王书瑶遇到同一个劳改农场的右派戴文葆，戴因为体弱，资格比较老，被安排管理劳改农场简陋的图书馆，戴文葆对王书瑶说：前些日子张景中神情恍惚地走到图书馆，问戴文葆：今天系图书馆开馆吗？戴说：今天系图书馆不开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张景中怅怅地走了，仍然那样神情恍惚，他整个精神已经麻木了，他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戴说，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的心在流血，饿到了这个份上，张景中还在想着系图书馆。
在几位苦难深重的同学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数54的其他右派也在痛苦的岁月中煎熬。
右派学生刘训善，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大学，在“四清”中因为是右派被清出，下放到卓资山中学任教。刘训善与一位农妇结婚，遇人不淑，农妇对他非常不好，不喝酒的刘训善痛苦之中开始酗酒，有一天猝然去世，离开了这个让他无可留恋的世界。
右派学生于劭，在工厂劳动考察后返校复读，插班到57级，因无法忍受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人格侮辱，退学回老家当了农民。
右派学生张世林，也在于劭之后从工厂回校复读，插班到59级，尽管他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半步，仍在1965年毕业前夕被打成“反动学生”，被送往南口农场劳动，1969年结束改造三进北大，又挨了近一年批判后才毕业离校，至此，他在北大度过了15年另类人生。张世林的老母不知儿子犯下了什么罪过竟遭此劫难，在寒冬腊月雪地里下跪为儿子祈求上天开眼。
数54级没有划为右派的同学们很多也在政治运动的跌宕沉浮中负重前行。王选等同学进入计算专业后参加了大跃进中上马的卫星项目红旗机的研制，在当时超英赶美的狂热气氛中只能日夜苦干，稍有不同意见或略有牢骚就被视为右倾，被批判调离。最终虽然完成了简单运行的献礼工程，王选却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患了重病，不得不回上海老家休养几年才得以恢复。同学陈良焜认为，王选的健康因此受到重创，他的英年早逝也与此相关。
数54级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在1957年反右时，他还是一名愿意做驯服工具的新党员，对于反右尽管内心有看法，但行动上仍是紧跟。然而在反右之后，左倾之风愈演愈烈，1959年反右倾时，数力系的原任总支书记林建祥、系秘书丁石孙均因对大跃进和瞎指挥提出意见，遭到整肃，林建祥被打成漏网右派，丁石孙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武际可对这种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做法产生了反感和厌恶，他说：从那时起，我才真正体会到对一切问题独立思考的必要性，我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感，慢慢由消极到逐渐远离，专心于教学了。
数54级比较幸运和顺遂的是毕业后被分配去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同学。李颐黎、朱建士、杜明笙、龙世猛、谢昌年等人荣幸地入选。尽管是在一片荒野中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但艰苦不是那一代人所畏惧的。他们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感，在为国效力的自豪和激情中忘我工作。同学们回忆了他们在工作单位九所接受的第一项任务：进行原子弹的流体力学模拟计算，当时的工具仅有算盘、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朱建士等三人的力学组提供方程和模型，杜明笙等四人的数学组紧密配合做数值运算，精度要求是十位有效数字，如何保证精度要求？当时只能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个一个数据来算，可要计算的是数万个数据！为保证计算的准确性，还采取了两人一组，背对背同时计算，要求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否则要由第三人进行核算后再确认。另外还有一个人拉算尺，检验前三位大数的准确性。人手不够，领导将其他组的大学生调过来，组织大会战，即使这样，一班人日夜奋战演算一个模型也要花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这样辛苦的计算居然要重复九次，原因是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已撤离。而苏联专家遗留下一个关键的技术参数，与他们计算的最后结果对不上，而这个结果对以后的一系列工作有直接的影响，到底谁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为此，1960年组织了多次力学、物理和数学专家的讨论会进行论证，在辩论中有时专家驳倒了他们，有时他们驳倒了专家。那时候，学术民主空气很浓，在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意见。出于谨慎，决定再计算。他们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一次一次地改变计算的物理和数学条件，都获得了完全相同的结果。他们确信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至于“老大哥”的那个数据，他们不管了。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从理论上论证了他们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给予长达一年多时间的“九次计算”画上了完满的句号，解决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性难题⑫。
朱建士、杜明笙们是幸运的，他们终有机会践行在北大接受的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迷信、求真求实的教育，而他们的同学如陈奉孝、张景中们却因为不屈从于强权、坚持独立思考而身陷囹圄，历尽苦难。
迎来第二个春天
1976年，中国发生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这意味着很多人的命运将面临改变。
之后，文革结束了，邓小平复出了。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55号文件发布。背负污名和重压20年的右派们终于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然而，春风未度玉门关，在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农场、社会底层劳动改造的很多右派们被封锁了这些不利于改造的信息。此时的张景中还是一个在新疆兵团劳动的劳教期满就业人员，而杨路在1975年才被劳改释放回到成都自谋生路做临时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即将到来。
然而，千里之外却有当年同时蒙难的老师和同学在关注他们的命运。1977年，当年北大数力系的助教陶懋颀和数54级学生赵立人都从其它单位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他们都是57反右的落难者。他们较早知悉55号文件，但他们没有陶醉于自己的时来运转，而是想到了仍然困顿在社会低层的张景中和杨路，他们了解张、杨的不凡天赋，决定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早日重返学术殿堂。陶懋颀、赵立人和一个北大师弟共同谋划此事，他们担心直接商调难以成功，决定先由科大发函邀请张景中来做学术报告，使他能离开新疆农场，把人“扣”在科大，再由科学院院长李昌在人代会期间请新疆领导允许放人，事情进展顺利，只待档案到来，此时陶懋颀担心夜长梦多，决定亲赴新疆取档，他坐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小飞机到张景中的农场所在地库尔勒，全然不顾颠簸和危险，取到张景中的档案，原路返回。从张景中那里，他们得知杨路的下落，又去办理杨路的调动，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两位劳改流放二十年的天才重新归队。此举令张、杨二人感激终生。
1996年，已调到北京计算机学院的陶懋颀老师罹患胰腺癌住院，张景中闻讯，带全家赴京看望，并亲自在床边服侍十多天。
1997年，陶懋颀不幸病逝。张景中不胜悲悼，他说：陶老师的逝世是我成年后经历过的最大的悲痛。
张、杨在重返学术讲坛后很快拿出了多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这令很多人惊诧莫名。如果回溯他们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锲而不舍地研究探讨数学问题的经历，就会明白这些成果背后的超凡付出。我曾询问张景中学长，在多年劳改、根本接触不到最前沿科技文献的情况下，您是如何使自己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平反后迅速在同行中名列前茅的？他回答：做数学研究主要靠思考，长期深入思考，有些基本问题要反复想才能想出新的思路。杨路学长也说：我们研究的是数学，主要靠思考。不像其他学科比如物理需要实验，而我们一直坚持思考交流。
张景中和杨路在1979年至1985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的六年中，合写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张景中说，他最喜爱的是生锈圆规问题的研究成果。生锈圆规问题即只用一个固定半径的圆规能做出哪些几何图形？张、杨进入这一研究后，很快得出了意外完美的结果，文章在国际期刊《几何学报》上刊登，审稿评论称：这结果如此惊人，如此重要，其方法又引人入胜。我无条件推荐它发表。美国著名几何学家佩多在《美国数学月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赞“杨和张是中国几何学界的阿尔法和欧米加”。
1985年，因两地分居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张景中和杨路同时调往中科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次年同时晋升中科院研究员，任研究室正副主任。此时，他们转入机器证明的新领域。
张景中1979年在中科大看到吴文俊先生提出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的论文，受到启发，开始了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他特别关注吴文俊的成果之后有待突破的难题——如何让机器生成易于理解和检验的证明的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论证，终于在1992年取得了突破，他提出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消点法，后来，杨路将消点法用于非欧几何，出版了英文专著。国际同行评价这一成果是计算机解决几何问题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1995年，张景中因这一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张景中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对自己一生的工作最看重的，不是获奖当院士那些，而是从新疆就开始思考的教育数学，数学教育是国际上多年无解的难题，我发现关键是数学本身需要简化整顿，即为了教育，要改造数学，把数学变容易。
为了普及数学，张景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撰写了几部数学科普书籍，《数学家的眼光》《数学传奇》《数学与哲学》《教育数学丛书》，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身，备受读者喜爱。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因为对科普的投入和贡献，他曾担任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与张景中合作半个世纪的杨路亦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与张景中合作无间，而又各有所成。他是中科院知识创新项目“不等式自动推理及其在高技术领域的应用”首席科学家，他所创的“多项式完全判别系统”被行内专家认为是“解决了实代数的基本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景中和杨路这一对甘苦与共的数学双璧，前半生投身于民主，后半生献身于科学。
在张景中和杨路还在困境中煎熬的1975年，他们的同学王选已经受命出山，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工作。在这之前的十几年，从研制“红旗机”开始，王选以长期患病之身，始终坚持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研究探讨，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坚持英语阅读和听力的训练，这使他的英语水平迅速提高。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积跬步以致千里，1979年7月27日，经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王选主持研制成功汉字精密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一张八开报纸底片。1980年9月15日，王选团队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排出了第一本样书，这一研究成果引发了我国出版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现代毕升”。
为了推广这一技术，王选致力于成果的商品化工作。1988年后，王选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1991年，王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世纪90年代，是数54级同学人生丰收的季节。1991年，当年的天才学生之一、北大数学系教授张恭庆因数学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的重要成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3年，在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周巢尘因计算机科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1995年，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胡文瑞因微重力流体物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同年，朱建士因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为中国“两弹”的突破做出重要贡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跨世纪后的2001年，在航天研究领域工作的刘宝镛因在导弹总体设计工作中的重要贡献当选中科院院士。
当年高手云集的数54级，高开高走，出了七位院士，两位两弹一星和宇宙飞船的总设计师。著名教授和研究员则不计其数。
如果回溯众多数54学生崎岖的人生之旅，就能够了解这些荣耀的标签远不足以彰显他们在漫长的跋涉中坚忍无畏的气概和壮志未酬的辛酸。不能以世俗的成败论英雄，对数54人尤其如此。在苦难与辉煌之间，有多少雄鹰折翼，龙行浅水。很多从57年开始，就遭受人生重创的数54人，尽管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尽了最大努力，发愤图强，锲而不舍，但仍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人生高度，他们的才华被时代摧折，但他们丝毫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母校北京大学。
一个集体的回顾、反思、融合
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人生风雨，在各自的岗位上奉献了所有心血和智慧的数54同学们开始面临退休。忙碌奔波的时光过去，他们开始检视过往，回顾历史。
最先写出回忆文章的是1957年最为活跃，之后也为之付出最大代价的陈奉孝，他的文章写于1998年5月19日，“5·19运动”41周年之际。他说：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湮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这篇题目为《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文章，刊载于季羡林主编的《没有情节的故事》，2001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其实，1957年的风暴及其后来所经历的一切在数54很多人心中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反右之后的右派处理中，数位同学身陷囹圄，多位同学提前结束了学生生活，被赶往工厂、农村接受强迫性的劳动改造。在毕业前全系大会上，右派学生被命令站到台上亮相。系主任段学复先生望着台上一排排青春稚气的面孔，不尽潸然泪下。
那些离开学校被劳改、劳教、劳动考察的学生所受的苦难自不待言，留在学校的右派学生也是度日如年。1957年以后，北大的大环境急剧左转，右派被作为阶级敌人看待，对右派学生的歧视和欺辱成为顺利成章的事情。这种歧视在数学系尤其严重。
段学复先生在右派学生上台时落泪的态度受到严厉批判，有大字报指责段先生竟如此同情右派，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从此，系领导不敢再表现出对右派学生的怜悯。右派学生不能参加任何娱乐活动，数54级右派潘軺湘回忆：当年各国大使馆经常在北大搞些宣传活动，有一次罗马尼亚大使馆在校办公楼礼堂放映电影，随便入场。我不知趣就去了，刚坐下不久，就被一位同班党员同学发现了，出于对异类的愤恨，他立刻穿过人群，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我这类人是不宜在此出现的，我当然就灰溜溜地离开了礼堂。而学校里有任何劳动，都会派右派去干，还有扫厕所、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也常是右派的差事。右派需要定期写思想汇报，向联系人检查自己对右派罪行的认识。在数学系，右派学生完全被排除在集体之外，任何集体活动，他们都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其他系，并不尽然如此。
这种严重的身份歧视与凌辱，加上反右期间及其后对右派上纲上线、强加各种罪名的荒诞批判，不可能不在右派同学心中留下痛楚和伤痕，也必然严重伤害到同学之间本来单纯的关系。
数54级各种身份的同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难免五味杂陈。数十年后历史被颠倒过来，右派同学从被众人唾弃的贱民，成为苦难深重的受害者。昔日曾极端对立的左右双方，该如何面对彼此，诸多高智商的数54同学，对这个问题也多少感到为难。
据当年的学生干部武际可回忆：首先释放出善意信号的是张景中和杨路。“我们听到张景中和杨路提出建议说愿意聚会，非常高兴。他们提出来，我们当然要组织啊！”于是在1988年，毕业三十周年之际，数54级有了第一次聚会。
曾经被人为制造的敌意割裂的同学们很多年后第一次相见，难免还有些尴尬和生分。但组织者精心的安排试图弥合这种裂痕。右派学生孙传仪回忆：1988年的校友聚会规模较大，聚会中虽未有人口头表达歉意，但毕竟都是高智商的人，是非观念并不糊涂，同学们的诚意体现在我的待遇上，如报销我赴京的来回路费，将我定为我们班的聚会召集人，几位同学先后为我联系京中的工作等。
其后的1994年（入学四十周年）、1998年（校庆一百周年）、2004年（入学五十周年）、2014年（入学六十周年），数54级先后组织了四次大型聚会，其间还有数次小型聚会。聚会中有交流、有沟通、有道歉，也有意在不言中的默默传递。我听说一些经历过反右等政治运动的集体，在后来聚会时，为了避免不愉快，会提前约定不谈敏感话题，而数54的同学们从没有这个禁忌。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了彼此。
在了解了右派同学经受了20年的非人折磨之后，很多同学都深感同情和歉疚。一个共同的感受是：当年真没有想到右派的命运会那么惨！一些右派同学也认为：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二十年的受难，如果知道这样的结果，学生干部和同学们应该也会手下留情的。不同身份的同学对过往都有真诚的回顾和深入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数54级在2005年编辑出版了《五十年情怀》——数力系54级入学五十周年纪念册，又于2014年编辑出版了54级入学60周年纪念文集《六十年情怀》和《六十年情怀续集》。三本书都没有正式出版，是基于要使所有人的文章都以原貌呈现，不删改一个字。
因为做校史研究的需要，我收集阅览了几乎所有北大不同系级的回忆文集，在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的出版物中，数54级的三本书最能够真实而不加掩饰地直面历史。
在回顾和反思中，数54级昔日的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表现可圈可点。当年的54级数学专业党支部书记陈良焜写了一万七千字的长文《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反右”运动》，详细记述了他所经历的54级数学专业反右运动的背景、重要事件的发生和处理、当时对重点人物的态度等重要史实，文中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背景情况，也如实袒露了当时一些极左做法的前因后果，有真诚的反思，也有至今仍不能得出更妥帖答案的惘然和无奈。尽管数54的右派同学们对陈良焜的文章并不全然认可，但在笔者接触到的北大反右亲历者当中，还没有哪一位运动主持者写出如此详实而又相对客观的回忆，陈文的记述对北大反右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是极其珍贵的。作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的责任感和真诚反思，很难想象能在六十年后留下这样的历史记录。
数54级当年的学生党员武际可曾两次接受笔者的采访，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回忆，他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表示对自己当年做了伤害同学的事深怀负疚感，并多次表示道歉。他是几次全年级聚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三本文集的主要编者之一，笔者能够由衷感受到他为弥合历史造成的裂痕，重新凝聚这个集体而付出的真诚努力。
数54级还有一些学生干部为自己当年对同学的伤害道歉，笔者了解到的有：党员陆玉英、几位班级团支部书记叶其孝、高如瑛、周炜。
右派学生们的回顾和反思更是动人心魄，发人深省。
陈奉孝发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后，又写出了长篇回忆录《梦断未名湖》，这本书主要着墨于他身陷囹圄20年的遭遇以及平反改正的经过。他的经历在数54级以及北大全校学生右派中堪称惨烈，但在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并不罕见，这本令人不忍卒读的回忆为北大右派以及整个国家右派的研究留下了珍贵资料。
继陈奉孝之后，于劭也写下了十万余字的反右运动回忆录，在数54级数十名右派学生中，于劭是一个非典型右派。他与数54很多学生一样思想活跃，曾是1956年给报社写信建议改革政治课教学的八名学生之一。但在57年鸣放中，他并不很赞成陈奉孝、张景中等同学的激进观点，他真实记录了当年自己既反左也拒右，跟同学洪允楣一起，试图走中间路线，最终又误打误撞落入右派阵营的过程，凸显了右派学生的多重性以及反右运动的荒诞残酷。
从右派学生的回忆中，很难看到二十年的思想改造对他们有多少影响，数54的右派中，没有人认为当年的“右”是错谬的，相反却有同学反思自己也曾经极左，比如在自己当右派之前，曾批判过其他右派同学。更有人说：我当年的思想其实不能算是右派，经过这些年的改造，成了真正的右派了。在他们回溯过往时也会有不同的意味，有些人较之当年多了一些理性，张景中以数学家的思考感言：我对很多事情是做了一些思考的，也看了一些书，慢慢地就明白了：这个公理系统是什么？一个社会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运转的？如果你触犯了这个原则的话，你很可能是要倒霉的。我还想，我不可能改变整个国家已经形成的公理系统，那就必须找到适应这个公理系统的方法。而有些人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当年的激情，自称为“怙恶不悛”。
提及自己为1957年的行动付出的巨大代价，大多数人都无悔于当年的选择。杨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被问到经历了二十年劳改是否代价太过惨重，他的回答一语千钧：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已经做了。
其实，像任何群体中的左、中、右一样，数54级同学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仍有很多差异，但是，在无数次的沟通、交流、反思、碰撞中，他们寻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从对立走向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一笑泯恩仇，而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君子风度。有些历史的伤痛恐永远无法平复，但这伤痛没有转化为戾气。如今，他们建立的同学微信群，气氛融洽，没有互撕，没有人恶语相向。数54级四班的潘轺湘学长告诉笔者：我们小班每月15日都要视频见见面，聊聊天。这耄耋之年的同学情谊令笔者感动和艳羡。
经历了七十年风雨的数54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笔者接触到的五十年代数十个北大校友集体中，没有哪个集体像他们一样高手云集而又饱经苦难，没有哪个集体能像他们一样直面历史，重寻道义，保持了超越时空，涵容左右的可贵凝聚力！
与54级同学情谊深厚又曾在57年同时蒙难的数学系助教程庆民说：“五四级”在整个北大和数学力学系都是极具才华而又饱经苦难的一届学生。在我的一生中，“五四”是恒星。
数54级，无疑是燕园璀璨星空中最亮的恒星。
注释
①郭健民《考上北大》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89页。
②洪允楣《教育贵在后劲》同上书第92~93页。
③笔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北师大、南开大学等1956年在校学习的几位学生，他们的学校当时都没有改变政治课教学计划，仍在学习《联共布党史》。
④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44页。
⑤陈奉孝《如此伎俩》见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218页。
⑥张景中《在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摘录）见《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1957年10月第23页。
⑦杨路《最后的宣言》同上书第17页。
⑧陈良焜《所忆所思话“反右”——回忆数学与计算数学专业54级的“反右”运动》，见《六十年情怀续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51页。
⑨同上书第53页。
⑩彭翕成《师从张景中》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8页。
⑪同上书第29页。
⑫傅樱等《杜明笙——鞠躬尽瘁为两弹》，见《六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入学六十年纪念文集》自印本2014第5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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