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动车在全球的势头
近来中国电动车在全球市场的迅猛势头引起关注。先用两张出自《纽约时报》有关报道的图表来显示这种势头。
图1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
图2 中国汽车产能几乎是国内需求的两倍
再用下图显示在车用电池、太阳能板等领域，从原料、部件、组装到成车，中国拥有巨大优势（我在图中用中文标出百分比）。刊登这张图的《纽约时报》文章问：当今世界脱离中国能否造出电动车电池？
图3 中国从原料、部件、组装到成车的优势地位
（二）中国势头如何形成
中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答：靠中国模式的产业政策。那就是：政府实行全面管控，支持、补贴企业，企业用命，结合低工资长工时与技术创新，不惮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先进技术，创造出巨大产能，以受补贴的低价向世界倾销。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大举投资电动汽车开发已有15年以上。为了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温家宝总理将电动汽车作为一项要务。2007年他任命上海出生、曾在德国奥迪公司任工程师的党外人士万钢执掌科学技术部。温家宝实际上等于给万钢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只求让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纽约时报》对这个过程有一篇详细报道，“中国是如何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引领世界的”，要点如下。
将近十年前，中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个战略的运作方式是：监管机构限制中国家庭的投资选择，老百姓只好把大量的钱存入银行，尽管存款利率很低。银行再把这些资金以低利率贷给初创公司和其他企业。据中国央行数据，工业净贷款大幅增长，从2019年830亿美元增加到去年6700亿美元。
中央政府指示地方政府为重点行业提供帮助。其形式包括为工厂提供廉价土地、为货运车辆修建新的高速公路、以及高速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研究计算显示，中国政府2022年为超过99%的中国上市公司提供了直接补贴。
中国压低工厂工人的工资，这有助于提高本国制造商的竞争力。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家庭搬到城市永久居住的能力，如果农民能获得城市户口的话，他们将有资格享受更好的劳动福利。中国禁止独立工会，警察会逮捕有意组织者。
仅四年前，中国还是一个汽车出口弱国，每年只向不太富裕地区的市场出口100万辆廉价汽车。现在，中国已大大超过了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每年接近600万辆。这些出口车中的四分之三是汽油发动机汽车，中国国内想买这种汽车的人较少，国内的电动汽车售价较低，而且给车充电要比给车加油便宜。
中国的领导人在过去15年里为纯电动汽车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大量补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扩大它们的产能，建造将这些汽车运往遥远市场(尤其是欧洲)的船队。汽车制造商今年在中国推出71款电动汽车，其中许多配有大量先进功能，但售价却低于西方同类配置的汽车。
尽管在起步时曾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目前在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在2011年中国政府就开始要求西方公司把关键技术转让给它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如果它们想让中国消费者在购买进口电动汽车时获得与国产电动车相同的补贴。要是没有补贴，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制造商无法与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竞争。
跨国汽车制造商做出的回应是，向当时在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上领先的韩国供应商施压，让它们在中国建厂。2016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宣布，即使是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它们需要使用中国公司拥有的工厂生产的电池，才有资格获得政府为消费者购车提供的补贴。这个政策导致汽车制造商（甚至包括韩国的现代汽车）放弃了韩国电池制造商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电池，将合同转给宁德时代等中国电池制造商。
中国公司目前为全球大部分电动汽车生产电池。电池技术在过去几年的突破意味着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更长。中国的锂离子电池出口额已从2019年的130亿美元跃升到去年的650亿美元。这些电池中有近三分之二出口到欧洲和北美。其余的主要销往东亚，通常在那里组装成产品后，最终销往欧洲或北美。
（三）中国的困境
确实，现在，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版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上，中国显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势。这是否表明推动这股势头的产业政策取得巨大成功？可以有两种答案。其一，是的，中国产业政策使得中国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远远抛到后面。其二，这种产业政策导致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困境。在国内，汽车业显现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在国际，除非世界向中国产品敞开大门，中国无法实现倾销。而美欧发达国家的“关门”已经处于“现在进行时”。
中国的困境不限于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领域。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它不仅生产了几乎是国内需求量两倍的汽车，还制造了以下一些魔幻现实：
——建造了足够14亿人居住的空闲住房。据“央视”报道：2023年9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上表示，“现在房地产供应过剩，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各个专家估出来的数字相差很大，14亿人可能住不完。”。
——把高铁线路穿大漠、钻山洞、跨峡谷通到全国。据《纽约时报》报道，自2008年以来开通了4.5万公里高铁线路，连接了每个大城市和数百个小城镇。基建需要巨额贷款，仅国家铁路集团就借款高达6.13万亿元。往往在消费者有需求之前就开始建设。现在东部富裕地区高铁有足够乘客，节日期间还很拥挤，而西部连接一些小城市的铁路每天只开一列火车。全国仅有少数几条线路不亏损。许多高铁线路由省、市级政府的合资企业拥有，它们曾投资基建，但对交通运营的补贴能力越来越弱。今年5月多条重要线路提高票价。整体困境是，一方面，经营亏损，另一方面，基建投资贷款需要偿还。
——多年实行严酷的独生子女政策，直到2015年废除，一个恶果是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然后，一眨眼功夫，出现总人口下降，出生率大降。“教育产业”中，大城市托儿所面临小娃娃供给短缺。而由于大学一再扩招，大学一直增多，据报道，“2021年我国理工科博士的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7.5万”，同期美国只有4万博士生（其中包括大量外国留学生），又出现博士、硕士供给过剩。“婚姻市场”中，光棍汉存量过多，多出几千万适婚年龄男性。
——银行系统积累大量债务。曾经多次发生大批银行资不抵债，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政府出手“剥离不良资产”，解救它们。不良资产收到专门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华融、信达、东方、长城)，“追收、拍卖，尽可能为国家挽回损失”。大部分不良资产贱卖不成，就报销了。承担损失的不是“国家”，而是亿万“国家主人翁”，不过他们难以知情也无法表示同意或反对。
这些现象的根源是制度，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已经陷入全面困境。
当然，需要承认中共制度的“韧性”。它一次又一次度过重大危机，包括六四危机、2008金融危机、“疫情清零”危机，等等。政治学家黎安友2012年提出针对中国的“韧性权威主义”概念。自那以后中共体制又坚持了十多年。现在的危机是否严重到使它再也无法“韧性”存活？中国的转型，终究要在内部由中国人解决。
认识到中共体制的全面危机状态，至少，可以减轻对中国电动车势头的担忧，也增强否定中国产业政策的理由。
（四）分析产业政策的利弊成败
现在从经济学角度，结合历史实例，对产业政策作详细一些的分析。
人们经常提到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显著例子，是二战后日本、德国政府大规模实施促进特定产业发展的政策，带动1950-60年代全面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在钢铁、汽车、电子消费品（电视、音响等）等产业的成就尤其突出。后来其他一些“后发经济”如韩国、台湾在经济起飞阶段也实施了产业政策，例如台湾1970年代“十大建筑”，聚焦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取得可观的成绩。
产业政策的成功基础是，政府选定正确的方向，有效地动用资源，实现恰当的目标。一般来说，成功的例子多半属于以下这样的情况：一个产业已经有先进国家开拓了方向，奠定了基础，而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选择了恰当的目标。
美国从来没有青睐产业政策。美国主流传统是坚持小政府，信赖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高度警觉政府效率低下、腐败扰民等等。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合著的《狭窄的通道》，描述了建国早期，对其他国家会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来解决的任务，美国通过特色的“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成功完成了。当时联邦政府机构小，税收少，却不乏创意。例如，要修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线，不设铁道部，联邦政府向铁路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以及铁路沿线一定宽度的土地所有权。私营公司用贷款修铁路，建成后，又出卖沿线一些土地。开发商进而建造了铁路沿线的许多城镇社区。例如，要设立连接千家万户的邮件输送网，1792年第一届国会通过了“邮局法”，设立联邦邮局。联邦“小政府”中，它成了雇员最多的大机构，而它的业务主要由私营合同商承担。到1828年，美国按人口平均的邮局数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五倍。写了著名的《民主在美国》一书的法国人托克维尔1831年在美国西部地区旅行考察，如此盛赞美国邮局服务：“信件报纸在这荒野林区令人惊异地传递。我不认为在法国最文明开化的地区，会有像这个荒野地区存在的如此快速或大量的智力传递运动（intellectual movement）。”邮路提供了“人们心智之间伟大的连接”，也促进了商业信息传播，包括快速申请、获得专利。
美国人从来不认为，许许多多重大事务，需要靠政府机构、产业政策来完成。历史上如此，现在亦如此。最近几十年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些行业，例如搜索引擎（谷歌）、社交平台（脸书）、AI软件（聊天GPT）等等，差不多都是由创业者在“车库”建立启动企业（start-up）而创、闯出来的。强调这个传统，可以帮助理解美国主流对产业政策的深重抵触意识。
一般来说，政府实行产业政策，在开发新兴创新产业的领域，没有优势。原因是，没有人能在初始阶段判明产业发展方向，没有人能提前选出赢家。政府官员不能，甚至优秀企业的主管也不能。
举实例来说明这个要点。上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移动通讯设备（手机）和个人计算机。这两个行业的初期历史显示了创新产业发展的困难所在。
移动通讯设备的发源地是美国AT&T公司。它是受政府管控的垄断企业，电讯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曾经是全球最大企业。它拥有的贝尔实验室，则是绝无仅有的一家公司实验室，出过十项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移动通讯设备的工作原理（发射塔网络）和初始产品，就诞生在那里。AT&T还拥有电话电讯设备制造部门（西部电器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那时候，中国电子工业部、邮电部等等合起来的家当，恐怕比不过AT&T一家公司。AT&T高层主管认为，美国的有线通讯如此发达，即使荒山野地的孤零零一家，也必须按1934年国会通过的“普遍服务”法接通电话线，城市里则到处是电话亭，因此，他们判断，手机无足轻重。那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决策。AT&T在手机产业兴起时无所作为。等到手机大潮威胁到公司生存，才动用巨大财力，买下一家手机通讯公司，挤进手机服务行业。现在手机人人必备，有线电话倒真是无足轻重了。
再看电脑行业。IBM公司1952年4月19日发布第一台商用科学电子计算机IBM 701，是第一款投入批量生产的大型计算机，1981年又发布了小型机IBM-PC。当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依赖大型主机，众多使用者在终端前工作。1980年代我到美国读研时，大家都是到学校计算机室，面对一个一个终端屏幕工作。另一个方向是，开发能力足够强大的个人电脑，使用者可以独立用它完成任务，再通过英特网连接。当时没有人能判明，“正确”的方向是什么。IBM选择了发展主机。后来，市场、大众选择了个人电脑。IBM偏离了主流。到1990年代，它把业务集中到计算机服务、软件和大型主机与科研。到2005年，干脆把微机业务卖给Lenovo公司，退出这个快速增长的行业。当今世界是个人电脑的天下，大型主机只有科研机构、政府部门还需要用。
美国没有电讯工业部，没有电子工业部。AT&T、IBM实际上居于主导产业发展的地位。不仅如此。这两家公司都在纽约大都市郊区，IBM在北郊的纽约州White Plains（白原），AT&T在西郊新泽西州的Basking Ridge（“日浴脊”，这个地名的来历是：早期到这里的人们看到许多野生动物到这个山脊来躺平，晒太阳，basking）。两地相距不远。当年AT&T一位“司局级”主管曾经告诉我，宇宙的中心就在这两点。如果美国真有电讯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部长们会做出更高明的决策？
更高明的决策的一个例子是乔布斯。苹果公司的Mac计算机、苹果手机在两个产业都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苹果公司艰难的发展史表明，它的成功与产业政策无关。反之，幸好美国没有像AT&T、IBM主管那样的政府部长管控产业发展，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得以脱颖而出。不是产业政策，而是美国的市场机制，为乔布斯那样的天才提供了基础。
再来看日本。二战后日本由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主导产业发展。在计算机行业，通产省力图沿用在钢铁、汽车、家电等行业的取得成功的“引进-消化-改良”路径，快速缩短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大体上跟随IBM的主机路线。通产省联合日本电气、日立、富士通和东芝等五家企业在1976年组成为时四年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LSI)，政府大量出资。VLSI主要分为五家企业共同研发的基础共性技术与内部单独研发技术两条不同线路，目标明确，要提升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技术，制造高标准产品并实现量产。1980年VLSI计划宣布胜利结束，确实大为提升了日本整体集成电路水平，也为日本在80年代以DRAM为切入点成为高科技国家。
这个产业政策取得成功之时，也就是日本计算机行业在全球衰落之始。以个人电脑、移动手机为代表新潮流兴起。个人电脑和手机所用芯片重在灵活、处理信息能力强，并不要求非常长久的稳定性，也不需要满足过高的技术指标。
在80年代后期，日本通产省在计算机发展方面判断失误，仍然把主要研究力量投入到大型计算机的开发上，注重发展所谓第五代计算机，还有生物计算机、神经计算机等等。在新潮流中，除了日本的整机厂商，没有多少个人电脑公司愿意把日本人用25年保质期技术生产出来的昂贵而高性能的DRAM装在自己的机子里面。以后，日本在个人电脑行业，一直乏善可陈。现今也没有一家日本企业还专注于DRAM市场了。
在通信设备方面，日本在架设2G网络时没有采用国际通用GSM规格，而是研发了特有的PDC规格。这使得90年代国外手机厂商无法走进日本，日本手机厂商也很难打开国外市场。因此，日本手机厂商偏安一隅，缺乏竞争和创新意识。松下、索尼等公司迟至1997年才在全球推出自己品牌的移动电话和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日本手机彻底失去竞争力，手机产值在2003年后逐渐下跌。
综上所述，产业政策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不用产业政策，也有极其成功的例子。下面来分析美国电动车行业的情况。
（五）对美国电动车“产业政策”的分析与批评
不久前我在《“挖呀挖”与通货膨胀》一文中讨论了能源政策，反对“挖呀挖”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主张、肯定开发绿色新能源及使用新能源的产品的政策。文中具体介绍了对消费者的优惠政策，仅简略提及“就生产方而言，方向正确的能源政策，是大力促进开发新能源、生产新产品”，未展开。现在谈产业政策，主题是对生产企业的政策，正好可以作进一步讨论。
2022年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2022》(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简称IRA)。它包括对消费者的补助，例如买一辆电动车提供$7500，也包括对企业的补助，例如对光伏生产的全产业链(包括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背板、逆变器等各环节)进行不同程度的补贴以提振本土产能。这个法案立意良好，也有关于其正面效果的报道。
经济学家斯崔恩（MICHAEL R. STRAIN）最近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该法案中相当于产业政策的内容提出批评。斯崔恩是著名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政治经济学部主任。美国著名的自由派智库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这两个机构的学者在政策问题经常持对立观点，也曾经对特定课题合作。那是一种健康的学术研究机制。
插一段闲话助兴。记得弗里德曼说过一个有趣故事。在关于政策的讨论会、听证会上，与会的各业专家、各种倾向的社团代表会从不同角度来评价政策利弊。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会场中的经济学家们就撇开其他人，自成一群，辩论起来。他们使用共同的专业语言、共同的分析工具（当然，也会表现不同的政治倾向）。一项政策总会有特定的利弊，但是，由于政策改变了市场供求关系，一般地，会导致一种（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净福利损失（net welfare loss）”，在供给-需求曲线图中表现为一个三角形。他说，对这个三角形面积（即政策的负面效果有多大）的估算，咸水区经济学家提出的数值，差不多总是比淡水区同行提出的要小。前者指位于海边波士顿的哈佛、MIT的学者，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干预，后者指位于密西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他们更倾向于反对政府干预。弗里德曼以词锋锐利著名，他说这个故事，有讽刺之意（价值倾向介入科学研究），但基本点是，经济学辩论，终究要靠以“科学的”方式提供的实证结果，来判断观点的有效性。大家辩论的焦点，经常是数据是否恰当、模型是否有缺陷。
斯崔恩对IRA的批评，重点针对补贴生产者。他建议，取消给生产者补贴，省下来的钱用于减税。如果企业在电动车等领域作了实际投资，当年完成的投资额就可以在报税时冲减。
对具体的政策建议，作专业的讨论，经常要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斯崔恩提到的两种政策，给企业提供补贴还是减税，何者更优，经济学家会辩论。
我欣赏的是斯崔恩批评补贴政策的基点。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点出要害，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想要变得更像中国？”（“Why Should the U.S. Wish to Be More Like Chi... ）
本来，美国和盟国反对中国倾销，重要理由是中国政府补贴企业，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斯崔恩指出，美国按那个法案也提供补贴，随后，韩国、欧盟国家跟进，也提供了补贴。大家都补贴，要变得更像中国一样？
在最基础的层面，斯崔恩质问：为什么我们可以指望政府在选择赢家与输家、或者在配置稀缺资源中，会比市场做得更好？如果政府干预市场，它如何能避免任务蔓延、裙带关系与腐败？（注：“任务蔓延”一词的原文是mission creep，请ChatGPT翻译的，它还作如下解释：“指的是一个原本有限和明确的任务逐渐变得更加广泛、复杂或超出原计划的现象。这个词常用来描述军事、政治或商业领域中，项目或任务在没有充分规划或控制的情况下，逐步扩展到最初未预见的范围。”用在产业政策语境中，意思是政府官僚机构及其权力的未经授权的扩张。）
这其实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历来反对产业政策的坚实理由。
斯崔恩在反对产业政策的同时，还批评了川普第一任期实行而拜登延续的关税政策，那违反自由贸易原则。他还强调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那是很有见地的。确实，对新兴产业、新型产品，政府能作最大贡献、而市场一般不能有效提供的，是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资助。有研究表明，美国市场上成功的创新民用产品，例如上文提到的电脑、手机、电池、太阳能板，还有新药物、新疗法，以及太空探索、军事装备，等等，其源头，几乎都可以朔及联邦政府的国家科学基金（NSF）提供资助的基础研究成果。现在NSF的预算在减少，不利于创新企业、产业的发展。
（六）阿罗-弗里德曼-哈耶克三原则
现在来更一般地讨论经济学关于资料配置的基本原理。
按萨缪尔森的定义，经济学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科学。概括而言，解决经济问题有两个基本方式：“政府解”与“市场解”。前者的极端形式是中央计划体制，后者的彻底形式是自由放任、不受政府管控、干预的市场机制。
两位经济学家（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几十年前，就分别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条来自阿罗：对市场机制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凡是企业和其他组织能干的事，不要交给政府办。就是说，不要随意扩大政府管事范围。
另一条来自弗里德曼：政府推行干预政策时，尽量运用市场机制、市场运作原理。
我在以往讨论经济问题时，多次提到这两条原则。现在，考虑到产业政策，需要再加一条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在批判中央计划体制时提出的、后来又反复强调的忠告：
哈耶克：不要相信政府官员有充分的知识和高明的判断力，与市场机制中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消费者相比，更能确定“正确的”产业发展方向、选择“恰当的”的产品。
阿罗原则强调“市场优先”。那不同于“市场至上”。“市场至上”是在简中网上以“奥（地利）派经济学”名义高调宣传的一种片面的主张。现实世界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公共物品，外部性，非对称信息，非理性人行为，经济失衡与波动，收入不均甚至两极分化，等等，市场不能有效解决，需要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参与，合力行动。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一位从正面说，阐明政府干预要想成功应该遵循的原则，一位从负面说，强调政府办事有重大局限性。
按照阿罗-弗里德曼-哈耶克三原则，产业政策，首先，只是一种“次优”选择，其次，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时，还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再次，不要过高估计官员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
这三条原则适用于这样的体制：存在基本完善的市场机制，存在政府提供的法治环境，企业在遵守契约基础上竞争。本来，建立WTO的目的是在全球市场建立如此规范。中国加入WTO以后，一直不履行当初服从WTO规则的承诺，大规模使用违规、违法手段，其产业政策是其中突出的一项。政府有“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类。不能指望“榨取性”政府会按阿-弗-哈三原则行事。
美国今年大选川普获胜，MAGA运动改变了以往自由派、保守派对垒的局面。例如，共和党一贯批评福利制度，从来坚持小政府、自由放任、自由贸易原则，现在被川普改变了。美国的产业政策走向，现在难以明确判断。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七）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景
美国和盟国如何应对中国在全球倾销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等产品？
对应中国电动车（以及电池、太阳能板等产品）在世界市场的迅猛势头，涉及三方面事项。一是反中国倾销，二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生产出更优质而低价的产品，三是打破中国对重要金属原料的垄断局面。
在以上三个领域，可以说，都存在一些可能的、可行的对策。各种主张众说纷纭。也可以看到几乎肯定会出台的一项特定政策，那就是川普誓言要实施的高额关税。不仅对中国，也对盟国，也对邻国墨西哥。在美国，总统有权单独决定施加关税，但在国际领域，美国受许多贸易条约的束缚（例如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其他国家也会立即采取对抗举措。那会产生一场撼动全球贸易格局的大动荡。现在，美国和盟国一起限制对中国出口可以用于电动车的高科技产品，而中国限制对美国出口稀有金属。
如果从全局视角看，情况远不明朗。涉及太多复杂因素，太多的不确定性，需要审慎观察考量。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
当下的局面，一些论者提出，是美国模式对抗中国模式的“决战”，我认为，首先涉及的是美国模式的维系。二次大战后几十年，美国模式主导全球局势。美国模式的核心，是自由法治民主，是私有制市场机制，是普世价值，是与榨取性相对立的包容性制度。
最近几年，《经济学人》杂志多次点名，破坏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建立、维持的世界秩序的首要分子，是普（京）、习、金（三）、川（普）、内（塔尼亚胡）。（关于内塔尼亚胡的入选，需要作一注解。以色列反击哈马斯恐怖袭击是正当的，但是内塔尼亚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而战。他被指控腐败、欺诈和失信的案件，2020年5月就开庭审理。一旦停战，他还必定面临对以色列在情报和军事防卫两方面遭遇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的问责。他实施的极端军事行动，导致了人道灾难，也违背联合国、美国在该地区的基本战略目标，那就是，依据两国方案建立持久和平局面。）
现在川普再次当选总统。如果川普率领MAGA大军，以所谓“末日四骑士”（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为前导，冲到世界舞台，攻击目标是什么？要成就的目标是什么？是否会引起一场混战？川普多次赞扬普习金内，他会与他羡慕的独裁者作出各种违反正确原则的交易。例如，他曾经为了与习达成关税贸易战的交易，放弃了对香港民主派的支持。对普习金川内在全球联手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不容乐观。
（八）结语
本文关于产业政策所作经济分析可以概括如下。
按阿罗-弗里德曼-哈耶克三原则，一般而言，产业政策是“次优选择”，在通常情况下不可取。如果在特定环境下需要采用，需要有明确的、“正确”的目标和“有效”的实施举措。美国无需采用日本式的产业政策，更不应该采用中国式的产业政策。
应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美国还是应该坚持依靠导致以往成功的基本要素：充满活力的市场机制，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审慎制定、实施注重弥补市场缺陷、解救市场失败的政策的有限政府。
2024/12/10初稿
12/12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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