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朱胤臻：文革中一段公派留学往事
陈奉孝：文革中的兴凯湖农场
可 白：为康生翻案的《康生年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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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七四）·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四二期（zk2412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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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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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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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文革中一段公派留学往事 熊卫民·朱胤臻
【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兴凯湖农场 陈奉孝
【自由论坛】 为康生翻案的《康生年谱》（下） 可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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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文革中一段公派留学往事
·熊卫民·朱胤臻·
§导读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开始艰难地重启留学活动。１９７３年开始的赴英留学计划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文献、档案和访谈的基础上，本文梳理了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间赴英科技进修生从选拔、集中培训到留学、被提前召回的全过程，讨论了此次鲜为人知的留学活动对他们日后发展的影响，并对“文革”后期阻碍派遣留学生、妨碍他们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因素作了分析。在“四人帮”的干扰之下，包括这次留学突破在内的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的行动，实际都相当保守。只有改持开放态度，中国的留学工作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可能越走越顺。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高教部印发《关于推迟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的通知》，从此中国不再选拔和派遣留学生。不久后，已派出的留学生也全都被召回。直到１９７２年，也即首次派遣留美幼童１００周年时，以向法国、英国派遣３６名语言进修生为标志，被中断了６年的留学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１９７３年，中国启动了向英国派遣科技进修生的举措。原计划派遣６０人，实际上，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间只有包括赵忠贤在内的约４０名科技进修生被派出。但令人奇怪的是，随后的数十年里，这个群体基本被遗忘。被广为报道的是１９７８年底被派往美国的５２位“首航学者”〔１〕，仿佛他们才是留学中断后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２〕。
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间被派出的这些赴英科技进修生有哪些独特经历？这次留学有哪些特点，对那个时代有哪些反映？它们都是中国留学史、科技交流史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０１ 计划的启动
１·１ 重启留学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国重返联合国。在此前后，有众多国家同中国建交，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访华后，更是有不少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无论是同外国使领馆打交道，还是派人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中国都急需培养大量有外语能力的外交人员。而能最快培养这类人才的方式便是留学，教育主管部门也有和有关国家交换语言类留学生的渠道。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５日，国务院科教组〔３〕印发《关于向法国派遣学习法语进修生的通知》，决定向法国派遣２０名法语进修生；２个多月后的１２月４日，又印发《关于向英国派遣英语进修教师的通知》，决定向英国派遣１６名英语进修生，被中断了６年多的留学工作终于得以重启。
１·２ 英国提议恢复中英科学交流
英国是世界大国，二战前的数百年一直领导全世界。１９５４年，英、中两国政府建立代办关系。自１９５９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欣歇耳·伍德爵士访华以来，中英学术界也恢复了友好往来。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２日—１０月７日，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访华。他们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人座谈时主动提出，“我们希望能够接待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到英国去进修，为期在六个月以上”〔４〕。根据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达成的派遣留学生的口头协议，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中国共派出包括陈佳洱、梁栋材、张友尚在内的三批共２７位科技进修生到英国进修〔５〕。
“文革”爆发后，这些留学活动被停止。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中国驻英代办处向国内报告，生物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等人向代办处表示：“希望中国能继续派些科技人员和留学生来英国，恢复两国科技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６〕多萝西·霍奇金还提出希望再次来华访问。１２月底，中科院外事组认为，“从我外交政策考虑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总的来说对英的交流互访活动应该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表示，考虑到人员选择有困难，建议暂时回避继续派人赴英进修的问题〔７〕。
１９７２年３月１３日，英国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均希望有一些实质性合作。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艾伦·霍奇金、外事秘书邓纳姆、执行秘书大卫·马丁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北京，进行了为期１０天的访问。”〔８〕５月２５日晚上，他们和中方代表在中国科学院举行会谈，决定恢复两机构的科技交往，恢复中英之间的科学交流〔９〕。
１·３ 周恩来批准派人到英国留学
在周恩来看来，中国科技进修生的首选留学国应为美国。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他在会见李政道夫妇时就曾明确说：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１０〕。但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英国科学一直都很发达，虽然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未曾衰落。１９７２年底，周恩来决定响应英方建议，派人去英国留学。笔者尚未查到有关文件，但留学当事人沈恂、王克仁均曾忆及：１９７３年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时，有关方面表示，派他们去英国留学，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１１〕。当时有“外交无小事、事事报中央”，“一事一议、一事一报”之类要求，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惯例。另一位留学当事人张其善也在传记中谈及：“７０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后，我们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外交日趋频繁。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我国理工医院校５０名教师去西方国家进修，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１２〕，页８１）周总理说：“你们是头一批，是侦察兵，是先出去了解情况的。以后还会一批接一批陆续往外派。”（〔１３〕，页８３）
对留学而言，费用是关键。英方同意继续沿用“文革”前模式：访问者的往返机票费用由派出国出，到访问国后的有关费用由访问国出。
§０２ 人员的选拔、训练和派遣
２·１ 选拔
１９７３年１月２日，国务院科教组向少数几个省部级机构下发《关于１９７３年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事》，称：“经中央批准，今年４月将向英国派出１５０名英语、理、工、医学留学生。”〔１４〕其中，英语９０人，理、工、医６０人。理、工、医进修生指标安排如下：
中央部委（中国科学院１５，国防科委３）１８人
北京市（北京市科技局５，北京大学３，清华大学２，北京航空学院２，北京工业学院２，北京钢铁学院１，北京化工学院１）１６人
上海市１２人
天津市４人
小计５０人
卫生部选派医学人员１０人
共计６０人〔１５〕
各机构随后按要求，根据“我国急需和英国的特长”提出具体进修专业，并进一步将指标分配给相关基层单位。之后，各单位再依专业挑选合适人员。遴选标准也由国务院科教组规定，包括：
１）政治上符合出国人员规定
２）身体健康
３）大学毕业
４）有一定实际工作能力
５）年龄在３８岁以下
６）有相当的英语水平（最低能读专业文献）〔１６〕
条件５意味着须出生于１９３５年后。而该年龄段的人上大学时，学校外语课程已基本只教俄语，也即难以满足条件６。所以实际入选者中，有一些年龄超过３８岁（如孙曼霁、朱晓东）。
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突然获知自己入选的。基层单位并不通知大家有留学机会，也没有自荐、公示一类程序，而是由领导层（当时在各单位掌权的多为工、军宣队）内部商定后直接通知入选者。
沈恂回忆说：１９７３年初，我正在西安二机部所属的２６２厂参加β－放射性污水连续监测仪样机的研制，突然接到所人事处陈玉敏的电话，叫我尽快结束在西安的工作，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英语，准备去英国留学。〔１７〕
实在太过突然，他根本不敢相信，甚至觉得这是同事是在和他在开玩笑。〔１０〕
王克仁也回忆说：我所在的研究室的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他还是老红军，是研究室的实际负责人）告诉我，选了我到英国去留学。但我不知道选拔的过程，也不知道谁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１８〕
人选确定后，各基层单位再组织入选者填写《出国学习人员登记表》，一式三份。根据要求，应于２月２日前将其中两份寄送国务院科教组。〔１９〕
在填写登记表的同时，各单位还按照（７２）科教字０８８文件给入选者办理政审和出国审批手续。手续很繁复，其中，报到国务院科教组的政审材料由基层单位党组织开具，由省部级主管单位审批。出国批件还需北京市、公安部审批。
沈恂对出国批件作过回忆：在我的出国批件上，签字的有关领导竟然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的名字，足见当时出国审批程序之严格。〔２０〕
２·２ 训练及派出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绝大部分学校都不再教授英语，入选人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听、说能力普遍不高。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４—２６日，６０位入选人到北京语言学院报到，进行集中培训。根据入学时英语考试成绩，６０人被分为快、中、慢三个等级、六个十人小班〔２１〕。大家边废寝忘食地学习、练习英语听力和对话，边等待与英国接收单位的联系结果。
１９７３年６月，首批派出名单公布，分别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孙曼霁、吴祖泽，上海瑞金医院胸外科的张世泽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沈恂。他们四人于同年７月启程，成为赴英访问学者（Scholarship），大使馆称其为“进修生”。科技进修生们分多个批次派出，至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５日前，共派出约４０名科技进修生，详见表１（略）。
沈恂向熊卫民介绍过他被录取的经过：
我没有填写过英文的简历，也没有向英国方面写过申请信，更没有知名专家的推荐信。那个时候，我们不懂国际规则，认为一切都应由组织来定。我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沈淑敏（副）教授给我定的学习方向。然后研究所向（国务院）科教组提，科教组再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提，再由该协会去联系英国的接收大学（及合作导师）。出国前，我并不知道我将去什么机构。到英国后大使馆才告诉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让我到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去进修。〔２３〕
稍后派出的王克仁情况也类似。略有不同的是，他记得自己写过志愿。把志愿交上去、传递给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后，再由后者帮他们联系学校。〔２４〕
经费本该是影响留学的重要因素，但对这些科技进修生而言，鉴于在外费用已确定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支出，便不是问题。从沈恂、王克仁等人的经历可以看出，影响这次派出的，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
（１）英方是否有教授愿意接收：当时中国尚未引入托福（TOEFL）等受国际认可的英语测评考试，这些进修生连英文简历及申请信都没有，遑论推荐信，在国际同行面前可谓“一张白纸”。
（２）政审和出国批件：与语言进修生不同，科技进修生将到不同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难以严格遵循“二人同行”，政治风险大增。多级政审和出国审批耗时很长。
行前有为期两天的政治教育。对此，沈恂曾谈及：主要是牢固思想：我们出国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宣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然后才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２０〕
当时中国没有直达欧洲的航班，不同批次的科技进修生乘坐不同国家的航班飞赴英国。国家极度缺乏外汇，他们个人更是捉襟见肘，由于担心在机场中转时使用卫生间需付费，飞行途中，他们连乘务员送来的水也不敢喝，寒酸、窘迫之至（〔２３〕，页８４）。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方面对这个留学计划也非常重视。临行前３天，驻华大使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在英国大使馆亲自宴请第一批四位留学生，并派大使馆一秘到机场给他们送行。〔２５〕沈恂回忆：这位大使会说中文，亲切和蔼……艾惕思大使的使馆宴请说明了英国政府当时对中英科技交流的重视，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或之后是否还有任何国家驻华大使宴请我国留学人员的例子。〔２０〕
§０３ 科技进修生的学习和工作
飞抵英国伦敦后，中国驻英大使馆官员在介绍英国国情和注意事项后，就安排他们前往英国为外国留学生办的语言学校补习（〔１３〕，页８６）。英国方面很有经验，还让他们住在英国家庭中与房东“同吃同住”，以增加与英国人接触的机会〔２０〕。一至三个月后，当老师认为其英语水平基本过关，他们便被安排到各科教机构与不同的教授学习、做研究，有的还会根据教授建议选修课程。
进修生们早先在行程中已受到颇多冲击，抵英后更是如此。所见与国内宣传不同，原来外国并非水深火热，这里充沛、富足、美丽，工作人员热情、友好。没过多久，有一位进修人员竟精神失常，臆想英国方面在制造幻象欺骗他。不久后他就被送回国治疗。其他人则很快适应真实的世界，他们认识到自己来自一个封闭、贫穷的国家；他们也有很强的荣誉感：一定要抓紧机会，认真学习，好好做研究，绝不能丢中国人的脸。〔２６〕
以沈恂为例，除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注册和学习辐射物理外，他还通过新结识的英国教授联系了伦敦理工学院数学物理系主任的柏林教授，向他学习微剂量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后来又联系了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格瑞实验室（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Gray Laboratory），在那工作和学习了３个月〔２０〕。
§０４ 大使馆对进修生的管理
进修生刚到英国，就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学习了注意事项，如不许跟台湾地区的人接触，不许跟苏联人接触，不许同外国人谈恋爱，不许看电视娱乐节目，看电影应以有利于专业学习为原则，不许攻读学位等等。沈恂等希望政策有所松动，还于１９７５年努力争取过学位。他回忆说：“我参加了全课程的学习，还发表过论文。大学表示可以给我硕士学位。我便向大使馆请示，可大使馆不允许我接受。”〔２７〕
４·１ 节省经费上交
对于英国提供给科技进修生的生活费，中国大使馆亦有严格规定：每日餐费６６便士（其中早餐１６便士，中晚餐合计５０便士）；零用钱若干（数值变动，总趋势越来越少。沈恂等第一批次人员，“批林批孔”运动前是６·３英镑／月，运动后降为４·３英镑／月〔２０〕。张其善等第三批次人员，零用钱则降为２·５３英镑／月）（〔１３〕，页８９）；其余花费记账报销，结余金额则要省下来上交使馆，大约每人每月要上交２０－３０英镑。
可支配经费过少，严重影响了进修生的深度社交。英国人喜欢去咖啡厅、酒吧交流，并不时举行AA制的聚餐会，同事间的聊天话题也会与业务密切相关。可便宜的咖啡一杯也得１０便士，聚餐一次大约要交２英镑，每月只有２·５３－６·３英镑零花钱的中国进修生们囊中羞涩，难以参与其中。
４·２ 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
大使馆会对留学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方面早已形成一套管理办法：除经常性地在使领馆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过组织生活外，还要求他们一年或两年回国一次，以进行专门的政治学习和国情教育。
对于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的科技进修生，除未要求他们在留学中途回国进行政治学习，也基本沿用了此套管理办法。王克仁回忆：当时我每个月都从南安普顿回伦敦，到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招待所参加政治学习。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党员会。在那次会议上，赵忠贤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所以，赵忠贤是在伦敦转正的。〔２８〕
据沈恂、王克仁回忆，留学生对政治学习并不热衷，对于“批林批孔”运动，只是敷衍了事。
４·３ 二人以上同行
“外出活动应二人以上同行”〔２９〕是当时一条外交“铁律”，对大使、出访外国的代表团均作此要求，对赴英学习语言的留学生亦如是，达不到要求的则要受批评、处分。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９日，国务院科教组外事组给中国科学院政治部发函，称中国科学院１９７３年１０月选送到英国的语言进修生朱某某“平时学习不用功，上课时爱作小动作，生活散漫，组织纪律性差，二人同行坚持不好。经批评后在小组会上检查了错误。”〔１３〕另有一些人，“问题”更严重。譬如，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国务院科教组就曾函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根据你馆报回七个学生的思想表现，经商国内有关单位”，提出了三种程度不一的惩处意见。
如此严密管控也做不到“绝对安全”。１９７３年左右，一位在伦敦附近小城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发生“叛逃”。这之后，语言进修生们被集中到位于伦敦梅德维尔街的中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招待所集中学习。请来教他们英语的老师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二位夫人——在政治上也很可靠。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尽量少出门，出门尽量“三人同行”。
不过，对科技进修生而言，这项规定却难以施行——他们即使被分在同一所英国高校，也会分属不同的实验室。因此，可以破例，但应尽量遵守。譬如，到英国的老师、同学家里去做客，就应当“二人以上同行”。沈恂对此有过回忆：有一次，诺尔曼·坎姆博教授邀我去他家用餐，并请我向他的邻居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向上汇报，得到了大使馆的批准。因为当时大使馆希望我们给人的印象是非常自由的。而且，我们还肩负着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任务嘛。但大使馆要求我再拉一位我的中国朋友去——在这种场合还有另一个人，能起到监督、证明的作用。〔３０〕
§０５ 终止派遣和提前召回
１９７４年６月２５日，国务院科教组向上海市文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广东科教办、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卫生部发出《关于不派出１７名尚待赴英的理工医进修生的通知》：“鉴于英方对两国互换留学生一事设置障碍，我对此应有所表示。经商外交部，所余１７名学生不再派出。希各单位做好思想工作，妥善安排。”〔１２〕就此终止了对赴英科技进修生的派遣。
表２ 未能按计划赴英的科技进修生名单及其成长状况〔３１〕（略）
上述通知并未谈及英方具体设置了什么障碍，只笼统地说是英国的错。此说难以服众。未能按计划派出的朱本瑜认为，是“批林批孔”运动中断了他这一次的留学梦〔２０〕。已经派出近一年的沈恂等在英国也听说实际是中方的原因：当时搞“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想借机批“周公”，称中国不应派人去资本主义国家留学。〔３２〕此外，一份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亦有类似记录可佐证：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０日，一位被称为Mr．Liu的使馆工作人员悄悄告诉相关人士，“目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将使英国极不可能再接收到中国的高级访客；在１９７５年之前，最好也不要再建议派更多英国人士去中国”。〔３３〕
未派出的进修生不再派出，已派出的也被提前召回。国务院科教组〔７３〕科教外字００５号文件明确宣布要派科技进修生去英国进修二年，可实际只进修了一年多就让他们归国。张其善曾向传记作者忆及使馆文化处两位官员要求大家归国时的说法：“上面有精神，你们到英国学习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超过一年能回去的尽早回国。”（〔１３〕，页１００）
特殊情况可以打报告给大使馆申请延期。大使馆和国内的单位商议，相关单位均同意后再略为延期。譬如，物理所的李银安申请延期三个月，至１９７５年９月底再归国。物理所同意，中科院人事局也同意。他们请示教育部，教育部再给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去函，请大使馆“根据具体情况酌定”〔１２〕。
也有可以在英国待更长时间，但自愿提前返回的。沈恂是其中之一：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当时英方希望我再留一段时间，中国大使馆也同意，但我不太愿意。主要是我在英国生活太苦了。当时大使馆给我们定的标准太苛刻了，一天６６便士，根本就不够我们吃饭……实在是太苦了受不了，我同意提前返回。〔３４〕
由于超出航班限制的行李额，进修生们回程只得先乘汽车、海轮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再坐火车，经苏联莫斯科、西伯利亚回国。行李本就繁杂，为省饭钱，他们还备了大量面包和饮用水。请不起搬运工，多个大包裹，都靠自己肩背手提、移来挪去，数次周转，辗转十多天，寒酸、辛苦无比，“真是不堪回首”（〔１３〕，页１０２）。
§０６ 留学的直接收获和后续影响
回国后，一些派出单位需要进修生们汇报在英见闻。由于担心犯政治错误，他们往往难以将国外真实情况和盘托出。沈恂回忆：现在出国回来做报告，会谈自己在学术上有何种收获、学科的国际进展如何，但当时并非如此，不让谈学术，而要谈政治。我一回来（１９７５年３月）就“批邓”了，我不敢为英国“评功摆好”。其实资本主义的缺点也很多，找出来并不难。我还说了一些形坏实好的东西，譬如，我说英国人吃黑面包，好像是在讲英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黑面包比白面包要贵。没人挑我的错，我也就过关了。咱们科学院可能确实还是比其他单位要宽松一点。〔３５〕
本次赴英经历，对当事人而言有重要价值。不仅令他们体验到何谓现代化，还促使他们学好英语，了解如何到学术前沿做高质量的科研，与国际科学界建立了联系，有不少人还把在进修期间的成果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出来。沈恂的体会是：我虽然在英国只待了１年零８个月，但是学到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是我从一个学物理的年轻人向研究生物学蜕变的开始，英国许多有成就的放射生物学家都有物理学的背景，它增强了我转向生物学的信心，这可能是我留学英国最大的收获。在英国期间，认识了不少知名的科学家，这让我受益匪浅。〔２０〕
前往剑桥大学冶金与材料科学系超导组的赵忠贤，因这次宝贵的留英经历熟悉了超导物理的前沿，约十年之后成为了中国超导研究的领航人。朱晓东先在英国伦敦儿童医院进修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后到利兹大学附属医院进修获得性心脏病外科，师从该领域的国际权威。回国后，他将生物瓣膜技术引入了国内，在国内首先研制并成功用生物瓣膜（心包瓣）进行心脏瓣膜替换手术，成了国际知名的心脏病专家……
从表１可看出，这些人多在１９４０年左右出生。他们在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之后不久即遭遇“文革”，在本应打基础、积累成果的阶段失去正常科研的环境。获得宝贵的机会到英国留学后，他们的成长又受到管理部门的限制，因而在学术水平的绝对高度上难以企及国际同行中的佼佼者，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相对高度——只要比国内本单位同年龄段的同事高一点，便能积累马太效应。譬如，优先得到接待外国专家进而被领导赏识的机会，更多的到海外交流的机会，更早提升职位、职称，更容易主持科研项目，更多出成果等。事实上，这些人后来也的确大比例成名成家，在学术机构担任要职，如大学校长、医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还有一些成为两院院士。据不完全统计，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留学英国的这４０余位科技进修生中，至少６位当选为两院院士。〔３６〕
那十多位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了一年多培训却未能如期成行的学者，后续成才的也大有人在。譬如，朱道本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７），郭本瑜后来成为了上海科技大学校长（１９８７－１９９４）（详见表２）。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原本就很优秀，有一些还曾是五六十年代的留苏预备生、留欧预备生。在其他同年龄段的同事还在原单位搞运动虚掷光阴时，他们能借此机会远离纷扰、集中起来学习英语，对他们的后续发展也意义重大——有助于他们抓住１９７８年后的公派留学机会，进而令他们在事业尤其是学术事业上能够有更多的成长。努力不会白费，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０７ 一次不太成功的拨乱反正
如何看待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间的科技进修生赴英留学计划？
笔者认为，它是一项由英国倡议的留学计划。英国在１９６３年就主动提出并继而接收了３批中国科技进修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又建议重续这个计划，哪怕没被中方采纳，他们也不放弃，还继续建议。建议被中方采纳后，他们又帮不懂国际规则的中国进修生联系接收单位，并负担进修生的生活费等。虽然名义上是互换科技留学生，但由于当时英方基本没人来中国进修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英方单独付出。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英国都是主动的一方，而这客观上帮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它还是周恩来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的举措。“九·一三”事件爆发、毛泽东的身体变差后，周恩来利用“批林整风”的机会，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推动了国家的正常化转型。其中，在科技领域的正常化转型举措包括：倡导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恢复一些科技交流，派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接待了不少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试图在科技界批左，重新变得以抓业务工作为主……派人出国留学，进修“我国急需”的科学技术，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这次留学活动包含对“二人以上同行”外事“铁律”的突破，但总的说来，它人数少（只有一批，没有后续；两三年才派出约４０人）、时间短（每人的留学时长只有一年多）、限制多，非常保守。其中，不让他们攻读学位，也即不肯按西方的人才培养方案来培养人才；收走他们的护照，要求他们尽可能“二人以上同行”，也即对他们的出行权利或者说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管制他国给留学生个人的经费，要求记细账，进行繁琐的报销，并把节省下来的经费上交给国家，则不但不道德，还浪费了留学生大量的时间，限制了他们的出行权利；其他很多禁令，则在限制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些限制令中国的科技进修生舒展不起来，极不利于他们和外国人交往，极不利于他们创新，极不利于他们成长为杰出人才。
尽管很保守，这次留学计划还受到批判，最终半途而废。原计划第一批派出６０人，以后再陆续外派，规模应当也会是越来越大。但实际是，第一批６０人没有派完，此活动就遭到批判，也就没有后面的批次了。原计划已派出的进修生要到英国学习两年，但实际上他们只学习了一年多。有关方面并未过问、考核他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我国急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将他们相继召回了。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百年前半途而废的幼童留美计划。事实上，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的赴英科技进修生计划，在很多方面还不如１８７２－１８８１年的幼童留美计划。
（１）批次更少：在提前召回前，留美幼童派了４批，而赴英进修生只派了２／３批。
（２）留学时间更短：幼童在西方学习了６－９年，而进修生只学了一年多。
（３）更加不信任进修生，对他们管得更死板，还要求他们相互监督，哪怕他们在出国前经历过严格的政审，还有那么多家属在国内充当人质。
（４）更加不肯按西方的人才培养方案来培养人才：幼童留美只是被中断了，并未限制他们的人际交往，并未禁止他们攻读学位，对赴英进修生，则是明确禁止他们攻读或获取学位。？
不仅这次留学计划很保守，同期的科技交流活动也是规模很小、限制很多，很保守。譬如：
（１）访问西方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如１９７２年由贝时璋、白介夫带队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１９７６年由沈善炯、冯某带队的分子生物学考察团〔３７〕），遴选代表时更多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考虑，其代表多非顶尖科学家，其中一些还是专搞意识形态、负责监督科学家的人。
（２）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时很不自信，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或接待范围，故意误导他们。
从当事人的回忆看，这个委曲求全、在操作中实际很保守的留学计划之所以中断，主要是因为兴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且批判矛头直指“周公”周恩来。事实上，周恩来在其它方面的努力也大多遭到批判。他的“批林整风”并未成功。不仅如此，这位“人民的好总理”本人更因此而遭到批判，进而罹患重疾，不久后就去世了。
§０８ 结语
从１８７２年的幼童留美起，中国政府一直允许并主动派遣青年人去先进国家学习，但“文革”中断了这种后进国家的自然行为。直到１９７２年，也即幼童留美一百年之后，在受到苏联严重威胁、对外交往急需外语人才的情况下，“促生产”系统的周恩来等才决定接住西方抛来的橄榄枝，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而１９７３年启动的赴英科技进修生计划，更因为其对“二人以上同行”“铁律”的突破，成为了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文革”，各级行政系统怕犯错误，这次突破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做出妥协，因而显得相当保守。尽管如此，“抓革命”系统的那帮人对此还鸡蛋里挑骨头。在他们的冲击下，这个保守的计划仍然被粗暴中断、半途而废。
从前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出，阻碍派人出去留学、阻碍留学生学术成长的，除经费问题、先进国家高等院校的入学考试制度引进问题外，非常重要的还有中国政府的态度问题。对于留学，有保守、开放两种态度。
扣留护照、要求“二人以上同行”、禁止看某些类型的节目、禁止和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交往，要求记细账、节省经费上交……导致这些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思想自由政策的，是保守的态度。为了省钱、为了杜绝损失、为了不犯错误、为了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关人士制订了这类违背留学初衷的政策。派人出来留学，为的是培养人才，让人才到达更高的层次、取得更大的成绩，而不是为了让管理者避免犯错、避免损失。在尝试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疏漏、有损失，乃至犯错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成果、出人才。派人出国留学，却又限制其手脚、禁锢其头脑，为免丢芝麻而不惜错过西瓜，为避免小损失而不惜付出大代价，这么做是极不明智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格局太小”！〔３８〕
开放的态度跟这不一样。持这种态度的人，敢于尝试、重在收获，而不是害怕犯错、重在节省。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面对顾虑重重的留学管理人员，邓小平说：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的家里……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怕派出去，回不来。派出去一千个人，跑一百个人，还有九百个人嘛，不过才跑十分之一嘛，怕什么呢，不要怕。在这方面多花一点钱，是完全必要的，完全值得的。〔３９〕对于外事部门收缴外国政府或机构给中国留学人员的奖、助学金的陋规，邓小平也于１９７９年做出批示，请方毅同志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改变现在的不妥的办法。〔４０〕这才是大气、开放的态度，才是做事的态度。正是改持了这样的态度，中国的留学工作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才会在改革开放以来，越走越顺。？
本文大部分内容已刊于《中国科技史杂志》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致谢：凤凰卫视文雪瑞编导为我们提供了访谈线索，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王克仁研究员、生物物理研究所沈恂研究员、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高级工程师许社全接受了我们的访谈并帮我们订正了人员表，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张涵老师、王兰老师为我们提供了查档服务。在参加华东师范大学第二届“冷战时期的大国科技关系”学术工作坊期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磊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蒋华杰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张烁等人对本文提出了改进建议。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简介：
熊卫民，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史、口述史。朱胤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譬如钮文新.40年40个瞬间|海外留学（1978年12月26日）〔J〕.中国经济周刊.2018（50）：22—23.
〔2〕譬如钱江称：“在52人赴美留学之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涂刷的巨大空白…….整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中国留学生的群体身影。”见：钱江.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M〕.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2.
〔3〕此时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已经解散，留学工作改由国务院科教组（1970年7月1日成立）主管。
〔4〕中科院联络局.竺可桢、吴有训、杜润生等与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关于交换科学人员问题谈话的纪要（1962年10月5日）〔R〕.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2-4-23。转引自：徐丁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科技交往的建立和恢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122-130+160.
〔5〕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关于与苏萨兰商谈1966年向英国派科技进修生问题的请示〔R〕.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67-04-0025.
〔6〕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有关英皇家学会会长等人表示希望恢复中英文化交流的情况报告（1970年11月14日）〔R〕.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转引自：徐丁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科技交往的建立和恢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122-130+160.
〔7〕中科院.关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等人希望恢复中英文化交流的函（1970年12月25日）〔R〕.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2-4-17。转引自：徐丁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科技交往的建立和恢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122-130+160.
〔8〕大视野精选.1973年英国报纸刊登消息：“四位中国Doctor来了！”〔EB〕.凤凰大视野，2022-3-21.https://mp.weixin.qq.com/s/e837nhqoz49N5M9MFNinRQ
〔9〕徐丁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科技交往的建立和恢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3）：122—130+16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58.
〔11〕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0日），熊卫民对王克仁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19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12〕李福林，陈永楷.让梦飞翔——浙江山村走出的科技发明家张其善〔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81、84—86、89、92—94、100、102—103.
〔13〕中科院及有关所1972年至1977年执行国务院科教组赴英国进修计划的有关材料〔R〕.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7-35-0001.
〔14〕国务院科教组〔73〕科教外字005号文件《关于1973年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事》
〔15〕国务院科教组〔73〕科教外字005号文件《关于1973年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事》
〔16〕国务院科教组〔73〕科教外字005号文件《关于1973年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事》
〔17〕沈恂.难忘：亲历1973年周总理派到西方留学〔EB〕.知识分子，2019-01-20. https://mp.weixin.qq.com/s/t-pHDYcea5WjVVcDxls4Fg
〔18〕熊卫民对王克仁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19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19〕国务院科教组【73】科教外字005号文件《关于1973年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事》
〔20〕?陆平一.共创上海新辉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329.
〔21〕综合沈恂、张其善、许社全的回忆。
〔22〕据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科院及有关所1972年至1977年执行国务院科教组赴英国进修计划的有关材料.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7-35-0001）和当事人口述史制作。参考了凤凰卫视编导文雪瑞在拍摄纪录片《红色进修生》期间搜集的名单。
〔23〕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1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24〕熊卫民对王克仁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19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25〕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1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26〕多位科技进修生的传记或回忆文章都谈及“争面子”心态。譬如：韩京梅.忠于事业甘于寂寞勇于奋斗——记朱晓东院士.见：朱晓东主编.朱晓东院士集〔M〕.人民军医出版社.2014年，第4-17页。
〔27〕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1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28〕熊卫民对王克仁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19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29〕此要求见诸于外交部和国务院科教组于1974年8月27日印发的《出国留学生守则（草案）》。可参见（〔1〕，页154—156）。
〔30〕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1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31〕据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科院及有关所1972年至1977年执行国务院科教组赴英国进修计划的有关材料.中国科学院档案馆.1977-35-0001）和当事人口述、当事人传记制作。档案中只提了前17人名单。
〔32〕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1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33〕‘RS Delegation—lunch with Chinese ambassador’, 10 May 1974, Royal Society archives 17/1/5/4 (China—General),?转引自Agar, Jon.“‘It’s springtime for science’: renewing China-UK scientific relations in the 1970s.”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vol. 67,1 (2013): 7-24.
〔34〕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0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35〕熊卫民对沈恂研究员的访谈（2022年11月21日），录音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36〕分别为孙曼霁（中科院院士，1991），赵忠贤（中科院院士，1991），吴祖泽（中科院院士，1993），曾毅（中科院院士，1993），朱晓东（工程院院士，1996），刘以训（中科院院士，1999）
〔37〕沈善炯被代表团中的某些人逼得差点自杀，详情可参见：熊卫民.金霉素·牛棚·生物固氮——沈善炯传〔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0-165页。
〔38〕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17-1018页.
〔39〕转引自：苗丹国.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改革与发展〔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168-171页.
〔40〕熊卫民.改变中国留学历史的两封信.南方周末.2014-11-20.
□ 来源：《知识分子》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日（原标题：“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一段公派留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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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
文革中的兴凯湖农场
·陈奉孝·
一，恶有恶报——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我还断言这一次恐怕不单纯象五七年那样，矛头主要指向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党外人士。这次不仅党外知识分子，恐怕共产党的上层也要有人遭殃了。更早一点，一九六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刘主席视察伊春特区”，林区工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并在头版上附有毛、刘二人并排着一样大的照片。那时我就想，毛、刘之间恐怕早晚要出问题，因为党内规定只能喊毛一人“万岁”，而现在出现了两个“万岁”，那怎么能行呢？！在封建社会如果出现两个“万岁”，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那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速度之快，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坦白的说，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我对于吴晗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充当急先锋一直很有反感，对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年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时的蛮横态度更是记忆犹新。我想这回也轮到你们了，真是恶有恶报，不过这种情绪我可不敢流露出来，而是每天在日记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记下我每天读报的感受。当时兴凯湖农场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筋，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仨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出了三个大坏蛋”。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象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六二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申诉材料，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的，不过我这次谈话很小心，我怕他们抓我的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共产党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象你这样的犯人，劳动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二，日记事件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六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犯人出工后进行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的检查。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的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这一下恐怕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写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下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当天夜里我一夜没睡觉，我只能期望但愿他们不能从中发现什么问题。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写的日记当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写的特别隐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个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我估计他们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怀疑我写的是“反动内容”。
第二天一早站队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就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码头监狱。
码头监狱是整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监狱，也叫“严管队”，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或刑满就业人员，都是因为有“重新犯罪”行为，准备加刑或判刑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公判大会，每次加刑的、枪毙的都有，全是从这里拉出去的。为了让我受“教育”，这样的公判大会，差不多每次都让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看见有那么多人被拉出去枪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参加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码头监狱先给我增加了一付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两天以后从总场来了一位管教干事（此人是公安干校毕业的，看来有点文化），跟码头监狱的尹指导员一块提审我，要我承认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并让我交待我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我写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是不是“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等等。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承认这是我记下的读书、读报的心得体会，也承认了我对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我估计这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北京市委毕竟被打成了黑帮。至于我记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我就坚持说，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别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如果真是的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于是他们便让两个打手给我上老虎凳。
对于“老虎凳”这种刑罚，过去我只是从小说里知道，日本宪兵队抓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时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罚，但老虎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这回我可知道了。原来上老虎凳就是把你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盖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后掀起你的后脚跟垫砖头。人的腿是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的，这时给你垫了砖头以后，就好象把腿往前折断了似的，疼的浑身直冒汗，不一会就昏了过去。听说旧社会在东北抓到了“胡子”（土匪）上刑时，有的垫到三块砖头，腿上的筋都绷断了，仍然咬牙不承认，因为旧社会审犯人时，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这些家伙的罪行如何，能挺过这样的刑罚可真不简单。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在重刑之下会出现那么多屈死鬼。后来看电影“红灯记”时，我又联想到了这次受刑，我认为叛徒虽然可恨，但也应该分别情况，对于那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叛徒，抓住应该千刀万刮，但对于那些因挺刑不过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确还有情有可愿之处。王连举最初并不想当叛徒，如果他一开始就想当叛徒的话，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枪了，只不过他这一招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鸠山的眼睛，最后在重刑之下实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当了叛徒。好在我这一次只垫了一块砖就昏了过去，再上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开绳子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两条腿疼的站不起来了，最后他们拖着我重新将我塞进了小号。
塞进小号以后，我用戴着铐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盖和腿弯处，并试探着弯弯腿，渐渐地觉得恢复过来了，我又扶着墙慢慢的站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残废。经过这次提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提审我。我心里直纳闷，我想可不能就这样拉出去枪毙，我又没招什么供。文革的一些回忆录，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些惨无人道的刑罚，其实这些刑罚早在五、六十年代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就存在。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从小号里放了出来，其他被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放了出来，码头监狱的管教人员还经常有时来，有时不来，只是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看见原来的管教干部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红卫兵”三个字是一样的，但下面的小字好象还不一样。后来听从总场送来的犯人赵宝成说，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干部们也成立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来了，还说总场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顾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给武装人员严格看押，别发生逃跑、暴动之类的事就行了。其实他们也知道，码头监狱跟农场不一样，犯人整天被锁在监号里，一个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闹起什么事来，又有武装看押，所以他们放心。
进入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不可一世的各地党委纷纷陷入瘫痪状态，过去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利被各派“红卫兵”组织夺去，全国乱成一锅粥，兴凯湖农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兴凯湖农场紧靠苏联，相隔只有一条大约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就离兴凯湖不远。鉴于六二年发生的新疆伊犁地区事件的教训，公安部决定解散兴凯湖劳改农场。但是一、两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怎么安置呢？最后决定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安置。黑龙江省有许多劳改农场，但任何一个劳改单位要一下子接纳这么多的犯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最后决定将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化整为零”，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去，原兴凯湖农场的干部除了少数人随犯人一起调到了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外，大部分暂时留守。在犯人调走的同时，兴凯湖农场进驻了兵团，后来知青下放，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因为经过犯人十多年的开垦和建设，这里的房屋和农田基本建设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后来听说，下放青年进入后发生过严重的武斗，死了不少人，还听说有的下放青年往苏联跑，被枪毙了。
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被调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县（现在叫市）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长水河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干部作完交割后就回去了，就这么一乱哄，我的问题再也没有人继续审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谢天谢地！我又捡了一条小命。不仅我捡了一条小命，这些被送到码头监狱的犯人，大都是要准备加刑的，这下全幸免了。
一月份是天气最冷的季节。走的那一天兴凯湖正刮着大“湮泡”，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为了怕犯人冻死在路上，还算不错，临走每人发了一顶新的狗皮帽子。这样也不行，因为坐的是敞蓬汽车，连一点挡风的东西都没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用上了。我就干脆解开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劳改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兴凯湖农场离密山县城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密山县城，许多犯人都冻坏了，不少犯人的脸上、手上、脚上都冻起了泡。汽车到了密山县城，犯人马上进了闷罐车，一直开到北安县，先安排进了北安监狱，第二天又用汽车把我们拉到了长水河劳改农场。
□ 摘自：《梦断未名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记实》，（美国）劳改基金会，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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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为康生翻案的《康生年谱》（下）
·可 白·
（上接zk２４１２a）
４，第四个文字狱，该年谱认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案是毛泽东发起的，康生不得不执行
余汝信对杨锦麟说，他（康生）在六十年代成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管家。他参与了对彭德怀特别是杨献珍等人的批判。那么批判杨献珍呢，不是康生发起的，其实是毛泽东先说的话啊，我这个书里面讲了，毛泽东说，看了《光明日报》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就是阶级调和嘛，你看定性，毛泽东说的话，那你康生不执行吗？对不对啊？这一年的７月１０号，毛泽东召集康生艾思奇，中央党校当时的副校长艾思奇，要是文革，如果他没死的话，他可能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毛泽东要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杨献珍，彭真在７月１１号有一个批示，书记处会议已经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所以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但是和别的人也有关系。
余汝信为康生的这些辩护，无非是想说，杨献珍案件是毛泽东定的，康生只能被动执行，“所以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但是和别的人也有关系。”该年谱就是这样定位的。
杨献珍冤案，又是一个文字狱，一个株连超过“十族”的冤案。该年谱对此案中康生具体的行为和作用又是鲜有披露，但目前有大量的这一事件的亲历者、知情人、当事人写的回忆文章，还有杨献珍传记、哲学论述等著作，杨献珍自己也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所以，资料不可谓不丰富。这些资料充分揭露了，对杨献珍的迫害，不是与康生“有关无关”的问题，而完全是由康生告密毛泽东后，又直接操控整人的全过程。康生对杨献珍似乎有刻骨仇恨，他一手策划，亲自操刀，步步升级，将其整了十几年。杨献珍之案恰恰是康生这个整人专家面目的真实写照，是康生整人的典型案例，它表明，得罪了康生，必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这些，能如余汝信所说，仅仅是“这个事情和康生有关系”这样一句轻飘飘的话就能评价吗？
事实真相如何？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看光明日报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后表态，是康生先告密，还是毛先表态定性？
当时康生窥测到了最高领导的政治意图，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思维，先告密“合二而一”，得到领导的表态后大展拳脚，整人的性质不断升级，扣的帽子，先是假装学术问题，引蛇出洞，后上纲到政治问题，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诬陷为叛徒，甚至是里通外国分子，成为敌我矛盾；最后康生亲自指示将杨献珍抓进监狱。整人的手法，从批判，到批斗，逼供信，追后台，各种虐待，到逮捕，最后开除党籍，不把他整死，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誓不罢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于领导，使自己步步高升。应该说，他达到了目的。
康生下狠手整杨献珍，大体经过了十一大步骤：
（１）康生早年嫉妒杨献珍与刘少奇的关系，认为杨献珍对自己不尊重而不快
杨献珍１９２６年入党，比康生仅晚一年，是一个老资格。他１９４０年进入党校系统工作，１９５５年４月至８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１９５５年８月至１９６１年２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在康生操作下，１９６４年被撤职。
其实，建国初期，康生还常给杨献珍写信打电话，还让杨献珍把自己的老婆曹轶欧调到高级党校，担任短期训练班主任，又补选为校党委委员。不过曹轶欧到党校后，飞扬跋扈，指手画脚，总想整人。后来康生还通过曹轶欧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硬说杨献珍在教学上犯了“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性错误”等等，是“用学马列著作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者后来在中央党校时，一直弄不明白这个帽子是什么逻辑，难道学马列也有错？在康生那里，马列和毛怎么成为对立关系了？
由于刘少奇曾经担任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所以杨献珍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但康生自认为高级党校应在他领导之下，总认为杨献珍对他不够重视，有些文件未送请他审批，这给康生带来极度的不快，小肚鸡肠，从此记恨上了杨献珍。
文革后，康生给杨献珍扣了一顶大帽子，不但说他是刘少奇的黑线人物，还定性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这顶帽子后来被胡耀邦摘掉了。
（２）５０年代杨献珍反对浮夸风，经历了被批判撤职，又甄别平反的波折。不过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想把杨献珍一棍子打死。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康生与杨献珍观点不同。对康生鼓吹全面跃进，要不顾一切地实现共产主义，彭德怀、杨献珍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这些话被康生知晓。
杨献珍说：“１９５９年是我闯祸的一年。”他用哲学语言，批判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称为“三面红旗”）时弄虚作假等荒唐做法，直率地批评“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他说，“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
康生抓住杨献珍的一些言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下旬，康生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对杨进行批判，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１１月２２日，康生、陈伯达找杨献珍谈话，责令他进行检查。康生的这个重要举动，年谱上当然不见踪影，年谱对康生此日行踪的记载是，“康生与朱德等下午接见河南、湖北、贵州、黑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参观团全体人员和全国金融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经验交流大会、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康生年谱》注释〔１０９２〕）
这里说一句，这种要害事实的缺失在本年谱中比比皆是。
１２月９日康生召集中央党校党委开会，停止杨献珍的教学领导工作，并解除了他中央党校校长职务。本年谱中对此日期的记载，照例完全遗漏，似乎康生这一天什么也没干。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５日起到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６日，党校共开了２２次全体会议，进行长达６个月的批判。康生危言耸听地说：“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一唱一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比彭德怀还厉害十倍百倍，他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个漏网右派。”那时候，康生就已经把杨献珍和彭德怀绑在一起了。
杨献珍校长职务被降为副校长。笔者耐心翻看了该年谱这半年的记载，没见到关于康生处理杨献珍和党校问题的只言片语。
后来形势变化，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党中央召开“七干人大会”，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对杨献珍说：“听说１９５９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后来校党委一致通过给杨献珍平反的决定。彭真在平反报告上批语：同意为杨献珍平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彭真的批语上划圈同意。看来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把杨献珍一棍子打死。康生则说，“我说杨献珍问题可以甄别，并没说给他平反”。
１９６３年１月林枫任中央党校校长后，宣布了中央同意为杨献珍平反的批示。康生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他将林枫对杨献珍所谓“假批判，真包庇”，作为林枫的一大罪状。
（３）在康生的告密和挑拨下，毛泽东对“合二而一”作了政治表态
１９６３年２月，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唯物主义所引言》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但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他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来解释对立的统一，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他讲解了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对立统一的表达方法。
毛泽东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８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毛选》第五卷第４９８页。）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一分为二，合二而一，都是学术概念，不是完全不可相容的。但一分为二更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是毛泽东的要实施的政治路线，因此，强调一分为二更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点，康生心领神会。于是１９６４年夏到１９６５年春，康生引蛇出洞，策划了株连十族的对杨献珍“合二而一”问题的政治批判。
这场论战起因于康生的“引蛇出洞”，这一点康生是承认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５日，康生接见党校造反派头头武葆华、智纯等人时回顾说：“１９６４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也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提到政治方面了。”
１９６４年４月，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文章在把辩证法通俗表达为“一分为二”的同时，强调了另一种通俗概括——“合二而一”。此文投稿到《光明日报》哲学副刊。
康生看到此文清样，立刻宣布“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辩证法的，亲自组织“反修哲学写作小组”关锋赶写反击文章，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还说艾、林“是杨献珍的代言人”。
作为“钓大鱼”的鱼饵，康生通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登于１９６４年５月２９日“哲学”专刊，并指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中央党校大事记》）一个星期之后，６月４日，康生指示《光明日报》又刊登了《“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反驳文章。
第二天，６月５日，康生向毛泽东告密，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
在康生的告密和挑拨下，紧接着，６月８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从此之后，康生得到了“尚方宝剑”。到处宣扬：“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合二而一”这个学术观点就这样被扣上了严重的政治帽子。
后来康生又送阅毛泽东中央高级党校７月４日第七期简报，挑拨说：“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康生年谱》注释〔１６７２〕）
这样，毛泽东就认为杨献珍这一纯理论的哲学表述是直接反对他的。他说：我这些话触到了有些人的痛处，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４日）
（４）康生策划在党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
１９６４年７月上旬，康生以“中央理论组”名义，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康生说：“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畅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
７月７日，中央书记处第３８０次会议，彭真传达毛主席对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决定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即“合二而一”论。
７月１２日，７月１５—１６日，康生密锣紧鼓，连续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稿子。要害是要公开点名。
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该文康生逐字逐句亲自作了修改
（５）康生进一步操作全面否定杨献珍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之后，康生还不过瘾，又提出“要逐渐往政治上发展”。康生讲：“党校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一个月，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１９５９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１９６２年翻案风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会涉及到党校八年来的问题。”
在康生引导下，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批判，升级到从政治上、理论上、世界观上到个人品质、作风上对杨献珍的全面否定。
１９６４年８月３１日，康生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当天出刊的《红旗》第１６期，《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终于出笼。９月２３日，康生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合二而一”是国内外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
（６）康生指挥株连十族
杨献珍的哲学“罪案”被称之为“株连最广”的冤案。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
康生开始是以学术争论作伪装“引蛇出洞”，有很多人被蒙骗“上钩”。同时他又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下达指令：在参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中，凡持“合二而一”论者，无论文章发表与否，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要报送康生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秋后算账。后来这些同志许多都挨批了。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有８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１５４人，多数人被迫接受一种以“意见书”形式出现的政治结论。不少人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有的还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其中原哲学教研室的孙定国、黎明自杀，在解放军里面有一个“五好”战士，仅仅因为撰文接受了“合二而一”的观点，就被判处死刑。
原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１９６２年因积极参与领导对杨献珍的甄别平反工作，受到康生的记恨，这次就把他定为“杨侯反党集团”的头目。
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经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很多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迫害，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
（７）康生诬陷杨献珍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总的黑线中的一部分
康生进一步迫害杨献珍，蓄意把他打成敌我矛盾。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康生来到党校，对党校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说“杨献珍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总的黑线中的一部分”。“党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垮这条黑线”。
８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党校各派代表的５０人座谈会，说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长期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
１０月１７日，康生组织和豢养的党校造反派红旗战斗队，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贴出大批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党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王从吾、林枫的总后台，是党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总根子。
康生还批判杨献珍的办校方针：“党校的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大家知道‘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煜、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叫做‘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本来这是抽象的。我问过杨献珍：你学习什么理论？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你联系什么实际？是联系革命的实际，还是反革命的实际。你提高什么认识？是提高革命的认识，还是反革命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国民党党性，还是增强什么党性哩！为什么不用毛主席的方针，而用这个，为什么革命的不用呢？”（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康生同志指示》）这是典型的强词夺理，无限上纲。
（８）康生诬陷杨献珍为大叛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康生出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时，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康生在一份“杨献珍是刘记叛徒集团的主要骨干”材料上批示：“阅。这个无耻叛徒，平日装成道貌岸然的学者样子。研究叛徒内奸的两面手段，此人可以作为一个标本。”（康生在“杨献珍是刘记叛徒集团的主要骨干”材料上的批示）
（９）康生诬陷杨献珍为里通外国分子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６日，曹轶欧接见“联合指挥部”成员，曹“指示”造反派头头武葆华等人：“杨献珍里通外国材料搞得不错”，“要全面研究利用党校里通外国问题”。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８日，康生在党校第２８期《大字报选辑》上“批示”：“党校抓杨献珍、侯维煜里通外国很好”，“这个问题同刘邓、彭罗陆杨……都有关系”。
他说杨献珍现在揭露出来，他是个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
１９６８年９月，曹轶欧写信给党校军代表车志英：要“为九大准备两个报告”：（１）里通外国问题；（２）杨献珍、侯维煜、范若愚在党校反毛主席的罪行。曹轶欧还“指示”车志英、武葆华：“先搞全面的东西，概括的东西，刘邓在党校的罪行”，“里通外国是从党校搞开的”。
１９６９年２月２１日曹轶欧给武葆华、智纯的信中说：“《杨献珍里通外国的罪行》收到了，整理的很好。２月２１日送来的一份送给康生同志看了，并批给了林枫专案组参考。在这个批语中说：‘党校对杨、侯里通外国的材料整理的很好，这些材料有些是很久就知道的，但系统的整理出来就对此问题作出初步的结论。同时可进一步的审讯杨、侯。’关于杨、侯争取去苏修的活动及给中央文件或信件……，这里头有文章，希望你们再作些努力，搜集一下，加以补充，因为这一点将证明一个关键问题。”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２日，军代表车志英按曹轶欧“指示”，要“杨献珍新疆问题专案组”整理《叛徒杨献珍利用新疆进行里通外国的活动》，诬陷李维汉、习仲勋、安子文、杨献珍、侯维煜“在新疆搞阴谋活动”。
（１０）康生亲自下令逮捕杨献珍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２日康生接见指挥部全体同志时说：“杨献珍还在你们那，我下令逮捕了，是个包袱，送卫戍区去。那个大叛徒还有什么好客气的。”第二天晚１０时杨献珍被逮捕，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受到非法的审讯。
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９日，在结束８年的监狱生活后，杨献珍被开除党籍，迁出京城，流放到陕西省潼关三年半，一撸到底。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才自西安回到北京。
（１１）对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杨献珍党籍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０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做出《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开除杨献珍党籍。
文革结束，１９７９年杨献珍被任命为中央党校顾问，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０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和受此案牵连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经过十几年，这桩哲学“罪案”终于彻底了结了。
康生主持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以上仅针对余汝信对康生操办的几宗案件的辩护，简要概述了这些案件中康生的恶行，包括延安整风期间众所周知的一些著名案件，还有康生亲自主持制造的四大文字狱。
年谱应是编年史式的体例，重要的日期和事件都不应当遗漏，但该年谱却不然。尽管资料齐全，众多康生整人的重要事件，发生的日期，年谱或者根本没有记载，或者记载一些其他无关的事件。
由于编纂者的预设立场，以上康生制造的这些冤假错案中，康生的所作所为在该年谱中绝大多数不予记载，有的则轻描淡写，点到为止。
该年谱热衷于记载的是，康生职务的变迁，他参加了什么会议，什么活动，对康生的具体行为的细节绝对不感兴趣，甚至回避。例如他的讲话，他的指示，他的批示，他的告密行为，然而，没有这些细节记载，就不能揭示康生在这些整人案件中应负的责任。
康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疮疤。康生不是党魁，而是打手，不是皇帝，而是酷吏。康生整人，与党争、内斗不无关系，用康生自己的话，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中央党校两条路线斗争，也就是说，整人是康生站队的需要。他确实每次都站在最高领导一边。但是，他绝不是被动站队，而是极为积极主动，推波助澜，上纲上线，作恶多端，年谱根本没有将康生的这一真相表现出来。
五，荒谬的政治上的“测不准理论”与康生的见风使舵
根据百度上的解释，测不准原理（理论）一般指不确定性原理。本是海森堡于１９２７年提出的物理学原理。其指出：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秦晖在该年谱序言中，将这个理论移植到政治领域，余汝信深以为然。他荒谬地企图用这一理论说明康生在政治上出尔反尔的表现，为康生辩护。他在和杨锦麟对话中说：
这个秦晖说测不准啊，所谓测不准呢，就是说他以前的表现和他以后的表现不一定是一致的。他说康生是贝利亚一样的人物啊，贝利亚可能也是像赫鲁晓夫一样，是改革派，很难说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研究上，产生了一个定律叫测不准，在近现代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政治演变迁中，由于各种历史资料的残缺不完整，也产生一个测不准的历史现象。所以我想对康生的测不准，也许长期存在着测不准的现象。
余汝信指的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确有其事，原因何在，有各种分析。但绝对不能证明他是最早想搞掉四人帮的，更不能说明他是什么改革派。
因为康生在政治上，言论上的前后不一，出尔反尔是一贯的，他一生如此，并不仅仅在晚年，这也是他在党内斗争中步步高升的晋升之道。秦晖有一句话说得倒是准确，“他（指康生）一生最擅长的还是见风使舵。”
众所周知，还是早年在上海时，他就先是投靠李立三，后来背叛了李立三，又狠整李立三；他后来投靠了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又坚决抛弃了王明，投向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多少言论、行为都是见风使舵，出尔反尔，甚至是匪夷所思的。根据他的需要，不论是肉麻的吹捧，还是严厉的批判，他都是随手拈来，理直气壮，毫不脸红的。这一点，我们在党校文革中，对他的所作所为，是体会颇深的。而这么浅显的道理，被余汝信用一个假装深奥的“测不准”能够糊弄人吗？
什么测不准，康生的一切行为，背后都有两个最简单的字：利益。
政治是动态的，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也是动态的，没有什么固定的立场，但康生绝不可能是什么改革派，这一点，绝对测得准！
六，年谱编纂者杜撰出康生晚年匪夷所思的的两个神话
从这个所谓“测不准”，余汝信还引申出两个匪夷所思的康生晚年的神话。
一是，扑风捉影，编出一个康生与毛泽东离心离德的神话。
余汝信说，在九届二中全会，康生也赞成设国家主席。五个常委有四个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反映康生跟毛有些离心离德了，显露了他内心深处啊，同毛泽东的一个政见的疏离。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几次和周恩来及王唐二小姐谈论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江青和张春桥政治历史上有变节行为。你知道张春桥是从来没有被捕过啊，说他是叛徒，有点勉强。江青好像被捕过。
其实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毛泽东早就批评过四人帮，按照康生的本性和习惯，他当然需要附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和毛离心离德，否则他为什么要两位小姐向毛泽东汇报呢？而且，康生明明知道张春桥没有被捕过，却无中生有，不是更暴露了他一贯诬陷人的本性吗？
二是，杜撰出一个秘书李鑫提出拘捕四人帮动议是什么“继承康生遗志”的神话。
李鑫曾经是康生的大秘。余汝信没有任何根据地认为，康生和毛泽东的所谓政见的疏离，肯定和他的身边人说过，灌输过。而现在有一个说法，李鑫是最早向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要去抓捕四人帮的。为什么李鑫会最早提出这个东西是吧？谁向他灌输了这个东西，我们要就有一个大的问号是吧？现在老说是继承谁的遗志，那么李鑫是不是继承了康生的遗志啊？
天方夜谭，这里我也要划一个大问号，你的这个匪夷所思的“李鑫提出抓捕四人帮是继承康生遗志”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吗？你不能总是信口胡说吧？
看来，余汝信对康生真是情有独钟，对广大受害者则是非常冷酷无情。
七，《康生年谱》的资料来源及选择性载入
从康生年谱的注释可以大体了解该书的资料来源。
该书的注释有３０００条之多，除了相关党史资料，有关研究书籍，他人回忆录外，最多的部分是源于各种其他人的年谱，大约有１０００多条，约占全书注释的三分之一。其中以毛泽东年谱为最多，约有４００多条。他人年谱作为资料来源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过多。因为里面记述的毕竟是他人的言行，只能作为背景资料，并不能切实反映谱主康生的情况。例如，年谱引用的毛年谱中有许多毛的讲话，还有许多康与毛同时参加的会议和活动，里面有毛的讲话，毛的态度，却没有康本人态度的记录。
该年谱中还涉及和介绍了大量人物，关于人物的注释有５００多条，多是介绍各种当官的人的职务。而人物介绍极少涉及被害人。例如关于延安整风的记载中，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李凝“叛徒、特务”案等等，还有红旗党事件的主角张克勤，案件本身和受害人年谱都没有介绍。另外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等等，年谱都没有介绍。此外，中央审查康生的文件中揭露的康生点名迫害的８００多人，包括许多被整死的人，年谱不但鲜有介绍，甚至余汝信还信口开河，说什么有些人就应该点名，谁？他却没说。居然能够这样没有任何根据的为康生辩护，令人发指。
有关康生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中央的对康生的审查报告和附件，里面揭露了大量康生的所作所为，还有他人的作证，人证物证俱全。此报告还在附注中特别声明：审查报告中所列举的事实，均有原始证件，现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审查报告，是对康生的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成果，是文革结束后，康生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采访了多个知情人，绝没有逼供信，认真严肃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一部信史，但该年谱对此报告引用仅区区２５条，明显对其不感兴趣。他大概认为就是这个文件“妖魔化”了康生。
还有大量回忆录，是知情人，受害人对康生的揭露，该年谱的引用也很少。
正是由于编纂者预设立场载入资料，使这部年谱对康生的一生没有真实完整的表现出来。
当然，该年谱出现重大遗漏和缺失，从客观来看，也和编纂者掌握资料有限有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基本没有反映。
１９５９年，中央正式委托康生主管中央党校。他在中央党校作恶十几年，特别是文革中，在他的亲自指挥和直接操控下，制造了党校的四大冤案，其中有两任校长：杨献珍、林枫被抓进监狱，其属下工作人员，被康生亲自命名为“杨家党”和“林家铺子”；还有两个的群众组织被镇压：包括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和“李桑反革命集团”，这样，当时１０００多人的中央党校教职员工和学员，除了康生亲自组建和豢养的造反派的十几人，绝大多数都是整肃和打击的对象，他们挨批判，受处分，蹲监狱，甚至被整死，包括校长林枫。此期间，康生在党校有大量讲话，还有三四百条对造反派的直接指示。康生一再督促他们率先给刘少奇贴大字报，亲自指挥大批杨献珍、林枫，亲自下令将两任校长抓进监狱，残酷虐待，林枫校长最后被迫害致死；康生还亲自指挥打砸抢红战团等群众组织，将党校两个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集团，并亲自下令将其骨干抓进监狱，……，他还亲自指挥造反派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最后康生在临死之前，还将这些造反派（即名噪一时，与“梁效”齐名的“唐晓文”）“托孤”给江青，成为江青的得力干将，江青非常喜欢……可以说，康生在党校亲历亲为，坏事做绝。但是这些，在此部《康生年谱》中除了有些支离破碎的零星记载，基本不见踪影。绝对没有体现出他是党校文革，同时也是全国文革的黑手的作用。
正因为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罪恶累累，所以胡耀邦才说党校是文革的重灾区。
而胡耀邦正是从１９７７年初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开始着手揭露康生在党校所犯的种种罪恶，一步一步揭开了康生的真面目，一件一件清算了康生制造的冤假错案，把这个大奸大恶之人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同时开启了历史性的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运动。
这些内容也应该是严肃的《康生年谱》应有的内容吧？
关于康生在中央党校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笔者将会在后文中加以研究。
（全文完）
□ 来源：《华夏快递》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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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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