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 白：为康生翻案的《康生年谱》（上）
孙怒涛编辑：刘承娴之死
张 从：一份研究北大文革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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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七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四一期（zk2412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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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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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为康生翻案的《康生年谱》（上） 可 白
【亡灵祭坛】 刘承娴之死 孙怒涛编辑
【史海钩沉】 一份研究北大文革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张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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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为康生翻案的《康生年谱》（上）
·可 白·
一，《康生年谱》炒作“康生的另一面”，寻找康生的所谓亮点
康生何人？公认的整人专家。由于害人无数，千夫所指，终于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康生死去５年后，中共中央审查了康生问题，将康生开除出共产党，他的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然而，近年来，一些人开始炒作所谓“康生的另一面”的话题。其领军人物，是最近出版的《康生年谱》的编纂者余汝信先生。
早在２０１１年１月，余汝信就在《记忆》２０１１年第３期发表了“康生的另一面”一文，此文在网易博客，天涯博客等大众传媒上发表的时间则更早。此后，陆续有人开始炒作这一话题。
其实，说某人有所谓另一面，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复杂的，所有的人都是多面体。康生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说康生有另一面，可以有多种解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先生的说法最为贴切，他说康生“才德反差巨大”。康生既是一个害人无数的坏人，两面派，在政治上道德败坏，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利用职权，捏造罪名，陷害同志；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一个书画大家，一个文物鉴赏家。这也是多数人对康生的看法。
然而，余汝信先生对康生“另一面”的研究，却意不在此，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是要寻找与世间对康生评价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世间评价当然是指中共中央审查康生的结论和处理，认为他政治上是地地道道的坏人。而余汝信却欣喜若狂地号称，他发现了康生的许多“亮点”。这一点，他在他的新作《康生年谱》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余汝信的新作《康生年谱》，很大的部头，７００多页，有名家给此书写序，还被一些评论家溢美为是什么“巨著”云云，有人甚至用上了此书“功德无量”这样的词。这一现象，在寂寞荒芜的康生研究的园地上，着实热闹了几天。不过我想问问，这些评论人士有哪些人真正研读过这部“巨著”？
笔者年轻时曾和康生有过直接接触，深刻领教了康生之恶。那么，余汝信发现的“亮点”到底是什么？我怀着好奇之心，认真研读了这部“巨著”，并和有关康生的现有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却惊讶地发现，这是一部内容方面存在重大缺失，记载方面有着硬伤的不合格的年谱。可以说，这部年谱，既不符合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也没有全面反映出谱主康生的真实面目。
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是要求资料的全面和真实，这也是年谱的灵魂所在。年谱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它一般采用编年体裁，以年月日为经纬，尽量全面细致地记载谱主每一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而反映其一生逐步发展的轨迹。
所以，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首要的条件是全面真实，这就需要编纂者尽量详尽的收集谱主一生重要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本人的档案资料和著作，别人的记载和回忆，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要有逐年详录，这就需要编纂者考证、鉴定，从海量的资料里去伪存真，并按年月日的时间线将这些活动加以编排，这样才能理清谱主活动的发展线索，作为对谱主一生评价的基础。
还原历史真相是年谱的责任。年谱的编纂应本着有事即载，有对写对，有错写错的原则，尽量全面真实记载谱主的言行，特别是一些关键事件的细节，不应当有重大遗漏。
而此部康生年谱，最要害的问题，恰恰是“遗漏”二字。
一是，一些康生有过重大行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日子，有些行为是众所周知，证据确凿的，有的在此年谱中连日期也未见踪影。
二是，一些康生参加过的重大活动，年谱中虽有记载，但内容却主要是记载别人的言行，例如有些会议，大段引述了毛泽东等人的讲话，而康生在此会议上的讲话和表态，却被编纂者遗漏。
三是，一些康生主持的重大案件，大多都是冤案，年谱中鲜有记载。
四是，一些康生的重要经历，年谱中没有记载。例如康生操控中央党校文革的种种恶行很少记载。
总之，该年谱对康生一生重要活动的记载有重大遗漏，出现了重大缺失。
出现这些遗漏，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一些重要资料，编纂者有意不予采信；客观上，一些重要资料，编纂者根本没有掌握。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主观原因。年谱中康生一生重要资料的缺失，主要是由于编纂者预设立场所致。也就是说，编纂者在写作之前，对此书预设了立场，有了主题，对谱主的评价，先期形成了固定的结论。于是，在编辑年谱时，他会本能地刻意回避或舍弃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资料，出现选择性记载。用编纂者自己的话叫“不予采信”。这是该年谱出现严重缺失的根本原因。
此部康生年谱，编纂者余汝信预设的立场，就是要在年谱中尽力反映出所谓“康生的另一面”。
这一点，他是在年谱序言中明说的。序言的标题就是：“代序：康生的另一面”。这个序言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他在２０１１年１月《记忆》中发表的“康生的另一面”一文。十几年后的２０２３年出版该年谱，他的立场没有变化。
序言首先引用了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对康生的评价。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余汝信直截了当地说，“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就是说，他对审查报告中康生“陷害大批干部”的结论不认同，而要“全面认识”。
可见，余汝信编写康生年谱预设的立场，是通过论述“康生的另一面”，达到“全面”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的目的（无非是想说康生的问题别人也有责任，或受别人指使，特别是最高领袖）。
为此，文中举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批示作为例子。
第一个，关于对谭启龙的批示，序言认为该批示是康生指示保护谭启龙的态度，其中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他的批示。至于文革后谭启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承认此事，序言则武断地解释为是谭启龙的回忆失实。
第二个，关于对吴德峰的批示，序言认为其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
你看，这里否认了康生是“诬陷”、“迫害”的“迫害狂”的公认的评价。
其实，这两个所谓康生“保护性的批示”并不奇怪，都是有原因的。
可以说，康生的整人和保人，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和党内派系斗争，用康生的话，和两条路线斗争密切相连，都是康生“站队”的需要。康生大肆整人，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具体实践，保个把人当然也是如此。他在中央党校多次讲什么“十次路线斗争”，他都站在正确一方。顺便说一下，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什么“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也被年谱所舍弃。
就拿对济南军区司令员谭启龙那个批示来说吧，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毛泽东曾就山东青岛文革中工农和学生的关系问题的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明确指示“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让他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９月１１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制定了相关政策。（《康生年谱》注释〔２０４０〕）毛泽东对谭启龙意见的重视，康生肯定是印象深刻，所以保他理所应当。
而吴德峰，是时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是康生在上海特科时期的老战友，是康生的旧部，老关系。康生在批示中说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对他应是一批二保，这个批示也顺理成章。
余汝信在序言中宣称康生的这两个批示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并信誓旦旦地问道，“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这个问题我也甚感兴趣。从余汝信２０１１年发表“康生的另一面”起，到《康生年谱》问世的２０２３年，十几年来，他还发现了多少康生所谓的保护性批示？相反，序言所引的官方审查报告中指出：“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８３９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１２２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２４７人。被点名的８３９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３６０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８２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请问，那两个所谓“保护性批示”在恶魔康生极多的害人批示中占多大比例？能推翻中央决议几何？能否定康生是整人专家的社会公论几何？两个所谓“保护”的批示能和他对８００多被点名者的迫害的批示相比吗，而且这些人，许多都是整的生不如死，家破人亡啊。但是，余汝信在和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杨锦麟的对话中居然说，文革前期，“他是也点名点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应该点名的啊。那么比如说他在文革中支持一派的一些领导干部，他点的大部分是这些人啊，但是他点名的时候，其他人员在场，特别是周恩来也在场，也是说的跟他相同的话，起码周恩来不表示疑义。”
我看到这个言论，不禁头皮发麻，言者真是对迫害狂康生情有独钟，处处辩解；对成千上万（包括株连者）被迫害者却非常冷酷，甚至认为应该点他们的名，也就是说，应该迫害。不过，余汝信既然想推翻中央的结论，就应当拿出相关的证据，他认为，这８３９人中，谁，多少人，因为什么，应当点他的名，拿出名单来。不能这样随口胡说吧。
第三个，关于彭真的那个批示，就更可笑了。康生本人就是彭真专案组的负责人，这个专案组写的《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康生批示为“拟同意”，被序言解释为“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定性彭真为大叛徒、大特务，并要求将其逮捕，不正是作为专案组长的康生搞出来的吗？所谓“拟同意”，完全是官样文章，余汝信真的不懂吗？
余汝信辩解说，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因为他们都是签字同意的。
这话有一定道理。整人的都逃不掉历史“罪责”。不过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责任。而整肃彭真等人，康生当然是秉承领导意图所为，但他是直接操盘手。他绝不是被动执行，更不可能“枪口抬高一寸”，而是以制造冤案为目的，积极主动，不遗余力，造假诬陷，株连无辜，甚至还发明了逼供信的手段……康生当然是罪莫大焉。
为整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康生公然造谣彭真策划了什么“二月兵变”；还制造了株连甚广的所谓“大特务刘仁案件”，要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下令逮捕有关人员，长期关押，猎取口供。他毫无根据地把“彭真问题”同“刘仁特务案件”挂起钩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康生直接“指示”专案人员：彭真的“叛徒问题，很清楚了”，下一步的重点就是“通过刘仁案搞彭同美国人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甚至还株连了王光美。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康生亲自给刘仁案件定性，宣布：“刘仁专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入军调部（或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的公安局变成间谍中心。”（审查报告）这个批示，年谱中根本没有。
康生搞的这个大冤案，把刘仁、徐子荣、任彬等同志残酷迫害致死。株连所及，仅原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就被逮捕了九人，逼死二人，致残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请问余汝信，以上事实，康生难道不是“诬陷和迫害，负有罪责”吗？
二，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发展，康生都是重要推手，重要干将
文革前夕，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彭真及他领导的北京市委与江青、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康生坚决站到了毛泽东一边，靠在《二月提纲》问题上，玩弄两面派手法，陷害彭真，得到领导的欢心，得以步步高升。终于成为最高领导最重要的亲信。
此时毛泽东正在南方部署准备搞文革，康生被委以重任，成了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成员的联络员，他穿梭在北京和南方之间，一方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６年５１６通知前，他听到主席七次指示，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批判彭德怀，批判彭罗陆杨，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三家村，等等，要搞文化大革命。
另一方面，他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大肆吹捧毛泽东。大讲毛泽东是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上书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
整肃彭真，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源起。
１９６６年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开始了，这个文件是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康生这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行为，年谱却没有载入。
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发展，康生都是重要推手，重要干将，绝不是被动执行。他是文革派的骨干力量，是妥妥的实权派。他“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历史学家高华称为领导手中一把“出鞘的利剑”，被美国人约翰·拜伦（《康生传》的作者）称为“龙爪”。
文革中，康生一直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也就是整人的大权。康生不止整彭真，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难道他不是罪责难逃吗？
这些是康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活动和行为，本应当是该年谱的重头戏，但是，在年谱中，人们基本看不到康生是怎样搞专案，迫害干部的。他的指示，他的决定，他的报告……，都付之阙如。
再有，康不光是整干部本人，他还热衷于搞株连。大批干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拿彭真来说，妻子张洁清被关押八年。四个孩子都未能幸免。彭真专案组还派人到彭的原籍山西曲沃县，向县革委传达康生的“指示”，说：“康生同志对专案组发了火，拍了桌子说，你们无能，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县里被迫成立“揪斗彭真联络站”，硬把彭的下中农成份篡改为富农，还把他的弟弟傅茂信和一个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迫害致死。彭的老家被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被赶到院子里，摔打加日晒，很快折磨死了。彭真的岳父家二十多人受株连：入狱六人，被当作专政对象进行“审查”、批斗、关押，或调离军队、送边远地区插队的十六人。其中，逼死四人，逼成精神病二人，逼迫退党一人。张文松、黄甘英两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弟弟和弟媳）入狱八年，女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逼成精神病；张洁洵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妹妹，原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被“群众专政”，在机关里关押近八年；张秀岩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姑姑）当时已六十七岁，重病卧床，也被抓去逼供，冤死狱中。
康生的这些恶行，年谱中当然更没有记载。
为什么？
三，《康生年谱》声称拒绝所谓“妖魔化”康生，反对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处理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８日，《康生年谱》的编纂者余汝信和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杨锦麟对话此书，进一步披露了他编纂此书的想法。
首先，余汝信说，此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他将康生定位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么一个抽象名词的一个典型的具象，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一个典型，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具象，就不单只是康生是一个具象，像毛泽东也是一个具象。周恩来也是个具象，邓小平也是个具象。
当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具象，但是具象不等于典型。把康生作为共产党员的典型，大错而特错！因为共产党员形形色色，有好人，也有坏人。都是共产党员，其地位，人格和品质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说康生是典型，难道共产党员个个都是整人狂？否，更多的人是被整的。请问，掌握大权，专事整人者和众多挨整的共产党员能同日而语吗？热衷于搞党内斗争争权夺势的某些人物和众多一心抗日救国、建设国家的共产党员是一样的吗？有着整人专家外号，千夫所指的康生和解救无数人，万人敬仰的胡耀邦以及宁愿下台也要坚持原则的领导人能相提并论吗？说康生这个具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具有象征意义，完全是瞎说。
第二，余汝信自豪的是，自己一点也没有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还原了康生的本来面目。
所谓妖魔化康生，是为该年谱写序的秦晖提出来的。他说，“本书好就好在它一点也没有妖魔化康生这个人。”这里我也想请问秦晖，你认真研究过康生的一生吗？你仔细研读过这部年谱吗？你挨过康生的整吗？
顺便说一句，秦晖引用了师东兵的所谓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的采访。师东兵本人臭名昭著，由于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惯于造假，已被逮捕判刑。引用他的东西作证明难道不应当慎重些吗？更何况曹轶欧本人也同样是一个整人大家。
什么是妖魔化？是指将某事物或人物进行丑化，将其存在的问题扩大化，甚至将其描述成比实际更加恶劣、恐怖的状态。妖魔化必定是不实事求是，不真实。
然而，康生本就是恶魔，还用妖魔化吗？现实情况不是什么妖魔化康生的问题，而是由于投鼠忌器等原因，目前无论是对康生的揭露，还是对康生的研究，都是大大的不够。
现在许多人，已经把康生这个人忘了。２００５年，我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据说该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我们希望能查阅一些有关康生的资料，当我们向那里的馆员提出要求，她居然问我们，康生是谁？后来在有关中央领导书籍的书架上，只找到了３－４本有关康生的书。足以证明康生研究这片土地，现在是一片荒芜。
那么，余汝信认为到底是谁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了呢？
从余汝信确定了１９８０年这个时间点来看，他认为脸谱化、妖魔化康生的，起源于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审查和处理决定。他明确说，“他１９７５年去世，五年之后，在１９８０年以来，康生被脸谱化了，将很多不是他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推在他一个人身上。本来事情是大家一起做的，是一个团体一起做的是吧？是十几个人一起做的，或者是四五个人一起做的。但是都把他推在他一个人身上，就像很多罪名推在林彪或者江青头上。当然林彪和江青康生这些人，他也是执行了一个左的路线，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他们这三个人头上。”
这也不是事实。中央并没有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推到康生头上，他没有资格，他不配。他只是一个酷吏，一个狡猾凶恶的打手。
然而余汝信认为，处理康生之后对康生的研究，出的一些书，都是对康生是妖魔化的。他举例美国人约翰·拜伦写的《康生传》，仲侃写的《康生评传》，都是“把康生说作为一个坏人啊，坏的典型，这个龙爪啊”。
“拒绝妖魔化”，和“寻找另一面”，是完全一致的逻辑。
余汝信承诺他的这部年谱，是要“给读者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就是要说明康生是一个“好人”。这一预设立场成为该年谱对众多有关康生资料的取舍原则。“不予采信”，“不予记载”是其实现预设立场的主要手段。这样，众多康生作恶的具体内容都不予记载，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年谱，并没有“给读者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的谱主康生的面目，更不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被隐瞒罪恶，刻意美化的人。
任何作品写作前都有主题设计，都有预设的立场，年谱就不行吗？是的，不能。年谱是资料性的著作，涉及对谱主的评价、结论必须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谱主是好人，或是坏人，或是复杂的人……这些评价都必须产生在全面收集和整理谱主的资料之后，而不是之前，否则必定出现偏差，出现选择性记载和重大缺失。
四，梳理《康生年谱》拒绝妖魔化为康生辩护的几个案例
由于康生整人无数，如果全面记录，会形成比该年谱规模大得多巨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仅就余汝信所谓拒绝妖魔化，为康生辩护的几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该年谱不予记载。
康生一生中整人的高峰，在历史上有两段，延安整风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延安整风时期，该年谱主要记载康生职务的情况：１９４２年５月，康生任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叫中央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总学委增加刘少奇为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余汝信说，“现在人们老说康生是副主任，毛泽东是主任，往往忽略了在第二年增加了刘少奇副主任，刘少奇在这个阶段，在整风运动的阶段，他的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彭真在４３年，他的地位就超越了康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即使延安整风的方针政策有问题，也不是康生的责任，而是地位更高的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的责任。
余汝信还说，“康生把中央社会部的日常工作交给李克农来指导。康生就只管大政方针，以便集中力量于情报工作。很多具体的事情不是康生做，是李克农等人去做。中央社会部的具体审查的工作，是李克农负责的。”所以，余汝信认为具体案件的问题也不是康生的责任。
康生不做具体审查工作吗？多少知情人，受害人揭露他在审查中的恶行，他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著名冤假错案件，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康生在延安，在肃反和抢救运动中一再制造冤案，陷害了大批干部。这一点，在档案资料中，中央文件中，在众多干部的揭发和受害人的回忆录中有大量记录和控诉，是公认的，没有什么疑义。该年谱却不记载。
例如，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李凝“叛徒、特务”案等等，年谱里没有记载。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经常散布他的所谓“特务的群众性”等谬论，说“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是“敌人的第五纵队”，要人们都去怀疑周围的人是特务。所以，延安一度被认为“特务如麻”。但是，时至今日，你能说出来当时康生揪出来了真正的大特务是谁吗？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一个，当时潜伏在延安的著名特务沈之岳，那还是伟大领袖发现的呢！
公安部顾问汪金祥和副部长凌云同志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２日揭发，康生从１９３９年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起，就一贯搞逼供信，制造冤、错、假案。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两起大冤案。从侦察、逮捕、审讯一直到定案、关押，都是在康生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钱维人“内奸”案的当事人钱维人同志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４日揭发：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４日，我因所谓“确系内奸分子”的罪名，……把我逮捕起来了。１９４６年６月释放。１９５５年６月经西北公安部甄别结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关押了我七年，加上审查时间共十六年。康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与其他地方，曾多次点名诬陷我是“内奸”、“奸细”。
在李凝“叛徒、特务”案中，康生居然说，“李小姐！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后来李凝不知所踪。
康生还制造了影响极坏的“红旗党”假案和“张克勤事件”，摧残白区党组织，迫害地下党员。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把张克勤同志被逼承认的“红旗党”问题，当作典型材料加以引用，并把张克勤同志带到大会上作典型示范。从此，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都被进行了追查和逼供。一个人被逼得顶不住，承认了，又去株连别人，这样越搞越多。最后，把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许多省的地下党都诬蔑成国民党特务内奸政策制造的“红旗党”，把许多地下党员都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内奸。
这些冤案，尽管有平反结论，有本人指证，他人证明，有年月日，编纂者均不予采信，这些康生亲自制造或参与制造的许多著名的冤假错案在该年谱中消失了。
因为记载这些，不符合年谱的预设立场。
第二，余汝信拒绝所谓妖魔化康生，为康生亲手搞的四大文字狱做辩护。
１，第一个文字狱，该年谱认为王实味之死案和康生没有关系
该年谱中提到了王实味的名字。余汝信说，“王实味之死，他们都说康生搞的。但是其实王实味的死和康生没有关系。因为王实味的死是在四七年了。当时康生已经去搞土改了。”
王实味之死是谁下令的，本身就有争议，余汝信说是李克农，还有人说是贺龙、王震。不过问题的关键不是具体的死刑执行人是谁，而是王实味到底因何引来杀身之祸，必死无疑呢？１９４２年，王实味因揭露和批判延安的等级制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得罪了毛泽东、王震等一众老干部，善于逢迎上级的康生无限上纲，立刻把这一案件升级为政治问题，反党集团问题。就是他定性了王实味是“托派”，接着他追查与王实味有接触的人，将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连同王实味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３日，王实味被开除党籍。１９４３年４月１日，是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１９４６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１９４７年３月，王实味被处死。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复指示：“就地秘密处死”。死后又给王实味扣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黑帽子。你看，一次又一次案件性质的升级都是康生在推波助澜。在康生等人的谗言下，毛泽东在一次主持高干整风学习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也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和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就是他直接插手和“指导”了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判，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王实味在劫难逃。
当时也有人抵制此案，负责中央研究院宣教工作的温济泽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这位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建国后，温济泽曾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曾受当事人李维汉的委托，多方联系奔走，为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作了大量工作。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１９９１年２月７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１９４６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予以平反昭雪。”
关于延安整风中这样一个大案要案，康生在全案过程中插手的重要时间点，何年何月何日，康生的命令，批示，指示，当事人都揭露得清清楚楚，而且有人证物证，年谱中不但不见踪影，编纂者不予采信，反而辩解不是康生所为。
２，第二个文字狱，该年谱回避“《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由姚文元署名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诋毁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借此影射攻击彭德怀同志。
在海瑞罢官一案中，毛泽东曾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康生的发明权。追根求源，最早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问题扯在一起，把水搅混的，是康生。康生自己都不否认，反而以有功炫耀。他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他向毛主席讲的。
事实上，吴晗写评价海瑞的文章和酝酿写《海瑞罢官》这个剧本，是在１９５９年８月庐山会议之前，同所谓彭德怀同志的“罢官”毫无关系。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５日和５月５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却说：“６４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还说：“林总一知道这件事，就提出是个搞政变的问题。”在６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他向毛主席讲的。６月３日，康生同越南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提到：“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
当然，该年谱６６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５日，６月初，均没记载康生这这些言论。
３，第三个文字狱，该年谱否认“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冤案中康生的罪责
１９７９年６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定性该案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刘志丹》作者李健彤在《反党小说案实录》“引言”中说：“这桩公案是由一部小说《刘志丹》引起的，折腾了１７年，株连约６万人，致死上千人。一本小说造成的冤狱，可称是中国之最，世界少见。”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纪录。
但是余汝信在与杨锦麟的对话中却为康生这样辩护：“刘志丹那个书啊，那个习仲勋，他其实已经叫他们不要出啊。但是他们把一些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上面，有一个人，就是阎红彦，云南昆明军区司令向中央告密，昆明军区政委向中央告密，然后就成立那个习仲勋专案审查小组。把这个事情挑起来，不是康生哦，就是阎红彦哦，反党小说是一大发明这些话不是康生递的条子给毛泽东吗？一般是这么说，我们找不到证据，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毛泽东会把你的条子照念，他也没有说这是康生说的话吗？是不是啊？这是毛泽东本人的话嘛，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是吧？我们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成立了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有一个叫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你知道他的主任委员是谁？他的主任委员是贺龙。习仲勋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康生，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如果说康生在习仲勋审查上面，他有什么罪啊？那么你可以说贺龙在彭德怀审查方面他有什么罪啊，是吧？这等于说等同的嘛，大家都是主任，党内的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高层对毛泽东的服从性，这都是完完全全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无论是康生审查习仲勋，还是贺龙审查彭德怀，都是制造冤假错案，当然都有罪。但这两个主任结局却大相径庭。后来贺龙被打倒，康生又去主管贺龙案，彭德怀案由周接管，最后贺龙被整死，康生却步步高升。就在那个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升官，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下面我们看看，康生在小说刘志丹案中到底有什么罪。
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小说作者先后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以及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小说稿件。１９６２年７月，曾与刘志丹有过历史冲突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看了稿子后，向康生告密，康生还没看到书就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他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８月２４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前夕，康生又通知出版社赶印《刘志丹》六百本，送中央委员会审查。书尚未印好，一条“毛主席语录”就出来了：“利用小说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后来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递上一张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然而在《康生年谱》注释〔１３８２〕中却说，“至于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称，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薄一波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不足采信。”
可见，就算是当事人的回忆，只要不符合余汝信的立场，他没有任何理由，均可以不予采信。
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说了一段流传广泛，影响巨大的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于是会议开始追究《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在毛泽东和康生都没有看书稿的情况下，毛泽东当场宣布习仲勋、贾拓夫等“罪恶实在太大了”。
９月２７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１９６３年５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罗织出四项罪名。什么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剽窃毛的武装斗争理论；西北救了中央，夸大西北历史贡献，与井冈山所作的历史贡献相提并论，等等。这一重要的诬陷性的审查报告，年谱中未见踪影。
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后，由康生提出定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为“习贾刘反党集团”。。
小说作者李建彤日后写的《实录》中还揭露了大量因小说《刘志丹》案所株连的人群。
一是工人出版社从上到下的领导和编辑都受到迫害。
１９６５年，康生发话，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右派。工人出版社社长被发配到外地劳改，文革中再遭揪斗，毒打，最后死去。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全家下放到农村，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家破人亡。他本人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李建彤感叹：“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
周扬也被牵连。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刊发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是进行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周扬被捕入狱。
文革时康生还到地质部给群众讲话：“你们为甚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还算革命？”全国各地立刻都贴满批判小说《刘志丹》的大字报。项目组还把没收的李建彤的采访记录交给红卫兵，让他们按记录上的名字，到全国揪人，
１９６７年５月７日，“习贾刘反党集团”之一的贾拓夫被迫害致死。１９６８年１月８日，刘景范、马文瑞和李建彤同时被抓起来，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坐了七年牢。马文瑞被打为“习刘反党集团”成员，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被关进监狱５年，习仲勋１９６２年起被下放、审查，关押，监护８年。
刘志丹的另一位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
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
作者李建彤则于１９６２年起被关进一个地下室，８年后，１９７０年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
连早就牺牲的刘志丹也被污蔑为叛徒，红卫兵把纪念刘志丹的石碑砸烂。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刘志丹的夫人年轻守寡二十六年，最后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农村长期劳动。
诗人柯仲平在１９５０年受毛泽东支持回陕西写的长诗《刘志丹》，也变成了“反党长诗”，逼他日夜地写交代，心血管暴裂死去。
甚至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打了几百干部。被牵连的有６万多人。还有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实录》记述了一个“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的真实故事。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康生、江青还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习仲勋说：“因此而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中国青年》１９７９年４月号）。
因《刘志丹》受以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
《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连古代的文字狱都难望其项背。
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小说《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不是反党小说，没有阴谋。并没有所谓反党集团。所谓剽窃毛泽东思想是不存在的，是康生强加的罪名。而小说中的人物罗炎，并非高岗。小说只是采用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不存在为高岗翻案问题。《刘志丹》案是康生伙同四人帮制造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予以平反。
之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９年８月下发了５３号文件，彻底为小说《刘志丹》一案被迫害的人平反。
小说在成稿１７年后的１９７９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离刘志丹牺牲已经６３年了。
阎红彦则在１９６７年在云南文革中自杀了。这一重大冤案的起因确实是阎红彦向康生告密，但他能掀起多大的浪呢？只有康生，才能制造出这样的千古奇冤！
１９７７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
请问余汝信，此案康生有没有罪？
（未完待续）
□ 来源：《华夏快递》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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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刘承娴之死
·孙怒涛编辑·
刘承娴，女，１９３１年出生。１９４９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１９５１年转入由农大园艺系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的城市绿化专业。１９５３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教师。１９５９年调至清华党委统战部工作，文革前任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在团派制造的“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冤案中，刘承娴被认定为重要成员。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４日被绑架，受尽酷刑。６月１２日，刘承娴跳楼逃跑受重伤，被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大手术。专案组把还在昏迷中的她从医院的病床上强行掳走抓回，于６月１８日被迫害致死。殁年３７岁。
◇ 刘承娴被蒯大富迫害致死〔１〕
——胡鹏池（精８）、陈楚三（数６）、周宏余（物００）
摘自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的第五号人物刘承娴老师，被老团迫害致死。
土建系五年级学生章和邦用“扫堂脚”、踢肚子折磨刘老师；电机系二年级学生唐元时，不仅打刘老师耳光，对她连续摔打、用烟头烧脸、脚踢腹部、甚至用棍子捅……刘老师在遭受法西斯般的酷刑和人身侮辱的情况下，于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２〕跳楼了。刘老师跳楼后，被老团用假名辗转多地，最后送往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大手术。手术刚刚做完，罗文李饶专案组中“刘承娴组”组长、工物系三年级学生夏毅带领一帮老团，不管刘老师的死活，就把还在昏迷中的刘老师，从医院的病床上强行掳走；手术后的刘老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６月１８日离开了人世〔３〕。可怜的刘老师留下了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两岁。
这些老团连一个快死的人都不肯放过，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披着人皮的豺狼！
楼老师〔４〕告诉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手术台上，施行手术的医生认识刘老师；在就要施行手术麻醉之前，医生摘下了口罩，他叫刘承娴的名字，刘承娴张开了眼睛；这个医生问她：“你认识我吗？”刘老师叫出了这个医生的名字。手术以后，当刘老师还处在昏迷中，又被老团从医院病床上强行掳走了，使她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治疗。６月１８日，刘老师走了。
我听了以后非常气愤。我想，大手术以后，病人还躺在病床上昏迷，老团就不管病人的死活，把病人从病床上掳走，这还是人干的事吗？真是一群畜生，毫无人性！
◇ 编者的话
刘承娴生前担任清华大学校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蒯大富凭空捏造为“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成员，非法关押两个月左右，于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被残酷迫害致死。
根据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记载，团保卫部绑架刘承娴的具体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１４日，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文学宓。
刘承娴、文学宓被绑架的日子，正是４１４成立一周年。当天，团专案组内保卫组头头李木松、陈奋光二人就将文学宓、刘承娴等被关押的干部“轮流毒打一遍”，以发泄他们对这些干部支持同情４１４的愤恨。李木松是水利系６７级学生，资料记载他“专门打人，以打人取乐”，陈奋光是工物系６８级学生，资料记载他“专门打人，用酷刑毒打逼供”，这些“专门打人”的打手，竟然“以打人取乐”，以“酷刑毒打”受害人为乐事，真是禽兽不如！有校友告知，这两人已先后去世，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恶人必遭天谴”；但他们在世时对自己的反人性暴行没有一丝一毫忏悔，在另一个世界又有何颜见刘承娴老师？他们的灵魂怎能安息？
有关资料记载，担任“刘承娴专案组”组长的是夏毅，工物系６９级学生。夏毅的主要罪行是：“毒打刘，逼刘在１２：００前交代，致使刘跳楼受伤。后又强迫刘提前出院，对刘的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专案组的主要打手是冯家驷和唐元时，这两人都是电机系７０级学生。冯家驷“采用各种刑具拔牙、灌氨水逼害干部”，文学宓被冯家驷掰断三颗牙，贾春旺被冯家驷夹碎两颗牙，饶慰慈被冯家驷用带钉子的木棍毒打；刘承娴已被迫害去世，毒打残害她的打手中肯定少不了冯家驷。有关资料记载了唐元时迫害刘承娴的具体罪行：他在“刘承娴跳楼前，对刘进行残酷折磨，打耳光，连续摔打、烟头烧脸、脚踢腹部、用棍子捅……对其他被关押的干部、群众也打过。”曾有一位女校友给胡鹏池打电话说：请你们注意资料中出现的“用棍子捅……”如果估计不错的话，是指用棍子捅女性的阴部。
除了专案组人员，还有其他的打人凶手。章和邦，是土建系６７级学生，团总部军事动态组副组长，他“６８年３－８月，参加对罗征启、文学宓等同志的刑讯逼供。６８年５月３１日上午，章伙同打人凶手唐元时残酷毒打刘承娴同志，采用‘扫堂脚’、踢肚子等法西斯手段毒打折磨，致使刘于当天下午跳楼重伤，而后死亡。”据此，刘承娴跳楼的日期应为１９６８年５月３１日，与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中记载的刘承娴跳楼日期相同。
夏毅、冯家驷、唐元时、章和邦、李木松、陈奋光等打人凶手，文革后清查时均被“记录在案”。
唐金鹤书中说，刘承娴去世日期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而原蜀育、邱心伟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大事日志》中记载的刘承娴去世日期是６月１２日。编者注意到，唐少杰着《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非正常死亡”》一文中，刘承娴被迫害致死的日期也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编者曾致信唐少杰先生询问来源，唐少杰先生表示，这是“根据清华档案馆的档案记载”中的死亡日期，“刘承娴老师的记载是跳楼后经过多天的折磨后抢救无效死亡”。编者还注意到，罗征启回忆录《清华文革亲历记》中也提及，他在汕头避难时收到一信，说刘承娴“６月１２日凌晨，因伤重不幸去世”。因此，编者认为，刘承娴老师的去世日期为６月１２日，也许更可靠。
夏毅、冯家驷等凶手当年都是年轻学生，刘承娴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是女老师啊！你们把刘老师抓来残酷折磨，打耳光，踢肚子，还用烟头烧脸、连续摔打……你们怎么对自己的老师、而且是女老师下得去手？你们的同情心哪里去了？你们的人性哪里去了？如果当年是“鬼”迷心窍、中“毒”太深，为什么之后的几十年仍然没有自省、没有忏悔、没有道歉？
刘承娴老师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当年残酷毒打迫害致死刘老师的夏毅、冯家驷、唐元时、章和邦等凶手，以及专案组的“直接主持者”陈继芳，都已年逾古稀，可是至今没有听说他们对惨无人地道迫害致死刘老师的罪行有过忏悔和愧疚！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公开点名揭露他们当年罪行的原因。
（上文引自胡鹏池、陈楚三、周宏余编：《从生物馆到２００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时代文化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３５４页）
注释：
〔１〕摘自唐金鹤着《倒下的英才》第三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２〕据邱心伟、原蜀育编《大事日志》记载，“刘承娴于５月３１日在２００＃团派专案组关押点跳楼受重伤”
〔３〕据邱心伟、原蜀育编《大事日志》记载，“原清华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承娴被迫害致死”的日期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
〔４〕楼老师，即刘承娴的丈夫楼庆西老师，文革前为校党委监委副书记。
◇ 楼庆西老师的回忆和思考
——楼庆西致孙怒涛的信
怒涛学弟：
感谢你没有忘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往事，感谢你对我及我的家人的关心。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运动，拨乱反正的党中央已经作出结论。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有多少无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受到迫害，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的妻子刘承娴也是其中之一。她的被害使我承受了中年丧妻、孩子们幼年丧母的两大人生之痛。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这种人生之痛将永久地留在记忆之中。
我的妻子刘承娴１９３１年出生。１９４９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学习，１９５１年转入由农大园艺系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合办的城市绿化专业学习，这是我国绿化专业第一届学生。１９５３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教师，１９５９年调至清华党委统战部工作，成为一名政工和业务双肩挑的干部。１９６８年被清华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被迫害而死。打倒四人帮后得以平反，证明刘承娴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好老师。
打倒四人帮后，我曾经见过一幅油画，作者是谁记不清了。画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去世后，他的尸体平卧在床上，他的满头白发垂落至地面。画面构图简洁，用蓝色和白色的色调，画作名称为“共和国主席之死”，看了使人受到莫大的震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席都受到含冤而亡，何况普通的百姓。我看过不少写文化革命往事的回忆，多为诉说本人或亲友受迫害的往事，但却没有看到那些当年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回忆自己言行的回忆。对于广大造反派而言，他们都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受害者。但对于那些手持棍棒、皮鞭去抽打昔日的师长、领导，甚至用法西斯的酷刑去对待受害者，他们是怎样想的？怎么下得了手？我们今天不是追究他们的责任，要他们做什么忏悔，只要求他们说出当时真实的思想，以便后人能够更清楚地看到错误路线对人们毒害之深，将人性扭曲到何种程度。
中国素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某一段历史或者某一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得到应有的经验与教训，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更多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清华虽然只是一座学校，但它又是文革重灾区之一，因此记录下这一时在清华发生的事实，对于后人研究与认识这一历史无疑是有价值的。
我衷心希望你的工作获得成功！
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楼庆西２０２３年１２月于北京，时年９３岁
（编者注：楼庆西老师（１９４９级工学院营建学系）是刘承娴老师的丈夫，文革前是校党委监委副书记。当我设法联系上他，告知我正在编辑《清华文革死难者实录》，请他为不幸遇难的妻子写篇回忆纪念文时，他慨然允诺。很快，楼老师非常认真地抄写了上面这封信件拍照传给我，令我十分感动，并致谢！）
□ 来源：《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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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一份研究北大文革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评《关于北大井冈山兵团政治和组织情况的调查》
·张 从·
北大化学系６３级校友樊能廷先生，最近发现了一本１９６８年７月印制的《关于北大井冈山兵团政治和组织情况的调查》（以下简称“调查”），署名为新北大公社“除隐患”和“独立寒秋”战斗队。他将该资料扫描后发给笔者。笔者是当年北大文革的亲历者，对“调查”认真阅读后做了一些评析，与读者分享。
一、调查出笼的历史背景
１９６８年７月，北大两派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武斗已经进入尾声，新北大公社在校文革的支持下，把井冈山兵团围困在６个学生宿舍楼里，实行断水、断电、断路、断粮的手段，并在校刊《新北大》上公布了“关于揪出井冈山兵团中的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把到外地避难的井冈山兵团的部分成员，如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等都抓捕回校，严刑逼供。而且，他们还向中央文革报送了“关于邓朴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企图把邓小平说成是井冈山兵团的“黑后台”，以便得到中央文革的“指示”，彻底摧毁反对派井冈山兵团，实现聂元梓的一统天下。在此背景下，由校文革专门为了抓叛徒而成立的“除隐患”战斗队（队长是哲学系教师赵建文，现已病故），联合另外一个战斗队“独立寒秋”，在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后，抛出了这个调查，广为散发。其目的是动摇井冈山的群众基础，警告那些井冈山的同情者，扰乱还在坚守楼宇的井冈山兵团成员的军心，促使井冈山兵团早日瓦解。这是配合武斗的一种“舆论战”。
二、调查的主要内容评析
该调查共分七个部分，让我们来逐一评析：
第一部分：井冈山兵团政治成分的几个基本数字
“调查”称：截止六月底的统计北京大学基本定性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权威”……（或称四类分子）总共３４９人，亲自参加了井冈山兵团的有１９５人，组织上没有加入、思想上同情井冈山兵团而且参加其活动的有６１人，共占总数的７３％。四类分子中混入新北大公社的有十一人，由公社安排其活动的有四人，共占总数的４％。其余的是对两派组织部不表明什么倾向或是公认要打倒的，如陆平、彭佩云之流，共７８人，占总数的２３％。以上数字系按人头统计。下面是按政治情况的统计和比例：（例如，一个人既是国民党，又是三青团，又是共产党的叛徒，即按三个项目分别统计）
全校 北大井冈山兵团
组织成员 同情者 小计 占全校％
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５３ １８ ２５ ４３ ８１
特务 ５９ ３６ １２ ４８ ８１
叛徒 １５ ８ ４ １２ ８０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６７ ３５ １３ ４８ ７２
假党员 ６ ３ ２ ５ ８３
地富反坏右分子 １１４ ５２ ２５ ７７ ６７
文革前反动学生／教师∣总数 １１９ ８３ ２５ １０８ ８４
文革中现行反革命 ∣已捕 ２９ １８ ７ ２５ ８６
反共老手、反动权威 ５１ １７ １９ ３６ ７０
反动会道门 ５ ３ ０ ３ ６０
叛国投敌分子 ９ ５ ２ ７ ７７
特嫌 ×× ×× ×× ×× ７０
政治历史审查对象 ××× ×× ×× ×× ５３
评析：“调查”把当时北大的“阶级敌人”、“坏人”分为１２种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叛徒，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假党员，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共老手、反动权威，反动会道门，叛国投敌分子，特嫌，政治历史审查对象，后两种没有具体人数，前１０种人总数达４９８人，而其中井冈山的组织成员和同情者达４１２人，占总数的８３％。且不说由于当时存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路线和思想，把大批干部、教师、职工都划入阶级敌人、坏人的范围，也不说该调查的统计是否准确，而事实上这些人到了１９７８年后都得到了平反改正，或摘掉帽子，或恢复本来身份，成为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员工，而把他们打成阶级敌人和坏人的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的骨干分子，反倒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划成三种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当年这些人为什么８０％以上都参加了井冈山或成为同情者，正说明井冈山兵团的正义性和校文革极左路线与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古以来如此。
第二部分：井冈山兵团的领导核心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
该调查把井冈山的领导核心分为几个部分；
一、以牛辉林集团为首的“红旗飘”，其组织班底是从１９６６年７月底反革命分子同邓朴方等在邓小平的亲自授意指使下筹备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１９６７年由王关戚反党集团扶持起来，并直接收王关戚反党集团操纵和指使。其中的核心人员有：牛辉林、牛泰升、徐运朴、何本芳、王忠林、李怀进、谢世扬等。
评析：北大井冈山兵团是由原《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红旗飘战斗队》、《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兵团》（简称革造）五个群众组织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联合成立的，其中，《北京公社》和《革造》人数较多，都在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以上，另三个组织人数都比较少，每个组织在数十个到１００人左右。在井冈山山总部委员中大多数也是北京公社和革造的，从１９６７年９月到１９６８年７月一把手也是原北京公社的，武斗后牛辉林等红旗飘的骨干到外地避难，多人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跨省抓捕，严刑逼供，制造了“红旗飘反革命集团”的冤案。至于把井冈山和邓小平、王关戚联系起来，更是莫须有的事，不过是文革时给对方找“黑后台”的惯用手法。
二、以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公社》中的现行反革命集团
其中有樊立勤、俞启义、张景元、蔡华江、刘帼贞、王传智、冯德荣等。《东方红》中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其主要成员也是井冈山兵团总部反动统治下集团的核心人物。
评析：樊立勤是北大文革中的知名人物，曾组织部分师生成立《东方红公社》，因反聂、反康生，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未名湖畔抓捕，关入私设的监狱严刑拷打，双手钉竹签，膝盖钉入铁钉，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被扔出监狱，后经抢救挽救了生命，造成终身残疾。由于当时《东方红公社》的某些观点过于激烈，许多井冈山群众还不能完全接受，樊立勤等人并没有被推选为井冈山的领导成员及核心。１９６８年，其余成员也受到校文革不同程度的迫害。新北大公社在这里用的是在对立组织里“抓坏人”的手段。被点名的《东方红公社》成员文革后在不同领域里都成为专家学者或企业家，做出各自的贡献。
三、井冈山个要害部分多为坏人所把持
１、政工组：沙健孙，（政治系教师，井冈山小报编辑）
２、组织组：何本芳、蔡华江、林杼
３、干部组：周一良（历史系教授）
４、作战组：俞启义
５、教改组：侯仁之（地质地理系教授）
６、宣传组：雷向东（原名雷祯孝）
７、简报组：徐运朴、钱尚武
８、保卫组：牛泰升、张海山（原校卫队副队长）、卢大山
９、后勤组：郭元恒
１０、摄影组：吕遵锷（历史系教师）
评析：难得《除隐患》等人调查得如此仔细，把井冈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查的这么清楚，连大多数井冈山自己的成员对此都不了解。井冈山是否有这么多部门，各部门负责人是谁？至今连井冈山的负责人都说不清楚。但可以明确地说，这些人一个坏人都没有，都是好人，其中沙健孙老师，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周一良、侯仁之分别是历史和地理学界的著名学者，吕遵锷是历史系教师，１９６８年５月后曾在聂氏监狱——劳改营受过残酷殴打，改革开放后，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在考古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第三部分：井冈山兵团的结合对象是一小撮牛鬼蛇神
该部分把井冈山的结合对象（干部）分成两个级别：
一、校一级“革命干部”
张侠、戈华、白晨曦、孔繁、杨克明五人。
张侠（女），原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国际政治系党总支书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假党员，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成员，他们内定的“校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戈华，原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三反分子。今年二月，井冈山的决策人还要把戈华拉进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逐步拉入他们的革委会。
白晨曦，井冈山纸上革委会结合对象之一。白晨曦是原北大人事处副处长，校文革副主任（现已被打倒）是个根本没有入党的假党员。临阵脱逃的可耻逃兵，他还参加过阎锡山的反动组织“精神救国会”，解放后，白晨曦利用职权包庇大汉奸、特务白春祥，包庇军统特务王希枯，还企图把叛徒杨济安重新拉入党内。
孔繁，陆平时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王任重在北大的代理人。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结合对象。早在一九六六年江青同志就点名指出，北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孔繁、杨克明。孔繁对江青同志的批评一直怀恨在心，叫嚷“接受不了”，狂妄地要求“拿出事实来”。
杨克明，也是江青同志点名的北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任重亲自指定的北大“临时党委”负责人。杨对江青同志的点名批判极为不满，胡说“一切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东西都站不住脚”。
评析：这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干部教师，其实曾经都是聂元梓的同事和“战友”，在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北大社教运动中都是所谓的“左派”。其中孔繁和杨克明都是哲学系的教师，杨克明还是第一张大字报的起草人，和聂元梓的关系很密切，在工作组撤出北大后，孔繁和杨克明都被选为校文革的委员，孔繁是第一副主任，杨克明是委员兼校刊主编。戈华是个老革命干部，文革前是北大的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在社教和文革初期都是反对陆平的，张侠（女）也是个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曾任北大党委常委、人事处长、国际政治系主任，也是反对陆平的。白晨曦是原北大的人事处副处长，也是社教左派，聂元梓的“亲密战友”，被聂元梓拉入校文革担任副主任，负责行政后勤工作。由于聂元梓独断专行，不听不同意见，喜欢接受吹捧，突出个人，甚至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同事，先后把孔繁、杨克明、白晨曦从校文革中清除出去，换上孙蓬一等紧跟自己的亲信，在发现戈华和张侠站到井冈山一边时，更是恼羞成怒，把他们抓了起来（派人到山东戈华老家去追捕），多次进行批斗（把戈华肋骨打断）。从这个名单和这些人的遭遇，可以看出，聂元梓排斥异己，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昔日“战友”的行为，令人发指。
改革开放后，这些人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戈华被调到林业部担任教育司长，张侠担任北大工会副主席，孔繁调到社科院，历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克明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西方哲学，有多部著作出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上，同意白晨曦、张侠等为正处级（王学珍主编，《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第１０１５页）。
二、系一级领导干部
该调查点了以下人员的名：周一良：父亲周叔弢是华北启新财团大老板，被刘少奇亲自封为“红色资本家”，周本人是反共老手，英国特务；苏士文：与王光美有联系的大特务；侯仁之：司徒雷登亲信，反共老手、托匪、美国特务；严宝瑜；参加音乐界反动组织山歌社，龙云的上尉译员；季羡林：与蒋匪驻德使馆联系密切，受到胡适、朱家骅重用；李廷武：生物系党总支委员，出身恶霸地主，兄弟六人都是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匪徒、官吏、特务……。
除上述以外，井冈山兵团在各系的结合对象，还有原数力系党总支书记，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假党员陆元灼；原俄语系党总支书记，三反分子倪孟雄，原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重等。这些人重新上台就是陆平的资产阶级党阀学阀联合专政。
评析：给这些人扣的帽子看起来很吓人，什么反共老手、美国特务、英国特务、大特务，参加反动组织，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等等等，实际上都站不住脚。连在西南联大时期参加学生社团唱歌，都被说成参加反动组织，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这些教授和干部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过都有些正义感，不愿昧着良心去跟随聂元梓这个在文革中风云一时的“明星”罢了。当然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被关到牛棚中遭受苦难。文革后这些干部也都得到重新安排，如季羡林担任了北大副校长，周一良担任历史系主任，侯仁之、严宝瑜、倪孟雄、文重、陆元灼等也都担任了系级领导。
第四部分：井冈山兵团的骨干队伍是国民党残渣余孽
调查中先说：在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配合社会上右倾翻案风而掀起的校内老保翻天的黑浪中，那些死而不僵的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封建贵族孝子贤孙，都浮上水面，加入井冈山兵团，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例如，化学系以老右派邢其毅为首的十二个教授又恢复了他们的“神仙会”，在会上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有六人集体加入了井冈山，被称为“造反最早“的老教师，国民党反动军官、依靠司徒雷登的弟弟在美国做过研究生的数力系反动教师王仁；伪国大代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的儿子，企图叛国投敌的西语系反动教师韩万衡；国民党剿共边防军中校军官孙鼎召，（井冈山兵团二十纵队的黑干将）；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女儿，至今与香港的姐姐有密切联系的化学系教师×××，诸如此类人都积极起来参与井冈山兵团的翻案活动。此外如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朱慈宣，宋美龄秘书的女婿秦××，；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庄，慈禧太后的侄孙×××等一批汉奸、反动官僚、甚至帝王将相的子女都上了山，成为井冈山兵团的铁杆分子。
之后列举了几个井冈山兵团的教工支队
１、体育教研室支队：共１８人，国民党、三青团、美国特务、反动军官、资产阶级分子、特嫌分子就有１６人，主要成员：王胜智、赵占元、管玉珊、林启武、乔荣浩、邓华跃、刘××、于××、×××、×××、×××、×××、×××、×××。
２、图书馆支队：共２１人，其中有汉奸、特务、国民党棍、三青团员、右派、还乡团骨干等，成员有宋春佑、陈文良、朱宣慈、关长瑞、王幼忻、陈远芷、梁思庄、王世入、郭××、×××、×××、×××、×××、×××、等。
３、历史系教工之队：共４６人，主要成员是特务、叛徒、反共老手、反动权威、右派、劳改释放犯等。所属５个战斗队，队长都是特务和反革命。主要成员有：周一良、李原、吕遵锷、罗荣渠、王晓秋、陈仲夫、闫文儒、杨济安、高望之、谢××、荣天琳、田××、宿白、张××、袁××、秦××、郝斌、张××。
４、西语系教工支队
井冈山兵团西语系的教师队伍，策划武斗和老保翻天的急先锋。它像《零六纵队教工支队》一样，又是一支国民党杂牌军。这个支队共六十五人，其中已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共老手、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十人；本人及其家庭均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十六人，家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十七人，以上三类共四十三人，占总数的７０％以上。这里有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美国联络官翻译严宝瑜，有北洋军阀，伪部长的孝子、国民党员、漏网右派吴桂存；伪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外孙女，文化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郑培蒂，郑培蒂的姑父曾照承是特务糖业公司的大老板，姨父傅斯年是台湾大学校长、大汉奸卖国贼。《五一纵》还有自由出入香港高级夜总会，至今仍有港澳关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文茹；有大特务、美蒋特务分子陈福田亲自定为接班人的徐锡良，有漏网地主分子、蒋匪访日妇女代表团要员，曾在日本发表亲日演说的卢孙；有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副营长徐继增，有历史反革命、反动组织“诚社”成员郭麟阁；反共老手、来自在美国军营作反共演说的李赋宁；还有重大特嫌分子多人。
５、五纵（地质地理系）教工《无畏》战斗队
一共六十二人，全部是特务、托匪、国民党党棍、三青团骨干、一贯道坛主、右派分子、反革命或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
无畏的队长崔之久就是一个希特勒、蒋介石的信徒，崔的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党棍，解放初期畏罪自杀。崔本人自称从小崇拜希特勒、蒋介石，并长期保存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像章和大量反动证件。五九年因攻击三面红旗受到批判，六二年进行翻案，更加疯狂地向我们党进攻。无畏的成员还有：侯仁之，托匪、反共老手、美蒋特务。王北辰，历史反革命反动官僚家庭出身，其父被我镇压。王本人曾当过伪满洲兵和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科长。王乃梁，无畏主将，０５纵教改组长，教授。反动官僚家庭出身，本人是美国第七舰队战略情报局所属OSS的特务分子，国民党云南广播电台教员。刘心务，民盟成员，右派分子，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当过日伪副乡长。杨吾扬，漏网右派，参加过国民党特务武装组织，并担任另一特务外围组织的文化股长。五七年向我们党疯狂进攻，被陆平黑帮保护过关。
６、法律系教工支队
这个战斗队一共七人，队长祝总斌，是汪记国民党党棍，解放前后，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其余六个成员是：芮沐，反共老手，希特勒法学博士，国民党立法院专员、伪司法院规划委员会委员，邵律，国民党法官，解放后与苏修勾结，经常偷听敌台广播；刘升平，重大反革命分子，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宝书毛泽东选集上写反动批语；程鹏、魏敏，一九三九年就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特别是苏修对我对我党的进攻，写反动文章《和平共处原则的伟大生命力》，鼓吹赫鲁晓夫三和两全的反革命谬论，还有一个成员是反革命分子刘升平的老婆张××，此人思想反动。
评析：这里调查列举了６个系级单位的井冈山教工支队，把他们都说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其理由不过是他们曾在国民党政权下上过学、做过事，有些还是上辈或亲戚与国民党的一些人物有过来往，例如西语系郑培蒂老师，文革初期仅是一个３０岁左右的青年教师，根本不是什么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外孙女，不过家族上与俞姓沾点亲而已，又说傅斯年是她的姨夫，其实傅斯年的夫人是俞大维的妹妹，连辈分都搞错了。只是由于郑老师在私下说了几句议论江青的话，被某些人告了密，竟在刚生过孩子后几个月被校文革关入牛棚隔离，刑讯逼供。被他们点名的体育教研室的老师都是优秀的有专长的体育人才，林启武、赵占元、管玉珊等都是体育届的元老，王胜治、邓华跃都是出色篮球运动员和教练，曾教过我们班的体育，为人极为和善，教学循循善诱。历史、西语、地质地理、法律等系的教师们也都是业务上的专家和骨干，例如被点名的法律系祝总斌文革后调入历史系，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李赋宁是著名的英语专家、教授，王乃樑是著名的地质学家。不知《除隐患》《独立寒秋》的成员文革后见到这些曾被自己迫害过的的老师是否心中有愧？
第五部分：老保翻天靠井冈山兵团
所谓劳保翻天，就是指文革初期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所谓牛鬼蛇神的干部教师以及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反动学生的人员。
１、戈华、张侠、周培源充当了老保翻天的急先锋。周培源多次组织座谈会，戈华串联了１００多名在运动中受过冲击得“三四类干部组成了《七一干部联络站》，张群玉、王学珍出面召集了４６名原党委委员和系正副总支书记，表示要批判聂元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井冈山兵团的一切革命行动。
２、尹企卓（原北大副教务长、俄语系总支书记）全家出动，１３岁的女儿也为井冈山募捐。
３、化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重、黄文一、办公室主任罗晔组织”破私立公“战斗队，专门进行翻案活动。
４、俄语系总支副书记孙念恭（笔者注：应为副系主任），曾祖父是清朝兵部尚书，与本系右派分子李天栋、反党分子展凡，组织了“战犹酣”战斗队，进行翻案活动。
５、井冈山兵团里的反革命组织
其中包括：共产青年学会（技术物理系学生何维凌、胡定国、王彦等）、西语系王海反革命集团（成员汪纯本、张金水）、东语系赵承翰反革命集团、物理系学生柳祖恩组织的“七人友谊万岁”小集团，中文系学生冯隆组织的“２２２反革命集团”，还有反动学生何熙平（地质地理系）、王春庭（国际政治系）、黄永善（地质地理系）、中文系“凌云志”战斗队、井冈山文艺宣传队“万岁综”及其指挥王志良“反革命分子”。
６、国民党军官子弟指挥武斗
数力系学生托林，阿尔泰族人（注：没有这个民族，应为维吾尔族），其父为历史反革命，少将军官，托林曾指挥武斗；物理系学生谢纪康，父亲为国民党特务，祖父为国民党少将军医，在井冈山总部指挥武斗；地球物理系教师黄宝亮，叔父是国民党特务，舅父是金门马祖上将副总指挥，黄也曾指挥武斗。
评析：调查在这里任意把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干部、教师、学生打成“老保翻天”、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并与井冈山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些干部、教师都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和思考，看到聂元梓校文革执行的一条极左路线，迫害干部教师，自觉地起来反抗，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部分学生更是有独立思考精神，很早就怀疑文革的正确性，如“共产青年学会”的何维凌等，后来都成为经济改革的先行者和业务骨干。而被“除隐患”们点名的物理系学生谢纪康，祖父是七七事变后抗日部队伤员的救治者，被日寇逮捕，英勇牺牲，被追认为烈士，名字已进入抗日英烈传记。“除隐患”们未经调查核实，任意栽赃，实在太拙劣了。
第六部分：黑帮子女云集井冈山
点了以下干部子女的名字：
邓朴方（邓小平之子）、杨绍明（杨尚昆之子）、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刘××（刘志坚之子）、陈×（廖沫沙之女）、赵××（北京市副市长）之女、冯××（冯定之子）、侯××（侯外庐之女）、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之女刘××，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之女李××、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之女关××、反动权威何其芳之女何××等人。调查成这些人经常或积极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活动，是倒聂的积极分子、得力干将。
评析：“除隐患”把这些干部子女的名字列入调查名单，目的是把这些干部子女的长辈和井冈山兵团联系起来，进而把他们打成井冈山的“黑后台”，事实上，新北大公社早已将邓朴方和杨绍明抓了起来，并进行刑讯逼供，《北京大学》纪事中记载，１９６８年５月底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个江青。在此期间，由专案组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三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残疾。（《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９８－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第二版，第７８８页）。杨绍明则被新北大公社被带到太平庄殴打，还带了医生，打伤后缝合，继续殴打。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之女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教授，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之女李××成为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著作甚丰。
第七部分：井冈山兵团是老保《井》《红》的复活
“调查”称：北大的二月逆流派就是老保《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联军》，六七年春，这两个保守组织随着二月反革命逆流的惨败而土崩瓦解。现在的北大井冈山兵团，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打起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旗，叫嚷《井》《红》之案必翻，从而表明了新的角井冈山兵团就是新的二月逆流派。因此《井》《红》的影响坏头头都成了现在井冈山兵团的得力人物和骨干分子，例如：
１、张志握（哲学系学生），原红联军发起人和总部负责人，后参加了樊立勤的东方红，也是现井冈山兵团的骨干。
２、赵丰田，（哲学系学生），原井红常委，东方红委员，现井冈山兵团《新北大报编辑》。
３、原井红、东方红的头目，被捕释放后对之实行群众专政的反革命分子杨作森、魏秀芬，北大井冈山兵团的铁杆，而且实际上也是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的核心人物。
４、陈立军（地球物理系学生），井红干将，现井冈山兵团铁杆队伍《万里长江》战斗队队长。
５、经济系《红色尖刀连》，是被逮捕法办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嫡系，原井红的核心战斗队。它的十二个成员都有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言行。这十二个人除一人在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前就被逮捕外，都成了井冈山兵团的小头目，分别操纵了井冈山兵团的几支骨干队伍。包括：郭朝田，《红联军》发起人之一，东方红公社的干将，现井冈山兵团十二纵头目。郭和反革命分子杨炳章（已捕）一唱一和，恶毒攻击康生同志和江青同志。此外，郭朝田还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砸新北大校刊的主谋。张广义，红色尖刀连头头，现井冈山兵团办事组成员，诬蔑康生同志是谭力夫的后台，公开对抗江青同志关于北大问题的一系列正确指示。吕润清，红联军五常委之一，以后又组织五一六公社（后与樊立勤的东方红公社合并），现井冈山兵团干将。谢世扬，井冈山兵团《五七文科班》头头，重大现行反革命分子，已被公安机关逮捕法办（见前）。曾军（女），红联军常委吕润清的秘书，现井冈山兵团《五七文科班》要员。
评析：众所周知，所谓“二月逆流”是指部分副总理和元帅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在会议上当面批评指责中央文革，与其进行斗争的行为，后被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而北大的老井红—井冈山、红联军早在１９６６年年底就因为批评聂元梓和中央文革而被摧垮，主要人物杨作森、魏秀芬被抓捕入狱。经济系教师杨勋，一直反对聂元梓，称聂为文化革命中的“政治扒手”，其弟杨炳章，从原军事外语学院退学，在北大听课，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日，在东大操场听到江青讲话，认为她不适合出面领导文化革命，连夜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次日与姐姐杨勋送到中南海门口，被带到钓鱼台，见了江青，把信交给江，委托她交给毛。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晚，在北大大饭厅批斗杨作森时，杨炳章公开为“虎山行”辩护，被新北大公社人员扭送北京市第一监狱，２１日又到人民大学，抓捕了刚刚从外地串联回来的杨勋，也送到第一监狱。两年多后，他们才被释放。他们与所谓“二月逆流”，没有什么关系。四人帮被打倒后，杨勋姐弟都得到了平反。杨勋当选为经济系总支书记，后调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为农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万里等领导人的表扬。杨炳章则与１９７８年考上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成为著名的国际政治研究专家。杨勋姐弟近年来先后离世。张志握毕业后分配到陕西，后为省委党校教授，去年离世。杨作森由于被批斗殴打严重，毕业后不久离世。郭朝田、吕润清等经济系学生，都是支持杨勋的，现仍健在。
结束语：井冈山兵团的广大群众是革命群众
这部分资料阙如，无法评析。
三、此调查采取的手段和写作方式
应该说此“调查”新北大公社除隐患等战斗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抛出了不少吓人的材料，调查对象达到五百人以上。那么他们是怎样搞到这么多人的名单和材料的？根据校文革所处的地位和他们一贯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
１、委派各系和行政后勤部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新北大公社”战斗团，搜集本部门参加井冈山和同情井冈山的人员名单。
２、派人打入井冈山内部或伪装成井冈山的同情者，参加干部、教师座谈会和其他活动，探听会议内容，记录下来，回去汇报。
３、发挥“二组”（保卫组）的作用，通过跟踪、监听电话，偷看日记、信件等方式获得资料。这个“二组”名为保卫组，实际上采用的都是克格勃的那套方式，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不同意见的师生群众，在文革中的作用十分恶劣。
４、查看档案。利用校文革掌握的权利，查阅参加井冈山和同情者的档案，从中找出这些人的家庭、亲戚关系，扣上“国民党”、“三青团”、“历史反革命”、“特务”、“特嫌”、“叛徒”“假党员”、“地主”、“右派”等帽子。这种方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使用，应该说也是一种十分恶劣的做法。
５、派出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抓捕井冈山兵团人员，特别是原“红旗飘”、“东方红”的成员，刑讯逼供，利用他们被迫交代的材料，再与所谓“黑后台”联系起来，构成调查材料。
要进行以上调查统计工作，仅靠《除隐患》《独立寒秋》两个战斗队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一定要有校文革的全力支持和组织，各系和校级机关文革的全力配合，这两个战斗队不过是将收集来的材料进行整理，写出来罢了。
四、如果调查的目的得逞，井冈山兵团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这个所谓的调查，不仅在当时大量散发，很有可能被校文革当作正式文件或附件上报中央文革（关于邓朴方就有单独的报告上报江青）。调查的策划者和实行者的目的就是以此调查证明井冈山兵团是个被黑手控制的反革命集团，应该彻底摧毁。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井冈山的领导核心、结合对象和骨干队伍，包括被调查所点名的人员，都可能被抓捕关入牢狱。而井冈山的广大群众，也要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例如学生，在毕业时或者不予分配，或者分到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去“劳动改造”，而支持井冈山的干部、教师在校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
人算不如天算。最高领导人对聂元梓、蒯大富等大搞武斗、破坏了自己战略部署的行为早就十分不满，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派出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而利令智昏的蒯大富竟然打死打伤工人多名，震惊天庭，在７月２８日紧急召见五大红卫兵领袖，提出了批评和警告。８月１９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入北大，接管了校文革对北大的领导权。
时隔５６年，再次发现的这份调查为文革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这份调查是一份典型的“黑名单”和“黑材料”，是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对大批干部、教师和学生残酷迫害的铁证，证实了在校文革统治北大的两年时间，北大的政治环境是多么黑暗，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受到了多么严重的压制和打击；而井冈山兵团揭竿而起，敢于反抗这样的黑暗统治，具有多么大的勇气和正义性，得到了多数干部师生的支持和同情。如今，还有几个聂元梓忠实的粉丝，在为她鸣冤叫屈，企图翻案。请看看这份材料吧，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翻案的幻想和举动必定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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