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ZYuCannon：初论广义智慧定义（下）

（接前文）

4. 建议的广义智慧定义和理论

正如我在[1]文里指出的，哲学始于对理性的探索。理性成了哲学研究的标杆性论题，不管是人文的、社会的、还是知识的。所以，莱恩把理性作为智慧理论和定义的关键，是有道理的。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理性在其多篇辩论被反复提及（Logos， Nous）。而亚里士多德则把理性和智慧直接紧密联系在一起 [6]。伦理和道德理性研究从他们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所以不再多述。理性发展到今天，其内容已经包罗万象，粗略列举就包括如下几类。

4.1 常见的关于理性的现代解释

从20世纪开始，理性的理论或定义则被延伸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决策科学等。

4.1.1经济理性 – 在经济学理论中，效用最大化是经济理性的通用标准。但是，由于效用的概念在现实中常常难以量化或明确定义, 于是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中讨论了多种可操作的被视为“理性”的行为模式，比如效率标准，包括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些目标不仅适用于个人决策，还广泛应用于公司和企业的经营行为 [22]。因此，理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有效达成经济目标的手段，而具体目标可能因情境而异，从追求个人效用到追求企业利润或成本效率。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几个关键概念，其理性分析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23]【注6】，本文后面还有详细分析。而其次要一些的概念包括博弈，其代表概念是纳许均衡理论。

4.1.2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详细讨论了工具理性（也称为目的理性）。他将工具理性定义为一种以目标为导向、通过最有效手段实现目标的理性类型，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这些概念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构成了核心，说明了理性化过程如何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 [24-25]。

4.1.3 认知理性 -（Epistemic Rationality）：在认识论中，理性指根据逻辑和证据形成一致且可靠的信念。哲学家威廉·克里夫（William Clifford）强调理性信念的准确性，认为人应追求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信念 [26]。这个理性的定义已经被莱恩应用在其深层理性模式里。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认识论作了很多研究，但是他们主要诉诸于口头辩论这种不完全符合逻辑的辩证，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开启了正式的逻辑推理。而比较严格的逻辑系统完善于近现代。

4.1.4 有限理性 – （Bounded Rationality）：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了有限理性，认为决策者的理性受到可用信息、认知限制和时间的约束。这种理论承认人们通常只能做出“满意”而非完美最优的决策[27]。

4.1.5规范理性 – （Normative Rationality）：规范理性强调遵循逻辑原则和推理标准，如形式逻辑或概率理论。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对这种理性进行了探讨，关注人们为保持推理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应当相信或采取的行为 [28]。此类理性是认知理性的规范化。

4.1.6理性选择理论（NCT）-（Rational Choice Theory）：这是一种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主要用于解释个体如何在不同选择中理性地做出决策，是经典经济学的技术化延伸，倾向于实践理性。NCT假设人们是理性的行为主体，通过权衡成本和收益，选择最有利于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其核心在于认为人类行为可以通过一种基于最大化效用的理性分析进行预测和解释，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理性选择理论成为理解和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理论工具之一[29-31]。其核心观点包括：

A）理性决策：个体会评估可选择的方案，选择收益最大或成本最低的行动。
B）效用最大化：个体追求的目标通常是个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
C）偏好与约束：人们根据偏好和约束条件（如资源、信息）来决定行动。

4.1.7 生态理性理论 （ERT）-（Ecological Rationality): 是一种理解理性决策的理论框架，强调个体在特定环境中如何根据环境的结构和限制进行有效决策。与RCT不同，生态理性关注环境特征与人类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在现实的复杂环境下，决策者会使用简单的启发式策略来达到有效的结果 [32-33]。其核心观点包括：

A）有效的启发式方法：即在真实世界的复杂情境中，简单的启发式方法往往比精密的计算模型更有效。这些启发式策略是人类长期演化的结果，能够帮助个体在有限信息和资源条件下做出快速、合理的判断。
B）适应性与环境：生态理性特别关注“环境匹配”，即认为不同环境适配不同的决策策略。例如，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简单的经验法则可能比复杂的统计模型更为有效。

其它的理性范围包括消除战争、环境和可持续、价值、法律、自由、社交、性等等。自由是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它关乎个性解放和潜能的充分发挥，阿玛蒂亚·森认为，自由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也是目的 [34]。性理性也是人类回避不了的问题，那些大牌的哲学家谈论很多，虽然其性恐惧的生活态度没有给大众带来智慧的榜样。但是他们一些关于性理性的思想，则值得重视。哲学家们对性理性的统治性说法是节制，近现代不仅哲学而且社会学都对此作了大量细节化的深入研究，证实节制的重要性。昂文提出，性克制对于维持理性思维、社会进步和文化稳定至关重要。他的研究表明，随着性规范的松弛，社会的理性能力和文化发展会在几代人后显著下降[35]。罗马上层社会特别是贵族们的腐败，是其帝国衰亡的主因之一。其中包括他们放纵的性生活，如意大利电影《罗马荒淫史》里暴露的。我之所以提到自由和性的问题，是因为这涉及到不同范围理性的相关性问题，这是哲学家们未曾考虑的问题，也是必须得在数学领域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顺便提一句，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在今年秋季开的哲学课里，有一门 PHI 201 -逻辑入门，主要教授符号逻辑、概率推论和决策理论问题；斯坦福也有一门数学逻辑的课程PHIL50。这些内容大部分是应用数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表明哲学在靠近STEM等实用学科。但我认为这应该只是哲学的次要方向，其主要方向应该是发现和纠正STEM里不符合理性的研究和结论。

4.2 智慧的层次

在莱恩等人对智慧的研究里，都提到要关注“重点”。对不同社会地位或层次的人来说，其智慧选择的重点显然不同。一个国家首脑关注的重点问题，与一个家庭主妇关注的重点问题显然迥异。当然，二者也可能在某些局部问题上有共同关注点，比如经济。本文初步把这个智慧选择简化为4个层次，并分述如下。当然，更多的层次也是值得考虑的，比如加上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如WHO、WTO等。

4.2.1 全人类的大智慧层次

人类整体来说缺乏大智慧，这首先表现在我们不能消除战争和其它非理性致命冲突。近些年来，全球军费不断上升 （图一）。遗憾的是，全球教育经费20年来基本持平且近些年来有下降的趋势 [36]。从人类整体大智慧来说，我们需要把军费逐步转移到教育、医疗等促进人类发展领域，而战争则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导致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青人的大批伤亡。人类还面临核武器和环境恶化等严重威胁。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有权威的世界性政府，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理性诉求。康德在1795年就谈到了要实行永久和平就必须得全球治理[37]。近些年来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一直在讨论全球政府及其治理的问题，如 Lopez-Claros等就出版了专著，讨论全球治理和21世纪初现的全球性机构[38]【注7】。哲学家们该积极大胆且理性地讨论世界性政府的问题，该政府重要的智慧决策目标为消除战争，消除宗教冲突和恐怖主义，关注未来人类和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关注和协调攸关人类前途的重大科研和项目，以及关注人类整体质量的提升等等。目前的联合国是个松散的组织，对至关重要的人类大问题没有任何执行力，且有分解的可能。

图一. 全球军费开支（中国的军费比其报道的要高出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在此）。

4.2.2 国家层次

国家层次的智慧决策属于全人类的下一个层次实际的问题。在一个理性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国家的理性目标是配合上一层次的各种理性目标，包括促进和平、消除战争等。除此之外，国家要高效服务于全体公民，包括保护国境安全，制定公平和人道的法律，执法严格，保证机会公平，合理分配以最大程度的促进人力资源等等。哲学该讨论国家领导人资格的理性问题，像美国这样以党派利益为主的竞选方式，显然距离理想的理性甚远。以美国为例，民主党和共和党二派轮流统治美国政治。即使二者的政治理念则大部分相左，但是二者在民意上基本相近，即各有约50%的民众支持。这似乎在说明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人民大众几乎对选举持有相等的模糊认识或迷失。这种模糊或迷失，一部分来自于竞选广告，一部分来自于民众本身缺乏选举理性。路透社11月16报道说，美国“放弃哈里斯”运动组织已经后悔投票给川普，因为他选择强烈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派担任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关键职位 [39]；这就是民众在选举中迷失的例子。我在“新墨子主义-兼论高质量民主选举”一文里，就提到了美国选举的诸多问题，并建议了改进措施 [40]。

4.2.3 实体层次

实体可以是地方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社团等等。它们在法律的框架下，有效实现实体的符合本实体以及人类整体利益的目标。

4.2.4 个人层次

个人的理性或智慧抉择或决策，一直是哲学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上面提到的智慧格式化模型，主要是针对个人的。当然，它们也可以通过矢量表达来包括全人类、国家和实体的智慧抉择理论。

4.3 广义的智慧理论

广义的智慧理论包括二个主要内容：一是目前为止人类智慧的成果或结晶，它应该是经过反复验证后确认有效的智慧；或者是经过逻辑验证会带来理性结果的智慧。二是指导组织和个人来进行理性抉择的智慧，或者是智慧抉择的计划、建议等。下面分述如下。

4.3.1 人类智慧的成果结晶

此类智慧归类为古典智慧，包括关于理性行为理论的哲学、社会学和行为科学理论，也包括古典的警句、格言、寓言、案例、知识和忠告。这类成果遍布世界各地，我们需要做的是用理性逻辑来分析哪些该被推举为智慧的结晶，并编成世界智慧集锦-这是超出本文的范围的庞大的工程。整理古典智慧不仅保留了它们非凡的历史性特质，而且在今天都还有其指导意义。

4.3.2 指导组织和个人来理性抉择的智慧

此类智慧是实践性的，包括全球人类的、国家的、实体的、家庭的和个人的。它们之间不应该孤立而是要互相作用的，如图二所示。其中的双箭头表示这种互相作用，而其厚度则表示二者之间的作用强度。全球政府决策当然要与各国政府紧密商量，所以其双箭头更厚实。全球政府

图二. 各层次理性决策抉择作用图。

与个人的联系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如果全球政府需要对某个重大决策征求全球合格公民的投票。当然，这种联系不仅仅是投票，还有个人对全球政府的建议、意见等等问题。其它的双箭头的作用以此类推，所以不再赘述。

经过上述论证，我们现在可以给智慧赋予一个初步的广义定义- A General Definition of Wisdom：

智慧是利用有限广义资源对个人或组织的合理多目标做出优良决策抉择的理论。

这里，优良包括最优和良好二层意思；理性偏好于优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最优化而不得不满意于良好的抉择，正如本文提到的“有限理性”所说的。有限广义资源首先包括必须的正确知识，它对应于深层理性理论2（DRT）里要求的“在各种宝贵的学术领域有多样的、在认识论上合理的信念”，“在认识、道德和实践上理性地生活有多样的合理信念”， “对死亡有理性的理念”， 以及“对自己的局限保持敏锐”等等。有限广义资源还包括拥有的物资、人力、信息、社会环境、可支配时间等等。在该定义里，我们采用了“无时即随时”的概念，本意是说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时候不管这决策的大小都得智慧地抉择。所以，这个定义实际上包括了“在关键时刻做出优化决策抉择”。这里，“合理多目标”是指决策者的目标虽然是要利己的，但是不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与深层理性理论DRT2里 “致力于理性地生活”一致。举个例子，一个年青人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个贤惠的理家妻子和二个小孩。他的主要合理目标可能包括做好工作来负担家庭支出、让整个家庭幸福、自己的社交、学习新技能和知识，以及规划好理性地死亡等等。如果他具有柏拉图式金类灵魂，他甚至可以把高智能学术研究、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列为自己合理的目标，前提是不得忽视家庭 （当然他也可以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不结婚）。但是，他不可以为个人和家庭而搞欺诈或做其它损害他人利益的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城邦一般都很小。柏拉图是“小国寡民”的信徒，认为一个城邦最高人口不该超过10万。现代社会要比那时候复杂的多，不仅国家庞大，各种经济和社会功能也远比柏拉图时代多的多。现世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群，它包括信息网、运输网、电力网、组织网、人际网等等。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大，决策抉择远比古代复杂困难得多。因此，现代科学决策涉及的多目标优选，其目标可能多达几十种。现代理性或智慧抉择，一般得用到决策科学里常用的矢量理论，其中一个矢量包括很多个分量，而每个分量都对应一个目标。这种复杂的矢量分析，一般很难用古典智慧来求解，其最优解得用到高深的数学理论，包括矢量优化[41]。一个简化求解的启发式方法是矢量优势排序，正如我在“台海政经军冲突的顺序博弈分析以及帕雷图-纳什均衡”一文里演示的，证明了维持台海现状是符合中美台三方共赢的理性均衡解 [42]。

那么古代的理性或智慧抉择与现代矢量分析有没有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古代决策也是多目标抉择问题，只是那时候涉及的目标数较少且没有矢量的概念。其次，古代的智慧抉择一般是强调重点，也即重点考虑多目标里一到二个，以相对独立的方式来分别处理其优化或理性解答。古代虽然缺乏现代数学和计算机，但启发式智慧优化偶尔会产生深刻的洞见和智慧的结论。现代社会的优化理性决策涉及的变量太多，往往会导致求解空间爆炸式指数增长，即使最先进的计算机也难以在可以忍受的时间得出最优解。以一个单目标问题为例，比如企业的费用最小化，如果考虑到其时间效应，且涉及到包含二个状态的二进制变量B={0,1} （比如机器的开与关）, 在二个时间段上这一个二进制就有2^2=4可能答案（解答空间），且每个解答都得完成一个费用最小化运算。如果要考虑到一百个时间段，则就得比较2^100=1.2676506002E30个可能的解答来求得最优解 （E30=10^30)。这是个庞大是数目, 求解者可能不得不用到启发式算法。在电力系统电机最小费用发电这个著名的混合整数优化问题里，因为用电每日波动幅度很大，一般要考虑到未来一周共计168小时的最优发电机“开-关”排序 （Unit Commitment); 即使一个较小的发电公司也有十几台机组，其优化问题求解数量则远远大于上面的2100，因而必须要用到各种高智力的启发式算法。这就回到了我在4.1.7一节里介绍的内容，即在环境限制下我们往往满足于快速的次优解，这也算理性。现代工程学里启发式算法种类繁多，包括神经网络、遗传编码、粒子蜂群等等，这些方法和应用案例在现代科技论文和书籍里层出不穷。

对于多目标理性优化问题来说，一个最简单的启发式矢量求解就是给各个目标数值化并付以权重，然后把某种抉择后的目标值与其权重相乘，然后求和 （加权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决策抉择矢量方案X1，通过一组对应的函数关系得出一组目标值，再用加权法得出一个和Y1；然后设定另一个抉择方案X2, 得出另一个和Y2, ……, 最后设定抉择方案n, 得出Yn。我们再选出其中重大的Yi, 标定其对应的Xi抉择方案就是在此启发式理性框架下的满意解，也就是4.1.4节里定义的有限理性解答或4.1.7一节里的生态理性解答。注意，本文前面提到的矢量优劣排序也是一种启发式方法。

当对理性决策抉择问题的讨论进行到这里时，我们发现现代科学理性方法虽然取代了古典智慧方法，但确变得不仅枯燥乏味而且更难掌握，更失去了古典智慧那些神秘、非凡甚至神圣的特质。科学就是这么令人厌恶的诚实，就连教皇都讨厌它。当然，为克服科学缺乏生动的圣神这种困境，所以本文强调要整理分析古典智慧的结晶，并加以发扬光大。

4.4 对“科学”理性的哲学警惕和质疑

有很多专业人士对现代科学决策取代古典智慧没有困惑，甚至对此类研究乐此不疲。但是，有些所谓的科学研究，还距离真正的科学有相当差距。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经济科学，其部分关键内容已经表述在本文4.1.1节的“经济理性”里。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经济活动效率最大化，这方面因200来年的研究也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是由于现代社会和经济系统太复杂，所以其预测能力一直难以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学仍然把它放在“人文学科”。

对在经济学课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NCE)的质疑和批判一直存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引用的谚语“人发光的不是身上的珠宝，而是心灵深处的智慧”。人们都认为这个谚语包含了很高的智慧，但是经济学确不能描述这种智慧。不仅不能，它确反而论证如何有效地制造珠宝而不是论证如何有效的制造智慧。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早有批判，比如在2006年就指出的消费者的效用无限增长理论是完全错误的[43]。我在此文里指出： 柏拉图“理想国”里的诗人索福克勒斯就哀叹过自己是情色的奴隶并痛苦过；当有人问七十多岁的索福克勒斯“这么大年纪还向女人献殷勤吗？”他说：“别提啦！洗手不干啦！谢天谢地，我就象从一个又疯又狠的奴隶主手里挣脱出来了似的。”推而广之，绝大部分人是欲望的奴隶，包括对金钱、地位等等的欲望，这种说法是不过分的。奴隶是很难有完全的理性和智慧的；民主社会只是把人对人的奴役减少了，并大大地打开了欲望的大门，于是欲望奴隶的欲望大大地增加了。欲望和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分裂的，所以，即使是民主社会，欲望奴隶的我们也只能具备亚智慧。…… 在经济学利润最大化这个“理性”的指导下，“商人在电视和其它媒体上拼命地作广告鼓吹消费，他们把巧克力和其它的食品制造得方便携带并不断增加它们的甜味和香味，结果在发达国家制造了一大批过度肥胖的家伙。这些过胖的家伙们又接著消费更多的资源，包括增加运输的耗油量和其它的能源消耗（据统计，过胖的人夏天的室温比正常人和瘦子低２－３度）；他们也有更多的健康问题从而导致医疗成本的上升。我们这些消费的奴隶们又互相攀比开更大的汽车，住更大的房子。与此同时，地球的环境却在不断地恶化，沙漠的面积在快速增加，冰川在快速地减少，野外能直接饮用的水也几乎找不到了，这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国和印度，在大多数城市及其附近则很难见到蓝天。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里，许多人对自然缺乏真实的了解和感情，对大自然的哭泣听而不闻，这种局面再不改观就有可能给人类的未来酿成大祸。…… 效用理论是西方经济学衡量“价值”的主要工具，……但是，有些人钱太多了不干好事而去干坏事，这就根本上否定了效用理论的完备性。关于钱多了就干坏事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举不胜举，比如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的代表作《两兄弟》描写了米丘和狄米亚兄弟二人，米丘无子过继了弟弟一子作为自己的儿子。老大教子从宽，老弟从严。结果老大的儿子行为不羁，抢劫奴隶商的一个女奴。后来发现他是为了弟弟而抢劫的。泰伦斯站在贵族立场，认为穷人所以不干荒唐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富人有钱，就不免要干荒唐事。这个故事就说明钱多了就能产生负社会“效用”和个人效用。…… 这些例子说明效用不不一定是相关量的递增函数，而有可能有一个峰值。人类消费也应该有一个峰值，比如食品的消耗，吃得太饱就会带来负“效用”，留有５％左右的余地比较合适；同样的，衣服鞋子太多也会带来负“效用””。注意，我在“微观经济学的杀生性”一文里，进一步完善了上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几个符合真实世界的效用模型 [23]。

注意，质疑和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和专家很多，下面仅举几例。我首先举例的是牛津大学教授法默（Farmer），他是早期质疑古代经济学理论，并把洛伦兹混沌理论引进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44]。塞缪尔森规范的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系统描述 [22]，而经济则是动态的且因繁多因素的波动而波动；有个流行的“蝴蝶效应”论，声称亚马逊一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会引起世界经济的暴风雨。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斯蒂夫.基恩（Keen）是又一个试图把包括混沌理论在内的动态理论引入经济学的学者，他在其《新经济学宣言》等著作里，对目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理性的质疑和批判，包括对目前的边际理论、供给-需求理论的质疑和批判 [45-46]。近几十年来有不少学者试图把混沌理论用于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混沌模型的求解需要用到高深的数学知识和严格确定的完备“初始状态”，取得突破还需要时间。我的第二个举例是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布莱恩.亚瑟, 他多年前抛弃斯坦福大学新古典经济学教职，转而发展一种称之为“复杂经济学”的新理论的 [47-48]。他的主要贡献是用大规模智为体（Agent)来描述社会经济行为，而大规模智为体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当然，与工程学相关的经济理论应用则给研究加上时间变量以模拟经济系统的动态特性，并取得很大成功，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电机最优发电排序问题。这类问题由于不仅涉及到复杂的数学问题，还包括各种算法，都使建制派经济学派产生某种不适甚至畏惧。总之，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宣布新古典经济学的死亡，其主要批判是它是静态理论，而经济活动是动态的。当然NCE还存在很多别的问题，比如经济试验的有效性, 形式偏见，假设误差等等 [49-51]。

新古典经济学不是科学研究里存在理性缺陷的唯一，其它科学研究领域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类问题。就拿医学来说，我们经常遇到矛盾的研究成果，比如有的研究说多吃肉会增加胆固醇并导致肥胖，而另外有研究说以吃肉为主的饮食可以减轻体重。营养学、心理学（包括认识论)、生物学等领域也有类似的问题。我在此反复论述这个问题，是向哲学界发出呼吁，要求哲学学科要深入关注现代科学研究，包括它们那些不符合哲学逻辑的理论、试验和推理。这对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哲学研究者们不仅要精通哲学逻辑和理性理论，还得熟知包括科学在内的其它领域，以发现和纠正严重偏差和错误。对于很多哲学工作者来说，包括哲学系的教授们，如果他们还一直满足于介绍古典哲学派别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亚派、伊比鸠鲁派，以及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后来的哲学，那不外乎吃剩饭或者啃鸡肋。哲学界需要石破天惊的新思维，否则就会如杜兰特所批评的，“今天的人，不会再想着去处死哲学家。这不是因为人们对杀戮比较敏感，而是因为没有必要杀死那些活死人”[52]。

5. 结论与疑问

本文梳理了古今中外关于智慧的主题思想和代表性流派的观点，以及现代哲学关于智慧的理论，并给出了一个矢量目标的抉择优良标准，且试图把它作为关于现代理性标准的智慧定义。这个定义是很初步的，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在此我必须强调，现代科学和古典理性智慧以及近现代哲学逻辑要更加紧密联系、互相促进。比如饮食节制这个古老智慧得和现代科学饮食互相结合，给人在理性饮食方面提供智慧性指导。更重要的是，哲学要在解决目前攸关人类的重大社会提供智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主要沉醉于当陈旧哲学的书虫。

最后，本文提出一个待解答的问题：我们追求理性和智慧有没有一个单一的终极目标？如果有，那它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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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我在“微观经济学的杀生性”一文里论证了该学科理论的各种缺陷, 特别是其效用理论的致命问题[27]。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用科学的名义发展的学问，并不真正“科学”和理性。这留待以后再论。

注7：有不少著作和论文探讨了如何强化联合国的功能和权威的问题，但是它们基本不涉及到建立具有至高权威的世界政府问题。Held 与 McGrew 就编撰过一本有关的会议论文集：”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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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HandWiki, “Criticism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extracted on Nov 20, 2024.
[51] L. Brand-Correa, et al, “Economics for people and planet – moving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paradigm”,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vol 6(4), April 2022.
[52] 威尔.杜兰特，《哲学家》，刘军宁翻译，中信出版社，2021。

（2024年11月作于加州。版权所有，引用请著名作者和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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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七五六期(cm1124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