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孝：“文革”中的几个屈死鬼
陈 薇：校长之死：伤痕撕扯四十八年
张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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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七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四〇期（zk2411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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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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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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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中的几个屈死鬼 陈奉孝
【劫后反思】 校长之死：伤痕撕扯四十八年 陈 薇
【当事者言】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下） 张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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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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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祭坛】
“文革”中的几个屈死鬼
·陈奉孝·
◇ 陈显
陈显，黑龙江省绥宾县人，一九六五年被捕，一九七二年被枪毙。
关于陈显，一九八七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记实，题目叫“这不是故事”，寄给了河南省办的一个刊物“法制文学”并附给编辑部一封信。信中声明，我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文中所用的人名全是真实姓名，如果我写的有任何不实之处，愿负法律责任；贵刊如不能登，请将原稿退回，我并附了邮票。结果稿子被退了回来，没有说明原因。但我知道，我揭露的是中国劳改队里黑暗的一角，就是这一角，在当时也是没有哪家报刊杂志敢于发表的。
一九九四年林希翎从法国回来，我给她看了，她的看法是陈显的遭遇虽然值得同情，也能说明中国劳改系统的残暴，但陈显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写他意义不大，不如写写你（指我）自己的遭遇更有意义。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陈显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刑事犯，但却非常典型，而且我与他有一段特殊的“缘分”，从他被加刑、与他一起关小号、到他被绑赴刑场枪毙，我都亲眼目睹。这次我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遭遇，而且也是我二十二年目睹的一些人和事，因此我决定还是把他写进去。
八七年我写陈显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政治气候，如果陈显的遭遇问题能发表，我便开始写关于我个人的遭遇，如果陈显的遭遇问题不能发表，关于我个人的遭遇问题写出来后恐怕就更无处发表了。因此自从“法制文学”将我写的关于陈显的稿子退回以后，关于我个人的遭遇问题就一直没有动笔。现在既然我已开始写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陈显的问题写出来好，以了我的一个心愿。
陈显，黑龙江省绥宾县人，早年丧母，父亲在一家中药店拉药匣子（即给来买药的人抓药）。他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陈显的这位后母是一个标准的河东吼。她带来自己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因此总是处处向着自己的孩子，视陈显为眼中钉。而陈显的父亲又是一个标准的“惧内”的典型，当后母虐待自己的儿子时，他不但不敢制止，反而帮着后老婆对陈显进行打骂，经常不给饭吃。陈显这孩子脾气非常倔犟，也经常和他后母对打、对骂，当他父亲打他时，他就跑到自己生母的坟上去哭，有几次他就趴在母亲坟上整夜不回家。渐渐的他就跟社会上一帮小偷混在了一起，但他又不会偷，只不过象阿Q那样帮别人干点“了哨”、“上拖”之类的二流活。
有一天这个小偷团伙被抓起来了，同伙们并没有咬他，可他后母为了除掉这个眼中钉，到派出所检举了他，并说他企图强奸自己的女儿，在屯子里见人就说陈显的坏话。派出所审他时，他说这是他后母陷害他，并扬言非把他后母和她带来的孩子杀了不可。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判了六年刑，罪名是流氓盗窃，那时他才十六岁。
他不认罪，在劳改队里折腾。一九六七年我调到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时，他在一中队（原长水河农场的一个劳改中队），我在由兴凯湖农场码头监狱调去的严管队。两个队干活离的很近，都是开山修战备公路。有一天他在工地拿着一根撬石头用的钢钎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一中队的犯人喊：“你们大家都把手里的工具放下！我们凭什么整天象奴隶一样干活？谁再干我就打死谁！”这还了得！这不是号召犯人暴动吗？带工的郑指导员一方面叫他放下钢扦，一方面使眼色叫两个身强力壮的犯人悄悄的绕到他背后，猛扑上去将他抱住，郑指导员立刻下令把他绑起来，押回去关进了小号。过了不久就被加刑八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说实在话，因为陈显那时还不到十八岁，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只不过是不认罪罢了，所以处理的比较轻，要是换成原本就是反革命的犯人再来这么一下子，那他有两个脑袋也保不住。加刑后他反而很高兴，他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了。他算什么“政治犯”呢！
他被调到我所在的严管队，而且在上铺挨着我睡觉。他把从小受后母虐待、陷害的经历都对我讲了，并且叫我替他写申诉。他说：“给我加刑八年，我成了政治犯，这一点我不申诉，我申诉的是给我原判的六年徒刑。说我是流氓盗窃，这完全是我后母陷害我。”我听了后觉得他又可怜、又可笑，他根本不懂得所谓“政治犯”的含义是什么，他也不清楚，在管教干部的眼里，“政治犯”比一般刑事犯要严重的多。
我没有给他写申诉，并且劝他打消这种念头。因为在“文革”那种混乱局面下，写申诉除了自找倒霉外，不会有任何好结果。他可不懂，并且骂我：“你是个孬种！胆小鬼！我把你当大哥看待，你连这个忙也不肯帮我，你算什么政治犯！”
他可能是过去看电影看的，他认为“政治犯”个个都是英雄，不怕死，总是见义勇为，互相帮助。可他根本不明白当前的情况跟他在电影里看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在六二至六五年期间，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确给不少犯人写过申诉，为此吃过不少苦头，申诉人减了刑，我却被关了小号，而且管教干部还送了我一个外号，叫作“犯人的黑律师”。现在我不能替他写，因为在六七年那种混乱局面下，那位凶神恶煞黄管教整天盯着我，恨不能抓住我的一点把柄，将我置于死地。我如果给陈显写申诉，自然就会被认定是“教唆犯”、“黑后台”，申诉不仅对陈显毫无用处，而我非倒大霉不可。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讲究找“黑后台”。但这一点我又不能跟他讲明，这孩子脾气太犟，不但不理解，而且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我说多了，我还怕他反过来咬我一口，因此不管他怎么说我、骂我，我就是不给他写。当然，他骂我，我也不往心里去，因为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六七年底犯人实行分类关押，我被调到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而陈显却作为刑事犯调到了四分场。在四分场他继续胡闹、折腾，不是被吊起来，就是被戴上刑具关小号。六八年夏天割小麦时，他戴着脚镣逃跑，想想看，戴着脚镣怎么能跑呢？这纯粹是胡闹！跑了没有多远，被看押的解放军追上，二话没说，照他的两腿就是一梭子子弹，结果右腿中了九枪，左腿中了三枪。右腿的骨头全打碎了，一条右腿从大腿根截了肢，一条左腿勉强保住了。本来他戴着脚镣子又跑不了，解放军追上他以后把他抓回来就算了，可是却给了他一梭子子弹，这还真不如一枪把他打死算了。后来他对别人讲（七二年在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也跟我讲过），那位开枪打他的解放军跟他后母是一个屯子的，因为听了他后母说他的坏话，对他特别恨。
残废后他彻底绝望了，慢慢的开始精神失常，经北安县精神病医院检查，他已经得了精神病。六九年为了贯彻林彪一号令的精神，劳改队也开始遣散部分犯人，对那些刑期不长的犯人，遣送回原地交群众专政，实行监督改造。陈显已经残废，不能劳动了，劳改队恨不能甩掉这个包袱，可是他的后母说什么也不答应叫他回去。你想，当他还是一个不少胳膊不少腿的好人时，她还想除掉这个眼中钉，现在陈显已经残废了。她还能让他再回来白吃饭吗？没有办法，这个包袱劳改队只好背着。
一九七零年长水河劳改农场解散，陈显又跟我一起调到了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他长期被关在小号里。
一九七二年一月，也就是我离刑满释放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因脱谷机爆炸案，我又被关进了小号，再次跟陈显关在一起。马福林上吊自杀的当天夜里，就把我关进了小号，与马福林的尸体和陈显一块睡在大约两米宽的一盘土炕上。天亮后把马福林的尸体拖出去埋了，从马福林脚上摘下脚镣又给我砸上，从此我便一直跟陈显关在一起，直到六月底我从小号里出来，这段时间我看到陈显已经完全疯了。你想，一个好好的孩子，由于受到后母的虐待和陷害进了劳改队，又因为在劳改期间不认罪（他能认罪吗？）、胡闹，被打断了腿，成了一条腿的残废。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他能不疯吗？说他全疯好象也不是，他也有清醒的时候，当他清醒的时候便对我哭：“老陈大哥，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想杀我后母报仇也不可能了，现在我只想让他们早点给我一颗子弹吃，死了算了！”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自己因为脱谷机爆炸一案，究竟是死是活还说不定，我没有半点能力来帮助他，也想不出用什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我心里感到十分压抑和痛苦。
当他发作起来的时候便胡说八道，有时骂毛泽东，有时骂林秃子（林彪），还骂江青是个大破鞋。有时还说：“我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这完全是因为长期受到迫害、心理上受到压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讲出来的疯子的话，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讲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骂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他不知道林彪已死，更不知道孙中山是什么样的人物。当然，这些话看小号的胡广才都一一向管教干部作了汇报。在“文革”那种年代，谁敢公开骂毛泽东、江青，那是非杀头不可的，绝不会因为你是一个疯子就原谅你。（还有一个叫赵贵的犯人，原是一个伪满的警察，以“历反”的罪名进了劳改队，后来经北安精神病院检查，证明他疯了。可是因为他发疯时胡骂乱骂，骂共产党不讲理，骂共产党是土匪，结果也被枪毙了）疯大了的时候，他还把尿撒在自己吃饭的破盆子里喝了，有时连大便都拉在自己的饭盆里。他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还戴着手铐，我既同情他，又时时提防着他，因为我担心当他犯病时伤害我。跟这样一个疯子长期关在一起，那个滋味简直比下地狱还难受。
六月底我从小号里被放出来，临出来的时候他还拽着我，不让我走，当我出了小号，他便大哭起来，然后就大骂。骂共产党，骂劳改队的干部是土匪，骂我是“怕死鬼”。九月十六号我刑满释放到了就业的“二劳改”单位四中队，在十月初他便被枪毙了。在开宣判大会的那天，为了让我“受受教育”，四中队的管教干部让我去参加了宣判大会。宣判大会就在白土岗大队的门前召开的，门里是白土岗大队的犯人，一排排坐着，门外是“二劳改”，也一排排坐着，而我就坐在最前排。宣判大会一开始，胡广才从小号里把他背了出来，因为他是一条腿，双手又被绑着，只好由胡广才把他背出来。背到汽车跟前，由两个解放军象扔死猪一样把他扔进了汽车里。就在这一刹那，因为我坐在最前排，他似乎认出了我，由于嘴里塞着一团烂布，他冲我“喔！喔！”的喊了两声，接着汽车就拉走了。刑场就在离白土岗大队门口不过一百多米远的一个破砖窑附近，“砰！砰！”两声枪响，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年仅二十三岁。
这么多年来陈显的阴影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特别是临死前回头看我的那一眼，就象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总也抹不掉。陈显是一个如同草芥一样无足轻重的人物，在那个年代，象他这样的人，每年、每月、每日有多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象陈显这样的草芥一样的人物死了，大概除我以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记起他，更不会有人去为他伸冤。但这也是一条人命啊，中国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
◇ 张敬舜，“坦白从宽”的绝好一例
张敬舜，北京市人，赴朝当过志愿军，多少有点文化，在部队里干过“宣传干事”之类的差事，转业后在一家新华书店的门市部里当过店员。此人的长像非常特殊，从脸面上看，四方大脸，双眼皮大眼睛，一个标准的男子汉的脸型，可个子只有一米五左右高，手脚也特别大，他穿四十三码的鞋，简直是个怪物。转业后与北京市的一个卖豆汁的寡妇结了婚。这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把寡妇带来的女儿（当然就是他的养女了）也强奸了，寡妇认为他不是人，把他告了，结果以“奸污”少女罪被判了三年刑，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是“有功之臣”，所以判的特别轻。要是换了别人，那就要以“强奸”幼女罪判刑。要知道，这里有两个很大的差别，第一，“奸污”跟“强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比后者的罪名要轻的多。对于这种“花案”定罪时有“强奸”、“奸污”、“通奸”三种罪名，“奸污”是介乎于“强奸”与“通奸”之间的一种罪名（现在已取消了“通奸”罪），处理起来当然比“强奸”轻的多；第二，“少女”与“幼女”也有明确的界定，那时规定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为之“少女”，十六岁以下为之“幼女”，而寡妇的女儿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如果以强奸幼女罪判刑，十有八、九要枪毙，那时对强奸幼女罪判的特别重，我了解不少这样的案子。即便是以奸污少女罪判刑，一般情况下也要判个十年八年，因此对张敬舜的判刑是轻了又轻。
张敬舜刑满后留在兴凯湖农场二道岗六分场就业，虽然他也是“二劳改”，但因为是“自己人”犯罪，所以对他特别照顾，让他在伙房干活。可这位老兄流氓恶习不改，在蒸馒头时，他把馒头做成象男人的生殖器的样子，卖给就业的女职工和干部家属，被这些女职工端着去找了场长，结果他又被判了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老兄又想投机，在教养队里要组织一个造反派，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这一回性质全变了，他再也不能被看作是“自己人”了。
六七年一月，兴凯湖农场编散后，他也被调到了长水河农场，六七年底他也被调到了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现反队”，跟我在一起。“文革”期间全国掀起了学“毛选”、学“语录”的高潮，大跳“忠字舞”，劳改队也不例外。六八年长水河农场的犯人掀起了学“毛选”、学“语录”热潮。张敬舜表现特别积极，就连吃饭、休息时也拿着“毛选”和“语录”看，真是达到了“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地步。在批斗会上他表现更是积极，总是抢着第一个发言并首先动手打被批斗的人。他平时拿着一个小本子，一听到别的犯人讲什么“反动言论”和“反改造”的话，他就记下来向管教干部汇报，于是他成了犯人中学“毛选”的“积极分子”。
六八年“四挖三查”，号召犯人通过学“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响应政府号召，大胆交待余罪。孙教导员并说“只要你们主动交待了余罪，不管多么严重，政府一律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有检举立功表现的，我们还要给予表彰奖励和减刑”。张敬舜他老兄交待说：“在兴凯湖农场教养期间，我曾经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企图在教养队里组织一个联苏、讨毛、伐林大军，并自任大元帅”。从此以后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元帅”。
“文革”中被打倒刚站起来工作的孙教导员，一听他这样交待余罪，简直如获至宝，马上对他大加表扬，说：“张敬舜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思想觉悟真正有了极大的提高，象这样严重的余罪，他都能大胆交待出来，这说明他真正从思想上靠拢了政府，相信了政府，你们大家应当向他学习，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提高思想觉悟，把自己过去隐瞒的余罪大胆交待出来，政府不但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而且还会对你们实行表彰奖励、记功减刑”。于是张敬舜成了全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和标兵，让他到各个中队和分场去给犯人作现身说法的报告，他成了全场的“大红人”，他老兄便飘飘然起来，盼望着说不定哪天就来个“提前释放”。可犯人们都知道，这家伙不过是瞎吹牛，想搞政治投机。可是直到七零年一月份长水河农场解散，他老兄也没接到“提前释放”的通知，跟我一起调到了内蒙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
调到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后，大约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站队出工，管教干部把他叫出来留下了。大帮犯人到了工地后，不少犯人就议论，张敬舜这回可能被“提前释放”了，可我不这样认为。我想，如果是释放他，一定会开个全场的犯人大会，当场对他进行表扬，然后宣布提前释放，这样对别的犯人才有教育意义，如果不声不响的把他放了，能对别的犯人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呢？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等收工回来，听值夜班的犯人讲，张敬舜被砸上脚镣，由两个解放军押着上了汽车拉走了，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张敬舜一直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表现一直很积极，没犯过什么错误呀，怎么砸上脚镣带走了呢？我心里想，等着瞧吧，不掉脑袋就算便宜了他。
不出我的所料，大约在三月初的一天，在保安昭总场开宣判大会，一次就拉出去枪毙了十八个犯人，罪名全是“现行反革命”，其中就有张敬舜。为了让我“受受教育”，叫我去参加了那次宣判大会。我看到张敬舜也象其他被枪毙的犯人一样，五花大绑，嘴里塞着破布，用铁丝勒着嘴，背后插着亡命旗。
枪毙人的布告就贴在白土岗大队的大院里，其中张敬舜的罪行跟他在学“毛选”中交待的想自己当“联苏、讨毛、伐林大军的大元帅”的余罪一字不差。从这里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所谓“坦白从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错，对于坦白交待的一般刑事问题，确有从宽处理的，但对于政治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在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有不少人主动坦白交待了，当时并没有抓他们，可到了五五年“肃反”的时候，这些人又被统统抓了起来，而且判刑都很重，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谓“坦白从宽”，当时不处理你，可帐却给你记下来了，到了“秋后”的那一天，帐总是要算的。第二，人们常说：“吹牛不犯死罪”，这得看你吹的是什么牛，如果吹牛吹的连伟大领袖、伟大的党都扯进去了，那话就两说着了。张敬舜就是因为吹牛把自己的脑袋吹掉了。他死了并没有哪个犯人同情他，但毕竟这也是一个冤案哪。他死的真是可笑又可悲！
◇ 学“毛选”被杀一案
在那次宣判大会上被枪毙的还有一个十九岁的中学生，罪名是“污蔑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在“文革”的年代，“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套、人手一本，甚至几套、几本的程度。“文革”后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光辉著作大都进了纸浆场或被小贩们用作包了花生米、瓜子等东西。这位中学生当时学“毛选”，他认为哪一段话、哪一个论点不对或者认为已经过时，便用笔勾出来并作了眉批，结果被人检举了，最后以“污蔑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的“现反”罪被枪毙了。
过了不长时间，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一次又枪毙了十几个人。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枪毙人的布告上还赫然印着伟大领袖的语录：“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应杀他一小批”！听管教干部说，当时伟大领袖还批了一个数字：三千。当然，现在这话可能无从考证，不过这“一小批”也好，“三千”也好，到了下面执行起来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一小批”、多少个“三千”了。八亿中国人就好象他老人家养的一群鸡、一群羊，他想杀多少就杀多少，这种情况至今还留有痕迹。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高级干部犯了罪的捕、判、杀并不是由司法部门独立决定的，而是由更高一级的领导决定的。
在那个年代，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一个字被杀、被活活打死的人何止万千！至于那些被抓进监狱、送到劳改队的人，全国究竟有多少，又有谁能说的清？就连“文革”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得到平反，官方也没有公布过确切数字，更多的事例就无需多举了。现在当局叫人们“向前看”，忘记过去，对过去执政者所犯下的错误（应该说是罪行）要人们“淡忘”、“淡化处理”。我赞成“向前看”的主张，但对过去的历史，一个人对过去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对受到的折磨和屈辱、对失去亲人的痛苦，人们能够忘记吗？人们应该忘记吗？请问当前的领导者，如果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又如何想呢？你们叫人们学历史，难道只要人们记住过去的“丰功伟绩”，而对过去的错误不敢正视，轻描淡写的对人们说一声“淡忘”，这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吗？
□ 摘自：《梦断未名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记实》，（美国）劳改基金会，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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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反思】
校长之死：伤痕撕扯四十八年
·陈 薇·
４８年前，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造就今日一段难以了结的公案。然而，如作家林达所说，“有上百万的牺牲者，就一定有更多更多的告密者、行刑者、迫害者和无穷无尽的旁观者”，没人能够置身事外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在北师大实验中学一间会议室，宋彬彬宣读了一篇《我的道歉和感谢》，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道歉。
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校于１９１７年。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都曾是该校学生；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统战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女儿也曾在这里就读。
在上世纪６０年代，这所学校接待过阿尔巴尼亚友人、工人李瑞环、甚至西藏农奴；只要开口，她们能轻易借到全套军装或傣族服饰来排练歌舞；她们知道许多内部消息，能看违禁的书籍和电影；校园里的柿子成熟了，掉下来烂在草丛里，也没有一个学生去摘——女生们觉得那是可耻的。
然而，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原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里一场混乱的批斗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心爱的学生殴打折磨至死，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十余天后，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该校高三学生宋彬彬登上城楼，亲手为毛套上一个红卫兵袖标。毛泽东询问了她 的名字后说了句“要武嘛”，被视为后来全国掀起武斗新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二者相联，北师大女附中成为一个始终被众人评议、亦被频繁解读的独特之地。然而，关于“校长之死”的真相，４８年来，始终没有清晰的描述。
从２００１年秋天起，当年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叶维丽、于羚、宋彬彬、刘进陆续开始自发地走访调查。她们希望还原，校长遇难的８月５日前后，北师大女附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
她们将之称为“八五事件”调查。她们曾以为真相触手可及。然而，８年调查中，她们发现：近半个世纪后，有许多感情，已被湮没；冷漠、遗忘与互相伤害，仍是回忆那个时代的主题。
◇ “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八五’的血迹的”
明眸皓齿，五官标致，气质端庄——２００２年５月，在北师大实验中学８５周年校庆上，１９６６届初三３班学生冯敬兰看见了副校长卞仲耘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校长的样貌。卞校长含笑凝视着，冯敬兰却浑身发冷。
冯敬兰有点想不通，１３岁时，为什么总觉得校长是个老态龙钟的女人？为什么从没有发现过她的美丽？２００２年，冯敬兰已经５１岁，从一名女中学生变成国企职工，与照片中的卞校长去世时的年岁相仿。
冯敬兰的同班同学叶维丽，也在这张照片前停留了１５分钟。校友们在身边来往，她却没有听到一句评论。“一群中国最好的女校的学生，怎么能在文革开始两个月内做出杀害自己校长的事情？”叶维丽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此感到困惑。
这时，叶维丽已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教授。“像很多女附中的同学一样，‘八五’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我的文革记忆是带着 ‘八五’的血迹的，是带着１９６６年北京‘红八月’的血迹的。”在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见面会上，叶维丽说，即便到了美国，卞校长的身影还出现在她的噩梦里。
为了能够面对自己，也解决这个困惑，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叶维丽决定利用每年假期回国的时间，开始一项针对“八五事件”的调查。
文革中，冯敬兰出身不好，被列为班上批斗对象。卞校长遇难当天，她到班上去，发现课桌被分成两边，中间拉了一根绳子，悬挂着粉纸黑色隶书体的对联，上联是“老子打天下……”，下联是“儿子镇妖崽……”，对联很长，几乎拖地。
她随意问一个同学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同学不仅不回答，还不屑地对她说：“我和你的本质不一样！”
冯敬兰还记得，班上一个干部子弟特别蔑视她，“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你跟我讨厌的一个小学同学长得特别像！”
冯敬兰因此更关注文革中显示出的人性的丑陋，“私欲和野心，过分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都是我们生命的毒素。”得知叶维丽要调查“八五事件”后，冯敬兰主动承担了帮忙组织、联络的工作。
叶维丽还记得，卞校长遇难的第二天一早，学校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死了就死了！”广播里说了很多，但只有这冷漠绝情的一句话，一直留在叶维丽的心上。
说这话的是刘进。刘进，原北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６届高三３班学生、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至７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担任学生代表会主席。当年，她随父亲刘仰峤（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从河南来到北京。
“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裤腿挽到膝盖，赤脚不穿鞋，齐耳的短发扎起一个硬撅撅的刷子，像电影里的女游击队员”，一位同学回忆这位学生领袖，“全校学生都认识她，她却不认得我们。”
时隔３８年后，叶维丽才有机会抛出埋藏已久的问题。２００２年，一次插队知青聚会上，她见到刘进。后者头发已灰白，剪得更短了，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叶维丽上去就问她：“你是不是说过那句话：‘死了就死了’？”
“说了。”刘进没有犹豫。刘进告诉叶维丽，那是传达校长遇难当天晚上北京市领导的意见。刘进的父亲６月中旬因被打成“蒋南翔的黑副帅”而停职，听到领导说这话，刘进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爸爸也会这样？”
刘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卞校长死后，她自己也陷入矛盾。她追求革命，却不理解暴力。“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之后，她决定只做自己看得清楚的事情。下乡插队４年后，她回到北京，先做教师，后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２００７年退休。
但是，叶维丽想知道更多答案。比如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卞校长遇难那天的具体过程……刘进发现自己只记得场景片断，却不记得更多细节。
刘进便去找宋彬彬求证。１９６９年初，宋彬彬去内蒙古插队，后来相继考入长春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１９８０年赴美留学，两人一度中断联系，直至２００３年宋彬彬回国才重新热络。
她问宋彬彬，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宋彬彬却反问她，“我是不是红卫兵啊？”
“你都戴了红袖章了，怎么不是呢？”刘进急了。
她对宋彬彬怀有愧疚。几十年来，宋彬彬在骂声中度过，刘进觉得是自己害了她。北师大女附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提议宋彬彬签名的；宋彬彬带队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刘进临时安排的。如果没有这一切，或许之后的历史会有所改变？
“４０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宋彬彬本来一直不愿意出面，２００２年，她与八五事件的联系被写入美国一本学术著作，并被大学课堂引用，她才深感出面澄清的必要。
“卞校长的死一直在心里放不下，她的惨死让我感受到的不只是震惊和悲哀，还有一辈子的歉疚和悔恨”，宋彬彬回国后，刘进和她商量调查记录学校文革初期的情况。之后，叶维丽、于羚与刘进、宋彬彬汇合。２００７年底，冯敬兰也正式加入进来。
五人中，叶、宋、刘都是干部子弟，冯敬兰与于羚则来自普通家庭。她们组织同学聚会、拜访健在老师，希望能够最大限度重新记录当年的事实。
◇ 遗忘与回避
然而，调查的进展却远远不如预想得顺利。
她们遇见不少支持的老教师，“你们头发都白了，再不记录就晚了”。但不赞成的人也有很多。有老师说，文革已经定性了，要向前看，没必要记录了。
一位原女附中教导主任，给刘进写下六七页纸的书面意见，提出对把细节抠得如此仔细的质疑。“红卫兵就是一个暴力符号，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呢？没有任何意义！”——这位老师对文革如此憎恶，有次在四川吃饭，不小心进了一个以红卫兵为主题的饭馆，立刻拂袖而去。
刘进曾碰见初中部的一位同学。当年，正是这个班同学去卞仲耘家贴满“卞猪头”的大字报。刘进问她知不知道这件事。没想到，对方一拍桌子，厉声问：刘进，你要干什么？！
一次聚会时，一位女同学仍像当年一样用谐音称呼一位老师为“王八种”。文革时，这位同学就曾在窝窝头里掺沙子、插白旗，说王八种吃！其他同学提起这段，她反驳道：“有吗？我有吗？”
叶维丽到学校校史办去查找资料，工作人员竟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２００２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８５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出版，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６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名外，其余一片空白。
梅树民老师是当年的教导处副主任、学生党支部负责人，也是八五当天与卞仲耘一起被批斗的五位校领导中唯一健在的目击者。１９７２年刘进插队回京，第一个去拜访的老师就是梅树民。
当时她正在等待分配工作，想自学点日语，便问梅树民老师能不能教她。
梅树民愣住了，警惕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会日语？
“梅老师居然害怕了，以为这又会揪出什么历史问题。”意识到这些时，刘进难受极了，“没想到文革对老师的精神伤害延续至今。”
那次见面，梅老师留她吃了炸酱面。之后，她时不时去和梅老师见面聊天，也曾说过“对不起老师”的话，不过两人却不多谈文革。
２００６年４月，叶维丽、刘进、宋彬彬和于羚决定共同去拜访梅树民老师。她们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却发现梅老师比预想得还要冰冷。他不说“请坐”，也没有倒水，反复说：党内有决议，不便多谈。
问到八五当天的细节，他干脆回答：“我的脑袋上扣了纸篓，什么都看不见。”
场面就此僵住了，谁也不作声。过了很长时间，梅老师才责问刘进和宋彬彬：“当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学生党员都到哪里去了？”
四个都已年过半百的学生尴尬地坐在一边。
等到再和刘进见面，梅老师又问她：“如果是你父亲，你也会这样做吗？”“我当时特别盼望你们能来救我！
刘进曾经认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学生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然而梅老师的问题，让她“感到一个师者、长者责问的分量”。
这次拜访两个月后，刘进亲笔写了一封道歉信寄给了梅老师。她曾在电话中询问老师是否有收到，老师只是回答：收到了。
直到很久以后，梅老师终于又在一次见面时主动开口提起：“刘进啊，你写第一张大字报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他还说，“你们当时怎么就不能想点办法把老师们集中起来学习呢？这样不也是种保护吗？”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刘进越来越反思自己与文革的关系，“在历史的大潮面前，人们往往来不及思索而表现出自己最本质的那一面，如果每一个文革的亲历者都能够真诚地回忆和反思，那么连接这些回忆的碎片才有可能接近真实历史。”
◇ 真相的困境
即便在愿意协助调查的人当中，真相的获得也不那么简单。５０年前没有录音笔、摄像机，诸如此类的众多细节，仅靠个人记忆，难以取得公论。
刘进记得，得知校长已经“不行了”，被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是自己和其他人扶着车送去医院的；而卞仲耘的遗属王晶垚老先生此前对工友王永海的谈话记录显示，“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另一份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撰写的《八五祭》中却记载：“校医带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把卞仲耘用担架从北门抬出去了。”
另一个分歧在于，八五事件发生时，师大女附中到底有没有成立红卫兵？
刘进、叶维丽认为没有。调查时，不少同学回忆说，７月３１日，学校贴出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
普通家庭出身的冯敬兰尤其印象深刻，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特别说明，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这让她心头一热。
宋彬彬的记忆则是，临近“８·１８”上天安门前，她和同学们还在匆忙缝制红卫兵袖章。
２０１３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７届初中生李红云从一位校友处得到一份原始材料表明，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第二天宣布筹委会成立，并成立“红卫兵”。
然而，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认同。“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一位笔名“朗钧”的研究者说。
“想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说明卞仲耘的死与红卫兵无关，没有这个必要了吧！”一位老师毫不客气地说，“花那么多篇幅去解释“主义兵”和“红卫兵”不是一回事，人家只会觉得可笑、可气。四十年了，还在这里喋喋不休讲这种红卫兵内部的小分派，能说明什么？蠢！”
而最关键、分歧也最大的一件事，是一张写有七个人名字的字条。
这张字条最初在纪念卞仲耘去世的独立纪录片《我虽已死》中发布：右起第一竖行写着师大女附中，至左依次是“李松文”“徐岩春”等名字，最后两位是“刘进”“宋彬彬”。纪录片描述：这张七人字条是王晶垚从医院处获得的原件，签名者都是革委会负责人。
同样为北师大女附中１９６８届高中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王友琴也曾来拜访王晶垚，事后介绍这张字条：这张字条是王先生请求当时在现场的女附中师生写的。王晶垚看后很生气，对来访的另一位朋友喊：“什么请求？应该是我‘要求’，‘强烈要求’！”
不过，刘进自己却完全不记得这张字条的存在。
２００８年３月，刘进终于联系上了七人字条上唯一的老师李松文。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位成员之一 ，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
李松文老师一下子也不记得这张字条的来历了。“让我先想想。”他对刘进说。
隔了些日子，李松文老师告诉刘进，据他的回忆，这张字条是医院要求他们开证明时写的，“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法到学校去开，我就问大夫签名作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于是，李松文老师带头第一个签下名字，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依次写下在场六位同学的名字。
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王先生是访谈后的二次记忆，属于“孤证”；另一方认为李松文老师的口述最多算是案发４４年后的一份口供笔录，并不能成为历史案件的旁证。
叶维丽有感而发，“人们对卞之死的反应，以及她们对‘死亡宣告’的记忆，反映出每个人在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处境，也说明了记忆的主观性。”
总有一些不曾料想到的细节，阻碍着让历史回归本来面目的努力。
２００７年９月，北师大女附中几位老校友倡议为卞校长立一尊雕像，表达对卞校长永远的歉意，并让后人铭记。
１９６７届高中毕业生罗治作为主要联络人，向各届校友传达。罗治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百分百赞成。不料，有同学听说后反问她：卞校长不是高血压心脏病死的吗？有人说：现在都生活得很好，要和谐，还提那些干什么？有人“善意”提醒她：老百姓从来不能玩政治；甚至有人组织聚会发布特别声明：怎么瞎闹都可以，不许谈国事文事（文革之事）！
罗治还保留着一张流传到她手里的讽刺漫画：画中罗治拿着小本做传达指令状，旁边一头老牛咩咩叫。旁白：快向刽子手和主人们说去吧！
罗治想不通：这群当年从中国名牌女校毕业的、最好的学生，怎么能对校长之死如此蒙昧和无动于衷呢？
她特意把那个说卞校长因高血压而死的同学请到家里，打开电脑让她看材料。两人吃了中饭吃晚饭，从上午十点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这位同学终于接受了罗治告诉她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啊。”随后捐出５０元钱。
校方的反应也出乎热心校友的预期。校友们最初与校方讨论的方案是：在学校里开一个雕像落成仪式，卞仲耘校长的雕像将被安放在校园的操场上。但最终雕像落成时，校方表示楼板承重不行，安放的位置更改在教学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内。
雕像底座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同学们曾经建议的“文革受难者”没有刻上。她们担心，要写了这五个字，估计连会议室都放不进去。
◇ 拼接与真凶
八五事件的基本脉络渐渐从不同人的记忆碎片中拼接出来：８月５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争，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
有同学看 见胡志涛校长开始穿着白衣服，转了一圈换成黑衣服，另外的同学补充，是白衣服被墨汁泼成了黑色；有同学记得，在小操场，看见卞校长头朝下地躺在手推车上， 还有人上去踢了手推车一脚，但也有人纠正说，不是踢，是怕校长头朝下躺着难受，又不敢上前去纠正，就用脚踩了一下车子，以便让校长的头变成朝上。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３日，走访百余位师生后，刘进把调查报告送交北师大实验中学存档。内容共有三部分，一是给母校的信，二是《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三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文革部分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二部分，仅注释就有１００多条。
当月底，调查文章《也谈卞仲耘之死》刊发在一个供文革研究者交流的电子刊物上。同年８月，这篇文章更名为《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发表在另一家杂志上。文章以冯敬兰为主持人，五人交替叙述“第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期间”“后工作组时期”“八五事件”“红卫兵”等六个要点，讲述五人小组８年来的调查情况。
按照通常的逻辑，这种事件的调查，最后都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向：校长因何而死？因谁而死？
冯敬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名字，但是，也没有人愿意明确地指向这些名字。
当年高一 ３班的学生顾湲告诉刘进，八五游斗正是由她所在的班级发起，“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
刘进想找到这些同学采访，但时任高一 ３班班主任也表示毫无办法。当年，高一 ３班同学之间相互批斗得也很厉害，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顾湲说，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插队，至今，该班也没有组织过一次同学聚会。
也有些曾在不同时间段围观的同学，对参与者有如此回忆：一个初二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
她们会是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人吗？是否需要披露出她们的名字？五人小组讨论后一致同意：不写。
刘进觉得，“这个话题异常敏感，而所有人只是目击没有证据。是否参与了打老师？只能靠自己内省。”冯敬兰则说：“八五事件是一次群体事件，每个环节都对卞校长的生命造成不可逆的戕害，很难真正说清‘谁是凶手’。况且，这种民间调查不具有司法意义，没有权力公布相关者的名字。”
那么，对于直接参与批斗校长的同学要写到什么程度？她们有了分歧。刘进反对提及他们；叶维丽和冯敬兰不同意，“一定要给她们一些压力”。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以五人访谈录形式出现的调查报告中，出现了“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等既有所指又语焉不详的形象。
调查报告中还曾出现了一位丁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家人看后，提出异议，说只能以“丁某”的形式出现。几番权衡，大家同意了这位老师的请求。
“既要追寻真相，又不愿涉及自己，既要回溯构成历史事件的细节，又要宜粗不宜细。这就是真相的困境”，冯敬兰说。
◇ 伤痕难消
调查的过程，既是还原历史的过程，也是调查者重新认识过去自己的过程。
刘进还记得，２００８年２月４日，她所在的高三３班１４名同学聚会，多数不是当年的干部子弟。聚会主题是为八五事件调查初稿提意见，但同学们一聊就聊了６个小时，重现了许多刘进自己都遗忘的事实。
有同学说，那时刘进６点多到校，带领同学们长跑、做６０个仰卧起坐、俯卧撑，还要求同学们扮成卫生员拉着一位“伤兵”同学匍匐前进——有同学明明跟不上，却为了在刘进面前表现得革命，不得不硬撑着做。
另一位同学说，妈妈给她在上海买了条黄色的裤子。她穿到学校那天，刘进一眼瞧见，就说：哎哟，你裤子怎么这种颜色。这位同学听后吓得再也不敢穿这条裤子了。
调查初稿中曾有一句话：“无形之间把我们分开了”。罗治看后，抓起笔就把“无形”划掉了。她告诉刘进，高中时期，往往正上课呢，干部子弟就陆续出去开会接受接班人教育了，“怎么会是‘无形’呢？是非常有形的！干部子弟在一起就是团结，出身不好的在一起就是反攻倒算！”
叶维丽也有类似的体验。在她的印象中，一次学校组织去长安街欢迎外国首脑，班上一个出身特别不好的女生被禁止参加。这位女生就安静地坐在教室写作业，像没事人一样。叶维丽由此记住了她。
一次为调查而举行的聚会中，两人相遇了。叶维丽说起这段故事，表示钦佩。没想到，话还没完，这位头发花白的女同学竟放声大哭——学校里以出身论各种资格，她始终极为自卑，又无人可以倾诉，当时只是故作镇定。
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刘进、叶维丽等干部子弟们才第一次知道当年同学们对她们的看法——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压力，她们此前一无所知。
“今天看来，我其实起到了宣传偏激思想和一味盲从的作用。”刘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这种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仇恨心理结合起来，最终引发了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最受伤害的人莫过于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９２岁的王晶垚与后老伴儿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套小三居里。房间里挤得满满当当，一摞摞书、纸箱和各种杂物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主卧室的一个壁橱上，摆着卞校长的黑白遗像。旁边摆着白色蝴蝶兰绢花，有时也换成百合。碰上祭日，门厅也会再挂一张遗像。
关于八五事件的纪录片以及其他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被放在遗像前供奉着。
卞校长去世第二天，王晶垚特地去买了照相机，将卞校长的遗容、纪念物都拍了下来。从１９６６年冬天起，他个人开始对八五事件做访谈笔录，采访了如校工王永海、副校长胡志涛等很多目击者。这些笔录被记在活页纸、小纸片或效率手册上，被装进牛皮纸袋或扁盒子里，４０多年后，已发黄变脆、字迹模糊。
五人小组中的于羚，就曾连续几年帮助王晶垚整理过去的历史资料。每周三次，于羚到王晶垚取回资料，回家誊抄，再去念给王先生听，逐字逐句核对。为此，于羚在５５岁时开始学习电脑打字。
不过，即便对于羚，王晶垚有些物品也不轻易展示：一个写着“殉难”二字的扁盒子，放着最重要的谈话记录。小皮箱子里的当年物证：一块表带被打歪的手表、一件用墨汁写了“打倒”二字的白衬衫、一件粘有粪便的血衣……
１９７３年，卞仲耘遇难７年后，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定性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校方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４００块钱。
直到１９７８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才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垚曾一再要求，用４００块钱赔偿金在卞仲耕工作过的校园里种一排树以示纪念。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１９７９年，王晶垚开始通过法律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他曾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直接杀人凶手，控告曾在卞仲耘批斗会上制造伪证的人……不过各方面的反馈告诉他：此路不通。
年岁越大，他对自己保存的资料越来越生出一种偏执与保守。这也让他显得越来越难以接近。王晶垚的一位朋友、北京西城区退休教师徐小棣告诉《中国新闻周 刊》，一次他到访王家，正撞见小皮箱子里的遗物摊在地上，王先生似乎正沉浸在回忆之中。看见徐小棣，王晶垚像被狗仔队撞破隐私一样动了怒：“出去！出去！我在冒火！”
“近距离看他时，他的痛苦特别多。”徐小棣说。
刘进曾对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说：“你父亲好像一直生活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那一天。”她曾在一次纪念活动上看到王先生，眼神空空，带着无法稀释的悲哀。
王学回答：“你说得太对了。”王晶垚与叶维丽的父母都相识，２００１年叶维丽最初开始调查时，王晶垚还曾给叶维丽看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完全看不清是什么。”王晶垚告诉叶维丽，这是卞仲耘遇难后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不仅如此，他见到卞仲耘时，脸已经全部变成紫黑色—布满了被殴打后的血印、脚印。
然而，随着调查的进行，王晶垚与她们渐渐产生了分歧。
王晶垚坚持认为，刘进、宋彬彬虽然可能没有亲自动手打人，但事发时仍属于学校的权力当局，负有很大责任。八五事件发生时，女附中已经有红卫兵组织且红卫兵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抢救。
王晶垚身体还行，但听力和记忆力直线下降。问人的名字，通常要问两三遍；与人交谈，总是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是坏人！”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３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第二天，徐小棣去看望王晶垚。她看到老人正在读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并自言自语道：“‘错？！那是罪！’‘宽容？对罪犯也能宽容吗？’”
“红卫兵要翻案了！要改写历史了！”王晶垚在家里喊。
半个月后，一份王晶垚先生签字的声明流传于网上：“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公开道歉后，学者徐贲、朱学勤等撰文，“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毒打卞仲耘致死的直接肇事者究竟是谁？这一要害她和她的团队还是在回避”……
来自家人、社会的重重压力之下，宋彬彬婉拒媒体采访。
还有同学对冯敬兰的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提出不同意见：最多是“还原”，每个人都不可能放开。
冯敬兰深受触动。她回想起，卞校长去世当晚，她回到家，跟谁都没有提起这件事。多年之中，就像遗忘了一样。调查中，她常常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结论是：“这就是我对生命的漠视。当时那种教育，让人的感情变得粗糙、心肠很硬。年纪大了，渐渐恢复了，有了同情心恻隐心，才知道以前是不正常的。”
而作为王晶垚的多年老友，徐小棣更关注的是，卞仲耘之外，这些当年的女学生，是否也关注同样在文革中被侮辱与被毁灭的人。比如，女附中附近玉华台饭庄的 一名女服务员，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致死，死时只有１９岁，连姓名都不得而知——“这些生命有没有真正引起过她们的痛苦？”
众说纷纭下，是这一代人的故事与挣扎。“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从一出生就被悉心塑造，也没有哪一代人的生命轨迹像我们的一样，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状态如此重合”，叶维丽说。
徐小棣则认为：“这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应该重新认识自己。”。
或许，这是在无法消弭的分裂与隔阂之外，所有当事人——所有愿意直面自己青年时代黑暗一面的、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得到的唯一共识。
□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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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者言】
“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下）
·张承先·
（上接zk２４１１c）
（三）
６月１８日上午，工作组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研究６月１５日全校动员大会后的情况，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大会精神、领导好这场运动。９时左右，在校园内又突然暴发了乱揪乱斗事件。三十八斋前还设了“打鬼台”，四处揪人。工作组领导小组闻讯，立即停止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到各系，制止乱揪乱斗。我也立即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讲明党的政策，强调指出不讲政策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终制止了乱揪乱斗。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斗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叫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质问他：“刚才张承先同志讲了话，大家都拥护，你为何还有这么做？”他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又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他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１９６２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正当职业。再就是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人的主角，带头打人，共打了八个人。他还专门找女同志作为斗争对象，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并不姓黄，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他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并在女同志身上乱摸，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过去一贯搞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商店里偷东西时被抓住，受过留党察看处分。
除以上这些坏人外，参加乱打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辫子可抓，怕大火烧到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的。如政治系二年级有个叫调干生杨××，曾积极反对过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在乱打乱斗中表现也很凶，当很多同学劝她“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要打人”时，他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可”，另一种人是单纯的个人报复出气。在乱揪乱斗中还有人故意制造场面，让外国人照相。有迹象表明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１７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在时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根据工人王焕同志反映，在三十斋前有七个未戴校徽不明身份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系说：已斗争过什么人，现在正在斗什么人。还发现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寻他们想批斗的人，并把这些人拉到同一场合，在一个“打鬼台”进行批斗。从这些情况看，这次乱揪乱斗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
初步摸清情况后，领导小组经过研究，决定要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反面教材”，对群众进行一次政策教育，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辩明是非。根据这一决定，工作组在１８日晚１０时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我作广播讲话，向广大群众说明了乱揪乱斗的真相。我指出：这次乱揪乱斗与以往的乱揪乱斗性质不同，以往的乱揪乱斗是有些人不懂政策，感情用事；经过１５日动员大会，在讲明政策后又发生这种情况，便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了，说明在乱揪乱斗中已经有坏人钻了空子，制造了混乱，给“文化大革命运动”抹了黑。我讲了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汲取的三条教训：其一是要按毛主席指示，按党的政策办事；其二是，打破旧秩序后要建立新秩序，要建立纠察队，维持革命秩序；其三是搞好这场革命要在工
作组领导下进行，工作组是支持同学们搞革命的，背着工作组搞秘密串连活动是错误的。我要求同学们对今天发生的事件展开大讨论，来一次大检查，提高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并查一查搞乱揪乱斗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对这次广播讲话，广大师生反映是好的，有的同学说：“我们斗争目标不明确，方法不对，混战了一场，确实被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工人说：“还是得按政策办事，不能乱来。”经过这场大讨论，工作组在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小组批准；依靠左派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经过这次动员之后，有人再想煽动乱揪乱斗确实比较困难了。当时认为：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稳步深入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九号简报”。当时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看到后，于６月２０日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关于“六一八”事件的性质，在“九号简报”上以及中央的批示中，说的都是“乱斗现象”。但陈伯达当时认为，“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他还具体指示要按照他创造的天津“小站四清经验”来搞，为此还指派张恩慈来北京大学绘制北大的“反动系统表”。我在河北工作时，了解陈伯达在天津市（当时属河北省）南郊区小站搞四清的情况。小站原来是个先进单位，受到过表扬。陈伯达在小站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说小站是“反革命集团”掌权，并株连到南郊区委书记。对此，当时许多同志是有不同看法的。陈伯达要求在北京大学按“小站经验”来搞，我是有所保留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慎重态度。康生在对“六一八”事件性质的认识上是与陈伯达持同样观点的。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出后，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写一个正式报告，即《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由工作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张德华同志负责起草。这个报告因受到了陈伯达观点的影响，在反映“六一八”乱揪乱斗情况时，作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这个报告写成后张德华同志送绐我和曹轶欧审阅，当时我由于工作太紧张，就说先送“曹大姐”审阅。曹轶欧阅后，批了一段话说：“德华同志：报告写的很好，在策略运用上很下了一番工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不关重要的地方添了几个字，如认为不妥也可以删掉。”这份报告，曹轶欧肯定后即发出了，我没有看，也没有签名，甚至圈也没有划。当时曹轶欧在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中，是受到特别尊重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直通中央文革。报告经她认可了即可上报。曹轶欧与康生息息相通，她了解的情况随时向康生反映，康生的意见随时由她到北大贯彻，由曹轶欧认可的东西，当然也是康生认可的。对于《二十天情况报告》中提到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当时大家并未十分在意，认为就是指在“六一八”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少数
坏人，并没有把事件的参加者都看成反革命分子。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中，除对暴露出来的四个坏人加以处理外，并没有抓反革命。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放在处理乱揪乱斗事件后，如何狠抓学习，提高认识，掌握政策，更深入地发动群众，特别是争取中间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同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对重点人和重点事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弄清性质，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攻。
北大“文化革命”的经验，在一段时间内是得到北京新市委肯定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时期也没提出什么意见。这从康生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７月３日，康生找我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继续与北京大学联系。我当即表示同意，并向康生请示，问他对北大“文化革命”运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康生说没有什么意见。７月６日，在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召开的全市工作团（队）负责人会议上，交流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专门让北京大学工作组介绍了经验，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肯定。
（四）
７月１２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７月１５日上午，市委负责人吴德、郭影秋同志来北京大学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进行辩论的情况汇报。吴德同志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长会议，传达了吴德同志的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组的整训。
７月１７日凌晨一点半，我突然接到吴德同志的电话，传达李雪峰同志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价。次日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当天下午，列席会议的武振声副组长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同志的批评。领导小组多数成员对新的估计思想上想不通，我当时思想也不通。当日，我找到吴德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吴德同志对我作了解释，要求我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当时，我感到如果完全按照这样的口径向全校进行检查，广大工作队员和广大群众想不通，会引起新的思想混乱。因此，怎样检查颇费脑筋。经过领导小组的酝酿，决定了检查的调子。然后召开全校广播大会，由我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检查了认识问题。我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现在就整训，用三天的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工作的缺点错误。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了很大反响。继陈必陶等五人的大字报后，校内又出现不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但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批评工作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工作组。当时全校运动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也出来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决定根据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活。
７月１９日夜，聂元梓突然在哲学系发表讲话，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聂元梓讲话后，晚１１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当晚我已吃过安眠药睡下了，突然被叫醒，在得知聂元梓讲话的内容后，根据聂元梓提出的问题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表示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她也是表示了同意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也表示非常气愤。他表示：“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对这个新情况必须迅速向北京市委汇报，取得领导的指示。杨克明表示愿意随我一同去北京市委汇报聂元梓的问题。我于７月２０日晨，到市委找到了李雪峰同志。李雪峰同志听了汇报后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当谈到杨克明在外边等着向他汇报聂元梓的情况时，李雪峰同志说：“不听了，你们赶快回去。”我们随即赶回学校贯彻李雪峰的指示。
事后得知，就在聂元梓发表反对北大工作组讲话的同一天，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据７月２３日李雪峰在全市各工作组组长会议上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７月１９日和２２日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在１９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反对派工作组的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他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不能撤，主要是教会他们如何做工作；多数工作组的成员是好人，搞“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对工作组的估计不能说都坏了，现在主要是帮助教育工作组。政治局会议上还对如何开展运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进行领导，斗争面不能太宽、要明确斗争目标等。会议强调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队伍组织好。听了传达之后，我感到聂元梓１９日晚的反工作组演说是有来头的，她的演说与陈伯达同日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者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就在这次传达会上，我作了发言，主要讲了北京大学的整改情况。
聂元梓１９日发表反工作组的讲话之后，北京大学内部围绕着反对工作组和支持工作组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当时工作组根据市委的指示，正在认真研究考虑聂元梓的意见，并分头到各系广泛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也亲自下到历史系去向学生征求意见。从当时反映的意见看，大多数师生不同意聂元梓的观点，对她带头反对工作组的行为很不满，并要求工作组“站起来”领导“革命”。２１日，校园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就她反对工作组的演说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这段时间有不少学生不断找我，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有的表示要贴聂元梓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中文系学生张少华（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背景）。我劝告同学们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
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五）
正当工作组认真进行整改，并在整改中得到大部分师生支持的时候，江青在陈伯达陪同下，于７月２２日和７月２３日两次来北京大学调查，说是了解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第一次来调查时，我正在召开工作组会议，听取各方面对工作组的意见，准备做检查。听说江青来了，正在与聂元梓谈话，我感到不便前去打扰，以免干扰了中央文革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让一位工作组的副组长去接待，并说明我正在开会作检查，什么时候要听取工作组的汇报，我即前往。但江青与聂元梓谈话以后就走了，并未要求听工作组的汇报。后来听说，江青、陈伯达这次来北大调查，说的不多。江青说：“我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大字报。”陈伯达说：“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后要研究”等。第二天，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时，我正好去北京市委听传达报告，晚上吴德同志留我谈话，回到北大已经很晚了。听接待江青的同志说，已向江青说明，我去了市委。这次来北大，江青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在听取了聂元梓等方面的意见后，江青发表讲话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陈伯达在讲话中强调：“江青同志讲的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他还说：“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陈伯达的讲话，使人难以接受。一个月前正是他首先认定“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要求追查“地下反革命司令部”的。现在他不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且闭口不提自己过去曾经发表的意见，反而板起面孔大批别人的所谓错误，真令人齿冷。这次江青、陈伯达到北大进行的“调查”，完全把工作组甩在一边，只与聂元梓等少数人接触，说明他们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已经胸有成竹，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
江青、陈伯达讲话之后，在北京大学进一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浪潮，但北京大学内部在反对和支持工作组的问题上仍有激烈争论。７月２５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全校“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他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说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是反革命事件，把北京大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有许多同学登台加以批驳，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在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而决不是“西安”。
７月２６日，北京市委召开各工作组组长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李雪峰同志讲了话，并在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２４、２５两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方面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都讲的是大学工作组要撤退，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他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从群众里边集中起来”。“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当时中央的会议上，有些同志谈了各大学工作组的情况，有的认为北京大学的情况比较好，“限制了民主，向人家检讨了”。毛主席说：“我回北京的前四天（毛是７月１８日回北京的），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毛主席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你行？（指在座者）我也不行。”当有人谈到贴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等七人中有四五个人现在不赞同聂元梓时，毛主席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听了传达后，我感到毛主席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对照这一指导思想，北京大学工作组在前一段工作中强调的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肯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意图的。但毛主席虽然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也只是说北大工作组不会革命、阻碍革命，并没有说工作组反对革命、是保皇党。由此看来，我们的“错误”还是被看做是工作中的错误，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可以取得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的。我在这次传达会上表态说：工作组在撤出学校之前，要站出来向群众作一个自我批评。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就在７月２６日市委传达毛主席谈话的当天晚上，江青等人再次到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了万人“辩论大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参加了大会。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吴德等人得到消息之后，也急急忙忙赶来参加会议。这个会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会上，争论的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大会进行中，几个北大附中的学生也上台来“揭发”，说北大附中工作组压制了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云云。在这些中学生发言时，江青积极插话鼓励，并带有煽动性地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上面我已讲过，她两次来北大“调查”都赶上我有事分不开身，这些情况也都向她作了说明，她也没表示要听工作组的汇报，现在她却这样说，实际上是公开鼓动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这种事情是无法辩白的，我只能对几个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做了解释。我说：北大附中的工作是由张德华同志分管的。附中在运动中出现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如提出“打倒一切大大小小的权威”的口号，斗争普通教师，提出“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乱斗学生，等等，对此工作组的同志进行了劝阻。当有的学生不服来找我提意见时，我让张德华同志先出面接见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后来有的学生非要见我不可，其中为首的几个是干部子弟（记得有彭小蒙、宫小吉等人），我即接见了他们，并以长辈的身份批评了他们违反政策的一些做法。我说明情况后，会场上鸦雀无声，看来江青的煽动并没有发生作用。
这时又有人上台来“揭发”说：“在“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中，西语系的一名女生孙××被逼自杀了。”这一耸人听闻的“逼死人命”事件引起了会场的轰动，有人高喊“张承先交代！”“张承先交代！”对这个所谓的“逼死人命”的问题，我事先一无所知，当时只好说：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我查一查，如果确有此事，要认真处理。当时，自工作组成立以来一直是领导小组成员的曹轶欧在主席台上跳起来高喊“张承先要老实交代！”有的同学对这种作法不满，递上一个条子，要求当场宣读。条子中质问会议主持者：“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康生听后勃然大怒，发脾气说：“只许工作组逼死人，就不许我们
问一问吗？”事后，查明西语系确有一名女生因婚恋问题自杀未遂，根本与“六一八”事件后的大讨论无关。会后，西语系的同学立即贴出大字报澄清事实真相，并质问歪曲事实的人意欲何为。西语系的工作组组长方明也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了解，以备江青查问。但此事的事实已明，也就无人过问了。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受到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所以，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上又响起了一片“张承先交代！”的喊声。我一听他把问题扯到北大以外的事情上去，就感到聂元梓等人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事实真相。我说：１９６５年春天，陆定一确实曾到天津休养。那时我正在天津医院住院治病，是河北省委秘书长通知我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天津休养了，你是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应该去看望一下。我即去招待所看望了陆定一，并陪他吃了一顿饭。当
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也在座，听他说是来向陆定一汇报学校“四清”工作的。当我问他学校的“四清”准备如何搞时，他说准备按延安整风的方式来进行。这次会面后，我即回医院治疗，以后没再与陆定一等人见面。我们之间的接触，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的群众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此后，仍有不少群众上台来为工作组辩护。我当时心中很着急，我想大家千万别再登台为工作组辩护了，越辩护江青等人越下不了台，场面越难收拾。果然江青忍不住出来说话了，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对她的这种“揭发”，广大师生感到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中去的？”我唯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辩论大会的最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作了结论。他说：“对‘六一八’事件怎么看？是革命事件！看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对工作组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问题上辩论得这样激烈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赞成大家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北大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有的同学为工作组涂脂抹粉，除了别有用心的人不说，在一些同学中，好像没有工作组就不能革命了；要把压在同学们头上的盖子揭掉，让同学们自己起来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随后，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口头宣布撤销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还点名要聂元梓筹建这个委员会。
２６日辩论大会之后，工作组即已无法进行工作，事实上被聂元梓夺了权。２８日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处于挨批判的状态。从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３日，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了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我和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所谓错误。
８月４日，康生、江青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再次主持对工作组的批判。会上康生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对工作组的“错误”定了性。他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是什么态度，你张承先又是什么态度！你把工作组的反革命的二十天报告仔细看一下，认真对照一下，完全是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你在北大镇压了革命！这是什么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你们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听了康生的话，我感到十分震惊，康生一向道貌岸然，我也一直把他当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以尊重，称他为“康老”，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一个两面派。早在北京大学“文革九号简报”发出后不久，曹轶欧曾悄悄的给我通气说，中央对我们处理“六一八”事件是很满意的，并将向全国批转我们的简报。从曹的口气中透露，这个消息是从康生那里得来的，康生本人也是同意的。至于工作组的《二十天情况报告》，则正是他的老婆曹轶欧批发的，他也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现在他反过来说这是反革命报告，这种翻云覆雨的做法哪里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呢？关于工作组的“错误”问题，在听到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只是说工作组“阻碍革命”、“不会革命”，怎么到了康生口里就变成了“镇压革命”的“三反”行为了呢？这样无限上纲，岂不是要置人于死地吗？现在看来，其实工作组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抓住“六一八”制止乱揪乱斗事件大作文章，给北大工作组扣上“镇压革命”的罪行，其目的在诬陷刘少奇同志，诬陷他派工作组是镇压革命，是在全国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在大会也作了发言，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他出来。”江青还要求学生揪住工作组不放，说：“什么时候你们认为不愿意听他们那一套了，再叫他们走。”康生、江青讲话之后，参加大会的北大附中的两个学生跑上台来掀掉了我的座位，并用皮带劈头盖脸的抽打我。江青对此不但不加制止，还热烈拥抱了打我的那个女中学生。事后，我被打的事情不知怎么传到了毛主席那里。吴德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整死。此后，在北京大学的批斗会上，包括我１９６７年两次被揪回北京大学的批斗会，我都没有再被打过。我能安全地撤出北京大学而没有被整死，不能不说毛主席的这句话起了保护作用。
８月１３日，根据北京市委的决定，北大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京大学。工作组撤出后，在北京市委党校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我的“错误”。这一时期，在全国也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整训中，北大工作组广大队员对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对北大工作组所作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主持这次整训的原工作组副组长彭林是位老红军，他就在同我的个别谈话中表示不理解，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路线错误？”在整训中，广大工作队员在档案内发现了曹轶欧的材料，特别是发现《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她批的，上面并没有我的签字；大家对康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表演非常气愤，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曹轶欧回来检查交代。北京市委当然不敢答应。工作组广大队员的气没有地方出，就把曹轶欧的批语用大字报公布了。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志故意问我：你和曹轶欧是如何炮制“反革命报告”的。我只好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对我说：你这样答复好，如果你把曹轶欧拉出来，康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
工作组整训结束之后就解散了，我继续留在北京听候中央处理。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左右，吴德同志派秘书来向我传达他的口头意见，说北大工作组问题还是一个工作中的政治路线错误，市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并说经请示中央同意，让我回河北。这样我就离开北京回到了河北。但北京大学的事并未就此了结。１９６７年初，聂元梓等人又根据江青的指示把我揪回了北大。到北京大学后，孙蓬一与我谈话，并让我看了江青批件，大意是说对张承先不能轻轻放过，要揪回来批透斗臭。根据她的这一“指示”，对我进行了多次批斗，这些批斗会的规模并不大，主要是追后台。重点追问邓小平同志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了什么“黑指示”。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北京大学里有邓小平的儿子，系工作组也没有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根本不存在邓小平通过他的儿子给工作组下指示这回事。追来追去没有结果，但就是不放我离开北京大学。他们把我软禁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达半年之久。直到后来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在运动中不要揪住工作组问题不放，这才放我回到河北省。
我在北大搞“文化大革命”时是有我的指导思想的，因为我刚从“四清”前线下来，实际上是按《二十三条》的精神办事。结果与“文革”中采取的不要工作组、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针顶了牛，又受到了批判。江青别有用心地把我打成了反革命，则是出于她反党篡权的罪恶目的。
□ 来源：〈“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载《张承先回忆录——我亲历的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十五章，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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