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蜀：要铭记，不要遗忘
凡 骨：杀人者万岁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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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七〇）·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八期（zk2411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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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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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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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要铭记，不要遗忘 何 蜀
【自由论坛】 杀人者万岁 凡 骨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六）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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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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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
要铭记，不要遗忘
·何 蜀·
读着这本不算厚重的书稿，其内容引发的思绪却异常沉重。那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浩劫”“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到底“非正常”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却至今是个难以了解的未知数。
本书稿中列出的清华大学文革死难者的情况，我大多在前些年已陆续从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唐少杰的《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和《清华文革非正常死亡名单》、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邱心伟的《老照片故事》及孙怒涛主编的几本有关清华文革回忆与反思的书中读到过。现在能将有关死难者的小传、回忆文章、照片及不同角度的统计图表等集中起来，汇编成书，实在是功在千秋，难能可贵。
为什么说是难能可贵？不经其事不知难。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搜集重庆文革武斗中的死难者名单，深知其中的艰难。除了因时过境迁，资料难找外，还有不少人为的障碍，特别是多年来日甚一日的对于文革研究的打压与封禁，造成一些死难者亲属的不愿配合，收集资料者会被冷漠地拒绝，甚至会遭到严厉训斥。若不是因内心还有那么一点还原历史真相的兴趣与责任感，谁还会坚持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此书稿中有关在收集两位清华学生死难者情况时的遭遇，就十分典型。
一位是李鸿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６０４班学生，文革初期在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工作，那时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１９６７年４月份以后以“清华井冈山”记者的身份在浙江活动。９月份，在毛泽东南巡到达杭州前，李鸿顺曾应邀与驻守在杭州刘庄、汪庄（毛泽东当年南巡时常住的园林别墅）的部队有所接触，因而引起中央安全部门的警觉。９月１７日，李鸿顺离开上海去舟山。由舟山回杭州时被密捕解押北京。此后一直处于失踪状态，时年２８岁。书稿中说：“诡异的是，明明是清华学子，但在清华的档案里已被完全抹去，没有了丝毫痕迹。１９６８年２月，团派总部告诉李鸿顺班上同学他已死于监狱……”（孙怒涛《李鸿顺》条目）“无论学校当局，还是他的同学，至今不知道他被捕和身故的真相和缘由。”（姚志修《李鸿顺在浙江的日子》）当年与李鸿顺同案被抓进秦城监狱关了八年的清华校友林刚，１９７５年出狱后，经一再上诉，１９８０年５月才获得平反。１９８４年前后，一位曾参与为林刚作出平反决定的中办工作人员出差到林刚定居的昆明，顺便过问他反映的工作安排问题尚未妥善解决一事，谈到李鸿顺时，说李鸿顺被关押后不久就自杀了。但更多的详情没有讲。（林刚《关于李鸿顺的一点回忆》）
孙怒涛曾经托人在清华档案室查找李鸿顺的档案，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查无此人，就像清华从来没有这个学生似的。李鸿顺同系同班同学的搜索结果也是同样。据１９６８年曾参加毕业分配工作的工物系老师说，在工（军）宣队掌握的毕业生名单中就没有李鸿顺这个名字。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近年来有清华校友找清华校友会的领导，也只得到一个“文革档案按规定，任何人不许查看”的回复……另一位姓郑的清华校友，在离研究生毕业还有一二个月时遭遇了文革，后来分配到外地的工作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迫害自杀。让人遗憾的是，其家属坚决反对在《清华文革死难者实录》书中出现其名字，说是担心载入其真名后女儿会遭到“网暴”，并且振振有词地质问本书的编者：“你能保证绝对不会有网暴的可能性吗？”“你能承担得起网暴的严重后果吗？”……可见那种几十年来的“心有余悸”是何等根深蒂固！为此，本书主编孙怒涛只好在书中勉强给郑校友用了一个化名。
更令人感慨的是孙怒涛在《编后记》中记载的这件事：“２０２４年初，我将《清华文革死难者实录》征稿启事发布在几个清华大群上，以期收集更多的死难者资料。三天后，杭州市西湖区的国保、网信办、文化局三部门联合对我约谈‘喝茶’，要我不得公开征稿。我问，难道收集整理文革死难者的资料，这有错吗？他们不敢说有错，只说会有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我对此嗤之以鼻，直言我将继续做下去！”
“这有错吗？他们不敢说有错，只说会有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既然是“不可预测”，那他们又怎么能肯定就会有“负面影响”？他们有什么权利来做这样的“预测”？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另外两个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公众如何对待历史大事件中的非正常死难者。
在以色列——
１９５３年，根据以色列国会通过的《犹太大屠杀纪念法》，为纪念６００余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建立犹太大屠杀纪念馆。１９５５年开始收集大屠杀遇害者的姓名，制作遇害者证词。１９６１年纪念礼堂落成。１９６２年纪念国际义人（承担巨大个人风险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的大道开通。１９６８年专门收藏遇害者证词（１９５０年代开始进行大约４４０００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录音工作）的名字堂建成。１９７３年历史馆开幕。１９８２年艺术馆开幕。１９８７年专为纪念１５０万遇害犹太儿童的儿童纪念馆建成。１９９２年专为纪念二战中约５０００个被摧毁或受重创的犹太社区的被毁灭社区山谷建成。１９９５年大屠杀研究国际学院新楼建成，并举行第一届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会。１９９６年国际义人花园开园。１９９９年大屠杀遇害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开始电子化。２００５年历史馆新馆开馆。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博物馆正式开幕，四十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出席了开幕典礼。
如今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全球最大的大屠杀博物馆。
在美国——
１９７９年，由一群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老兵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越战退伍军人纪念基金会”，请愿建立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美国国会批准，决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心区域，林肯纪念堂的东北，国家大草坪（The National Mall）附近的宪法花园建立越战纪念碑。建设纪念碑的资金全部由私人捐助。当年秋天，美国建筑家学会在全国公开征集纪念碑设计方案，投稿者必须是年满１８岁以上的美国公民。１９８１年５月１日，由８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大师组成的评定委员会从征集到的１４２１个应征方案（设计者全部匿名）中，投票选出登记为１０２６号的方案为最佳设计。设计者是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年仅２１岁的耶鲁大学建筑系大三华裔女生林璎（她的父亲林桓是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越战纪念碑揭幕。这座异乎寻常的纪念碑，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高耸于地面的白色碑体，而是平卧地面、全长５００英尺的倒V字型（也可视为“人”字型）黑色花岗岩碑墙，两面黑色花岗岩墙体在中轴相交处高约３米，两端逐渐延伸降低，直至消失到地面之下，东端指向华盛顿纪念碑，西端指向林肯纪念堂。这个设计像大地上一道巨大的伤疤，意味着“战争给大地带来伤痕，战争解除了，伤疤却不会消失”。碑墙上按照阵亡日期的顺序，刻有全部５８２６７名在越南战争中阵亡或失踪军人的姓名。在纪念碑的入口前有户外阅读架，里面有阵亡将士名册，来寻找亲友在墙上名字的人可以依年次（１９５９～１９７５）在这名册里查找名字和它在墙上的位置。
如今越战纪念碑已成为美国十大最受欢迎的建筑遗址之一。从国家政府，到社会公众，他们怎么都没有顾虑“会有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注重“以史为鉴”吗？历史都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不关注历史中具体的人的命运，“以史为鉴”岂不成了空话？别人在努力铭记，我们却在刻意遗忘，两相比较，难道不感到汗颜？
我们今天没有条件为文革死难者建立实体的纪念馆、纪念碑，但我们可以先把纸上的、网络上的纪念馆与纪念碑建立起来，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单位、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力所能及地一点一点做，尽可能把现在还能够抢救到的记忆与史料抢救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
无须预测，完全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在中国大地上终会建立起文革死难者纪念馆、纪念碑。而本书，即是那纪念馆、纪念碑的众多奠基石中的一块。
２０２４年４月清明于重庆风江阁
□ 来源：《凝固的生命——清华死难者实录》，孙怒涛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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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杀人者万岁
·凡 骨·
张志新离开我们已经２８年了，在我们更加真切地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１９７９年中共曾引以为荣的英雄张志新，却逐渐在从中共的英雄谱中消失。这为什么？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当注意这种变化。几年来，我一直在图书馆、阅览室、英特网上整理研究这方面的资料。在有限的有关张志新的报道中，都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笼罩著，尽管如此，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透露了一些秘密。每接触一次，我总有一些新的发现。在我眼里，一个张志新不亚于一本《红楼梦》，张志新冤案有多少秘密，就有多少谎言。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一声凄惨的声音划破沈阳，划破辽宁，划破中国。在沈阳一个普通的办公室里，一个已经疯了的女人，被监狱的管理人员强行按倒在地，在颈背上垫上一块砖头，一把普通的刀子就刺向女病人的喉管。女病人挣扎呼嚎，凄厉的声音还没发出几声，女病人便痛苦地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女病人的喉管被割断了，伤口绽裂；“他们惨绝人寰地切割了她的喉管，又把一段三寸长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里，再用线将刀口缝上”（陈少京）。一个女管教员，一个向女病人实施割喉的行凶者，看着，听着这惨不忍睹的暴行，经不住惨叫一声，昏倒在地。
女病人的喉管被割断了，女病人的舌头被自己咬断了，四溅的血液抛向空中，留在杀人者的手上，留在那块沉重的砖头上，留在早春四月凛洌的风中，血腥弥漫在空中，生命停止了，时间停止了，此时此刻，东北记住了沈阳，中国记住了沈阳，世界记住了沈阳。外面还是那么平静，仿佛能听到流动的空气；除了她，昏厥在地的女管教员，被拖了出去，其余人员都视死如归地站著，互相对视著眼光，平静而又自然。
这不是在奴隶制的屠宰场上，这不是在日本法西斯的监狱里，也不是在德国法西斯的纳粹集中营里。这是一九七五年的四月四日，中国沈阳一个普通监狱里，一把普通的刀子在人类的中国，在中国的沈阳，在施行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人性的“创举”；尽管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犯人，尽管这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犯人，尽管这是在人类的中国，尽管这是在公元一九七五年的四月四日。
一个正常的人就是屠杀一条狗也不会无休止地增加它的痛苦。
为人类不齿的暴行，纳粹集中营都忘尘莫及的暴行，在这个普通的监狱里，强行割管，这已经司空见惯了。女病人可能是第一个精神失常的割管者，但这不是第一个，这只不过是三十多个强行割管者中较特殊的一个。
特殊是因为她已经疯了。整天在只能一个人坐的“小号”里，一个人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殊小牢笼里，她用窝窝头沾著月经血吃，在小床上大小便，虽然已经疯了，但她都没有做疯子的权利，“上面”不允许她疯，监狱工作人员将女病人的情况向上报，上面没有任何司法调查，就回答：“装疯卖傻。”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６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１９７５年３月６日，监狱工作人员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上级批示：“洪XX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疯都失去了权利，强行割管，这根本不算什么。在这个光明的世界里，就是疯也不能逃脱这罪恶的一刀。一个军人，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一个出生在大学音乐教员家庭的思想者，虽然疯了，当权者还是不能容忍她真实的声音。大家记住，这个被强行割管的疯子叫张志新。曾经是英雄，曾经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胜利出笼以前的英雄。现在，尽管她还挂著英雄的美名，但已经很少在官方媒体上听到她的声音了。
据李镇西记述：“１９９８年８月７日，我意外地从当天的《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进一步了解了这位英雄在狱中的惨景：她被轮奸，她被逼疯，临刑前割喉管时她的脑袋被几条大汉强按在砖头上”。虽然张志新在狱中屡遭轮奸，但至今我没有找到更详细的披露。张志新冤案到底还有多少新的秘密，我们至今无法知晓，如果没有党的许可，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揭穿这秘密。
其实，这所谓的秘密，不过就是一连串的谎言。因为党的需要，才称其为秘密。
张志新这个已经精神失常的疯人，虽然死了，但杀人者还不想让他得到安宁。在当权者手里，死去的疯子还有利用的价值。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下令为张志新强行割管的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并授予革命烈士。
杀人者又成了救人者。疯子又成了英雄。
“我们辽宁省委出了个张志新，这是我们辽宁省委的光荣，这是我们辽宁的光荣。”
岂止这是辽宁的光荣，这是中国的光荣，这是世界的光荣，这是人类的光荣。
疯了，却不能做疯子，疯了，却被强行割管，疯了，却屡遭强奸，疯了，却难逃一死。
这难道不是中国的光荣？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光荣？
一九七五年张志新虽疯却不能疯，一九七九年张志新虽死却死不宁。
活着逃不出杀人者的魔爪，死了也逃不出杀人者的追讨。张志新，不论生于死，不论上天还是入地，灵魂和名分都在这魔爪之中。
一九七五年杀人者因为杀人而光荣，一九七九年杀人者因为与被杀者公处一地而光荣。
杀人者为被杀者致悼词，杀人者为被杀者平反昭雪。
被杀者的血液又成了杀人者胸前的红花，被杀者凄惨的呼喊已变成杀人者义正词严的壮举。
这里我禁不住问上一句：杀人者为什么为被杀者平反昭雪？！
杀人者是出于忏悔？还是出于怜悯？
下面我们就看看李镇西无意透露的秘密：
两年以后的今天，我又读到了《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一文。文章披露，张志新之所以被杀，并不仅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摘引了一段张志新原话：“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以及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当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张志新还对“文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１９５８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她对当时普遍存在的个人崇拜提出了批评，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志新于１９６９年８月写下的这些文字，等于是提前１０年就用自己的生命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对毛泽东同志评价的部分！说她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她当之无愧。
……这才是张志新案件最大的秘密。
用死去的张志新，用疯了的张志新，用被割喉管的张志新，用屡遭强奸的张志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鸣锣开道，占据舆论制高点，呼唤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才是张志新案件平反昭雪的秘密。这才是张志新案件最大的秘密。
陈禹山在《任仲夷绕过“禁区”平反张志新冤案》谈了张志新案件的平反经过：他说张志新案，最初由原办案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复审。王×认为，张志新案，是“没有什么可改的”。她“反对毛主席，事实确凿”。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辽宁省委要原办案人王×回避，改由赵文兰复审张志新案件。赵文兰认为要翻这个案，须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看能否冲破“禁区”，即指所谓反对毛主席；另外是张志新在狱中被逼疯。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了对张志新复审的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刮起一股极左思潮的逆流，要否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
这个经过讲的很明白，一个是毛主席有错，张志新可以反；第二个是为反击否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的极左思潮的逆流。
李镇西、陈禹山都在文章中回答了张志新案为什么得以平反。
其实没有中央的指示，十个任仲夷也绕不过“禁区”，更不用说平反张志新冤案。据陈少京介绍：《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胜利出笼以后，张志新在当权者手里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所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五十周年国庆开设的“共和国英雄”栏目中，却没有他们的名字！当所有媒体在回顾雷锋、焦裕禄等“共和国英雄”时，都无一例外按照上面的意思地将张志新们“遗忘”了！１９９９年以后干脆不再有勇气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１９７９年承认的英雄。
不敢承认１９７９年承认的英雄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当时为张志新平反完全是中共政治斗争的需要。
尽管这样，张志新还是大大促进了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
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在当局眼里，张志新应该谢幕了。
因为张志新已经不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因为张志新已经影响到稳定。
就是在当时，张案报道讨论在３个月后也奉命停止。
自己树立的英雄，为什么不敢继续宣传？自己树立的英雄，为什么授意“遗忘”？当然这又是一个秘密。张志新的家人、亲属对辽宁省委平反张志新冤案至今认为还不是完全实事求是的。他们希望有一天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这恐怕要让张志新的家人、亲属永远失望了。因为张志新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暴露的越多，越影响稳定，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历史本来的面目”，恐怕要永远盖下去。
在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有多少秘密，就有多少谎言。
被杀者光荣，被杀者疯为英雄，这都与被杀者无关；被杀者的悲与乐，生于死，这都与被杀者无关。张志新疯了，却不能做疯子，张志新成了疯子，却又成了英雄，这都与张志新无关。张志新虽疯却不让疯，张志新虽死却不让你死，思想者成为疯子，英雄的名分又为杀人者做伥，这都是杀人者需要和喜好，与张志新无关，于正义无关，与人性无关。
杀人者把英雄变疯，杀人者把疯子又变成英雄。杀人者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杀人者控制阳关大道，也不放过阴曹地府。
杀人者伟大。杀人者万岁！
２００４－１－２５
□ 来源：《燕园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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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六）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１１a）
第十二章 “梁效”的后事
“梁效”被查封后，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分头审查“梁效”。“梁效”据点中的材料，交“洪广思”审查，当即装麻袋用卡车运走；“梁效”人员的审查，由北大党委负责。
◇ “穆仁智审查黄世仁”
“洪广思”本是“梁效”的跟班。让“洪广思”审查“梁效”，舆论哗然，众说等于让《白毛女》中的狗腿子穆仁智审查主子黄世仁。下场如何，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共北京市委和“洪广思”一直没有公布审查的结果。
“洪广思”是何来历？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写作班子。１９７４年５月，姚文元向吴德打招呼后，写作组扩充至２９人。在１９７３年８月至１９７６年９月的３年中，写作小组以洪广思及燕枫、余凡、薛仑等化名，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文艺》《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６８篇文章，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文章的内容，紧跟“梁效”，影射周恩来、攻击邓小平。文章的数量，随着“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加剧而日益增多。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５年全年，各发表２０篇；而１９７６年前９个月，就发表了２３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８篇之多，比每期发表的“梁效”文章仅有一篇之差。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洪广思”配合“梁效”的《孔丘其人》，编写了《孔丘的反动一生》小册子。对着“梁效”鹦鹉学舌：“孔丘７１岁时，……他当时生病躺在床上，还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去朝见鲁君……。”将孔丘比附病中的周恩来。在《从宋江看投降派》（《人民文学》，１９７６年第２期）中，说“宋江混入梁山后，千方百计架空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篡夺起义军领导权”，贩卖江青的所谓《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再一次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洪广思”在“批邓”中大显身手。１９７６年２月，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追随清华、北大搞“点名批邓”。吴德在会上讲话，说：邓小平“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全面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吴德还号召：“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洪广思”前有“梁效”引路，后有吴德做靠山，胆大妄为，发表一篇“杰作”《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５期），震惊全国。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于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向市委的报告《关于写作小组三年来发表文章的情况》中竟然说：“检查结果，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好的。”声称“洪广思”的文章“没有假借历史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宣传反经验主义”“没有撰文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等“十个没有”。中央宣传口（当时“阎王殿”中宣部还没有恢复）的负责人耿飚不止一次提到，不要再用“洪广思”的名字了。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说：“洪广思为什么不能用？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统统歇业了，作为准“梁效”的“洪广思”却继续行时，还发表了２０多篇文章。那篇《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遭到广大群众的问责。“洪广思”又以“仲之晨”的化名发表了一篇《花样翻新的捣鬼术》（《北京日报》，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８日），推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一文“完全是由反动文痞姚文元和他在《红旗》杂志的那个忠实追随者一手炮制出笼，尔后强加给作者的”。广大群众不是好糊弄的，人们对“洪广思”及背后的北京市委，议论纷纷，强烈不满。〔１〕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导生，在回忆录《从容忆往》中说，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调往北京市委工作，注意到“洪广思”。“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全国的揭批查也搞了很久了，但在这里一直没有触动过。”他指出，是“那个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捂盖子。〔２〕捂盖子的“那个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吴德。
中共北京市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吴德是“洪广思”的保护伞。早在１９７７年１月，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与会者批评市委和“洪广思”，时任市委书记的丁国钰回应道：“这是逼我们检讨。去年谢静宜那个臭娘们逼我们检讨，现在又有人逼我们检讨，我们就是不检讨；检讨这口子不能开，一开就堵不住，就没法收拾了。要坚决顶住！”丁国钰当过驻外大使，没想到如此缺乏教养。市委工作会议上，群起而攻之。后来吴德承认：“国钰同志讲的话，是我的意思，责任主要在我。”〔３〕
“洪广思”非但没有受到清查，还去清查“梁效”，以致闹出“穆仁智”清查“黄世仁”的大笑话。尔后，“洪广思”的骨干分子重新梳妆打扮，粉墨登场，又成了要人、红人、名人。徐惟诚（余心言）先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文海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中纪委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冯其庸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获文化部“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和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终身成就奖；罗国杰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石仲泉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批邓”的时候，“洪广思”发表《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打倒阴谋家、野心家、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调门特高，轰动一时。后来，石仲泉又发表《邓小平立下的“大功、大言、大德”》《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等，自打嘴巴，丝毫不脸红。在这些人公开的履历中，均隐去了“洪广思”这一段。〔４〕
１９７８年８月５日，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市委常委的成员，华国锋指出：“吴德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四人帮’这一段确有错误……一个被动接着一个被动，很不应该，不好理解。比如对两校的清查很被动。两校是‘四人帮’的黑据点，手伸向全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抓，直到中央发了言才抓，很不应该。”“再有洪广思写作班子问题，也没有及时抓紧清查。”〔５〕后来，吴德调离北京市，市委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
◇ 两个“凡是”压制对“四人帮”和“梁效”的揭发批判
吴德不仅压制对“洪广思”的揭发批判，而且是全面捂盖子的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之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抓了“四人帮”才半个多月，华国锋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做出四点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他的“凡是”就多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看过的”“凡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以至于“凡是毛主席说的、写的，一个字也不能动”。１１月３０日，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重复同样的方针。但吴德最先归纳为两个“凡是”，既不是华国锋的一个“凡是”，也不是汪东兴的多个“凡是”。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将两个“凡是”规范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政变集团在“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方针大计，企图借助毛泽东的亡灵稳住阵脚，巩固权力。“凡是”派本来就是和“四人帮”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走在同一条路线上，只因为“四人帮”帽子乱飞、棍子胡抡，对他们也有威胁。他们联合起来，把“四人帮”解决了。华国锋一再强调“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即妨碍了他们掌权，而不是祸国殃民的路线。所以他们剥夺了“四人帮”的大权之后，依然执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在首都体育馆１８０００人大会上传达１９７６年１６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时，他离开文件擅自发挥：“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把矛头指向‘四人帮’也是错误的，那是分裂党中央。”１１月３０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为副委员长的吴德又讲了一次：“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党中央！”吴德就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演说、亮出镇压信号的那个人。当时他是和“四人帮”团结在一起，反对“分裂党中央”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政治立场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梁效”时，“凡是”派，尤其是北京市委，与人民群众处于对抗状态。
◇ 审查“梁效”的三个阶段
“梁效”的成员被赶出朗润园后，集中到未名湖畔的才斋〔６〕接受审查。“梁效”的成员享有不同的待遇。大部分人，常驻“梁效”据点上班的，现在住到才斋“上班”；周一良、魏建功及不久前才加入的林庚是“走读”，住在家里，按时到“梁效”的据点上班，现在还是“走读”，改到才斋“上班”；顾问冯友兰是不上班的，现在还是不“上班”，“交哲学系批判”。
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受到北京市委和吴德的捂盖子方针的压制，对“梁效”的审查尤其艰难曲折。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抓了“四人帮”，次日，华国锋分批召集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负责人“打招呼”。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向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传达了华国锋“打招呼”的内容，说：“迟群、谢静宜参与反党阴谋活动，现在已经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去了。”还说：“党是相信你的，你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活动，你还要主持北大的运动。”丁叮嘱王，暂时不要传达、不要扩散。受到市委信任的王连龙，当天就向党委副书记魏银秋通风报信，商量对策；然后召开党委常委会传达，但不通知常委周培源参加，并对常委、“梁效”的头头李家宽说：“大批判组的事情，你要准备准备！”１０月１０日深夜，查封“梁效”时，李家宽的办公室里连一个笔记本都没有。显然，他已作好“准备”。
我在１０月１０日写了一篇批判“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题为《“四人帮”的反革命动员令》，但无处发表。１０月１４日，新华社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想将文章用大字报贴出去，哲学系有１４人签名联署。王连龙获知大字报的内容，立即发指示：“大字报不许贴，要服从纪律，不服从就给处分。”与此同时，党委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炮制者范达人、何芳川、陈先达及两校“大批判组”的头头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回忆回忆写作经过”，实际上是统一口径，以便欺上瞒下。后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说，“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口气与我的文章题目差不多。王连龙派人来找我，赶快将文章拿到《新北大》校刊上去发表。他们又要以此来抢先表态了。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北京市委科教组组长萧英来北大传达了市委的《关于北大当前运动的意见》（共有六条，故简称《六条》），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向广大群众讲清楚，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北大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萧英讲话时，已经被查封的“梁效”的头头李家宽还坐在主席台上，向群众示威，引起强烈不满。传达了《六条》，原北大党委负责人立即发表声明：“市委的意见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他们在《六条》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下，以顽固的立场、疯狂的劲头、卑劣的手法对抗群众，破坏揭批“四人帮”和“梁效”的运动。
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是两个“凡是”的标本，打着“毛主席抓的点”的旗号，捂住北大的盖子。在应该为“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北大唱挽歌的时候，中共北京市委却唱起了赞歌。同样的《六条》，换了“北大”二字，也给了清华。清华默默地消受了，北大则强烈反对，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六条》的斗争。
“梁效”们借用两个“凡是”进行顽抗，范达人等声称“梁效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对“梁效”的审查经历了三个阶段。
◇ 群众要求对审查“梁效”的人进行审查
第一阶段是原党委领导的，北京市委一再要党委书记王连龙“挺起腰杆，领导运动”。他们本来就是和“梁效”一伙的，究竟是审查还是包庇？党委书记王连龙安排党委副书记郭忠林主管审查“梁效”的学习班。他们根本不采取措施，“梁效”的成员在未名湖畔优哉悠哉，逍遥自在，给了他们订立攻守同盟的充分机会。李家宽还叫嚷：“要把两校大批判组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向谁战斗？
周培源贴出大字报，题为《郭忠林应自动进学习班》。大字报揭露郭忠林自称是“江青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指出：他非但没有资格领导审查“梁效”的学习班，他自己就应该进学习班。周培源的行动得到广大师生的响应，许多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
郭忠林进了学习班。另一位党委副书记马石江成为梁效专案组的负责人。但专案组中大多仍是原党委赏识、依靠的对象，他们本人就是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在一次全校大会上，马石江、吴岱峰介绍“梁效”专案进行情况。历史系师生一连数次贴出大字报、大标语，要求将吴岱峰从专案组踢出去，回系“说清楚”〔７〕。哲学系要求参加梁效专案组的工宣队队员吕某回系“说清楚”与迟群的关系。党委答复说，可以回去参加会议，不能回系，因为各系要揪的人有１３个之多，都回去，专案组就散架了。可见参加专案组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后来哲学系通知吕某回去参加会议，党委又说：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一个星期只能参加一次，要不然，我们这里走空了。群众要求对审查“梁效”的人进行审查，党委还百般保护。
在这个阶段，“梁效”的成员有恃无恐，态度恶劣，百般狡辩。在全校的揭发批判大会上，宋柏年说：“江青讲的批‘大儒’不是指周总理，而是指郭沫若。”范达人说：“《孔丘其人》影射的不是周恩来，而是李德生。”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说辞。
◇ 捂盖子的方针和群众的抗争
经过群众的揭发批判，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原党委书记王连龙，副书记魏银秋、郭忠林，都进了学习班。党委由另一副书记黄辛白主持工作，北京市委又先后派来联络组、工作队。对“梁效”的审查进入第二阶段。
由黄辛白主持的领导班子，与王连龙为首的领导班子不同，他们与“四人帮”没有牵连。但他们忠实地执行北京市委的捂盖子方针，强制贯彻体现两个“凡是”的《六条》。
北京市委强力压制反《六条》的北大群众运动。市委书记吴德说，要派１万名工人，开进北大，进行辩论。北大的群众毫不示弱，有大字报责问：“是否还要带上棍棒？”意思是，难道重演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的场面？
另一方面，北京市委对审查对象、批判对象温情脉脉。审查“梁效”的专案组，也直接受到北京市委的影响。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下旬，北京市委开会揭发批判谢静宜。几位负责人发言说：“你还年轻，我们想拉你”“希望你回头”“希望你好好揭发‘四人帮’”等等。好言相劝，谢静宜越发气焰嚣张，甚至当场讥笑他们的发言。马石江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校后，他当天就向专案组传达了“新精神”，并且在“梁效”成员和专案组人员联合开会时讲了话。他学着北京市委负责人的腔调，对“梁效”的成员说：“我请你们好好清理思想。”他的讲话充满了温情。“梁效”的审查尚无结果，他却宣布解放“梁效”的９名成员。由于专案组部分成员的抵制和各系群众的反对，不接受这９人回系，只好不了了之。
一方面是《六条》的压制，另一方面是群众的抗争，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和“梁效”的运动呈现几次起伏。到了１９７７年８月，运动已经停顿，学校陷于瘫痪，北大走进了死胡同。当时北大流行一个段子：“北大的特色是什么？一个博雅塔，一个未名湖，还有一个新建的图书馆；加起来是一塔湖图（一塌糊涂）”。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６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北大又一次掀起大字报高潮。哲学系、中文系、法律系、经济系、历史系、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地球物理系、研究所、图书馆、制药厂１２个单位的“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或总支书记）联名，带头贴出大字报：《评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条＞》。大字报指出：
围绕着《六条》所展开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要不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对于有些人来说，把王张江姚抓起来，他们是赞成的。因为“四人帮”太坏了，帽子乱飞，棍子胡抡，对他们也有威胁。但是，要清算王张江姚所代表的那条路线，他们就不高兴、不积极、不赞成了。因为过去他们走斜了，臀部也有那条路线的印记。有的愿意亮出来，擦一擦；有的不愿亮、也不愿擦，遮遮盖盖，躲躲闪闪，老是被动。
北大运动的转机必须从清算《六条》的错误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前７个多月，这篇大字报就运用真理标准的武器来反对两个“凡是”了。
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的一致，不是和什么人的指示一致。无论什么人的看法，不符合客观实际就是谬误。北京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归结到一点，就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
接着，各系都贴出长篇大字报，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有：
国际政治系部分教师：《运动要总结，市委要检讨，党委要改组》《运动周年备忘录》；
经济系石世奇等４８名教师：《盖子终究是捂不住的》；
数学系部分教师：《市委负责同志要“辩论”什么？》；
法律系教工：《是贯彻中央精神，还是另搞一套？》；
历史系魏杞文等５０多名教师：《北大一年》；
中文系部分教师：《为清理北大运动提１７个问题》；
哲学系“运动领导小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必须认真清查》
《中共北京市委紧跟清华、北大搞“点名批邓”的内幕必须揭开》；
等等。
按照１９５７年的标准，这些都是反对党委、反对市委的“反党”大字报，此前还有一些明目张胆的“反党”大字报，如：哲学系郭罗基等１４名教师贴出的大字报，题为《北京大学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致中共北京市委的公开信》，指出：北大不死不活的现状，根子在于北京市委的《六条》（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历史系教师魏杞文等２２人贴出的大字报《论北大运动的右倾》，指出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对北大问题的性质做了颠倒的估计，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害怕群众的右倾顽症（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日）；哲学系郭罗基等４６人贴出的大字报《北大要坚决整顿》，主张北大党委要从组织上整顿（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整顿”是邓小平的口号，以此为题，兼有呼唤邓小平出来工作之意；中文系汉语专业教师贴出的大字报《稳妥在哪里？健康在何方？》，驳斥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关于北大运动“稳妥”和“健康”的说法（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０日）；中文系费振刚等２２名党员教师贴出的大字报《莫道浮云能蔽日，定唤东风扫残云》，指出北大党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１９７７年３月３０日）；历史系魏杞文等４０多名教师贴出的大字报，题为《不怕“四人帮”，就怕帮“四人”》，尖锐地批评了北大的领导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实际是帮“四人”（１９７７年８月９日）；署名“数学系教师”的大字报，题为《民心不可侮，民意不能违》，批评党委负责人黄辛白辜负了民心和民意（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１日）；中文系党员教师费振刚等贴出的大字报，题为《是认真检讨，还是欺骗群众？》，批评北京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吴德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缺乏诚意，很不像样（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６日）。
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在１９５７年必是极右分子无疑。时代不同了，结果也不同，恰似洛阳少年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２０年后，北大的政治反对派为１９５７年的右派分子进行报复，开展了一场反对党委、反对市委的民主运动，居然反成功了。
大字报是群众手里的唯一武器，而且是锐利武器。中国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人民缺乏公共舆论平台，有话无处讲，只能墙上见。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才逼出大字报。那年头，白天黑夜在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前昂首阅读、低头抄写，又或议论纷纷乃至群情汹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揭批“四人帮”和“梁效”，显示了大字报的威力。可惜，这些言论铿锵、掷地有声的大字报，空留题目，没有收录汇集成册。后来人恐怕很难想象它的威力，怎么会使那些手握大权，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人们垂头检讨。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７日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针对西单民主墙是支持群众贴大字报的，他说：“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到了１９８０年，揭批“四人帮”、批评“凡是”派，都已成为过去，他就担心大字报针对自己了。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要取消“四大”——《宪法》第４５条，规定“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１９８０年４月８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宪法第４５条的议案》，取消了“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本来，“四大”写入宪法是多余的，只要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就行了；取消“四大”，不过从宪法中删去了多余的词句，并没有改变公民权的实质。即使从宪法中取消了这些规定，也只是意味不受宪法保护，没有禁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定，但从此贴大字报却被视为违法，予以追究。这是违反法治原则的，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做。现在好了，有了互联网，纸质大字报退出历史舞台了，空中电子大字报随便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出现了新事物“挡火墙”“网络警察”，言论依然受管制。
当时在校的是工农兵学员，他们的任务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他们是“四人帮”请来的，上大学是为了“管”教师、“改”教师，对于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袖手旁观。北大历来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北大没有学生运动，只有教师运动。北大的教师们苦斗了一年，迫使中共北京市委不得不承认错误，撤销了《六条》，市委工作队撤出北大，北大党委也进行了改组，执行捂盖子方针的负责人黄辛白调离北大。
◇ 从批判“梁效”入手打翻身仗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北大全校１万多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深入揭批‘四人帮’动员大会”（一年以后又重新动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受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参加今天的大会。
多年来，“四人帮”及其党羽迟群、谢静宜之流严密控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设立反革命据点，结成资产阶级帮派，指挥御用工具“两校大批判组”，大造反革命舆论，插手许多部门和地方，辽海两校一线穿，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窃国的阴谋活动，搞得全国不得安宁。他们还疯狂地打击和迫害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把教育革命糟蹋得不成样子。
这一段话，正确说明了北大问题的性质，否定了北京市委的《六条》。他还针对北京市委的捂盖子方针，强调：
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而不能相反的来束缚群众，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他代表党中央对北大群众的革命精神做了高度的评价：
一年多来，你们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表现出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样一种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
倪志福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发言，他说：
市委对北大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抓得不紧、领导不力，使北大的运动发展缓慢，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革命大批判的声势不大，清查工作进展不快。
他对市委在北大捂盖子的后果，说得比较轻描淡写，但抓住了“主要原因”：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当时我们市委对“四人帮”通过迟群、谢静宜及王、魏、郭、李、宋一伙严密控制北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二是我们市委在指导思想上有错误。……还在１２月６日北大党委汇报时肯定了《六条》。
倪志福承认，市委指导思想的错误体现在《六条》中。对一年中北大的群众反对《六条》、批评市委被指责为“严重干扰”，市委屡屡“排除干扰”，倪志福代表市委终于改变了态度。
北大的同志们从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发，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这对于我们提高认识，改进工作，都是有好处的。今天，我在这里代表市委向大家表示诚恳接受，我们希望同志们今后对市委的工作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次大会扭转了局面，重新点燃了北大革命群众的热情之火。邓小平副主席指示：“北大要以批判‘梁效’为突破口，打翻身仗。”大会以后，批“梁效”、揭帮派体系，声势浩大。审查“梁效”进入了第三阶段。
原党委帮派体系的“领导”和北京市委的《六条》，耽误了一年多，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才真正进入审查“梁效”的阶段。梁效专案组也加紧工作。
１１月２２日和２９日，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法律５个系联合举行批判“梁效”的两次大会。１２月２９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批判“梁效”大会。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等在会上发言。会上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已将控制“梁效”的“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逮捕审查；经市委批准，将“梁效”骨干分子范达人、杨克明交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 审查“梁效”的结果
梁效专案组审查了“四人帮”对“梁效”的指示和迟群、谢静宜的讲话，共４３次；还审查了“梁效”成员的揭发交代４０００余份；对于“梁效”曾控制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北京日报社进行了调查；又去外地，到上海、辽宁、山西大寨、天津小靳庄等“梁效”串联、活动的地方进行了调查。
专案组把“梁效”的活动概括为“三倒一捧”（倒周、倒邓、倒华，捧江），形成四个专题，写出四份审查报告：
一，“两校大批判组”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阴谋活动；
二，“两校大批判组”疯狂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阴谋活动；
三，“两校大批判组”打击、陷害敬爱的邓副主席的阴谋活动；
四，“两校大批判组”无耻吹捧“四人帮”，为江青上台当女皇大造舆论的阴谋活动。
１９７８年４月４日，北大党委常委讨论“梁效”的专案审查工作，确定“梁效”的性质是敌我矛盾，但其成员应区别对待：骨干分子１３人，一般成员１２人，１４人未定。
１９７８年８月，梁效专案组发出《梁效罪证材料》，这是审查的最后结果。从《梁效罪证材料》的目录大体可以看出“梁效”和“四人帮”的关系及“梁效”的全部活动；也可以明了专案组审查的视角：
第一部分 “四人帮”直接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
一、江青称梁效是她的班子
（一）江青称梁效为“班子”给姚文元的信件
（二）江青称“班子”的部分信件
（三）梁效成员孙静的揭发
二、“四人帮”直接策划指挥梁效的活动
（一）亲笔批示，下达旨意
（二）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三）通过迟谢，转达授意
（四）提供资料，炮制炮弹
（五）梁效计划，亲自审批
三、梁效完成江青交办的特殊使命
（一）为江青抓所谓“高级特务”
（二）替江青“抓点”
四、梁效充当江青的侍从、侍读
（一）随江青出巡
（二）给江青讲课
（三）给江青在书上划红线标重点
（四）为江青存书、印书
五、充当“四人帮”帮派体系的联络站
（一）梁效与“四人帮”在辽宁、上海的死党亲信的反革命串联
（二）梁效与“四人帮”在中央各部门及地方亲信的反革命串联
（三）收集整理信件，为“四人帮”提供反党炮弹
六、江青精心豢养梁效，梁效发誓效忠江青
（一）江青以名利拉拢腐蚀梁效成员
（二）江青给梁效送书和冬瓜、茄子、小米
（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６日，江青窜到梁效，眉开眼笑与梁效的头头和顾问一一合影
（四）梁效发誓效忠江青
第二部分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一、疯狂对抗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把罪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对抗毛主席对“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批评
（二）对抗毛主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的批评
（三）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四）蓄意歪曲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大肆宣扬“宋江架空晁盖”“屏晁拉卢”，诬蔑攻击周总理和邓副主席
（五）攻击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要整顿”的指示，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诬蔑为“谣言”
（六）姚文元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卑鄙伎俩
二、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
（一）江青授意梁效“揪大儒”“批宰相”，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
（二）江青向梁效成员进行“路线交底”
（三）梁效炮制的部分攻击周总理的反党黑文影印件
（四）炮制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毒草《孔丘其人》
（五）炮制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毒草《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六）炮制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毒草《读＜盐铁论＞》
（七）四届人大前后，炮制批“因循守旧”反党黑文，为“四人帮”阴谋组阁大造反革命舆论
（八）大反经验主义，攻击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九）炮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恶毒影射攻击周总理
（十）周总理逝世后，梁效继续疯狂反对周总理
三、疯狂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
（一）对抗毛主席关于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的提议，迟群、谢静宜向梁效头目进行所谓“路线交底”
（二）炮制《再论孔丘其人》等反党黑文，恶毒影射攻击华主席
（三）炮制“三本小册子”，掀起反对华主席的黑风恶浪
（四）编印五个外电材料，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五）毛主席逝世以后，梁效突击编写在困难时期如何坚持斗争的两个材料，妄图为“四人帮”垂死挣扎壮胆打气
（六）毛主席逝世以后，梁效为“四人帮”炮制篡党夺权动员令
四、打击、诬陷敬爱的邓副主席
（一）“四人帮”向梁效提供各种材料，亲自下达黑指示，直接指挥梁效疯狂打击、诬陷邓副主席
（二）私印大批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作为“批邓”材料
（三）炮制大量反党黑文，打击、诬陷邓副主席
（四）炮制《言论摘编》等黑材料，打击、诬陷邓副主席
（五）梁效与于会泳合伙炮制打击、诬陷邓副主席黑材料《关于文艺问题的右倾翻案言论摘编》
（六）收集、整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五、为“四人帮”上台、为江青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江青端出吕后、武则天向梁效授意
（二）梁效竭力吹捧吕后、武则天
（三）梁效为江青搜集古代服装、发型资料
（四）梁效宣扬“法家领导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反动谬论
（五）梁效为江青搜集“苏联教育史上两场大辩论”材料
（六）梁效带头给江青写“效忠信”
第三部分 “四人帮”的反动思想体系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加工厂”和“推销店”
一、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一）鼓吹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把老干部打成走资派，列为革命对象
（二）鼓吹“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
（三）鼓吹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四）炮制整套所谓“走资派活动规律和特点”的谬论
（五）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宣扬“同一切决裂”，鼓吹“对着干”
（六）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鼓吹所谓的“全面专政”
二、借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洋奴买办”反对“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一）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
（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叫嚣要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三）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四）诬蔑抓生产是搞“唯生产力论”
（五）攻击对外贸易是搞“洋奴买办”
（六）诬蔑建立岗位责任制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按劳分配，抓生产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
三、宣扬“两个估计”，鼓吹“黑线专政论”，反对党的“双百”方针
（一）全面否定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
（二）宣扬“两个估计”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
（三）大批所谓“知识私有”“智育第一”，把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理论与实践、专业队伍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
（四）反对党的“双百”方针，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８〕
◇ “四人帮”的动员令竟是“梁效”擅自发出的
梁效专案组审查的一个重点就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来头。审查的结果，与《光明日报》工作组的结论一致，即并非出于“四人帮”的授意，而是《光明日报》主动约稿，“梁效”独自完成。被认为是“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竟是“梁效”擅自发出的。毛逝世后，“四人帮”及其干将，口出狂言，虚张声势，有识之士均以为他们将采取大动作；哪知这是一批不足以成事的空谈家。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不动声色，暗中筹划，手到擒来，这才是一批来事的人。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活动。叶剑英注意上了。吴忠有准备，他说，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有情况，可起作用。后来事实表明，这个坦克六师毫无问题。为预防北大、清华的学生闹事，“在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结果，平安无事。〔９〕
在审查中，“梁效”们以为没有接受“四人帮”的授意可以减轻罪责，其实更足以证明，他们身陷“四人帮”的泥潭何其之深。由于受“四人帮”长期的训练，“梁效”的政治嗅觉是格外灵敏的。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认为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是“多写文章，拼命干”的时候了。因此，“梁效”主动担起论证“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国策”的重任。没有“四人帮”的授意就能表达“四人帮”的意图，不是完全与“四人帮”连为一体了吗？“四人帮”是大脑，“梁效”是喉舌。“四人帮”的意图已经内化为“梁效”的意图。“梁效”为什么能讲出“四人帮”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们头脑中有一张和“四人帮”同样的“蓝图”。他们说：“现在蓝图已经绘好，问题是要坚持按既定方针办。”什么“蓝图”？就是江青当主席，王洪文当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文章炮制者之一、尖刀班成员何芳川在接受审查中交代：“这篇黑文凶恶地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就是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替‘四人帮’发出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的矛头，是指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１０〕
◇ 对人的处理
在审查过程中，“梁效”的成员被分成六类：
一，秉承迟、谢的旨意，直接操纵者３人：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二，炮制反党文章和黑材料的组织者、主要执笔者１０人：范达人、钟哲明、汤一介、叶朗、杨克明、徐琳、孙静、梁英明、胡经之、孙庆升；
三，炮制反党文章和黑材料的其他执笔者７人：何芳川、陈先达、李润海、赵齐平、钟成勋、孙中原、马栩泉；
四，没有参与炮制反党文章，但参与阴谋活动者３人：卢振义、郁龙余、常文宝；
五，炮制反党文章和各种材料的参与者１３人
六，充当顾问和侍从，深受江青赏识者４人：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田余庆。〔１１〕
最后对人的处理：
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属“三种人”（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迟至１９８３年１月，经北京大学党委讨论决定、北京市委批准，给予李家宽、宋柏年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给予王世敏严重警告处分。）
范达人、钟哲明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
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
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在审查过程中，曾由北京卫戍区将为首分子李家宽、宋柏年拘留审查，由北京市公安局将骨干分子范达人、杨克明监护审查。４个人被关了一年多，说是“审查”，实际上是坐班房。当时还是延续文革的那一套，不经司法程序，由党委决定就可以抓人、关人。“梁效”中人颇多怨言。周一良说“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我说是‘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其身’”。〔１２〕“四人帮”之道——“全面专政”“斗争哲学”，不是你们所热衷鼓吹、大力推广的吗？不过是自食其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梁效”的审查，确有诸多局限：对“梁效”的批判，用的还是“梁效”式的“大批判”语言；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依然是维护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和“梁效”的问题只是“另搞一套”而已。审查的结果不能说是成功的，除了一两个人有某种表态外，大多没有真诚悔悟。
◇ 冯友兰的解脱
冯友兰没有被列入“梁效”专案组的审查对象，而是“交哲学系批判”。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哲学系当家。〔１３〕
我是“大批判”的受害者，对“大批判”深恶痛绝，当然不会再以“大批判”来害人。群众要求批判冯友兰，我拖着不办。反正不会有人说我“包庇梁效”。
倒是冯友兰本人，又耐不住了，适时表态是他的习性。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５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５月４日，冯友兰就交了一份题为《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批判》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心得。（《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未记此事。）哲学系教师王永江、陈启伟写了一篇《评“梁效”某顾问》，对照冯友兰吹捧江青的《咏史》诗，批判《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批判》，发表于《历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５月７日，党委统战部将冯友兰的心得报送北京市委。市委负责人丁国钰、黄作珍、贾汀、徐运北大喜过望，纷纷作了批语，对冯友兰进行表扬：一是批了江青，二是学了毛选第五卷。北京市委又将冯友兰的心得报送党中央。党中央没有表示。
北京市委负责人的这种态度，激怒了群众。７月９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欧洲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贴出大字报，题为《“梁效”的顾问冯友兰的问题必须彻底查清楚》。大字报认为，冯友兰是“梁效”的顾问，在“批林批孔”中追随江青、吹捧江青，起过恶劣的作用，江青也曾给予特殊关照。他是属于“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应当清查。群众舆论支持这份大字报。
哲学系“运动领导小组”接受群众的意见，定于７月２０日下午召开全系大会，由“梁效”顾问冯友兰“说清楚”。这一天的早上，北大党委电告，下午的会不要开，冯友兰的问题要请示北京市委。〔１４〕
过了几天，北大党委向哲学系传达北京市委的指示：关于冯友兰的问题，第一步先开一次小型的会，背靠背地提意见。哲学系“运动领导小组”问：“第二步怎么办？”回答说：“还没有考虑。”这就是北京市委的领导！
８月３日上午，哲学系召开了背靠背的对冯友兰提意见的会，有１０多人参加，我把大字报的作者和对冯友兰意见大的人都找来，让他们出出气。会上的发言很激烈，反正冯友兰不在场，事后也没有转达。我随即请示，第二步怎么办？直到１９７８年下半年，我离开哲学系到校长办公室工作，市委一直未有答复。
冯友兰本人却缺乏自知之明。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３日，冯夫人任载坤因肺癌不治而逝。冯夫人曾与邻居魏建功夫人门前私议，说：“解放以来经过多少次运动，心想这回跟着毛主席可跟对了，不想更错！”两位老太不胜唏嘘。
冯友兰撰挽联，曰：
忆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君先去；
从今无牵挂，斩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夫人离世，冯友兰顿觉“无牵挂”，决心“斩名缰，破利锁”。在西南联大流行一个段子：金岳霖与冯友兰路遇，金问：“芝生（冯友兰字），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天地境界了。”于是相对哈哈大笑，擦身而过。“天地境界”是冯友兰设计的远离“功利境界”的人生“最高境界”。现在他才承认，此前实际上是处于名缰利锁的束缚之中，深陷“功利境界”。所谓“天地境界”，不仅是虚幻的，而且是欺人的。到了耄耋之年，冯总算有一点觉悟。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下旬，冯友兰要到外地走走，散散心。他来找我，要求批准。
我说：“你不在梁效专案组的审查范围之内，行动是自由的，不必批准。你的爱人去世不久，要出去散散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到外地走走要考虑时机。现在对‘梁效’的审查还没有结束。至今，系里没有开过一次关于你的批判会……”
他连忙说：“是是是，是是是……”
“群众对‘梁效’的愤慨，恐怕你是估计不足的。到了外地，群众自发地批斗，怎么办？我们鞭长莫及。文革中群众自发批斗的场面，你应该记得的。”
最后，他说：“那那那，我推迟、我推迟。”〔１５〕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７日下午，冯友兰在哲学系“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和其他教研室的代表２０多人参加，我正出席理论务虚会，如在北大也是应该参加的。关于吹捧江青，他是这样说的：
《咏史廿五首》，其中有“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过去几十年尊儒。现在应该清算这种思想，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歌颂历史上的法家，表扬历史上的前进革新人物。从反儒这一点看，武则天做皇帝和儒家的每一个教条都是相反的，所以要突出这一点。当时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野心，不知道她要借吹捧武则天为自己制造舆论。
这就是“影射史学”的妙用了。当时以孔丘影射周恩来，以武则天比附江青，彼此心照不宣。迟群说：“你看像谁就是谁。”他们没有辟谣，没有澄清，没有说“不是谁”。等到追究的时候，就说“不是谁”了。批孔丘，不是影射周恩来；捧武则天，不是比附江青。“当时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野心”——你能证明我知道吗？
冯友兰把自己说成天真幼稚的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份检讨——《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批判》中说：“因为‘四人帮’都是打着红旗，自命为理论权威，当时有些问题自己也搞不清楚，只好人云亦云。”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帮云亦云”。这一次在会上冯又有类似的说法：
《咏史》那一组诗……其中有些论断并不是出于我的研究的结果，而是照着“四人帮”的伪史学所规定的调子推演出来的。这是一个搞学术的人的大忌。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本应坚持真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他从研究工作中得来的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众论纷纭中各方面的参考。如果不能如此，国家人民又何必需要这种工作者？我得了这一次教训，要永远引以为戒。
几十年“从研究工作得来的结果”是尊孔，一下子投入“批孔”。只说“是照着‘四人帮’的伪史学所规定的调子推演出来的”，这个教训够用吗？
１９７９年２月，粉碎“四人帮”近两年半，梁效专案组的工作也已经结束，时代气氛不同了。会议的参加者客客气气地提了一些希望，冯友兰的问题就算了结。８月，冯友兰在家人的陪同下到黄山等地散心去了。
◇ “梁效”分子有一点悔悟吗？
“梁效”分子在辩解中总是说：“‘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１６〕问题在于这个“党组织”就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代表“四人帮”来“选调”的。更重要的是，北大、清华的四五千名教师中为何“选调”出你们这二三十人来？还不是你们符合“四人帮”的“选调”标准吗？“梁效”成立之前，从清华始发，延至北大，开展了一场“反击右倾回潮运动”，运动历时３个月，迟群也叫它“三个月运动”。“梁效”的成员就是从“三个月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选调”出来的，其中一些人，如范达人、叶朗、钟哲明等本来就是“大批判”高手，被“党组织”相中，绝非偶然。“选调”之后，态度也不相同，并非“个人无任何选择权”。有的人就因为被认为“表现不好”，被踢出了“梁效”；坚持到最后，都是死心塌地的了。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因年老体衰，“梁效”命他回系，他却还要自动去上班。参加四届人大的“梁效”分子冯友兰、汤一介、范达人、王世敏，弹冠相庆，赋诗抒怀。冯友兰诗云：“尊儒风未息，批孔战方酣”“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哲学系同事王永江、陈启伟评说：
江青爱骑马，故“马”字用得极见匠心，非拍马有术者不能出此也。就是说，他甘心情愿地当江青的马前卒，死心塌地为江青率命驱驰了。〔１７〕
甘当马前卒的并非冯友兰一人，他们完全出于自愿，怎么能说“个人无任何选择权”？汤一介进“梁效”时，与孙长江商量。孙给他出主意：你争取做后勤，不要写文章。凡事靠后，不要朝前；每天做了什么，都记下来。结果，汤一介不但写文章，还主动向江青献题。凡事不是靠后，而是朝前。由于种种表现受到江青的赏识，赠书给他，还赐他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当当。汤一介的所作所为与孙长江所建议的相反，这难道不是自觉的选择吗？周一良风头正健时，他的妹夫、３０年代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对他说，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可以有别的选择而他不选择。
如是被动“选调”入“梁效”，一旦事情明了，应当深切悔悟吧？
周一良为范达人的回忆录作序，只有两句话：“《‘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叙事真实确切可信。我认为可出版，应出版，以示人真实历史，以正视听。”〔１８〕重要的是最后四个字，自己不忏悔，却要用他们公布的“事实”，“以正”别人的“视听”。冯友兰先生还有所自责：“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１９〕他说得比较含蓄，向谁“取宠”？如何“哗众”？冯先生不过是“识时务”而已，何尝真心悔悟。每到关键时刻，他都发誓要“脱胎换骨”；１９４９年以后，他已经“脱胎换骨”好几次了。汤一介晚年，在记者采访有关“梁效”的稿子上写下一句补充：“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２０〕当年“批孔”的时候，把孔子骂得狗血淋头；现在当上了中华孔子学会会长，还得了孔子文化奖，如果不“深刻反省”，讲话有什么公信力？过了８年，未见“深刻反省”的内容，他就撒手人寰了，但总算留下一个态度。魂断香消四十年。有的“梁效”分子还在恋旧。范达人说：“在‘梁效’期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一度很是风光。”〔２１〕没有看到一个“梁效”分子有过“深刻反省”，除了汤一介，其他人连个态度都没有。
“梁效”分子要不要忏悔？范达人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郑：您认为对“梁效”的成员来说，“梁效”的经历不是一种罪过，不是要忏悔的？
范：对。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２２〕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梁效”的作为非但不是罪过，而且“很是风光”；反“梁效”倒是“一种罪过”。现在历史条件变了，又当如何？范达人说了：
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了宣传某一个政策、方针，他需要人、组织人来宣传政策，会有这样的，以后也会有，所以这个现象不会消失的，不会完全消失。〔２３〕
范达人要喊“梁效”万岁了。确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变，“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就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梁效”。可以说，范达人是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看透了，而他的“梁效”立场可谓坚定不移矣。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１８９页）“立其伪”，也是对“梁效”的全部言行的概括。冯友兰没有从“立其伪”说下去，严复代他说了：“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救亡决论》）“梁效”这一帮“立其伪”的写手，背后被人斥为“无耻之徒”。有人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一个恶毒的字眼，骂他们为“卖淫文人”。列宁说，那些出卖自己的灵魂、可以用自己的全部教养为社会上任何反动势力服务的知识分子是“一种熟练的变相卖淫”（《纪念葛伊甸伯爵》，《列宁全集》，第１３卷，３６页）。“梁效”的骨干分子，就是从事这种“熟练的变相卖淫”。周一良曾收到署名“一个老朋友”的来信，信纸上只有用毛笔书写的四个繁体大字：“无耻之尤”。魏建功也收到过同样署名的信件。〔２４〕可见亲朋故旧对“梁效”中人的愤恨。这个头衔加在冯友兰身上可能更为合适。他即使收到这样的信件也不会吭声，而周一良、魏建功敢于将“无耻之尤”亮出来，说明他们虽“无耻”还不是“之尤”。其实，文人“卖淫”比娼妇、妓女还要无耻。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说的就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卖淫”，为秦淮歌妓李香君所不齿的故事。娼妇、妓女为生计所迫而出卖肉体，也是受害者，有值得同情之处。“卖淫文人”为追逐利禄而出卖灵魂，是害人者，理应受千夫所指。共产党内的大知识分子胡乔木就是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文才为任何人服务的头号“卖淫文人”，他可以为打倒邓小平的毛泽东服务，又可以为批评毛泽东的邓小平服务。
“梁效”这帮人，确实能够适应多变的中国政治气候，而不变的中国政治体制也确实需要这帮人。他们沉潜了一个时期，不少人又冒出来，重新成为红人、要人、名人（见附一）。老的“梁效”式的人物与时俱进了，新的“梁效”式的人物又不断产生。无耻的“卖淫文人”是不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寄生赘疣。
◇ 把“梁效”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梁效”，专案审查没有解决问题；骂他们无耻，也不解决问题。那要怎么样？应当把他们当作研究的对象，引出必要的教训，对“梁效”的成员和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群体都是有益的。
于光远早就向胡耀邦建议，成立“‘三种人’研究所”（“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于光远讨厌“专案组”。“专案组”是整人的，而研究所是带有思想性、学术性的机构。开列清单，研究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风云人物及烜赫一时的写作班子，如“梁效”“罗思鼎”“洪广思”等等，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升人的精神。〔２５〕于光远、胡耀邦都已不在了，遂无问津者焉。研究所的名称是不是叫“‘三种人’研究所”倒不一定，但作为一个专题，组织力量，开展研究，是完全必要而十分迫切的。“梁效”“四人帮”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开展专题研究。其后，沙叶新又旧事重提：
如今重提梁效，实在是因为梁效这样一个不是帮闲而是帮凶的写作班子太值得研究了，它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自古未有的御用的“书生”群体。类似梁效这样的政治怪物，北京还有初澜，上海还有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可惜至今都无个案的剖析和群体的考究。其中的障碍之一是文革史学者对此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认识不足，尚未认识到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等文革遗产，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份子精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２６〕
沙叶新进一步提出了研究的方法，应作“个案的剖析和群体的考究”，目的不是整人，而是“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和“知识分子精魂的重塑”。
周一良说：“事情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确实，对“梁效”的研究要把它“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不是如周一良所说的四个“就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洗刷，而是更能看清楚对“中华文化品格”的戕害和对“知识分子精魂”的糟蹋。
“梁效”现象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它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现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现象。中国的知识份子中，为什么容易出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耻之徒？特别是具有五四传统的北京大学，何以又出了一个反五四传统的“梁效”？此类问号，宜长留人间，深思之，怵惕之。
注释
〔１〕《关于洪广思及其错误文章的初步清查情况》，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材料之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５日。
〔２〕《东城史志》，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３〕《关于洪广思及其错误文章的初步清查情况》，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材料之二，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５日。
〔４〕可查百度百科相关条目。
〔５〕《中央政治局接见北京市委常委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提纲》（绝密），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１日印。
〔６〕原燕京大学在未名湖畔修建的宿舍楼的命名，称为书斋的“斋”，按才、德、均、备、体、健、全排列。
〔７〕“说清楚”是当时的政治术语，意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必须向群众“说清楚”。
〔８〕《梁效罪证材料》，１￣６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９〕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２３２—２４５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０〕何芳川的交代材料，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１日。关于原“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何芳川的初步审查情况，“梁效”专案组清查报告，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２日。
〔１１〕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两校大批判组”清查情况的报告》（草稿），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３日。
〔１２〕周一良：《毕竟是书生》，７５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３〕《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的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部分提到“郭罗基”每冠以“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头衔，误。我在哲学系当家，但并非党总支书记。哲学系的党总支、革委会紧跟“四人帮”，维护“梁效”，群众认为他们没有资格领导揭批“四人帮”和“梁效”的运动，全系师生员工遂自发地选举成立一个“运动领导小组”，由５人组成（３个教师是我、王贵秀、李真，一个学生杨永祺，一个干部任宁芬），我被推举为组长。哲学系历来是北大的带头羊，而后继哲学系成立“运动领导小组”的还有经济系、法律系、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制药厂，共７个单位。在这７个单位，“运动领导小组”部分地夺了党总支的权。党总支不领导运动，但仍负责日常工作。因为党总支、革委会讲话没人听，一些并非“运动”的重大工作群众也要求“运动领导小组”来领导。例如涨工资。１９７８年涨工资规定的指标是４０％，不讲道理、不讲条件，个个单位都是４０％！每个单位，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属于４０％，那就成了１００％，不好办！哲学系的群众对党总支、革委会信不过，就请“运动领导小组”出马。我在动员会上宣布：“我是属于６０％，大家不要提名我。”我表了这个态，说话就能服众。涨工资在别的系打破了头，哲学系却顺利结束。党委给予表扬，党委副书记高铁在全校干部会上宣布：哲学系的三驾马车由“运动领导小组”牵头。粉碎“四人帮”以前，我靠边站已经将近一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称“哲学系临时政府首脑”。
〔１４〕《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册７５１页记载：“７月２０日，上午在哲学系教师会上‘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误。事前曾通知冯友兰（不是上午，而是下午），事实上这个会没有开成。
〔１５〕《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册，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７日记载：“上午钟璞往北大党委统战部问先生可否往南方旅游，平秉权说还要商量。下午，电话问商量结果，统战部要钟璞去面谈，由平秉权、郭罗基、秦锡瑜出面，说先生不能去南方旅游。”（７５６页）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面谈，而且我从未见过冯钟璞，每次去冯家，恰好她都不在。我与冯友兰本人有过一次面谈。我也没有请示过党委，不知道他们说冯友兰不能去南方旅游的理由是什么。我没有说不能，而是晓以形势利害，冯友兰本人表示愿意推迟。
〔１６〕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３０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５年后，又老调重弹，没有一点长进，见范达人：《“梁效”的成立与终结》，《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１７〕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
〔１８〕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１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１９〕冯友兰：《冯友兰自述》，１５８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０〕陈香：《汤一介和“梁效”》，《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６年２月８日。
〔２１〕范达人：《“梁效”的成立与终结》，《炎黄春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２２〕范达人口述、郑实采访：《我在“梁效”的经历》，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日，《信睿》，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２３〕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梁效往事》，凤凰网 ifeng.com,2013.03.16。
〔２４〕周一良：《毕竟是书生》，７９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５〕于光远《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深圳周刊》，２０００年第２４期。
〔２６〕沙叶新《“书生”及“梁效”评议》，《南方周末》，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９日；又见明镜历史网。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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