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梳理《康生年谱》拒绝妖魔化为康生辩护的几个案例
由于康生整人无数，如果全面记录，会形成比该年谱规模大得多巨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仅就余汝信所谓拒绝妖魔化，为康生辩护的几个案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康生制造的许多冤假错案该年谱不予记载。
康生一生中整人的高峰，在历史上有两段，延安整风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延安整风时期，该年谱主要记载康生职务的情况：1942年5月，康生任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叫中央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1943年10月，总学委增加刘少奇为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余汝信说，“现在人们老说康生是副主任，毛泽东是主任，往往忽略了在第二年增加了刘少奇副主任，刘少奇在这个阶段，在整风运动的阶段，他的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彭真在43年，他的地位就超越了康生。”这段话的意思是，即使延安整风的方针政策有问题，也不是康生的责任，而是地位更高的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的责任。
余汝信还说，“康生把中央社会部的日常工作交给李克农来指导。康生就只管大政方针，以便集中力量与情报工作与情报工作。很多具体的事情不是康生做，是李克农等人去做。中央社会部的具体审查的工作，是李克农负责的。”所以，余汝信认为具体案件的问题也不是康生的责任。
康生不做具体审查工作吗？多少知情人，受害人揭露他在审查中的恶行，他制造了多少骇人听闻的著名冤假错案件，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康生在延安，在肃反和抢救运动中一再制造冤案，陷害了大批干部。这一点，在档案资料中，中央文件中，在众多干部的揭发和受害人的回忆录中有大量记录和控诉，是公认的，没有什么疑义。该年谱却不记载。
例如，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李凝“叛徒、特务”案等等，年谱里没有记载。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经常散布他的所谓“特务的群众性”等谬论，说“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有，是“敌人的第五纵队”，要人们都去怀疑周围的人是特务。所以，延安一度被认为“特务如麻”。但是，时至今日，你能说出来当时康生揪出来了真正的大特务是谁吗？笔者孤陋寡闻，只知道一个，当时潜伏在延安的著名特务沈之岳，那还是伟大领袖发现的呢！
公安部顾问汪金祥、和副部长凌云同志1979年7月22日揭发，康生从1939年主持中央社会部工作起，就一贯搞逼供信，制造冤、错、假案。曾经轰动陕甘宁边区的“叛徒特务钱维人案”和“日本特务王遵伋案”，就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两起大冤案。从侦察、逮捕、审讯一直到定案、关押，都是在康生亲自指挥下进行的。
钱维人“内奸”案的当事人钱维人同志1979年7月14日揭发：1939年5月14日，我因所谓“确系内奸分子”的罪名，……把我逮捕起来了。1946年6月释放。1955年6月经西北公安部甄别结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关押了我七年，加上审查时间共十六年。康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与其他地方，曾多次点名诬陷我是“内奸”、“奸细”。
在李凝“叛徒、特务”案中，康生居然说，“李小姐！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后来李凝不知所踪。
康生还制造了影响极坏的“红旗党”假案和“张克勤事件”，摧残白区党组织，迫害地下党员。康生在“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的讲话中，把张克勤同志被逼承认的“红旗党”问题，当作典型材料加以引用，并把张克勤同志带到大会上作典型示范。从此，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都被进行了追查和逼供。一个人被逼得顶不住，承认了，又去株连别人，这样越搞越多。最后，把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许多省的地下党都诬蔑成国民党特务内奸政策制造的“红旗党”，把许多地下党员都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内奸。
这些冤案，尽管有平反结论，有本人指证，他人证明，有年月日，编纂者均不予采信，这些康生亲自制造或参与制造的许多著名的冤假错案在该年谱中消失了。
因为记载这些，不符合年谱的预设立场。
第二，余汝信拒绝所谓妖魔化康生，为康生亲手搞的四大文字狱做辩护。
1，第一个文字狱，该年谱认为王实味之死案和康生没有关系
该年谱中提到了王实味的名字。余汝信说，“王实味之死，他们都说康生搞的。但是其实王实味的死和康生没有关系。因为王实味的死是在四七年了。当时康生已经去搞土改了。”
王实味之死是谁下令的，本身就有争议，余汝信说是李克农，还有人说是贺龙、王震。不过问题的关键不是具体的死刑执行人是谁，而是王实味到底因何引来杀身之祸，必死无疑呢？1942年，王实味因揭露和批判延安的等级制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得罪了毛泽东、王震等一众老干部，善于逢迎上级的康生无限上纲，立刻把这一案件升级为政治问题，反党集团问题。就是他定性了王实味是“托派”，接着他追查与王实味有接触的人，将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铮夫妇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王里连同王实味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10月23日，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943年4月1日，是康生下令逮捕了王实味。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
1947年3月，王实味被处死。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复指示：“就地秘密处死”。死后又给王实味扣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黑帽子。你看，一次又一次案件性质的升级都是康生在推波助澜。在康生等人的谗言下，毛泽东在一次主持高干整风学习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也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作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和整风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就是他直接插手和“指导”了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的批判，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敌我矛盾，王实味在劫难逃。
当时也有人抵制此案，负责中央研究院宣教工作的温济泽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这位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建国后，温济泽曾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曾受当事人李维汉的委托，多方联系奔走，为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作了大量工作。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予以平反昭雪。”
关于延安整风中这样一个大案要案，康生在全案过程中插手的重要时间点，何年何月何日，康生的命令，批示，指示，当事人都揭露得清清楚楚，而且有人证物证，年谱中不但不见踪影，编纂者不予采信，反而辩解不是康生所为。
2，第二个文字狱，该年谱回避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说是康生的发明权
1965年11月，由姚文元署名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诋毁这出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借此影射攻击彭德怀同志。
在海瑞罢官一案中，毛泽东曾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康生的发明权。追根求源，最早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问题扯在一起，把水搅混的，是康生。康生自己都不否认，反而以有功炫耀。他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他向毛主席讲的。
事实上，吴晗写评价海瑞的文章和酝酿写《海瑞罢官》这个剧本，是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前，同所谓彭德怀同志的“罢官”毫无关系。1966年4月25日和5月5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却说：“64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还说：“林总一知道这件事，就提出是个搞政变的问题。”在6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晗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他向毛主席讲的。6月3日，康生同越南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提到：“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
当然，该年谱66年4月25日，5月5日，6月初，均没记载康生这这些言论。
3，第三个文字狱，该年谱否认“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冤案中康生的罪责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定性该案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刘志丹》作者李健彤在《反党小说案实录》“引言”中说：“这桩公案是由一部小说《刘志丹》引起的，折腾了 17 年，株连约 6 万人， 致死上千人。一本小说造成的冤狱，可称是中国之最，世界少见。”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旷世奇冤，开创了现代文字狱的新纪录。
但是余汝信在与杨锦麟的对话中却为康生这样辩护：“刘志丹那个书啊，那个习仲勋，他其实已经叫他们不要出啊。但是他们把一些文章发表在工人日报上面，有一个人，就是阎红彦，云南昆明军区司令向中央告密，昆明军区政委向中央告密，然后就成立那个习仲勋专案审查小组。把这个事情挑起来，不是康生哦，就是阎红彦哦，反党小说是一大发明这些话不是康生递的条子给毛泽东吗？一般是这么说，我们找不到证据，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毛泽东会把你的条子照念，他也没有说这是康生说的话吗？是不是啊？这是毛泽东本人的话嘛，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是吧？我们要了解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成立了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有一个叫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你知道他的主任委员是谁？他的主任委员是贺龙。习仲勋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康生，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是安子文，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如果说康生在习仲勋审查上面，他有什么罪啊？那么你可以说贺龙在彭德怀审查方面他有什么罪啊，是吧？这等于说等同的嘛，大家都是主任，党内的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高层对毛泽东的服从性，这都是完完全全看得清清楚楚。”
当然，无论是康生审查习仲勋，还是贺龙审查彭德怀，都是制造冤假错案，当然都有罪。但这两个主任结局却大相径庭。后来贺龙被打倒，康生又去主管贺龙案，彭德怀案由周接管，最后贺龙被整死，康生却步步高升。就在那个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升官，被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下面我们看看，康生在小说刘志丹案中到底有什么罪。
1958年到1962年，小说作者先后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以及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小说稿件。1962年7月，曾与刘志丹有过历史冲突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时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看了稿子后，向康生告密，康生还没看到书就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他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前夕，康生又通知出版社赶印《刘志丹》六百本，送中央委员会审查。书尚未印好，一条“毛主席语录”就出来了：“利用小说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后来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递上一张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然而在《康生年谱》注释【1382】中却说，“至于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称，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薄一波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不足采信。”
可见，就算是当事人的回忆，只要不符合余汝信的立场，他没有任何理由，均可以不予采信。
毛泽东念了这张纸条后，说了一段流传广泛，影响巨大的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于是会议开始追究《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在毛泽东和康生都没有看书稿的情况下，毛泽东当场宣布习仲勋、贾拓夫等“罪恶实在太大了”。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 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罗织出四项罪名。什么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剽窃毛的武装斗争理论；西北救了中央，夸大西北历史贡献，与井冈山所作的历史贡献相提并论，等等。这一重要的诬陷性的审查报告，年谱中未见踪影。
经过专案委员会审查后，由康生提出定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为“习贾刘反党集团”。.
小说作者李建彤日后写的《实录》中还揭露了大量因小说《刘志丹》案所株连的人群。
一是工人出版社从上到下的领导和编辑都受到迫害。
1965年，康生发话，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右派。工人出版社社长被发配到外地劳改，文革中再遭揪斗，毒打，最后死去。责任编辑何家栋被停职检查，全家下放到农村，失去了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家破人亡。他本人遭受造反派毒打头部，震坏了双眼，几乎双目失明……李建彤感叹：“想不到我的一本书被诬告，竟把出版编辑人员全都扯进去了。”
周扬也被牵连。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刊发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是进行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周扬被捕入狱。
文革时康生还到地质部给群众讲话：“你们为甚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还算革命？”全国各地立刻都贴满批判小说《刘志丹》的大字报。项目组还把没收的李建彤的采访记录交给红卫兵，让他们按记录上的名字，到全国揪人，
1967年5月7日，“习贾刘反党集团”之一的贾拓夫被迫害致死。1968年1月8日，刘景范、马文瑞和李建彤同时被抓起来，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坐了七年牢。马文瑞被打为“习刘反党集团”成员，变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被关进监狱5年，习仲勋1962年起被下放、审查，关押，监护8年。
刘志丹的另一位战友，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受尽凌辱而死。
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毒打后扔进河里死去。
作者李建彤则于1962年起被关进一个地下室，8年后，1970年被开除党籍，劳动改造。
连早就牺牲的刘志丹也被污蔑为叛徒，红卫兵把纪念刘志丹的石碑砸烂。刘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后自杀。刘志丹的夫人年轻守寡二十六年，最后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农村长期劳动。
诗人柯仲平在1950年受毛泽东支持回陕西写的长诗《刘志丹》，也变成了“反党长诗”，逼他日夜地写交代，心血管暴裂死去。
甚至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收集素材时，两位为她带路的老百姓也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打了几百干部。被牵连的有6万多人。还有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实录》记述了一个“一顿陕北饭引来大祸”的真实故事。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期间，作者的丈夫刘景范约了几个陕北老乡到家里吃了顿荞麦面条，惹下大祸，来吃饭的人都被认作参加了写《刘志丹》，都是阴谋家。结果，吃了这顿荞麦面条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罗成德、青海省委副书记谭生彬、甘肃省副省长张鹏图、兰州市委书记王耀华、甘肃省酒泉地区专员毛应时等人均受到专案审查，并被打成“西北反党集团”成员。
康生、江青还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习仲勋说：“因此而遭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就更多了”（《中国青年》1979年4月号）。
因《刘志丹》受以株连的中共高官还有彭德怀、何长工、周扬、宋任穷等许多人。
《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连古代的文字狱都难望其项背。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小说《刘志丹》是一部很好的革命文化作品。不是反党小说，没有阴谋。并没有所谓反党集团。所谓剽窃毛泽东思想是不存在的，是康生强加的罪名。而小说中的人物罗炎，并非高岗。小说只是采用高岗在陕北时期的某些素材，不存在为高岗翻案问题。《刘志丹》案是康生伙同四人帮制造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应予以平反。
之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8月下发了53号文件，彻底为小说《刘志丹》一案被迫害的人平反。
小说在成稿17年后的197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离刘志丹牺牲已经63年了。
阎红彦则在1967年在云南文革中自杀了。这一重大冤案的起因确实是阎红彦向康生告密，但他能掀起多大的浪呢？只有康生，才能制造出这样的千古奇冤！
1977年春天，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签发了一份新华社就《刘志丹》案上报的情况反映，标题就叫做《现代文字狱》。
请问余汝信，此案康生有没有罪？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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