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贲：文革道歉中的巧辩和半真相
朱和平：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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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七期（zk2411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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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四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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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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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文革道歉中的巧辩和半真相 徐 贲
【亲历者言】 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和平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五）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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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文革道歉中的巧辩和半真相
·徐 贲·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文革”标杆人物宋彬彬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但是，她就“文革”致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却不过是一番巧妙的自我辩解，尤其是撇清自已与卞仲耘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她说，”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８·５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她的责任仅仅在于“没有想到”和“误以为无事”，好像她如果想到或以为有事，就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似的。她还说，当时“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这也是巧辩式的自我粉饰，因为“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在宋彬彬道歉后不久，九十三岁的王晶垚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在妻子卞仲耘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这些事件应该引起我们对道歉本身及其社会、道德作用的思考，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文革道歉可以接受？为什么有的文革道歉不能被接受？
一，什么是道歉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讨论”道歉”的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道歉者必须说清自己过错行为的责任，并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非如此，不能证明有真诚的悔意。现有的各种道歉研究都把悔意和承担个人责任当作道歉的两个最关键要素。例如，法学家克利费尔德（John C．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希尔（Steven J．Scher）和达莱（John M．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４R定义，道歉必须包含悔意（remorse）、责任（responsibility）、决心（resolution）和补偿（reparation）。心理学家贝弗勒斯（Janet Bavelas）则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严重伤害别人的过失行为是一个人从文明道德秩序的自我放逐，道歉是他郑重要求回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尊重的道德秩序中来。社会学家塔维切斯（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道歉是一种“只能用言语来进行的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不用言语，便没有道歉”。道歉的根本作用不只是让道歉人获得良心安宁或纾解罪感，道歉的作用是“维护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过错者重新在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才会健康”。
道歉必须有的悔意和责任承担都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道歉是否被认可和接受，取决于道歉者是否有真诚的悔意和真正承担了责任。这两个“真”都是一种言语效果，是受害者或公众对道歉言语的解读所作的评判，是看法和感觉，而不是确实无疑的“事实”。因此，对待具体的道歉总是会有分歧和争议。
人们用“真诚”来作为衡量道歉的悔意，是因为“真诚”（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觉、想法、愿望）被普遍视为一种“美德”。但是，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和文学理论告诉我们，“真诚”是一种构建而不是直观现象，正如已故美国文学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莱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真诚与真实》（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指出的，“真诚”与“真实”是不同的。就在我们把真诚视为一种德行，并用它来评价道歉时，我们应该知道，今天的真诚并不能减轻昨天罪行的严重性。这是因为，过去的罪行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质，它并不会因悔罪是否真诚而有所改变。
道歉者自认为是在真诚的道歉，但受害者未必就认为那是真诚的。这是因为，“害”对加害者和受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现在的道歉往往看重肉体的伤害超过精神的伤害，所以针对的经常是“打人”、“揪斗”一类的事情。其实，文革中发生的伤害不只是肉体的，而且更是精神的。精神的伤害更持久，对受害人后来人生品质的损毁极为严重，其中之一便是造成难以平抚的“有害情绪”（negative emotions），以至于终身不得幸福。希腊学家奈特（Daniel Nettle）在《幸福》（Happiness）一书中指出，”有害情绪——恐惧、忧虑、悲伤、愤怒、羞耻——是一个人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文革虽然过去了，但遭受过文革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他们的伤痛却并未因此成为过去。他们常常会做恶梦，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梦魇所折磨；他们会为失去亲人而久久悲伤，为自己被迫对亲人或好友所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耻；他们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恐惧，时时提防别人，唯恐被人出卖和背叛。这样的精神伤害并不会因为加害者说一声“对不起”而就此消失。
加害者和被害人对于伤害事件的认识角度是不同的。文革加害者往往是因为自己后来也成了受害人，才对自己害人行为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受害与加害的角度差别是“性命／晚餐问题”的一个特例。性命／晚餐问题是这样的：当猎豹追杀羚羊的时候，哪一个会跑得更长久一些？羚羊是为逃命而奔跑，而猎豹则是为了一顿美餐而奔跑。羚羊不跑到筋疲力尽、颓然倒地，是不会停止的；而猎豹则不会跑到这样的程度。在受害与加害关系中，谁会对“害”有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文革中的加害者们经常不是加害于一人，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把自己的一些恶行看作加害行为，他们也很可能根本不在乎（或不知道）受害人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因此，今天他们虽然道歉了，却是为所谓的“不知晓宪法”而道歉，看起来很“深刻”，很有“高度”，但其实只是一种冷漠傲慢的轻描淡写。受害人不同，他们是血淋淋暴行的直接承受者，他们的身体伤残会使他们终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失去丈夫、妻子的锥骨之痛非亲历者不能想象，他们与亲人天人永隔的悲情会在每一个清明、中秋、除夕、新年撕裂他们的心。还有那些能使他们永远再也难以幸福的有害情绪——恐惧、忧虑、愤怒、羞耻。即便真诚的道歉尚不能平抚这一切，更何况是虚假、空洞、轻描淡写的道歉，那简直就是在不知羞耻、冷酷无情地表现对受害者活生生真实苦难的蔑视和轻辱。
二，非道歉的“道歉”不是道歉
道歉是否真诚是一个“人心”的问题。在基督教传统里有一种“人心不可知”的认识，任何一个凡人都不可能真切地知晓另一个凡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因此无法对他的悔恨是否真诚在道德上做出确定的评断。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悔过是否真诚，并决定他是否应该得到原谅。这种人心不可知论使得“原谅”或“宽恕”的道德价值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没有上帝来透视我们的心灵，我们表示真诚的唯一途径是运用语言。悔过和道歉因此成为一种“言语行为”，它是否真诚几乎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的言语，因此我们有理由格外关注悔过和道歉所使用的语言。
如果你受过某人很大的伤害，而只是你一个人在评判他对你表示的悔意是否真诚，那么，由于你对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觉得他不真诚。但是，当他在社会中公开表示悔意的时候，作出评判就不止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广大的公众。在一个公共说理起作用的理性社会里，公众能够对悔意是否真诚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们识别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也是从言语来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真正责任的道歉被称为“非道歉的道歉”（non-apology apology），也就是假道歉。例如，“假惺惺道歉”（tongue-in-cheek apology）是假道歉，如“对这件事我比谁都感到对不起你，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又例如，“如果让你觉得受委屈了，对不起”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也是一个假道歉（叫“If apology”，“如果式道歉”）。道歉者只是说自己不幸让你有了委屈的感觉，并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也许是你自己太敏感、多心、偏执的缘故，并不是道歉者真的有什么必须担负的责任。
美国幽默作家麦考（Bruce MaCall）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完美的非道歉道歉》（”The Perfect Non-apology Apology）的文章，称这种非道歉的道歉为“有艺术性的矛盾说法”。“矛盾说法”（double talk）一词来自奥威尔的《１９８４》，指的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还有，替上司扛过的“形式道歉”（formalistic apology，“原来的路线政策是好的，但我求成心切，造成了损害，对不起！”）、为躲避更大罪责的“战术性道歉”（tactical apology）等等。
利用道歉来作某种解释和表白，以此反驳和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以便自己逃避责任。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叫做“解释性道歉”（explanation apology），它的真正目的是辩白，不是道歉。宋彬彬表示道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有许多这样的解释和表白。她解释说，自己犯错是因为“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就是这种推诿之词，那等于说，如果她有宪法知识，就不会批斗、残害老师。这与文革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刘少奇在被批斗时，手里拿着《宪法》，要求保护他的公民权利，红卫兵照样把他打得鼻青眼肿，红卫兵的暴行不是无知犯错，而是明知故犯。正因为宋彬彬自我辩解说辞中的种种不实，她的道歉被许多人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是真心道歉。
在道歉中承担责任，需要对过错与罪责的性质有所认识，这是道歉中最难的部分。例如，宋彬彬在为自己文革行为道歉时应该告知世人她是在为什么道歉，是为普通性质的“错误”呢？还是为参与某种邪恶而必须承担自己的一份“罪过”？如果是“罪”而不是“错”，那么，她为之承担一份罪责的罪恶又是什么？如果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耘校长的８·５事件中，没有直接的行凶责任，那么，作为这个学校文革领导人之一的她就有责任说出谁参与了行凶。她隐瞒真相至今，这是她必须承担的罪责。如果不能承担这个具体的罪责，并用说出真相予以弥补和表明悔意，那么，她的道歉便没有意义。
三，半真相的道歉也不是道歉
只涉及对具体个人的伤害行为罪责，而不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承认前面那一部分，而掩盖后面这一部分，这种”半真”的道歉，是目前大多数文革道歉的特点，后面还要谈到。不能认识或不愿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根本就缺乏这样的认识，二是就算认识到了，由于现实的环境，也不能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评估他们的道歉只能局限于悔意是否真诚，而无法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
但是，这不等于说，不需要也永远不可能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相反，如果不向真实责任进一步深入，不能说清楚自己对以往的过错到底负有什么和什么性质的责任，便不可能有真正的道歉。例如，据报道，陈小鲁就自己文革中的行为对“违反五四宪法第８９条而道歉”，他的道歉虽具有当下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并值得赞许，但终究因为没有触及“极权帮凶”的罪责，而不能彻底。只有更彻底，他的道歉才能更加有意义。
道歉并非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要么是真诚的，要么是虚伪的。真和假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造成道歉不真的原因也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和对待。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与宋彬彬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诿过饰非并不相同。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在于，不管他的悔意多么真诚，由于他并没有说清自己必须承担的两种而不只是一种责任，他的道歉不过是一个”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就是谎话，人们至少有理由不把半真话看成是真话。
陈小鲁的道歉中，有一部分真相被他有意隐瞒掉了，有意隐瞒是与真诚相悖的不诚实，因此，人们有理由说，他的道歉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真诚，严厉一些的甚至会说，根本就不真诚。批评者们认为陈小鲁在用半真话说谎的根据是什么呢？他的半真话所隐瞒的另一半又是什么呢？
据一篇题为《陈小鲁称文革是灾难，毛泽东仍是伟大领袖》的报道，陈小鲁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虽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误，虽然他一手发动和主导的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是一场灾难”，但仍然是一位伟大领袖。陈小鲁肯定这位领袖的“伟大”（这是一个高度赞美的用词）出于他的“领袖心结”，表明他自己仍然在心里认可这位“文革”发动者。这种心结在宋彬彬那里也有。网上流传她于２０１１年与毛泽东前女秘书张玉凤共庆毛诞的照片，针对的便是她的这种心结，也是人们怀疑她的文革道歉真诚性的一个原因。
否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为批评他的个人性格缺陷或政策失误，而是拒绝他所主张和身体力行的善恶道德观念。“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发动者主张仇恨、暴力、恶斗。在“文革”发生前，这位发动者就已经几十年如一日，对此身体力行、创造变化、丰富发展、推向极致了。他用仇恨、暴力、恶斗败坏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只是一个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直至文革。仇恨、暴力、恶斗、专权是他本人坚持要留给后继者的政治遗产，他死之前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会否定他一手炮制的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真正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并真正反对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人，任何一个能逻辑思考而不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人，都不可能称赞中国现代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始作俑和集大成者为“伟大领袖”。这种荒谬赞美后面的精神分裂与清醒自明的反思忏悔是冰炭不可以相并的。
陈小鲁的领袖心结里包含了一种习惯性的迷恋（虽然他也有了一些醒悟）。这一心结使得他无法认识到，任何家长或长辈对后辈的正面价值影响都是有时代局限的，更不要说许多家长或长辈自身就带来许多不善、丑陋和肮脏的东西了。后代的精神提高和人格成长需要摆脱血缘或政治血缘亲情的拘禁和束缚，不要被蒙昧的世俗尊崇习惯所控制，否则自我成长和人格提升（真诚的道歉就是这样一种行为）便是一句空话。
只有摆脱血缘和政治血缘亲情拘禁和束缚的道歉，才有可能站在父辈的阴影之外，充分审视和检讨自己的文革过错，并承担应付的全部责任。全部责任必须包括两个部分的罪过：一个是对具体个人造成某种伤害的罪过，另一个是在一个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极权制度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罪过。这两个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相互剥离，是必须同时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谁在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逞凶施虐、残害他人，今天他向受害者道歉，就不能只是说，”我以前打过你，是不对的，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因为他是以某种制度下的“名义”去行凶的。他的行为性质不同于一个人在普通情况下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因此，他也就不能以普通打了人的方式去道歉。他的道歉必须包含对那个制度性“名义”的否定和谴责，这就要求他必须承认自己犯下的制度之恶。
四，文革道歉必须包括“制度帮凶”罪
如果只是为文革中“打人”而不为自己的“制度帮凶”罪过道歉，那么，作恶制度便可以被用来减轻和开脱“打人”罪过的借口（身不由己、情非得已、大势所逼）。结果施害者与受害者一样，都成了作恶制度的“受害者”。这是“历史分析”笼统抽象的说法，不适用于个人悔过的具体责任承担。历史分析与个人道歉是两种不同目的的话语，正是因为历史分析不能代替个人道歉，所以才需要有个人道歉。
个人道歉与历史分析不同，还基于对实际作恶状况的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作恶发生时的制度状况并不完全是由他人制造出来强加于作恶者的，它也是由作恶者自己参与制造的。在作恶制度状况中，每个人的暴力和作恶与他人的暴力和作恶都有互激和无限放大的作用，作恶者所受的”害”（被作恶制度利用）是他自己参与施加与自己的。在道歉中，必须由他自己，而不只是于作恶制度有关的抽象的“他人”来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各有他们自己该负的责任）。不要说是像陈小鲁和宋彬彬这样的红卫兵重要人物，就连最普通的红卫兵也负有这种责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朗读者》（１９９５）中，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人物纳粹分子在希特勒作恶制度中应负她自己责任的问题。
忌讳涉及文革作恶的制度因素，这是文革道歉无法“说到点子上”的根本原因。这对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形成了限制，严重地削弱他们道歉的真诚性。
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不如文革红卫兵五大造反派司令蒯大富。蒯大富在与田炳信的访谈《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甚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革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革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甚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甚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革，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文革红卫兵的暴行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不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只是一句“没有按宪法办事”不可能让人相信那就是真实、真诚的道歉。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无怨无仇，并不会去打他，就像平时文文静静的女中学生不会无缘无故打死她们的校长一样。在文革中被残害的人不仅是某个或某些个人的受害者，而且还是文革罪恶制度的受害者，而执行这种制度暴力，并不遗余力地为它推波助澜的，正是当年的红卫兵（当然还有其他人）。陈小鲁和宋彬彬那样的文革红卫兵，他们打人或杀人（或有其他暴行或罪行），是因为制度为他们制造了一个“良心作恶”的环境，给了他们一个残害别人的正当理由，而他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则又在帮助营造和加强这样的一个作恶环境，所谓的“红色恐怖”正是他们的杰作。明白这一点，就会看到，哪怕宋彬彬并没有亲自行凶打人（这当然应该由事实来说话，她也应该说出谁是凶手），她也必须向被打的人（或他们的家属）承认的极权帮凶罪责。参与营造文革的作恶环境，并在其中充当鹰犬和打手，这样的极权帮凶罪是陈小鲁和宋彬彬们最为严重的文革罪责，他们必须为这一罪责道歉。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无法作这样的道歉，那道歉都不是充分真诚的，因此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五，文革过错道歉不能保留“文革基因”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声”对不起”，道歉更是一种澄清罪恶，消除罪恶，恢复生活世界应有的道德规范的社会行为，如果不能针对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恶行有所醒悟和悔恨，又怎么谈得上是真正的悔悟和道歉呢？陈小鲁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了解文革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幕就有可能会重演。”话是说得很好。但是，在肯定“文革”发动者的前提下，这个说法就会变得空洞而虚伪。既然看到了“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那么，什么是“文革基因”呢？文革基因是产生和维持文革的残酷斗争哲学，没有它便不会有文革，文革是这位发动者的发明和得意之作，也是他准备最后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这不就是文革最恶性的基因吗？
任何对文革罪过的道歉必须都包含对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罪责的忏悔，否则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诚恳悔意和责任承担。没有这两个道歉要素的道歉是不能被接受的。道歉的悔意越真诚，承担的责任越明确，道歉就越有效，受害者和公众也就越能接受道歉，并对道歉者予以宽恕和原谅。但是，即使是真诚的道歉，受害者也没有一定要宽恕道歉者的道德义务。受害者的宽恕是一种善意的礼物，不是道歉的等价交换物。在道歉和宽恕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是”同情”（感同身受，empathy）。真诚的悔过释放出人的心灵痛苦和煎熬，这会触发他人的同情，并因此促使他人予以原谅和宽恕。但是，社会和公众应该欢迎和接受真诚的道歉（尽管从宽恕的伦理来说，除了上帝，没有任何“第三者”真正具有予以宽恕的资格），法律也不应该把道歉和忏悔的罪过用作起诉和追究罪责的罪证（有的国家有关于这个的明确法律规定），因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有助于人际冲突或社会矛盾的和解，也有助于整个社会恢复和维持文明的道德秩序。
在看到道歉和原谅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不该给予原谅时给予原谅，对一个社会是一件有害的事情。著名的美国法学和哲学教授莫菲（Jeffrie G．Murphy）在《算账：原谅及其限度》（Getting Even：Forgiveness and Its Limits）一书里指出，不当的原谅会成为罪犯的实际帮凶，真正的原谅必须包括认真考量是否应该给予原谅。南非裔新西兰著名哲学家诺维兹（David Novitz）在《原谅与自尊》（“Forgiveness and Self-Respect”）一文中把”太容易的原谅”看成是一种缺乏自尊的病症。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在今天的思考者和研究者那里才有。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说，在需要的时候不觉得愤怒的人“是不太可能保卫自己的”，他会“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康德认为，遭受不义的对待而不愤怒，这不是美德，而是缺乏尊严和自尊（Lectures on Ethics）。休谟则认为，爱和恨都是人类天性和性格中自然就有的，谁要是缺少了这些感觉，只能证明他的“孱弱和无能”（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原谅并不总是能达到好的道德目标，因此并不总是在道德上值得赞美或在公义上有充分理由。区分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原谅是每一个正派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我们今天思考文革道歉（尤其是那些包含“文革基因”的“文革道歉”）并考虑是否要给予接受或原谅的时候，这是不可不知的道理。
□ 原载《波士顿书评》（Boston Review of Books，Oct ４,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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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文革时林彪批斗朱德内幕
·朱和平·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１９５９年９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朱德开刀说事。于是，朱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５月１２日，朱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朱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朱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朱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朱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朱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朱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朱德大加笞伐。有人说朱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朱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５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朱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朱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朱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朱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朱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这年８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毛泽东于７月１８日回到北京，听了康生、陈伯达等人关于北京高校“文革”运动情况的汇报后，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大为不满，并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做了检讨，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慌，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从原来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称为“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朱德从原来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开始了。从此，朱德的处境也随着时局的发展愈发艰难了起来。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文革”刚刚发动，还保持着建国后年年国庆节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做法。爷爷（朱德）当时的心情虽然很抑郁，但他在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得知张思德的妈妈从四川仪陇来京参加国庆观礼，还是把张妈妈接到了家里，还吩咐要做几个四川菜来招待张妈妈。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和爷爷同一个家乡。
爷爷奶奶和我一起陪着张妈妈吃饭时，爷爷不断地给张妈妈夹菜，并问张妈妈：“家乡的人民还好吗？农民生活怎么样？”
张妈妈说：“还行，还比较安定。”
爷爷听了，说：“农民日子过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中南海造反派冲击我家，贴大字报攻击朱德的情况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讲到朱德时，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并没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他们继续鼓动“打倒朱德”，并把这股恶风从中南海吹向了社会。
１月２１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
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马上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
“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在朱德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正是因为朱德，这场邪火也烧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红卫兵听了戚本禹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贴大字块。一夜之间，从城里到城外，到处张贴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块。
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名噪全国的“新北大公社”头头聂元梓听说人民大学“批朱”的消息后，唯恐落在后面，但她还不清楚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于是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弯抹角地说：“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
对于康生的暗示，聂元梓当然心领神会。放下电话，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并煽动说：“目前，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在社会上打响了，我们‘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个大的！”
“我们搞谁呢？”有人问。
“朱德！他是混进党内的大野心家、大军阀……”
聂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弹”，正好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来人找到“新北大公社”，说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是一株大毒草。于是他们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并没有出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刘白羽到华北前线，当时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委托他搜集朱德的资料。通过采访朱德本人，他写成了一个传记的初稿。后因朱德１９４０年５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刘白羽的写作也就没进行下去，便把已写好的初稿复写了两份交给了组织。其中的一份复写件曾送到美国，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作参考，史沫特莱在病逝前又托人把它捎回还给了刘白羽。就是这份复写的初稿，被造反派用来大做文章。他们将书稿印刷成书，组织人员撰写批判文章，而承担此任的人怎么也找不出书中有什么政治问题，反而从中了解了朱德的革命经历，并对朱德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在校内揪斗了学校党委副书记孙泱，企图从他那里打开“倒朱”的缺口，但他们却终无所获。
这个跟随朱德多年、忠实于革命的烈士后代，最终还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艺术家孙维世也由于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红”还串联北京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联络站”，筹划召开万人大会，在社会上公开批判朱德，并且还要拉上我父亲陪斗。同时，又分几路人马杀向各地搜集朱德的“罪行”。
在朱德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北京跑去的造反派们到处煽风点火，召开“声讨”大会，砸烂了朱德旧居的牌子……
打击不仅来自外面，还来自家里。
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朱德身边有五位秘书，六名警卫，还有医生、护士、阿姨、厨师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从这些工作人员下手，给他们开会，给他们施压：要他们贴朱德的大字报，公开表态和朱德划清界限……如果有人态度不好，就进行组织处理。
这伙人说到做到。１９６７年，他们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两位秘书和卫士长郭仁等送进了“学习班”，后来又转入江西晋先“五七干校”。不久，阎志远秘书被下放到了天津，警卫员邹德亭、护士郭勤英等先后被调走……
后来，爷爷的身边就只剩下了三个警卫员和一位厨师了。
此时，家里的有些亲人也提出要和爷爷奶奶划清界限，有的把爷爷给他们的书信和题词都烧了，有的还写信要跟爷爷奶奶断绝关系……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文革”的大气候下，对爷爷奶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那些日子，我可体会到“凄风苦雨，众叛亲离”是什么情景、什么滋味了……
可是，我看见八十岁的爷爷仍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毕竟一辈子经历过太多的危难，他似乎不把不断袭来的恶浪当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说：“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是了解我的。”
当造反派策划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马上就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打了电话给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批斗朱德大会”。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批斗朱德和我父亲的大会才没有开成。
那些日子，不谙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许是爷爷看出了我的担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咛地对我说：“孩子，你记住：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养花被当作资产阶级情调，爷爷养的兰花也同样遭到厄运。当时，中南海有人拿着“令箭”，不准爷爷养花，说养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现，“必出修正主义”，硬要爷爷交出所有的兰花。爷爷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兰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连爷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上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爷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奶奶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这有什么错？！”
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那时我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问题”，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当时，我母亲曾问斗她的人：“你们家有三个烈士吗？我们家为革命牺牲了三个人，你们懂不懂？你们去调查去吧，我们家没有问题。”
我母亲赵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县大定村。战争年代家中有五人参加革命队伍，三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姥爷赵鸿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带最早参加八路军的。受家庭的影响，我大舅赵士珍、二舅赵士斌都参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权部队当过副营长，１９４３年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二舅在部队积劳成疾也死在了前线，我母亲的叔叔也是在部队牺牲的，当时组织上都给他们发了烈士证。因为这些烈士证是贺龙签发的，贺龙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证被当成罪证抄走。直到“文革”结束，烈士证才又返还。
这些人听了我母亲的质问，还真的跑到我母亲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找歪理，他们说：“你们家不是贫农，你们家乡还有一个小毛驴，四条腿，你们家算有一条腿，你们家不能算贫农。”
原来，我母亲的老家人因为太穷，一家买不起一头驴，就四家合买了一头，各家轮流用。这在造反派的眼里，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条驴腿的财产了。
我母亲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你们去看规定吧，你看看当时规定什么是富农，什么是贫农。”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那天夜里１２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
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
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６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呆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在关押我母亲期间，他们反复威逼我母亲“交待问题”。
他们问：“你上过中南海多少次？对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亲说：“我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这个。”
我母亲说：“你们要我说什么？”
“要你说，朱德是怎么搞反革命活动的。”
我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瞎编乱造！”
就这样，我母亲被造反派关了半个多月。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
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母亲回到自己的医院，又来了“支左”的军人，还是逼我母亲交待爷爷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亲说：“我爹爹的情况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个“支左”的军人说：“老赵哇，我们这是对你的关心，你是老干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划清界限，中央已经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我母亲说：“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问中央好了。你要是问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个军人当时才有二十六岁，姓翟。我母亲又对他说：“老翟同志，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母亲知道这些“支左”的年轻人不大了解历史，就继续问他：“你才二十多岁，你说总司令是反革命，他怎么反法？你说中央有文件，你拿给我看看！”
他说：“我们内部传达了。”
他们又问我母亲：“你说井冈山会师是谁吧？”
我母亲说：“井冈山会师时，我不在场。但是过去学历史，说的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井冈山会师。可现在你们说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我也没有证据，我只能尊重历史！”
听着我母亲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伙人也无可奈何。
“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
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然后，他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吧！？”
奶奶听后，略微顿了一下，说：“记得，那怎么会忘记呢？”
爷爷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指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离后的那段岁月。
当时，毛泽东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朱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随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行动，不得不跟随部队南下，以至于多走了一年的长征路。
张国焘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枪多，有八万之众，不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他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中央。
朱德和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使张国焘气急败坏，他在大会、小会上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斗争朱德和刘伯承。
张国焘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把他和朱德分开，让他去当红军大学的校长；为了使朱德屈服，在一段时间里，张国焘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刁难和排挤朱德：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一些受蒙蔽的战士还杀掉了朱德的大青骡子，并且还到朱德的住处无理取闹……
当时，奶奶看到这些，心中倍加忧虑，她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他们。当她向爷爷提出这种担忧时，爷爷总是报之一笑，劝她放宽心，不要害怕。
那时奶奶也受到了张国焘的监视，甚至提出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想将她从爷爷身边调离。奶奶气愤不过，跟爷爷说，自己要北上去找党中央汇报。爷爷耐心地劝她说：“如果单独行动，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给他以口实，他就会借机陷害你。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就不敢随便动手。我们必须跟大部队行动，不能把这八万红军丢给张国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要忍耐。”
作为与爷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妻子和战友，奶奶总能在风风雨雨中，特别是在艰难危厄的关头体会到爷爷那博大的胸怀、那坚忍的意志和深邃的见地。
奶奶后来对我说：“如果你爷爷当时不忍耐，采取与张国焘决裂的方式，一走了之，那就等不到转折的时机，就不会有两个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不会有三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忍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此时此刻，奶奶十分清楚爷爷的心境。奶奶知道，面对复杂的形势，她能给予爷爷的最有力支持就是自己的忍耐、乐观和信心。
１９６７年２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几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 “走资派”三个大字。
随着那卡车越来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说了几句，并且嘱咐她不要说出去，不要让爷爷知道。
肖阿姨跟随我家很多年了，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着等奶奶回来后怎么安慰她的时候，奶奶已经进了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可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她说得那么坦然，就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那么豪迈。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爷爷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内心的深处藏了起来……
然后，她又跟爷爷和其他秘书讲述了游街的路线等情况。
奶奶对爷爷说：“妇联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进机关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
爷爷安慰奶奶说：“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 摘自《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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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五）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１０d）
◇ 制造警惕“右派上台”的舆论
毛逝世后，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梁效”和北大、清华都在组织学习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信中说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通过学习，制造警惕“右派上台”的舆论。
毛的信中签署的日期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林彪事件后，１９７２年５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了此信。信中说，同意中央转发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及接受他的吹捧，“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２９〕
公布这封信的意图，是说明伟大领袖对林彪有先见之明。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权威的身份解释，毛主席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３０〕按江青的说法，毛早已识破林彪。这是捉襟见肘，既然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何结交为“亲密战友”、培养成为接班人？漏洞更大了。为了显示可信度，说当时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此信。但当时他们看过的信，是否就是１９７２年公布的信？时人窃窃私议，怀疑信的真实性。《参考消息》上登外国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经过分析后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３１〕中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见诸文字的有陈小雅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真伪辩》（原载《重审林彪罪案》，６１４—６２０页），文中说，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信，应该不是１９７２年公布的那封信。１９７２年的信是“夫妻合谋，演出一场‘三年早知道’”。
果然，日后毛的身边人张玉凤提供的证言说：“主席、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主席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所以，１９６６年的信是１９７２年的伪作。１９７２年国庆前夕，为安抚旧部，毛在中南海宴请近３０位老帅、老将军，汪东兴也参加了，毛要张玉凤做些记录。毛的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过伤害，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席间，有老帅、老将军“赞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等。毛听后，摇摇手，说：“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相信这封信。”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把记录上的这段话全部删去，说：“这是主席的伟大胸怀。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忆及：“主席曾多次谈到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问过总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地说：‘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过程’等等。主席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总理：‘你也信吗？’总理不知如何回答。主席说了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毛是指康生、张春桥、江青如何炮制假信，周不了解，但凭周的政治经验，毛料他是明白的。同样，周凭自己的政治经验，明白也不说。张玉凤又说：“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毛主席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晚餐前，主席又提及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主席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总理，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主席又说：‘这件事，我是违心接受的。’”〔３２〕毛逝世后，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７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的群众场合说：“现在重温毛主席给我的那封信，就像新写给我的一样。”〔３３〕伪造假信之后又说假话，假上加假。假话也说得太拙劣，毛主席已经不在了，还能“新写”吗？
迟群布置“梁效”的写作，要他们特别指出警惕“右派政变”“右派上台”。叶朗等人写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根据迟群的旨意，把形势说成“右派利用毛主席的信任，得势于一时”，号召左派们起来与修正主义路线做斗争。迟群授意杨克明等人写的《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把毛逝世后的形势与马、恩逝世后修正主义者篡夺第二国际领导权的形势相提并论，将中国的形势说成“右派要上台”，革命会出现“迂回”“曲折”“迷误”。“我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去迎接风浪。”文章的最后讲到“反动派暂时得势的可能性”，引用毛在给江青的信中的一句话做总结：“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３４〕他们预感到“风浪”的来临，只不过左派和右派在他们的头脑中是颠倒的。
◇ “梁效”论证“按既定方针办”
在警惕“右派上台”的喧嚣声中，“梁效”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９月１５日，“梁效”得到通知，在驻地待命，等着学习将要发表的“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控制“梁效”的“四人帮”的那两个干将，一男一女，一前一后，忙碌起来了。晚上，迟群和《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要求向他口述尚未发表的社论内容。谢静宜在为毛主席守灵时，和《人民日报》的那个“四人帮”的部下鲁瑛暗通款曲，得到一份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清样；鲁瑛同时也给了《光明日报》总编莫艾一份。你看他们多么紧张！谢静宜回到“梁效”的据点，已是晚上１０点，不到一个小时，这份清样先后在“梁效”和北大党委、清华党委方圆十几里的三个地方、七八十人中传了一遍。“四人帮”的两个干将，一个尖叫，一个干号，说什么“今后的斗争就是围绕是不是‘按既定方针办’”！与此同时，莫艾召开光明日报社核心组会议，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总的报道思想。”并决定组织一系列稿件。
９月１６日，抛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刚一发表，“梁效”就讨论写作计划，将写作“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列为９月、１０月的重点。迟群说：“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要大写，特写，快写！”“梁效”拧紧发条，在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写了２５篇文章，差不多每天一篇，发了１１篇，还有１４篇没来得及发。
“四人帮”操纵的宣传机器都在快速运转。同一天，《光明日报》就来电话，说他们的负责人要亲临两校“大批判组”约稿。第二天，《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和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共同策划《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他们说：“现在蓝图已经绘好，问题是要坚持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另搞一套。”这篇文章要写“按既定方针走下去，走到底，不走调，不变样，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还说：“现在大部分文章是悼念毛主席的。我们这篇文章要写走资派还在走。”两下里说得十分投机，一拍即合。基调已经定了。谁要是不接受他们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迟群号叫几声：“文章给我抓紧写！文章给我抓紧写！”
文章的写作交给了“梁效”中“最能领会上面精神”“最有战斗力”的“范达人尖刀班”。许多臭名昭著的大块文章，诸如《孔丘其人》《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等，都是这个“尖刀班”的作品。９月２０日，“尖刀班”的成员范达人、何芳川、陈先达又奉命和《光明日报》几位负责人讨论了详细的提纲。《光明日报》的负责人倾巢而出约一篇稿子，又亲自出马讨论详细提纲，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意义重大、任务紧迫！
提纲定了，何芳川说：“好写，好写！”自告奋勇，执笔起草。９月２１日，文章的初稿就出笼了，确是抓得很紧。初稿中，他们以“四人帮”的代言人的口气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文章的起草者何芳川说，这是为了“给华国锋发出一个警告”。讨论提纲时，《光明日报》的负责人提出要写上：“斯大林逝世后，就出了赫鲁晓夫……。”开始时觉得太露骨，经过一阵犹豫，终于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写上了。陈先达还认为“文章不够劲”，又加上“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打它三棍子。
９月２４日，文章送《光明日报》。２５日，打出８份小样，分送“梁效”和报社负责人。２７日，“梁效”将小样送迟群、谢静宜审阅。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何芳川、陈先达同志写的，请审阅。两校大批判组９月２７日。”３０日，迟群通知说：“文章可以发表。”李家宽又看了一遍，将文中“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朝气蓬勃、后继有人的中国共产党”一句，删去“朝气蓬勃、后继有人的”。既然“给华国锋发出一个警告”，又说“后继有人”就不合适了，李家宽消除了一个矛盾。武器已经锻造完毕。箭在弦上，正在窥测方向，选择时机，随时准备发射出去。
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否定了“按既定方针办”。１０月３日深夜，《光明日报》的总编莫艾急急忙忙通知报社，“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定要在次日头版头条见报，迫使编辑人员连夜改版。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抛出“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对抗华国锋的意味很明显，更明显的是它的内容。“梁效”的文章指出：“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里说的是“修正主义头子”，还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头子”究竟指的是谁？是邓小平吗？显然不是，邓小平早已被打倒了。在“修正主义头子”前面加上“任何”一词，当然是在邓小平之外另有所指。而且文章中还说，这样的“修正主义头子”就在“人民面前”。他们唯恐别人还不明白，进一步说：“当一条错误路线受到批判和清算时，一些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就会以正确路线代表者自居，在反对错误路线的幌子下，继续推行同一条路线。”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批判，就会有新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继续推行同一条路线。就差把华国锋的名字点出来了。他们又要制造新的事端，抓就在人民面前的“修正主义头子”“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了。
◇ 什么是“既定方针”？
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重要的还在于对它的解释。“四人帮”手中拿着“按既定方针办”，就像抢到一个扬声器的话筒，目的是通过这个话筒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
姚文元改定的９月１６日“两报一刊”社论中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到了“梁效”那里，这个“既定方针”又膨胀了，不仅有“路线”和“政策”，也包括“纲”，还有“主义”“道路”，既是“战略措施”又是继续革命的“学说”。据说，篡改“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那么，“既定方针”又等于马克思主义、等于社会主义了。真是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路线决定方针、政策。方针是在路线的决定之下，指导某一方面（如教育方针）、某一时期（如１９４６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某一战役（如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某一运动（如减租减息的方针）的局部性的东西。“照过去方针办”的方针，明明是就一定时期、针对一定问题而言的。可是“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６个字篡改了三个，“方针”二字虽未动，但意义和内容完全变了。“四人帮”和“梁效”的江湖骗术就在于，首先把一切都纳入“既定方针”，然后就从“既定方针”中变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这个“既定方针”不仅包括一切，而且还纵贯古今。“梁效”为了给“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重重地抹上一些油彩，不管事实符不符，不顾情理通不通，说什么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还说什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恩格斯和马克思同样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１９世纪工人运动的领袖，恩格斯称他的战友马克思为第二个“自我”。如果说有什么“既定方针”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既定方针”也就是恩格斯的“既定方针”。硬说恩格斯按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办，不觉得荒唐可笑吗？再者，杜撰一个公式，马克思以后都是“按既定方针办”，更是荒谬绝伦。马克思、恩格斯什么时候为俄国规定一个“既定方针”让列宁去办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又在什么时候为中国规定了一个“既定方针”让毛泽东去办呢？“四人帮”还授意御用文人炮制一个历史材料加以散发，说什么秦之所以速亡，是因为秦始皇的“既定方针”没有得到贯彻；汉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吕后执行了刘邦的“既定方针”。“四人帮”伪造“按既定方针办”，以江青比拟吕后，在那里抒发专制主义君主统治之幽情。
这个“既定方针”不仅管现在，还要管将来。“梁效”说，“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都要“按既定方针办”。他们讨论提纲时，说要“管世世代代”，现在的文章中说要管到“永远”，意思是一样的。
◇ 发难的号角成了灭亡的丧钟
“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被认为是“四人帮”行动的信号，触发了政治地震。
１０月４日早上７：００，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华国锋在睡梦中被叫醒。李鑫递上刚出版的当天的《光明日报》。华国锋一看“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认为“四人帮”要动手了，说“形势相当紧张”。叶剑英也得到部下的报告，说当天的《光明日报》上有异动。〔３５〕叶剑英把“梁效”的文章看作“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吴德参与了抓“四人帮”的密谋。他的回忆录中说，他们注意到了：“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３６〕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也将《光明日报》的文章拿给华看，说“这是一个信号”。
中共中央发出的１９７６年第１６号文件就是这样认定的：“１０月４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密谋已定，本来准备在１０月９日毛主席去世一个月的忌日之后，动手抓“四人帮”。看了“梁效”的文章，既然“他们加快了步伐”，老谋深算的叶剑英提出要“以快打慢”，决定提前抓捕。所以，“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作为“四人帮”的行动信号，变成了抓“四人帮”的行动信号。
从９月１２日开始，迟、谢在北大、清华，姚文元在全国，极力煽动群众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耿飚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行动方案是在上海等地组织群众游行，直逼北京，拥戴江青上位。
１０月４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这柄伪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１０月８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９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３７〕
华国锋交给耿飚的“任务”是在抓“四人帮”后立即接管广播事业局。
“梁效”的文章，意在把华国锋拉下马，为江青腾出位置。“四人帮”手中还有一篇“梁效”的文章，题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经姚文元三次审改，预定于１０月８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这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续篇。只是迟了两天，未及出世，就胎死腹中了。“梁效”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共写了７篇，还有５篇当然也永无出头之日了。其中，《邓小平路线是林彪路线的继续》极为恶毒，这又是“尖刀班”范达人、何芳川、陈先达的作品。文中说：“我们战胜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究竟是执行还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斗争，将会是长期的。”他们把自以为得意之笔再次宣扬：“当一条错误路线受到批判和清算时，一些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就会以正确路线代表者自居，在反对错误路线的幌子下，继续推行同一条路线。”〔３８〕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批判和清算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时，又出现了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反对错误路线的幌子下，继续推行同一条路线。
◇ 中南海的怀仁堂之变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在进行密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讨论过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把人抓起来；二是通过投票解除职务。李先念问道：“你们知道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吗？”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是多数，他们决定撤赫鲁晓夫的职。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开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到莫斯科，在中央委员会上赫鲁晓夫成了多数，推翻了主席团的决议，反过来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华国锋等人分析，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有把握，“四人帮”只有四张半票，除了他们自己的四张票，顶多还有吴桂贤会投他们的票，但吴是候补委员，只能算半张。在中央委员会投票我们没有把握，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挤进了不少造反派。结论：只有抓人才是稳妥的办法。〔３９〕政变的主要决策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实际操作者是汪东兴。江青与汪东兴的矛盾，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外戚与宦官。〔４０〕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８点，中南海发生怀仁堂之变，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设局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抓了起来。
江青被抓，不是在怀仁堂，而是在她的住地，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执行。事先，江青说过，她是有准备的。一个星期前，她在清华大学分校的公众场合说：“他们要暗杀我，软禁我。”“他们绑架过我一次，我准备被绑架第二次，我带了一把剪刀。”她将随身携带的那把剪刀拿出来晃了一晃，那是一把长七八寸的手术剪刀。江青不亏为演员，演得很逼真；不过，真正事到临头，又不演了。她并没有拿出剪刀来，而是乖乖地就范了。传说江青曾在地上打滚，大喊大叫，抗拒拘捕等等，这纯粹是民间文学。江青还说过：“他们想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对他们不利。我不愿意死，我要活，活着跟他们斗。”〔４１〕声称“不愿意死”“活着跟他们斗”的江青，最后还是在囚禁中自己“弄死”自己了。
毛远新住在江青附近。汪东兴对张耀祠发指示：“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４２〕
这几个人，暂时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室。
解决“四人帮”问题，所谓“一举粉碎”，大约只费了不到一小时。与此同时，“四人帮”手下的干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总工会）等被一网打尽。这些人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
粉碎“四人帮”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实际操作过程似乎并无惊心动魄的故事。
１０月６日晚１０时至翌日早５时，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在玉泉山开会，一致同意对江青等人采取的措施，顺利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不放一枪，没流一滴血，解决了“四人帮”问题，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但此举与党内程序有所不合。〔４３〕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其实，“把人抓起来”和“通过投票解除职务”这两个办法可以结合起来。召开中央委员会没有把握，可以先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交代的“解决四人帮问题”，由多数人做出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查；然后，押出会场，把人关起来。事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为什么不能事先召开？这样做，虽然程序不完整，总还是进入了程序，比赤裸裸的抓人要好。
陈云说“下不为例”。之后两任党的总书记的更迭，依然是违反党内程序的；而陈云都是非程序性更迭的积极推动者、参与者，他说的“下不为例”，自己就不遵守。非程序性更迭开了头，是很难纠正的。
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宣布他们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１９８０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
１０月７日，华国锋向各省市、各军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分批“打招呼”，消息既不见诸报刊，也不向下传达。叶剑英想学毛泽东处理林彪事件的方式，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保密两个月。但禁不住小道消息的传播。粉碎“四人帮”用的是特殊手段，消息的传递也是经由特殊渠道。小道消息都是私相授受，只通向政治态度相同的人。街头巷尾常见三三两两的人窃窃私议，夜幕降临则到处串门。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梁效”的成员、“批邓”的积极分子、“四人帮”的追随者却得不到半点消息。“梁效”的范达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京城许多消息灵通人士正在家中或餐馆与亲朋好友开怀畅饮，欢庆‘四人帮’覆亡，而我却对外界变化懵然无知，仍像往常一样，从家返回‘梁效’驻地。……因为‘梁效’早有规定，星期日晚上，大家定要返回大批判组。”〔４４〕他没有料到，这一“返回”竟是自投罗网。
◇ 夜半“梁效”遭查封
１０月８日早上，我照例骑自行车到哲学系去“上班”，行至未名湖，有人叫停，说：“我正要到你家去，报告一个惊人消息。中央出了＇四人帮＇，那四个人被抓起来了。”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我成了“大辩论”的对象，“靠边站”已将近一年。“上班”是工宣队对我的惩罚，教师本来是不上班的。听到这个消息，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自我解放：“老子不去上班了。”掉转车头，打道回府。晚上，我到燕南园５６号周培源家。
自从王连龙点名，北大“批邓”，只有周培源和我两个人不表态，我故意回避与周老的来往，免得被人抓住辫子：“串联！”现在好了，一切都不在乎了。周老与家人正在客厅谈论“四人帮”。我们核对信息来源。我的消息朋友说来自北京军区，他们的消息来自总政。周老说：“那就是确实的了。”１０月６日晚上动手，１０月７日华国锋分批“打招呼”，１０月８日就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消息扩散得很快。后来得知，邓小平、胡耀邦也是在这天上午才得到消息，那是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他们两家通报的。我们在北京算是消息灵通人士了。
我说，这一抓，抓得及时，否则“四人帮”又要闹事了。周老问：“有根据吗？”周老是科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他常说：“我们要以搞科学的态度来搞政治。”凡事总爱问：“有根据吗？”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我说，根据就是《光明日报》１０月４日头版头条“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他说：“我怎么没有看出问题来？”
他走进书房，拿出这一天的报纸。
我将“梁效”的文章边读边议，特别指出一个地方：“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我说：“这里说的是＇修正主义头子＇，还不是＇修正主义分子＇。究竟指的是谁？是邓小平吗？显然不是，邓小平早已被打倒了。在‘修正主义头子’前面还加上‘任何’一词，当然是在邓小平之外另有所指。而且文章中还说，这样的‘修正主义头子’就在‘人民面前’，就差把华国锋的名字点出来了。他们又要制造新的事端，抓就在人民面前的‘修正主义头子’了。”周老连连点头，说：“快把你的意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是的，我要写文章了。
１０月９日，传达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还有两个决定：一个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一个是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传达后讨论，折腾了一整天。
１０月１０日是星期日，我坐下来写文章，题目是《“四人帮”的反革命动员令——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文革中，我对那种“大批判”的恶劣文风极为反感。流行的观点我不愿写、也不会写，自己的见解又不能写。在那个年代，写在日记本上的话都可以成为“反革命”罪证。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写，既是自卫，也是抗议。搁笔罢写，不发一文，已有１０年之久。有时怀疑自己，还会不会写文章？一旦临到有话非讲不可的时候，文章却写得飞快，一天完成６０００字。
晚上１１点４５分，文章刚写完，忽听得一队汽车疾驶而来。我知道，有好戏了，连忙下楼，看个究竟。
那时，我住在北大朗润园１０公寓。那车队直奔“梁效”的据点——北招待所，门口立即由持枪的士兵站岗。这一回，是不准里面的人出来。
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以后，朗润园的居民组织起来，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巡逻。今晚的巡逻人员停止了脚步，和我一起站在湖边的一棵树下，又来了十几个和我一样睡不着觉的人。夜已深，悄无声，我们这一群人瞪大了眼睛，在注视楼里的动静。先是看到大部分房间已熄灯，大概“梁效”们早就堕入梦乡；随后一个一个房间都亮了起来。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不知。守候到１０月１１日凌晨１时４５分，只见解放军押着一队人马从大门里面走出来，为首的是“梁效”的头头李家宽。他们手里拿着毛巾、牙刷之类，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成了丧家之犬。昔日威风何处寻？我们这一群看热闹的人，有人指指点点数人头，有人向他们发出嘘声，有人鼓掌，夹道欢送。这一队人马，走出招待所，走出朗润园，走入黑暗中……我们这一群人，成了“梁效”覆灭的见证人。还有“梁效”的自证，“梁效”成员范达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就这样灰溜溜地被押出了‘梁效’的驻地。……我们走出这座灰色大楼时，附近已有许多人在围观，有的人还在指指点点地议论著，颇为高兴。”〔４５〕
事后了解，这是根据中央的命令，由北京卫戍区对“梁效”进行查封。
“梁效”的据点被捣毁了！“梁效”式的大批判终结了！〔４６〕“梁效”背后的导演“四人帮”下台了！！“梁效”和“四人帮”表演的舞台文化大革命闭幕了！！！
在政治赌博中押宝的人，心里也不踏实。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一伙叫嚷“要迎接更大的风浪”。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７日上午，迟群送交李家宽、宋柏年一封亲笔信，要“梁效”突击搞两个材料：一是马、恩、列、斯处于少数、形势困难时期是如何坚持斗争的；一是毛主席处于少数、形势困难是如何坚持斗争的。有人问：“搞这两个材料干什么用？”李家宽也不知道干什么用，只说“按条子上说的办”。第一个材料，１７日当晚交稿；第二个材料，１９日交稿。〔４７〕因而范达人说：“对于国内局势的动荡，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事变来得如此之快，却是我始料未及的。”〔４８〕“梁效”的成员叶朗曾私下对哲学系的同事讲：“说不定一觉醒来，门口被坦克包围……。”不幸而言中，不过无须坦克，几辆吉普车足矣。上海“罗思鼎”的头头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４９〕谢静宜表示：“有人说，二十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迟群接着说：“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５０〕可见，他们知道自己做的事是见不得人、不容于法的。不过，“坦克包围”“说出去杀头”“倒挂在天安门上”等等未免言过其实，这叫作“贼人心虚”。“罗思鼎”的头头、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坐了１０年牢；“梁效”的头头李家宽、宋柏年，骨干分子中的顽固分子范达人、杨克明，分别在北京卫戍区和北京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这些人出来之后又都是一条好汉。迟群被判了１８年徒刑，５１岁死于癌症。至于“杀头”“倒挂”，未之闻也。
“梁效”的查封证实了传说中“四人帮”被抓起来的消息。白天，朗润园热闹起来了，“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行人、车辆络绎不绝。“梁效”的查封，人心大快，纷纷到北招待所探个究竟，亲自验证一下。一连数日，可以见到这样滑稽的情形：有人骑自行车匆匆而来，行至北招待所，见到解放军士兵把门，或是大叫一声，或是拳头冲天，来个急转弯，飞快而去，向别人报告好消息去了。“批林批孔”“批邓”的时候，北京市各单位都纷纷到北大来，向“梁效”朝圣取经；现在他们又来了，是为“梁效”送葬。
“梁效”的覆灭证明“四人帮”垮台的消息确实可靠。人们用各种方式表示庆祝，放鞭炮、痛饮庆功酒等，还有一种庆祝方式是吃螃蟹。那一年，上市的螃蟹特别多。顾客们一定要买三只公的、一只母的。开始，售货员困惑莫解：“你们怎么啦？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圆脐的时候呀！”后来得知其中奥秘，兴高采烈地应道：“好嘞，三只公的、一只母的，来啦！”有人在街上提了一串螃蟹，指指点点地说：“看你还能横行到几时？老子吃了你！”这是北京人的政治幽默。
注释
〔２８〕以上，见金蔷薇：《石破天惊大事记》。
〔２９〕《给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７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０〕她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４４３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１〕见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下）４８９页，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２〕见《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争鸣》２００６年２月号。汪东兴、毛远新对张玉凤提供的毛圈定的“名单”，予以否定。但对其余未有质疑。这两个人，一个是毛的近侍，一个是毛的心腹，他们过目而无异议，等于证实。据分析，毛确有给江青的信，但如毛所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所以，１９７２年公布的不是１９６６年的原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录入时，文末注“根据修改件刊印”。意即承认有原件和修改件两个文件，只是没有说明修改了什么、何时修改。
〔３３〕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材料之六《江青反党黑话摘编》，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２日。
〔３４〕《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第７页，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３５〕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１９７８：中国命运大转折》，５８—５９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华夏出版社联合出版，２０１２年９月。
〔３６〕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２３４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７〕耿飚：《耿飚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８月。又见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１９７８：中国命运大转折》，５９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华夏出版社联合出版，２０１２年９月。
〔３８〕《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３９〕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２３７—２３９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０〕１９７９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批判“凡是”派的时候，吕正操骂汪东兴是“那个太监头子”。
〔４１〕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材料之五《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言论摘录》，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８日。
〔４２〕毛远新和“四人帮”一起被抓，但没有一起受审。关了１０年，到１９８６年，才由军事法庭审理，判处徒刑１７年，自关押之日算起。刑期执行了１３年，保外就医。出狱后的毛远新，改名李实，表示他继续追随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
〔４３〕万里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３２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万里给历史留下的见证书》，人民报网站。）究竟如何利用情报机关来解决党内纠纷？还是语焉不详。
〔４４〕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１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５〕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２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６〕“梁效”发表的最后一个作品是《批判＜论总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卑劣手法》，见于“四人帮”被抓的次日，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的《光明日报》。《论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
〔４７〕《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５页，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４８〕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４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３６１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５０〕《历史的审判》（续集），５６页，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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