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涉及善恶的评价，才有可能接近恶的本质。
—— 汉娜·阿伦特（致友人书）
一，《康生年谱》炒作“康生的另一面”，寻找康生的所谓亮点
康生何人？公认的整人专家。由于害人无数，千夫所指，终于在1980年10月，康生死去5年后，中共中央审查了康生问题，将康生开除出共产党，他的骨灰也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然而，近年来，一些人开始炒作所谓“康生的另一面”的话题。其领军人物，是最近出版的《康生年谱》的编纂者余汝信先生。
早在2011年1月，余汝信就在《记忆》2011年第3期发表了“康生的另一面”一文，此文在网易博客，天涯博客等大众传媒上发表的时间则更早。此后，陆续有人开始炒作这一话题。
其实，说某人有所谓另一面，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是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复杂的，所有的人都是多面体。康生当然也不例外。
不过，说康生有另一面，可以有多种解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先生的说法最为贴切，他说康生“才德反差巨大”。康生既是一个害人无数的坏人，两面派，在政治上道德败坏，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利用职权，捏造罪名，陷害同志；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一个书画大家，一个文物鉴赏家。这也是多数人对康生的看法。
然而，余汝信先生对康生“另一面”的研究，却意不在此，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是要寻找与世间对康生评价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世间评价当然是指中共中央审查康生的结论和处理，认为他政治上是地地道道的坏人。而余汝信却欣喜若狂地号称，他发现了康生的许多“亮点”。这一点，他在他的新作《康生年谱》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余汝信的新作《康生年谱》，很大的部头，700多页，有名家给此书写序，还被一些评论家溢美为是什么“巨著”云云，有人甚至用上了此书“功德无量”这样的词。这一现象，在寂寞荒芜的康生研究的园地上，着实热闹了几天。不过我想问问，这些评论人士有哪些人真正研读过这部“巨著”？
笔者年轻时曾和康生有过直接接触，深刻领教了康生之恶。那么，余汝信发现的“亮点”到底是什么？我怀着好奇之心，认真研读了这部“巨著”，并和有关康生的现有研究成果加以比对，却惊讶地发现，这是一部内容方面存在重大缺失，记载方面有着硬伤的不合格的年谱。可以说，这部年谱，既不符合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也没有全面反映出谱主康生的真实面目。
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是要求资料的全面和真实，这也是年谱的灵魂所在。年谱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它一般采用编年体裁，以年月日为经纬，尽量全面细致地记载谱主每一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而反映其一生逐步发展的轨迹。
所以，年谱写作的基本规范，首要的条件是全面真实，这就需要编纂者尽量详尽的收集谱主一生重要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本人的档案资料和著作，别人的记载和回忆，对个人家世、学历、学术及亲朋关系皆要有逐年详录，这就需要编纂者考证、鉴定，从海量的资料里去伪存真，并按年月日的时间线将这些活动加以编排，这样才能理清谱主活动的发展线索，作为对谱主一生评价的基础。
还原历史真相是年谱的责任。年谱的编纂应本着有事即载，有对写对，有错写错的原则，尽量全面真实记载谱主的言行，特别是一些关键事件的细节，不应当有重大遗漏。
而此部康生年谱，最要害的问题，恰恰是“遗漏”二字。
一是，一些康生有过重大行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日子，有些行为是众所周知，证据确凿的，有的在此年谱中连日期也未见踪影。
二是，一些康生参加过的重大活动，年谱中虽有记载，但内容却主要是记载别人的言行，例如有些会议，大段引述了毛泽东等人的讲话，而康生在此会议上的讲话和表态，却被编纂者遗漏。
三是，一些康生主持的重大案件，大多都是冤案，年谱中鲜有记载。
四是，一些康生的重要经历，年谱中没有记载。例如康生操控中央党校文革的种种恶行很少记载。
总之，该年谱对康生一生重要活动的记载有重大遗漏，出现了重大缺失。
出现这些遗漏，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一些重要资料，编纂者有意不予采信；客观上，一些重要资料，编纂者根本没有掌握。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主观原因。年谱中康生一生重要资料的缺失，主要是由于编纂者预设立场所致。也就是说，编纂者在写作之前，对此书预设了立场，有了主题，对谱主的评价，先期形成了固定的结论。于是，在编辑年谱时，他会本能地刻意回避或舍弃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资料，出现选择性记载。用编纂者自己的话叫“不予采信”。这是该年谱出现严重缺失的根本原因。
此部康生年谱，编纂者余汝信预设的立场，就是要在年谱中尽力反映出所谓“康生的另一面”。
这一点，他是在年谱序言中明说的。序言的标题就是：“代序：康生的另一面”。这个序言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他在2011年1月《记忆》中发表的“康生的另一面”一文。十几年后的2023年出版该年谱，他的立场没有变化。
序言首先引用了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对康生的评价。该《审查报告》列举了康生的五大“主要问题”（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问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谋陷害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余汝信直截了当地说，“笔者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康生的材料。这些材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可以看到与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这些材料，似应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就是说，他对审查报告中康生“陷害大批干部”的结论不认同，而要“全面认识”。
可见，余汝信编写康生年谱预设的立场，是通过论述“康生的另一面”，达到“全面”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的目的（无非是想说康生的问题别人也有责任，或受别人指使，特别是最高领袖）。
为此，文中举了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三个批示作为例子。
第一个，关于对谭启龙的批示，序言认为该批示是康生指示保护谭启龙的态度，其中并没有丝毫“诬陷”、“迫害”的痕迹，相反，是保护他的批示。至于文革后谭启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承认此事，序言则武断地解释为是谭启龙的回忆失实。
第二个，关于对吴德峰的批示，序言认为其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对吴德峰的同志之情的。这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迫害狂”所说的话。
你看，这里否认了康生是“诬陷”、“迫害”的“迫害狂”的公认的评价。
其实，这两个所谓康生“保护性的批示”并不奇怪，都是有原因的。
可以说，康生的整人和保人，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和党内派系斗争，用康生的话，和两条路线斗争密切相连，都是康生“站队”的需要。康生大肆整人，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具体实践，保个把人当然也是如此。他在中央党校多次讲什么“十次路线斗争”，他都站在正确一方。顺便说一下，康生在中央党校讲什么“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也被年谱所舍弃。
就拿对济南军区司令员谭启龙那个批示来说吧，1966年9月7日，毛泽东曾就山东青岛文革中工农和学生的关系问题的批示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明确指示“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让他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9月11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制定了相关政策。（《康生年谱》注释【2040】）毛泽东对谭启龙意见的重视，康生肯定是印象深刻，所以保他理所应当。
而吴德峰，是时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是康生在上海特科时期的老战友，是康生的旧部，老关系。康生在批示中说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区秘密工作中，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于党的。对他应是一批二保，这个批示也顺理成章。
余汝信在序言中宣称康生的这两个批示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并信誓旦旦地问道，“康生类似这样的保护性的批示，还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类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这是我们甚感兴趣的课题，因为，弄清了这一问题，也就会使我们向了解一个真正的康生的目标，前进一大步。”
这个问题我也甚感兴趣。从余汝信2011年发表“康生的另一面”起，到《康生年谱》问世的2023年，十几年来，他还发现了多少康生所谓的保护性批示？相反，序言所引的官方审查报告中指出：“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康生点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839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122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247人。被点名的839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60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82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
请问，那两个所谓“保护性批示”在恶魔康生极多的害人批示中占多大比例？能推翻中央决议几何？能否定康生是整人专家的社会公论几何？两个所谓“保护”的批示能和他对800多被点名者的迫害的批示相比吗，而且这些人，许多都是整的生不如死，家破人亡啊。
但是，余汝信在和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杨锦麟的对话中居然说，文革前期，“他是也点名点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应该点名的啊。那么比如说他在文革中支持一派的一些领导干部，他点的大部分是这些人啊，但是他点名的时候，其他人员在场，特别是周恩来也在场，也是说的跟他相同的话，起码周恩来不表示疑义。”
我看到这个言论，不禁头皮发麻，言者真是对迫害狂康生情有独钟，处处辩解；对成千上万（包括株连者）被迫害者却非常冷酷，甚至认为应该点他们的名，也就是说，应该迫害。不过，余汝信既然想推翻中央的结论，就应当拿出相关的证据，他认为，这839人中，谁，多少人，因为什么，应当点他的名，拿出名单来。不能这样随口胡说吧。
第三个，关于彭真的那个批示，就更可笑了。康生本人就是彭真专案组的负责人，这个专案组写的《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康生批示为“拟同意”，被序言解释为“康生一个人并没有决定权”。定性彭真为大叛徒、大特务，并要求将其逮捕，不正是作为专案组长的康生搞出来的吗？所谓“拟同意”，完全是官样文章，余汝信真的不懂吗？
余汝信辩解说，如果“同意”就是诬陷和迫害，就负有罪责，那不仅是康生，以及“坏人”林彪、陈伯达、黄永胜、谢富治和叶群，“好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同样逃不掉“罪责”。因为他们都是签字同意的。
这话有一定道理。整人的都逃不掉历史“罪责”。不过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责任。而整肃彭真等人，康生当然是秉承领导意图所为，但他是直接操盘手。他绝不是被动执行，更不可能“枪口抬高一寸”，而是以制造冤案为目的，积极主动，不遗余力，造假诬陷，株连无辜，甚至还发明了逼供信的手段……康生当然是罪莫大焉。
为整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康生公然造谣彭真策划了什么“二月兵变”；还制造了株连甚广的所谓“大特务刘仁案件”，要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下令逮捕有关人员，长期关押，猎取口供。他毫无根据地把“彭真问题”同“刘仁特务案件”挂起钩来。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康生直接“指示”专案人员：彭真的“叛徒问题，很清楚了”，下一步的重点就是“通过刘仁案搞彭同美国人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甚至还株连了王光美。
1968年11月11日，康生亲自给刘仁案件定性，宣布：“刘仁专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入军调部（或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的公安局变成间谍中心。”（审查报告）这个批示，年谱中根本没有。
康生搞的这个大冤案，把刘仁、徐子荣、任彬等同志残酷迫害致死。株连所及，仅原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就被逮捕了九人，逼死二人，致残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
请问余汝信，以上事实，康生难道不是“诬陷和迫害，负有罪责”吗？
二，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发展，康生都是重要推手，重要干将
文革前夕，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彭真及他领导的北京市委与江青、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康生坚决站到了毛泽东一边，靠在《二月提纲》问题上，玩弄两面派手法，陷害彭真，得到领导的欢心，得以步步高升。终于成为最高领导最重要的亲信。
此时毛泽东正在南方部署准备搞文革，康生被委以重任，成了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成员的联络员，他穿梭在北京和南方之间，一方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1966年5月25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1965年12月到1966年516通知前，他听到主席七次指示，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批判彭德怀，批判彭罗陆杨，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三家村，等等，要搞文化大革命。
另一方面，他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大肆吹捧毛泽东。大讲毛泽东是伟大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当代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上本的主席思想很值得学习。
整肃彭真，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源起。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开始了，这个文件是由康生、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康生这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行为，年谱却没有载入。
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从产生到发展，康生都是重要推手，重要干将，绝不是被动执行。他是文革派的骨干力量，是妥妥的实权派。他“屡屡利用职权，捕风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历史学家高华称为领导手中一把“出鞘的利剑”，被美国人约翰拜伦（《康生传》的作者）称为“龙爪”。
文革中，康生一直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工作的大权，也就是整人的大权。康生不止整彭真，在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刘仁、陶铸、贺龙、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王任重、林枫、“新疆叛徒集团”、“苏特”等专案组，据现有统计，“审查”对象达二百二十人。对其他三十三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周扬、小说《刘志丹》等大案），“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参与谋划，直接控制。中央专案第一、二、三办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级干部，康生都负有罪责。难道他不是罪责难逃吗？
这些是康生在文革中的重要活动和行为，本应当是该年谱的重头戏，但是，在年谱中，人们基本看不到康生是怎样搞专案，迫害干部的。他的指示，他的决定，他的报告……，都付之阙如。
再有，康不光是整干部本人，他还热衷于搞株连。大批干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拿彭真来说，妻子张洁清被关押八年。四个孩子都未能幸免。彭真专案组还派人到彭的原籍山西曲沃县，向县革委传达康生的“指示”，说：“康生同志对专案组发了火，拍了桌子说，你们无能，彭真家明明是地主，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县里被迫成立“揪斗彭真联络站”，硬把彭的下中农成份篡改为富农，还把他的弟弟傅茂信和一个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迫害致死。彭的老家被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被赶到院子里，摔打加日晒，很快折磨死了。彭真的岳父家二十多人受株连：入狱六人，被当作专政对象进行“审查”、批斗、关押，或调离军队、送边远地区插队的十六人。其中，逼死四人，逼成精神病二人，逼迫退党一人。张文松、黄甘英两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弟弟和弟媳）入狱八年，女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逼成精神病；张洁洵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妹妹，原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被“群众专政”，在机关里关押近八年；张秀岩同志（张洁清同志的姑姑）当时已六十七岁，重病卧床，也被抓去逼供，冤死狱中。
康生的这些恶行，年谱中当然更没有记载。
为什么？
三，《康生年谱》声称拒绝所谓“妖魔化”康生，反对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处理
2023年4月28日，《康生年谱》的编纂者余汝信和凤凰卫视原主持人杨锦麟对话此书，进一步披露了他编纂此书的想法。
首先，余汝信说，此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他将康生定位于“中国共产党人这么一个抽象名词的一个典型的具象，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一个典型，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具象，就不单只是康生是一个具象，像毛泽东也是一个具象。周恩来也是个具象，邓小平也是个具象。
当然，每个人都是一个具象，但是具象不等于典型。把康生作为共产党员的典型，大错而特错！因为共产党员形形色色，有好人，也有坏人。都是共产党员，其地位，人格和品质却可能有着天壤之别。说康生是典型，难道共产党员个个都是整人狂？否，更多的人是被整的。请问，掌握大权，专事整人者和众多挨整的共产党员能同日而语吗？热衷于搞党内斗争争权夺势的某些人物和众多一心抗日救国、建设国家的共产党员是一样的吗？有着整人专家外号，千夫所指的康生和解救无数人，万人敬仰的胡耀邦以及宁愿下台也要坚持原则的领导人能相提并论吗？说康生这个具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具有象征意义，完全是瞎说。
第二，余汝信自豪的是，自己一点也没有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还原了康生的本来面目。
所谓妖魔化康生，居然是为该年谱写序的大学问家秦晖提出来的。他说，“本书好就好在它一点也没有妖魔化康生这个人。” 这里我也想请问秦晖大学者，你认真研究过康生的一生吗？你仔细研读过这部年谱吗？你挨过康生的整吗？
顺便说一句，秦大学者引用了师东兵的所谓对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的采访。师东兵本人臭名昭著，由于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惯于造假，已被逮捕判刑。引用他的东西作证明难道不应当慎重些吗？更何况曹轶欧本人也同样是一个整人大家。
什么是妖魔化？是指将某事物或人物进行丑化，将其存在的问题扩大化，甚至将其描述成比实际更加恶劣、恐怖的状态。妖魔化必定是不实事求是，不真实。
然而，康生本就是恶魔，还用妖魔化吗？现实情况不是什么妖魔化康生的问题，而是由于投鼠忌器等原因，目前无论是对康生的揭露，还是对康生的研究，都是大大的不够。
现在许多人，已经把康生这个人忘了。2005年，我们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据说该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中国研究的麦加”。我们希望能查阅一些有关康生的资料，当我们向那里的馆员提出要求，她居然问我们，康生是谁？后来在有关中央领导书籍的书架上，只找到了3-4本有关康生的书。足以证明康生研究这片土地，现在是一片荒芜。
那么，余汝信认为到底是谁将康生脸谱化、妖魔化了呢
从余汝信确定了1980年这个时间点来看，他认为脸谱化、妖魔化康生的，起源于1980年中共中央对康生的审查和处理决定。他明确说，“他1975年去世，五年之后，在1980年以来，康生被脸谱化了，将很多不是他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推在他一个人身上。本来事情是大家一起做的，是一个团体一起做的是吧？是十几个人一起做的，或者是四五个人一起做的。但是都把他推在他一个人身上，就像很多罪名推在林彪或者江青头上。当然林彪和江青康生这些人，他也是执行了一个左的路线，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他们这三个人头上。”
这也不是事实。中央并没有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责任推到康生头上，他没有资格，他不配。他只是一个酷吏，一个狡猾凶恶的打手。
然而余汝信认为，处理康生之后对康生的研究，出的一些书，都是对康生是妖魔化的。他举例美国人约翰拜伦写的《康生传》，仲侃写的《康生评传》，都是“把康生说作为一个坏人啊，坏的典型，这个龙爪啊”。
“拒绝妖魔化”，和“寻找另一面”，是完全一致的逻辑。
余汝信承诺他的这部年谱，是要“给读者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就是要说明康生是一个 “好人”。这一预设立场成为该年谱对众多有关康生资料的取舍原则。“不予采信”，“不予记载”是其实现预设立场的主要手段。这样，众多康生作恶的具体内容都不予记载，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年谱，并没有“给读者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的谱主康生的面目，更不是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人，而是一个被隐瞒罪恶，刻意美化的人。
任何作品写作前都有主题设计，都有预设的立场，年谱就不行吗？是的，不能。年谱是资料性的著作，涉及对谱主的评价、结论必须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谱主是好人，或是坏人，或是复杂的人……这些评价都必须产生在全面收集和整理谱主的资料之后，而不是之前，否则必定出现偏差，出现选择性记载和重大缺失。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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