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力：北大历史系学生沈元之死与同学雷光汉外逃
赵树凯：九号院里的“政治反省”——散忆纪登奎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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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八）·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六期（zk2410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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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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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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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北大历史系学生沈元之死与同学雷光汉外逃 郭 力
【乱世官场】 九号院里的“政治反省”——散忆纪登奎 赵树凯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四）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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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非烟】
北大历史系学生沈元之死与同学雷光汉外逃
·郭 力·
在北大右派学生外逃的几个案例中，历史系学生雷光汉是唯一成功外逃到苏联的，他的外逃与同学沈元之死直接相关。关于自己的反右落难，与沈元的交集，外逃苏联后的流亡生涯，雷光汉写了一部回忆录《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外逃者’的回忆录》，对以上情况做了详细记述，回忆录中也展示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七十年代及其之后的苏联社会政治人文生态，克格勃机构在苏联的统治运作等，此书被党史专家高华教授称为“一部奇书”，本文关于雷光汉经历的记载多来自此书。
◇ 五七之难及与沈元的交往
雷光汉，湖南人，北大历史系５５级２班学生，他与沈元同级不同班。雷光汉所在的班，有几位同学在５７年鸣放中贴出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而雷光汉不是第一张大字报的参与者。
雷光汉的右派罪名是反苏，他的言论是“俄国曾占领了中国很多地方，即使按照不平等条约，‘江东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国的领土”，据雷光汉的回忆，他的反苏言论众所周知，且大家都默认。但时任班级党支部书记孙淼，因为与雷光汉不合，在反右补课中坚持把雷打成右派，并被发配到门头沟农村劳动改造。在那里，他与一同劳动的同年级右派沈元熟识，并成为至交。
雷光汉劳动一年后，回校复读，１９６０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伊犁霍城县中学任教。到新疆后，他关注新疆历史，在《伊犁日报》上发表了一些介绍新疆历史的文章。他同时很关注好友沈元的动向，１９６２年，沈元开始在《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历史研究的文章，沈元的成就，令雷光汉颇感与有荣焉。当时的霍城，聚集了一些从各地高校分配来的政治上不入主流，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雷光汉向他们谈起沈元的成就，他们也十分钦佩羡慕。霍城的知识分子们也由此知道雷光汉有一个才子同学沈元。
几年之后文革爆发，雷光汉成了老右派加牛鬼蛇神，遭到批斗。此时，沈元也成为史学界的黑帮上了报纸。与沈元的关系于是成为雷光汉的一大罪名，霍城县甚至出现了“打倒大右派沈元、雷光汉”的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雷光汉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先后被遣送到煤矿挖煤、农村修水渠。１９６７年底，新疆和全国一样，处于夺权内斗的混乱之中，雷光汉跟随到处串联的红卫兵，逃出劳改地，到各地流浪。他到了北京，见到了好友沈元。雷光汉回忆：沈元当时和女友住在史家胡同的姑姑家。他们互相诉说了文革中的遭遇，对政治形势的看法高度一致。他们互相鼓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看到一个灾难后重生的中国。沈元将雷光汉送出很远，并给了他２０元路费。雷光汉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沈元。离开北京后，雷光汉流浪两广、云贵各地，企图寻找外逃的机会，但无所获。他１９６９年返回霍城。１９７０年初，“一打三反”运动开始，雷光汉被看押。１９７０年４月１８日，沈元在北京遇害。雷光汉在新疆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同学王炳华得知消息，立即想到雷光汉，当时雷光汉是霍城排名第一的黑帮，而“一打三反”对现行反革命大开杀戒，各地都开始杀人，乌鲁木齐、喀什、伊宁都已开杀，王炳华担心雷光汉会成为下一个沈元。
雷光汉回忆：４月２２日晚，一位监守我的红卫兵，也是我教过的学生，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我回到房间，偷偷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沈元在４月１８日已被枪决，速自处。这纸条是王炳华在第一时间托人送来的。雷光汉乘着夜色，也趁着这位看押他的学生给予他的逃跑机会，仓皇逃出住地。他本想跳入霍尔果斯河自杀，但跳进去的地方水太浅，无法了断。他上岸后逃到天山，过了两天野人生活，之后在２４日夜泅渡霍尔果斯河逃到苏联。从此开始了作为流亡者的坎坷生涯。
◇ 流亡苏联与二次出逃
雷光汉称自己的出逃是“历史的大玩笑——一个反苏分子出逃苏联”。正是这种悖谬的选择造成了他后来在苏联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对苏联、对个人际遇的种种矛盾的态度。
雷光汉越境后被苏联边防军抓获，很快被送往克格勃机构接受审讯。克格勃详细的讯问中，除了要雷光汉提供个人的经历、交际对象、出逃的原因等，还希望了解当时新疆文革的各方面情况。讯问中克格勃官员表现出对中国文革从中央到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令雷光汉十分惊讶。对各种琐细的问题，雷光汉能回避的回避，不能回避的也只能如实供述。因雷光汉受过高等教育，克格勃试图让他为克格勃工作，提供了情报研究以及反华出版社的工作机会，被雷光汉坚决拒绝。于是雷光汉被安排到中亚阿拉木图的一个机械厂当工人。
作为外逃者，雷光汉是比较幸运的。在１９６６年文革之初，有一批中国人因对时局绝望外逃苏联，这当中包括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这批人被苏联当局遣返回中国，遭到了被枪决的厄运。苏联鉴于此，对后来逃苏的中国人不再遣返，而是根据情况安排或为克格勃工作，或到工厂、农村干活。当时的苏联正在建设时期，工作机会很多，谋生存并不难。
雷光汉有了工作，仍然不能摆脱克格勃的严密监控。他经常被克格勃约见，让他汇报近期所见所闻，问他接触到的一些其他中国人的情况。这些克格勃特工均有较高文化素质，衣冠楚楚，一派绅士风度，但如同苍蝇一样挥之不去的监控骚扰，令雷光汉反感至极。
雷光汉具有遭受过亡国之痛的那一代人所抱有的强烈的爱国情怀，但在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外界情况了解甚少，导致在认知和判断上显得天真而偏狭。他自述自己“愚蠢地相信了‘苏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说法，既然苏美合作，那么到了苏联以后，就可以有机会转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国人的地方，第一个选择是台湾，其次是新加坡。我不愿意去香港或澳门，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样仇恨英国佬和葡萄牙鬼。”〔１〕
他向克格勃提出自己的要求，说自己是在中国受政治迫害跑到苏联的，他申请政治避难，他虽然被迫逃离中国，但他是爱国的，不愿在苏联做反华工作，他希望到台湾或新加坡去，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如果到台湾，他还可以用他的专业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克格勃当然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他“既不是刘少奇，也不是乌兰夫，只是一个教员，没有申请政治避难的资格”“苏联不可能允许他从苏联去第三国”，克格勃的官员还耻笑他：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的，可是你们在中国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你们一挨整就往外国跑，你们都是怕死鬼。这一番话让雷光汉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当时的苏联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出许多，物资供应充足，作为普通工人，劳动强度也不大。雷光汉的生活和工作，都还是过得去的。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他耻于在苏联这样的敌国苟且生存。他执着地想跑到台湾或新加坡去，于是，他和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策划了第二次出逃。
他们研究了世界地图和苏联地图，比较了和苏联接壤的国家，最后认定伊朗离阿拉木图最近，和苏联、中国关系都不是敌对的，因此他们决定外逃伊朗，再从伊朗去台湾。
他们做了各种准备，选择了最合理的外逃路线，但没想到的是被一个同伙出卖，在已经逃过苏伊边境线的时候，仍被防范已久的苏军抓获。
◇ 在苏联的监狱和劳改营
因非法越境罪，雷光汉被关进苏联克格勃的监狱。在苏联，克格勃监狱监禁的都是重刑犯，像杀人、贩毒、间谍、贪污、政治犯都监押在克格勃监狱，所有外国犯人也在其中。雷光汉的印象是，克格勃监狱的牢头狱卒都比较文明，对犯人有礼貌。伙食尚可，不仅能吃饱，还常常有荤腥。犯人有什么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狱卒都尽量满足。雷光汉感慨道：“我觉得苏联监狱里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中国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２〕
但是，苏联并非所有的监狱都有这样文明，与雷光汉同牢的苏联狱友告诉他：在苏联的各种监狱中，克格勃监狱是最文明的，不打骂犯人，没有刑讯逼供，别的执法机构都是一片黑暗，没有钱会轻罪重罚，给了钱，杀人犯都会买到无罪释放，是狱霸的天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克格勃监狱的犯人都是外国人、犯罪的官员或异议分子，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人又会翻身出头，所以监狱的狱头狱卒不敢对他们胡来。
雷光汉在克格勃监狱关押数月后，被法院宣判，他因“非法越境罪”被判处“有条件的自由”两年，所谓“有条件的自由”，实际上就是监督劳动。很快，他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金田村农场去享受“有条件的自由”了。
在金田村农场，雷光汉看到了计划经济下的苏联普遍存在的官员特权、贪腐和农业经济的惊人浪费。官员的贪污主要来源是奖金和奖品，苏联的计划经济很注重物质刺激，每年年底，只要完成了粮食、肉类和羊毛的上交计划，就要发下巨额的奖金和提成，场长占大头，剩下部分由各级大小头目瓜分，农工、牧工得到的只有可怜的一点。年终还有大批奖品发下来，贵重的有小汽车、地毯、电视机，本来是奖给工作优秀者和苏德战争的参战老兵的，但都被官员瓜分了。
农场中的农工和牧工来源不同，有苏联各地来的垦荒青年，有在战争中被德军俘虏过的战俘，有投敌嫌疑的人，集中营释放的前罪犯，像雷光汉一样的服流刑者，都是苏联的五类分子。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只能从事最沉重的劳动。在这个农奴群中有８０多个中国人，都是文革中逃苏的。这些人在所有农奴中的地位低下。尤其这个群体中占多数的维族人和哈萨克族人，他们大多数是亲苏的，把苏联误当成他们的祖国或靠山，但逃苏后，政府没有把他们看成自己人，待遇甚至不如汉人。这使他们对处境不满，一直处于矛盾和冲动中，经常欺辱汉人以发泄情绪，造成内斗不断。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雷光汉学会了以牙还牙，他认为：在苏联当流亡者就要真正破罐子破摔，别人欺负了你，就和他打架，打伤了养好身体再打，坐牢后出来再打。他和同伴随身准备一根铁棒，只要遇到有人欺负，就打过去。后来发展到只要有人骂中国，就跟他干仗。他的体会是，苏联人都欺软怕硬，他凶你更凶，首先软下来的必定是他们。
在金田村劳改期间，雷光汉又被克格勃找过两次，一次是让他去反华出版社当编辑，一次是让他出演一部反华电影，他都坚决拒绝。因为他的不配合，他在金田村的“有条件的自由”被延长了一年多。直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他才服刑期满，被指定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定居。
◇ 定居、就业、成家
１９７５年雷汉生在江布尔市定居，被分配在市里最大的拖拉机零件厂当工人。他在这个厂一直工作到１９９５年退休。他在这个厂当工人的经历也让他对苏联企业的利弊有了最切身的了解。他认为苏联工业有几大特点：规模极其庞大，技术十分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原材料浪费惊人。这些问题主要由计划经济的体制造成。
１９７７年，年届不惑的雷光汉开始计划结婚成家。他在北大读书和新疆工作时，曾有两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都因政治运动中不幸的遭际而被迫分手。多年单身漂泊的生活令他渴望有温暖稳定的家庭。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当地华侨李巧云女士。李巧云美丽端庄，有文化修养，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结为连理。一年后，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出生后，他们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位于市中心，苏联法律规定，领到住宅后，使用权是终身的，还可以由女儿继承。在漂泊异国多年后，雷光汉终于有了温暖的家室，安宁的生活。
◇ 归期未有期
雷光汉因为一直不愿为克格勃工作，无法取得苏联国籍，只能拿苏联的无国籍护照，这也是很多中国逃苏者的境遇。作为一个痴情的爱国者，雷光汉一直期待着恢复中国国籍。
文革结束后，雷光汉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雷光汉回忆：１９８０年初，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道我出国以来最震动我的心，最使我每一根血管都热血沸腾的消息，我听到了李先念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意是，许多人为逃避“文革”的迫害，流亡到外国去了，他们中大部分是爱国的，爱国不分先后，我们欢迎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一听之下，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大呼万岁，抱着女儿号啕大哭。我可能重当中国人了。听到李先念的讲话后，我立即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寄去了一封信，详细写明了我出国后的经历，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申请。
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大使馆的回信，开头就称我为“雷光汉侨胞”。又让我十分感动，政府终究没有给我戴上叛国投苏分子的帽子。信里附了一份华侨登记表，要我做两件事：一是要我自己对逃苏行动提出自己的认识，也许要做深刻检讨吧；一是要我提出任何一宗实物证据，证明我曾经是中国公民。对前者，我如实写出来了：一是求生本能的驱使，一是我要活着看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人们的下场，看到我的祖国在沉沦中得到新生。对于后者，我可犯了难：我越境时光身一人，除了一身破衣破裤，什么也没带。审查结束时KGB发还了我一件兰卡叽布旧棉衣，总不能把这件棉衣寄到大使馆去吧？忽然想起来了，在棉衣口袋里还有一张新疆粮票，还保存着，这可是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出来的我们中国独有的国粹。我填写好登记表，寄了两张照片和逃苏的检查，加上这张粮票，一起寄出去了。信发出后，我便怀着像年轻时谈恋爱等着和女朋友见面一样的焦急心情，等待着回音。我的心已经飞向了中国，竟有些茶不思饭不想了。感谢我国驻苏大使馆，对我的审查比别的中国人申请都快，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回信，沉甸甸的，我一摸信封，就知道里面装有硬封面的护照。
像１９５５年夏天我高考后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样，战战兢兢地打开了信封，取出了深咖啡色的护照册。一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那几个烫金的字，心都快跳出胸膛了。４１１８４号，是我第一本中国护照的号码，一个刻在我脑海最深刻的号码。我重新成为中国公民了。〔３〕
恢复中国国籍后，雷光汉就向大使馆申请全家返国定居。他回忆：我的报告转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办来信问我：“你是湖南人，但原工作在新疆，你是要回湖南还是新疆？”我写信回答：“新疆是我的伤心之地，不想去了，想全家回湖南家乡。”报告又转到湖南侨办，再转到我家乡石门乡。我家乡政府在１９８２年就给我们夫妇安排好了工作和住宅。但最终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雷光汉认为，这是苏联克格勃从其中做了梗。
对留苏中国人回国探亲，KGB作了非常阴险而巧妙的安排。第一批回去的都是他们的人，给他们交了任务。回去执行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中国的侨务部门或安全部门汇报：除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外，把别的留苏中国人特别是几个特定的人说成是KGB特务，把池水搅浑。我国管事的官员本来多疑，听人说某人是爱国者还不太相信，说某人是KGB特务就深信不疑。
１９８６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的华人华侨开始回中国探亲，第一个是李某某。本来１９８７年大使馆已经通知我：同意我全家回国定居，马上要寄归国证了，李某某回湖南后变了卦。据说李某某造了一个谣：“雷光汉妻子李巧云的前夫是德国人，有一个儿子是她和德国人生的。”湖南省安全机关完全深信不疑，谣言一直传到我母亲耳中。我回国定居大事便因此功亏一篑，只有老死异乡了。〔４〕
开放回国探亲后的三年，１９８８年８月，雷光汉一家才领到回国探亲的签证。雷光汉认为，这是因为他一直不配合克格勃的工作，所以克格勃刁难他。
阔别祖国１８年，雷光汉终于回国，他到了北京，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令他既惊奇又欣喜。与其他华侨不同，雷光汉受到了特别的接待。一到北京，就有两个北京市外办的人前来看望，告诉他第二天会派车送他们全家去八达岭长城游览，并嘱咐他，不要告诉其他人，“他们不接待一般的华侨”。愉快的八达岭之行后，北京市外办的人陪同雷光汉的妻女去动物园、颐和园游览，雷光汉却被带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楼里，与一位姓郝的先生长谈了两天。郝先生详细询问了雷光汉逃苏后受审、流放和定居塔拉斯的过程，以及克格勃管制华侨的方式方法。
几天后，雷光汉全家离京回了老家湖南。雷家在大跃进年代和文革中遭了大难，雷光汉的祖母和一个叔叔在大饥荒中饿死。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幸而老母亲挺过了艰难岁月仍然健在，几个弟妹也勤劳能干，家境小康。团圆的喜庆令雷光汉幸福满满。但在家乡，他仍因其身份受到了特别关照。他回忆：我的大侄婿出身老党员之家，是镇上的治安委员，他私下给我打招呼，上级通知了：要对你们严密监视。回到老家了也还是没有自由，我深知这一点，在家乡的日子里，我们日夜和母亲在一起，谁家也没有去。外客来了，我只是借酒装疯，识相一些的，便走掉了。〔５〕
◇ 冤案平反也特殊
对于自己冤案的平反，雷光汉的记述很简略。他说：我出逃以后，中共霍城县委没有给我的“右派”和“文革”中戴的“黑帮分子”帽子平反，湖南省侨办又派专人到了新疆霍城督促他们办理，中共霍城县委统战部才发了改正平反文件，文件号是霍统字（８６）号，时间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６日，发文时间则是１９８６年，一下拖了６年。并且还给我留了３个尾巴，如“认为雷曾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些言论。但从性质上是属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到了大跃进已经全部否定，人民公社被解散了的１９８６年，霍城县委还在认为我当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论有“思想认识”问题。他们办事情不少地方糊里糊涂，发平反文件时，我早已恢复中国国籍５年了，文件上还写着“于７２年逃苏，现在已加入苏籍。”一直到我１９９０年重新回到霍城，新疆的公安部门还没有把我逃亡的时间和地点搞清楚，说我１９７２年出逃的地点是塔城。公文旅行，平反文件１９８７年才寄到大使馆。〔６〕
这段记述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根据相关规定，右派改正是哪里划的由哪里改正，雷光汉的右派是在北京大学划的，应该由北京大学改正，而雷光汉却说他的改正平反文件是由中共霍城县委统战部发出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８６年２月条记载：
校党委综合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５５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７１６人，教职员１２０人，学生５９６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７１５人，并作出了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１人。〔７〕
而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条则又记载：
落实政策工作完成的情况及遗留问题统计。冤假错案：……错划右派立案数７１５，结案数７１５。〔８〕
注意：此处记载错划右派立案和结案数是７１５，而非１９８６年的７１６。原因请看笔者下文的考证。
北大数学力学系系５３级闫桂勋学长曾发表《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一文，对北大右派改正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证，闫桂勋的文章对《北京大学纪事》中１９８６年记载的共划右７１６人，改正７１５人，维持原划１人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记载中变成了立案７１５，结案７１５这一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曾为右派改正的问题访问过《北京大学纪事》的主编王学珍书记，他听“王学珍老说，只有１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因此他推测，“维持原划的１人”应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１人”，也就是说，所谓“维持原划的１人”并不存在。〔９〕
而笔者从网上购得的时任北大人事处处长马树孚老师的工作笔记中看到的记录证实“维持原划”１人确有其人，此人是西语系５６级学生右派顾文选。〔１０〕由此可以改变闫文的一个结论。另外需要确认的是：“因去国外不予复查１人”是否确有其人。
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北大右派中外逃成功者仅两例：物理系５４级沈迪克和化学系５４级梁成金夫妇（逃港），历史系５５级雷光汉（逃苏）。其中，沈迪克、梁成金早已获改正。而雷光汉，则情况不同。雷光汉划右和外逃流亡的经历如前所述。关于他的右派改正和反革命案平反，在他的回忆中均由他毕业后的发配地，也是他外逃出境的新疆霍城县委办理。中共霍城县委统战部给他的平反改正文件是霍统字（８６）号，右派改正由发配地操作，这是不合常规的。据雷光汉说，通知书是留了尾巴的，霍城县对他的情况根本不了解。
根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北大方对雷光汉的情况也苦于无从了解。因外逃到苏联的中国人为克格勃工作的情况比较多，多年来也有关于雷光汉是克格勃特工的风传。文革中，曾有人找到雷的同班同学陈高华，通知他雷光汉是“苏修特务”，雷若是到来，要马上报告。陈高华于是对所有在京同学都打了招呼。而后来又对这些同学解除了这个通知。〔１１〕历史系５４级的段一平学长也曾回忆说，他听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李纯德校友说，雷是国家安全局认定的克格勃。还听北大图书馆系毕业、曾任黑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李修宇校友说，雷曾经在苏联电台做对华广播，宣传自己在苏联的“美好生活”〔１２〕。
如此传言，扑朔迷离，难以核实，笔者曾就此事采访当年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郝斌老师，他回忆说，雷的遭遇，听说有一些，但不足依为实据，不好下笔。另外，当时听说雷在国外，详情不知。一纸改正决定，无从寄出，不知寄往何处才能有效。据此，记得此事拖了很久，当时成为一个难题。根据以上记载，雷光汉成为王学珍书记所说的“有一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个案可能性极大。
据雷的回忆录记载，霍城县委的改正平反通知，８６年发文，公文旅行，８７年才寄到大使馆。我们推测，因雷的情况特殊，北大校方与霍城县委曾有过沟通，鉴于对雷在国外的情况无从了解，故可能将其右派改正案交与霍城县委与其反革命案合并处理。于是才有了霍城县委给雷同时发右派改正和反革命平反通知的非常规举措。而在霍城县委的通知没有送达之前，雷的右派改正仍放在北大的立案中，而且是列在予以改正的大类中的。由此可推知北大在转交材料给霍城县委时，也是建议给予改正的。至于霍城县委留了尾巴的结论，应与北大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北大所有留了尾巴的改正通知，都已在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就去了尾巴。因此，在《北京大学纪事》１９８６年２月所记载的“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７１５人”仍应包括雷光汉，到了１９８７年，雷光汉的改正通知已由霍城县委发送至大使馆并送达本人，于是北大撤销了雷的立案。是年３月马树孚老师的工作笔记中，“全校共划右派７１６人”变成了“全校右派７１５人，已改正７１４人”〔１３〕，再至８７年１０月，《北京大学纪事》记载“错划右派立案数７１５，结案数７１５”，只有对应以雷光汉的撤案和顾文选的结案，这一数字才能获得合理的依据及解读。
据雷光汉的同学说，雷光汉已于前几年在异国离世。他作为一个外逃者，与那个非常年代众多同类相比，是比较幸运的。尽管他也经历了很多曲折和坎坷，但苏联对他还是比较宽待的，他没有遭到校友顾文选那样被遣返枪决的命运，即使因为再次外逃，进了苏联的监狱和劳改营，也仍然受到比较人道的对待。如果同样的行为发生在当时的中国，结局可能要惨烈得多。而作为一个狂热激情的爱国者，他又是悲剧人物。他在文革中，为了逃生偷渡到他所仇恨的敌国，始终被克格勃纠缠和监视，高华教授说：依常理，雷亡命苏联，苏联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是没有把他送回中国，否则等待他的只有被枪毙或被判重刑，对收留他的苏联，他似乎多少应有一丝感激之情，可是从书中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的痕迹。〔１４〕而从雷光汉的角度看，在敌国即使受到宽待，也不应有任何感激，否则就是叛国。他的这种态度，自然令克格勃恼怒以至紧密监视他的行动。而他在晚年，终于取得中国籍，并回国探亲，但在祖国，他仍然是一个不被信任的外人。“回到老家了也还是没有自由”，其实这是令他悲凉心酸的。但多少年来一直如同宗教信仰般支撑他的爱国情，让他无法对祖国再生发出更多的怨恨。只能世界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
生愿做中国人，死愿做中国鬼的雷光汉，最终客死异邦。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剧，愿雷光汉学长魂兮归来！
注释
〔１〕雷光汉：《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外逃者’的回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第９￣１０页。
〔２〕同上书，第１０８页。
〔３〕同上书，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４〕同上书，第２６３页。
〔５〕同上书，第２７７页。
〔６〕同上书，第２６３页。
〔７〕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月第２版，第１０８４页。
〔８〕同上书，第１１３２页。
〔９〕闫桂勋《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７期，第５４￣５５页。
〔１０〕详见笔者《１９７０，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之死》，载于《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公号。
〔１１〕蔡家麒《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８期，第６０页。
〔１２〕段一平，２０１５，《对＜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一文的质疑》，网址：https://www.pkujl.com/Home/Article/detail/id/3097.html（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阅）
〔１３〕见笔者《１９７０，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之死》，载于《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公号。
〔１４〕高华《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
（郭力，北大中文系７８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 来源：微信号“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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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官场】
九号院里的“政治反省”——散忆纪登奎
·赵树凯·
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社会职务，参加的社会活动也不多。可以说，他晚年的主要生活是反思，或者说是关于本人官场生涯的政治反省。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晚年的反省与心绪，是与两件大事情紧密联系的。一件事情是１９８３年开始的整党，一件事情是整党之后的工作安排。
（一）
现在看来，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前两年，最为牵动心思的事情是整党。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不久，整党就开始了。我们不知道高层安排他来九号院，是否与这次整党有直接关系。从１９８０年４月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之后，其工作关系和党组织关系可以说是处在“悬空”状态。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参加整党，不论是在中央办公厅，还是在国务院办公厅，都不合适。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下，纪登奎被安排到九号院里来。
要理解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心境，也许需要对这次整党有所说明。１９８３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顿运动。按照中共中央决定，这次整党主要针对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问题，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其中，“纯洁组织”的核心是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具体来说，这些反对党的人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所谓“三种人”，“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这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对于“三种人”的组织处理原则是，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整党中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形式有很多种，有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还有除名、劝其退党、不予登记、缓期登记。有资料显示，这次整党有７０万党员被开除党籍，当时全国共有中共党员四千万左右。以上海为例，整党中全市开除党籍６１９人，给予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３６８７人，不予登记１１１３４人，缓期登记１７５３人，处分面占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１〕就本人在九号院的经历而言，人们对这次整党可谓严肃认真。当时，“文革”过去时间只有几年，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挨整经历记忆犹新，面对这次整党，不知道后果如何，有很多严肃、甚至恐怖的想象。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是非的失势高官，其在整党中的用心之重更可以理解。
１９８３年整党开始时，九号院工作人员不到百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整党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整党结束的时候，并没有人受到组织处分。有一个特例是，当时新提拔的一位副主任，正在安徽担任县委书记，据说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开除党籍，本人随即抛弃公职下海经商。从组织系统来说，这位副主任虽然是九号院领导之一，但是整党过程中他的组织关系在安徽，形式上他是被安徽当地的党委处理的。最近若干年，一些当年参与处理的人士认为这个处分显失公正，又提出重新审查平反。从本人有限的了解而言，这位副主任被整肃有过往个人恩怨的因素，而不能算一个秉公的处理。
九号院里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历史上没有牵扯政治是非，对于这次整党其实不以为意。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这次整党的意义却非同寻常。“文革”中，他长期身居高位，在中央高层斗争中周旋，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处理。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充满恩怨是非的失意高官，对于新一轮的政治整肃，自然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想象，在这种过程中的心态，自然大大不同于普通人。对于纪登奎当时的这种复杂心态，我是后来从他的闲谈和感慨中才有所察觉和领悟的。
（二）
整党期间，纪登奎原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
整党结束后两年，日常工作接触增多，才有机会听他议论到这次整党。
纪登奎议论１９８３年整党，很少正面说到自己。但是，从日常闲谈得知，他对于整党是非常紧张的。他多次说，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次整党，建国以前有，建国以后也有。１９８０年，“四人帮”被公开审判，刑罚很重。接下来是１９８３年整党。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整”那些“文革”中“整人”的人。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整党，究竟会怎么整，如何处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人，纪登奎首先想到自己。“文革”中，纪登奎身处高位，执掌中央的组织人事，参与了诸多高层“整人”事件，身上汇集了大量恩怨是非。此时的纪登奎，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势。对于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他不仅完全无力自主，甚至也不能有所预知。最坏的设想是，在林彪、“四人帮”系统被严厉惩处之后，如果继续惩处原来一些中央高层人物，顺理成章就轮到纪登奎了。或者，也许中央高层已经把纪登奎作为整党中重点要整的几个人之一。至于如何整，那就难说了，坐牢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内心的复杂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心忧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纪登奎特别重视自己在整党中的作为，具体说，特别重视自己“对照检查”。所谓“对照检查”，是这次整党的必经阶段，即“对照”共产党员标准来“检查”自己的政治表现。这种对照检查，先要写出书面的对照检查报告，然后，在党员会上做出口头报告。在本人“对照检查”之后，党组织再来讨论决定给以何种组织处理。一般来说，党员的对照检查都是对本级党组织负责，由本级党组织来决定组织处理。纪登奎知道，虽然他的党组织关系在九号院，但是，九号院党组织并无权决定对于他的组织处理。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命运安排，决定权是在中央高层。纪登奎花费了巨大心思和很多时间来写作这个“对照检查报告”。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上午，纪登奎在九号院整党会议上作了“对照检查”。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系统检讨。他指出：“我在我们党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在若干原则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动摇的，错误的”。这些立场错误，“特别表现在处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上，在对待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上。”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我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动上我也是执行的”。在纪登奎列举的原则问题上立场错误的三个事件中，“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问题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为是至今为人们所知的。纪登奎承认是在两个重大政治立场上，他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关于郑州铁路局问题的处理，则更加具体而复杂一些。
１９７５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万里作为铁道部部长率先整顿铁路。在邓小平支持下，万里先是整顿了徐州铁路局，恢复了华东方面的铁路秩序，上海等地的铁路运输得到保障。接下来，万里开始整顿郑州铁路局。郑州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也是被“文革”造反派控制，生产秩序最为混乱的铁路局。在整顿郑州铁路局过程中，纪登奎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也作为河南省的领导人之一（兼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于万里在郑州的工作是支持的，出面做了不少协调工作。但是，毛泽东严厉指责了邓小平主导的这些整顿措施，江青等“四人帮”具体主持，先是中央高层多次开会指责邓小平，然后在全党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河南省委一改以往立场，公开指责万里、邓小平的铁路整顿。在国务院会上，纪登奎也转而指责万里的一系列言论和做法，指责邓小平、万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本来，江青等人在批评指责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时候，也曾指责纪登奎与邓小平站在一起，但是，毛泽东出面制止了江青等人对于纪登奎的进一步批判。
谈到这几件事情，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我虽然受党的教育四十多年，在党和国家存亡之际，不顾党的利益，不顾人民利益，而计较个人得失，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纪登奎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因为“计较个人得失”而“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这里的“个人得失”，显然是说出于个人权力地位的考虑，从配合支持邓小平搞“整顿”，转而严厉批评邓小平、万里搞“右倾翻案”。也许他想到，如果在此次打倒邓小平的问题上，他不与邓小平适当切割，可能也会面临被罢黜的命运。因为，他后来在闲谈中说到，有些人仍然坚持了原则立场，如万里就毫不含糊地表示与邓小平共进退，纪登奎甚至说“不能原谅自己”。
（三）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的自我描述是：“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内乱的灾难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纪登奎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解剖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原因。
纪登奎在“对照检查”报告中指出：“在客观上，由于‘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讲的一套‘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我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楚，但是我从不怀疑，真正拥护，积极执行。林彪、‘四人帮’搞的一套的‘左’的政策和措施，通常情况是以中央名义下达‘指令’的，更多是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名发布文件，毛主席特批‘照办’。这就影响了很多同志，跟着犯错误，包括本人在内。从主观上分析，自己从１５岁起参加革命，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全国解放后，毛主席同我有多次交往。在‘文革’初期，是毛主席把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使我十分感激。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曰‘紧跟’，二曰‘照办’”。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反复强调对毛泽东的特殊感情和信赖：“文革初期，我在河南被扣上‘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的帽子，被关押批斗；‘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整过我；‘批邓反右’时，‘四人帮’也整过我。而每次挨整，又都是毛主席为我说话，‘保’了我。我从既得利益出发，感恩戴德，一如既往，紧跟毛主席走下去”。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还特别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他把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概括为：“官越做越大，头脑膨胀，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脱离实际，唯毛主席之命是从；党性不纯，计较个人得失。”纪登奎得罪人，其工作作风也是重要因素。听一些老干部谈纪登奎，或者从一些资料看到关于他的描述，其“盛气凌人”确实给人深刻印象，尤其是位高权重基础上的盛气凌人，可以说在高层干部中伤人众多。
在晚年的反思中，纪登奎对毛泽东的感情和评价可谓复杂莫名。他说：“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我曾鼓足勇气给他反映过一些情况，可他老人家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批评我‘少几根白头发’。我碰了钉子，也弄不懂他讲的道理。但又总是想可能是自己错了，毛主席看得远，他可能是正确的吧！这说明，我这个共产党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毛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
在平常生活中，纪登奎经常谈到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复杂心态。但是，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做某些开脱或者辩解：“毛主席那么伟大，都犯了错误，我在他身边工作，对他几乎无条件相信，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我在毛泽东面前做事情，不可能不跟着他走，不可能不一起犯错误。”他感慨：“主席晚年多疑猜忌，出尔反尔，让人十分痛苦。”伴随这种痛苦的，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有时候甚至担心自己会突然被废黜，甚至被关押。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自己从毛泽东同志‘左’的严重错误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的。”
按照纪登奎自己的说法，他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在听毛主席的话和不听毛主席的话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没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或者用他的另外一种表述，成为“毛主席面前的奴隶主义者”。这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自我辩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批判。从特定政治情景来说，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是无可指责的，这里有官场规则或者所谓政治纪律的约束，他确实应该听毛泽东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选择是不可以赞赏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话，这个领袖向哪里挥手，众人就向哪里前进，这显然是非理性状态。让一个人的想法和思路来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走向，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当一个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一种理论被倡导、一种声音在说话的时候，显然，这种制度的内在活力已经受到窒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纪登奎晚年所感叹的，最值得赞赏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勇于担当的人。
（四）
在整党后期，纪登奎的“对照检查报告”报送高层领导审阅。我不知道是通过九号院向上报送的，还是他个人直接报送的。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他个人报送的。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份，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薄一波、李先念等都批阅了他的“对照检查报告”。这些领导人肯定了纪登奎的检查是深刻的。关键性的领导人批示是：“纪登奎的问题可以从此了结”。
中央还向有关单位批转了纪登奎的对照检查和领导人的批示。我记得，九号院里的部级干部传阅了中央领导的批示件，但是，这些中央领导关于纪登奎对照检查的批示，不是由九号院的机要部门组织传阅的，而是纪登奎自己写了文件传阅单在九号院部长级干部中传阅。传阅结束后，退回给了纪登奎本人。从机要文件程序上讲，九号院也应该收到中央领导的批示件，但是为什么要由纪登奎组织传阅，具体原因不甚了了。
１９８７年前后，也是九号院整党结束的两年之后，纪登奎谈起这次整党，在我听起来，似乎带着虚惊一场的心情。他曾谈到，整党结束后，他曾经与李先念有一次长谈。“文革”中，他和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先念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纪登奎有些欣慰地谈到，李先念高度肯定他的个人检讨，并称赞他敢于承担责任，说：“是你的问题，你担起来了。有些问题主要不是你的事情，是主席、总理和我们的事情，你也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纪登奎在闲谈中说到：“我当然可以替主席、总理和先念等同志担责任，但是不能替‘四人帮’担责任。因为‘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如果我为他们担责任，那我也成了反革命。”
纪登奎多次谈起，整党之后他的工作安排再次被提出来。据他说，邓小平、薄一波曾经表示过要为他安排工作。那时，中共党内实际负责高层人事安排的是薄一波，而不是总书记胡耀邦。起码到１９８７年夏天的时候，我从他的言谈话语间还可以领会到，纪登奎对于自己的工作安排是有预期的，也有一定的信心。虽然，作为九号院里的“研究员”，在一般人看来可以说是工作安排，但是，实际上纪登奎本人从来没有把这种“研究员”作为一种工作，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安排。当然，他也从来没有说到他希望得到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我自己从他的闲言碎语中猜想，纪登奎的预期可能是两种安排，一种是安排一个省部级的实职，甚至聊到有说法让他去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一种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担任副职。从年龄上看，纪登奎对于工作安排有想法是很正常的。当时，论年龄他也才六十出头，比尚在领导岗位的邓小平、陈云等人年轻近二十岁，比胡耀邦、赵紫阳等一线领导人也年轻几岁，甚至比一些在位的部长都年轻，如当时的主任杜润生，就比他大十岁，几位副主任中，年龄大的也比他大十来岁，年轻的则与他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工作安排问题上年龄不是制约因素。纪登奎说：“先念找我谈话，想安排我去国家体改委工作。我认为不适合，提出可以去搞大工厂，因为五十年代做过大企业的厂长兼书记，对搞企业有兴趣。但是先念没有松口，说大工厂也不好搞，现在和当年不一样了。”我不知道，纪登奎自己向李先念提出到企业去，是关于个人工作职位的真实想法，还是一种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谈话策略。虽然，纪登奎自己也说要安排工作，九号院里也有传言说他可能重新安排，但是，终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直到１９８８年夏天，他因为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
是什么原因导致纪登奎最后没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继续留在九号院，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从来只说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等领导人都说过要重新为他安排工作。也许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知道但并不对我说。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本来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纪登奎晚年喜欢读书，而且大量时间在家里读书，因为他不必上班，也没有什么行政事务需要处理。１９８７年前后，他在家里，主要是读历史书，特别是世界历史方面的书籍，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会顺便说到正在读哪些书。
从闲谈中看出，纪登奎对哲学兴趣比较大，曾几次给我讲“异化”问题，对当时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研究相当熟悉。他还说到，与当时因为自由化问题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有个人交往。纪登奎告诉我，王若水五十年代因为《桌子的哲学》一文而成名，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文革”中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反“左”问题又受到毛泽东批评，毛泽东说他并不高明。纪登奎还说，王若水虽然被免了职务，丢了党籍，但是，他的“异化”观点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了，声望进一步提升。纪登奎还告诉我，王若水新结婚，妻子很年轻，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生活也很惬意。我并不知道纪登奎是怎样认识王若水的，更不清楚他为什么与王若水保持了个人的交往。２００１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认识了王若水的妻子冯媛，当时她也是哈佛的访问学者。后来，冯媛还来过我家。这时，我才把纪登奎说的事情对上了号。但是，冯媛毕竟年轻，与我年龄相仿，王若水则基本上是纪登奎的同龄人。因为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原因，关于王若水与纪登奎的关系渊源，冯媛也所知不多。
也许，通过他与王若水的交往，可以探讨他晚年的读书和思考，进而窥测当年高层政治风云的变换轨迹。问题是，我当时并没有这个意识，只把他的很多话当逸闻轶事来听。
纪登奎曾在多种场合感叹，“我在中共历史上是个悲剧性人物”。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他这样讲是抬高了自己，因为史诗中悲剧人物都是英雄。但是，我的理解是，他在这里未必是强调自己是英雄，而更多强调自己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果，或者准确地说，他是个“悲剧命运的人物”。纪登奎用“在毛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来解剖自己在政治上的教训。但是，从今天来看，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是什么样的机制制造了“奴隶主义”。这个不断产生政治奴隶主义的体制和机制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说怎样消解这种奴隶主义的滋生环境。
注释
〔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市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出版。
□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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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四）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１０c）
第十一章 “梁效”的覆灭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午，北大校园里的大喇叭响了：“全体教职员工，全体工农兵学员，下午四时到各系各单位集中收听重要广播。”一连重复了几遍。我猜想，是毛驾崩了。我不能去。事后得知，听了广播后，几个工宣队员痛哭流涕，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也有人挤不出眼泪来，伏在桌子上哼哼，假装悲痛。如果我在场，见此情景，没准笑出声来，一定会遭到批斗。毛逝世后，气氛很紧张，严密注视“反革命分子”是否蠢蠢欲动。
这一天，正好是毛发动秋收起义的４９周年纪念日。９月９日，是东方的政治明星升起的日子，也是陨落的日子。
毛泽东生前对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１〕的确，“他死得好”！他一死，促成社会危机的解决。
当时的中国，就像雷雨之前的沉闷。社会危机找不到出路，自然规律发生了作用。虽然人们高呼“万岁”，自然规律不允许“万岁”。还不到“万岁”的百分之一，终于是“辩证法的胜利”。
毛泽东一死，揭开了变革的序幕，不同政治派别的较量尖锐化、表面化。
冯友兰得知毛逝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上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１日）。〔２〕对于他这样依附型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天崩地裂”，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天翻地覆”。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设了１７部电话机，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报告，以切断各地与华国锋的联系。江青则以坐落在北大朗润园的“梁效”据点作为她的联络站。
◇ 策划“效忠信”
９月９日上午，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尚未公布，迟群就向“梁效”布置任务：给江青写“致敬信”。宋柏年起草后交迟群审阅。迟群说：“第一部分讲心情，可以；第二部分讲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要压缩；第三部分写班子，要充实。要讲首长（指江青）的关怀，如何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前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３〕
对“梁效”来说，“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抵不上江青的“关怀”。江青称“梁效”为“我的班子”；“梁效”也以“班子”自称。信的最后写道：
我们一定要……在今后的革命征途中，不管出现多少艰难曲折、不管遇到什么险风恶浪，我们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定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衷心希望敬爱的江青同志为革命多多保重！
他们还召开表忠心会，李家宽说：“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的，会不断兴风作浪的，我向党表决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有人更痴，说：“为保卫敬爱的江青同志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唯一生命。”〔４〕
迟群、谢静宜立即在北大、清华号召大家以“梁效”为榜样，给江青写“致敬信”“慰问信”。有人问：“是否要给党中央写信？”迟群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只给江青写信，实际上是类似江青所说的“２０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的“劝进书”“效忠信”。
迟群让王连龙以北大师生员工及家属的名义给江青写信。王连龙建议以北大、清华两校的名义联合写一封。信由清华起草，说道：
敬爱的江青同志：
此时此刻，同志们都想到了您，我们的心和您连在一起，我们向您表示亲切慰问。
在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点名批邓重大部署的当天，您来到了清华园，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看大字报的五万余人也受到极大鼓舞。
今年８月，您两次来到清华、北大，亲切地勉励我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抗震救灾的斗争中走在前头，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
……
不管现在和将来，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危害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我们就同他坚决斗争到底！
我们两校全体革命同志都在同您一起，分担巨大的悲痛，衷心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指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无产阶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们的腔调和“梁效”一样，在向江青表忠心的同时，总要寻找斗争目标，“同他坚决斗争到底”一句，用的是第三人称单数。“他”是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能有谁？
北大党委认为，信的内容没有反映北大的特点，写了一段补充。
９月１２日，迟、谢派专人给江青送去，还附上他们两人的一封短信：
江青同志：
呈上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给您的信。
我们也一定保持清醒的头脑，狠狠批邓，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小谢、迟群
１９７６·９·１２〔５〕
这封盗用“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发出的“效忠信”，非但北大师生员工及家属不知道，就连党委的成员也没有几个人与闻。
迟、谢还要王连龙、魏银秋“启发”广大干部和群众写“效忠信”“劝进书”。迟群虚张声势地说：“清华已经写了很多了。”然后，要求北大“统计一下给江青同志写了多少慰问信，包括准备写的”。他把“包括准备写的”这一妙语重复了两遍。魏银秋对迟群说的“统计”和“包括”心领神会。第一次“统计”加“包括”，仅有寥寥几封。魏银秋将两校的那封信印发给大家，作为样板，再次“启发”。１８日、１９日两天，都在“打招呼”。第二次“统计”加“包括”，也只有８５封。魏银秋对手下的人说，给各个单位“打招呼”，多写几封。有的部门一定要写，例如团委会、学生会、校刊，还有教育革命部、政治部等。第三次“统计”加“包括”，是１１４封。９月２２日，上报统计表，但各单位写的信没有送来多少，因为大部分是“准备写的”。党委派人去催。直到９月２７日，统计与信件仍有差距。魏银秋不管它了，将信件打包送迟群转江青，附一说明：“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在极其悲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时刻，纷纷给敬爱的江青同志写了１１６封慰问信……。”其中，有的信件要求江青当党中央主席。粉碎“四人帮”以后查明，其中还有写给党中央、华主席的，他们都算到江青的名下了。〔６〕
清华大学有一封信说得很露骨：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的手里？我恳切地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７〕
９月２３日，姚文元要新华社给江青写信：“你们给江青同志写一信，表示你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信写好后，经我转。”
◇ 借外国人说中国事
“四人帮”和“梁效”惯于以古射今，还有一手是以洋射中。江青以武则天、吕后自比，毕竟比较遥远，而且这两个是封建时代的人物。毛泽东去世后，这两个人物并不足以成为江青的政治资本，所以她又抬出另一个人物来，那就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１９７６年３月，在为“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中，“梁效”曾委托北大苏联东欧研究所翻译过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苏联两次教育大辩论的材料。１９７６年９月下旬，迟群对李家宽交代任务，说：“最近，江青同志又问起苏联２０年代教育上的大辩论，要出一本小册子。”迟群传达江青的指示：“苏联２０、３０年代那场大辩论类似现代我国。”“那场大辩论很重要，是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又说：“列宁夫人只抓教育，结果失败了。要吸取这个教训。”迟群加以发挥，对“梁效”说：“眼界应放宽些，即看到整个党的路线斗争。”１０月３日，迟群还要“梁效”把所有的材料汇编成册，前面写一篇有分析、有理论、有介绍的文章，作为前言。他再三交代：“这是首长（指江青）让搞的，她抓得很紧，老催问我。”“这是个大问题，不要看轻了。”李家宽布置梁英明小组写一篇关于苏联两次教育大辩论的文章。从１０月３日到１０月６日，迟群对“梁效”天天催办。〔８〕迟群及江青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他们一方面搞材料，把江青作为列宁夫人抬出来；另一方面，又印发《共产党波兰向右转》等５个外电，把当时的形势描绘成为“右派得势”“右派上台”，要左派组织起来“把右派打倒”。
９月２８日深夜两点，迟群给“梁效”打电话，叶朗接的电话，并做了记录：“《参考资料》上有两篇外国电讯，一篇是《共产党波兰向右转》，一篇是《波兰工资相差十九倍》，要印一下，发给两校师生员工每人一份，作为反面教材，前面要加几句‘说明’。印得好一点。”２９日一早，叶朗向李家宽报告，李立即组织人马交办，拟了一个“说明”：
美报文章《共产党波兰向右转》和路透社关于波兰工资情况的报道，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修正主义的统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公开的全面的复辟。现将这两篇材料印发给全体师生员工。研究一下波兰修正主义这个反面教员，对于我们深入批邓，进一步认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帮助的。
迟群审阅后，当天晚上１１点多，命李家宽马上开印。李布置北大印刷厂连夜加班，还说如没有人上班，“梁效”可以派车去接来。１２点多，迟群又拿出一本《参考资料》，对“梁效”的人说：“还有两篇文章，《巴基斯坦时报》的《创纪元的伟人》、日刊的《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上面也让印一下。今天首长（指江青）看了这两篇文章，说要印，发两校师生员工人手一册，作为国庆学习材料。”这两篇文章中暗示毛逝世后中国将“动荡起来”“面临考验”“前途多难”“刘邓路线可能复活”等等。迟群还说：“要加个‘说明’，明天中午印好，给我送来。”于是，李家宽、王世敏立即起草“说明”。２０分钟后，草稿刚写成，迟群又来电话催问：“写得怎么样了？”李家宽把草稿在电话中念了一遍。迟群说：“这是代表中央写的，可要写好。今晚就搞好，印出来，明天一早给我送２０份。”从明天“中午”提前到“一早”，加急！李家宽叫来钟哲明等人，按迟群的旨意修改“说明”。定稿时已是深夜３点多，急送印刷厂。两批材料各印出４３０００份。第二天一早，李家宽派人将两批材料各送２０份给迟群。１０月５日，李家宽、梁英明又选送了一篇英刊文章《毛泽东使无产阶级最后战胜资产阶级日子提前》。迟群批：“同意，即印，印数同上次。”下午，送印刷厂。李家宽电话急催：“印得越快越好，印出一部分、装订一部分。”急如星火！无奈这个材料还没印完，“四人帮”就完蛋了。李家宽通知印刷厂停印。〔９〕
那几天，他们实在忙碌，万分紧张。１０月６日白天，迟群在清华大学团委和上管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有人讲，主席在，一个个跳出来，好办；主席不在了怎么办？无非是修正主义上台嘛！我们再把他赶下来就是了。”他们少不了谈论“右派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晚上７点，清华大学的人事处长李士存有事到迟群办公室，他看到桌子上放着《邓小平言论摘编》。迟群说：“这是准备送政治局的，以前送过一个样本，这是新编的。”他们想，也像《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样，将《邓小平言论摘编》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１０〕“批邓”不过是个幌子，揪住邓小平这个死老虎，是为了打活老虎。例如，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６日，胡耀邦在国务院汇报科学院工作时，谈到群众性科研问题，华国锋插话说：“强调依靠工农兵是对的，但同时也要重视专业队伍，不能把专业队伍搞得乱七八糟。”“四人帮”向“梁效”提供了记录，“梁效”把“依靠工农兵是对的”加了一个字，歪曲成“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当作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言论来批。〔１１〕
可惜，一切都晚了，仅仅过了一个多小时，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８点，“四人帮”及迟、谢纷纷束手就擒，江青的女皇梦、列宁夫人梦及“批邓”梦、打倒右派梦一齐破灭。
◇ “四人帮”的目标和手段
毛泽东病危期间，江青带着“梁效”一帮人，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
９月５日晚上９点半，北京通知她火速返京。江青的表现很奇怪。她的警卫员周金铭揭发：
我们工作人员一听这个消息，都知道一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病情恶化了，个个心里怦怦直跳，犹如天快塌下来似的。我们立即把江青从睡梦中叫醒，当向她报告中央电话通知时，我们的声音都发抖了，然而反党分子江青却若无其事。她躺在床上慢悠悠地说：“没有事，不要慌。”她起床后，我们紧张地收拾行李，她却高高兴兴、又说又笑地打了两个小时的扑克。从阳泉乘火车到石家庄行了两个小时，她除了吃饭时间，就是打扑克。从石家庄改乘飞机到北京，仅仅只有２０多分钟，她也不放过，继续打扑克，一直打到北京。一路上，她谈笑风生。〔１２〕
据陈永贵说，江青在大寨得知毛病重的消息，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强作镇定，还吆喝：“打牌，打牌！”她和大家一边打扑克一边等火车。但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还不停地看手表。〔１３〕江青是演员。人们弄不清哪是她的真身，哪是所扮演给人看的角色。
王洪文则在中南海钓鱼、打鸟、游泳、看电影。毛泽东一度属意王洪文为接班人，曾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他读不懂古文，回上海时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讲解。刘盆子是汉朝刘氏宗室，西汉末年，家道破落，沦为牧童。赤眉农民起义军樊崇进攻长安，有人给他出主意：你的威望不够，可以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号令天下。刘盆子经抓阄当上了皇帝，时年１５岁。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嬉戏游玩，最后身败名裂。徐景贤评论，王洪文“比刘盆子还‘刘盆子’”。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０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了一封长信，反映王洪文的种种问题，其中说：“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１４〕王洪文读过《刘盆子传》，若有所悟。毛泽东一死，他就放肆起来了。最后，也落得刘盆子的下场。
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中说，他们对毛的病危“幸灾乐祸”。幸灾乐祸，未必，但他们大概以为出头之日来到了，都很兴奋。
毛泽东一死，他们就活跃起来。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７日，江青带着一个排的警卫队伍，卡车上装了几匹马，在迟群、谢静宜的陪同下，跑到清华大学分校（前团河农场）。三四十人陪她吃了一顿饭。她说：“主席逝世后，我没哭一声，没流一滴眼泪。”还对大家说：“你们不要有儿女之情，哭哭啼啼。”下午４点，她骑马到花生地，象征性地劳动了几分钟。回去时带走一筐花生。１０月１日，江青又去清华大兴分校，吃喝玩乐之余，对群众发表讲话。她说：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长着呢。形势是好的，你们看好不好？但是要警惕。（她又心虚地说：“政治局开会的情况不要泄露出去。”）〔１５〕
江青不小心泄露了天机，她对大家说：“胶卷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时照”“苹果要留在庆祝重大政治事件时吃”，临走时她还要人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她的干将迟群更不谨慎，居然说江青已经“迈着领袖的步伐”。他们以为，不久就会迎来一个“新桃换旧符”的狂欢节，谁知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鬼门关。
江青还说要来北大，党委准备了１０００多人的欢迎队伍和几十人的座谈会。守候到晚上１０点，江青人没来，来了一个条子，是迟群、谢静宜带来的，说：“本来要去，时间不够，请迟群、小谢代我向北大革命师生员工致敬，祝节日好！”党委召集总支书记开紧急会议，宣读江青的条子，要求连夜传达，说：“今天传达和明天传达，意义是不一样的。”半夜三更把人叫出来折腾一番，就为听江青的一句废话。第二天，上送一份《北京大学情况简报》，题目是《以亲切的关怀为动力》。
王洪文在１０月２日拍摄了“标准像”，为他上台做准备。１０月３日，他到平谷县“视察”，一顿饭吃了两三个小时，喝得醉醺醺的，走路东倒西歪到了许家务大队。转悠了一番，临走时抬去两筐苹果。他讲了一番话：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现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１６〕
他们瞄准了另一个“邓小平”，人们都以为他们要动手了。
“四人帮”还摄制了一部煽动性的电影《反击》，主题思想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剧本中原来的一号反面人物是大学的党委副书记。迟群说：“小鼻子小眼，太没劲了！”指责剧作者“对重大理论问题理解不够”。剧作者改成省委副书记。迟群又说：“厉害的不是副的，而是第一把手。”把走资派改成省委第一书记。他说：“要写大走资派，一直写到中央。”“要让人们的眼睛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当《反击》在河南拍摄时，引发派性斗争，有人要揪省委第一把手。迟群十分得意，在一个报告上写道：“《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他希望“引起连锁反应”。预定影片１０月１日出厂，因故未出。１０月６日，文化部的“四人帮”部下刘庆棠督促北影厂摄制组赶快出厂。毕竟来不及了。
上海还有呼应。“四人帮”授意炮制的大型话剧《盛大的节日》，以歌颂上海的“一月风暴”为名，吹捧王洪文、张春桥，并批判“走资派”。１９７６年夏，又要把它搬上银幕，说是“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要作为两个战役来打。”毛逝世后，他们说：“《盛大的节日》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形象教材。”可惜，两个战役都没打响。
“四人帮”的党羽、爪牙们也蠢蠢欲动，讲得最露骨的是张铁生〔１７〕，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倡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１８〕
“四人帮”提出，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张铁生就是他们的培养对象，他所讲的想必是在他们之间流传的私房话。张铁生到清华，毛远新的秘书给迟群打电话，受到破格接待。有人说，省委书记都没有这样接待过。迟群说：“要比任何客人规格都高，亲不亲，阶级分。”迟群对张铁生说：“这个地方是咱们的，这个舞台允许你去占领，到了家了。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所以他就放肆地讲了。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１９〕毛生前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２０〕张春桥的《二月三日有感》表明，他自以为国务院总理的职务非他莫属。
实现目标的手段是什么？在张春桥的住地搜出的一个提纲，其中写道：
历史与现实。为今。时代。
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他的手段是杀人。姚文元也有同样的想法。在他的住地搜出的日记，其中写道：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份）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２１〕
张铁生在北大的演讲中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主派，民主革命的民主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走资派。”“要杀鸡给猴看”“要动大手术”。党委书记王连龙带头鼓掌，说：“革命的听了高兴，不革命的听了害怕。”〔２２〕他们将采取的手段就是要使一些人高兴，另一些人害怕。
◇ “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
毛泽东逝世后，发生了一场“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的纠纷。
看起来，字面上的意思差不多（据传，彭真就说：“完全是咬文嚼字，两者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本来是指毛主席生前的事“照过去方针办”，经“四人帮”的篡改，成了毛主席身后的事“按既定方针办”。“照过去方针办”的方针是确定的，就是过去实行的方针；“按既定方针办”的方针是不确定的。什么是既定方针？需要解释。谁来解释？“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就是为了抢旗帜，垄断“按既定方针办”的解释权。“照过去方针办”的内容，是华国锋所请示的具体事件；“既定方针”被“四人帮”说成无所不包、漫无止境的。“既定方针”究竟是什么？就像魔术师的口袋，需要什么就能掏出什么。可以不时地从中伸出棍子来打人，飞出帽子来扣人，一个一个地收拾“对立面”。
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毛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由华国锋陪同。接见完毕，华国锋送走客人，返回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他说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那时毛已有语言障碍，口齿不清。他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绝症，叫作“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起初是手腕无力，逐渐扩展到全身，以致不能吞咽，不能说话，最后是不能呼吸。毛咕噜咕噜的话，只有张玉凤能听得懂。这一回，毛对华说的几句话，连在一旁的张玉凤都听不懂了。毛用哆里哆嗦的手写了三张条子：“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前两句。〔２３〕
三张条子，两军对战。在场的张玉凤说：“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省的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２４〕“四人帮”阵营把“照过去方针办”歪曲成“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临终嘱咐”；华国锋阵营把“你办事，我放心”说成“指定接班人”。两者都是随心所欲。
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在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均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９月中，姚文元布置手下人写“两报一刊”社论。９月１５日，社论初稿送姚文元审阅，姚在其中加写：“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惯例，报刊上的黑体为毛主席语录）。”９月１６日，“两报一刊”社论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９月２２日，“按既定方针办”干脆列入《人民日报》报头毛主席语录栏。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７日，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问“为什么要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回答：
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他说的“四人帮”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来了。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不至马上发生。〔２５〕
但最早提出“按既定方针办”的，还不是姚文元，而是张春桥。据王洪文１９８０年７月９日在特别法庭庭审时交代，张春桥曾对他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２６〕
社论见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问：“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反复宣传。”从９月１７日开始，姚文元一连几天打电话给新闻单位，要求集中力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两报一刊”社论连续播出１５遍。姚文元要求新华社，国庆报道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不要怕重复；没有的，要写上类似的话。然后又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加以宣扬。
至９月底，仅中央一级６家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种文章就有２３６篇。“四人帮”的伙计们一齐起哄，说什么“今后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他们把全部赌注都押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上了。但是，政治局讨论华国锋在９月１８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四人帮”并没有提出写入“临终嘱咐”，又企图陷华国锋于隐瞒或违背“按既定方针办”的境地。
对“两报一刊”社论首先引起警觉的是叶剑英，他虽是军中元帅，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他在“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线，旁边打了一个问号，交给华国锋。华没有反应。９月１７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对他说：“按既定方针办”和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一样的。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别有用心！毛主席写‘照过去方针办’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距他去世还有四个多月，怎么能说是‘临终嘱咐’？”这才引起华国锋的警觉。他本来大概以为“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意思差不多。华国锋和汪东兴商量，如何澄清？汪东兴说，由他出面，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讲。
９月２９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一开口就被吴桂贤打断，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讲的。”〔２７〕汪东兴没有再说下去，华国锋也没有表示。看来华国锋确实讲过“按既定方针办”，经叶剑英提醒，他才觉察有问题。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澄清的机会。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３１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去，还写了一段批语：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首先画圈表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表示“同意”。张春桥在表示“同意”后，又加了一句：“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要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２８〕张春桥没有坚持“按既定方针办”，更没有拿出毛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的证据。他不可能拿出证据来。早在４月３０日，毛已说不清，别人也听不懂，所以才写了三张歪歪扭扭的字条，在这之后，怎么还会对张春桥低声说出“按既定方针办”，作为“临终嘱咐”？华国锋说的“照过去方针办”有物证和人证，物证是那三张条子，人证是在场的张玉凤；张春桥说的“按既定方针办”，既无物证，又无人证。
据华国锋澄清，毛主席的指示和他在政治局的传达都是“照过去方针办”，这里的方针是处理几个省的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是治国的方针，也不是临终时留下的嘱咐，而是在临终前４个多月写的条子。
１０月３日姚文元与鲁瑛商量；“要想个办法，采取措施。”姚摇动笔杆，把稿件上的“按既定方针办”，改成“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将“照过去方针办”与“按既定方针办”来了个真假合璧。
注释
〔１〕吴晓梅：《倾听毛泽东》，３６１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篇，９９０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１６。
〔３〕《“四人帮”干将迟群、谢静宜部分言行摘编》，《大字报选编》，第９期，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４〕《梁效罪证材料》，３７—３８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５〕此件是从江青住地搜出的。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
〔６〕《王连龙、魏银秋、郭忠林、李家宽罪行材料之一》，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关于王连龙、魏银秋伙同迟群、谢静宜策划给江青写“效忠信”的清查报告》，北京大学清查办公室，１９７８年９月。
〔７〕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４１３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报告，党发〔１９７８〕８２号，《对原“两校大批判组”清查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５日。附件四：《“两校大批判组”无耻吹捧“四人帮”为江青上台当女皇大造舆论的阴谋活动》，９页。又见《梁效罪证材料》，１２３—１２４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９〕《关于“梁效”印发＜共产党波兰向右转＞等五个外电材料的清查报告》，“梁效”专案组清查报告，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１日。
〔１０〕《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６页，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１１〕《关于“两校大批判组”炮制的反党黑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审查报告》，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党发〔７８〕６号，１９７８年１月６日。
〔１２〕《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６页，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１３〕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下篇，９９４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１６。
〔１４〕徐景贤：《十年一梦》，２０３￣３００页，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１５〕《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６页，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１６〕《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６页，北京大学原“两校大批判组”学习班领导小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５日。
〔１７〕张铁生（１９５０—），１９６８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当队长。１９７３年６月，被推荐考大学。在物理化学考试时，大部分试题不会回答。他在考卷的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信中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词句不通，意义不明）。”“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他的这封信，迎合了“教育革命”的潮流，受到毛远新的赏识。本来工农兵上大学是不需要考试的，只凭单位“推荐”。１９７３年４月，国务院发出通知，高校录取新生必须进行文化考试。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毛远新写的“编者按”和经改错、删节的张铁生的信，后《人民日报》又加以转载，批判“旧高考制度的复辟”。张铁生一下子身价飞升，江青说：“他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四人帮”称之为“反潮流英雄”，但民间称之为“白卷英雄”。他当上了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１９７５年竟成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由于追随“四人帮”，猖狂一时，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１９８３年，张铁生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刑满释放后，与人合办饲料公司，经营多年，成为亿万富翁。
〔１８〕《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
〔１９〕《历史的审判》，４页，解放日报编辑部编印，１９８１年１月。
〔２０〕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１卷，香港，４７４页，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１〕以上引文均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
〔２２〕《王连龙、魏银秋、郭忠林、李家宽罪行材料之二》，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
〔２３〕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王洪文、江青住处搜出的笔记本上，明明写着“主席：照过去方针办”。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王张江姚专案组，１９７６年１２月，中发〔１９７６〕２４号。
〔２４〕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转引自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６５９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５〕霞飞：《“四人帮”倒台前姚文元收到两封信》，《党史博览》，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又见《姚文元政治生命结束前的挣扎》，多维新闻网。
〔２６〕同上。
〔２７〕旁证，范达人在《“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中写道：“‘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是由他（华国锋）向下传达的，那是１９７６年８月份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刊载在新华社《内参》上。”（１４１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鲁瑛也曾对姚文元说：“我听刘湘萍同志（时任卫生部长）说，国锋同志７月份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主席的指示时，好像讲的就是‘按既定方针办’。”（青野、方雷：《邓小平在１９７６年》，下卷，２４９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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