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启事
施鹤发：知青，可笑的名称，可叹的人生
钱 江：怎样看待宋彬彬道歉和王晶垚拒绝
沈乔生：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三）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五期（zk2410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更正启事】
【不堪回首】 知青，可笑的名称，可叹的人生 施鹤发
【自由论坛】 怎样看待宋彬彬道歉和王晶垚拒绝 钱 江
【各抒己见】 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沈乔生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三） 郭罗基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
【更正启事】
本刊于第一二六六期〔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四期（zk２４１０b），（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出版）〕刊登了〈恐怖的“红八月”详实的记载〉一文（作者于向真）。经王友琴指出和本刊查证，该文实际是王友琴原作（标题为〈恐怖的“红八月”〉），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而且本刊也在１２年前的第六九二期（二○一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转载过。上述错误，系本刊编辑在稿件审查中的疏忽所致。为此，本刊决定撤销第一二六六期中〈恐怖的“红八月”详实的记载〉一文，并向读者和王友琴致歉。特此通告。
～～～～～～～～～～～～～～～～～～～～～～～～～～～～～～～～～～～～
【不堪回首】
知青，可笑的名称，可叹的人生
·施鹤发·
四十多年前，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那个社会才会经历那么一场愚昧盲目而又十分可悲的运动。那场运动竟然还会被称为“文化大革命”，那哪儿是文化的革命，恰恰就是人为地摧残文化、摧残人性、颠倒历史的灾难。而那场运动中，最愚昧、盲目的就是那几届初中、高中的学生。他们大多还属于无知、好奇，却被那个时代思潮的煽动下，深深地卷进了那场可怕的运动。他们被这个运动，弄得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行为准则，便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改变了，对人生的认识也改变了。
这批人群，思想虽然被扭曲，但体格还在健康地成长。在那场闹剧方兴未艾时，就成了无职业、无归宿、无所事事、只会消耗掉有限的生活物资的青年了。这就对那时的社会构成了巨大威胁。如此滞后的社会经济和急剧多余劳动力的矛盾会发生怎样局势？那时不说失业率，但一届届中学毕业的学生都不分配，都无工作，越积越多，国家将会有怎样的后果？那些根本不懂经济的政治家（那时叫革委会）幕僚，也会认识到其巨大的危害性。
“四个面向”，便冠冕堂皇地出台了。说是革命青年“听从党的召唤，哪里需要哪里去”，但却是让这代青年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四种待遇，毫无还价地被人为地导演了各种不同的命运。那时大部分的青年和其家庭，谁家没有私心，或者对“四个面向”中的“面向工矿”是热衷的，积极的。就是那些“革命干部，革命前辈”，哪个不是将儿女送入部队，托付给老战友老同志，安排好去处好位置。而其他许许多多家庭为子女就不顾“思想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不管革命不革命，政治不政治了，四处挖门路，找关系，为达到“面向工矿”的目的，那些因“革命、造反”有了一点点权力的人物，既尝试了权力的威势，也获得了一定的实惠。腐败其实那时已有了种子和胚芽。
而“面向农村”，并没有预期中想象的那样。革命青年都是“指向哪儿奔向哪儿”，“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大部分“革命青年，革命家庭”都只是在口头上响应，行动上观望而已。为解决这些城市多余的人群，便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无知和未消退的狂热，设法把他们一股脑儿地放逐到农村，让广袤的田野把他们消化掉。
所以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让这个社会又被掀起了一场运动，一场让千千万万家庭、让社会纠结了几十年也不解的“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知青问题”。
被运动的这些初、高中学生，极大部分是无奈的，是大势所趋的。大部分家庭因为是多个子女，都有份额被派去接受再教育，远走他乡“修补地球”。有的因为父母是“文革”或历届运动的对象，也有许多权力高层，因为运动中政治的失势，子女们情愿隐于清净的广阔天地里。因为当时国家经济几乎崩溃或倒退，其他三个“面向“已无余地容纳这些青年，到了１９７０年，便让应该在１９６８年毕业，却失业在家的初高中学生，来了个“一片红”，即不管城市或乡镇的中学毕业生全部“接受再教育”，统统去补“地球”。
这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话，又让这一批“上山下乡”的人群被社会滑稽地冠为“知识青年”。然而，这个名称，却使这批人像骆驼长着个驼峰，心安理得地去跋涉茫茫的沙漠一样，去到祖国的东北、西北、西南、中原的各个农村，甚至荒漠的边疆，伴着无奈和无望，跋涉他们的人生。
其实这代青年，因为那场被冠为“文化革命”的影响，除了少数学了点文化的老三届外，他们有的连起码的义务教育还没有受完，没有正经地上过课、学过文化知识，充其量是刚走出了小学校门。他们拥有的文化知识，和社会上的青年比，和农村的大部分青年比，谈不上有多少优势。并没有多少知识的这批青年反而被冠为“知识青年”，被“伟大”号召的影响，情愿或不情愿地又被卷入了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去了。
从“知识青年”到后来被社会简称为“知青”，前前后后，都是这代人被政治活生生地戏弄，被社会活生生地嘲弄的过程。而后这个“知青”名称，更含糊地概括和定义了被愚弄、被耽误和被损害的这代人的人生经历。
于是这代人，在政治的高压下，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和不平等的命运。他们在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组织、没有理想情况下，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着所谓的再教育。他们没有话语权，不能违抗，不能有公开的怨言。如有像用《南京知青之歌》那样消极的情绪，反映他们的思想，被人告发，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治。他们只能在精神上自我放逐，自我沉沦，甚至自我毁灭。大多数的“知青”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中与落后、贫穷、愚昧、无知相伴，度过他们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
于是这代人，在所谓的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历经了磨砺和苦难，辛劳和沧桑，把花样的年华，黄金般的时光，耗在了各自令人忘怀的土地上，把青年幼稚无望的梦想，一直做到壮年，期间演绎了不知多少汗水和泪水构成的各自可叹的人生。
当时“知青”的苦难历程，“知青”的可叹故事，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不少回忆录，小说里，影视作品中已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备受每个家庭的感慨和惊叹。还有更多更令人震惊的故事和事件，深深隐藏在知青们的心中和脑海中，有的已埋葬在失去的时空里。今年３月份，上海知青一千多人在奉贤的海湾园举行“青春祭”活动，祭奠亡故知青，哀思当年生活在一起而最终未能实现返城遗愿的“知青”同伴。这些背了一辈子“知青”名称的老知青，对他们知青命运知青历程，存有何等的情结啊！
在成功者眼里，无论那段生活有着多么艰难，会觉得那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会觉得无怨无悔。但是，全国差不多有２０００万的“知青”，得益于上山下乡的，或因上山下乡而成功的有多少？毕竟是极少数，就算有几十万，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事。而对大多数的“知青”来说，他们“上山下乡”，还仅仅是苦难历程的开始，以后还有更烦恼、困苦的历程等待着他们，没完没了。就像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唱得那样：“今后的苦难在等待着它”。
“上山下乡”十年，让这代人慢慢觉醒了，感到了他们在当时，在政治上最没地位，始终是属于再教育的对象；在经济上，更没地位，在当地农村的收入都是属于最下等的，吃没好好的吃，住没好好的住，绝大多部分还要靠在城市里的父母接济。他们发觉，他们不仅是被政治、被社会重重地戏弄了一番，简直就是被彻底地抛弃。他们绝大多数是有锻炼无作为，有苦难无了结，有奉献无回报。于是，他们开始感到政治对他们的不公，社会对他们的不公，甚至家庭对他们的不公。他们的内心充满着不满的、怨恨的情绪。
１９７９年的大返城潮，就是在这批“知青”，积蓄了往日的愤懑和痛苦的力量，在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下，在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后默认的情况下促成的。哪朝哪代那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境遇，有过这样的举止行为？短短几个月期间，上千万昔日的知青，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合法的不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纷纷迁回他们十年来朝思暮想的出生地城市。他们那样地不顾不弃，背水一战，甚至抛弃了刚结就的亲情，都实属无奈之举，以致后来留下无数的遗憾和无数的困惑。他们实在是太需要实现他们深藏了十年的夙愿了。
在这批人群中，有多多少少的知青，像《孽债》中描写的那样，始终被那时的政治社会“作的孽”所困扰着。可想这种“伟大号召”，对这批人群酿成的危害有多大多深！他们以后将会遇到何样的困苦，那时根本就没去考虑，也无法考虑。但是，不管以后怎样地生存，他们从没有后悔当初返城的举动。几十年后，他们还是庆幸地证明了自己的此举是正确的。
知青们在返城后的境遇更是令人感叹的，以致他们在聚首时，除了回忆知青时代的苦乐，还会倒出一本本现状的苦经。现状确如他们所遭遇的那样：要上学了，“文革”了；要就业了；“上山下乡了”；考大学了，没有知识；要恋爱了，没条件；要成家了，没房子；要晋升了，没学历；优化组合了，就下岗了；经济发展了，吃低保了。工资水平提高了，提前退休了。他们始终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始终在生存危机情势下挣扎着，活泛着。
现在这些“知青”老了，终于都陆陆续续到了退休年龄，但是他们心存的“知青”情结却越来越强烈。他们背了一辈子“知青”这个名称，他们也不管这个名称怎样的含义，怎样的由来，怎样的可笑滑稽，都十分情愿地背着。也就是这个名称，让他们经常相聚，经常联络，互相倾诉、互相感慨他们以往的那段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经历。致使退休也没有了寂寞。
“知青”，是苦难的，但终究也算是庆幸的。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
【自由论坛】
怎样看待宋彬彬道歉和王晶垚拒绝
·钱 江·
９月１６日宋彬彬在美国的家中去世，转眼之间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远在大洋彼岸故土上的人们对这位文革初起时的风云人物又起热谈，呈现各自不同的观点。
一，关于宋彬彬的主要热议
热议的中心话题主要两个。
一个是关于她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中的行为。其一是８月５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发生的、女学生殴打副校长卞仲耘致死的事件中，宋彬彬应负什么责任？以及她在随后的８月１８日上天安门为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个话题是，后来宋彬彬愧悔了。２０１４年，她来到中学母校，向当时受迫害、遭殴打的教师们道歉，向卞仲耘副校长的亲属表示道歉。结果，来到现场的老教师们表示原谅当年的学生，但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出公开信，拒绝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为什么时年９３岁的王晶垚不肯原谅、不接受宋彬彬道歉？
二，宋彬彬希望表达道歉的愿望在晚年趋于执着
以笔者所知，宋彬彬希望向人们表达，她对文革初起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愧悔，要向当年受迫害、受伤害的人们道歉。这样的愿望进入２１世纪以后越来越强烈。
２００７年，宋彬彬参与母校遴选她为“知名校友”，引起抨击，她自述因此“心力交瘁”，认识到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即便如此，她要向公众道歉的信念也没有改变。
她以数年时间陆续写出文字讲述自己的想法，最后定名《４０多年来我想说的话》。起初丈夫不让她发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丈夫去世后，宋彬彬把长达１·２万字的文章传播于网络，很多人读到了。
似乎平静的思想江河水面下，其实始终涌动着反思文革，追索浩劫源头的激流。激流所至，有人失语，有人深思未解，但有的人大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来到中学母校，当众宣读道歉，就自己在“红８月”中前后言行向母校受迫害受侮辱的老师和同学道歉。这件事促使宋彬彬下决心也回母校表示道歉。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宋彬彬和若干当年的同学一起来到母校，当众向年迈的老师道歉。宋彬彬作讲话《我的道歉和感谢》是面对公众的，到场者有２３名老师，３１名校友和１１名记者。
当着媒体记者，宋彬彬和几位校友一起向卞仲耘的铜像鞠躬。
宋彬彬道歉的报道包括照片，随即刊登在若干报刊上，在网络世界里广为传播。但是，她的道歉没有像陈小鲁那样得到广泛的良好评论，而是赞同与抨击并起。赞同者认为是良心发现，具有反思精神，是进步；抨击者说她识见肤浅，辩白多于自身解剖，态度不够诚恳。
当此之时，人们特别关注王晶垚的态度，因为在“红８月”里失去妻子卞仲耘的他应该是宋彬彬道歉的第一对象。
三，王晶垚为什么拒绝宋彬彬的道歉
对宋彬彬、刘进在北师大实验附中的道歉讲话，王晶垚非常关注。他的反应比起７年前为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致校长公开信时要快了许多，半个月后就发表了拒绝道歉的公开信。
公开信说：
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王晶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７日
除去书面文字，王晶垚所以拒绝接受宋彬彬道歉还可以注意到两点，一是宋彬彬的勇气没有达到邀请王晶垚到场从而当面致歉的程度。
２０１４年“道歉会”之后有一个说法，“她们”（不知具体指哪一位）邀请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但王学谢绝。对此说法有存疑之处。王晶垚没有接到邀请不必说了，他和卞仲耘有４个子女，３个子女都表示不知道此事，没有听大姐王学言及（王学已在２０２２年去世）。时年９３岁的王晶垚的身体确实比７年前衰弱了，但即便天寒，出席会议是做得到的，这是本文作者可以证实的。不管怎么说，这个场合第一个应受邀请的受害者亲人是王晶垚。
王晶垚经历过战争风云，经历过大磨难，性格坚强，做事执着，这是笔者与他多年交往之后的认识。他经得起“道歉”那样的场面。
既然“道歉会”的主办者对着物化的卞仲耘铜像鞠躬了，为什么不去向健在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说一声道歉呢？宋彬彬没有迈出这一步，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应该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替代王晶垚失去妻子的痛苦，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痛苦。
２０１４年４月，王晶垚收阅刊登了有关“道歉”报道的报纸和杂志。对这些报道，包括网络文字，王晶垚仔细阅读。
四，关于宋彬彬道歉的语言尺度和反思深度
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宋彬彬的道歉语言和认识程度都是王晶垚不能认同的。
王晶垚读到宋彬彬的道歉讲话以后表示：“这是错误吗？这是罪！”这当然是王晶垚本人的看法，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去。在生命意义面前，道歉显得轻飘。
中文语境里有若干词语用来表达对他人的歉意，“道歉”所表达的，比“对不起”“请原谅”要更有一些分量，但远不是深切表达，因为“八五事件”涉及戕害生命。联系到她的“戴袖章”举措负面影响了千万人的行为，再联系到她于２００７年参加母校“知名校友”遴选过程中对“戴袖章”表示出的态度，不是一句两句道歉就可以包括尽的。
但是宋彬彬表达的致歉用语，说到“道歉”为止。
说到宋彬彬的认识程度，则是言及“反思”为止。
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以后，宋彬彬有一系列言行应该言及，应该反省反思，其事不止于“八五事件”夺去卞仲耘生命。她在就读的中学母校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成为“学代会”副主席，再到“８·１８”戴红卫兵袖章，此后又参加多种政治活动，都表明她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在校内外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极为广泛。她应该反省这一系列言行是怎么来的？
２００７年选入中学母校“知名校友”，增加了宋彬彬应该检讨的地方。如果说，她当年上天安门戴袖章存在偶发因素，但她２００７年参选“知名校友”则完全是有意为之。这次参选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为“文革”站台。使得有着她身影的那个文革符号更加凸显，催人勿忘。这一点，王晶垚在２００７年的公开信中就已经指出，但是此后的宋彬彬意识到了吗？
宋彬彬在文章中和道歉会上，是将“道歉”和“反思”联系在一起作表述的。此后十多年，她反思了哪些呢？是不是说了“道歉”，对文革行为的反思也就停止了？她的反思包括哪些内容，正是王晶垚等着要看到却没有看到的。
实际上，王晶垚接受宋彬彬道歉的大门，经历２００７年“知名校友”风波之后，就基本上关闭了。２０１４年的道歉没有被接受，是一个逻辑发展的结果。
王晶垚、卞仲耘和子女们。这个家庭的完整被大劫难打碎了
五，宋彬彬和王晶垚身后会延续什么
现在，王晶垚（２０２１年１００岁时辞世）和宋彬彬都走进了历史。人们从此要用历史眼光看待他们。
如何看待他们、看待宋彬彬的道歉和王晶垚的拒绝？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很正常。因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非黑既白两种颜色，世界是多色调的，不同观点尽可以相向诘问。这也是历史学家和无数历史专题研究者要记述、评述和参加进来的。
以笔者的看法，是愿意接受宋彬彬道歉的。她的道歉深度，可以是下一个要提出的问题。道歉是前提，是良知觉醒的开端，走向和解的开端，应该得到嘉许。对问题的认识，可以逐步发展、深化。
但是王晶垚不接受宋彬彬的道歉，有他的道理。他完全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
历史是根据人物对社会影响的大小或深度来记述来评价的。影响深广一些的，在历史叙述中会有较长的留存，历史评论更多。由此看来，宋彬彬的社会影响度更大。她不仅涉及在“８·５事件”中应该担负的责任，还包括大劫难初起时从校园大字报到天安门上“戴袖章”，再到串联湖北等等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８·１８”那张传播极为广泛以致成为“文革”符号或标签的照片。这幅照片在现代历史上的负面影响究竟有何样的深广？包括２００７年宋彬彬参选“知名校友”风波中对这张照片的站台背书，可以成为一个研究专题。
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促使人们深长思考，在记述历史的时候，要不要把中国现代历史上痛苦的疤痕或符号也写进去？其中包括宋彬彬留下的历史符号？
每一个个体都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即便是对集体追责也要具体地落到个人头上，哪怕偶一为之也是个人行为。
在劫难年代里发生了多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以“无知”“被利用”“身不由已”的理由来逃避责问。这常常引起反问：知识储备为什么不足？为什么不独立思考？错误潮流涌来，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这样的反复问诘将会延续很久，不是一两代人就可以终结的。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
【各抒己见】
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沈乔生·
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过世，不出意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几年前，陈小鲁出来道歉时，我在文章中就表示应该欢迎，可能几句话夹在一篇文章中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次，我郑重表示：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或许有人要问，他们是北京红卫兵，当时你是一个上海初二学生，跟你什么关系？用得着你跑出来接受吗？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大运动，最初是从上海、北京发起的，而又从北京幅射到全国，九洲大地都一样，受迫害者成千上万！从首都北京、魔都上海，到边陲小镇，到处都有残酷、野蛮的暴力横行，无一例外。
所以，每个真正的受害者和受害家庭，都有权利接受道歉。
简单说说我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商人，１９５０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上海南京路上开店。我的母亲是虹口区体校的医生。在文革中，父母遭到批斗。母亲被关进牛棚，遭到野蛮的殴打，造反派、红卫兵用铁链条抽打她的脑袋，把她一只眼睛抽瞎，满脑袋都是血块。她之所以没有自杀，只是因为想到如果自杀了，她的子女就成了现行反革命的家属。我们家遭到毁灭性抄家，被扫地出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我是一个初二学生，那年１５岁，却遭到红卫兵的迫害。在复课时，一群人手执皮鞭，冲进教室，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抽打我。毕业前夕，学校说我为反动父母翻案，把我关进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班结束，我直接去了北大荒。现在我是职业作家。
所以，我是以文革受害者的身分来说话。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真正的根子在哪里，祸起何处，每个参与者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无须冒领，也不能少承担。
其二，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应当承担她的责任，道歉就是承担的表现。现在没有证据说她直接动手打人，那就不能说她是凶手。如果以后出现证据，那就以后谴责。我认为，在殴打卞仲耘致死的过程中，如果宋彬彬动手了，参与了，以她的“标杆”身分，一定会被发现，不可能隐瞒。
在当前文革遗毒远没有肃清之时，我们需要这样的道歉。清除文革的遗毒是个大工程，这是这个大工程的有效的一部分。美国都能接受她去读博士，接受她担任公职。我们却连接受道歉的肚量都没有吗？
至于卞校长的丈夫不接受道歉，我完全理解，他要的是查出杀害他妻子的凶手，惩办凶手，这个目的远没有达到，他当然不接受。他不接受的是清查不力者的道歉，不接受的是凶手的道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光天化日下的行凶者至今没有查出来，怎么叫王先生不愤懑？
而我接受的是陈小鲁、宋彬彬的个人道歉。我看过宋彬彬的几篇文章，我认为，她的陈述基本是真实的，没有掩盖事实。她对学校事态的演化负有责任，但她没有直接行凶，也不是行凶的幕后策划者。
我清晰地表明：接受道歉不是要逃避责任，掩盖罪行。
不要指望反思，一下就能深刻！不要指望道歉，一次就能够满意！也不要指望清查，一次就水落石出。
第一步都不允许走出来，一下子就要到一个至高的水准，可能吗？
我家曾经遭到毁灭性打击，至今没有一人说要来道歉。
有人说，道歉是解开衣衫的第一个钮扣。如果第一颗钮扣都不解开，这身又脏又丑陋的蛤蟆皮就将永远裹在我们身上。
我们民族历来没有反思和忏悔的习惯，几年前当陈小鲁出来道歉时，我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是，因为民众的不理解，不接受，好事情没有延续下去。
反过来说，即使是被迫害者，我们也还不懂如何接受道歉，也没有做好接受道歉的心理准备，也没有想过如何从总根子上反思，从制度上反思。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德国。德国人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思，大家都知道，我不赘言。
我讲另一件事，２０００年，四个来自苏北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潜入南京玄武湖旁一栋别墅，杀死了德国人普方先生（时任中德合资公司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和他的妻子、儿子、女儿。死者的母亲赶来了南京，悲痛之余，她要求不要对犯罪分子处以极刑，因为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普方的同事、朋友们募集了一笔钱，定期给犯罪青年家乡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教育，脱离贫穷、愚昧。他们相信，如果普方先生在世，也会赞成这么做。一个曾经被纳粹统治的国家，浴火重生，民众竟有如此高贵的精神状态，令人肃然起敬。
对于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我们应该站在人性的高度来理解，这是现代文明的要求。接受他们的道歉，是对曾经狂热的年轻人的拯救，是给还没有走出黑暗的灵魂投进一道亮光。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青年时期的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而杀死他一生。
有人说，他们的道歉只是为了不给人牵头皮，求得自己内心的安静。我承认，这种现象肯定有，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要问，其中有没有真诚向受害者道歉、真诚反省的呢？当然有，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呢？所以，我们胸襟要宽一些，目光放远一些。许多人都说，道歉比不道歉好。当然，接受不接受是个人的自由。
对那些依然在怀念文革的人，对于那些千方百计掩盖文革中自己行径的人，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无疑是一个进步。他们的道歉是对上述言行的有力的反对和揭露。
我们不难发现，文革中的相当一部分受者都是参与者，有的还是各个时期的施害者。这说明，文革的流毒在我们许多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甚至深入骨髓。要使文革不再上演，乃至绝迹，就必须有全民的反思和忏悔。道歉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忏悔不是人类的天性》。忏悔不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和游泳一样，是要人后天学习的。要给所有的人创造学习的条件。
如果在这片土地上，至今还有一半人在怀念文革，憧憬文革，那么文革就可能重新发生。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彻底从人们脑子中清除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小鲁他们至少是我们的同盟军。
道歉了不等于说不能再追究，无伦何时何地，还原事实、追查真相永远是道歉的前提！
我再次郑重表示：我接受陈小鲁、宋彬彬的道歉！
□ 来源《虚构与未来》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５日
～～～～～～～～～～～～～～～～～～～～～～～～～～～～～～～～～～～～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三）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１０b）
◇ 中国特色的悼念式抗议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
１月１１日，当灵车驶向八宝山时，首都百万人，不分男女老幼，自发地伫立在数十里的西长安街两侧，在寒风中挥泪送别，灵车缓缓驶近时一片哭声。灵车过去了，人们仍伫立不动，坚持数小时，等待灵车回。这种动人的场面，中外古今未曾有过。新华社写了长篇通讯，姚文元下令一个字也不准报道。《人民日报》却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１月１４日的头版头条发表一篇长文，题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第一句话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此举伤害了人民的感情，读者无不愤慨，有人当街将报纸撕个粉碎，踩在脚下。曾任中央警卫团团长的张耀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严寒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车。主席看了简报后沉默多时。张玉凤三次请主席吃饭，主席不作声。后来汪东兴又请主席吃饭，主席怒骂：‘滚，滚！都滚开！你们对我封锁新闻。’”〔２８〕伟大领袖都被“封锁新闻”了，何况老百姓？
治丧期间，姚文元指令媒体尽量淡化宣传，不发全国性的专题消息，压缩外国唁电的版面，说是不能影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
治丧委员会声称“丧仪改革”。早不改晚不改，轮到悼念周恩来就改革了。通知说：“不准设灵堂，不准带黑纱，不准送花圈。”北大党委再加两个不准：不准去天安门，不准开追悼会。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违抗民意，压制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不料压出一个天安门运动。群众的愤怒终于在清明节前后爆发，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悼念为形式的抗议活动。尽管压制人民的表达自由，但人民总能找到合理、合法的形式来进行表达。１３年后，又一次爆发以悼念胡耀邦为形式的天安门运动。在中国，显示了在压制中寻求表达的强有力的政治逻辑。
自２月起，全中国就不安定了。重庆、福州、武汉、贵阳、郑州、西安、太原、合肥、杭州、南京等地先后发生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其中尤以南京最为激烈。３月２８日，南京大学数学系师生４００多人抬着周恩来的巨幅画像和大花圈，绕道繁华的新街口，来到周恩来曾居住和战斗过的梅园新村，进行缅怀和纪念。沿途市民自动加入，成为南京市反“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而后数日，学生和市民游行集会不断。由于官方不报道南京的消息，学生们在南京车站坚持１０多个小时，用油漆或柏油在过往的列车上刷了１９８条大标语：“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批周必乱，反周必亡！”“怀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等等，把南京群众的抗议消息随着列车送到北京和全国各地。
４月１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不料，中南海墙外也闹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北京人涌向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所献的花圈、诗词，借题发挥，矛头指向文革新贵和“秦皇专制”。除了悼念周恩来，还有怀念杨开慧的。广场上响彻《国际歌》的歌声，没有人唱《东方红》了。长久以来，政治空气沉闷，有话无处讲，现在好了，来到天安门广场大讲特讲。这里是自由的海洋。四面八方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来的就是战友，可以尽情倾诉，可以高声朗诵。文革的发动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从“中央文革”，奉旨造反；文革的结果，却是对煽动造反者的造反，其中不乏觉悟了的红卫兵。这才是下层对抗上层的真正的造反。奉旨造反，高喊“造反有理”；真正的造反，却被认为造反无理，力图镇压。
４月２日北大党委召开总支书记会议，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更不要送花圈，说“斗争很复杂，还在走的走资派在继续对抗”。
４月３日，天安门广场旗杆下出现一个“北京大学革命教师怀念周总理”的马蹄莲鲜花花篮。这是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花篮海洋里唯一来自北京大学的。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北的灯柱上，又出现一朵大白花，上面附一段悼词：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在广场成千上万的花圈海洋中，我们这朵白花显得太拙劣了，可是就连这样普通的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扎，不准花圈出校园。我们只能在校外扎了这朵平常而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都扎在这朵白花中。敬爱的周总理，您是理解我们的。
下面署名“清华大学几名工农兵学员”，这是唯一来自清华大学的悼念。广场上的人群，一批又一批地朗诵这几句悼词。有人高喊：“打倒迟群，打倒谢静宜！”
北大的一个花篮和清华的一朵白花特别引人注意，大家知道这是抗争中的悼念。
北大党委如临大敌，下令追查，并要求各单位保证，决不允许再有花篮、花圈出校门；随后，封锁了校门。很快查出来，花篮是亚非研究所的教师丁始琪送的，花篮不是经校门送出去的，而是在城里购买的。党委给丁始琪办“学习班”，变相软禁，使她失去了自由。清华的“白花事件”涉及９名学员，被迟群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为首者周为民竟遭逮捕。北大、清华历来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是走在前列的，在这一次的天安门运动中不得不缺席了。
夜里，王洪文到广场打着手电查看纪念碑周围的花圈和诗词，随后打电话给公安部：“我刚到天安门前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是准备秋后算账的。
４月４日是清明节，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达到高潮，这一天，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者达２００多万人次，天安门广场乃至天安门前的观礼台都摆满了花圈。有人贴出一首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后来知道，作者是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该诗被竞相抄写传颂，成为广场上的代表作。有人将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出现万人齐唱的动人场面。
傍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可以俯瞰天安门广场）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华国锋主持，联络员毛远新参加。吴德在会上报告说：“在纪念碑前献花圈２０７３个，花圈最大的直径为６米，献送单位１４００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有４８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１９７４到１９７５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天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吴德提供证据了吗？没有，对于打倒的对象无论怎样声讨、谴责都是不需要证据的。政治局认为，天安门广场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还没有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将要散会时，姚文元收到《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送来的一张条子，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暴跳如雷，指着吴德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演讲？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是右倾。”吴德说：“我在这里开会，怎么会知道。”吴德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打电话，问有无此事，政治局的意见要把他抓起来。吴忠说确有此事，现在听众很多，不好下手，要抓也得在听众散去后再抓。吴德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未获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在上面发号施令好说，下面执行的人不好办。吴德正为难之际，吴忠打来电话，说那个人已经抓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不是发表演讲，而是朗诵大字报。４月４日，在纪念碑西南角贴出一篇声讨江青的檄文《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陈子明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有一只手从后面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意思是让他念。他就和身旁的另一青年朗读这篇檄文。他们俩念一句，周围的几十个人重复一句，以传给更远的人们。由人群组成的“扩音器”发出的呐喊声在广场上回荡。人们欢呼：“写得好！”陈子明嗓子念哑了，另一个人接替他念。吴忠说“那个人已经抓起来了”，就是接替陈子明的人。〔２９〕
江青又生一计。她一看手表，说现在已经过了１２点，清明节过去了，悼念活动应该结束，天亮以前把全部花圈送到八宝山。政治局原定４月６日收花圈，江青的意见提前了两天。吴德顾虑会激怒群众，惹出乱子，希望放宽期限，做好说服工作。最后，华国锋附和江青的意见，对吴德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
４月５日凌晨，群众到天安门广场一看，花圈已荡然无存，夜里守卫花圈的人被抓。果然群情激奋，一下子聚集了１０多万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有人说花圈都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于是就群起冲击人民大会堂。有人说广场东南角的一幢小楼是指挥所，于是就点火烧小楼。见了公用车就砸、就烧，尽量发泄。
４月５日，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天安门广场动态和政治局讨论情况，其中说道：“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组织活动。”
下午，政治局又开会。张春桥特地通知邓小平参加，劈头盖脸地大骂：“你就是纳吉！”〔３０〕邓小平一言不发。３月下旬，在“批邓”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弄来一帮清华、北大的人列席，炮轰邓小平，他也是一言不发。最后，他开腔了：“聋子不怕响雷轰，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两句话传出来，民间为邓小平的顽固态度叫好。会上，毛远新念了毛主席的条子：“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语不成句，毛远新做了解释。同样的事件，发生在首都，性质就变了？发生在首都的天安门，性质就变了？什么道理？没有道理。张玉凤提供的材料，他倒是讲了一些道理：“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３１〕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回忆录中也说：“毛泽东听了华国锋、吴德、江青、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汪东兴等的多组汇报后说：‘悼念总理，反的是当代秦始皇毛润之，打倒、铲除的是江青、洪文、春桥、文元，再加上华国锋，迎接邓小平复辟上台。’”〔３２〕根据毛“性质变了”的指示，政治局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讨论如何进行镇压。王洪文说要调１０万民兵。吴德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王洪文问能调多少？倪志福认为顶多也就两三万人。吴德说调两三万人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情况更混乱。张春桥则说，可以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动员群众离开。江青指着吴德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不断地放。”华国锋等人同意由吴德出面讲话，并决定：６时广播讲话，８时出动民兵。
吴德于６︰２５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吴德的威胁性语言没有奏效。广场上的人，走的没有，来的不少；因为正值下班时间，人们离开了车间、办公室没有回家，直奔天安门广场。接着就应该清场。吴德、倪志福与吴忠商量，吴忠说：“广场上的群众那么多，民兵进去，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责任？”吴德说：“政治局决定８点出动民兵，怎么办？”吴忠说：“绝对不能８点出动，只能采取拖的办法，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要出问题。”８点到了，华国锋不断打电话催问吴德、吴忠，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吴德再次与吴忠商量，吴忠还是坚持不能立即出动。他们编了几条不能立即出动的理由，例如，工人刚下班，民兵都是挨家挨户找来的，集合不容易等。其实，民兵已经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待命，就是按兵不动。到了１０点半，在人民大会堂楼上用望远镜观战的华国锋、陈锡联又打电话催问，他们对二吴很不满意。
经过天安门的公共汽车末班是１１点，大部分群众乘末班车回家了。１１点半，吴忠向吴德报告，广场上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左右，聚集在纪念碑下坚决不肯离开的只有２００多人，现在可以清场了。政治局的决议，被吴忠打了折扣，但避免了大规模流血事件。党国要人华国锋等人的政治智慧不及一介武夫吴忠。
清场时，打开广场的全部探照灯，以示威吓。出动民兵１万人，公安３０００人，卫戍部队５个营，手持棍棒，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驱赶，其间免不了扭打，有人流了血，但总算没死人。这次事件，几天中前后逮捕３８８人，立案追查１９８４件。
凌晨３时，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提出书面报告，其中说天安门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之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还说：“只打击表面上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３３〕文革初期，毛针对刘邓派工作组问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文革的收场，却轮到毛自己扮演“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了，镇压的劲头比派工作组厉害得多。他说：“好，好，好。”他能好得了吗？
４月６日，天安门广场戒严。
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不通知叶剑英、苏振华，做出两个决议：第一，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做出《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决议》；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的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做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议》。党章上并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设置，这是法外立法。任命国务院总理、撤销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可以决定的吗？这是有法不依。１９５４年宪法固然已经作废，但一年前，四届人大刚通过的１９７５年宪法，其中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就连文革宪法及依据它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到了这时，真是无法无天！
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虽然被当权者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一时遭到镇压，但人民称之为“四五运动”，奠定了日后粉碎“四人帮”的民意基础，并赋思想解放运动之先声。
◇ 北大的清查和冯友兰的捧场
迟群、谢静宜、王连龙等人以高压姿态在北大肃清“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影响，搞群众性的清查，鼓动检举、揭发，追查“反革命谣言”，威逼２４７９人，查出各类“政治谣言”３４２０条；强迫群众交出所谓“反动诗词”５４２首、“反动照片”８９张。燕园一片恐怖。
冯友兰适时献上一首长诗，题为《天安门广场几个苍蝇碰壁》。他谴责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使“神州再沉沦”“国家变色颜”“中华随逆流”；他欢呼镇压：“害人之虫誓扫尽，捉鳖那怕下五洋。碰壁苍蝇大惊慌，捣乱失败至灭亡。”冯友兰哲学系的同事王永江、陈启伟评论道：“杀机毕露！这同他当年跟着蒋介石咒骂共产党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那副反革命凶相一模一样。”“从蒋介石王朝到‘四人帮’横行之时，这位顾问都是助纣为虐，用笔杀人的。”〔３４〕
天安门事件以打倒邓小平告终。不幸，１３年以后天安门事件又重演，但邓小平完成了角色转换。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反而获得人民的拥戴，成为复出的巨大政治资本。１９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暴徒”，又把老本输得精光，留下千古骂名。鲁迅在《端午节》一文中说，起初在街上看到当兵的打拉车的，总是愤愤不平。后来一想，倘若拉车的当了兵，当兵的拉了车，大抵还是照样打。这就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所在，从偶然的街头事件追究某种社会的必然性。当年邓小平是“拉车的”，挨了毛泽东的打；后来邓小平成了“当兵的”，对胡耀邦、赵紫阳还是照样打。他的戏剧性变化，揭示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某种必然性。
◇ “批邓”与“反周”
打倒邓小平，“四人帮”达到了目的。邓小平本人乃始料所不及，他以为毛已托付重任。陈云曾问正在进行全面整顿的邓小平，摸准主席的脉没有？邓小平说摸准了。陈云后来说，看来他没有摸准。〔３５〕只有周恩来摸准了“主席的脉”。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８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经验主义的批示，吴德“鼓了很大的勇气”，批评“四人帮”。周恩来在３０５医院把吴德找来，向他打招呼。周心情沉重地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正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３６〕
邓小平没有看透毛泽东的心计，急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还有一句“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邓小平忽略了，这就没有摸准“主席的脉”。果然，反攻过来，他就“吃不消”了。此时，世间已无周恩来，人有疑难向谁问？邓小平在政治斗争中打了败仗，个人的进退还是小事，严重的是又一次动乱升级，经济下滑，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横扫“邓小平复辟的社会基础”时，千万人受难（本人也在其中，故有切身体验）。周恩来和叶剑英曾劝邓小平要稳扎稳打，他听不进去。形势逆转后，叶剑英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３７〕
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第一号目标，还不是邓小平，而是周恩来。早在文革之初，“中央文革”就提出“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旧政府”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周恩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刘少奇“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又说“那个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来”。“那个最大的保皇派”当然也是指的周恩来。〔３８〕
林彪覆灭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传回林彪死无全尸的照片，周恩来见了号啕大哭。在场的纪登奎说：“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您该高兴，对不？”周摇着头，连连说：“你不懂，你不懂！”〔３９〕如果有关党国命运，说出来纪登奎不会不懂。实际上，周痛苦的是：“不能说，不能说！”周对中国政治的险恶了然于心，对毛泽东的为人深知其诡。他可能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是继刘少奇、林彪之后的第三个？〔４０〕周恩来明白，在刘少奇、林彪之前，５０年代毛第一个想扳倒的就是他。此刻，周恩来也并非神经过敏。林彪事件之后，毛的心腹谢静宜就说过：“现在不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而是‘林周反党集团’的问题。”〔４１〕周未必知道谢静宜透露的这个重要信息，但他清醒地知道有人要打倒他，他顽强地苦斗，不让人打倒。
林彪垮台后，反对批极左，批投降主义路线，“批林批孔批周公”，揪现代大儒，反经验主义，批投降派……一箭又一箭，箭箭都以周恩来为靶心。经五六个回合，他依然站立，直至生命的终点，打而不倒，此乃伟大胜利。可见，周恩来化解来袭的太极神功何等了得！邓小平只经“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回合就倒了。两个政治家的水平高下立现。１９６７年，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说：“打倒刘少奇，毛主席只不过动动小手指头。”对付周恩来，毛十个手指头都动了，再加“四人帮”的四十个指头，五十个指头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四人帮”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背后就是毛。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批“四人帮”，说他们“批林批孔”“批邓”另搞一套。“四人帮”搞的一套，就是毛的一套，根本不存在两套。区别在于，“四人帮”是一反到底，而毛常在反与不反之间荡秋千，因为他知道“批周民必乱，反周民必反”〔４２〕。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到１２月，毛指示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批判周恩来的投降主义，江青说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１１次路线斗争”（没有想到，后来“第１１次路线斗争”的帽子被华国锋扣到了江青自己的头上）。外交部的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非但被指派参加政治局会议，而且充当毛与政治局之间的“桥梁”，每天汇报情况、听取指示。明明是毛怂恿反周，他又对周当面安抚、羁縻。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会见尼伯尔国王比兰德拉时，与陪同会见的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指着王海容、唐闻生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你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４３〕王、唐二人私下发牢骚：“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４４〕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时，毛又对王海容说：“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４５〕所以，外交部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兴风作浪，大反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追查他们与江青的关系。王海容拿出录音，一听，是毛的声音，追不下去了。
毛的上策是控制医疗，让周死在前面。周一死，毛终于出了一口气。周逝世后，４０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写信，要求他出席追悼会。其中就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吴忠说：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４６〕
吴忠的“很不理解”，也是当时许多人的“很不理解”。吴忠还强调：“当时不理解，现在（２０１２年）也不理解。”如果能听到毛自己怎么说，不理解的就理解了——预告１月１５日举行追悼会，１月１２日，毛说：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利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４７〕
悼词原稿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毛一笔勾销。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都在为周恩来争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发声。１９７７年１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周恩来逝世周年祭，《人民日报》发的悼念文章由民间封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虽然不在了，贬周与颂毛，在这两个人的身后还在继续。“凡是”派汪东兴跑出来训斥《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
“悼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修改过三次的，你们是不是要重新写一篇悼词？”
政治斗争像打仗一样，首先要保存自己，才能压倒对方。要保存自己，不得不妥协、退让，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旗帜鲜明，大义凛然，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形势恶化。周恩来暗中抵制，迂回曲折，以柔克刚，但原则上损失太大。周恩来“以革命为情侣”（李劼语），为了心爱的“革命”，个人忍辱含垢，劳心折寿；但于国于民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如果周恩来被打倒，对中国社会的震荡，会远远超过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刘少奇的根基是党务系统，林彪的根基是军事系统，而周恩来扎根于党、政、军各个系统，特别是门生故吏、下属旧部遍及统战、情报、外交、文化等子系统，株连所及必将祸害一大片。
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人物，有关争议不少。一个匈牙利人发表了公允之论：
周恩来是在明智地权衡各方的利弊之后，才决定这样做的。
这位总理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公开反对毛泽东，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利益。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予一定的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还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４８〕
◇ “梁效”发出“大进攻的信号”
“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梁效”主要是做“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的文章。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梁效”大做批判性的政论文章。这是“梁效”最疯狂的时期。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李家宽正带领“梁效”的人马在大寨活动，迟群、谢静宜从北京打电话，通知“班子”速回，有重要任务。
“梁效”们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清华、北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并领受姚文元下达的“重要任务”，由两个“尖刀班”之一的钟哲明小组，写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发表于《红旗》杂志１９７５年１２期。１２月４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在头版头条转载。这篇文章，从清华、北大的“大辩论”杀向全国，发出了新的“路线斗争”的号召，被“四人帮”的各地的拥戴者称作“大进攻的信号”。文章中说：
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
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梁效”的矛头直指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以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文中还把周总理的言论当作“右倾翻案风”，批了周总理关于招生问题的指示：“从个别专业中试招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当时有人就说：“这话是周总理讲的，不能批吧。”迟群说：“周荣鑫讲过的就可以批”“谁讲了谁吃哑巴亏”。他们以批周荣鑫为名，把周恩来、邓小平的言论也作为“奇谈怪论”来批。以后，“奇谈怪论”成了一个针对“大辩论”对象的专有名词。
接着，“梁效”的另一个“尖刀班”范达人小组，又领受了“重要任务”，写作《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文章的内容是针对胡耀邦、李昌在中国科学院发表的言论，同样也指向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姚文元说：“科学院暂时没有力量，由两校大批判组来写这篇文章。”他在改定文章时，特地加了一句：“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同样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也是“梁效”发出的一发重型炮弹，将教育界的“大辩论”延伸到科技界，“奇谈怪论”被定性为“右倾翻案风”，说：
前一时期，科技界的奇谈怪论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相互呼应、彼此配合，刮起一阵右倾翻案风。结论是：从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说明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
姚文元嫌文章意犹不足，加上一笔：“难道他们代表党吗？不，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这些什么路线、什么论和什么主义，代表什么阶级，后来都是扣在邓小平头上的帽子。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２期，同样也由《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头版头条转载。范达人说：“这篇文章是在１９７６年春节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当时，我很兴奋……事后看来，此文颠倒是非，扰乱人心。”〔４９〕
从教育界到科技界，下面就轮到文艺界了。李家宽说：“我们已经写了教育界、科技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艺界也要写，一定要写好。”〔５０〕“梁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１９７６年３月６日）。开宗明义就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在教育界、科技界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而且在文艺界也同样煽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翻案，妄图达到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且不说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是不是修正主义，也不说“文艺革命”是不是革命，否定“文艺革命”怎么会导致从文艺舞台到政治舞台复辟资本主义？这正是文章的标题需要论证的，然而内文什么论证都没有，只有断语。这就是“梁效”的文风。下断语，算是文明的，更有甚者，还有泼妇的腔调：“对于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先有毛泽东“放屁”入诗，遂有“梁效”跟着“放屁”入文，还要加粗。
这篇文章出现的“党内那个不肯悔改的走资派”的概念，配合清华、北大和北京市委的“点名批邓”，公开影射邓小平。在文革中，打倒某人，总是先出现代名词：刘少奇的代名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林彪的代名词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周恩来的代名词是“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周恩来打而不倒），邓小平的代名词就是“党内那个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 “梁效”最先点出最大的走资派
在清华、北大暗中“点名批邓”的同时，“梁效”公开制造舆论，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迟群说：“这个界，那个界，解决今后的问题，要找总根子邓小平。”１９７６年２月１２日，《北京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梁效”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中点出“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总代表、总根子”。这样的提法，前所未有，全国未见，引人注目。当天的《北京日报》加印了５万份。
“梁效”送给《北京日报》的初稿并无“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报社排出小样，送市委审查，同时也送“梁效”校阅。２月１１日晚上，李家宽召集“梁效”全体人员开会，迟、谢也参加了。李家宽说：“迟群看了文章，加了几句话，征求大家的意见。”接着就念迟群加的几句话：
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
迟群得意扬扬地说：“这个提法是第一次见报，叫《北京日报》立即发表，我要买５份。”李家宽说：“买５份就不要说了吧。”迟群大声地嚷：“你照我的话说，就说我要买５份。”并问谢静宜：“你同意吗？”谢狡猾地说：“我同意。但你写的字别人认识，改一下。”于是，李家宽用橡皮把迟群加的那几句话擦掉，另行重写。
“梁效”通知《北京日报》派人来取稿。王世敏对来人说：“这是两校大批判组集体定的稿。根据运动的发展，现在需要这样提。希望你们明天见报。如果你们明天不发，以后就不要发了，会有别的报纸来发。如果你们明天发，迟群、谢静宜要各买５份送人。”最后，她郑重地说：“这不是开玩笑。你们如果有事联系，我们整夜都有人。”
《北京日报》将“梁效”退回的小样和王世敏的谈话记录向市委请示。市委的负责人吴德、倪志福、丁国钰、贾汀都在场。他们认为，中央报刊还没有公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和“最大的走资派”，《北京日报》是否应该发表“梁效”的文章？丁国钰提议问一下小谢。吴德便到另一个房间打了一个电话，回来说：“就这样发吧，小谢说研究过多次了。”
吴德和谢静宜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吴德说：“现在报上还没有这个提法。”谢静宜说：“明天报上一登，不就有了吗？”吴德还想探个底细，问：“要不要请示主席？”谢说：“那不是让主席为难吗？”她哈哈大笑。人们都以为谢静宜是传达天庭秘示的人，吴德只好同意《北京日报》明天见报。第二天，《北京日报》给“梁效”送去５０份。〔５１〕
◇ 歪曲和篡改阶级斗争学说
“梁效”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主题是：
毛主席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完全说反了。毛泽东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正好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以前的法国历史学家的贡献，但仅仅是对历史现象的描述。马克思把它提升为理论，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马克思的贡献在于论证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必然性、历史性。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灾难，不是错在理论本身，而是斯大林、毛泽东歪曲了理论，错误地运用理论。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主观上“抓”出来的。１９５６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宣布阶级消灭了，但阶级斗争还存在。这种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当时人讥之为“有墙无砖论”，就是人为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据１９５６年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中国是不可能消灭阶级的，非说阶级消灭了，就是人为地消灭。阶级斗争可以人为地制造，阶级也可以人为地消灭，完全抹杀了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进行所依赖的必然性。毛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个没完，这就用永恒性代替了历史性。在斯大林、毛泽东那里，阶级观念、阶级分析、阶级斗争都具有主观性、人为性、永恒性。毛泽东还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八亿人口”和“斗”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他是想说：不斗何以驾驭这八亿人口？阶级斗争理论变成一种操作方法，乃弄权牧民之术。开进学校的军宣队深得毛语录之精髓。北大的军宣队负责人就说：“在学校里，一年半载要抓一次右派。不树立对立面，我们就站不住脚。”〔５２〕迟群的口头禅是：“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他们就是靠一个“斗”字来统治学校。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际上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越抓越不灵。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只取四个字：阶级斗争。他对这四个字的含义只取了一半。《共产党宣言》中说：阶级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５３〕有一种破坏性的阶级斗争，结局是同归于尽。毛泽东抓阶级斗争越抓越不灵，就因为他所进行的是破坏性的阶级斗争。破坏性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又把它归之于阶级斗争抓得不够狠；抓阶级斗争一狠再狠，“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昨日的革命者成了今日的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进行破坏性的阶级斗争的典型，只能在泥潭中愈陷愈深。事实证明，中国的出路是从根本上废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纲。
◇ 何谓“本质上的联系”？
“梁效”又把“孔老二”这个标签贴到邓小平身上，不管贴得上贴不上，硬是要贴。姚文元给了“梁效”一个题目：《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尖刀班的范达人、何芳川、陈先达三个人，费尽心机，查遍邓小平言论，找不到“孔孟之道”，只找到一句“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已是成语，难以承载“孔孟之道”。文章是一定要做的，怎么做？他们三个人和《红旗》杂志的编辑一起讨论，决定把邓小平和“孔孟之道”从本质上联系起来。何谓“从本质上联系起来”？孔老二要复辟，恢复周礼；邓小平要恢复文革前的一套，也是复辟。从复辟这一点来说，构成“本质上的联系”。这也是运用了他们的顾问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事后，范达人不得不承认：“于是，我们便牵强附会地写出了这一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将邓小平与孔孟之道连在一起。”〔５４〕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天安门事件后，罢了邓小平的官，“批邓”升级。迟群传达江青的指示：“批邓要与天安门广场事件联系起来，说明邓小平代表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利益；批邓要同整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同党内大大小小走资派联系起来才能深入。”〔５５〕“梁效”一连发了《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８日）、《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对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剖析》（《人民日报》，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８日）、《用革命舆论粉碎反革命舆论》（《红旗》杂志，１９７６年第５期）等杀气腾腾的文章。范达人承认：“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但是，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有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实质上是总后台。”〔５６〕邓小平的言论中找不到“孔孟之道”，就说是“本质上的联系”，邓小平没去天安门，就说是“实质上的总后台”。“梁效”的论证，就是不要事实、没有证据可以从“本质上”“实质上”构陷成罪。
◇ 从“批邓”到“批一层人”
此外，“梁效”还发表了影射华国锋的《再论孔丘其人》《宋江一上山就……》等文章。李先念在一个会议的发言中说到“现在不是知识私有，而是知识没有”；“梁效”针对他发表了《林彪一类鼓吹“知识私有”居心何在？》。在《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文中，批判了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人民日报》约“梁效”写了一篇《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事件》，其中说“在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之间有一只黑手”。宋柏年指着旁边一个人穿的绿裤子说：“如果有一只黑手的话，很可能是穿这个的（即穿军装的）。”执笔者以“这只黑手”影射当时主持中央军委的陈锡联。总之，在这个时期，“梁效”四面出击、万炮齐轰，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梁效”除了发表文章，在“四人帮”的授意下，还编发所谓“批判材料”。“四人帮”提供中央文件、会议记录，“梁效”印发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发言》《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的插话》《邓小平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胡耀邦汇报时国务院负责同志插话》《江渭清同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材料》《铁道部长万里的讲话摘录》及《国务院工作会议记录》《国务院钢铁会议记录》等。这些材料中，除了邓小平的讲话，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插话。“梁效”以“批邓”为由，将与邓小平有关的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的言论都列入了“批判材料”。他们还搜集地方上的负责人讲话，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挂上钩。
迟、谢布置“梁效”搞一个《邓小平言论摘编》。据宋柏年交代，迟群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说：“根据当前运动的需要，全国迫切需要批邓的材料，光说批邓，没有材料怎么批？……现在你们要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当作头等大事，把《邓小平言论摘编》搞出来，像《林彪与孔孟之道》一样，懂了吧？”迟群特别强调：“总的要求是把最尖端、最典型的话摘出来，要编得精彩，活画出邓小平这个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面目。”〔５７〕“梁效”组织了２０多人，日夜突击，从６月初到７月１日，六易其稿才告完成。其中“精彩”之处，例如，摘了邓小平的一番言论：
“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横下一条心，拼老命”，“复辟就是我”。
然后批判：
对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恨得咬牙切齿，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扑来。
邓小平的言论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讲的。第一个逗号是在整顿铁路时，批评派性严重的单位；第二个逗号是说搞好整顿要敢字当头、下定决心；针对有人把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说成“复辟的纲领”，邓小平才说“复辟就是我”。“梁效”把邓小平的言论掐头去尾、东拼西凑，活画出“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面目”。这是一幅马赛克拼图。
有些材料，连拼凑的原话都没有，而是“×××揭发”“邓对×××的谈话”。×××都是故隐其名。是否确有其人、确有其事？无从查证。
《邓小平言论摘编》原有三个附件，即邓小平授意写作的三个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张春桥、姚文元在改定《邓小平言论摘编》时，将它们抽出来，作为“三株大毒草”单独批判，冠以《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修正主义的标本》《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的标题。“三株大毒草”每株加上几篇批判文章和“梁效”写的前言，形成“三本小册子”。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梁效”炮制的，说什么“邓小平下台了，斗争并没有结束”“批三株大毒草就是要把大小走资派串到一起批”。张、姚三审其稿，多次修改。８月１２日，令迟群、谢静宜将被称作“不以中央名义发的中央文件”的“三本小册子”抛向全国，共印发了８１３１万册。〔５８〕
８月１７日，在纪念毛主席“新北大”题词十周年大会上，王连龙说：“当前，批‘三株大毒草’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掀起学习‘三本小册子’、深入批邓的新高潮。”８月１９日，北大党委举办学习“三本小册子”的学习班，参加者有党委委员、总支委员、支部书记等共１２３人，通过他们去推动全校学习“三本小册子”的活动。李家宽在学习班上说：“‘三本小册子’不是一般的小册子，政治局讨论后通知出版局，第二天就排印出清样，第三天就印出来了，发到全国。‘三本小册子’是在中央指示下搞出来的。”郭忠林说：“这‘三本小册子’是９６０万平方公里上的大事，是８亿人口中的大事，是千年大计……。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８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要求掀起批判“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北大在全校范围开展批判“三株大毒草”、学习“三本小册子”的活动。邓小平授意写作的三个文件，前两个文件已有定稿，后一个文件尚在讨论之中。由于“四人帮”控制了宣传阵地，已有定稿的前两个文件也不为人知。在“三本小册子”中，人们才初次见识“三株大毒草”。讨论中，胆子大的人说：“讲得很对啊！”结果，反面文章正面读，人们对“毒草”的兴趣超过“梁效”对“毒草”的批判。
还有一个《邓小平与机会主义头子言论对照》，这个材料包括邓小平的材料６５条；机会主义头子的对照材料７６条，其中有伯恩斯坦２条、考茨基５条、托洛茨基７条、布哈林３条、普列汉诺夫１条、赫鲁晓夫１０条、勃列日涅夫７条、王明１条、高岗１条、彭德怀２条、刘少奇２４条、林彪１３条。
此外，还有《周荣鑫讲话选编》《周荣鑫言论摘编》《关于文艺问题的右倾翻案言论摘编》等１３种“批判材料”。“梁效”所起的这种特殊作用，在全国范围造成极大的混乱。江青却“以梁效自豪”。姚文元一再夸奖“梁效”，声称“挺满意”。
从“教育革命大辩论”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到公开“批邓”，“梁效”以疯狂的劲头，开足马力，在９个多月的时间里，发表了８０多篇文章，编印了２０多份材料，代为“四人帮”发泄愤恨，把邓小平同古今中外２０多个坏人、恶人类比，编排了上百条罪状，扣了３０多顶大帽子。迟群犹不以此为休，鼓吹“一级盯一级”“层层揪代理人”“揪一层人”“横扫邓小平复辟的社会基础”。迟群说：“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邓要不要整风？要不要联系实际？我们在批邓的大前提下，抓阶级斗争，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人会说这是矛头向下。我们就是要下到你这个人头上，解决你的问题。”谢静宜破口大骂：“他妈的还有比他（邓小平）更厉害的呢，他们这些家伙了解情况就是不揭，我们想揭的不了解情况。”（由于她一派泼妇腔，人们背后称她是“小号江青”）〔５９〕迟群还煽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套用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叫喊：“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指铁路）“梁效”的种种谬论，扰乱了社会秩序，冲击了国民经济。从“批林批孔”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工业总产值损失１０００亿元，财政少收４００亿元。〔６０〕
“在打击一层人、一批人”的同时，也冒出不少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批邓”干将。中国历史多诡异。在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梁效”分子和“批邓”干将，却摇身一变，成了拥护邓小平的“社会基础”；而当年作为“邓小平复辟的社会基础”被“四人帮”打击的人，又作为“自由化分子”成了邓小平打击的对象。
苏共２０大以后，“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反得也很积极。”毛泽东说，这些人“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３３４页）“缺乏革命道德”的，中国也大有人在，而且还受到重用。“批邓”的时候，反对邓小平很积极的人，后来又变得拥护邓小平很积极了。上面毛泽东讲过的那段话稍微改一下，也适用于他们：“你从前那么反对，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拥护邓小平的，其实从前是很反对的。”从前邓小平正确的方面也反对，后来邓小平错误的方面也拥护。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全面的、公开的反对改革开放的逆流，我可以断定，这些人又将再次成为“批邓”的干将。那时，“自由化分子”又要为维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拼死斗争了。
注释
〔２８〕出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初稿。１９９６年９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时，将“有损领袖形象”的内容删除，留作档案资料，见文学城。
〔２９〕《民主运动在中国４》，１４０￣１４１页，香港，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２０１０。
〔３０〕１９８０年，在审讯中，特别法庭出示了张春桥给他儿子“亲爱的毛弟”的亲笔信，其中说：“这一个月我过的相当紧张，从南京到天安门广场到处闹。４月５日，我是中午到的人民大会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的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历史的审判》，８７页，解放日报编辑部编印，１９８１年１月。）纳吉是１９５６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时的政府总理，推行自由化运动。苏联出兵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纳吉遭处决。１９８９年，纳吉在匈牙利民主化运动中得到平反。
〔３１〕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张玉凤在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１４年后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
〔３２〕出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初稿。那话的内容，与张玉凤提供的证词一致，但细节不真实。对谁说的？张耀祠说是“听了华国锋、吴德、江青、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汪东兴等的多组汇报后说”的。是对这些人一起说的还是一个一个分别说的？事实是这时毛所接触的人除了一帮“女孩子”，只有联络员毛远新一个。
〔３３〕以上据《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３９９—４００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一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吴德口述：《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真相》，《百年潮》，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吴忠口述：《我经历的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３４〕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历史研究》，１９７７年第４期。
〔３５〕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３９１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３６〕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１６２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史云编著的《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中记载，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是对纪登奎讲的。史云、李丹慧在于２０１６年出版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中有所纠正，确认上述那番话是对吴德讲的。“同时，周还把纪登奎等一些政治局委员也找来医院，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５８５页）
〔３７〕高文谦：《晚年周恩来》，５７６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原注：“访问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的谈话记录。”
〔３８〕逄先知、吕澄、沉栋年、王象干：《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炎黄春秋》，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３９〕《林彪叛逃死无全尸，周恩来为何嚎啕大哭？》，人民网—文史频道，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本文摘自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这件事目前已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出自大陆不久前出版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遗憾的是，书中对当时情景的记述并不准确，某些解释也牵强，原因在于使用的并非第一手材料，而是辗转听说而来的，出处就是本书作者当年的采访。”（３５７—３５８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高文谦摘引了“第一手材料”将近３００字，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１９８８年春”。注明出处是为了让读者、评者可以查对。但这个“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１９８８年春”何处可寻？书中介绍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周恩来传》……等”。中国官方《周恩来传》（１９９８年出版）中，并没有引用“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１９８８年春”这个“第一手材料”。公布“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１９８８年春”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于后，《我的伯父周恩来》在中国出版于前，出版于前者怎么可能从出版于后者“辗转听说而来”？
〔４０〕有人说周之所以号啕大哭是因为“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发生上有几分内疚”。（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修订版，１２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聊备一说。
〔４１〕《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张清林的发言》（续一）：“谢静宜到北京火车站接的我和林豆豆，然后来到西郊玉泉山。跟我们接触的就一个人，就谢静宜，她是独人单线，很神秘。”“谢静宜很恼火，说了这句话：现在不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而是‘林周反党集团’的问题。这让我们感到很震惊。说这话是７２年，到７４年才出来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嘛。”张清林是林豆豆的丈夫、林彪的女婿。
〔４２〕这是当时流传的毛的说法，但未见出处。
〔４３〕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６７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４４〕章含之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１日。转引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４７６页，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又见徐景贤：《最后的回忆》。
〔４５〕王海容对毛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６５５页，书作坊出版，２０１０年第６版；又见辛子陵《文革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四次打击》。
〔４６〕吴忠口述《我经历的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炎黄春秋》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４７〕《历史的真相——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动向》２００４年５月号。《动向》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关于毛泽东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揭示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和资料，在毛泽东逝世后，是交警卫组组长保存的，直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历史的真相》发表后，港台期刊和大陆网站多有转载，未见官方机关辟谣。汪东兴、毛远新否认张玉凤提供的“名单”，除此以外，他们都默认了。〔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写道：“在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几小时，他（毛）曾到医院守候在周恩来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的悲痛使他要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毛泽东是除医务人员外与周恩来谈话的最后一人。”（４７６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作者没有注明消息来源，所说不是事实。这部名声很大的著作，类似的失实之处不少。书中充满冷嘲热讽的评论，总起来说不像严肃的历史著作，而是随感录。
〔４８〕〔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１９１－１９２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９〕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１１９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０〕《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５１〕《关于〈北京日报〉最先使用“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提法攻击、诬陷邓副主席的问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材料之五，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５日印。
〔５２〕《魏银秋罪行综合材料》，魏银秋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５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４００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４〕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１１９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５〕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报告，党发〔１９７８〕８２号，《对原“两校大批判组”清查情况的报告》，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５日。附件三：《“两校大批判组”打击诬陷敬爱的邓副主席的阴谋活动》。
〔５６〕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１２０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７〕《梁效罪证材料》，１０３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５８〕《梁效罪证材料》，７９页，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８月。
〔５９〕《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１９７６年５月１６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
〔６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１９４９－１９８５》３７７页，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ＣＮＤ》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s://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参加论坛上关于本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