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剑：历史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宋彬彬的冤与不冤
舟莲村：说说卞仲耘之死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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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四期（zk2410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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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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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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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恐怖的“红八月”详实的记载 于向真
【各抒己见】 历史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宋彬彬的冤与不冤 陈 剑
【自由论坛】 说说卞仲耘之死 舟莲村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二）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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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s://museums.ciaos.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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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恐怖的“红八月”详实的记载
·于向真·
【敬请注意：本文已经被撤销。见本刊一二六七期更正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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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抒己见】
历史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宋彬彬的冤与不冤
·陈 剑·
美东时间，美国公民宋彬彬于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６日在美国逝世，享年７７岁。宋彬彬的死讯，很快在她的祖籍国——中国引发广泛的热议。并由此把人们带入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一）作为红卫兵的宋彬彬
作为红卫兵运动标志性的人物，宋彬彬的去世，引发了人们对那一段不堪回首往事的回忆。
维基百科对宋彬彬描述是：“宋彬彬（１９４７年—２０２４年９月１６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用名宋要武，为中国共产党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著名红卫兵，北京‘红八月’期间曾因一张给毛泽东佩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文革期间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红卫兵领袖。”
宋彬彬在那个疯狂年代所产生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件事：
一、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要武嘛”响彻全国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检阅了从全国各地蜂拥到北京的百万红卫兵，“文革”狂飙突进，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８·１８是个标志性的日子。那一天，被红卫兵称作“光荣的八一八”。在城楼上，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
毛泽东的这句话，通过天安门的现场直播，立刻传遍全国。宋彬彬因而出名，出大名，全国红卫兵知晓。对老师要武，成为红卫兵的动员令。
二、《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刊发文章
更出名的是，宋彬彬为毛泽东戴袖章的第三天，即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这篇文章影响极大。北京最终演变成史学家描述的“北京恐怖的红八月”。自此，全国大中小学学生对老师大规模动武由此开始。
三、卞仲耘遇难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宋彬彬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学校组织的负责人，与卞仲耘之死直接相关。
卞仲耘（１９１６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３点４０分），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正因为上述事件，宋彬彬成为疯狂年代红卫兵运动代表性人物。而当人们回忆文革，特别是那个年代一系列荒唐做法时，宋彬彬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讨伐的对象。
（二）疯狂年代
宋彬彬行为，需要与疯狂年代的背景结合，人们才会有更清晰认识。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红卫兵的疯狂以及北京的“红八月”，与发动者的鼓励、纵容甚至鼓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下是疏理的基本史实：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句话以“好人打坏人活该”的形式广为流传，公然鼓吹打人。
８月１日，文革发动者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的行表示“热烈的支持”。
８月５日，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中央〔６６〕３９５号文件发出，撤销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３１０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林彪８月３１日和９月１５日的两次讲话，对红卫兵的行为予以了充分和高度的肯定。他谈到：“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同时，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门领导的放纵态度从实际上撤去了对红卫兵的最后制约。“８·１８“后，公安部长谢富治下达指示：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所管辖区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供红卫兵揪斗。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这位谢部长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上述来自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对于事态的恶化无疑起到了最重要作用。
正是高层的纵容，甚至鼓动，直接导致了１９６６年北京恐怖的红八月。研究显示，１９６６年８—９月间，在北京市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６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
在“红八月”中起主导和中坚作用的，正是出身干部子弟的红卫兵。而这个干部子弟，普遍认为，至少是当时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少将以上家庭的子女。即今天称作的红二代。
如何给那个疯狂年代定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对疯狂年代的定性。
（三）历史裹挟
如何看待宋彬彬的行为？笔者的回应是，宋彬彬实际是被那个疯狂年代所裹挟的小人物。或许有知觉的成分，但几乎又是在不知觉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让自己后半生后悔的角色。现在看来，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被整肃，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都是领袖神来之笔。
一，刊登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应当是组织行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刊发在《光明日报》，又经《人民日报》转发，在全国产生海啸般的反响，是当下人们难以想象的。这是一个学生可以打老师的动员令。问题是，这篇文章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宋彬彬说这篇文章并非她自己所写，而是报社组织人撰写。据宋的回忆，改革开放后，其先生去光明日报社专程寻找线索，问了好多人，包括总编辑穆欣。查到最后人家告诉他说：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笔者以为这个回忆基本可信。以当时宋的水平，且处于十分兴奋状态，很难在第三天写出这样的文章。即使有想法，又怎么会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发呢？
由此联想到，文革期间，由他人代笔，或者进行组织加工的文章比比皆是。例如雷锋日记，由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等组织整理；小学生日记，则是被中央媒体组织修改后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完全不符合小学生原意。两份日记，毕竟还有基本素材，而《光明日报》的文章，无论宋当时知晓或是不知晓，则完全是组织行为。
二、宋彬彬没有直接参与，但有责任
北师大女附中卞校长之死，宋彬彬回忆说自己没有直接参与。而且那天的批斗是高一（３）班发动的。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表声明，从未通过法律追究那些打人的女学生，“她们都是被唆使的”，对宋彬彬的责任有明晰的判断：“她没有参与打人。但负有责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师大女附中校方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召开批斗会斗争卞仲耘。批斗会最终演成变成体罚、殴打和残杀。而此时的宋彬彬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之一，确实难以推卸责任。
三、改名
宋要武，现在看来或许是《光明日报》硬性给宋彬彬改的名字。宋彬彬回忆说，自己从没有改名宋要武，只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改名宋岩。８·１８之后，有同学说，你要不要改名叫宋要武？宋说我不配，我是犯错误的，我保了工作组，不配叫主席起的这个名字。
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彬彬曾经改名“宋要武”。
四、道歉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在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２０多名学生与３０多名老师、家属举行的见面会上，宋彬彬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发言《我的道歉和感谢》，表示自己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没有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有责任，并向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
按照宋的说法，从１９６７年，就开始道歉了。在此之前，２０１３年８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当年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为当年的老师“公开而正式”地道歉。２０１６年，笔者曾在一个读书会见到陈小鲁，问为什么作这样的道歉？他的回答很简单，总应当有人去做这件事。
笔者十多年前在共识网撰文，对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行为给予积极评价。并提出应当由国家道歉和机构道歉。遗憾的是，今天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似乎很少有道歉的基因。至今没有看到任何机构，为当时大面积的老师被迫害，被打死道歉。正因为此，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行为，今天看来仍然难得可贵，闪耀着人性的光亮。
（四）宋彬彬冤还是不冤
一、长期以来，宋彬彬感觉有点委屈，有点冤
或许感觉有点冤，只是因为她叫宋彬彬，这也是她父亲的期望，就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如果叫宋岩，可能就没有宋要武一说了。接下来发生的事，也都与这个名字有关。
或许感觉有点冤，如果《光明日报》的文章确实不是宋亲笔撰写的话。宋回忆说，曾受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发表公开信保湖北省委事件，公开信出来后，宋一看都傻了，信一个脏字也没写，结果发出来全是骂人的话。没想到，自己也会被父辈给骗了。
或许感觉有点冤，与五大学生领袖相比，宋简直微不足道。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１日，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成立，宋是四名副主席之一），很快就成为保守派一员。８月１９日，由于受到原来反工作组同学的攻击，宋彬彬贴大字报声明退出“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也就是说，宋彬彬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前后只有２个多月时间。以后很长时间宋彬彬成了“逍遥派”，没有参加西纠与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与当时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相比，确实微不足道。例如，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２００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韩爱晶带人非法揪斗彭老总，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
或许感觉有点冤。根据宋彬彬家人提供的资料，宋的全家，也是那个疯狂年代的受害者。１９６８年４月，宋彬彬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全家人因为父亲问题也深受牵连，１９６９年初春，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１９７２年春，经当地牧民和大队公社推荐，宋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又被退回。最终负责锡林郭勒盟招生的老师顶着压力录取了宋，并于１９７５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
或许感觉有点委屈，改革开放后，１９８０年宋彬彬留学美国并入籍。２０１４年，已经是６７岁的宋专程回北京道歉。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道歉，居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还被人说成作秀，自然感觉有些委屈。
二、宋彬彬不冤
宋也确实不冤，怎么解释也是百口难辩。毕竟那个疯狂年代学生活活打死老师第一个案例就发生在她的学校。八月五日“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就是有组织的行为。没有这个斗争会，也就不会有红卫兵集体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她毕竟是当时学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
宋彬彬确实不冤，宋彬彬能够走上天安门城楼，得到现场谢富治的同意。根据宋的回忆，是被他人推上去但也没有拒绝。想一想，能够给伟大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并得到“要武嘛”的回应是多么荣幸的事情！那时候，别说能亲自和领袖握手聆听教诲，如果能够在拥挤的人群中看上他老人家模糊的身影，也会激动几年甚至一辈子。８·１８之后，有了“要武”，北京学生打老师有了上方宝剑，为打老师运动火上浇油，多少无辜的老师因而死在凶残的棍棒和皮鞭下，由此在全国产生了一系列示范作用。都是“要武”给害的，由此招来挨骂一辈子也没什么可冤的。
宋彬彬也确实不冤。五大领袖后来都先后判刑。宋也只是被人攻击谩骂。个人的委屈与全国千千万万人民所受的冤屈相比，还有什么冤可说。由于历史印记如此清晰，特别是在百万人瞩目的现场直播，全国许多人因为“要武”而遭受磨难，很多家庭支离破碎，一些人因此被打死。这笔账至今没有一个说法，因而宋彬彬就成为一个符号，只有她才能够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符号。
宋已经离去，期盼一路走好！
无论宋彬彬冤或是不冤，对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那段疯狂的历史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但似乎又很近很近，近的让人们感觉就在眼前，就在现实生活中。
历史可以原谅，但不应当忘记（笔者实际并不完全认同这句话，有些历史事件和当事人是不可原谅的，例如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疯狂年代红卫兵对老师的动武，杀害）。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重要是总结这其中沉痛的教训，通过制度文明建设避免这类惨剧再度重演。
中华文明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如果不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那一定只能周而复始，再犯类似的错误，再次或多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如果确实如此，只能说明这个古老的文明虽然悠久，但并不成熟。
资料来源：
１、丁邢：“一面之缘宋彬彬”，丁东小群公众号，２０２４年０９月１７日；
２、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３、朗钧：“《宋彬彬谈话纪要》的解读及其它“。
４、维基百科。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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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
说说卞仲耘之死
·舟莲村·
卞仲耘校长，其实是死在自己的手里——这句话，憋了几十年，终于还是说出来了。
认识不到这一点，所有的追究，所有的探讨，所有的思考，永远都是隔靴搔痒！
作为教师，作为校长的她，是被她的学生打死的。这在古今中外，应该没有先例，是开天辟地破天荒的第一回。而且，她是被一群鲜花一样年华的少女们打死的——按照传统习惯的说法，应该是一群尚未开放的花骨朵儿！
这些少女十四五岁，正是无忧无虑，柔弱温润的年华，是见到蟑螂都要吓得一蹦三尺，见到老鼠都要惊掉一地花瓣的年代。这样的年纪，虽然不该是《红楼梦》里“娴静如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的林妹妹，但即便是小家碧玉，即便是农家少女，也应该是采桑的罗敷，浣纱的西施，摘莲蓬于湖上，采桑葚于树梢。在校园里吟诗作对，舞风弄月；在油灯下绣花织布，针线女红。
正是这样一些纤细柔弱，轻声曼语的少女，有一天，突然变成了金刚怒目，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不仅无视法律，而且违背人伦，把嗜血的皮鞭挥向了自己的老师，把尖利的屠刀刺向了父母一般年龄的校长，成为杀人的罗刹，夺命的夜叉。
她们杀人，不是为了报什么杀父之仇，也不是为了填满财富的欲壑，更不是为了任何的一己私利！可以说，她们没有一点点传统世界认知范围里所有杀人的理由，但是，她们杀人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一次两次！
是什么让她们变了，变得这么凶残，这么冷血，这么没有人性？找不出这个根源，清除不了这个隐患，那么，卞仲耘式的悲剧就会一再上演；那么，卞仲耘校长的死（当然，还有很多冤魂，也是一样的），就是白死。
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是自作自受，无理可诉，无可奈何的：一件是老子被儿子打，一件是老师被学生打！
古人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作为教育者，其责任是无可逃遁的。
我的父母都是乡下人，农民，没文化。但从小，父母就讲过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一个母亲对儿子骄宠溺爱，使儿子最终走上了断头台。母亲满足了儿子的最后一个要求：再喝一口妈妈的奶！最后的结局儿子咬掉了妈妈的乳头。
这本来是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常识到不能再常识的道理。但是，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追究和反思的过程中，居然很少有人涉及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育人者，如果卞校长没有给学生介绍过“红领巾，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历史，那么，卞校长的死是冤枉的；如果卞校长没有给学生灌输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伟大理论；没有给学生授意过要“撕下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亲不亲，阶级分”那么，那么，卞校长的死是冤枉的；如果没有给学生讲过“刘文彩的水牢，周扒皮的鸡叫”的神话，那么，卞校长的死是冤枉的；如果没有教学生唱过“夺过鞭子抽敌人”的战歌，吟诵过“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冷血诗篇，如果没有给学生讲解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样雄辩的逻辑，那么，卞校长的死是冤枉的！
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许多的如果，但是，这就够了。
何况，学生们打死的只是一个敌人。至于谁是敌人，什么是敌人，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定义，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反革命，阶级分野上的地富反坏右之外，任何人，一句说错的话，一个写错的字，一个无意中的失误，一个小动作，都可以让他瞬间从朋友成为敌人。而一旦成为敌人，只有死路一条：死有余辜，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如果我们的学生，严格按照卞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成为了卞老师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诲中所希望成为的人，那么，卞老师（们）是应该为自己教育的成功感到欣慰，感到喜悦的呀。那么，那个下午，痛打卞老师至死的学生，不正是卞老师所希望造就的人才吗？！如果不是，请问，那样的教育又能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呢？或者，那样的人才又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呢。
求仁得仁，斯仁至矣。卞老师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培养出了自己希望得到的合格人才，并且，那些人才用自己传授的秘籍绝技，在自己身上做了成功的印证（这话现在听起来有点刻薄，不过，那些拳脚棍棒皮带要是不落在卞老师身上，而是落在所谓的“阶级敌人”身上，就合适了么？）卞老师应该含笑于九泉才是，何怨之有！
当然，我也不认为卞仲耘老师就应该完全承担这一份教育的责任，她在做这些的时候，应该有主动的，有被动的，甚至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应该承担一份什么样的责任。
卞仲耘也罢，宋彬彬也罢，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前台蹦跶的演员和龙套，导演和编剧都在幕后，或是欣赏，或是修改着剧本与台词，准备着下一场的开锣。
揪出教唆犯，惩治主谋者，不放过幕后操纵者（卞校长至少是唆使者）！而对于卞仲耘宋彬彬这样的龙套，洒一把同情之泪，足矣！
追究，能追究出什么？
认罪，何罪之有！
道歉，用米家山先生的老师的话说，道歉，你不够格！
道歉，尚且不够格，何况认罪！
２０２１年３月７日星期日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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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二）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１０a）
◇ “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清华大学点火
毛不能容忍邓违拗他的意志，不允许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又要来一次运动了。邓的“整顿”，实际上是为了纠正文革的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毛却说他是刮“翻案风”。毛虽承认文革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为了反对“翻案风”，他又要指令“打倒”和发动“内战”了。毛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不可自拔。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１日，根据毛的指示，在党政军老干部１３６人中“打招呼”，免得他们“犯新的错误”。经毛批准的《谈话要点》是：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０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污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１９６８年７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１８〕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１１月３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于是，党中央发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令，持续了９个月的“全面整顿”为之中断，戛然而止。林彪事件之后，毛一再强调“以安定团结为好”。一搞运动，又顾不得“安定团结”了。
“打招呼”的会，毛泽东还是让邓小平主持，逼他对文化大革命表态。“四人帮”则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引向“点名批邓”，打倒邓小平。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早在中央的“打招呼”会以前就开始了。毛说：“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从此“大批判”改称“大辩论”。
迟群、谢静宜以毛的批示为“尚方宝剑”，在清华大学发动“大辩论”。迟、谢自称为“毛主席的两个兵”。迟群在“梁效”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喊叫：“他妈的，这下好办了，主席说话了。”“周荣鑫〔１９〕以为我看中了教育部长这个肥缺，我还嫌这个庙小呢！”〔２０〕迟群从颓废中苏醒，恢复狂徒的本色，亢奋异常。
大辩论由清华党委常委会到常委扩大会、再到党委扩大会乃至全校大会，采取层层扩大、逐步升级的策略，以制造持久的紧张气氛。
１１月３日，召开清华党委常委会，吴德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吴德指责刘冰等人，不要在桌子底下做小动作。刘冰当场反驳：“我们上书毛主席两次都抄送市委，你们没有反应，怎么能说是我们‘做小动作’？”吴德无言以对。迟群要刘冰把他们的信当众念一遍，在念的过程中，迟群的人不断起哄，对刘冰等人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由此开始，而刘冰等人的两封信根本没有涉及教育革命。信的一开头就说：“教育革命形势大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虽然这是一句空话，至少决无反对教育革命的意思。
１１月１２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干部１３００多人。
１１月１８日，在迟群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还是先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然后１５人上台发言，倾盆大雨泼向刘冰等人。发言者明明都是“大批判”的语言，却说是“教育革命大辩论”；声称“大辩论”，又不给辩论对方发言的机会。因为剥夺了对方的发言权，故这种“大辩论”无往而不胜。
◇ 北京大学继之而起
清华大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北大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分批到清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回来后如法炮制，建起大字报栏。北京人以至于外地人又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每天来者数以万计。
北大移植了清华的经验，也是层层扩大、逐步升级，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在辩论中“反击右倾翻案风”。
１１月１２日，北大召开党委常委会，传达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介绍清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经验，研究北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怎么搞。党委书记王连龙在会上说：“今年以来，特别是７、８、９月份，社会上造谣、传谣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谣言传播之广、内容之恶毒，都是惊人的。社会上的这股风也刮到我们学校。有的说：‘这几年教育革命搞的是形而上学。’有的说：‘理向工靠，不要基本理论。’‘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现在不是知识私有，而是知识没有。’”他把领导人的指示和群众的正当批评都当作“右倾翻案风”。同日，北大党委常委会成员全体参加清华的千人大会，旁听对刘冰等人的揭发、批判。
１１月１５日，会议扩大到党委委员、总支书记等８８人参加。
１１月１６日，会议扩大到支部委员以上干部１６２８人参加。上个月，华国锋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使全国每个县都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万众一心地大干社会主义。”王连龙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影射说：“四个现代化要搞上去，但是靠什么搞上去？是不是就靠学呀！钻呀！干呀！靠万众一心，包括地富反坏右？”
１１月１７日，支部以上干部会议继续进行，部署全校范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１月２１日、２２日，连续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及家属大会，传达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和吴德的讲话，听取清华“大辩论”的实况录音，党委书记王连龙做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报告。
◇ 追风源害死周荣鑫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进一步“追风源”。先是从刘冰追到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周荣鑫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中，表现积极。邓小平对他说：“现在学生不读书了，你是教育部长，要发表演说。”当时流行一个说法：“大学的招牌，中学的水平。”周荣鑫极力扭转文革以来，特别是“四人帮”的干将迟群、谢静宜控制的北大、清华所推行的一套极左做法。他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扭！”他在哪里发表演说，谢静宜和北京市委就派科教组组长萧英到那里去“消毒”。〔２１〕
１１月８日，张春桥作为主管文教的副总理，找周荣鑫谈话，要他检讨。周与之争辩。张无奈，说周“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张春桥说：
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风。
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没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培养什么人？张春桥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没有文化的劳动者”需要培养吗？张春桥还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他的主张就是从根本上取消教育。张春桥有名的昏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出于这次谈话。〔２２〕“四人帮”让人民吃“社会主义的草”，他们自己是不吃的。在“四人帮”的社会主义蓝图上，人民是草食动物，他们自己是肉食动物；他们非但不吃草，还要吃“特供”。张春桥甚至还说：“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只要不出修正主义，全国都成了文盲也在所不惜。”这些可笑而又可恶的论调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引申。
张春桥的“宁要……，不要……”成了一个公式，以后就套用出许多来，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铁路）、“宁要社会主义的低产，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农业）、“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工业）、“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等。他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变成绝对观念，企图用观念来改变事实。什么坏事，只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就成了正义；什么好事，只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就成了罪恶。这样一来，人们内心的选择只能是“宁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高喊激进的革命口号的“四人帮”，才是真正的反社会主义的一伙。反社会主义的“四人帮”是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的。
社会主义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苏联到中国所发生的灾难，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结果，恰恰是对背离社会主义的惩罚。苏联特色的假社会主义，已经被历史所埋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不改弦更张，还能维持多久？
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要求下发到大、中、小学的党支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推向全国。
教育部负责人周荣鑫、李琦挨批斗。周荣鑫是邓小平厉行整顿所依靠的“四大金刚”之一（另外三个“金刚”是胡耀邦、万里、张爱萍），又是“四大金刚”中受迫害最严重的一个。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开始，周荣鑫就被批斗；病了，住进医院，又被揪出来，批斗了５０多次。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２日，在批斗会上昏倒，１３日凌晨０：３５去世，终年５９岁。
“梁效”编发了《周荣鑫讲话选编》和《周荣鑫言论摘编》。周荣鑫讲：“总理说过，理科和外语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这几年没实行，明年非实行不可。”“梁效”抹掉“总理说过”四个字，把周恩来说的编入周荣鑫的言论，当作“右倾翻案风”来批。
◇ “追风源”追到邓小平
从刘冰追到周荣鑫，再从周荣鑫追到邓小平，清华、北大搞“点名批邓”；层层扩大、逐步升级，又演练了一遍。
１９７６年１月２７日，北大党委常委扩大会，扩大到各系总支书记、军工宣队负责人６２人，进行“点名批邓”。当日编发的内刊《北京大学情况简报》第７７期，报道常委扩大会“批邓”情况，说：“通过两个多月的大辩论，……使我们清楚认识到：邓小平就是翻案复辟的总后台，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修正主义在党中央的总代表。”会上，唯有党委常委周培源一人，对“点名批邓”拒不表态。
２月５日，召开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点名批邓”。会议扩大到各系党总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以上干部１４２人。
２月１０日，召开第五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点名批邓”。会议扩大到各专业分总支书记、专业主任、共青团总支书记、全体工宣队员、机关党员干部，共７８５人。迟群在会上说：“批判一百个刘冰、一百个周荣鑫，不解决邓小平问题不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邓小平。”“这个人向来如此，历来如此，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犯错误屡教不改。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十七年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出来工作后又搞了。这说明搞机会主义，为头的改也难。他说他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辫子多就抓你，抓你的大辫子。”
２月１３日，召开全校大会，批判“右倾翻案风”。在全校大会上，口径与全国一致，只提“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提“批邓”。在层层扩大、逐步升级的会议上才搞“点名批邓”，使得会议具有神秘感，而且参加者以为受到了信任。
２月２０日，召开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点名批邓”。会议扩大到党支部委员、共青团干部共２０００人。
３月４日，召开全校大会，进行“点名批邓”。尔后，人人必须表态；谁不表态就同谁进行“大辩论”。我从“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就是“大辩论”的对象，“点名批邓”不表态，又罪加一等。中共中央发出五号文件，公开“批邓”。在清华、北大，五号文件没有向群众传达，因为两校的运动早已超过五号文件了，但特地向我一个人单独传达。那时我因情绪愤激，导致胃出血，住在医院里。哲学系工宣队拿着文件到病床前向我传达，要我表态。我说：“知道了。”“没有了？”“没有了。”工宣队传出去说，郭罗基对“批邓”的表态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一个“批邓”积极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讲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来历？”“过去皇上批奏折就是用这三个字。”工宣队恨恨地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
党委书记王连龙在一次干部会上点名：“北大批邓不表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周培源，一个郭罗基。”言下有罪大恶极之意。大多数人的“批邓”表态，不过是在压力之下的逢场作戏，听说有人居然敢于不表态，反而受到了鼓舞。
◇ “点名批邓”是阴谋
北大党委内定１月２７日召开“追风源”的常委扩大会。前一日，党委副书记魏银秋（原８３４１部队营教导员）、郭忠林（原４５８７部队团政治处主任）召集麻子英、刘鸿儒、王丽梅（以上均为党委常委）、霍生杰（政治部副主任）、孙绍友（工宣队）、张纯友（工宣队、哲学系总支书记）６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授意他们在第二天的常委扩大会上起来发难。魏银秋说：“明天副政委（王连龙，原为８３４１部队副政委，现为北大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主持会议，追风源，但他不点名，由你们来点。”郭忠林为了抢头功，自告奋勇一定要第一个发言。
２７日上午，召开了有６２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党委书记王连龙主持会议，装模作样地提出“怎样把运动引向深入”的问题，要大家“讨论”。党委副书记郭忠林首先跳出来“引路”。他说：“几个月来，在揭批刘冰、周荣鑫及教育界、科技界的奇谈怪论时，大家不断想到一个问题，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广大干部早有议论，早有意见，早就想揭发，解决这个问题。看看运动的来龙去脉，认识到邓小平就是总根子、总后台，就是修正主义在党内的总代表。”接着，魏银秋事先布置的那几个人紧紧跟上，诬称邓小平是“当前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右倾翻案风的煽动者和组织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地主还乡团团长”“中国的纳吉”等等。会上，周培源没有表态，但并不妨碍魏银秋在《北京大学情况简报》中写上“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他别有用心地把郭忠林的发言改为“一致指出”，并加了一段：“揭发批判邓小平，群众中早有要求，要不是党中央有统一部署，早把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出去了。”请看，明明是迟、谢、王、魏、郭、李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阴谋策划的暗中“点名批邓”，通过《北京大学情况简报》却变成了“群众的要求”。“四人帮”又根据这种“群众的要求”胁逼政治局做出公开“点名批邓”的决定。
《北京大学情况简报》就是搞阴谋的工具。从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初至“四人帮”垮台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初，将近一年中，《北京大学情况简报》共出了１６３期，差不多两天一期。这些简报大部分由魏银秋出题，简报组起草，由他（有时王连龙、郭忠林也参加）修改定稿，再抄成大稿纸，送两校大批判组，由李家宽、宋柏年在“文字上把关”。然后由迟群、谢静宜审阅、签发（迟、谢在北大的职务是党委常委，他们的实权却在党委书记之上，成了太上皇。党委书记王连龙，为人还算老实，是无能之辈，被迟、谢捏在手里）。最后，稿子装在一个大信封里，写上“绝密 市委陈一夫同志亲收”。
经陈一夫（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的手，稿子就成了大字铅印的《北京大学情况简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是老眼昏花，凡是他们阅读的书籍、内参、文件都要用大字印刷；反之，凡是大字印刷的，就是送中央高层的）。每期印多少，送给谁，都由陈一夫全权处理。这个陈一夫又把每期简报退给北大５份，大信封上写着“绝密 北大王连龙同志亲收”。这５份简报的分配是：王、魏、郭每人一份，“梁效”一份，简报组存一份。党委其他副书记、常委非但看不到《北京大学情况简报》，压根儿就不知有此事。另有一种《北京大学简报》（少“情况”两个字，确实是没有“情况”的简报），这才是发给党委其他副书记、常委看的。王、魏、郭认为《北京大学情况简报》中有些“情况”是需要让党委其他副书记、常委知道的，就有选择地作为《北京大学简报》另行编号。《北京大学简报》除了在校内分发外，同样也要上送北京市委若干份。同一个单位出两种简报，你说怪也不怪！
《北京大学情况简报》从它所起的作用来看，是“四人帮”和迟、谢、王、魏、郭、李之间上下勾结的渠道，也是他们向党中央进攻的武器；从它的炮制、发送的过程来看，是“四人帮”和迟、谢、王、魏、郭、李自成体系的铁证。这两方面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它是重大的政治阴谋吗？迟群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交代：“‘四人帮’从运动一开始就‘注意简报’，我们根据‘四人帮’的意图，不断地把简报搞成借群众之口，欺骗毛主席、党中央，成为替‘四人帮’另搞一套的急先锋的工具之一。”〔２３〕周恩来逝世后，政治局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北大校园里有人刷大标语，表示拥护。谢静宜却指示简报组不许写简报。
北大、清华是两个基层单位，为什么要单独出简报上送中央？为什么要在已有的简报之外出一种特别的见不得人的绝密简报？这些简报为什么不在本单位印发，而要由市委的陈一夫转手？陈一夫到底把简报印了多少、送至何人？陈一夫是怎样在上下之间挂钩的？陈一夫可能只是一个执行者，但是谁给了他这个秘密使命？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吴德捂盖子，北京市委内部的问题根本没有查清楚。
◇ 紧跟清华、北大的第三家
北京市委不仅秘密上送《清华大学情况简报》《北京大学情况简报》，协助“四人帮”和两校之间搞阴谋，而且还紧跟清华、北大搞“点名批邓”。
“北京市委紧跟清华、北大搞‘点名批邓’”，这个提法看起来有点荒唐。清华、北大是两个基层单位；中共北京市委是两校党委的领导机构。领导机构怎么会紧跟两个基层单位去搞什么名堂呢？然而这却是事实。只有联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政治斗争的特殊历史环境，才能理解这个事实。荒唐的提法不过是对荒唐的事实的反映。可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反而说对“点名批邓”进行了种种抵制云云，这就在荒唐之上更加荒唐。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清华、北大各自搞了绝密的《清华大学情况简报》《北京大学情况简报》，通过北京市委上送中央高层。两校的《情况简报》宣扬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果。“四人帮”看了这些简报，壁上观火，颇为自得。到了１９７６年１月，王洪文、张春桥、毛远新却说：“清华、北大的简报没有看头。”为什么？因为只是影射邓小平，他们看厌了，不过瘾了，他们想看“点名批邓”的简报。迟群、谢静宜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在１月下旬召集清华、北大两校的头头开了一个黑会，进行策划。１月２５日，清华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点名批邓”；而且越来越扩大，直到召开几千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和万人以上的全校大会。北大跟上，１月２７日，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点名批邓”。以后又连续召开６次“常委扩大会”和全校大会。第三家从２月６日开始召开常委扩大会“点名批邓”的，就是中共北京市委。会议模仿清华、北大，层层扩大、逐步升级：２月６日３６人参加，２月１３日６４人参加，２月１８日４００多人参加，２月２３日扩大到１４００多人。
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上，把《清华大学情况简报》《北京大学情况简报》中有关“点名批邓”的内容全部印发给与会者，以供效法。２月１８日的会上，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的讲话中说：
自从去年１１月３日开始，清华、北大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清华、北大的带动下，全市大、中、小学和科技界以及有关方面，也先后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揭批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中，大家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股右倾翻案风的根子在哪里？从各方面材料看，去年７、８、９三个月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总根子就是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有一条同主席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
吴德的说法完全是北大党委副书记郭忠林１月２７日在北大的“引路”发言的翻版。怪不得参加这次会议并担任组长的郭忠林洋洋得意。
２月２３日，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扩大到１４００多人。在两天共１７人的发言中，大力贩卖清华、北大的《情况简报》中打击、诬陷邓小平的那套货色。只要看一看这些发言的题目就一目了然了。
赵俊桢（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市委书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摇派，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复辟派——揭露邓小平的民主派的面目》；
荣泳霖（刘冰等人被撤职后提拔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代表清华、北大联合发言。荣泳霖本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于这个发言事关重大，迟群特意派他出场。他的发言是迟群亲自授意、审阅的。）：《批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北京市委宣传组副组长，后为《北京日报》党委副书记）：《邓小平与“走资派还在走”》；
马小六（北京市民兵总指挥）：《狠批“三项指示为纲”，加强首都民兵建设》；
×××（北京市委科教组负责人）：《邓小平是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北京市委农林组负责人）：《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是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
××（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三项指示为纲”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萧英（原北京市委科教组负责人，后为体育卫生部部长）：《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
×××（首都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北京市妇联负责人）：《妇女运动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邓小平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谬论》；
×××（北京市总工会负责人）：《不允许篡改工人运动的方向》；
×××（北京市建委主任，后为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北京卫戍区副政委）：《批判邓小平妄图破坏军队建设》；
×××（北京市委常委、计委主任，后为市委书记）：《批判邓小平在工交战线散布的修正主义谬论》；
×××（《北京日报》党委副书记）：《邓小平与孔孟之道》；
×××（北京团市委书记）：《邓小平就是现代的宋江》；
××（北京市委宣传组副组长）：《批判邓小平的折衷主义手法》。
会上的发言者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指定发言不得已而为之，有的是认识问题，也有像赵俊桢、荣泳霖、萧英这样可能是参与了阴谋的人。从这些发言的题目之多、范围之广、调子之高，不难嗅出会议的气氛，也不难判断这个会议在打击、诬陷邓小平的问题上所起的恶劣作用。会议的组织者、大合唱的指挥者，居心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的公开“点名批邓”是紧跟在清华、北大之后，中央“批邓”的五号文件下达之前。完全可以这样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是清华、北大公开“点名批邓”的继续和扩大，是胁逼中央发出五号文件的严重步骤。
会议最后，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再一次号召各区、县、局推广清华、北大的做法，并且把《清华大学情况简报》《北京大学情况简报》与中央文件相提并论。他说：
会议期间大家学习了中央文件，阅读了清华、北大的《情况简报》。他们开始得早些，是带头的。
在会上大家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了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头等大事。这次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后台就是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虽然对他进行批判帮助，毛主席对他耐心教育，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所以上台不久就炮制了一条与毛主席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猖狂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进攻，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九大、十大的案。他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编造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讨论、没商量、没报告，还是独立王国。他同刘少奇一样，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作为搞右倾翻案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
吴德对邓小平定了性，又罗列了四个方面的“罪状”：一曰“邓小平打着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旗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毛主席路线”，二曰“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关心教育科技的旗号，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三曰“打着要落实政策、消除派性、安定团结的旗号，挑拨干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打击新生事物，破坏老、中、青三结合，拼凑复辟倒退势力”，四曰“打着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的旗号，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改变党和国家的颜色”。在当时来说，凡是正面的东西，在吴德看来都叫作“打着……的旗号”。他的结论是：“这说明在邓小平那里阶级斗争并未熄灭，他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的党内不肯悔改的走资派。‘阶级斗争熄灭论’只不过是掩护走资派还在走的烟幕。”〔２４〕
吴德当时的态度是可以谅解的。问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吴德声称他和北京市委是抵制“批邓”、反对“四人帮”的，这就不可谅解了。故有必要将他本人当时的言论和北京市委的活动立此存照。吴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根本不提北京市委紧跟清华、北大“点名批邓”的事，非但掩盖事实，而且颠倒时序，说：“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２５〕
经清华、北大和北京市委自下而上施加压力及“四人帮”在各种会议上鼓噪，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五号文件，公开“批邓”，要求学习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７６年１月）。《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内容杂乱无章。毛晚年的“最高指示”没有文字的依据，只有口述，而他又口齿不清，无法求证毛远新传达下来的是否符合原意。针对邓小平，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直到此时，毛对邓小平没有再次打倒的意思：“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２６〕本来他对“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意的。张玉凤给他念准备下发的中央文件，念到“三项指示为纲”一段时，他让停下来再念一遍，然后点头说“好”，圈阅下发。〔２７〕
下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到：“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由邓小平同志负责。”他要求大家“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本来，邓小平做的都是代表中央，或中央同意的。中央“转弯子”了，邓小平就成“修正主义路线”。但只要跟着中央“转弯子”，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没事，由“中央负责”；不肯“转弯子”的，就成为运动的打击对象。于是，清华、北大和北京市委暗中推动的“点名批邓”转为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改称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中共中央五号文件，北大、清华没有传达。迟群说：“五号文件是开始搞运动，我们已经搞了一段，没有必要传达了。”北大、清华的运动已经超越五号文件了。
１９７６年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长文，题目也很长，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说：
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清华大学）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联系起来批判，不仅看到大旗底下极为险恶的祸心，而且看到“四个现代化”的背后有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纲领路线。
这篇文章发表后，“四人帮”控制的宣传工具掀起了批判“四个现代化”的浪潮。
以“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全面整顿，国民经济再度滑坡；从“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批邓”，全国形势更加动荡不安。人民的不满在积累，一场群众性的抗议浪潮在酝酿。
注释
〔１８〕重复了毛的不实之词。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宣传队３万人进清华时，不是８３４１部队，没有迟群、谢静宜。迟群、谢静宜是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４日进清华的，带队的是警卫团团长杨德中。与此同时，８３４１部队８５人也进了北大。请看谢静宜自己的叙述：“主席关于进北大的事，也做了多次指示。最后当主席指示‘可以进了’时，于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４日由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带领刚组建的８５人的队伍（也包括我在内）开进北大。”（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１８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９〕周荣鑫（１９１７—１９７６年），原名周文华，山东蓬莱人。１９３７年加入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抗大学习；又进中央党校，结业后留校工作。１９４３年后，一直在晋察冀边区工作。１９４９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浙江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务。文革初期，奉周恩来之命，为保护老干部到处奔波，人称“救火队长”。１９７０年被下放到宁夏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恢复工作。１９７５年１月，经周恩来提名，在四届人大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迫害致死。１９７７年，中共中央为周荣鑫平反昭雪，８月２８日，在北京召开追悼会，邓小平、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参人加了追悼会。
〔２０〕《原“两校大批判组”罪行材料》（初编），７页，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５日。
〔２１〕《关于萧英同志去钢院“消毒”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参考材料之六，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１日。
〔２２〕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４０１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２３〕转引自《魏银秋罪行综合材料》，魏银秋专案组，１９７８年１０月。
〔２４〕以上，见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６日北京大学哲学系领导小组大字报：《陈一夫是什么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必须认真清查》《中共北京市委紧跟清华、北大搞“点名批邓”的内幕必须揭开》。大字报叙述的事实是北大党委常委王丽梅提供的。
〔２５〕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１９７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２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６９、１７７１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毛主席重要指示》全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４８６—４９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７〕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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