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小彬：我看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敏一鸿：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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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二六五）·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四三三期（zk2410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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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月七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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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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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我看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任小彬
【亲历者言】 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 敏一鸿
【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一） 郭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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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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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我看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一—在第七次《胡耀邦文选》座谈会上的发言
·任小彬·
时间：２０１６年４月７日（下午）
主讲：任小彬（原中组部青干局副局长，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秘书）
◇ 前言
平反“冤假错案”无疑是胡耀邦同志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共为５０多万“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甄别平反１１０多万的历史案件，解放干部３００多万名，４７万人党籍得到恢复，上千万的受株连者得到解脱。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一场人身解放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了极“左“路线下的反智、反民主、反理性的思想对社会的控制，宣扬了正义、民主、自由、进步这些美好价值必胜的信念。有人把平反“冤假错案”与林肯的解放黑奴相提比论，解放黑奴只是解放了美国的部分劳动力，而平反＂冤假错案”则是对中国精英群体的一次大解放，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个说法并不为过。
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对于这个事情，多少年来有很多同志、很多学者专家都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其实已经说的很充分了。戴煌同志专门写过一本《胡耀邦同志与平反冤假错案》的著作，前两天也看到刘济生同志专门就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写了很长的非常精采的文章。
我是１９７８年３月份到中组部去工作的，去后直接参加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之前，１９７７年８月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时，为被康生和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的党校群众组织“红战团”平反，我是被平反者之一。而这个平反案件，是日后耀邦同志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是起点，是开端。所以，在耀邦同志掀起的这样一个大的政治运动中，我是全过程的参与者。下面我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提供一些情况，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
第一，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不是到中组部才开始的
应该把时间线稍微往前移一下，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不是到中组部才开始的。实际上是从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没几天，他就跟叶帅提出来了新”隆中三策”，其中第二策就是＂冤狱一理，人心大喜“，讲到理冤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他在１９７７年３月刚恢复工作，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当时华国锋是校长，汪东兴是第一副校长，他实际在主持工作，立刻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开始着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沈宝祥同志也直接参与了这个事情，您也可以纠正、补充。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后，在原来康生建立的班子没有进行彻底调整的情况下，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召开了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这个整风会议吸收了已经靠边站的、被剥夺了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参加，还有各支部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参加，这就立刻取得了领导优势，这是在１９７７年５、６月份。这时，我们几个（宋扬之、苏承德、柳可臼和我）曾到党校去反映情况，耀邦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
耀邦同志说，落实政策要加逮要解决党校“红战团”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问题。要求下面整理，提供给整风会议讨论。这时大家都有顾虑，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把持着党校，很多冤假错案都是他造成的，康生那时候还被评价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光荣的反修战士”。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说，要实事求是，不管什么人说的，只要不符合党的政策，不符合事实就要推倒。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开始了“两不管”的提法，就是不管你康生是什么地位，只要不符合事实就不行。
“红战团”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党校成立的一个几百人的群众组织，里面有人反对康生，还有人给中央写信、写大字报，揭露康生是阴谋家、两面派，这个组织当时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在６７年初掀起了第一次反对康生的潮流，立刻遭到了残酷镇压。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宣布，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把红战团的头头和骨干抓进监狱，当时党校青训班的宋扬之、苏承德、任小彬、王东晓等我们几个反康生骨干的年轻人打成“反动分子“，开除了党籍，还有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沈宝祥：是陈伯达到党校宣布的。）那个时候在全国被定性为“反动组织”的还不多，这是很突出的一件事情。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０号，耀邦同志主持召开整风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红战团平反的决定。我们当时虽已毕业离开了党校，但耀邦仍请我们几个受迫害的同志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文革期间，党校群众组织红战团，被陈伯达、江青等定为反动组织，现于彻底平反，当时被拘押的，一律恢复名誉，开除党籍的，预备党员取消资格的，一律恢复党籍，档案里有红战团文件的一律销毁。”
耀邦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主要精神就是平反红战团着眼点，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从具体问题讲到宏观问题，从党校问题讲到全党问题，这就是红战团平反的意义所在。
我们的体会是，耀邦同志的讲话很超前，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０日平反时，小平同志刚出来工作，而且是管科技宣教方面的工作，因此，对党校平反冤假错案还没有具体的指示。８月１２日，党的“十一大”召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平反冤假错案。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平反红战团和他的讲话，是冒着风险、率先突破禁区，意义非常重大。这是耀邦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起点，这个用咱们沈宝祥教授的话：“红战团“平反可以说是“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随后耀邦同志在党校又组织了两篇落实政策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时就揭开了全国性的落实干部政策的序幕。所以耀邦同志在党校的时间虽然不长，等于是从７７年的３月到了党校，到年底的时候到了中组部，但是实际上他在党校就已经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所以我说他不是从到中组部开始的，我们现在有一些文章，比如说像戴煌同志的著作，都是说从胡耀邦同志到了中央组织部，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我在这纠正一点，耀邦同志的思路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提出了关于平冤狱的思想，到了中央党校就开始着手这样一个工作。应当是从他主持党校这个局部工作的时候就开始了着眼于全国的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是起点，是序幕。
我还要强调，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职务行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出于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当时换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对于揭露康生，耀邦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揭露康生为什么很关键呢？阻碍平反冤假错案的一座大山就是康生，我们知道，康生在“文革”中一直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当时主管组织部，大量冤假错案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如果康生的所做作为是正确的话，那平反冤假错案就无从谈起，这个时候耀邦同志怎么处理？我简单介绍一下。
严格说起来，康生的垮台也不是一天就垮掉的，现在说是渐进式塌陷。实际上对他的冲击，就是从我在党校经历过的，“文革”中就有两次，一次是党校红战团，一次是党校校委委员李广文，都是贴大字报揭露康生，被打成反动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耀邦到党校以后，对康生问题的冲击大致有这么三次。
第一次是平反“红战团”的冤假错案。耀邦当时曾私下里跟我们说，平反文件里说的是“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作为，耀邦说这个“等”包括康生，因为当时不好点康生的明名，这个“等”已经把他等进去了，因为是反康生的案子，不把他等进去，这个案子平不了。也就是通过平反红战团，撬动了康生这座专门迫害人的“大山”。
第二次是１９７７年９月３日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老干部组的支部代表王长富，发言中首次提出康生和曹软欧的事情，做了系统的揭发。耀邦同志当场表态，说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反映这个问题应当给予支持。当时对康生的公开反对是石破天惊的。他并没有说你不能说，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反而明确表示态：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向中央的领导提意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会后还专门让人把他的发言整理了以后正式上报。这些行动都已经表明了耀邦同志的基本态度，尽管当时康生还顶着“伟大”、“光荣”的帽子。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８日，又有人公开贴出了小字报，据说他们事先还是悄悄不安的，又找耀邦同志身边的梁秘书，也得到了实际上的默许。
第三次是，１９７７年底耀邦同志调到中组部工作以后，马上利用中组部的力量，来整理“文革”时候的档案材料。我印象中是让当时组织部的局级干部张志杰、贾素平做的。当时陈文斌同志是在党校工作，也给耀邦同志当了一个月左右的秘书，耀邦同志也让陈文斌整理了康生在党校点名批判一些人的名单。（沈宝祥：中组部的信息也汇集到一起了）中组部的名单和党校的名单放在一起，大概有８００多人，都是康生、曹铁欧点名诬陷的，这个名单对于以后平反冤假错案非常重要，尤其是在１９７８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盛平同志知道耀邦本来是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文件形式提出来，当时没有得到允许，耀邦同志就把这个文件带到了他在京西宾馆的住处，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参会的领导谁到他那个屋，都会把个名单翻一翻，那上面说的很清楚，某某某什么罪名，康生对其点名说过什么样的话。很多老同志听说耀邦同志有这么一个名单，这一下就传开了，纷纷到他住处看名单。康生当年起了这么坏的作用，诬陷了这么多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群众。这个名单在中央工作会上引起了轰动。后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了几条，其中一条康生的问题应该进行审查，各个小组讨论会上，大家都表示支持。
可以说，在揭露康生的问题上，耀邦同志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应该说是摧垮这个党内大奸大恶的第一人。此外没有人提供这么丰富的材料。批康生阻力很大，因为康生的秘书李鑫很得汪东兴赏识，康生的问题一直还是个禁区呢。耀邦同志扳倒康生，等于扫清了干部落实政策的一个大的障碍。这是我补充的第二个情况，也是自己亲身的经历。
第三，耀邦同志到中组部以后是如何恢复组织部的形象的
组织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康生直接领导下，形象非常不好。当时是郭玉峰（康生点名调去的）做部长，耀邦同志去了以后，只换了一个郭玉峰，其他人都没换。班子不换，你组织机构的形象怎么改变？耀邦同志采取了非常出人意料的做法，先甩开原来组织部机构系统，成立一个接谈组，大量接待来申诉的老同志。
中组部原来有一个专门负责审干的叫调查组（后来的干部审查局），这个调查组的组长是屈清华，这个人原来是大庆一个钻井队队长，是个和王铁人齐名的劳动模范，郭玉峰让他专门负责干部审查工作，他根本不了解情况，非常荒唐！在这个情况下老同志怎么可能找屈清华去诉说问题呢？耀邦同志成立了接谈组，由“文革”前的老副部长陈野苹牵头，用一批老同志，专门来接待当时上访的老干部。我去中组部后就直接参加了接谈组的工作。
而且耀邦同志专门有具体的指示，要接谈组的接待室设在组织部大门口，这样上访者进门不需要经过重重的询问，而且要摆上沙发，准备好茶水，因为老同志受了几十年的冤屈，说不完，容易口干舌燥，要喝茶，得坐的舒舒服服的。而且要求接待组的人，接待老同志时必须通报自己的姓名，让他下一次再找你好找。以前找人谈话都是代表组织，你下次再找就找组织了，跟我没关系，但是耀邦同志让接谈组的人通报姓名，你得负责到底，不能没有下文了，这都是对接谈组非常具体的指示。
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耀邦同志把组织部从过去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变成了党员干部的家。来到这就是到家了，你有什么冤屈都可以到家里倾诉，尽量营造出家的氛围。很多同志说，我们十年多来都是遭受冷眼、批斗，一到这儿来感受到了热情，真的有回到家的感觉。那时候老同志奔走相告，说组织部的大门又向我们打开了。我亲自接待了很多老同志，很多都是流着泪说的，说过去都不敢来，现在终于有地方伸冤了。
再简单说一下《胡耀邦文选》中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的批示，耀邦同志有很多批示，每个批示都对工作起了指导和促进作用。《文选》只不过选了很少的批示。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耀邦同志对一封信做的多次批示，对落实干部政策来说是很大的促进。这是在我的笔记本里记载一个事情：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０日 胡耀邦同志在达锐为其父申诉信上的批示：“请张居平同志（在接谈组工作）尽快找她谈谈，并仿效上次办法将所谈材料由我签送转尤太忠同志处理。”
３月１７日 张居平同志约谈达锐
３月２３日 张拟稿将材料送陈野苹同志，野苹同志让人再次修改
４月１日 报耀邦同志
４月５日 耀邦同志批示：“这事，你们处理的太迟了，我已经直接解决了。望一切工作要尽量提高速效。”
看来，从３月１０日耀邦同志批了以后，下面公文处理，你来我往，到４月１日经过了整整２２天，才送到耀邦这儿。耀邦很不满意。这件事反映耀邦同志落实干部政策的急切心情，不能四平八稳，这么耽误事是不行的，要有救人于水火的高效率！
（胡德平：达锐我知道，她家保存了一部手抄本的《红楼梦》，她母亲是载涛的女儿。这个历史联系起来很有意思，就是达锐的父亲叫达理札雅，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副主席，在“文革”中死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新疆，一个是内蒙，内蒙方面是阿拉善定远营，达理札雅是是阿拉善的王爷。达锐妈妈是内蒙古的妇联主席，是很有修养、教养的一个人。）
第四，这次落实政策和过去落实政策的不同
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时间跨度涉及的非常长。时间跨度很大，不光是“文化大革命”，是几十年的跨度，包括４９年以前，甚至红军时期的历史问题。第二个，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干部，还包括工人，农民问题、学生中的冤假错案问题，地富反坏右的摘帽、平反等，所有受冤屈的人都要平反。第三个特点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面对如山的积案，我们直接做工作的人看到的很多问题都很复杂，具体问题千差万别。耀邦同志说，你都把人家冤屈了几十年了，我们还在这些问题上这么繁琐？错了就是错了，彻底解决。包括很多省里说历史问题是不是要划几个杠杠啊，耀邦同志说不能划，简单化处理，该恢复就恢复，该平反就平反，该一风吹的就一风吹。第四个特点就是，这次平反冤假错案，全党范围，中央、省、地、县四级办案，说起来等于是搞了一次运动，因为冤假错案就是在运动中形成的。如果不是搞运动式的平反冤假错案也不可能成功。
最后反思几个问题。耀邦同志胸怀宽广，对于以前“文革”时期的人除了个别人进行了调整，多数人都没动，主张“换思想，不换人”。后来受到了诟病，说不换人不行，耀邦同志顺利的时候还可以，一旦不顺利的时候这些人很多都翻脸不认人。现在看起来，其实也不关思想的问题，也不关人的问题，其实是有关制度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不产生冤假错案的制度，没有铲除产生冤假错案的土壤，不客气的说，现在每时每日每天还在大量产生冤假错案，这是制度土壤的问题。
第二就是没有形成纠正冤假错案的机制，出了冤假错案怎么纠正？没有舆论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那你怎么纠正冤假错案？不幸的是耀邦同志平反了这么多冤假错案，他最终是以冤假错案告终，自己成了冤假错案的受害者。他临去世之前说，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公道的评价。结果是“公道在人心”！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用几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其实也是一场政治解放运动。不仅是对文革十年的纠正，也是对党的几十年历史上所犯错误的一次总清算。它一举扫荡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各种帽子和包袱，在实际工作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时，也是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为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全会进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没有这两个准备，中央工作会议不可能顺利召开，三中全会不可能实现政治路线彻底的改变。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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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卞仲耘之死案钩沉与省思
·敏一鸿·
一，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之死案，谁是真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女学生群殴折磨致死，是历史上空前又启后的一案，以至事发四十四年后，现在网上仍是热议话题。当年众目睽睽之下的凶杀，至今凶手是谁，尚未定论，继续追究谁是真凶和为当年该校“红卫兵”代表人物宋彬彬鸣冤的文章同时见诸网端。因为是“群殴”，增加了追究凶手的难度。真凶隐匿，给天下一个“没有凶手”的群殴“结论”，也是专制秘笈之一。
近期热议缘起，是２００７年９月９日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大女附中）九十周年校庆，以“光荣与梦想”为主题的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评出九十位“荣誉校友”，宋彬彬名列其中。校庆纪念册中相邻对开两页，左边有宋彬彬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右边有卞仲耘遗像。引发海内外舆论大哗，谴责与争论不绝。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着妻子的遗物和相关证据，多年执着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他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２日致信该校现在的负责人，抗议九十年校庆校方所为，要求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资格，警惕文革卷土重来，并表示“伫侯回音”。到现在，没有任何回音。
二，还原真相的责任与义务，追究真凶的必要与意义
究竟从哪里来的仇恨和特权，使全市最优秀女子中学的一群女生，停课在炎炎赤日下抡起拳头棍棒，群殴自己的女校长，作下这亘古未有的群体凶杀案，成为文革血腥“红八月”第一大案？此案为研究人群法西斯化过程，预留了一个典型样本。
前不久有网友将卞仲耘副校长（当时该校没有正校长）被打死那天，即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全体在校学生名单公布在网上（其中有些名字写错），此举不无道理，因凶嫌（也许不包括元凶）、参与者、目击者肯定在其中。由于学生群殴杀死校长，四十三年后为寻凶问责将全校学生名单公诸于世，像当年文革一样史无前例，突显出历史无情亦有情。
我身为名单中人，受到震撼。花甲之年的我们，面对历史，每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回忆曾经发生在校园里每个人眼前的凶杀，如实记述当时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为，写一篇《我的一九六六“八·五”纪实》留给这个世界。
我是名单里“初中１９６７四班”学生张鸿敏，１９６６年十五岁。我的校友冯敬兰在《记忆》第四十九期《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文中提到，她日记里记着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我就是被送行九人中八位初三同学之外，唯一被称为“初二小孩儿”的那人。此文署笔名，因在美国作记者以现名张敏发稿，凡署笔名之作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言说。
《记忆》杂志第四十七、四十九期先后发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二），选辑有关文件、回忆研究文章、访谈记录等，对于寻求卞仲耘之死真相、深入研究文革史非常有益。对每位如实回忆当年情况的校友，我深怀敬意。
当然，我对文中观点不尽认同。例如，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当然同意每个人要面对自己良知，更要说出自己所知道的真相，哪怕只是一个细节。
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追究直接责任者、凶手、以至元凶。只有这样，卞仲耘校长的冤魂才能安息，也才有望禁绝此类规模不等、屡屡发生、已延绵六十年以上的各样群体凶杀，终结以“革命”的名义一再藏匿真凶、吞噬掉至少八千万人性命（非正常死亡），仍不加追究、还不断洗刷国人记忆、荼毒国人心灵的荒诞史。
追究真凶的第一步是调查还原真相。卞仲耘校长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在学校锅炉房高台北侧大操场被群殴时，我是现场目击者。
关于殴打卞仲耘是自发还是有人组织、宋彬彬是不是凶手、她对卞仲耘之死是否负有责任等等，目前争论有多处焦点，所涉问题很广。因本文篇幅有限，先就我所知，略谈一、二。
三，从８月４日班级斗争会看全校有统一组织指挥，不是权力真空
目前争论焦点之一是７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到８月５日，学校是否权力真空？这关系到卞仲耘被群殴致死是学生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发冲动的偶然之举，还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凶杀，也关系到宋彬彬是否负有责任。
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学，聚集了很多中国政要、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本校毕业，刘少奇、邓小平之女１９６６年分别在该校读初一和高一。文革文件证明，派到该校的工作组，由邓小平直接过问，了解文革进展情况。虽然后来他被打成二号“走资派”地位一落千丈，毛泽东始终掌握文革发动和领导权，掌握生杀予夺最高权力，无人不晓。
卞仲耘８月５日蒙难前两天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情，也许可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只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恐怖气氛使“黑五类”人人自危。
８月４日上午，我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贴着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
“红五类”有革命的权力，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地带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让她们看批斗“黑五类”，她们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我们班董××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董说。“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原知道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谁也不知那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出身不坏的，今天却与我为伍，也知道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被命令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响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再唱前曲，末尾加上喊出的道白：“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到底是少女初次学痞，道白显然迟疑，声音参差不齐。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
显然一切早有准备。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可聊以自慰的是，十个“黑五类”无一例外，都被凑足了“材料”。殴打与揭批一再交替。
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了一会儿。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她带给我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此后也没人愿意再提起这天。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
８月４日这天，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著名报人吴××，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黄××的出现，表明行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指挥。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告诉各班哪些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通知措辞，已露杀机，这是重要线索。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
如果说８月４日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８月５日则显示出一部分学生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
四，我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蒙难日所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我和许多“黑五类”同学一起被押到操场上看校领导挨批斗，说是“斗黑帮”。八月烈日下的那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
锅炉房高台（常常是批斗会主持者和发言人站的地方）北侧的大操场边上，尘土飞扬。卞仲耘校长被同学团团围住，你推我搡，拳脚相加，棍棒挥动。一向倔犟的胡志涛副校长（女）头发被揪乱，有同学往她头上浇紫墨汁、扣字纸篓，她嘟囔着什么，哭丧的脸上仍透着不服。
我们这些被押着来看的，因拥挤推攘，渐渐乱了队形。只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我离她最近时，大约两米。看到铁钉刮破她的衣服，她穿着象牙白（不是漂白色，有称象牙黄）色柞蚕丝短袖衫，铁钉扎进皮肉，再拔出来，留下一个紫黑点，不是想象中的鲜血淋漓。
关于带钉桌椅腿的记忆，后来从校友王友琴的记述中得到证实，那是同学从木工房拿来的。值得一问的是，谁提示或组织同学去拿的？人所共知木棍可以打死人，谁决定用这样的方式打校长？
四十一年后，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他保存卞校长血衣至今，确认我记忆中卞校长那天所穿衣服颜色样式质地都没记错。
根据几位校友的文字回忆，后来卞仲耘被押到后边小操场干重活，我当时没跟过去。再后来她又被押到宿舍楼里受到各种折磨，因为楼道狭窄，从旁目击者不多。
在大操场上批斗殴打校领导之后，她被带到另外的地方，人群渐渐散去，原来押着我们“黑五类”的“红五类”们也不见了。我和同班“黑五类”同学魏××、崔××和孙××赶快像往常一样，躲到后院堆放生物课用的动物和人体骨骼模型的小屋，捧着《毛选》“避难”去了。
第二天，从学校广播（教室小喇叭）里得知卞校长前一天被送进邮电医院，宣告死亡。后来又得知，其实送进医院前，已经死了。
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位教育工作者。
五，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
卞案争议的又一焦点，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被打死时，学校里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卞校长是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之所以成为焦点，还因关乎后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与卞仲耘之死有没有关系。
我可以肯定，师大女附中在７月３１日前就有了“红卫兵”。
师大女附中因为学生“通天”，文革中事事闻风而动，不会落后。清华附中５月２９日有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于６月２４日，７月４日和７月２７日写的先后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都一一抄录，在校园张贴。
现在研究者肯定，后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的信，写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至８月１日之间。８月１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及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写的论与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如果说清华附中“红卫兵”明确得到毛泽东支持后，师大女附中直到卞仲耘蒙难的８月５日，还没有“红卫兵”，不是掩人耳目，就是女附中局外人。
再看另一方面，现经多方证实确认，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７月３１日成立。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该组织之所这样命名，是为了区别于已有的完全根据出身定资格的主流“红卫兵”。再后来，因为又有冠以各种“前缀”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最先成立一开始是主流的“红卫兵”，就被称为“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儿”。这是后话。
仅以上述顺序论，说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成立“红卫兵”，肯定与事实不符。至于现在想以“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前还没有现成的“红卫兵”袖章为理由，证明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打死卞仲耘与“红卫兵”无关，更是牵强到完全站不住脚。当时物质匮乏，买布要布票，布票都在家长手里把着过日子，学生一时半会儿弄不到布毫不奇怪。
从事实看，８月４日我们班谁能动手打人，谁该被打，泾渭分明，与袖章毫无关系。一天之后的８月５日，谁有资格“斗黑帮”，谁被带到木工房拿桌椅腿，谁被押到操场上看以儆效尤，都有一定之规。一如十三天之后，那五十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既不凭袖章，也绝不会靠抽签或自愿报名而定。
早在６月２日停课之后，班文革“核心小组”成立，全根据出身而定。最初的“红卫兵”就是“红五类”，“红五类”是当然的“红卫兵”，自然过渡。到７月底８月初“对联”一夜间贴遍北京城，出身决定一切，若有不是“红五类”敢冒充“红卫兵”的，轻则批斗殴打，重则“格杀勿论”，与袖章毫无关系。
走笔至此不能不提及，说是“红”“黑”泾渭分明，也不尽然。时有“革干”子女，一夜变色，父母被“揪出来”，遂沦为“黑五类”，“好汉”变“混蛋”成了“狗崽子”。人“狗”变异一夜完成，在师大女附中见怪不怪，屡见不鲜。
就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蒙难这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还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当时国人并不知情，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副总理。
师大女附中开批判会，有人上台发言，刘女、邓女一如既往与另几位同学会齐声高喊“开会发言报出身！”那清脆尖利威严的声音覆盖操场，又被不远处的高楼反弹回来，余音不绝，吓退想上台发言的“黑”灰二类，也刻进不少同学记忆的留声机。
８月７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因为没有点名，直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刘少奇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可能他心中已经有数，国人通过电视，看见他神情抑郁。后来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悲惨而死、邓小平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刘邓和他们的儿女经历了由红变黑，文革后又重拾“光荣”的大起大落，自然更明白其中的荒诞诡谲。这也是后话。
六，红卫兵宋彬彬与八·一八毛泽东
卞仲耘校长被学生群殴折磨致死十三天之后的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上午，我到学校，发现同学少了很多，见不到几个“红五类”。有人组织到校同学进礼堂看电视。老旧礼堂的讲台上放着个不大的黑白电视，至少三、四百同学挤在闷热的礼堂里，翘首观看那自己去不了（被禁止）的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事。
此刻，毛泽东正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红卫兵”。１９６６年的中国人都知道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被当成神般受到人们“无限崇拜”，被称为“红太阳”。
忽见荧屏上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跟她说话，我一时完全反应不过来——天上的毛泽东和我们学校的宋彬彬面对面说话？随后，电视台解说员说“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宋彬彬’。毛主席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是‘最高统帅’对殴打和杀戮表示的认可。
毛与宋这段著名对话，迅速传遍全国。此后，在北京，在中国各地，又有许许多多教育工作者，死在自已学生的拳脚棍棒之下，更多“黑五类”死于毒打。校友王友琴以历史义工身份，用二十年多年业余时间，记录了包括卞仲耘校长在内的中国五百位以上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丧生经过。对王友琴所做的工作，我深怀钦敬之意。王友琴和一切如实回忆记述文革经历和史实的校友，为１９６６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挽回荣誉。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宋彬彬的名字与毛泽东、“红卫兵”、“要武”和“红八月”连在一起。在这一概念“化和”的复杂过程中，毛泽东无疑是首要因素。但是，在那个以“血统论”精确划分阶层的特定时刻，宋彬彬成为登上天安门献袖章者，也不是轻轻用一句作了“替罪羊”就能解释的，她究竟蒙了什么冤，受了什么屈？
七，我读《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二）和部分网帖有感
身为女附中学生和卞仲耘被群殴的目击者，以我当时的经历，并参看各方证词与研究报告，目前有如下看法——
１，到现在，组织发动和实施殴打折磨卞仲耘致死的真实过程和一切细节，以及所有涉案人在其中的角色和责任还远没有弄清。提供真相，追究真凶，是生者的历史责任。
２，直接动手杀死卞仲耘、导致她失去生命的是师大女附中的一群学生，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也不是宋彬彬一个人（至于宋彬彬８月１８日之后在北京和外地参与过什么，我至今不清楚）。
３，直接动手导致卞仲耘死亡的一群人里，“红五类”占绝大多数。那种让当时所有师大女附中学生平摊直接动手杀人责任，不符合本案实情。以直接参与凶杀者众多为理由，有意无意引导舆论不追究真凶、不了了之，空谈‘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的同时，仅仅为宋彬彬一人鸣冤，与公义原则不符。
４，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三位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共同贴出文革中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全校唯她们马首是瞻。８月５日她们三位仍是学校里具有“令行禁止”能力的人。她们是否参与了群殴卞仲耘的组织和准备，现在尚无足够证据。最近刘进表示为自己当时对殴打卞仲耘的人未作劝阻而惭愧，看来她已意识到自己对卞仲耘之死至少要负某些道义责任，值得肯定。暂且不论当年她是否真像今天所说，想制止但不敢。
５，最近看到宋彬彬说卞仲耘被群殴时她在现场，没有参与，还作了劝阻，对此说法，我部分存疑。以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一同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当时大喝一声“不要打了！”以她们标志性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定有很多同学会跟着制止打人，卞仲耘当天有可能保住性命。但我在场的大操场殴打全过程，没有人出来喝阻。
６，在１９６６年，打人是革命表现，革命是光荣的，光荣是要有资格的。当时“红”、“黑”、灰各色已经清楚定位，“黑”和灰们只求自保，不敢僭越。如果当时敢出来劝，可能先于卞仲耘而死。这两类同学当时没有出来劝阻，与刘进、宋彬彬、马德秀没出来劝阻，所负的道义责任有很大不同。还要补充那句话，且不说在那种情况下，全校同学中有几人真有想出来劝阻的清醒和公义。
７，师大女附中（今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九十年校庆，专题是“光荣与梦想”，绝非信手拈来之词。历经中共中央决议判定文革是“十年浩劫”之后，宋彬彬与毛泽东的蒙太奇，四十一年后依然在该校被奉为“光荣”的象征，引起海内外很多人强烈反感。直到近年还将与文革毛泽东跟自己沾边奉为光荣，以此重新诠释“构建”历史，而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否定了文革，这特别发人深思。由此重提卞仲耘这桩众目睽睽下被害四十多年的“无头案”，荣辱之争不可避免。宋彬彬分享光荣不辞，分享耻辱就叫屈，是什么逻辑！
读到校友叶维丽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不经意中，１９岁的宋彬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和政治的十字架”，蓦然想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竟又被赋予新意——曾经的小姑娘们也可能一路任意打扮历史。
８，蒙难者卞仲耘是千千万万文革中被“群众专政”非刑毒打致死者之一。她是共产革命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因她曾是共产革命参加者，就认为她被共产党当政搞的文革“吃掉白吃，活该”，我不能同意。如同把刘少奇归入文革受难者一族一样，都应追究杀害他们的真凶，哪怕刘少奇的遗孀四十年后与毛家后人握手言欢。因为他们和一切人一样，生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和尊重。
９，校友们和知情者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有权据实为宋彬彬辩护，如同为一切人作辩护一样正常。为宋彬彬鸣冤的人，如果自我定位为宋彬彬的好友，仅为她一人鸣冤，竭尽心力不止，可以理解，正如美国人哈里斯所理解的“因为你们是她的朋友”。但是，如果你们还要以公义的名义言说，就不会不同时多少顾及同一个大故事里，失去生命的卞仲耘校长和在文革中蒙冤丧生的我校老师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以及被判二十年徒刑坐牢多年后出狱、至今精神失常的闻佳同学等人四十多年的沉冤。
１０，眼见几位校友为宋彬彬辩护鸣冤，说“宋彬彬是冤枉的”，同时又说“责任也不能都推给毛泽东”。不错，直接动手打人的学生，要负应负的责任，哪怕几十分之一。以我现场所见，直接动过手的，不超过一百人。四十四年了，我们都已是花甲之人，应该回忆真相，对历史有个交代。但有为宋鸣冤者却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这就不大正常。除了毛泽东，谁应该为宋彬彬的“冤情”负责？找到“冤头”“债主”有助于宋彬彬“解套”，为什么为宋鸣冤者对“冤头”“债主”缺少追究的意向、坚持和义愤？莫非这几位本意只在为宋鸣冤、洗净她，曾经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一群人也都随之金蝉脱壳，让当年全校师生有罪同当，再对毛泽东适当“宽大”，于是“摆平”一切？
１１，毋庸置疑，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师大女附中所有学生都会照常坐在教室上课，卞仲耘会在她的校长室办公。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和宋彬彬不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话，不会被摄入同一张照片。北京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纪念册上，不会有这张你说“让宋彬彬背了四十年黑锅”，他说“让宋彬彬四十年依旧光荣”的照片引爆争论。
１２，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导致包括卞仲耘在内的两百万，也许高达三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每一个案，都有直接责任者，应该不懈追究。毛泽东是这场杀戮的元凶和真凶，应首先追究。
１３，文革是共产极权常态的聚焦，而不是变态的偶然。追究卞仲耘之死案真凶，不能不从毛泽东开始。宋彬彬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城楼沾上毛泽东的边，成为在全中国呼唤“要武”的符号，导致千万人命丧黄泉。如果宋彬彬因此蒙受了什么“冤屈”，理应先诉毛泽东，切断与毛泽东绑缚在一起的“光荣”纽带，参与将毛泽东请下天安门、请出纪念堂的义举，宋彬彬才有望走出那张据说曾“让她背黑锅”，也曾“让她无尚荣光”的著名照片带给她的一切阴影。
八，几句自白
面对互联网上公布的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卞仲耘校长蒙难日当时全体在校学生名单，我提笔写出如上文字。文中提到我曾经是被批斗的“黑五类”，但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格仅仅扮演一个控诉者。
１９９４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注定成为被打的？”
我凭良心如实回答：“我被打，不是在打人与不打人之间自觉选择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
谁把我们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文革“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案里？
２００１年夏天，在美国纽约“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我以《文革与人生》为题作短讲，结尾说：“从那时（１９６６年“红八月”）直到后来的岁月，我们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时代人的人心灵与生命中，发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我们有责任如实回忆，翔实记录、诚实忏悔。”
〔本文摘要发表在《开放》杂志２０１０年八月号（见本刊第５９６期，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４日）〕
□ 原载《华夏文摘》第一七四八期（cm０９２４d），２０２４年０９月２６－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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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笔】
“梁效”顾问冯友兰（选载之十一）
·郭罗基·
（上接zk２４０９d）
◇ 毛说“不要搞四人帮”
５月３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自去年７月１７日会议后，阔别１０个月了。这是他去南方养病之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抱病出席。会前，毛同来人一一握手。
和陈永贵握手时说：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江青住在钓鱼台１７号楼，那里是她的地盘。毛要陈永贵、吴桂贤他们退出。
毛和谢静宜握手时，有一段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２５〕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做了一个卷铺盖的手势）
谢静宜不过是毛的机要员，竟能当“大官”、列席政治局会议，何也？
会上，大家都听毛一个人讲话。他从反经验主义讲起：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他记错了，不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邓小平提了不同意见，他才“看出来”）我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毛泽东是很难认错的，为了扭转反经验主义，他居然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接着又批评别人：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指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说起教条主义之害，他还讲了一点亲身经历：
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可以吃啦。
大家笑过，又听他谈严肃的问题：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２６〕
他又说：
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这时，江青想卖弄一点知识，问：“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嗯。”又问，“那是谁？”
张玉凤答：“江青同志。”
毛的白内障很严重，近距离都看不清人了。但自己老婆的声音听不出来吗？奇怪！想必是久不见面，有点陌生了。但江青在公众场合却常常高喊：“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提到江青，毛就说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他以前在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上海帮”，这个会上改称“四人帮”。你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照样搞”，怎么办？毛又把话说回来了：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２７〕
后年解决不了呢？那就不要解决了。毛在打击周恩来之后，又批评“四人帮”。但并不是要“解决”“四人帮”，而是左右开弓，两面敲打，以便居高临下，驾驭两派。俄国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评说：“毛是个政治谋略的大师，他有意在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之间搞平衡，迫使他们只听从他一个人的调遣。”〔２８〕他让邓小平兼总参谋长的同时，还让张春桥兼总政治部主任，也是为了平衡。批评是一回事，还有扶持。吴德的回忆录中说：“１９７３年８月召开了党的十大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里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２９〕真要“解决”还不是很容易！毛泽东和后来的毛二世邓小平，批评左倾和极左，总是一边批评、一边保护；反起右来，却是冷酷无情，一个巴掌打下去，人仰马翻。历来如此！但毛没有料到，他留下的“四人帮”概念，成了华国锋手中的武器。没到后年，“四人帮”问题果真“解决”了。
毛讲话后，应由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落实，王拖延不办。三个星期之后，５月２７日，经毛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到６月３日，会议开了３次。在会上，王洪文检讨了几句，江青未认错。会议决定，要向主席做报告。６月１４日，王洪文给毛主席的信中说：
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４月２７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问题、“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３０〕
６月２８日，江青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包括批评周恩来时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她承认确有“四人帮”：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３１〕
江青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嚣张气焰遭到了打击。
王洪文在十大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是把他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但一年多来深感失望。６月下旬，他被派到浙江、上海去“帮助工作”。邓小平本来主持国务院工作，自７月以后，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也由他主持。
１９７５年夏，“四人帮”处于颓势，连他们的同伙康生也反戈一击了。气息奄奄的康生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病榻前，对她们说：“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他还提供了证人，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３２〕毛似乎并不采信，在接着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依然重用江青和张春桥。粉碎“四人帮”以后，江青和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查无实据。康生是中共党内整人、害人的恶魔，虽然老奸巨猾，终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１９８０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康生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中共中央宣布将康生永远开除出党。他的骨灰被撤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排除了“四人帮”的阻力，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大见成效。他又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将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讲的三句话——“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归纳成“三项指示为纲”，重点当然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有关部门拟了三个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２０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
１９７５年的中国，大有起色。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８·７％，其中工业增长１５·５％，农业增长３·１％。〔３３〕另有一组统计数字：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５·１％，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４·６％〔３４〕中国的统计数字都是“参考消息”，以上两种统计，不知何者为确。也许两者数字都不确，但工农业生产有所增长是确实的。
◇ 江青后院起火
江青向来视文艺界为自己的领地，旁人不得染指。
群众对文艺问题的种种不满，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１９７５年７月初，毛与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不活跃。”毛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３５〕
７月１４日，毛又找江青谈话，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３６〕
１９７５年７月以后，文艺界人士纷纷上书毛主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其中，长春电影制品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的事件，尤为突出。
《创业》是有关石油工人的奋斗故事。春节上映后，受到观众的好评。２月１０日，江青要秘书给姚文元打电话，说“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建议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她还建议“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文化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了１０条罪状，打入冷宫。〔３７〕４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文化部把主管文教的吉林省委常委蒋天录和《创业》剧组叫到北京，责令省委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做检查。编剧张天民想不通，给毛写了信。〔３８〕７月２５日，毛听了张玉凤念过张天民的信件后，非常生气。他说了“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江青反调整，当然要生气，立即写了几句严厉的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３９〕
这个批示有利于纠正文革流行病，对“四人帮”、尤其对江青是一大挫折。备受压抑的文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
江青的火气大了。１９７５年９月，她在大寨对吉林省委书记阮泊生说：“此片无大错，还是有错嘛。有人攻击文化部，我给顶着。”她还要阮打电话给省委第一书记王淮湘，让王和《创业》的导演、编剧、摄影、主要演员来大寨。９月１６日，江青当众训斥张天民：
张天民你多大了？（张答：我４６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个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
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江青一会儿自称“老娘”，一会儿自称“老子”。她气糊涂了，连自己是男是女都搞不清了。江青还撒野骂娘：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给停演？这告的是刁状。〔４０〕
你没有看过，怎么要秘书给姚文元打电话断定《人民日报》在“吹捧”《创业》？这比看过以后发话更蛮横。
◇ “梁效”像断了线的风筝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前后江青“组阁”失败；３月反经验主义，因邓小平的建言，４月被毛泽东扭转；５月，毛说不要搞“四人帮”；５月至６月，政治局开会，批“四人帮”；７月，毛关于《创业》的批示，激起文艺界对“旗手”的反抗。受到连续打击的“四人帮”，沉潜了一个时期。１９７６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迟、谢常常说“去年７、８、９三个月，谣言四起”。所谓的“谣言四起”就是政治局开会批评“四人帮”以后扩散出去的民间议论。范达人说：“这些情况，作为‘梁效’写作组长的我，当时一无所知。”迟群、谢静宜只传达对他们有利的指示，他们竟敢一手遮天。
毛对反经验主义的批评，北大、清华和“梁效”都没有传达。北大党委曾要哲学系办反经验主义的学习班，连毛主席语录也编印好了。毛发话后，党委书记王连龙改口说：“我不是要你们马上办，而是要你们做准备。”他们既不传达也不认错，而且一直在“做准备”。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８日，迟群与北大文科部分教师座谈。有人提意见：“中央有什么指示应及时传达，例如，听说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提法有错误，我们就不知道。”迟群马上顶住：“经验主义还是要反的！”所以，反经验主义的打算，他们并没有放弃。
《创业》的故事发生在大庆油田。毛的批示，使油田的职工欢欣鼓舞。在“四人帮”控制的“梁效”和两校（北大、清华）是严密封锁的。北大教师得知此批示，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庆那里传来的。范达人说：“四届人大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我可以告诉你，迟群在发疯。
谢静宜在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又在四届人大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迟群在四届人大之前是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议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乔冠华任副总理，迟群任教育部长。〔４１〕迟群志在必得，以为教育部长的职务非他莫属。周恩来在组阁期间与邓小平、李先念商量，文化、体育两个部门可以让，教育部门不能让，于是提名周荣鑫为教育部长。迟群不服气，大叫大嚷：“老子辛辛苦苦苦干了这么多年，落了这个下场！”“难的地方都叫我去。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他和谢静宜吵架，说“一个臭机要员有什么了不起”“当了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当个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半夜三更跑去踢谢静宜的房门。谢静宜曾跪在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求饶。迟群除了骂人，就是摔东西，把公家的几套茶具摔掉，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打碎。大白天躺在房间里睡觉，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做工作。晚上，他经常大剂量地服安眠药，一次五六片。由于吃过安眠药后在床上抽烟，烧毁了学校的两床被褥。他觉得在房间里“憋气”，吃了安眠药到院子里转悠，倒在地上，摔裂了肋骨，送到医院。有一次撞在走廊的柱子上，碰破了头，医生给缝了好几针。还有一次，夜里１２点，他吃了安眠药以后，独自一人到校外转悠。保卫部门出动了清华、北大的２０多人，出去寻找，１点多钟才在清华通往北大的马路上找到他。〔４２〕总之，迟群为名利而癫狂，丑态百出。
范达人说：“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尽管毛主席四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们传达，但是，我们仍感到气氛的变化。‘梁效’从四月份起开始萧条，大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有点无所事事。”李家宽打发他们到北京市东城区一家乳胶厂进行劳动。“之后，便进入７、８月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因为，以往迟群、谢静宜不时地到‘梁效’来，常带些上边的精神来，而现在，他们很少来，几乎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们没有上边的精神，岂不就像断线的风筝。”〔４３〕比喻很生动。萧条的“梁效”，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半空中飘荡。
注释
〔２５〕１９７５年９月在钓鱼台，江青对谢静宜说：“做了大官了，不大见了。”谢说：“我才不愿意做大官呢。”江说：“真不愿意做大官？说的是真心话？”谢扭扭捏捏地说：“是真心话。”（北京大学运动办公室材料之六《江青反党言论摘编》，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２日。）连江青都怀疑她“不想当大官”“不愿意做大官”是不是真心话。
〔２６〕毛针对“四人帮”讲的“三要三不要”，与警告林彪的说法相同，又说“和庐山会议不同”。吴德说，毛主席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我不懂这个意思。毛时代高层的人都是谨小慎微的，生怕毛的话里有陷阱。吴德问张玉凤，张告诉他：４月２７日政治局会议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她报告主席，说会上叶（剑英）、吴（德）等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出来了，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吴德听了，说：“我才恍然大悟。”（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１６６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７〕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３０页。这个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及《毛泽东文集》均不见。张迪杰主编的《毛泽东全集》第５２卷有这个谈话，题为《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１—７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８〕〔俄〕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下），８３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这部书是海外学者所撰写的毛泽东传记中比较优秀的一部。
〔２９〕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１１０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０〕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３７—１７３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１〕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３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又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２３２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２〕叶永烈：《末代女皇江青》，５１０页，台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叶永烈：《张春桥传》，２８１页，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又见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３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１２５８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３３〕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５３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４〕《中国共产党执政４０年》（增订本），３９４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５〕《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６４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２卷２１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４２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２卷，２３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７〕叶永烈：《末代女皇江青》，４９９页，台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３。
〔３８〕《吉林省常委揭发江青扼杀＜创业＞和去年在大寨的反党言论》，１９７６年１１月。
〔３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４５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毛泽东文集》，第８卷，４４４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５２卷，２８页，香港，润东出版社，２０１３。
〔４０〕叶永烈：《末代女皇江青》，５００页，台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３。
〔４１〕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２２５页，北京，当代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２〕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３〕以上范达人所说，见《“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９０￣９６页，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９。
第十章 “梁效”的疯狂
毛泽东病魔缠身之际，发动了最后一场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批林批孔”转向“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进一步护卫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步骤。
“四人帮”将“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点名批邓”，从清华、北大的“点名批邓”推向北京的“点名批邓”，从北京的“点名批邓”推向全国的“点名批邓”；最终打倒邓小平。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点名批邓”时期，是“梁效”的巅峰，也是灭亡前的疯狂。
◇ 形势逆转
人们没有料到，１９７５年的大好形势倏忽逆转。转向的由头是毛泽东批示了清华大学的一封来信。
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打破了文艺界的沉闷局面，于是人们一时纷纷上书。但问题只有捅到毛主席那里才能解决，难就难在信件怎样才能送到毛主席手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１〕、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刘为老干部，后三人为军宣队、工宣队成员）也写了一封联名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告迟群专横跋扈，作风恶劣。
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军宣队负责人）、柳一安（工宣队负责人）对党委书记迟群进行劝说无效，他们就想请求上级领导来解决问题。找谁？找北京市委，吴德有没有这个胆量来解决迟、谢的问题？恐怕没有。找中央，哪个部门？教育部不是党的机构，无权处理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找中央办公厅，迟群正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来的，受到信用。想来想去，清华不是“毛主席抓的点”吗？只有写信给毛主席了。１９７５年８月，他们三位副书记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军宣队成员），经秘密磋商，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反映迟群的问题，请求中央派人来解决。他们所罗列的迟群的问题是：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二，毫无党的观念。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五，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写了信，如何送到毛主席那里，又是难题。刘冰找了在团中央工作时的领导胡耀邦，胡支持他们的行动，指点他们多写事实，尽量将虚词去掉。胡介绍刘去找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再经邓转毛。此信同时抄送北京市委。信发出了将近两个月，没有动静。１０月，他们又写了一封，对８月的信做了补充和报告后续情况，经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交胡乔木，转邓小平，送毛主席。同样也抄送北京市委。〔２〕这一次动静就大了。毛居然做了这样一番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３〕
《毛泽东传》下册１７５４页，有毛批示的另一个版本：
１０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４〕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８月和１０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
刘冰等人的信件告的就是迟群、谢静宜，毛却要他们二人参与对信件的处理，由被告发人来处理告发人。
这一篇话，既无事实根据，又无逻辑联系。就凭这一派胡言，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虽然“四人帮”利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风作浪，但这一运动的发动完全出于毛泽东的本意。起初的一些会议，毛泽东还向毛远新交代，不要让江青知道。
毛的批示，除了第一句叙事外，下面的论断性语言，每句话都是错的。刘冰等人虽然告迟群，但，是请求上级来处理，不是要“打倒”；如果要“打倒”，那是上级的事情。第一封信对“小谢”还有拉拢的意思，更谈不上“打倒”。“信的动机不纯”从何证明？至于说矛头对着毛，完全是强加于人。给我写信，就是矛头对着我，什么逻辑？以后谁还敢给你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水平不高，但根本没有涉及“两条路线斗争”，怎么成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已是昏庸不堪，但从他采取的动作来看，却是精心设计的。毛搞政治惯于运用战争的战略策略。先是确定要打这一仗，然后寻找战机。
１９５７年，从整风转为反右，５月中，他就把右派分子帽子拿在手里；国务院副秘书长卢郁文（民主党派人士）收到一封匿名信，战机来了；他小题大做，把它说成“阶级斗争的信号”；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下达总攻令，把右派分子帽子派发出去。这一次，他先是确定要发动又一次两条路线斗争，来维护文化大革命，然后抓住刘冰等人１０月的来信作为战机。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是８月发出的，那时毛还没有决定要打这一仗；而决定了打这一仗，目标是邓小平，所以要把战火引到邓小平身上；转信成了把柄。他忘了，７月张天民的信也是经邓小平转的，还有《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钱江的信，冼星海夫人钱韵玲要求举办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聂耳音乐会的信，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书信和著作的信等，都是经邓小平转的。那一次次的转信，他没有提出责问。“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指向毛本人，你不想一想：“给我写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邓小平转信时未置一词，从何证明“小平偏袒刘冰”？
◇ 毛远新这个小人物起了大作用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成效是赞赏的，但全面整顿实际上是纠文革之偏，所以他同时又担心邓小平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想到这里，说翻脸就翻脸。
毛远新利用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把他推向穷途末路。
毛远新为毛泽东之弟毛泽民之子。文革中，他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造反派，３０多岁就当上了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因父亲１９４３年在新疆被杀害，１９７５年９月，他随中央代表团参加庆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２０周年的活动。１０月返回，路经北京时被毛泽东留在身边，成为足不出户的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从小在江青身边长大。他们在政治倾向、思想观点上是一致的。毛泽东晚年不愿见江青，而毛远新则常侍左右，向毛泽东耳边吹风。因而毛远新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而且，自从来了毛远新，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见不到毛泽东了，连王海容、唐闻生也被冷落了。〔５〕
自从毛远新当上了“联络员”，每次政治局会议的开场就由他传达“毛主席指示”，而政治局会议的收场，也由他向毛主席汇报。他扬言：“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６〕
姚文元在受审讯时交代：
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７〕
毛远新讲到文化大革命，最能打动毛泽东的心：
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他认为：这股风似乎比７２年批极左还凶些。〔８〕
他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９〕
８月，毛泽东收到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时，他对秘书说：“先放着。”９月，他还批评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是“放屁”，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毛远新的耳边风吹了一个多月。１０月，毛泽东收到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时，是在毛远新进谗言之后。第一封信只是告迟群，第二封信涉及毛的宠信谢静宜。他又让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看了一遍，问了毛远新有关迟、谢的情况。毛远新和迟、谢早就有勾结，他们共同炮制、推广了朝阳农学院的所谓“教育革命经验”。他提供的是迟、谢的什么情况，可想而知。毛泽东说：“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他还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１０〕毛认为刘冰等人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对文革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就顺着他的思路说了：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１１〕
毛泽东要初出茅庐的毛远新去教训邓小平，邓小平不买账，顶了起来。毛远新按毛泽东的指示，“开门见山”提出１１个问题，批评邓小平。邓说：“照你这么说，我是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啰！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不好说。从９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一想嘛。”〔１２〕事后毛远新向上海的“四人帮”帮派体系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描述时，他站起来，左手叉腰，右手指着邓小平说：“不错，你搞的就是修正主义！”〔１３〕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有理，顶了他，这就叫帮助。”这时，毛泽东已经自我封闭，他所接触的人只有毛远新一个，只知道这一个人“有理”，别人是否还有别人的理？他根本不知道。
◇ 邓小平自称“桃花源中人”
毛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因此提出由邓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统一思想。决议产生之前，结论已经有了。毛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条：“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是典型的中国庸人的思维方法，在需要量化的地方，只有模糊概念；在无法量化的地方，却来“三七开”。三与七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打倒一切”的“一切”，“全面内战”的“全面”，都不是局部性的错误，为什么只占三成？况且文革的错误远不止这两条。而承认两条错误，也是遮遮掩掩的。毛说了两条错误，接着说：“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１４〕承认两条错误，连标点，总共１４个字；为两条错误辩护倒有１０５个字。
毛内心深知文化大革命搞糟了。毛对毛远新、张玉凤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１５〕正因如此，他要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作最后一搏，以为在他生前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就永世不得翻案了。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来得快，不出一个月就翻天覆地了。对历史问题做决议，这是斯大林的遗风，他甚至对学术问题以至于一本教科书都要做决议。历史问题、学术问题，都是研究的对象，追求真理，常议常新。运用政治权力做决议，以堵悠悠之口，只能收一时之效。斯大林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做的多少决议，到了５０年代还不是全都烟消云散了！即使按照毛的意图做个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能管多久？毛泽东的文革思维已经钻进了牛角尖，没有一点智慧。
不料，邓小平不识抬举，拒绝接受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的要求。他的女儿邓榕在书中写道：
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他不愿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１６〕
邓小平曾推给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起草决议，纪也不干。后来纪在接受采访中谈道：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９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１７〕
邓违拗了毛的意志，但没有抛弃毛的思维方式。他不愿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６年以后，却主持写了一个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这个决议一出，文革就不容讨论、不能研究了。邓和毛一样，都是以决议作为统一思想的缄口之术。他们可以算是大人物了，但有一个小问题却不懂得：思想深藏在人们的脑壳里，统一与不统一如何验证？因而，思想是不可用权力来统一的，只能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通过交换达成多数人的共识；也不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达成共识，只能在思想不一致的前提下，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
注释
〔１〕刘冰（１９２１—２０１７年），原名姚发光，河南伊川人。１９３８年参加抗日战争，曾为中共县委书记。１９４９年后，从事青年团工作，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１９５６年，调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１９７５年，因向毛泽东写信揭发迟群，引发“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运动中遭批斗、撤职、下放劳动。１９７８年平反后任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１９７９年任甘肃省副省长；１９８１年任甘肃省委副书记；１９８６年任甘肃省人大主任。１９８８年任七届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２〕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又见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４８６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非也。“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是１９６８年７月，没有“小谢”；“小谢”进清华是１９６９年３月，没有“三万工人”。而且当时军宣队带队的是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杨德中，也不是“小谢”。毛只记得他的身边人。
〔５〕毛说过：“这两个小耗子，看见我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别的船上去了。”（《“文革”时期外交部的“小姐”和“老爷”》，指他们要跑到邓小平的“船上”去。）
〔６〕高新：《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自由亚洲电台，２０１８－０５－２８。
〔７〕史云编著：《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３９５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２０１２。
〔８〕毛远新笔记，１９７５年９—１１月。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５３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４１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此书出版后广受质疑。但毛远新所说，可与其他言论互相印证，不失为可信。
〔１０〕徐景贤：《十年一梦》，３７７页，台北，时代国际出版社，２００５。徐说，此话是他在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闲谈时听到的。
〔１１〕毛远新笔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５５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２〕《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６１９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１２６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３〕徐景贤：《十年一梦》，３７５页，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１４〕《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３册，４８８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５〕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４日，张玉凤在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１４年后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
〔１６〕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４２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７〕纪登奎谈话记录，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册，１７５７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未完待续）
□ 来源：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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